慈溪市图书馆

作为民国时期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虞洽卿注定要在其一生的人际交往中与各种政要、名流发生联系，既有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袁世凯、段祺瑞等一国之主，也有孙中山、蒋介石这样政坛的高端领袖。此外，黑白两道中的人均可在他的联系谱中找到蛛丝马迹。每个人就是一个故事，而每个故事则可以让人了解一段尘封的历史。这就是史学界常说的一句话：历史因人物而变得精彩。
  纵观虞洽卿的性格特点，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和形容，但有一条基本不变的原则，那就是他在待人接物上总是与人为善，在事件处理上以国为重。不论是高端人物还是普通民众，对虞洽卿的评价都极为一致，这也反映出他处世为人的热情和老到，当然也有例外。
  在上海滩的60年间，虞治卿曾与两人交恶，一个是直系军阀孙传芳。另一个是汉奸傅筱庵，为与他争夺上海总商会之职，傅筱庵不惜暗中作弊，直到公开反目。这两人的结局不太好，一个于1935年被仇家之女刺杀，一个被抗日锄奸团劈杀于家中。
  本篇所选取的人物与资料，在以前的文史资料中大多未曾出现，即便有所提及，也都是一笔带过，而在这里作了比较详尽的交代。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对于某一人物的来龙去脉有清晰的概念。
  一 时代更替时的人物背景
  虞洽卿，1867年（清同治六年）6月19日生于浙江省慈溪龙山山下村。原名和德，字洽卿。1881年，虞洽卿14岁时，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不久他由学徒升为跑街，负责联系业务。之后，他出银二百两加入瑞康行，成了股东。
  为了更好地跟外国人打交道，他进了一家私人办的补习夜校学习英语。他注意阅览《申报》、《新闻报》等报刊。一次，德国洋行急于脱手一大批颜料，一些商行怕颜料质量有问题，而虞洽卿通过看报知道德国人急于将货出手是因为欧洲正在打仗，德国人要马上回国。于是虞洽卿将颜料全部买下，瑞康行因而发了大财。仅此一事，就可以看到他的敏感性和经商才能。
  1896年，虞洽卿花了四百多两银子，向清政府捐得候补道台官衔。这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虽然花了他四百多两白银，但他觉得物有所值。除了利益输送之外，这份投资也让虞洽卿有了政治上的荣誉身份。
  1892年，虞洽卿任鲁麟洋行买办，1902年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次年又改任荷兰银行上海分行买办。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英、法、日等组成了八国联军侵犯中国，攻入北京城，签订了《辛丑条约》，1901年签约庚子赔款条约，赔款总额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清政府急于支付各国赔款，不得已向各国组成的银行团借款。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都参加了筹款银行团，虞洽卿有机会参与借款的工作，使他与清王朝的皇亲大臣有了攀附交结的机会，他屡次进言建议，受到清政府的重视。
  1905年的中国，是近代史上最激进的年份。清政府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推出了政治、社会和财经等多项变革，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早已远远超出百日维新。
  清政府在财经上的除旧立新显得最为大胆，这一点很少被后人观察到。因为不涉及政体，所以，晚年的慈禧对财经变革的奏折几乎是“从善如流”。然而，由于缺乏整体性的规划以及国家主义的模式，晚清的经济变革宛如一个怪胎。
  清政府在经济领域接二连三地释放出来的变革决心和措施，曾经让帝国气象为之一新。1905～1908年，全国新设厂家201家，投资合计达4581万元。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的20多倍，是甲午战争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与2.9倍。
  跟经济变革上的大刀阔斧相比，清政府在社会变革上的力度明显不足，而在政治变革上则是迟疑摇摆。
  1905年12月初，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闹会审公堂案。
  当时，一名广东籍的官太太黎黄氏因丈夫亡故，带着15名婢女由川返粤，路过上海时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以贩卖人口罪名拘捕。租界会审公廨审理此案时，中英两国会审官对女犯应当关押在何处又发生了争议，英方会审官与中方会审官两相争执，并引发了血案。英租界的华人商号纷纷罢市抗议，而洋巡捕也不甘示弱，竟一律罢岗，使原本秩序井然的租界顿时陷入混乱。
  英国人在中国势大而傲慢，清政府却胆小怕事，懦弱无能，不敢正面应对，便委请商人出面协调。那些被派去交涉的华商大佬们一一出场，却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这时候，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上海商人虞洽卿出手了，他扮演的是一个调停者的角色。
  与同时代的上海商人相比，虞洽卿当时的产业并不是做得最大的，不过，他却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他游走在洋人、劳工、资本家、政治家以及帮派之间，是最有斡旋能力的中国商人。虞洽卿很快摆平了这场棘手的风波，从而让他在上海滩初露头角。
  虞洽卿的方法是在洋人和民众间做“危险的游戏”。一方面，他以买办的身份跟英人斡旋沟通，另一方面则又找来“短档朋友”（底层群众），请他们在自己的公寓里聚会暗谋，他鼓动说：“华官尚复侮辱，若不力争，商民之受辱必日甚一日。”在他的策划下，租界内各个阶层的华人宣布实行无限期的总罢工。当事态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他转而找到德、俄、法、日、荷等国的驻沪领事馆，恳请他们出面协调平息此事。靠着这番纵横捭阖，英租界当局终于退让。
  过去数十年间，华夷相争几乎都以中方的隐忍和妥协收场，屈辱避让已成惯性，此案得以完胜收场，当然让朝廷和所有华人大呼痛快，虞洽卿也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会审案”后，虞洽卿写信给租界的工部局，提议增设华商董事。此事几经周折，1906年2月，虞洽卿等七人终于成为了首届华商董事。
  虞洽卿自此以“一品百姓”自居，在乱世之中，他始终艰难地坚持商者的独立人格。他见朝廷官员时必穿西装，见洋人时则一身对襟大衫，见商贾同仁和帮会兄弟时，则西装、长衫或道台顶戴按需轮换，从容行走各阶层之中，宛若一名大侠。
  先来说说虞洽卿与袁世凯那段戏剧性关系。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不过数月，一代枭雄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并逐步借民主共和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虞洽卿对袁世凯的态度在五年时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支持到反感直到憎恶，从中可以看到他思想变化的过程。
  刚开始虞洽卿在上海报刊上还发表文章支持袁世凯，称他是“世界上第二个、中国第一个华盛顿”其态度不可谓不明确。
  二次革命爆发后的1913年，7月21日，身为上海商会的头面人物虞洽卿发电报给浙江都督朱瑞，要求他不要倒向反袁阵营。9月，上海反袁军已失败，做过绍兴都督的王金发等人策动浙江军队反袁，虞洽卿担心“浙东一动，浙西难保”，计划集资15000元，前去犒劳军队。国民党人对他恨之入骨，曾在他家安放炸弹以示警告，他则声明自己不过是商人，“只自经商，并无党见”。对于犒军一事“虽有其说，但无其事”。不过，当故乡浙江鄞县知县沈瓞民因独立反袁而被捕时，他还是义无反顾，出面营救。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虞洽卿在《申报》公开宣告：“国民之爱国，谁人不宜，谁时不宜，惟此时非急起救国不可”，“以中华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虞洽卿联合同乡商人宋汉章等，发起爱国储金活动，计划在6个月内储足5000万元，用来建造兵工厂，添募陆军，整顿海军，或者提倡实业。1915年9月9日全国储金团各省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0个省及华侨各，埠代表共69名。9月11日，会议正式开始，并选举虞洽卿为第一次储金代表联合会正会长、邹静齐为副会长。储金联合会做出储金全国一致进行的决定后，立即发出紧要通告，强烈呼吁“凡我国同胞速图兴起”以“极力进行”。9月22日，中华民国全国救国储金团联合会邀集报界记者召开茶话会，请各报对此事大力宣传。虞洽卿等人再次致电袁世凯总统，请求其“令饬内、财两部转咨各部暨各省将军、巡按使转饬各机关于月薪储金一事，各以国民资格切实进行。其已认者，速既照缴；其未办者，赶即举行，勿再视为缓图，以速成功而固国本”。
  袁世凯称赞此项运动：“毁家纾难，人有同心；国民进步，希望无穷。”并率先认储11万元。驻沪外交团也对储金运动交口称赞，“华人爱国热忱较前增进”并认为运动如能“始终坚持，一致进行”则“中国必有富强之一日”。1916，年1月14日《北京日报》披露说，袁世凯提议以救
  国储金作为平滇费用，将近1000万，的储金全部用于讨伐蔡锷的战争支出。当袁世凯将手伸向救国储金会时，虞洽卿主持下的储金会上海总事务所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从“二次革命”到袁氏称帝，不过两年多时间，十里洋场的巨商富贾们在虞洽卿的带动下，对袁世凯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转弯，这是袁氏完全没有意料到的。
  1913年3月，袁世凯密派杀手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4月，袁世凯又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借取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1916年袁世凯称帝，军费开支庞大，挪用了大量银行资本，造成储备金虚弱，恐慌的百姓去银行挤兑。袁世凯下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带有官方背景的银行停止兑现和停止存款付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总经理宋汉章和张嘉墩拒绝停兑，银行照常营业。于是，袁世凯下令逮捕二人。在此情形下，虞洽卿找到其他银行的老总作为原告，起诉宋汉章和张嘉璈。因为按租界规定，起诉期间宋汉章和张嘉璈不得离开租界，银行也不得关门。这是虞洽卿用来保护二人的特殊手段。1916年5月，已被迫取消洪宪帝制的袁世凯，见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积极从事反对其统治的革命活动，就授意军阀张宗昌买凶刺杀了在上海租界内从事反袁斗争甚为活跃的陈英士。虞洽卿得知陈英士不幸遇刺的消息后，义愤填膺，赞同陈果夫、蒋介石等密谋杀袁，以图复仇之事。只可惜他们还没来得及将复仇之事付诸实施，一月之后，袁世凯因为众叛亲离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绝望死去。
  自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割据一方，独裁专制，拥兵扩军，互相争战，严重损及国计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并纷纷寻求和平救世之方。自1920年前后开始，全国各地同时兴起了一系列维护和平、反对军阀战争的运动，废督裁兵运动便是其中的重要一招。作为商人团体中的一员，虞洽卿也为了维护和谋求商人的利益，积极介入了这一运动。
  另一位与虞洽卿关系密切的人物是段祺瑞。
  戊戌维新没能实现的大多数改革内容，后来是在袁世凯的手中实现的。袁世凯晚年短暂称帝而将其数十年维新变法、振兴中国的功绩一笔抹杀。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结束，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孙中山致电黎元洪，提出“规复约法、尊重国会”的主张。1916年6月29日，总统黎元洪申令恢复民国元年约法和恢复国会。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形成三大派系：直系冯国璋（部属曹锟、吴佩孚）、皖系段祺瑞、奉系（东北）张作霖。总统黎元洪因不属于北洋军阀集团，手中无兵，毫无实权。
  1917年5月23日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发生权力之争，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由伍廷芳代总理，张士钰代陆军总长，王士珍为京津警备总司令。段祺瑞当日逃到天津，却仍以总理名义通电各省，策动各省独立，武力胁迫黎元洪下台。1920年7月，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京津地区进行了一场战争。7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职，安福国会解散，段被逐出北京，避居于天津日本租界。
  然而，段祺瑞毕竟是袁世凯之后北洋军人集团的领袖，是四度出任国务总理的政界大佬，在清末担任过北洋各军校总校长和民国首任陆军总长，门生遍布南北军营。虽息影津门四载，整天吃斋念佛，一不间政，二不掌军，但仍被各方视为最具潜在影响力的人物。
  6月1日，黎元洪以总统令召张勋进京调停时局。张勋提出解散国会、让段祺瑞复职担任调停的角色，但遭黎元洪拒绝，并于13日发布解散国会的命令。张勋率兵进京，通电各省取消独立，并请冯国璋帮助疏通各省军阀支持李经羲组织内阁。27日，保皇派康有为携同沈曾植等人秘密潜入北京，30日与张勋潜入皇宫，将复辟计划告清室，扶皇帝溥仪复位，恢复君主专制，宣布1917年为宣统九年。同天，张勋逼迫黎元洪在“奏请归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字，黎元洪严词拒绝，逃入日本大使馆，电请副总统冯国璋在南京代理总统职务，重任段祺瑞为总理，率兵讨逆。冯国璋在接见英国领事时说“中国政体已走上了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段总理都是站在共和立场的”。
  7月3日段祺瑞复任总理，向全国发表反复辟通电，并组成“讨逆军”讨伐复辟的，张勋。其时，虞洽卿赠送段祺瑞50万银元，得到段祺瑞的赏识，。段祺瑞以段芝贵、曹锟分任东、西路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大举讨伐。7月11日夜，张勋逃往荷兰使馆，段祺瑞打败张勋，恢复了共和制。面对局势，段祺瑞决定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的军事行动，而代总统冯国璋反对战争，却提出了“和平统一”的主张。
  段祺瑞深知武力统一的主要障碍来自冯国璋，于是便指使王揖唐操纵国会选举，乘冯国璋代黎元洪总统任期已满，改选总统的机会，于1918年9月4日，在国会选举中将宁波人徐世昌选为总统。10月10日，段祺瑞和冯国璋为信守诺言，同时下野，退为幕后，但实权仍操纵在段祺瑞手中。
  段祺瑞政府不敢和日本人对敌，因此在山东沦陷后，与日本签订和约协议“二十一条”，规定日本不许再进犯别境，但在山东境内可保留驻军权和土地使用权。
  1919年的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于天安门前集会，然后列成长队上街游行。学生们主张“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反对执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他们高呼的口号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
  次日上午，北京组织成立学生联合会，宣布罢课。到5月19日，学生愈聚愈众，打出了抵制日货并与日本经济绝交的旗帜，声势蔓延至全国。
  北京政府虽不敢与日本为敌，但对于手无寸铁的学生却大动干戈。到6月上旬，已逮捕学生一千余名，伤亡者不计其数。6月5日，执政府再次严饬各地官府，禁止学生干政。
  虞洽卿此时从京紧急回沪。因为他接到了段祺瑞从天津发来的个人密电，大受鼓舞。段祺瑞最怕两个地方：一是北京，再是上海。北京的学生运动虽然有越闹越大之势，但毕竟有他亲自督阵平息。上海就不同了，那里洋人聚居，擅自动武必定遭各国列强的反对。因此段祺瑞视上海为心腹大患。不料虞洽卿不以为然，他立即回电段祺瑞，表示上海稳定可系在他一人身上。
  这样的电来电往，虽系公事，却加深了私交，虞、段居然成了好朋友，彼此间称兄道弟，密切之状，不言而喻。
  孰料五四之火烧到上海后立即升级，大有席卷一切之势。5月5日，不仅全上海各大、中学校的学生集体罢课，连工商界也参与进去了。当天上午，上海第一、二、三棉纺厂的工人率先罢工，南京路上的大小商号关门罢市，积极声援学生运动。5月9日虞洽卿和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副会长沈联芳等人，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致电北京执政府（佳电），并将电文在《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该电报不但对英、法、美三国在巴黎和会上不顾中国外交代表团和中国人民的一再反对强行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交给日本的行径漠然置之，天真地认为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政府直接进行外交磋商就可和平解决，而且用“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俾安大局而免鼓噪”的言论来消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爱国情绪。这种不当言论发表之后，使得舆论哗然，遭到了上海人民特别是上海大多数商界人士的同声批评和指责。
  虞洽卿的本意，认为此系外交事务，理应由政府出面交涉，而罢工罢市等运动，非但于事无补，反会添乱。不料此番苦心只是虞洽卿的一厢情愿，学工商各界并不领他的情。
  上海商会组织繁多，除总商会以外，势力最大的当属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此会由61个商业团体组成，联合会董多达百余人，名望上虽略逊于总商会，但在地位上可与总商会平起平坐。总商会发出电报的次日联合会就致函总商会，严词指责总商会致北京执政府的“佳电”。5月11日，公团联合会又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同时致电北京执政府，批驳上海总商会的主张，说其独断专行，违背民意，根本代表不了上海商界的意见。
  到5月12日，总商会已四面树敌。在复旦大学、南洋公学等30余所大中学校的联合呼号下，世界和平促进会、江北旅沪同乡维持会、江苏教育会、留日学生救国会、上海日报杂志联合会等团体纷纷出面，同声抗议总商会的“佳电”内容，要求正副会长辞职，并再次致电要求执政府取缔二十一条。
  5月13日，众组织推举商业公团联合会出面，协同总商会理事会，一定要查出“佳电”的指使者是谁。
  虞洽卿的奉命弹压表面看没获得成功，实际上却歪打正着。因为总商会一发出5月9日的那道电文，所有的学生、工人，特别是商界，全纠缠起总商会来，所以官府方面的压力很小，而且有朱葆三、沈联芳两个替罪羊顶着，人们反把段祺瑞忽略了。因此，上海的五四运动虽势头最猛，但由于扑错了目标，成效却不理想。
  五四风潮过后，虞洽卿在给段祺瑞的信件中说：“敝人略设小谋，那帮学生便不辨东西。”这虽系私人信件，实为请功“奏折”。段祺瑞见上海告安，十分欢喜，立即回电说他颇为赏识虞洽卿的“声东击西”之计。回电赞许还不算完，段祺瑞还要以政府的名义表扬他。不久，北京政府电告天下，通令嘉奖虞洽卿。不久，段祺瑞又亲发一张委任状，任命虞洽卿为淞沪商埠会办之职。
  1925年，直奉战争爆发，时任大总统的曹锟急召吴佩孚火速入京。9月18日，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将所部编为20万兵力的“讨逆军”，随后亲率第一、第二军赴山海关前线御敌。直奉双方，共投入20万人上战场，一番番仰攻与俯冲之后，尸骸枕藉。然而，正在决战的紧要关头，“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于出征途中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将曹锟囚于中南海，武力解散了政府，并顺便把闲居13年的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撕毁了民国政府与清室达成的协定。
  据现在已经掌握的史料看，冯玉祥的这次叛变，得到了苏联人秘密提供的包括重火炮在内的大宗军火的支持，也得到了反直同盟各方的巨额经费，甚至连段祺瑞也曾为之提供了10万现大洋的资助。
  回师京城后，冯玉样将参与政变的军队改名国民军，自任总司令，推举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段祺瑞在天津寓所诵经礼佛之时，就已被政变军头们拥戴为未来中央政权的主持人。于是，段祺瑞得以重返京城。时为民国14年（1925年）11月22日。当时日本人在华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段祺瑞蛰伏多年，在这次政变后，忽又成收拾时局的惟一人物。政变诸人主动拥段，张作霖拥段，中立各省拥段，甚至失败而去的吴佩孚也有对段表示屈服。长江各省本为吴系，亦乱言尊段。照这情形看来，在当时实有非段出山不可之势。
  段祺瑞这次返京组织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既不能称“大总统”，也不便叫“大元帅”，章士钊为他想了一个“临时执政”名义，代行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权力。
  临时执政，即过渡政府时的国家元首兼内阁总理兼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段祺瑞由此登上了权力之巅。之后，他便与冯、张力邀孙文尽快北上“共商国是”，以解决曹吴政权倒台后的善后事宜。
  段祺瑞坐捡江山，组阁临时执政府。虞洽卿一听说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成立执政府，立即以个人并上海商界的名义，发了两封专电致贺。
  早在此前的1924年8月，上海总商会改选，虞洽卿当选为会长。此后，上海总商会积极致力于废督裁兵之事。11月17日，虞洽卿致电即将出任执政的段祺瑞，要求“确定裁兵废督办法，见诸实行”，就此结束混乱不堪的军阀政治。12月1日他又致电段祺瑞，条陈废督裁兵事宜，指出：“方今要务，莫大于废督裁兵，，早裁一日，即早脱一日人民于水火。”并提出建议四条，其中三条涉及废督裁兵：（一）对各省出缺之督军不予补设，使“数省之督，不折箠而自废，然后推行全国”，实施废督裁兵；（二）国家财政“破各省把持截留之积习”，“举全国之岁入，先以整理债务，次以支配政费，再次支配军费”，“并补助实业、安插裁兵、移民屯垦之用”；（三）“开拓交通”，以便实行“移民屯垦，裁兵实边”。2日又以上海总商会、县商会的名义致电段祺瑞，请将“上海护军使、镇守使两职即予裁撤”，今后上海勿再驻兵。同时，上海其他各团体亦向段祺瑞提出了这一要求，形成上海工商界的一致意见。
  与此同时，上海总商会还分别劝说军阀自行去职裁兵。如对于自行宣告辞职下野的冯玉祥，致电表示赞赏和祝贺，称赞冯之此举“开民国十余年来拨乱反正之局面，垂之史册”。还先后致电吴佩孚、张作霖等，劝说他们效仿冯玉祥亦自行辞去巡阅使之职，以为全国表率。
  1925年3月2日，针对江苏宣护使卢永祥所发表的“请撤销宣护及江苏军务善后督办等职，驻苏国军调赴徐州一带，饷由部给，不干省政”通电，上海总商会立即致电段祺瑞，“请速予核准施行”。第二天又发两电，一致卢永样，请其“将国军移防要塞，与苏军改编二事，先行切实筹备”。二致各省各团体，指出：“裁兵一举，尚多阻力，未许乐观，此事为国家存亡绝续所系，碍难缄默，应请速向本省军事长官及各省善后会议代表，喻以大义，晓以利害，查照卢公感电，迅予响应。”5日，再致电北京善后会议，请段祺瑞“准照卢使电陈，立予施行。可谓因势利导，锲而不舍。”1925年1月15日，段祺瑞政府应上海总商会之要求，发布三项决定：“淞沪护军使裁；兵工厂停办，招商承领；沪永远不得驻军及设任何军事机关。”并规定其中之兵工厂，先由上海总商会接收、保管。
  有了上述默契，1924年底，北京段祺瑞政府电聘虞洽卿为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到北京参加善后会议。虞洽卿顺利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副会长，5月20日升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其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可惜段祺瑞也是好景不长。日本趁北京执政府喘息未定之际，兴师进关，由大连兵分水陆两路，入侵山东，致使青岛、烟台等地相继不保。
  南北议和尚无定论，日本又大举进犯，各界抗议之声甚高。段祺瑞即已感到风云将至，赶忙电令各省督府选派代表进京。虞洽卿以江南制造局并上海财政总长的身份，被段亲点入选其中。
  3月，虞洽卿从上海起程，北上参加这次高级官员会晤。虞洽卿此番进京踌躇满志，打算好好和段祺瑞聊聊，同时看望病重的孙中山先生。而此时的段祺瑞正竭力邀请孙中山与前大总统黎元洪共同出席北京善后会议。
  据当年的上海《民国日报》载，新年伊始，段祺瑞便“迭次电邀”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同在京城，相距颇近，双方却要互发电报交流，可见关系之微妙。过了16天之后（1月17日），孙中山那边才发来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等执笔，脱稿后由孙亲自审阅、删改而成的复电：“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孙中山的答复，并非国民党人所称的是对善后会议的补充，而是彻底颠覆。按孙中山方案，善后会议不过成了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而已。
  数日后，孙中山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病榻上的孙中山向全党发布命令：凡擅自参加善后会议的本党代表，将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为“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之争，段祺瑞与孙中山公开反目。当初，为相见方便，段祺瑞把孙中山一行安排在与执政府一箭之遥的顾维钧家（仅隔一条马路）。然而，因“两会”之争，两位巨子近在咫尺，却没见面。
  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居然也在孙中山抵达前离开了北京，到不远不近的张家口躲着去了。一直到孙中山过世，冯玉祥也没有露面。这位自称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军头，竟主动放弃了与心仪领袖见面的机会，令人困惑。
  尽管孙中山与其党员抵制此会，2月1日，段祺瑞还是如期召开了善后会议，除直系与国民党人之外，全国各界风云人物百余人聚集京城，倾听段氏发表了《政治建设宣言》，并共同商讨拟定了军事、财政等善后条例。
  其时，孙中山已病入膏肓。3月12日，在北京溘然病逝。善后会议休会数天以志悼念。
  历时两个多月，至4月21日，善后会议终告结束。段祺瑞主持草拟了新宪法。在国民党的恶声责难中，段祺瑞从恢复国会到整顿政治，从遣散军队到改革税制，从增加教育经费到查禁鸦片，方方面面，干了一些实事。虞洽卿与段祺瑞的关系也在这风风雨雨中得以发展并巩固。
  【参考文献】
  1.金满楼.晚清原来是这样.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
  2.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著作者不详.救国储金联合会纪事.申报，1915-09-17.
  二 与中共早期领袖的关系
  近代中国革命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塑造史，虞洽卿在20世纪20年代与中共主要领导人交往的历史过程，是值得好好梳理和总结的，因为其中有着很多令人深思之处。
  中共从1921年成立到1925年8月期间，共召开五次代表大会，这其中1925年1月第四次大会选出的领导人是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和瞿秋白。1925年8月第五次大会选出的领导人是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李维汉和瞿秋白。在这两届领导共6人中，几乎都和虞洽卿有过交往与合作。虽也有矛盾冲突，但这几个人都对虞洽卿评价甚高。当然虞洽卿还和后来进入中共高层的周恩来、罗亦农、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康生、向警予、项英等相识并接触过。“四一二”之后，双方合作逐渐淡化。有人认为1925～1927年是双方合作的蜜月期，这段历史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在1927年以后的中共历史叙述中，虞洽卿成为“四一二”事件主要支持者。在“四一二”之前，虞洽卿却是中共眼中最左倾的大资产阶级领袖，也是中共最重要的政治合作伙伴之一。无论是五卅运动还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中共都与虞洽卿有过合作。那么，一贯被看作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虞洽卿，为何要介入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后来为何又脱离中共？这段合作的历史，对中共又有何影响呢？
  民国初期，大多数商人因经济目的而介入政治，他们希望社会文明发展、市面稳定繁荣，他们旨在保护其个体产权，获取更大经济利益，也许，虞洽卿的一切行为亦可从中找到答案。尤其是在五卅运动期间，中共在与上海总商会的合作过程中，对商人的力量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当时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成为了中共最重要的合作者。
  在五卅运动中，虞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积极进行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从1925年6月到次年6月底，募捐款总数达到大洋236万元、银43.3万两。这笔巨款，是罢工工人生活费的基本来源。向罢工工人发放救济款的工作是由总商会成员发起组织并担任主要领导的济安会负责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曾说，在五卅运动中，“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这是虞洽卿和上海总商会对五卅运动的巨大支援。在此过程中，虞洽卿与中共频繁接触为两年后与中共更广泛合作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失败后，虞洽卿卷入军阀斗争的旋涡。他支持段祺瑞北洋政府，被段祺瑞于1924年聘为全国商会副会长。1925年5月，日本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十多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上海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人运动和市民反对租界当局的斗争结合起来，举行反帝示威斗争。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示威，提出“抵制日货，，爱用国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英国巡捕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帝统一战线，发动“三罢”斗争。上海2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5万学生罢课，大多数商人罢市。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认为“抵制日货，爱用国货”是有利民族工业发展的爱国运动，于是他率领商会积极参加反帝斗争。20万工人罢工以后，最重要的是解决罢工工人和其家属100万人的生活问题。总工会李立三与总商会虞洽卿协商，提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相互支持，坚决进行反帝斗争”。虞洽卿以总商会名义公开登报，致电各大城市的商会、爱国人士、侨商侨胞，呼吁募捐支持上海反帝斗争。虞洽卿还领头捐出巨款，上海各界纷纷捐款，各地工商界人士、华侨以及国际工人组织的捐款源源而来。仅十多天，汇集到上海总商会的捐款达236万多元，有力地支持了五卅运动的深入开展。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全国形势为之大变。为了得到上海商人的支持，此前，广东国民政府曾邀请上海总商会派代表赴粤参观。对于此事，上海商界意见并不一致，但与蒋介石有良好关系的虞洽卿表示支持。最后以王晓籁与盛冠中（虞洽卿的女婿）为主要代表赴粤访问。盛冠中在粤期间的演说中甚至表示要农工商兵“四个大炮”一齐向帝国主义“发射”。23日晚，蒋介石在广州宴请王晓籁等人。现在虽不清楚他们之间有何具体商谈与约定，但王、盛等人对国共两党在南方的发展，以及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至少有了深切的体会。
  在“四一二”之前，多数地方的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的身份不作明显区分并交织在一起，尤其在上海。当时尽管国共两党在内部有分歧，但在虞洽卿看来，都属于与苏俄关系密切的新兴的政治阵营。北伐开始后，中共与虞洽卿的关系得到改善，尤其是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
  1926年8月，中共打算在沪西发动日本纱厂工人罢工。但罢工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参加罢工的工人们需要救济费，中共却拿不出钱。于是，上海区委决定派李立三以工会的名义去找虞洽卿，要他援助并且协助募捐。此时，虞洽卿表现得很积极，他首先让潘冬林参与罢工调解，并帮忙找律师处理受伤工人起诉的事宜。在潘冬林调解进展不利时，他还亲自出面。到9月初，中共对与虞建立合作已有信心，这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是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职工部主任汪寿华及组织部主任赵世炎等人。9月3日罗亦农在上海区委会议上，称要利用时机在上海提出“人民自治”的口号，，除了发动工人、学生之外，对获得资产阶级的支持抱有较大希望。此次会议遂决议建立广大的联合战线，表示要从虞洽卿一直到普通工人都应加强联合。汪寿华受组织指派，频繁出入于虞洽卿住宅。由汪的报告可知，北伐军的进展对虞洽卿刺激很大，响应北伐军，将孙传芳势力从上海、浙江驱逐出去是虞洽卿的愿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虞洽卿表示全力支持工会的罢工计划，承诺一旦罢工，他愿意向各方面募捐，并称已得到黄金荣的配合承诺。虞洽卿的表态让中共受到极大的鼓励，双方合作的议题也迅速由援助罢工发展到建立政府，9月7日的上海区委会议便专门讨论如何联合虞洽卿的政策。
  1926年9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成立“江苏特务委员会”，并派钮永建在上海设立办事机关。钮永建成为虞洽卿等人与南方北伐军势力沟通的主要渠道。但中共对虞洽卿与钮永建等人的联络表示不安，罗亦农即强调上海运动必须以虞洽卿为领袖，并要积极推动他行动。9月23日，陈独秀在一封给上海区委的信中，要求他们在孙传芳可能失败之际，加紧对江浙、安徽及虞洽卿方面开展活动，尽力将虞洽卿、包世杰等人都拉入到市民运动中来。
  罗亦农在10月15日的会议上针对虞洽卿的心态，曾指出：“现在上海是个投机社会，不仅虞洽卿，他们一方面不甘受帝国主义压迫，一方面无经验，始终观望投机。”这表明中共领导人非常清楚，像虞洽卿这类商人，不看到孙传芳败局已定，是不会“决定策略”的。
  然而，当时在中国的苏共代表在分析形势后却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1926年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拉菲斯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即认为孙传芳的“联邦”已经四分五裂，“更先进”的广州势力明显获得了“亲日的大资产阶级”的青睐，他们与“共产党人的社会力量”建立了“十分完备的组织”，等待着前线的彻底失败。这封信还特别提到“领导反孙传芳势力的是一位明显亲日派人士”，这无疑是指虞洽卿。
  对虞洽卿等人来说，上海暴动的真正目的是让孙传芳势力趋于瓦解。然而，到10月中旬，蒋介石的北伐军队在江西战场进展受阻，九江、南昌久攻不下。15日，夏超在杭州宣布脱离孙传芳，并将其保安队开向嘉兴，似有进逼上海之态势。16日，虞洽卿会见汪寿华时，表示愿意出来组织和平维持会，希望钮永建能够先行制造破坏工作。但虞洽卿不愿承担军事方面的工作，更不愿公开发表呼吁书。次日，虞洽卿与汪寿华等人在其住宅召开了一个“工商代表临时会”，商议以“上海市民和平维持会”名义组织政府。中共还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在此机构占主要地位，只要“暗中指导”这让虞洽卿感到踏实，比较满意。同时，虞洽卿还召集各商业行帮开会，商议组织上海市政委员会，似有趁机登台之想法。
  可是中共仍然希望在钮永建的配合下冒险发动第一次工人暴动。10月23日晚，在双方合作下，闸北与南市200多名工人分路冒险进攻警察局。但行动很快失败，队伍随即被打散或逃光，中共中央军委技术书记奚佐尧则被逮捕枪杀。在行动前夕，陈独秀与罗亦农等人专门就组织保安委员会一事与虞洽卿谈判，但遭到虞洽卿的拒绝。因为虞洽卿不想为这种莽撞的举动承担巨大的风险。
  中共在事后的报告中，指责虞洽卿等资产阶级分子“无力量，太投机”，称以其为暴动的中心及主体过于幼稚。1926年10月28日，共产国际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检讨第一次暴动的失败原因。陈独秀表示，“发动政变的思想最早产生于大资产阶级那里”，彭述之则认为，虞洽卿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流氓无产阶级，他强调，虽然不能指望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但也不能低估它的作用。在现实与环境左右下，中共仍然只能继续保持与虞洽卿等人的合作关系。
  1926年11月初，由于北伐军在江西战场折损过大，中共方面认为北伐军不可能迅速东下。同时，孙传芳军事势力也大受打击，对上海的控制便相应减弱。因此，中共认为第二次暴动时机又趋成熟。
  11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会议决定要以主动地位来“创造一个上海的巴黎公社”。不过，政府的组织形式仍趋向大资产阶级与各大团体推举代表成立委员会，由钮永建出来号召，政权则交给虞洽卿。当然，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对中共而言只是权宜之计，彭述之即明白表示，“这个政府也许不能长久，但我们也须做一下”。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到具有浓厚的过渡性意味。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陈独秀才说：“我们现在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建军事的，虞洽卿民众领袖。”后来此语却成为批判陈氏“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证据。
  此时陈独秀等中共领袖特别重视虞洽卿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他们认为虞洽卿所代表的上海大资产阶级与英美在华势力有密切联系。因此，以虞洽卿的旗号在上海起事，建立一个形式上的“商人政府”，不仅可以减弱外人的恐惧心理，甚至有可能得到其谅解与支持。从现实情形看，中共也希望通过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妥协，增加各国驻沪领事承认新政权的可能，同时可阻止山东张宗昌的军队南下。
  为应对复杂局面，中共特委会先后召开了31次会议，几乎每天都召开会议，有时一天开两次会，分析形势，研究问题，制定办法。其间，陈独秀亲自做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工作，倾听他对工人运动的意见，并请他代筹部分经费，救济罢工工人。负责总工会联络工作的李立三到北京筹款时，还请虞洽卿给慈溪同乡当时段祺瑞的财政总长李思浩写了一封介绍信。
  由此可见，中共当时对虞洽卿等人的主要的策略是尽可能不让虞与其他势力之间发生联络，并尽量争取商界的力量为我所用。11月12日，罗亦农甚至想以孙传芳扣押三北轮船公司的船只一事为材料，尽量鼓动虞洽卿出面为武装起义出力。
  12月18日，上海区委有关自治运动的报告中，对虞洽卿与中共合作前景持乐观态度，称“自治运动遂渐渐被资产阶级的领袖虞洽卿等所认识，而与我们有积极的联合活动”。维经斯基致莫斯科的信中，也大力推崇上海资产阶级的影响力，认为他们甚至能“迫使某一军事集团接受它的意志”。
  1927年2月初，上海的形势始有改观，由于北伐东路军在浙江步步推进，至该月中旬已接近杭州，国共两党的活动再度活跃。2月19日，在钮永建与总工会共同策划下，上海举行总同盟罢工。
  罢工第二天，中共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市民众公开发布“为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市民书”其中宣布要由上海市临时革命政府召集市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上海市，民政府。22日，上海区委即在全市范围内散发传单，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并在《国民日报》上刊登了委员名单：汪寿华、罗亦农、钮惕生、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章郁庵、王承伟、刘荣简、周孝公、张曙时。此份名单的公布，等于将虞洽卿与中共合作的事实公之于世。而此举事前也未征求虞洽卿的意见，颇有点促其就范的味道，这让本欲伺机而动的虞洽卿非常不快，其态度乃趋于消极，甚至表示要在报纸发告白，声明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以免惹祸上身。
  同日，中共决定以自己掌控的力量发动起义。也正是这次起义，使钮永建、虞洽卿等人与中共的行动同盟面临危机。是日下午，因中共干部章郁庵、张维桢、廖陈云（即陈云）等人被捕，赵世炎乃请上海总工会出面，请托虞洽卿出面让巡捕房放人。
  而在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发生之际，蒋介石与鲍罗廷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武汉内部充满了反蒋的声音。因此，二次工人武装起义流产后，中共即去找虞洽卿、钮永建等人作解释，以免影响双方合作关系。
  孙传芳失去浙江后，“五省联军”土崩瓦解，遂向奉系求助。2月23日，直鲁联军在张宗昌率领下开抵南京。24日，张属毕庶澄部进驻上海。中共一直隐忧的“奉军南下”成为事实，这让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景更趋复杂。
  在成立新政府问题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虞洽卿倾向于采取议会制办法，而中共则要求用苏维埃制度。然而，相对国民党吴稚晖等人提出的“以党治国”方案，中共还是更愿意接受虞洽卿的建议。
  当时，罗亦农等人希望虞洽卿能代为筹措行动经费，但虞以安全原因拒绝。3月2日罗亦农在上海区委会议上即明确表示，资产阶级仍然是上海的主要力量。，4日，汪寿华再找虞洽卿，谋求解决经费的办法，但虞却借口要汪先与钮永建商量。
  到3月19日，北伐东路军进占松江，奉军毕庶澄部败退。21日，东路军第一师薛岳部占领上海龙华。此时，租界当局则封锁边界，紧急布防，以免工人武装冲入。22日，北伐军完全占领上海。从目前有限的资料中，我们虽然无法知道虞洽卿在此期间究竟做了什么，不过，在后来上海区委关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总结提纲中曾提到“奔走的虞、邬”。“奔走”二字，可能是指虞洽卿与邬志豪在此过程中与租界当局及其他方面交涉，或代为筹款。也就在22日上海各主要商业团体联合组织了商业联合会，以应付时局，保证商业安全，。该会在24日推举虞洽卿、王一亭与吴蕴斋为主席。次日，虞洽卿即找总工会商量维持租界安全事宜，并致函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当局，表示已得军方及工方同意，愿意负责上海治安，保证不会有轨外行动。
  第三次工人起义旨在建立左派控制的上海市临时政府。
  1927年3月5日，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吴稚晖认为中共搞市民会议是造反之举，钮永建也指责中共在革命军即将抵沪之际发动暴动是没有目标。然而，为了避免一党垄断，他们仍介入了临时政府人员名单的商议。在此份名单上，虞洽卿名列其中，并准备让他出任“外交局长”。12日，虞洽卿以“临时座长”的身份主持上海临时市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建设民选市政府，打倒军阀土豪劣绅等纲领。
  19日，虞洽卿再次对汪寿华表示不愿意担任任何公开职务，“只做实际工作”，并声称已经向银行界筹款。同时，对反对国共合作之西山会议派，虞洽卿似乎警惕性又很高。档案显示，西山派的骨干人物张继曾经想游说虞洽卿另外组织一个排除共产党的政权，但被他拒绝了。之后，虞洽卿还向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通报了此事。1927年3月22日，在北伐军入沪的同时，中共主导的上海市民代表会第二次会议举行，选出临时市政府委员19人，名单包括白崇禧、钮永建、杨杏佛、罗亦农、汪寿华、虞洽卿、陈光甫、王晓籁、郑毓秀、林钧、谢福生、侯绍裘、王景云、王汉良、李泊之、何洛、丁晓先、陆文韶、顾顺章。对这个临时市政府，蒋介石反应激烈。早在3月3日，蒋就电令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进取上海，并要求其将“上海革命政府”等共产党控制的机关一律勒令取消。然而，白崇禧抵达上海后，并未立即执行，只是宣布自己不担任市政府委员。而此前，钮永建已经宣布不担任委员，虞洽卿当时也处在犹豫状态。25日的中共特委会议决定，若虞洽卿不愿就职，即取消其资格。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驻在枫林桥上海交涉公署。虞洽卿是最早去见蒋介石的上海地方人士之一。据事后虞洽卿的书面报告称，两人谈话的主题是外交与财政。外交方面，蒋介石大概希望虞洽卿能代为向上海外国使团及租界当局解释南京事件，并声明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蒋对虞洽卿出面组织商业联合会表示支持，也希望聘任数位外交与财政委员来协助解决面临的困难。次日，蒋介石又与虞洽卿继续商谈，主题仍不脱两事范围。因虞洽卿在这些方面皆富有经验，在上海商界又拥有较高地位，显然成为蒋介石的重要依托者。同时，虞洽卿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却变得愈来愈消极。
  其实，就在蒋介石进入上海的三天前，上海区委就推钮永建、白崇禧、杨杏佛、王晓籁、汪寿华五人为上海市临时政府常委。25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任命。武汉方面急急忙忙批准新政府成立，其动机与迁都武汉一样，是想抢在蒋介石之前，造成一个既成事实，把他的去路堵上，逼他就范。至于这个政府是工人当家，还是商人当家，都不要紧，只要它拥护武汉政府脱离南昌政府就行。当天下午，还召开了有20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会场上，大人们挥舞旗帜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小孩子们则蹦蹦跳跳，跟在大人的后面唱：大饼油条！大饼油条！脆麻花！脆麻花！两只铜板一枚！两只铜板一枚！呱呱叫！呱呱叫！
  眼看起义胜利了，新的市政府诞生了，北伐军也来了，可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却朝着与陈独秀预期的相反方向发展。虽然共产党人早已怀着戒备心和警惕的眼光注视着统率北伐军的蒋介石，而资产阶级却把蒋介石当做能给他们带来福音的天使。
  蒋介石到达上海即向欧美各国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3月26日晚，蒋介石在接见虞洽卿等人时表示：“直鲁联军完全撤至长江以北，北伐军攻占南京。”“我对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希商界放心。”虞洽卿得到蒋介石保护有产者的保证后，以商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向银行、钱庄业摊派300万元交给蒋介石，商业联合会则主动捐助500万元，以表支持。
  到4月初，中共与所谓“新右派”在上海已是剑拔弩张，政权之争成为焦点。4月8日，在蒋支持下，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与中共主导的上海临时市政府处于对立。虞洽卿等人负责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在此前一天即向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申请立案登记，暗示这些商人已提前承认该委员会为“正牌”权力机构。9日，虞洽卿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刊登启事，称：“洽卿专营航业，未遑他顾，地方社会各事概不与闻，早经登报声明，今又承各界推举各职，亦未预闻，乃远近亲友纷纷来函介绍，未免误会，深恐函答不周，用再奉告，诸希谅察。”在虞洽卿登出启事的当天，汪寿华曾把一份《告全上海市民》宣言送给虞洽卿，希望他以上海商业联合会名义与总工会及上海商民协会联署发表。该宣言主要试图澄清外界对中共的担优。但虞洽卿未表同意。三天后，“四一二”事变发生，上海临时市政府、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中共控制的机关被全部封闭，而一直与虞保持密切来往的总工会领袖汪寿华也被诱杀。
  虞洽卿在“四一二”之后，便被中共视为资产阶级右派典型。无论是“四一二”前的左，还是“四一二”后的右，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虞洽卿始终想在这种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中，找到于己有利的合作者。虞洽卿的转变并不能用“反共”两字作一简单判断。其实当时虞洽卿面对的只有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但国民党又有两派，一派是以汪精卫为主的武汉国民政府，一派是以蒋介石为主的南昌国民政府。虞洽卿只不过更倾向于南昌国民政府而已。
  1926年9月，随着北伐战争胜利，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迁到南昌。他公然违抗国民党中央关于迁都武汉的决定，扣留路过南昌的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员，提议迁都南昌。对此，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随军北伐的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正加紧进行“迎汪抑蒋”运动，并要求陈独秀速将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便与国民党中央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蒋介石对此十分恐慌，多次派人到上海见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要求制止，以“维持他总司令的地位”。对此，陈独秀表示赞成“汪回”，并派张国焘为中共中央代表赴武汉。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下野出洋。汪于2月离法国特意经莫斯科回国，斯大林亲自接见并面授机宜，且许愿给予1000万卢布援助。汪回国后无心听蒋劝他留在上海解决间题的建议，急于执掌武汉党政。4月5日汪私下跟陈独秀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后，匆匆赶往武汉穿黄袍。
  因汪政府听从共产国际指示，且有些做法严重危害了资本家的利益，这使虞洽卿深感不安。
  例如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载，当时的中共工人运动到了极端的程度。江西一个“店员工会”的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九时起至下午五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章程还规定：“每年还应准假三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四个月，最长者可达五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虞洽卿们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如此荒唐和不切实际的章程，瞠目结舌。
  当年《密勒氏评论》主编鲍威尔写道：“上海地区的银行家和企业家们组织了许多代表团前往汉口、江西和湖南等地调查，不幸的是，这些代表团到达当地后，均被扣押审讯，揪到乡下游行示众，并在他们的衣服后背写上‘帝国主义走狗’字样。当这些代表狼狈逃回上海时，那些惊恐万状的遭遇，已经深深地印在他们脑海中。于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在上海地区发生这样的事情。”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开进南京。随即发生了有选择地抢劫各国领事馆及侨民的事件，造成外国人六死六伤。其中“金陵大学”副校长威廉斯博士被打死；一所教会学校的女秘书，因为拒不交出保险柜的钥匙被杀害；英国领事被枪击负伤。
  3月24日的南京事件后，美英军舰炮击南京，而且美、英、日、法等国调来保护上海租界与侨民的军队正在途中。3月26日陈独秀和罗亦农关于攻打租界以挑起国民军与列强火拼的报告向共产国，际请示。28日，斯大林即以联共中央政治局名义绕开中间环节直接命令中共：“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0日陈独秀传达了这个电令，当时“罗亦农看到第三国际命令中止行动的电报，狂怒地把它摔在地上，而不得不服从国际的命令”。
  “我对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希商界放心。”蒋介石的话，应该是虞洽卿从左到右转化的关键所在。其实作为商人，虞洽卿思想并不复杂。
  据目前披露的材料看，随着陈独秀倒台，虞洽卿与中共领导人再也没有直接的联络了。
  【参考文献】
  1.刘统.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同舟共进，2011（4）.
  2.鲍威尔.鲍威尔对华回忆录.刑建榕，薛明杨，徐跃，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
  3.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
  4.吴晓波.悲剧之月.[2009-02-23].http://www.bjd.com.cn/10fk/10xslz/mzqyj/200902/t20090223-506156.html.
  5.冯筱才“左”“右”之间：北伐前后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与分裂.近代史研究，2010（5）.
  三 追随孙中山矢志不渝
  虞洽卿与孙中山的关系，源于陈其美介绍其加入同盟会。之后，虞还想方设法为同盟会上海支部提供经费和活动场所，在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的过程中，虞又身体力行，其态度之积极，在上海各界几乎是有口皆碑。上海光复后，他又亲冒矢石之危，到苏州劝降了程德全，并垫付白银100万两作为程德全的经费。继之，又运送弹药到南京，终使革命军在攻打南京时不致半途而废。这一系列的行为举动使孙中山对虞洽卿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密切。虞洽卿之所以敢于孤身前去苏州，除了革命形势发展之快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程德全原为陈邦瑞的学生，虞洽卿曾经与他有过交往。有了这一层的关系，虞洽卿才认为劝降有一定把握。
  对于孙中山的理想与抱负，虞洽卿向来是十分崇敬的。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虞洽卿还亲自去码头迎接，尤其是对于孙中山于12月，27日在宝昌路408号会见各省代表时的一段讲话，虞洽卿倍感兴奋。在这一讲话中，孙中山明确指出：要尽快组建政府，并选出总统，而不是大元帅。对于袁世凯要想当大总统一事，孙中山认为，只要他赞成共和，自己就把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他。虞洽卿认为像孙中山这样胸怀坦荡、一心为国的人是可以称之为伟人，所以他对于孙中山的一切活动都表示会全力支持，哪怕是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时期，也是一如既往。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遭到通缉而被迫流亡海外。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这是他继袁世凯倒行逆施之后的一个新的举动。在此之前，也就是1914年5月，孙中山在日本发表《反袁宣言》。如果说第一次反袁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独裁，那么孙中山第二次的《反袁宣言》针对的是袁世凯要想彻底废除民国而复辟封建帝制。从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被暗杀到第二次革命的爆发，使孙中山看到了清朝遗臣的真正嘴脸，这为以后的护法运动和各地掀起的反袁高潮奠定了基础，也使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并最后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有了理论上的准备和现实的需要。虞洽卿目睹了袁世凯上台后的种种劣迹，在心底里从拥护袁世凯逐渐向反对袁世凯转变。1916年初，孙中山从日本秘密回国，暂居于上海莫利爱路（今香山路）寓所。同年5月9日上海的民国时报发表了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袁世凯认为是上海革命党人陈其美等人所为，于是又派出杀手于1916年5月18日将陈其美暗杀，一时间，整个中国又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同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的一片唾骂声中在北京死去，孙中山等人才敢公开出面活动。
  经过了一系列的残酷斗争，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党要取得政权并巩固政权，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他找到了虞洽卿、李征五、朱执信、盛丕华等人，商量筹集经费之事。这是孙中山首次与“宁波帮”商人合作，而合作的首选人物则是虞洽卿。
  面对各派势力的纷争，各军阀又拥兵自重的混乱局面，孙中山整日奔走于全国各地，希望各地能和平统一，还老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也还是基于这个目标，孙中山于1916年8月16日与夫人宋庆龄一起再次来到浙江，孙中山此行的第一站是杭州，第二站是绍兴。就在杭州演讲结束后，19日来到绍兴，并在绍兴花巷布业会馆发表演说。其时，收到了位于宁波的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长励建侯的电报，邀请他赴甬。虞洽卿获知孙中山要去宁波，专程从上海赶到宁波前来陪同。在宁波期间，孙中山于8月23日上午在四中以“地方自治”为题发表了演讲。陪同前来的还有胡汉民、冯自由、邓家彦、朱执信、戴季陶、周佩箴、但值之等。孙中山用带有广东口音的国语演讲了一个半小时，参加者有200余人。此次演讲，孙中山对宁波商人的评价极高，他认为宁波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宁波人有敢为人先的气魄，有做大事业的才能，将来不但能成为浙江省的模范城市，而且也可以成为全国的模范。对于宁波的发展，孙中山认为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必须振兴实业，要以宁波为中心向各地发展；二是要依托宁波港海上运输的有利条件，在发展本土经济的同时要大力提倡对外贸易，把宁波建设成为与上海并驾齐驱的商业大都市；三是要整顿市政，改良道路，并提出组建一公共团体，收土地为地方所有，发放地方公债，以筹措经费。
  虞洽卿有幸聆听伟人演讲，心中自然是激动无比，这对于他后来大力投资家乡建设，把家乡龙山建设成全国模范镇的思路，有着直接的影响。对于家乡建设不惜血本的投资，这可以看成是虞洽卿追随孙中山的一个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人对于政治的敏感性有时比专业的政治家更加细腻和敏锐。当虞洽卿与孙中山有了这么直接而亲近的接触后，对于如何解决革命党经费问题也更加关切。回到上海以后，虞洽卿经过充分调查和深思熟虑，决定创办证券物品交易所，并将其中一部分利润资助孙中山。在证券物品交易所创办及后来运行过程中，作为理事长的虞洽卿也确实不负众望，虽然早期筹备工作曲折而艰难，开张以后却是盈利颇丰。从1920年7月开业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这期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共资助孙中山多少经费，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有人说每年在10万元以上，也有人说每月按获利的多少提成，由于缺乏原始记录，这都是一种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虞洽卿所提供的经费，确实为孙中山的革命行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中也可以看到虞洽卿追随孙中山的坚决态度。据有关人士回忆，孙中山在宁波期间，称虞洽卿为“洽老”这一称呼本来是三北人对虞洽卿的一种尊称，以年纪而论虞洽卿当年只，有50岁，而孙中山已经51岁，比虞洽卿还大一岁，这是对虞洽卿当年对于辛亥革命及以后几次反袁护法、反袁护国运动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
  这里，我们找到了一张虞洽卿与孙中山等人的合影。这张照片由陈布雷先生的后人提供，摄于1916年8月23日演讲之后，背景是宁波四中。当时虞洽卿已经是上海著名人物，不但拥有自己创办的多家公司，而且还是旅沪同乡会会长。该照片现存于宁波市档案馆。据说孙中山在宁波演讲后，于8月24日乘建康舰赴舟山等地考察，虞洽卿一直陪在其身边，先后长达10天。
  四 同陈邦瑞的浓重乡谊
  虞洽卿能够在上海滩纵横并风生水起，一个重要原因是离不开同乡陈邦瑞的提携。可以说陈邦瑞是虞洽卿的伯乐，也是“宁波帮”形成的幕后推手。
  陈邦瑞，字辑侯，号瑶圃，慈溪市掌起桥陈家人，1855年出生于杭州。光绪元年（1875年）乡试中举，次年（1876年）丙子恩科联捷中第二甲第62名，赐进士出身。陈邦瑞先在翰林院供职，后任内阁中书，不久即调任户部左侍郎。其间，曾出任江苏、安徽两省赈务大臣，为朝廷发放赈灾粮食。由于办事干练、秉公无私，受慈禧太后赏识，后又调吏部左侍郎。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朝政府为改革旧制，对各部大臣重新进行了调整，次年公布举袁世凯为国务大臣，梁敦彦为外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赵秉均为民政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严修为度支部大臣（此部即为户部分设，一名巡警部，一名度支部，巡警部后改内务部，度支部后改财政部），杨士琦为邮传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各部均配置副大臣，陈邦瑞又被调回同为慈溪人严修手下，任度支部右侍郎，并兼弼德院顾问大臣之职。
  陈邦瑞不但办事公道，不徇私情，且对慈善事业和实业振兴都是不遗余力。1906年1月，虞洽卿随南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回来之后即向朝廷提出要创办银行的要求。这份报告送上去之后，虞洽卿就去主管银行审批工作的陈邦瑞处拜访。就在前一年，中国第一家以官方名义创办的大清银行已经在北京开张。当时这家银行的开办为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接着，又有王一亭、沈缦云等创办的信成银行、汤寿潜等创办的浙商银行相继在上海和杭州开业。但信成银行和浙商银行开办的时间都不长，虞洽卿创办的四明银行直至1935年在国民政府金融改革中才被迫关闭。
  对于虞洽卿提出创办四明银行的要求，陈邦瑞表示全力支持。因为当时度支部的职能就是管理和审批全国的财政、税收、金融和民政方面，虽然最后定夺在慈禧太后手中，但度支部的上报和推荐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为尽快下达批文，在陈邦瑞的全力运作下，呈报文件很快就送到了慈禧太后的案头。然而，这位老佛爷最关心的是时局安危和大臣忠诚，对于银行的作用如何，她根本就不感兴趣。所以，这份开办银行的报告从递交到批准，先后长达一年有余，这其中还有陈邦瑞的暗中助力，由此可见清朝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对新事物的态度。
  陈邦瑞为虞洽卿牵线搭桥的另一件事是宁绍公司购买轮船。当时的福建马尾造船厂是中国唯一能够制造小型轮船的工厂，而这家工厂的隶属关系却在海军部。虞洽卿为了和海军大臣萨镇冰搭上关系，委托陈邦瑞从中牵线。陈邦瑞与萨镇冰同朝为官，关系不错，受虞洽卿之托，陈邦瑞专门向萨镇冰介绍了虞洽卿等人准备创办轮船公司的情况，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萨镇冰的祖上为突厥部落色目人，元代时因经略吐蕃有功，被元世祖赐姓萨。到了元代晚期，有一支迁往福建，为福建的八大家族之一，到萨镇冰时已是第十六世。
  萨镇冰生于1859年，11岁时考入福建船政学堂，1876年去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1880年回国。回来后先在“澄庆”舰上任大副，一年后到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习，后又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萨镇冰素怀爱国之心，曾痛斥议和大臣们出售五大舰船、撤销海上防务的错误主张。1902年起统领北洋水师，对于辛亥革命，他虽没有直接参与，却是暗中支持。之后，曾出任过上海吴淞商船学校校长、北洋政府海军总长、福建省省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前夕，李宗仁奉蒋介石之意，秘密前往福建劝他同去台湾，但被他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1952年在福建病逝，享年94岁。从他的这些简历中可以看出，萨镇冰是个有着丰富阅历和坚定意志的有识之士，所以当陈邦瑞替虞洽卿去谈及发展民间航运事业并要购买船时，萨镇冰满口答应。当时马尾造船厂所造之船均为先收订单再建造，所以尽管萨镇冰答应为宁绍公司造船，但一艘轮船的建造时间较长，不可能很快交付。就在此时，虞洽卿了解到马尾造船厂即将交付的有三艘轮船，其中的一艘为法国人所订，但因为业务经营不善，法国商人已经没有再添新船的打算，并准备退货。虞洽卿把这一消息及时告知了萨镇冰，于是萨镇冰当即决定将这艘新船出售给宁绍轮船公司。就这样，在陈邦瑞和萨镇冰的全力支持下，宁绍公司终于以40万元大洋购得了这艘轮船。
  辛亥革命以后，陈邦瑞名义上还担任弼德院顾问大臣，实际上已是赋闲在家。袁世凯逝世后，各地军阀互不相让，局部战争不断，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均受严重影响。为维护上海的经商秩序，虞洽卿又找到陈邦瑞商量，决定筹建三北旅沪同乡会。这项协议在1921年下半年提出，陈邦瑞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也曾投入了很大精力。筹备之初，陈邦瑞以其曾任阁僚大臣的影响力很快受到旅沪三北人士的积极响应。但毕竟是一个民间组织，商人们在响应之后，积极性便大幅下降。1922年1月1日，陈邦瑞与虞洽卿借劳合路（今六合路）宁波里的一处房子，召开了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征集会员，扩大力量。会上还宣读了征集会员宣言书。这份宣言书颇具现代商业意识，号召余姚、慈溪、镇海三北地区的旅沪商人在商战愈演愈烈的时代，必须团结才有力量，才可稳操胜券。尤其是对于商人们只知赚钱而图眼前利益的习性作了有力批判。这份宣言最后认为：“人心涣散，如一盘散沙。欲兴公益，创办实体，而无从筹议，良己悯己。我宁三北，僻处海隅，人民操业，除农工外，大半经商。知上海为通商巨埠，接踵而至者，不下十万有奇。何以商业竞争反落人后？团结力薄弱故也。同人等欲图挽救，知非合群不为功。爰订简单，征求大会，属在三北，联为一体，庶几众志成城，众擎易举，运其全力，不难与欧美侨商决胜于沪上也。”
  从上述呼吁中可以看到，当时三北人在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已达10万有余，人数虽多，交往并不多，更是少有合作，这大概可以看成是当时商人的一种处境和心态。同年3月28日，三北旅沪同乡会在劳合路召开成立大会，会员已达数万之众。由于会员猛增，劳合路宁波里会所场地过小，成立以后便迁到牯岭路30号办公。不久，又邀请陈良玉、洪荆山、张静庐3人为工作人员，协助处理会务。三北旅沪同乡会创办之初，公推陈邦瑞为会长。同年9月，三北地区遭受台风袭击，有1600余难民集聚龙山虞宅及一些富户门前求乞。同乡会闻讯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救灾事宜。陈邦瑞、虞洽卿等会上通报了灾情，并希望会员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助灾民共渡难关。虞洽卿带头捐款，会员们纷纷响应。这次共筹得救灾款数万元，全部用于三北地区灾民。到1923年底，首任会长陈邦瑞提出辞职，理由是他已年近70岁，体弱多病，力不从心。全体会员一致选举虞洽卿为会长，并推陈邦瑞为名誉会长。这也是陈邦瑞与虞洽卿两人在公益事业上合作的一段佳话。
  作为前朝遗臣，陈邦瑞不但阅历丰富，思维缜密，而且对于当时金融风险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就在虞洽卿创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时，也曾多次与陈邦瑞商议。当时陈邦瑞提醒，证券交易，虽无本万利，但风险极大，弄不好会身败名裂。他还举例1910年7月在上海发生的橡胶股票风潮以说明股票交易的风险。
  这次股票风潮的起因是橡胶制品如轮胎、套鞋、雨衣等大量生产，促使了橡胶种植业的大发展。欧美等国的橡胶公司在上海设立总部发行橡胶股票。一时间，购买橡胶股票成为了赚钱的另一捷径。除了个人购买股票外，一些钱庄也向外国银行借款用来购买股票。为了维持橡胶股票虚假兴旺的景象，欧美橡胶公司隐瞒了伦敦股票市场大幅下跌的真相，以便他们卷走更多的黄金白银抽身外逃。到了1910年6月，伦敦股票市场暴跌，上海的橡胶股票也随之一落千丈。本来这股市狂跌损失的只是股民的钱财，与朝廷没多大关系，偏偏当时的上海道台蔡乃煌却提出了用官银救市方案。这蔡乃煌是广东番禺人，生于1861年，30岁那年中举后，曾协助湖南巡抚俞廉三处理外交事务，颇有成效，后来得到张之洞赏识，调至北京邮传部任左参议。1908年任上海道台，不久又成为了袁世凯的心腹。1910年4月，蔡乃煌秉承两江总督张人骏的授意，动用官银数十万两为李平书筹建闸北水电厂。岂料2个月之后，股市风潮爆发，为了救市，也为了保证那些钱庄不致倒闭，缓解挤兑风潮，蔡乃煌将上海道准备解京的200万两银子存入了各钱庄。而就在此时，朝廷却因支付赔款要上海道递解官银190万两。无奈之下，蔡乃煌与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赶赴南京和苏州，与张人骏和江苏巡抚程德全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向9家外国银行紧急借款350万两，并将其中的300万两存入各大钱庄。一面是股市风潮尚未太平，一面是庚子赔款催要甚急，当时的度支部大臣载泽与右侍郎陈邦瑞联名上奏，说蔡乃煌以救市为名，恫吓朝廷，陈邦瑞的学生程德全见老师弹劾了他的下属，也趁机附和。清廷立马下旨，将蔡乃煌革职查问，并限令他于两月之内将经手款项全部结清。如此一来，上海的大批钱庄倒闭，受冲击最大的江浙两地，预计受损的白银在4000万两以上。余波所及，还使全国的一些工商业重镇陷入一片恐慌。辛亥革命后，蔡乃煌又被袁世凯重新起用，担任为袁筹措经费的重要角色。但因为是在贩卖鸦片中获利，所以蔡乃煌一直没有公开露面。1916年4月24日被广东海军司令谭学衡枪决。
  所以，陈邦瑞对于股市的风险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他的善意提醒也使虞洽卿在经营证券交易所时更加谨慎，两人的关系也由此而更为融洽。
  【参考文献】
  1.徐娣珍.上海滩视野下的慈溪商人.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138、139.
  2.季我努，范裴裴.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撼动清朝的股灾.世界博览，2012（2）.
  五 对蒋介石亲密私交
  虞洽卿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用政治上错综复杂，情感上犹如家人来形容。最初的相识，是在陈其美处。1911年11月2日，蒋介石从陈其美处领取3600元大洋做经费，招募敢死队100人，到杭州参加起义。由于蒋敢说敢做，且又是24岁的青年，给虞洽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蒋介石支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而被列入通缉名单。为避免麻烦，蒋介石一直往返于宁波、上海和广东之间，在上海就投奔虞洽卿，以寻求保护。从这一层关系看，虞洽卿对蒋介石确实有恩。尤其是192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之后，蒋介石与几个把兄弟戴季陶、张静江等人共同参与了股票交易。就蒋介石的性格而言，对于股票交易这种小买卖是根本不感兴趣的。由于经营不善，亏损巨大，就在租界巡捕房要缉拿他时，也是虞洽卿从中周旋，让他逃过了一劫。也正是有这么几次经历，坊间一直流传着蒋介石是虞洽卿的干儿子，这当然只是传说，并无实据，就连虞洽卿本人也从来没有承认过。1921年底，蒋介石安葬好母亲，奔赴广州。自此以后直至1927年3月，虞洽卿与蒋介石基本上没有交往。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虞洽卿与蒋介石的联系才又趋于频繁。不过，此时的蒋介石已非几年前可比，他已经是手握重兵的北伐军总司令了。
  这里有一张照片，是1928年6月虞洽卿参加全国经济会议时提交的一份关于整顿公债、裁撤厘金的建议。这次会议由宋子文主持并在上海召开，会期从6月20日至30日共10天。在这次会上，虞洽卿代表上海工商界向大会提出了六项建议：保护关税、实行整理金融、实行整理交通、实行保护商人财产、整顿劳资纠纷、实行保护及提倡国货。[1}在整顿金融一项中，就包含了整顿公债和裁撤厘金。上海的工商界和金融界人士为什么对国债有如此强烈的反响呢？
  原来，蒋介石在北伐战争期间，得到了上海实业界的全力资助，并承诺在完成北伐建立新政权之后会切实保护各界的利益，还答应裁减兵员以减轻税负。然而，就在北伐战争胜利、南京政府成立后，却遭到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对，出现了两个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在军事力量上，也出现了多个派系，面对如此复杂形势，蒋介石不但没有一点裁减兵员的举动，反而对上海的税源控制得更加严厉。这其中的原因是明摆的，一方面他要维持南京政府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为消灭各地军阀不得不增加军需。仅此两项，现有的税源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的。这就是蒋介石一方面希望工商实业界兴旺发达，多作贡献，而另一方面对原有税种非但不会减反而要相应扩大的重要原因。而厘金制度起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是为剿灭太平军而专门设置的一种临时性税制。经过几年试行，官方觉得效果不错，于是将这一临时性制度改成了定制。厘金分为落地厘、门市厘、出产厘三种，也就是任何商品在流通和交易中均需缴纳一定比例的税金。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清朝政府被推翻，各项制度也实行了重大变革，唯有税收制度在很多方面还是依照旧例，特别是各地出现自治以后，税收有增无减，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这也是人们对于政府产生怨恨情绪的重要根源。
  在全国经济会议上，宋子文对虞洽卿提出的各项内容表示都能够接受，态度十分诚恳，这使得虞洽卿对南京政府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可是时隔数月，虞洽卿等人所提的建议不但得不到丝毫回音，公债的强行分摊和税金的征收更变本加厉。眼看国民政府一再自食其言，虞洽卿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于1928年8月5日致函上海总商会及有关商业社团，要他们共同组织商业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这是虞洽卿对蒋介石从期盼到失望的第一个过程。
  1928年8月11日，以虞洽卿为首的商业请愿团抵达南京，递交了由48个商业团体署名的呈文。这篇呈文的内容是要求政府为商人着想，他们认为在革命时期商人已经作出了巨大牺牲，受尽了痛苦，如今革命已经成功，政府应当为保护商人的利益多加考虑。8月13日晚，蒋介石亲自出面，宴请全体代表，并表示这几日正值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举行会议，事务缠身，不能马上接见，表示歉意。何应钦则代表蒋介石发表了一通讲话，赞扬上海工商各界人士向来深明大义，济助军饷不遗余力，为革命的成功作出了贡献。总之，好话一大片，实质未触及。对于如此结果，虞洽卿凭自己在上海滩的多年经验，早有预料，所以他也只能是讲上几句不痛不痒的答谢词，就此不了了之。[2]到了1929年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新的海关税制，蒋介石认为是“吾国关税于今日犹不能完全独立，而行此不得已之过渡税率”[3]。但不管怎么说，这次税制改革取消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减轻了工商界的税负，这也算是给了虞洽卿一个小小的安慰。
  1931年无论是对于蒋介石还是虞洽卿来说都是不平常的一年。先是有19路军于上海向突然袭击的日本军队进行了反击，史称“一·二八事变”。5月初，汪精卫在广州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再次与蒋介石公开对抗。7月2日，由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万宝山惨案”在吉林长春发生。这一系列的事件令蒋介石头痛不已，也使虞洽卿看清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
  “万宝山惨案”发生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一拨又一拨的反日浪潮。虞洽卿以他固有的爱国之心和特有的敏感性料定日本人绝非是为了某些目的而制造事端，其背后必然有更大的阴谋。他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于7月14日成立了反日援侨委员会，并自任主席。这一组织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筹集款项，用于抵制日货；二是凝聚人心，向日本方面施压。7月25日，虞洽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日本当局分两派，一派系侵略，一派系和平。所以我国人民对于日本当局不可混同看待。”[4]虞洽卿的这些话见诸报端后，日本人误认为虞洽卿对日本虽然提倡经济绝交，但并未与日本完全决裂，于是又多次派人前去游说，希望他放弃原有主张，做一个中日亲善的榜样，但遭到了虞洽卿的坚决拒绝。
  就在虞洽卿抵制日货如火如荼时，又发生了惊震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次事件使虞洽卿对日本侵略者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一面发出呼吁，希望国民政府正视现实，一面将抵制日货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然而，这种民间行为虽然给日本经济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却无法动摇日本当局的侵略野心。
  蒋介石9月19日凌晨接到张学良的急电，报告日本军队已占领东北三省并推进到了沈阳。当时蒋正在江西南昌部署围剿红军事宜，接电报后于当天下午返回南京。9月2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全委会，讨论应对局面的方针。也就在此时，，广州的国民政府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正式下野。这时的蒋介石，可以说已经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面是日本侵略军咄咄逼人的气势，另一面则是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愤；一方面是几次围剿红军的失败，另一方面则是汪精卫在广州的叫板。如果蒋介石头脑清醒些、策略灵活些，也许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会发生重大改变，这当然是今天对历史的一种假设。而实际的情形是，九一八事件之后，蒋介石除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全委会外，还专门召开过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讨论局势，并提出用外交方式解决东北问题的主张。9月29日，在接见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时，对学生提出的出兵抗日主张，认为“政府为应付学生请愿，分散政府精力，希望学生返校读书或从军”。[5]10月29日，召张学良至南京，商量对日外交方案及军事部署。而此时全国各地的反日游行和学生请愿此起彼伏，声势越来越大。为稳定局面，共商对策，11月8日蒋介石邀请上海实业界、教育出版界、银行界相关人士共17人到南京，以，征求他们对局势的看法和意见。实业界有虞洽卿、刘鸿生、穆藕初等，教育出版界有王云五、史量才、黄炎培等，银行界有钱新之、陈光甫、徐新六等。这些人物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各自所在领域内的领军人物，蒋介石把他们召到一起，除征求下一步的意见外，还希望他们在凝聚人心、稳定局面上发挥应有作用。会见结束后蒋介石还与他们合影留念。虞洽卿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表了一通言论，认为对于日本当局除了采取外交和军事等手段外，经济绝交也是一项重要措施，而且这一措施只要坚持到底，必然会有成效。[6]
  在以前的各类资料中，都把蒋介石的这些言行称为“不抵抗主义”，并由此断定是卖国行径。近年来，随着对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蒋介石日记的解密，对于这一段历史有了更为明确的揭示。如1931年9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抢占，心神不宁，如丧考妣。”[7]他甚至在9月28日的日记中立下遗嘱：“今日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万一不测，当见危授命，特书以为遗嘱。”
  [8]这说明当时蒋介石也非常清楚，中国与日本开战只是时间问题，早晚必有一战。但当时的局势是，蒋介石实际控制的只有东南七省，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军阀割据状态。所以他在10月7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但中日实力悬殊，仓促应战，”要用6年
  必是自取灭亡。[9]按照蒋介石的设想，时间，完善全国的公路和铁路建设，装备60个精良的机械化师，这个时候对日宣战，才有胜算。至此，已经不难看出蒋介石忍辱负重，扩军备战的良苦用心。这些资料的面世，也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支持。
  然而，日本人的侵华野心，又岂是蒋介石可以掌控的。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的整整6年间，日本对华的侵略从未停止过。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迫使蒋介石走上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之路。对于蒋介石韬光养晦之计，虞洽卿当然也不知底细，在这一时期内他除了一直奉行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经济制裁方针外，很少有关于时局的言论。这说明虞洽卿对蒋介石的心思是不了解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各界人士立即行动，组建了一个结构庞大、人员众多的抗敌后援会。1936年11月18日，由虞洽卿、钱新之、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了救护委员会，虞洽卿任名誉主任委员，颜福庆任主任委员，黄炎培、林康侯、许冠群等7人为副主任委员，并有28家单位为团体会员。这些团体会员有6家医院，11家医师、药师协会和教育机构，另有11家社会团体。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告成立，杜月笙任主任委员，虞洽卿和江一平被举为执委。为统一行动，救护委员会并入抗敌后援会，成为该会下属的九大分会之一。[10]据救护委员会会议记录，自成立至1938年2月，该会除组织了21家临时救护医院外，上海有30家大小医院都志愿加入成为会员。在沪淞会战中，该会派出救护队11队，计600余人，急救队9队约180余人，不分昼夜，抢救受伤官兵和民众，共收治伤员10334名。由于条件所限，有5737名伤员转到后方医院治疗。[11]1937年11月1日，由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童行白、刘湛恩、颜福庆、朱少屏9人组成的领事馆访问团分赴各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了一份书面文件，内容除痛斥日军侵华暴行外，还提出5条建议，希望于11月3日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上能明确制裁日本，协助中国抗战，勒令日军撤退，并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为强暴所屈服，必定抗日到底的决心。[12]这是对蒋介石外交救国方针的延伸，也反映了人们的共同心声。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九国公约会议没有对日本作出任何制裁，这令虞洽卿深感失望，从而对蒋介石所推行的方针政策大多采取观望态度，很少积极主动参与。
  话虽如此，但虞洽卿对蒋介石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据陈布雷日记记载，西安事变之后不久的1937年1月，蒋介石辞去了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并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获准一个月的休假期。1月2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保健医生郑祖穆等乘飞机至宁波，又乘车到奉化溪口，寓于慈庵。其实，这次蒋介石回乡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张学良遭软禁后，有不少人为他说情，蒋为避开这些说情之人，故选择了回家静居。二是在西安事变中，他确实摔了一跤，弄伤了背脊骨，也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三是他的哥哥蒋介卿在闻听西安事变后，因惊骇过度，脑中风跌倒亡故，需要办理丧事。鉴于上述三个原因，蒋介石才决定暂回溪口。
  从蒋介石当时的内心而言，他确实需要清静，但那些政客权臣，将领要员又岂肯放过这种机会，尤其是上海、浙江两地的达官名流，更是以各种名义争相来到奉化。一时间小小的溪口镇变得热闹起来，大小汽车川流不息，大小人物接踵而至。对于所到之人，蒋介石除了几个心腹和重要权臣之外，其余都以身体欠安为由不予接见。1月13日，张学良被送到溪口软禁。1月下旬，宋子文、阎宝航、李石曾三人又来溪口，蒋介石知道他们来意，故意避而不见，要宁波市警察局局长俞济民陪他们在溪口游览垂钓，而自己则与宋美龄、陈布雷等悄悄离开溪口，到宁波市和三北一带散心。宋子文等在溪口钓了三天鱼，突然听说蒋已“外出疗伤”气得当天下午就返回了上海。
  1，937年1月29是星期五，天气阴沉，蒋介石等一行驱车从溪口出发，先到宁波，于当天中午到达龙山。虞洽卿因事先接到通知，于头一天就专程从上海赶回龙山等候。在蒋介石初到溪口时，虞洽卿与黄金荣、杜月笙、叶琢堂去探望，这也可以看出虞洽卿与蒋之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蒋介石在龙山天叙堂稍作停留后，便又驱车往西，经过沈师桥到了三北重镇观海卫。据说，蒋介石到观海卫后，专程去城北的胡家探望。胡家的主人胡芝青，早年在上海豫园北侧开有一家春悦茶栈，虞洽卿在瑞康颜料行时也多次去过这里，目的是了解行情，洽谈生意。后在上海光复前，陈其美、蒋介石也曾在春悦茶栈进行过秘密活动。有了这么一层关系，蒋介石到观海卫胡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次游三北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倒是陈布雷记道：“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五，阴，下午委员长及夫人约游镇海，过澥浦，过龙山虞洽卿老之故乡，又过沈师桥而达观海卫，程、竺二君同行，于观海卫五时廿分遂归。”
  就在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不久，接到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电话，苏联决定让留苏12年的蒋经国回来。闻此消息，蒋介石从心底里感到欣慰，但蒋经国在苏联期间，曾多次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搞得父子关系很僵，这也令蒋介石感到有点棘手。一面是父子之情难以割舍，一面是政见严重分歧，思前想后，蒋介石决定要好好调教这个已经被“赤化”的儿子。1937年4月中旬，蒋经国回到南京，首先去官邸看望父亲，并连磕3个响头。蒋介石为给这个儿子更多的历练和修为，决定先让他回溪口老家住段时间，并给了他一套《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要他读书反思。两个月之后，才让他来到上海，住在虞洽卿家中，要蒋经国向虞洽卿学习处世为人的基本准则。直到1938年1月，才让蒋经国去江西赣南任职。这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虞洽卿人品的敬仰。蒋经国后来正式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在性格、作风上有很大的改变，与回国后在虞洽卿家中的这段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就个人感情而言，虞洽卿与蒋介石的关系还表现在他对蒋的婚姻问题上。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与陈洁如在上海永安大楼举行婚礼时，虞洽卿就备了一份厚礼前去。后来蒋介石为了与宋美龄结婚，要陈洁如离开上海去美国，虞洽卿又当起了老娘舅，促成了蒋宋的联姻，并参加了他们婚礼。由此可见，虞洽卿与蒋介石虽在政见上时有不合，在私交上却称得上情深意笃。
  1941年初，蒋介石通过其他渠道派人给虞洽卿送来两封密电，一劝他去内地从事工商业，一问他何日启程。虞洽卿不敢再耽搁，草草收拾安顿了家产事业，匆匆赶往香港，又由香港转道赴往重庆。这是1942年春天的事，虞洽卿时年75岁。虞洽卿途经香港时，一下子买了一百二十辆福特牌卡车，作为送蒋的见面礼，蒋介石自然十分欢喜。考虑到在解决前方后方的物资供应问题上正需要虞洽卿的商业经验和实力，蒋介石即任命他为中华民国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欣然从命。
  1942年底，鉴于滇缅公路属云南军阀龙云的势力范围，虞洽卿带上蒋介石的亲笔信，亲往昆明与龙云接洽。在龙云承诺为运输车辆提供保护后，虞洽卿又找到财阀缪云台，商定合资运输。于是二人各出卡车近百辆，专事从事滇缅公路上的物资运输。蒋介石为虞洽卿亲签手谕，云：“虞氏运输公司所运货物，均系军事之急需抢运物资，沿途军警俱有保护之义，概不准留难。”虞洽卿的车辆就凭着这张特别通行证，顺利往返于缅甸及重庆之间。
  1945年终于来了。这一年的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可惜虞洽卿却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1945年4月21日，虞洽卿接到蒋介石颁发给他的委任状，委任他为云南省副省长（也有说是昆明市市长）。虞洽卿欣喜莫名。次日即订好了赴昆明的飞机票，票期是26日。但22日那天晚上，正在张静江、杜月笙、江一平、钱新之等人为他设宴饯行的当儿，他的急性淋巴腺炎症突发，经医治无效，于26日竟溘然长逝。
  虞洽卿逝前曾提出捐献千两黄金，用以支持抗战。蒋介石亲赴灵堂吊祭，挽文洋洋有千余言。其中云：“创兴实业，开发交通；辛亥淞沪光复，劳军筹饷，弗避艰危；于历次革命运动中，援后支前，耆期爱国，曾不后人。”又以国民政府名义，送巨型匾额一幅，匾额上雕刻着蒋介石亲书的“输财报国”四个大字。蒋介石又以个人名义亲书“乡国仪型”四字，精绣于红色绒绢，以予褒奖。一条绣着“乡国仪型”的榇被覆盖在虞洽卿的遗体上，这在宁波的丧葬风俗上，非至亲不可，足见两人的感情之深厚。
  抗战胜利后，上海总商会、总工会、教育协会、宁波旅沪同乡会等二十余个团体议决，共同发起对虞洽卿的追悼活动。1945年11月24日上午9时，奉迎虞洽卿的灵柩车辆从渝城抵沪，下午2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后葬于家乡伏龙山上。
  【参考文献】
  [1][2]汪仁泽.虞卿洽传.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7：214、215.
  [3][5]李勇军等.蒋介石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172、196.
  [4]申报，1931-07-26.
  [6]丁月初、杜恂诚.虞洽卿简论.历史研究，1981（3）.
  [7][8][9]田波澜.蒋介石日记中的对日作战.东方早报，2012-12-15.
  [10][11][12]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7、259、337-338、405.
  六 跟贝润生的同门之义
  1881年，15岁的虞洽卿来到上海，进入瑞康颜料行学生意。5年之后，也就是1886年，瑞康颜料行又进来了一名学徒，此人就是贝润生。师出同门的两人在后来都成了重要角色。一个被称为中国船王、江浙财团的领军人物；一个是颜料大王和房地产大王。而且两人都是有名的慈善家，公益事业的热心人。虽然虞洽卿后来离开了瑞康，但两人的关系却一直保持了数十年之久。
  贝润生是苏州人，生于1870年。他的祖先从北方迁徙到浙江的兰溪。到了明代中叶，有一个叫贝兰堂的人精通岐黄之术，来到苏州坐堂行医，同时兼营药材，后来成为苏州贝氏的始迁祖。到了贝润生这一代已经有十三世。贝润生的父亲贝嘉懋有兄弟二人，其弟贝嘉猷，原有一子，不幸早年夭亡，于是父亲就将贝润生过继给其弟，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这叫做两房独子。由此可见，幼年的贝润生在家中受到宠爱的程度。不过，贝氏家族当时并非苏州的名门望族，祖上虽然也曾做过官，但官职不大，地位不高。明清两代，贝氏一门共有几十位秀才、举人，这些中举的人士为贝氏赢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尊荣，但苏州毕竟是人文荟萃之地，历史相当悠久，自明代以来的状元就出过十多位，况且有唐伯虎、文征明、仇英等大家辈出，“吴门画派”、“吴门医派”、“苏缎云绵”三足鼎立，所以，一个小小的秀才或举人在苏州实在是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在这样的环境下，贝氏家族中出任一个品阶低下的官员，在苏州也就不足为奇了。自太平天国兴军以后，江南一带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影响，贝氏家族到此时也只能以守祖业为生，生活并不富裕。到了贝嘉懋时，家境更加衰落，好在贝润生从小就聪明颖悟，天资颇高，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他刻苦用功，在族人眼中是位不可多得的未来之星。出于对下一代培养成才的心情，贝嘉懋每遇困境时，贝氏族人总会慷慨相助，这在贝润生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名之后，他常以先辈们的义举为榜样，救贫济困，赈灾捐银，从来都是出手大方。如上海光复以后，陈其美手头拮据，贝润生则通过李平书向上海市都督府一次性捐款10万元大洋，而且事后从未向人提及。直到1935年由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出面证明，行政院在核实后才颁发了金质奖章和证书。
  早年在上海从事颜料经营的洋行和商店很多，其主要原因是上海的纺织工业十分发达，各类纱厂、布厂、染坊几乎占据了上海工业的半壁江山。虽然中国人的印染技术使用极早，颜料的种类也多，但因为颜料的提取和使用方法都较原始，而西方的颜料多为化学合成，成本低，质量好，使用方便，故洋行进口的颜料很受用户的欢迎。一些颜料经营商也乐意经销进口颜料，使得此类化学品成了当时市面上的主要商品之一。就以位于平望街的瑞康颜料行为例，在虞洽卿的精心打理下，几年工夫就从一家小型的商店而一跃成为颇具名气大型颜料行。
  都说人与人之间相识相知是一种缘分，虞洽卿与贝润生的相交也应验了“缘分”二字。当贝润生由其姐夫赵雨亭介绍到瑞康学生意时，虞洽卿已因出色的业务能力而升任为跑街。虽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文化水平上贝润生要高于虞洽卿，但要在上海滩立足，仅凭原有的一点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虞洽卿刻苦认真的学习精神和灵活多变的经营手段给了贝润生极大启示，使他明白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大都市求生存、求发展，学习、学习、再学习就是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于是，这位小弟弟主动向老大哥请教，又自学英语和化学，这为他后来的大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相似的性格，相似的成长经历，也使两人从一般师兄弟关系，最后成了莫逆之交。
  1892年底，虞洽卿离开了瑞康进入德商的鲁麟洋行任买办。也正是这一年，贝润生的父亲在家去世。素存孝心的贝润生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按当地的民风习俗将父亲安葬，但在心中却留下了深深的愧疚。直到事业发展之后，他效仿虞洽卿向朝廷捐了个四品道员，目的是为让祖辈、父辈得到朝廷诰封，这也算是从小离家生前没有很好侍奉父母的一点补偿。1898年，瑞康颜料行老板奚润如因年事已高，主动退位，把颜料行交给了贝润生经营，使这位28岁的小伙子坐上了经理的位置，开始了他颇具传奇色彩的新生涯。
  1863年，有一个叫拜耳的德国人创办了一家颜料厂，总厂设于柏林，在五口通商以后，拜耳颜料厂就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市场来营销。虽然这家工厂的颜料品种很多，但在中国并没有很大的销路，主要原因是清代对民间服饰的颜色使用有严格限制，比如黄色和红色在服装上是不能随便使用的。清代官员的服饰一般都用青色，而这种颜料主要是从矿物或植物中提取的，成本非常高昂，所以只有官方才有条件使用，民间使用很少。拜耳颜料厂经过市场调查后，发现常青（也叫靛青）非常受人欢迎，于是决定开发这种新颜料。经过数年的研究，于1880年成功合成了靛青，1883年在确定了此类颜料的稳定性后，决定投入批量生产。当靛青颜料进入中国市场以后，由于使用方便，价格也较国内生产的便宜，因此很快打开了销路。虞洽卿当年在瑞康颜料行时，就曾对这款颜料的销售专门做过调查。这种颜料的英文名字叫indanthrene，翻译成中文是“标准还原蓝”。虞洽卿在鲁麟洋行任买办时，就对此类颜料非常熟悉。1902年，虞洽卿离开鲁麟洋行，转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后，对于德国洋行及相关供应商的情况仍时刻关心。到了1903年底，虞洽卿了解到拜耳颜料厂为拓展市场，要想在中国寻找代理商的信息后，便将此消息告知了师弟贝润生。通过虞洽卿的牵线搭桥和全力协助，瑞康颜料行终于取得了拜耳颜料在上海的代理权。
  取得了代理权之后，贝润生并不满足，接着又做了两件事。一是不惜花费重金，买断了这种颜料在中国的总代理，使瑞康颜料行成为拜耳颜料在中国的唯一代理商；二是找高手策划，开始大张旗鼓地做广告。贝润生知道中国人对读书赶考、开科取士有着强烈的追求和悠久的历史，为了打开销路，迎合这一心理，他别出心裁为这种颜料取了一个既好听又容易记诵的名字——阴丹士林。这里的“阴丹”表示颜色，也就是介于黑色与红色之间的常青色。“士林”寓意“学士之林”，因清代规定，只有读书人才能穿蓝色长衫，简称“蓝衫”。直到今天，在上海话中，还把表扬人或好的东西称之为“来三”这是当年由“蓝衫”一词转音而来。同时，贝润生还不惜血本大做广告，，在车站、码头、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阴丹士林”的宣传画。实践证明，贝润生的这些措施取得了极佳的效益。随着全国各地纺织业的兴起，贝润生还在全国各大城市开设分号，把大包装分散成小包装后甚至直接进入了各地农村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上运输因为船舶的征用而停止。贝润生在中国对德宣战之前就已有预见，在他的仓库屯足了货源，所以中德开战以后，瑞康颜料行不但没有因为缺货而断销，反而随着货源奇缺，价格上涨而迅速暴富。[1]
  成为沪上巨富后的贝润生当然不会忘记虞洽卿给予的支持，他曾与虞洽卿多次商量，要为中国的贫民教育事业作出贡献。1906年虞洽卿在家乡龙山镇山下村创办了一家学校，学生全部免费入学。这一举措让贝润生深受启发。他联系了上海的一些富商，向上海道提出创办“勤生院”收容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两年之后，在南市一带创办了一家贫民习艺所。虽然土地和房子建设的费用全部由当时的上海县解决，但内部教育器材和教师聘请后的工资等开支均由贝润生承担。第一期收容贫民子弟共150人，开设了音乐、照相、制陶、泥塑、修理、竹木器制作等十余门课程，目的是通过教育让这些人长大后能有一技之长，自食其力。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职业学校。时隔数年，二次革命爆发，这所学校毁于战火。1914年4月，贝润生会同虞洽卿等人商量，决定创办“益普工艺传习所”。会议上一致选举虞洽卿为干事，负责落实传习所的选址及与各方面的协调，贝润生为副干事，负责经费的筹集和教师的延聘。因为是民间办学，所需经费主要靠热心人士的赞助，虞洽卿和贝润生积极带头，各捐献一万元。同时也为了传习所的生存与发展，除接受商业团体和个人的捐赠外，他们还将学员们所生产的产品推向社会，出售后的收益作为教育经费的补充。为使这些贫民子弟学成后能有就业机会，规定凡捐款的商家有优先挑选学生的权利。当时正值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时期，这些学有所长的学生一出校门就很受欢迎。这也成为虞洽卿与贝润生在慈善事业上合作的先例，同时也见证了两人深厚友谊。
  【参考文献】
  [1]薛理勇.吴门贝式五代传奇（一）.上海滩，2001（7）.
  七 荐鲁迅管理煤矿始末
  自1860年以后，在清政府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派别，叫做洋务派，其倡导者为奕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在近30年的时间里，洋务派人士在安徽安庆创办了军械所，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在福建创办了船政局，一时间，洋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在自强、富国口号影响下，各地也纷纷效仿，先后又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布局等民用企业间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包含抵制外国侵略者的意图。到了光绪年间，各地又出现了开发矿产的热潮。这些矿产开发有官办的、民办的，也有中国人与外商合办的。但由于当时国内对矿藏的勘探、开发、管理上人才缺乏，凡储藏量大、地理条件优越的矿藏，几年之后均被外商所垄断，形成了中国人开矿、外国人受益的畸形格局。特别是有的外商在取得了修筑铁路权之后，对于铁矿和煤炭的需求量大增，这更加导致了外商对铁矿、煤矿控制欲望的增强，由矿产权而引发的涉外纠纷也时有发生。1898年10月，清朝政府制订出台了《矿务铁路公共章程二十二条》，首次提出了矿业权的概念。这一规定出台以后，虽然多少限制了外商的野心，但作用并不明显。位于河北滦县的开平煤矿，年产煤70余万吨，后在八国联军入侵时，被英国人霸占，并强行将该矿入英国注册，名为中外合办，实际上完全操控在英国人手中。为整顿矿业，当时的农工商部会同外务部于1907年制订了《大清矿务章程》。该章程与旧章程相比，对外国人在中国开矿有了更加明确的限制，特别强调了外国矿商不能做地面业主，一概不准收买矿地。这样一来，即便是外国矿商与中国人合股开采，但资源的拥有权却不会落入外商之手。所以，新章程在保护本国矿业主权益的同时，也对过度开发、滥开滥采破坏性开发作出了限制，有利于矿产资源的保护。这一章程经朝廷批准后，于1907年8月13日实施。
  《大清矿务章程》颁行后，又迎来了国内工商界人士投资开发的热潮，虞洽卿推荐鲁迅（当时叫周树人，鲁迅是他后来的笔名）出任平庄煤矿经理，就在这一时期。当时平庄煤矿的矿主徐天宝，是个四品道员，曾出任过南洋宣慰使，后为热河都统，统摄热河的军政大权。徐天宝和虞洽卿早年相识，并成为了商界朋友。这是因为虞洽卿当时所从事的航运业正是用煤大户。
  平庄煤矿位于内蒙古的赤峰市，已有了几十年的开采历史。经过详细勘查，徐天宝发现该煤矿的储量极为丰富，内有几个煤层，厚度达76.6米，储煤总量在3.92亿吨。其分布为5个矿区，即古山矿、六家矿、风水沟矿、西露天矿和老公营子矿。徐天宝决定先从西露天矿着手，因为这里表土薄，无需很多设施，开采容易，是一处投入少、产量高的理想矿点。虞洽卿获知鲁迅对矿业很有研究，并曾与人合作编写过《中国矿产志》，就向徐天宝推荐。徐天宝十分高兴，立即发了一封电报邀鲁迅北上，并许诺其出任平庄煤矿经理一职。但鲁迅给他的复电是，说自己已经打算投身文学，决定用笔作武器，拯救国人灵魂，至于煤矿经理一职，他推荐自己的同学顾琅。
  与虞洽卿同时推荐鲁迅的还有一个人叫周学熙。周学熙是安徽东至人，出生于1865年。其父周馥，曾任两广、两江总督。周学熙先在浙江为官，后到山东任候补道员，1900年入袁世凯幕僚，1903年曾赴日本考察，回国后任总办直隶工艺总局，1907年创办了开滦煤矿和北京第一家自来水厂。1905年任天津道台时，还曾举办过商品陈列所、植物园、天津铁厂、天津高等工业学堂等，北洋政府时还担任过财政总长，主持过北洋实业，是个官商合一的人物。他之所以也推荐鲁迅，也是与《中国矿产志》有关。那么，早年的鲁迅为什么会去编写《中国矿产志》呢？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朝廷，要求在南京设立江南陆师学堂。这一学校的设立目的主要是培养军事人才，在课程的安排上也都是军事项目学制为三年。当时的招生规定，凡13～20岁的男性，能够通晓文理，并且，能明义懂礼者，均可报名。每一期的学生名额为150名。同时，张之洞又看到，中国不但军事人才缺乏，在现代工业的管理与经营方面也同样人才难觅，于是就在江南陆师学堂下设南京路矿学堂。鲁迅就是于1898年考入南京路矿学堂的，并与同年入学的顾琅是同班同学。在该校学习期间，鲁迅接触到了大量的图书资料，从而使他萌生了“科学救国”想法。有了志向和抱负，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去工作。按照鲁迅的设想，第一步是先要摸清中国的家底，这就是他与顾琅合作编撰中国第一部矿产志的初衷。当时的中国对于矿产的分布和研究还是空白。到了18世纪之后，德国、匈牙利、俄国、日本等国先后有学者专门来中国进行地质勘探，并有了一系列的勘查报告。出于捍卫祖国资源的理想，鲁迅与顾琅商量后，决定合作撰写一部《中国矿产志》。为完成这部专著，他们搜集了国内外有关地质学方面的资料十余种，又参考了各省通志，去芜存精，汇编而成。这部矿产志准备在国内，编成于日本。在汇编过程中，鲁迅发现日本的农商务省地质矿产调查局曾编印过《中国矿产全图》后，想方设法通过朋友关系，以借阅学习为名取得后，立即进行摹绘，后又放大12倍，附于书中，并更名为“中国各省矿产一览表”。该书由《导语》四章、《本言》十八章三十六节和图表三部分组成，对中国地质变化和地层结构、各省金属矿和非金属矿分布都有详细记载。著名爱国教育家，时任复旦中学校长的马相伯在看到书稿后，欣然为之作序。马相伯指出：“顾、周两君学矿产多年，颇有心得。概祖国地大物博之无稽，爰着《中国矿产志》一册，罗列全国矿产之所在，注之以图，陈之以说，使我国民深恶国产之所自有，以为后日开采之计，致富之源，强国之本，不致家藏货宝为他人所攘夺。用心至深，积虑之切，绝非旦夕之功所能致。”
  为了编好这部专著，鲁迅还亲自到煤矿实习，并去各地采集铁、铜、煤、石英等矿物标本数百种，各种化石标本多种，在书中对当时全国18个省30余种矿产和120多处产地情况都作了详细介绍和说明。在图表上除了《中国各省矿产一览表》外，还配制了《中国地相图》《中国矿产全图》和《地质时代一览表》三种图表，使该书在内容和形式上更为完善。1906年7月，该书由上海普及书店、南京启就书局和日本东京留学生会馆联合出版，封面署名是“江宁顾琅、会稽周树人合纂”。出版后，经清朝政府农工商部和学部共同鉴定，一致认为该书罗列详尽，内容丰富，且又多捍卫本国资源之语，故被推荐为“国民必读书”和“中学堂参考书”由此可见此书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到1912年10月，该书再版4次，，真正成为了全民共享的读本。
  虞洽卿与鲁迅的另一次交往是1910年6月在南京开幕的南洋劝业会上。鲁迅自1902年1月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从南京路矿学校毕业后，即被选派赴日本留学。他与顾琅一起先到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两年，并于1903年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第8期发表了《中国地质概论》一文。后转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和绍兴任教。在绍兴中学堂，鲁迅任学监并兼博物课老师。当时的博物课是一门辅课而非主课，教育的内容和课程的安排均由教师自行制订。为开拓学生的视野，更加全面而深刻地了解中国的物产及现状，鲁迅曾组织200余名学生专程赴南京参观了虞洽卿等举办的南洋劝业会。这次劝业会规模大、物品多，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型博览会。据说鲁迅在参观时，曾与虞洽卿有过交流，牵线人是鲁迅的同乡，时在劝业会江西馆工作的徐季龙，虞洽卿还赠送每人一只精致的瓷杯，上面有“南洋劝业会纪念”字样。这也是虞洽卿的“实业救国”和鲁迅“科学救国”两种观点的一次对话。对于虞洽卿推荐自己去平庄煤矿任职一事，鲁迅再次明确表示，在当时这种现状下，自己的责任是唤醒民众，同时也希望中国的实业家能共同承担起这一责任。对于鲁迅与虞洽卿在南洋劝业会上交往的这段历史，可惜至今没有找到相关的文字记载，只有20世纪80年代初观海卫泽山翁家的翁润东先生在接受采访与调查时有所提及。
  与鲁迅共同合编《中国矿产志》的另一位作者顾琅，原名芮体干，江苏南京人，长鲁迅2岁。公允地说，顾琅也是一位颇有抱负与才华的青年，可是虞洽卿和周学熙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推荐鲁迅而不是顾琅呢？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谜。顾琅于1902年与鲁迅同入弘文学院，后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曾任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教务长、奉天本溪湖煤矿公司技师、农商部第二矿区监督、实业部参事、专门委员等。对于同学的推荐和徐天宝的邀请，顾琅感到十分激动，因为他一直有一种郁郁不得志的情怀，总觉得自己大材小用，所以，一旦有了这么个学以致用的机会，当然让他感慨万千。他很快辞去了本溪湖煤矿公司技师之职，赶到了赤峰。徐天宝一看眼前即将被委以重任的人，原来是个细皮嫩肉、西装革履、身材瘦长的青年，心中就有了几分的疑虑。但再联想此人曾有志于矿产开发，并编纂过《中国矿产志》，才渐渐放心。打从出道以来，徐天宝对虞洽卿十分崇拜，对周学熙更是以师生相称，虽然两人推荐的都是鲁迅，想必鲁迅此人也是值得信赖的。想到这里，徐天宝的疑虑才有所打消。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顾琅并没有让他失望。几天之后，顾琅就对徐天宝说，经过一番观察，在西露天矿一带，就有储煤五六千万吨之多。徐天宝问他有何根据。顾琅说，我在煤矿任技师已有几年，单凭几个煤眼就能知道。顾琅的话让徐天宝心中有了底，他已经知道眼前这位年轻人对于矿产确有过人之处。于是，徐天宝不惜花费重金购置了大型蒸汽铲等采煤设备。不久，从各地招来的采煤工人1000余名也都到位。经过一番紧张的前期准备，井筒开凿、房屋建设和堆放场地都已就绪。顾琅还发信邀请了几位留学日本的同学张邦华、刘乃弼、伍崇学、徐庆铸等人来共同参与管理，一个规模宏大的新兴煤矿就这样诞生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座煤矿确实为徐天宝带来了巨大的财富。[1]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买卖不成情意在”。虞洽卿向徐天宝推荐煤矿管理人才虽然没有直接推荐成功，但两人之间的友谊却因此更加稳固，三北公司轮船的用煤，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平庄煤矿，这也可以算得上两人友谊的一种延续了。
  【参考文献】
  [1]满庭芳.鲁迅编写的第一部中国矿产志.天津日报，2005-05-31.
  八 和各类艺术家的交往
  国内外对于虞洽卿的研究，无论采用何种体裁，一般都把目光聚焦于他在商海中的沉浮。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几乎离不开“利益”二字。哪怕是他去做慈善，有的人也心存戒备，认为这是虞洽卿为获得更大利益。如果一直戴着这种有色眼镜去观察人、分析人，得出的结论当然一定是荒谬的。人性往往是多面的，人生也是多彩的。在虞洽卿的一生中，除了经商办企业和政府打交道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面，那就是对文化的一种自觉不自觉的依附。在很多艺术家的回忆录中，也都谈及当年虞洽卿对于艺术的态度。从清末民初以来，上海作为中国商业之都的地位已经确立，随着人口的增多，马路的扩建，各类人才的集聚，上海已开始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现在我们所说的“海派文化”就是对这种文化的一种归纳和总结。“海派文化”的构成，除了方言、风俗外，还包含了表演艺术（如越剧、沪剧、京剧、滑稽剧、各类说唱）、绘画艺术、书法艺术、建筑艺术、装潢艺术、文学艺术等。在虞洽卿看来，各类艺术不仅仅是生活的需要，更是一种有着巨大潜力的产业。用今天的话说，叫做文化产业，其实早在100年之前，虞洽卿就已经意识到文化可以成为一种产业了。在上海有一种家庭的表演形式，叫做“唱堂会”，这原来是大家富商为招待客人而把演艺人员请到家中表演以示热闹和派头的举措，演员演出的酬金也要比在剧场演出多得多。而且举办此类演出活动的人，往往是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有的演员为了寻求靠山，也都乐此不疲。据现有史料记载，虞洽卿的家庭大型演出活动就曾举办过多次。如他的母亲出丧仪式之后，在老家天叙堂就有过此类活动，他的儿子结婚、自己70岁庆寿等，也都少不了热闹的“唱堂会”。在平时，虞洽卿只要有时间，也都会去戏院看戏、看电影。这样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对于调节情绪、减轻压力、增加生活乐趣都有极大的帮助。
  首先来说一下京剧海派艺术的领军人物，表演艺术家周信芳。1895年出生的周信芳6岁拜陈长兴为师，7岁登台，1908年入喜连成科班，曾与梅兰芳等同台演出，艺名麒麟童。从1915年至1926年，在上海丹桂第一剧院、更新舞台、大新舞台演出。后来在天蟾舞台演出时遇到了麻烦。天蟾舞台的老板顾竹轩是苏北人，也是上海青帮大亨之一，地位虽然不及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但也是一位说一不二的人物。天蟾舞台开张以后，顾竹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请周信芳，因为当时的周信芳已经是京剧界的一位名伶，他的演出几乎每场都座无虚席，也正是因为周信芳演技超群，被顾竹轩当成了摇钱树。协议签订之后，顾竹轩答应每月分红是3000元大洋。最初的三个月，顾竹轩并未食言，然而从第四个月开始，分红连月递减，理由是戏院的上座率不高，天蟾舞台每月亏损。而周信芳心里明白，这是顾竹轩借口克扣，于是便想找个机会离开。但他不知道，在黑道人物的地面上，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正所谓“进门容易出门难”。周信芳使出浑身解数，甚至用上了在台上晃腔走调、有意出错的办法，但顾竹轩只是派人向他提出警告，并不答应放他走。这也就是说，他在顾竹轩处不但还要继续唱下去，而且在获利上不会有丝毫改善。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周信芳与人商量，认为对付顾竹轩这种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也就是说要找一位比他地位更高，更有实力的人物才有可能将此事摆平。于是，周信芳想到了黄金荣。虽然不愿意与这些青帮人物为伍，但此时的周信芳别无良策。当时的黄金荣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红极一时，也不是任何人想见就能见到的。为了寻求保护，周信芳托人联系了同乡虞洽卿，并希望虞洽卿能帮忙引见。当时的周信芳已经是京剧界的当红头牌，虞洽卿也多次去看过他的演出，虽未直接与之谋面，但也对周的遭遇早有耳闻。听了来人的说明，虞洽卿当即就表示一定会帮这个忙。几天之后，周信芳来到虞洽卿家，说了自己的想法。虞洽卿对他说，我可以给你引见，但你的事情要彻底解决是需要花一笔钱的。见周信芳面露难色，虞洽卿又说，不如你投个门帖，就算是他的门生，这样既可以省钱，又可以省事，而且今后在上海演出，也会少很多麻烦。这当然不失为一种最好的办法，周信芳满口答应。就这样，周信芳虽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成为了黄金荣的门生。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周信芳通过黄金荣的儿媳妇李志清向黄金荣投了门生帖子。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办法确实有效，后来顾竹轩放出话来，如果周信芳不愿在天蟾舞台演出，可以离开，但条件是不在上海的其他戏院出演。为了能尽快离开天蟾舞台，周信芳答应了这一条件。[1]几年之后，虞洽卿要娶儿媳妇，专门要请周信芳去演出，同去的还有京剧名角赵如泉、袁世海等，这给了周重返上海舞台的机会。
  据《袁世海回忆录》记载，到虞洽卿家唱堂会时，他虽已满师出科，但还只是一个配角演员，如《战长沙》中，周信芳饰黄忠，赵如泉饰关羽，袁世海饰的是魏延，纯属配角。尽管如此，这次演出对于袁世海来说还是感触良深。当时的赵如泉已经五十多岁，而且唱念做打，文武齐备，无所不精，但就是挂不了头牌。究其原因，虽然很多，但关键的一条就是缺乏靠山。据说梅兰芳在成名之后，到上海演出时，开场前先要让人扛出一块牌匾，上面写着“一代名伶”四个字，这块牌匾的落款是虞洽卿，也就是说他在上海的靠山是鼎鼎大名的虞洽卿，此牌一出，上海滩上的那些拆白党、小混混便再也不敢捣乱，这一方面说明上海艺人谋生的艰难，另一方面也说明虞洽卿在上海的声望。当然也有的艺人为出人头地，需要大力的宣传和包装，这也是他们投靠到名人门下的重要因素，而唱堂会正好为他们提供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所以袁世海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这次唱堂会是“一炮走红，不虞而誉”。由此可见虞洽卿对京剧和对演员的提携保护。
  虞洽卿在上海有着非常好的口碑，这除了他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热心慈善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海派艺术的发展和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把位于西藏路的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四楼专门辟为展厅，供书画家陈列展览其作品，从中发现和推出书画家的作品，使这些书画家从此为社会所认识，走上成名之路。张大千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上海弘扬中国传统艺术，并最终使中国书画走出国门的首推盛宣怀。早在乾隆嘉庆时期，时任上海兵备道的李延敬就提倡风雅，凡诗、书、画有一技之长者，都会请到他的平远山房内做探讨交流。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在豫园内已有得月楼、飞丹阁等茶楼雅室为文人游憩临池之所。盛宣怀于1900年专门创设了“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除了供书画家交流之外，还负有切磋技艺、定出润格、鉴赏评估、陈列展览、对客挥毫等功能，这使得一大批艺术家有了一个活动的场所。为防止滥竽充数，盛宣怀还设定了入会办法，凡要求加入者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办妥手续后方能成为会员。这虽然不失为文人交流会面的一个场所，却为艺术与民众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篱笆。尤其是对于那些初出道之人，更为森严壁垒，可望而不可即。
  虞洽卿不愧是目光独特，经营理财的顶级高手，他发现无论是盛宣怀创办的金石书画会，还是后来王一亭创办的上海书画研究会等，最大的问题是只能内部交流交易，没有走向市场，使这一本来可以蓬勃发展成为文化产业的书画市场一直处于封闭运作的状态。为了使艺术品与收藏家直接见面，他提出了书画展应有民众参观，并且公开买卖的主张。于是，他借助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优越地理位置，开始筹划书画家的个人作品展或联展。在这里首次举办画展的有关良、唐云、陶冷月、王个簃、邵洛羊、陈抱一、许敦谷等众多名家。从1924起到1941年虞洽卿离开上海的几十年里，几乎每年都有书画展举办。这些展览的举办都是免费的，但对于卖出的作品，则要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这笔钱主要用于同乡会的日常开支。这样一来，书画家借助宁波旅沪同乡会在上海的势力和影响、虞洽卿个人的地位和声望，可以抬高他们的身份，同时通过作品的出售，使那些靠卖画为生的人有了一定的经济来源，所以一时间参展者预约不断，参观者熙熙攘攘，成为了上海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张大千出生于1899年，四川内江人。1918年，因从小青梅竹马的未婚妻过世，到宁波天童寺出家做和尚，三个月后还俗来到上海。张大千是个仿画高手，到上海后就经常仿制石涛的作品并以高价出售，以此来维持生计。但上海滩高手如云，张大千的仿品还是被一位年轻的女子识破，此人就是后来成为张大千红颜知己的宁波小港李家的李秋君。
  据说当年李家人花50元大洋买回一幅石涛的作品，但李秋君看到后却说：这是一幅仿制品，不过，这个仿制者却是天分极高，将来会有大成就。当年的李秋君还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因为患有肺病，所以一直没有出嫁。李秋君在家跟随其兄长学画，长进极快，又精通诗文琴棋，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才女。李家人为了寻找这个做假者，也可算是费尽了心机，最后终于找到。张大千对李家也是早有所闻，尤其是他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使张大千十分感动。当张大千得知对方来意后，为表诚心，当场拿出50元大洋予以退还。但李家人却并没有收下，他们是想看一看这位造假者究竟是何许人也。一看张大千年轻英俊、风流倜傥，就认为李秋君的眼光确实不错，这50元大洋也就作为了见面礼。不过，此时的张大千还不知道做假被识破是由于李秋君超群的鉴赏能力。[2]1922年的一天，曾为虞洽卿书写“天叙堂”的大书法家李瑞清做东，请张大千和李秋君同往。在李瑞清的这次宴会上，张大千第一次认识了李秋君，并称李为“师傅”。因为张大千的做假水平除了他本人以外，上海滩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辨识，想不到如此一位弱不禁风的女子竟然能慧眼独具，这确实令张大千钦佩不已。从1922年到1949年张大千到海外定居的二十余年中，张大千虽然没有和李秋君结婚，但两人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系，特别是李秋君对张大千在上海的生活上的照顾，心灵上的慰藉，使张大千终生难忘。
  在李秋君的大哥李祖韩的大力支持下，张大千搬到了位于石门二路的李宅居住，并且专门辟出一间作为张大千的画室。张大千在李家人的帮助下，画技日趋成熟。在李秋君的鼓励下，张大千于1931年赴敦煌写生。虽然因此使他蒙受“古文化破坏者”的不白之冤，但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画界不可替代的地位。徐悲鸿看了张大千的写生画后，连连感叹“五百年来一大千”。就连毕加索看到张大千的作品后，也不得不承认“真正的艺术在东方”。1925年，在李祖韩的全力推荐下，张大千在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馆内举行了首次个人画展。对于这次画展的先后经过，张大千后来曾经这样评说：“我不分画别，每张画一律定价二十银洋。而且订购的人没有选择的权利，一律以编号来抽签决定，各凭运气。..大概头一年的秋英会大家公认我还小有名气，第一次画展的一百张画完全卖光了。”应该说，二十银元一幅画的价格，在当时的上海滩上是最高的，而奇怪的是还被参观者抢购一空。这其中除了张大千画的本身质量外，还应当归功于李氏兄弟的鼎力相助，虞洽卿对他的关照和捧场。
  虞洽卿对于文化品位的追求，还体现在对家庭的环境设计和摆设上。
  2005年7月，南京东南大学的贺云翱、廖望春、万娇、沈如春等人曾经采访过紫砂艺术大师蒋蓉，她曾于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在虞洽卿家中担任花盆设计师。
  蒋蓉出生于1919年，是江苏宜兴川埠镇潜洛六庄村人，她的祖辈父辈均从事陶艺制作，堪称陶艺世家。蒋蓉从11岁起就跟随父母学习制陶，从小就与陶艺结下了不解之缘。20岁那年，蒋蓉被戴国宝带到上海，向伯父蒋宏高学习仿古陶制作技艺。戴国宝在上海开有一家铁画紫砂古玩店，他让人仿制古代的紫砂壶，然后再打上时大彬、陈鸣远、杨彭年等古代名学的印章出售，这种紫砂器要比一般的器物在价格上高出好几倍。对于这种刻板的仿制，蒋蓉感到没有兴趣，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于1941年应聘到上海标准陶瓷公司任工艺辅导。在这个公司里，让蒋蓉了解到陶瓷制作的全套工艺流程，更令她感到满足的是工资每月有30元大洋，这在当时已经是比较高的水平了。到了1943年时，由于公司的老板替汪伪政府做事，蒋蓉得知他变节成为汉奸后，愤然离去。回到老家，为了找一份工作，她去丁蜀镇上的紫砂店老板华荫堂处，希望能到他的作坊工作。但因为战争原因，华荫堂的几处龙窑都已停烧，所以也就不需要增加人手。但华荫堂不仅是老板，也是一位制陶高手和收藏家，他拿出一把收藏的花器让蒋蓉欣赏，并鼓励她今后可以多面发展，不但制作光器，还应当在制作花器上下功夫。所谓光器，就是壶、盆、罐等以实用性为主的器物，讲究的是线条流畅简洁，造型朴素大方。而花器则是模仿自然物体形态的紫砂器物，既有实用性更具有艺术性。华荫堂所藏的花器是杨凤年的代表作“风卷葵壶”。这让年轻的蒋蓉大开眼界。从此以后，她就走上了花器创作的艺术道路。
  为了维持生活，蒋蓉在宜兴县城开了一家宏生紫砂店。1944年，她的店里来了一位大老板，看到她的作品后，就推荐她到上海虞洽卿家中担任花盆设计师，此人就是范敬堂，电视剧《范家大院》中范老太爷的原型。
  蒋蓉到上海虞宅，是位于协庆路上的一处法式园林建筑，里面有大小房间几十间，外面是一座花园。当时虞洽卿在重庆，家里的事务都由管家打理。据蒋蓉回忆，虞洽卿曾告家人，抗日胜利后想回家养花种草，安享和平生活，于是让管家请来蒋蓉。她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设计花园内摆设的各种盆景，其余还有6个工人做她的下手，根据她所绘制的花盆式样，进行制坯、合拢，然后送去烧制。这6个工人虽然只是具体干活，但还是让她学到了大型陶器在拼接、成型上的技巧。这对她后来的陶艺制作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机会。用她自己的话讲，从这6个人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由此不难想象，一个真正的工艺大师，都是在吸收了各方之长后，再融入自己的创作灵感，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在虞宅工作9个月，蒋蓉并没有见到虞洽卿，到是见到了三公子虞顺慰。在她的印象中，虞顺慰衣着朴素，话语不多，但对于花盆及其他艺术，有着独到见解，可以说是一位博古通今、无所不晓的青年才俊。后来因为虞洽卿在重庆病逝，一家上下忙于处理后事，更无暇顾及花园的摆设，蒋蓉又回到了家乡。从这段短短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虞洽卿对于艺术的偏好和追求。[3]
  蒋蓉在虞家专心致志做了上百只花盆，后来因各种原因，这些花盆竟不知所终。
  与虞洽卿交往密切的艺人中，还有两个干女儿。一个是京剧演员金素琴，另一个是豫剧第一代女演员，有着“豫剧梅兰芳”之称的陈素真。
  金素琴，原姓郎，满族正黄旗人，有着清王室爱新觉罗氏的血统，1913年出生于杭州。她有个妹妹金素雯小她3岁。金家原是武将出身，但到了她们父亲这一代已经衰落。1920年时，有个跑码头唱戏的刘斌昆在杭州看到姐妹俩，就收为徒弟，从此两人开始了草台班子唱戏生涯。转眼间就过了九年，姐妹俩的演技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于是组建了一个中华京剧团，20世纪30年代进入上海演戏。凭着对戏曲艺术的天赋秉性，再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这对姐妹很快在上海滩初露头角。金素琴与章遏云、雪艳琴、新艳秋还被并称为京剧前四大坤伶。抗日战争爆发后，金素琴加入了由欧阳予情、周信芳领导的上海市文艺界救亡协会平剧组，多次参加抗日救亡义演活动。演出的剧目有《梁红玉》《新玉堂春》《渔夫恨》等。1938年中华京剧团解散，后与王元龙合作，参加了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拍摄的电影《霸王别姬》。抗战结束后，金素琴拜梅兰芳为师，50年代去了香港。
  金氏姐妹初到上海时，因为年轻漂亮，自然会招来很多追捧者在这些追捧的人当中有公子哥儿，也有帮会人物，如果与这些人合流，或许是一条捷径，出名赚钱也很容易，但对后来的艺术生命和婚姻生活会带来严重影响，况且她们的父亲依旧保留着旗人刚烈剽悍的性格，绝不会允许女儿从事以色相取悦人的勾当。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找个稳当而又不致自身受到伤害的后台靠山就成了必然。虞洽卿曾多次去看过金素琴的演出，无论在扮相、唱腔还是在台步、表演上都还满意。1930年5月虞洽卿在龙山为母亲举行葬礼时，就邀请了金氏姐妹来天叙堂演出。也正是这次机会，让金素琴成了虞洽卿的干女儿。从此以后，金素琴在上海的演出有了保证，就连她的人身安全也因此而受到了良好的保护。
  1937年9月，24岁的金素琴和21岁的金素雯在卡尔登剧院演出改良京剧《桃花扇》。这种改良就是将话剧、电影中的一些表演元素融入到京剧表演的程式之中。这是一种大胆且又充满风险的尝试。京剧自从诞生以来，先辈们多在唱腔设计、服装道具上不断改革，但在表演程式上却一直沿袭固有风格。这次金氏姐妹倡导的京剧改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不仅需要过人的胆魄和勇气，更需要对艺术的理解和韧劲。在满场的观众中，有两位特殊人物。一位是叫鄂三爷的观众，也是旗人的后代，对于京剧的程式和板眼非常熟悉，他坐在观众席上一般不是看戏，而是闭上眼睛听唱腔是否入板入眼，乐队演奏是否走腔跑调，这是北方人的习惯。另一位叫胡治藩，他是浙江实业银行的二号人物，虽然还不到30岁，却是一个出了名的剧评家，又是金素雯的铁杆戏迷兼票友。在演出过程中，观众不时地爆发出一阵阵掌声，表示对改良京剧的认可，这也是海派艺术融会贯通、扬长避短的一个成功例子。可是也有一个人对此并不赞同，虽然他认为改良京剧确有新意，但一场下来他却没有鼓过一次掌，那就是鄂三爷。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时的鄂三爷和胡治藩已经同时暗恋上金素雯。
  胡治藩是一位儒商，他与文化界人士桑弧、夏衍、欧阳予倩、周信芳等十分熟悉，并通过他们约金氏姐妹一起出来吃饭、切磋，给金素雯留下了极好印象。1939年2月5日的一次堂会，演出的是《人面桃花》，金素雯演女主角，胡治藩客串男主角崔护，与金素雯演对手戏，使两人的距离一下子又拉近了许多。但胡治藩是有妻室之人，再加上母亲的反对，使金素雯一直不敢贸然答应这桩婚事。而鄂三爷的追求方法则不同，他采用的是唐伯虎卖身为奴的办法，竟然到金府当起了管家。更为厉害的一招是，他找到金素琴的义父虞洽卿，想通过虞洽卿的撮合使这桩婚事成功。1939年7月的一天，大病初愈的金素雯还在家休养，虞洽卿就亲自登门为鄂三爷提亲。按当时虞洽卿的身份和地位，这件婚事应该是十拿九稳，不成问题，但金素雯已经为胡治藩的诚恳和真心所感动，所以竟顶住了压力，婉言拒绝了义父虞洽卿的提亲。直到1942年的正月初一，在历经了种种磨难之后，胡治藩和金素雯终于走到了一起，而此时的虞洽卿已远在重庆。
  1945年秋天，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易主，接收者就是胡治藩。不久，胡治藩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业同业公会，他以全票当选为主席。张爱玲曾在她的文章中对大光明电影院有过很多描写，除了她本人对这所一流电影院的独到见解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她的姑姑张茂渊曾任胡治藩机要秘书达10年之久。1946年，金素雯受邀客串王佐临导演的话剧《夜店》后，田汉又为她的复出作了一番策划。田汉请来了周信芳的大弟子高百岁为她配戏，赵丹、郭沫若、郑君里、朱瑞钧、于伶、夏衍、周瘦鹃、朱凤蔚等在上海的文化名人悉数到场观看，这也成为了抗日胜利后上海文艺界的一件盛事。1949年的一天，美国娱乐业大鳄米高梅公司（MGM）董事会副主席飞临上海，与胡治藩商谈合作事宜。美国人提出的条件非常优厚，聘请胡治藩为美国八大电影公司联合会在东南亚的总代理，总部设在香港，并已经为他在香港租好了办公室和住宅，薪资丰厚，如果同意，他还可以移民美国，对于遗留在大陆的不动产还可以给予补偿。当时的形势是，淮海战役已经结束，第二和第三野战军已在江阴一带集结，解放南京和上海已指日可待。胡治藩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留在大陆，他决心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的这个决定，也得到了妻子金素雯的全力支持。这就是民族情结。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情结，无论是文化人还是商人，总会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选择。[4]
  虞洽卿的另一个干女儿陈素真是河南开封人，出生于1918年4月30日原名王若瑜。陈素真8岁拜师学艺，10岁登台演出，性格刚烈而坚毅，，对于艺术的追求却是极其认真，一丝不苟。也就是凭着这种坚韧和执著，使她在十几岁时就成了戏班的台柱子。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原豫声剧团经理樊粹庭重新组织了一个狮吼剧团，表示要用艺术的声音来唤起民众的觉醒。原来豫声剧团经常在开封一带演出，由于战争的原因，剧团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河南商丘，在火车站的临时棚内演出。即便当时演出、生活的条件再艰苦，陈素真也是极其认真，从不马虎。她还利用休息的时间，到离火车站不远的一处空旷地上练功。她在荒草丛中舞刀，在乱坟堆边练枪，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使她很快成了女旦角中文武兼备、做唱俱佳的名角。让她终生难忘的一次演出是在河南睢县的县城。那一天的下午北风怒号，阴云密布，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更为令人惊心的是就在即将开演时，突然传来一阵阵的警报声，日本人的飞机又要前来空袭。已经化好妆的演员一看台下，寥寥无几的观众纷纷离开，只有在中间位置上坐着一个人，此人就是睢县的县长。正当演员们认为这次演出必然取消而准备卸妆时，县长却发话了。他说，为安定人心，体现我们的意志，演出照常进行。就这样，一出《霄壤恨》就在如此环境下开演了。三个多小时的演出，陈素真冻得上下牙直打战，而县长也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这让陈素真非常感动。后来她才知道，县长之所以要这样做，为的是树立中国人的一种精神。
  重返开封后，剧团里又多了两名女演员，一个叫汤兰香，另一个是只有13岁的小姑娘，那就是后来成为豫剧大师的常香玉。在开封的这段时间里，狮吼剧团出了三名女状元，被人们戏称为“三鼎甲”，她们是“状元”陈素真，“榜眼”司凤英和“探花”常香玉。
  1940年秋，狮吼剧团在山寨里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来到西安，落脚于西安市南苑门的三山戏院。为了能使豫剧在西安一炮打响，樊粹庭作了精心安排，三天时间演出三出抗日剧，第一天是《涤耻血》，第二天《克敌荣归》，第三天是《女贞花》。陈素真在这些戏中担任主演，以她扎实的功底、俊俏的扮相、行云流水般的唱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之后，她又先后上演了《霄壤恨》《凌云志》《伉俪箭》等七出大戏，几乎是演到哪里就红到哪里，成为名副其实的“豫剧皇后”。为了尊重她的劳动，同时也为了鼓励她演出的积极性，樊粹庭决定将收入与她二八分成。这一分配方案使陈素真的钱兜迅速膨胀起来，但她是一个醉心于艺术的人，对于理财则是完全的外行，最后竟让一个叫聂良卿的男旦角与其妻子全部骗走。不过，行骗者也没有好的下场，因为吸食鸦片，行骗得手后逃到兰州，不久饿死于街头。
  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有了这次经历，按理说陈素真应该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可她偏偏是个没有心计之人。1940年冬的一天，樊粹庭对陈素真说有人在福源德饭店请客，要她一起参加。两人来到饭店，一个包厢里面已经有几位年轻军人。这次聚会的策划者是一个叫王怡丹的女人。此人与剧团团长樊粹庭是同乡加同学，原在河南省教育厅任职，丈夫是一名小军官，在胡宗南部队任音乐教官。这是一个工于心计又心狠手辣的女人，她出面请客自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自从结识陈素真后，王怡丹百般爱护，千般体贴，使不善交际的陈素真很快解除了戒心。为了达到让丈夫升官的目的，她竟说动了一位姓董的军长，要他纳陈素真为妾。有一天，她又来到了陈素真的住处，一进门就把四件东西放在桌上。陈素真一看，不由吓了一跳。这四件东西是一块金表、一对钻戒、一串珍珠项链和一支金笔。王怡丹说，这是一位军长送给你的，他想娶你。陈素真一听就来了火。碍于情面，她说：我爱唱戏，现在还不想嫁人，如果今后再提这种事，你就别来我的地方。王怡丹见陈素真态度坚决，只好把东西收起。一计不成，她又生一计。先是挑拨陈素真与樊粹庭的关系，说樊粹庭想要控制你，就是想从你身上榨取钱财。还说樊粹庭阴险毒辣，过河拆桥，常香玉在剧团是三七分成，你比常香玉红得多，却只有二八，这就是明摆着看不起你。经过这样的几次游说，使陈素真认为真的找到了一位知心大姐。在身处异乡的环境中，在寂寞难耐的孤独时，有这么一位大姐陪着说说心里话，使陈素真感到很满足。两人的关系到了亲密无间之时，王怡丹又提出把钱藏在屋子里很不安全，应该放在可靠人的身上，或者去换成金条首饰，这样才万无一失。单纯而又不明世事的陈素真果然再次上当，她把所有积蓄都交给了这位貌似热心却阴毒无比的大姐保管。后来在剧团姐妹的提醒下，陈素真向王怡丹去要回存放在她处的钱时，王怡丹说，你的这些钱我都用于做生意了，本来想赚点钱分给你一点，可是没做成，连本钱都没捞回来。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把她辛苦积攒下来的钱又骗走了。
  在西安期间，有一个人让陈素真改变了人生态度，并且懂得了很多道理。这个人就是在福源德饭庄见过的一位军官，名叫汪震。此人是浙江人，字雨辰，当时33岁。
  有一天，陈素真一人在屋里坐着，突然闯进来三个人，一个就是团长樊粹庭，一个是剧团经理栾金玉，另一个就是汪震。有了前几次受骗的经历，陈素真对于陌生人变得警惕起来。三人坐下以后，汪震非常坦率地对她说，自己被她的美丽和出众的演技所倾倒，原来一直想占有她，可当他看到陈素真卸妆后那种天真无邪的神情、不事张扬的朴素后，彻底打消了这种占有欲。面对这位坦诚直率、英俊潇洒的军官，陈素真在心底涌上了一股难以名状的暖流。汪震又说道：如果你不嫌弃，咱们就以兄妹相称。樊粹庭和栾金玉也在一旁相劝，说有了这么一位哥哥，今后遇到什么困难，也可以有人商量了。这是陈素真生平第一次称呼一个陌生男子为哥哥。第二天，汪震给她送来了文房四宝，教她写字识字，又送来了《朱子家训》《彭公案》等书籍，使陈素真有了学习读书的机会。随着交往的密切，汪震还给她讲述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的道理，让这个原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去演戏”的小姑娘懂得许多事理，也让陈素真后来的人生旅途受益匪浅。
  1941年夏季，虞洽卿因考察滇缅公路运输回程时途经西安，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举行了一次招待宴会。按照原来预定的日程安排，虞洽卿在西安只停留一天，因为蒋介石已经发电报给他，希望他尽快返回重庆，有要事商量。当天晚上，蒋鼎文让虞洽卿看了陈素真演出的《涤耻血》后，虞提出还想再看一场陈素真的戏。看完了第二场演出的《女贞花》后，虞洽卿说想见见陈素真本人。在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张钫的安排下，当天傍晚，就把樊粹庭和陈素真接到了蒋公馆。这是一幢花园式的建筑，大门外的卫兵荷枪实弹，个个庄严肃穆，张钫等人刚下车，士兵们一律立正敬礼。几位穿戴整齐的军官候在门口，把一行人接到了里面的一个庭院。这时，虞洽卿、蒋鼎文以及几位花枝招展的太太们已候在那里。张钫先介绍了虞洽卿和蒋鼎文，然后又介绍了樊粹庭和陈素真。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台上貌美如仙的名角，此时竟是一头短发，穿的是草绿色服装，不施粉脂，还有几分羞涩和腼腆，活脱脱一个在校读书的穷小子，哪有半点摩登时髦女戏子的影子。现实与在舞台上的强烈反差，让在场的人个个唏嘘不已。
  虞洽卿让陈素真坐到了自己的身边，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她的身世及演出情况，然后不无感慨地说，我见过很多艺人，可从来没有像她这样老实，这样简朴，要不是看过她的戏，哪会相信她是一个演员，而且还演得那样出色。虞洽卿是从内心喜欢上了这个女孩。他又问：你知道胡蝶吗？她可是我的干女儿。陈素真当然知道上海滩知名的影星胡蝶，她点了点头。但在她心中，对艺人认干爹一直都持反对态度。她认为，艺人就是应该凭自己的本事，而不是依靠权势来抬高身价。这当然是她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一个艺人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后盾，要想成名称家几乎是天方夜谭。虞洽卿又问她，你是不是想去上海演戏？陈素真一听立马来了精神，去上海演戏一直是她深埋心底的一个愿望，就是苦于没有机会。虞洽卿又说，你去上海演戏，一切由我来安排。你演的虽然是河南地方戏，但你的演技好，剧情好，唱腔好，表演好，更难能可贵的是你吐字清晰，一字一句都能让人听懂，真是个不可多得的豫剧天才。这番发自内心的话再次让陈素真感到一阵欣喜。蒋鼎文也在一旁说：洽老原来打算在西安只住一天，因为你的精彩演出，又多留了一天。就在此时，有人提议让陈素真认虞洽卿为干爹。陈素真坐在一边微笑不语，她心里充满了矛盾。就在此骑虎难下之际，张钫站起来说，洽老收义女，这是一件大事，不可以如此简单，陈女士晚上还要演戏，现在先要走了，明天下午到我家，咱们隆重地举行一个仪式。就这样陈素真借口要去化妆先行离去。当天夜里，虞洽卿又看了一次陈素真的《凌云志》，第二天就离开西安去了重庆。
  时隔不久，陈素真收到了虞洽卿托人捎来的一幅书法，上面写了四个遒劲的大字：艺术超群。这是虞洽卿对陈素真豫剧艺术表演的高度评价和肯定。对于这次认干爹事件，后来还是有人津津乐道。只是因为时局的动荡，两人天各一方，彼此忙于自己的事业，从此未能再次聚首，这实在令人遗憾。
  【参考文献和注释】
  [1]龙吟.黄金荣之谜.中华传奇，2011（101）.
  [2]这段文字根据《神州民俗》2013年3月刊上的一篇《张大千三跪红颜知己》改写。该文将李秋君的父亲说成李茂昌，其实应该是李薇庄（1873-1913）。该文所说张大千与李秋君相识是通过父亲的说法也缺乏根据。
  [3]根据贺云翱等人的采访录整理。
  [4]参考谢晋筹拍的纪录片《大人家》等文学本。
  九 聘请康生做私人秘书
  康生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曾参加过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事件之后，虽然侥幸逃脱，但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躲入法租界，利用弹子房（赌场）、妓院等地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寻找掩护，康生与上海大学的同学曹轶欧（原名曹淑英）结婚。1928年改名赵容，并通过国民党上层人物丁惟汾介绍，正式成为了虞洽卿的私人秘书。
  丁惟汾是山东日照人，出生于1879年，字鼎丞，毕业于保定师范学堂。1904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丁惟汾是山东省党务主任和省议会会员。1924年起，主持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工作。后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宣传部、训练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常委，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后，致力于声韵学的研究，著有《毛诗韵律》《尔雅识名》等著作。丁惟汾与康生虽然都是山东人，但早先并不熟悉，他之所以把康生介绍给虞洽卿，可能是其侄子丁基实从中牵线。丁基实原名丁履俱，出生于1903年，曾与康生一起就读于青岛。1921年考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工预科土木专业，1924年经恽代英、邓中夏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与康生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往。1928年4月，丁基实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同年6月与山东省委书记卢福坦作为山东省党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1928年底回国后，正值中共山东省委遭到破坏，于是暂住上海。此时的康生正急于找一个公开的身份作为掩护，于是就在丁基实的策划下，他的叔叔丁惟汾把康生正式推荐给了虞洽卿。对于这一段历史，康生却一直守口如瓶，其中原因与1930年4月，康生与牟宜之在悼念王乐平时被捕有关。牟宜之也是山东日照人，1905年出生，19岁参加革命，被捕后由丁惟汾出面营救出狱，而康生的这次被捕，则由虞洽卿出面保释。据说康生在他的所有履历中，都没有被捕的记录，这是刻意隐瞒还是另有缘故，还是一个待解之谜。
  牟宜之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抗日战争期间，他以乐陵县县长的身份接应八路军115师进入山东创建了鲁北根据地，曾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誉。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奉命到北平，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献计出力。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以北京市建设局局长的身份，与梁思成一起对北京城内的名胜古迹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下放到黑龙江，1974年经邓小平批示回关内休养，1975年病故于济南，1979年平反昭雪。
  康生到虞洽卿处任秘书后，从其修养、学识、勤奋、机敏各方面看，虞洽卿都感到十分满意，这不仅与康生的自身素养有关，也与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密不可分。
  康生于1898年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的大台庄乡（今属黄岛区），父亲张发祥是清朝的秀才，他的曾祖父张鸣义是国子监的贡生，祖父张葆元也是个颇具儒学传统的文人。康生有三个哥哥，大哥张宗彝、二哥宗开、三哥宗儒，康生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宗可，又名叔平，稍长改名张绍卿。祖上留下的财产颇为丰厚，除了几十间房屋外，还有200多亩土地，光收取地租一项，就可以让全家过上富裕的小康生活。康生从小受到儒家的启蒙教育，到七八岁时开始学习四书五经。由于家中各类古玩字画很多，使他幼小的心灵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长达270多年的统治，也使康生对儒学产生了厌倦，他开始喜欢上了吹笛子、拉板胡，这为他后来痴迷于戏曲艺术奠定了基础。由于放荡不羁，对父母的管教充耳不闻，他成了家庭的叛逆者，这让父亲感到十分头疼。16岁那年，在同乡好友陈舜庭的劝说下，康生被送到了青岛的一所教会学校礼贤中学读书。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是德国的传教士理查德·卫尔海姆，他对东方文明十分崇拜，曾将大量经书翻译到欧洲，所以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代数、化学、物理及教会的必修课外，还有专门的国文课，这让康生接触到了新鲜的知识和文化。父母为加强对他的约束，1915年放暑假回家时，让他与邻庄大户陈玉桢的女儿陈宜结婚。婚后有一女一子，长女张玉瑛，次子张子石。1917年夏，康生从礼贤中学毕业回到家中，岂料三个月后，张家遭到了一次浩劫。一群匪徒在一个月黑风高的秋夜突然袭击张家大院，把钱财和一些古董洗劫一空。从此之后，张家原本的殷富生活开始走了下坡路。
  赋闲在家的康生过着优雅而舒适的生活，虽然家中遭劫，但还没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这清闲的生活绝非康生的追求，他要独立，要自强，更有出人头地的野心。出于好奇更为了自卫，他竟然找人学习拳棒。一年以后，他来到了诸城县立中学任音乐教习。就在这个小小的只有几万人口的县城内，康生遇到了一个后来对他政治生命有着直接且重大影响的人，她就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江青，当时叫李云鹤，还是个14岁的小姑娘。康生与江青相识并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民间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江青的老家在诸城县，离康生任教的县立中学不远，步行也就10分钟，康生闲来无事上街逛游，经常碰到，日子久了，也就彼此熟悉。二说是江青曾在县立中学读书，而康生曾经是她的老师，两人是师生关系。三说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曾经说过，江青的母亲在张家做过女佣，并把女儿带去过张家，所以两人从小就认识。不过这三种说法都是坊间的传闻，并没有人站出来证实。但不管怎么说，两人的这段交往为后来在延安的重逢铺垫了基础。1924年，康生结束了教书生涯，与表兄李宇超和朋友孟超一起，来到了上海，也正是这一次于迷惘中的出走，使康生后来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康生来到上海后，改名张耘，并与李宇超、孟超一起考入了上海大学。当时的上海大学是藏龙卧虎之地，校长于右任、教育长邵力子，瞿秋白、邓中夏都是教员。康生就读的是社会科学系，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哲学、唯物辩证法以及黑格尔、康德等学派。据他的同学回忆，康生听课十分认真，课堂笔记也非常详尽，对于一些尚不明白的问题，他总会在课余时间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入学6个月后。在邓中夏、恽代英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暂且不论康生后来的所作所为如何，当年的康氏也确是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1925年2月，上海的日资纱厂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斗争，提出的条件是不得任意开除工人、不得克扣工人工资等四条。作为上海大学的学生代表，康生率领部分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工人运动。也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全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刘文松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开始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也预示着一场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5月15日，日资的内外棉七厂竟然开枪打死了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顾也是康生的同学），打伤了十余人，激起了中国工人的极大愤怒。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余人分头到租界宣传演讲，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揭露日资工厂的阴谋。英国巡捕以扰乱秩序为由，逮捕了一百余名学生，当天即有近万群众聚集于巡捕房门前，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向手无寸铁的上海市民开枪，当场就打死打伤了数十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5月31日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康生被任命为上海总工会秘书。由于表现积极，工作主动，康生开始与李立三、刘少奇、张国焘等有了频繁的接触。在五卅运动中，康生组织学生罢课，上街宣传，并在上海大学活动委员会中任宣传员，负责与上海总工会的工作联络。同年7月，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五卅运动结束后，康生已经是革命队伍中的活跃分子之一。他的革命热情受到了党组织的高度肯定，1926年6月，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先后还兼任过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的区委书记。
  1926年9月，上海大学成立了特别党支部，康生任支部书记。1926年7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发，举世闻名的北伐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当时的江浙一带，为直系军阀孙传芳所控制，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福建五省均是孙传芳的地盘，所以孙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的直系军阀在冯国璋和曹锟下台后，以吴佩孚为首领，把持着河北、天津、北京、湖南、湖北和江南五省，权势熏天，不可一世。共产党为配合北伐战争，决定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第一次起义是1926年10月23日，参加的人数约两千人。由于举事仓促，很快被孙传芳所镇压。第二次是1927年2月22日，虽然先有工人罢工，后有起义之举，但因准备不充分，自行取消。第三次是1927年的3月21日，领导者有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先由8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接着再武装起义。总指挥部设于商务印书馆四楼。当天晚上7时许，各路指挥人员都到总指挥部集中。康生的任务是带领一支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队伍，进攻第五区警察局，然后再夺取北火车站。在进攻警察局时，几乎没有费多大周折，很快就被占领，但在攻打火车站时，由于军方早有准备，经过一番激烈交火，起义军被迫撤退。康生总结了第一次失败原因，于第二天晚上发动了第二次进攻，终将守军击退。3月22日晚上11时许，康生赶到位于广东路的新指挥部汇报，周恩来等当即决定，成立上海临时市民政府，并在明州会馆召开共产党积极分子大会。上海临时市民政府由19人组成，虞洽卿是临时政府委员之一。虞洽卿虽说没有直接参加工人武装起义，但在与共产党的交往中，应该已经认识了康生。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为北伐军进驻上海扫清了障碍。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上海，正当工人们弹冠相庆起义胜利之时，蒋介石已在暗中策划清党。在此之前的几天，南京发生了抢劫外国社团事件。有一批自称革命“左派”的人冲进英、美、法、意等国的商务机构，制造了一起极其暴力血腥的事件。3月24日，正当北伐军第二、第六军占领南京时，停泊在长江的英、美、法、意炮舰突然袭击南京，造成了两千多军民的死伤。事件发生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认为这是中国民众日益激进的一种姿态，而蒋介石却认为这是共产党在背后指使的结果。也正是由于这次事件，为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找到了借口。4月2日，朱德在南昌逮捕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AB团成员7名。4月6日，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20余人。4月12日，蒋介石下令解除工人武装，随即对共产党员进行大搜捕，白崇禧带领一支队伍在搜查商务印书馆时，发现了周恩来等人，因为曾是黄埔军校的同事，所以白崇禧没有过分为难他，而是偷偷把周恩来放走了。
  “四一二”之后，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作为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康生能成为虞洽卿的私人秘书，这其中缘由因为康生后来的特殊位置而无人提及，好多证据也无法追踪，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当年的康生是一个活跃分子，并且是三次上海工人运动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从现有资料看，虞洽卿应该与康生有过接触。虞洽卿可能并不清楚了解他的真实身份，但一定知道康生是共产党内一个有一定地位的领导者。康生任虞洽卿私人秘书，是否受党中央指派，是否有高层授意，今天已不得而知。但虞洽卿在危险时刻能接纳康生，从中能否传递出虞洽卿内心的倾向和立场呢？
  康生应聘到虞洽卿处任秘书是非常聪明的选择，不但使他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身份，生活也有了保障，而且还可以借助虞洽卿的社会地位和私人秘书这张特殊名片，方便在各种场合出入。虞洽卿对这位私人秘书的满意，也不仅仅是他的年轻和英俊，更看重的是他的才华。毫不夸耀地说，康生完全有资格列入中国画家和书法家的名录。他的水墨画别具一格，虽不能说意境高远，但确实充满了人文气息。他的书法更是精妙，且左右手均能书写，如果他不去从政而一直在书画界奋斗，也许他能成为一代大家。当然，作为一名私人秘书，虞洽卿对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了解如此详细，但令虞洽卿没有想到的是，白天跟他形影不离的叫赵容的秘书，此时已经是中共江苏省委的组织部长，掌控着上海地下党的全部组织和名单，每到晚上都要进行秘密活动。
  身为上海名人的虞洽卿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应酬，这其中就包括书写各类信函、拜帖、请柬、贺词，有时甚至还有人前来求取对联或大幅中堂书法。虞洽卿的书法经过勤学苦练，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与康生的书法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所以，这些工作就成了康生的日常主要任务。传说当时康生月薪为150元大洋，另加100元润笔费。当年毛泽东给国民党宣传部长汪精卫做秘书时，按规定发给毛泽东的薪水是每月120元大洋，而当年北大教授的一个月薪资也只有100元左右。可见虞洽卿对康生支付的报酬之高，也说明虞洽卿对这位秘书的看重。
  1930年4月，康生与牟宜之等专门召开了一个秘密的纪念会，纪念的对象是王乐平。
  王乐平也是山东诸城人，1884年出生，早年参加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他曾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还出任过《齐鲁日报》主编。1919年与人合作，创办了齐鲁通讯社，一年后改为齐鲁书社，出版进步书刊，引进新文化新思潮，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因为看不惯蒋介石的专横独断，他利用一些舆论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并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1930年2月18日蒋介石派人将王乐平暗杀于上海。至于王乐平是否加入过共产党，目前，尚无定论。据王乐平的后代及济南文史资料介绍，王乐平曾加入过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中共一大代表王烬美。也有人认为王乐平没有加入共产党，只是利用齐鲁书社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康生和牟宜之的纪念活动怎样被警察局发现，现在已经很难搞清楚。康生被捕以后，警察在审讯时问他为什么要举行这样的活动，康生说王乐平是他的同乡，也是前辈，死后悼念他是人之常情。在查他的身份时，康生说自己是虞洽卿的秘书。警察局向虞洽卿核实情况，也证实康生所说不假。就这样，虞洽卿亲自出面，到警察局将康生保释。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中共决定让康生接替顾顺章，担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如果康生叛变投敌，上海的地下党将会遭受灭顶之灾，而康生也不可能继续在党内担任要职。康生何时离开虞洽卿，没有确切资料，大约在出狱后不久。
  1930年9月24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批判和纠正。康生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凭借敏感的政治嗅觉，他已经意识到李立三“左”倾冒险计划走到了尽头。同时，他还强烈地预感到，李立三下台后，上台的必然是王明。于是，他积极投靠王明，并参加了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会议。同年9月，周恩来、王明离开上海，康生被安排进了由博古、张闻
  天、陈云等6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直至1933年7月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担任王明的副手。[1]
  【注释】
  [1]本文参考了侯解放、阎兴贵等文章，大众文摘，2013年3月6日。
  十 毛泽东对虞的二次批示
  对于虞洽卿这样的人物，是团结争取还是紧密依靠，是疏远批评还是坚决打倒，是共产党内部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上海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1926年10月28日，召开了一次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分析了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在列宁领导下于1919年3月成立于莫斯科的一个国际性组织。这个组织的全部成员是全世界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组织，当时已有57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加入共产国际。在这次联席会议上，由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主持，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作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罗亦农认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尤其是另外两股力量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这两股力量是上海地区以钮永建为首的国民党武装力量和以虞洽卿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钮永建是上海人，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当时是广州大元帅府参谋次长兼兵工厂厂长。他对于上海的武装起义抱着积极的支持态度，可当时中共上海的负责人只是对他联络，在武装起义时并没有邀请他一起参加，片面地认为工人的力量已经足够，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根本没有放在心里。鉴于失败的教训，罗亦农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在第二次的武装起义时，有必要让以虞洽卿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发挥政治领导作用。他还特别提出，虞洽卿在上海的地位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必须保持联系，紧紧依靠。
  维经斯基却对这一主张坚决反对。他认为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更不能允许参加武装起义斗争，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
  罗亦农与维经斯基在武装起义的依靠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双方都不肯让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资产阶级是可以团结的。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动，应当有充分的估计，那就是作为资产阶级本身就有退缩和不肯积极参加的弱点。他明确指出，如果把武装起义获取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以虞洽卿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身上，那就不会有什么结果。革命的成功必须是各个方面力量的高度集中才有可能。会议最后决定，在下一次的武装起义时，所依靠的力量有三种，一是工人阶级；二是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三是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只是依靠对象，不能作为先锋队，他们只是在取得胜利后从事各项事业建设的一个因素，所以，要团结要争取，但绝对不能委以重托。但罗亦农认为这样的方针不妥，既然依靠了工人阶级，就不能再去依靠钮永建和虞洽卿，他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党内的决议已经形成，罗亦农一时难以改变。从这次会议上明白无误地向我们传递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对于以虞洽卿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共产党还是采取了团结与依靠的方针，从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也是深得人心的。二是在建党的初期，党内民主气氛是浓厚的，罗亦农公开反对陈独秀的主张，事后也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打击报复。不过，维经斯基在会上所发表的言论，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实际操纵者斯大林的严厉批评，斯大林批评他只知道阶级不懂得政治，这对于后来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划分有一定的影响。
  1936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冯雪峰到上海，其身份是中央特派员，并兼管上海的文艺工作。
  冯雪峰于1903年6月2日出生于浙江义乌赤岸镇神坛村，1921年加入文学团体晨光社，1922年与汪静之、潘漠华发起成立湖畔诗社，1924年曾到浙江慈溪县立女子中学代课，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后，他成了左翼文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在上海创办《萌芽月刊》《前哨文学导报》等进步刊物。冯雪峰与鲁迅有交往，并向鲁迅介绍了毛泽东及其主张的路线和方针。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鲁迅与茅盾曾写信给毛泽东，对长征的胜利表示祝贺。鲁迅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任和评价，其主要原因就是冯雪峰做了大量的宣传。1936年，冯雪峰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但由于他频繁活动，身份暴露，中央决定让他暂时撤离上海，于是，他来到了江西瑞金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他随同中央红军主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冯雪峰到上海的主要任务有三条。一是对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进行调查，如有可能，尽快恢复建立。对于这一点，冯雪峰一到上海就指示王尧山搜查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材料。二是用隐蔽的身份，领导上海的文艺工作。文艺阵地在当时是共产党宣传自己主张的重要途径。于是冯雪峰一到上海便与鲁迅接上关系，并与当时上海的一些进步文人广泛接触。三是在上海做好统战工作，特别是要求他能钻入国民党的心脏，了解国民党上层的动态和他们对时局的看法。虽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是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之后，但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看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与冯雪峰进行了长谈。毛泽东明确指示，冯雪峰到上海后的一切工作直接向他汇报。为安全起见，冯雪峰化名李允生。毛泽东和彭德怀还写信给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希望他给冯雪峰提供方便并得到保护。信中说：“宁方代表张子华偕敝方代表李允生，十七日到达肤施（即延安），请见保护到西安，以便转回南京，特此奉达。”
  王以哲是黑龙江人，字鼎芳，1920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此时正奉蒋介石之命，对延安执行封锁计划。由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张颇为反感，于1936年3月亲临延安，在六十七军军部与中共代表李克农进行过会谈。4月9日，又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于延安庙儿沟天主教堂内会面，对中共提出的统一战线主张表示赞同。在此次会面时，王以哲与中共的刘鼎、李克农均在场。经过了这两次的会谈，王以哲认为中共的主张是符合国情民心的，与张学良一样，此时的王以哲对围剿红军的主张已经发生了改变。虽然六十七军在洛川和延安地区负有封锁的重任，但此时已是形同虚设，所以，毛泽东经再三考虑，为冯雪峰的安全起见，亲笔写信给王以哲，为冯雪峰安全抵达上海创造了条件。
  冯雪峰到上海后，立即开展了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地下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在文艺战线，他经过与鲁迅的多次商议，提出了一个“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希望各位作家努力向前进，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目光都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对那些汉奸行为作无情的揭露。他在鲁迅处得到了瞿秋白和方志敏的遗稿，并想方设法把这些文稿转到延安。与上述这两项工作形成明显差异的是，对于国民党上层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进展缓慢。冯雪峰原来打算通过鲁迅与虞洽卿联系，因为虞洽卿曾推荐过鲁迅，且两人在南洋劝业会时有过一面之缘，虞洽卿对于鲁迅的才华也非常钦佩。但此时的鲁迅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旧病复发，身体极度虚弱，所以冯雪峰也不好意思提出。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得知冯雪峰的统战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后，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对他在上海的工作再次作出指示。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中的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你的通讯方法务要改得十分机密。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并与我处直接联络，不要经过你，以免生事。各种上层接洽之事，望写一个报告来。刘子青关系要搞得十分好，使他专心为我们奔走华北。旅费我处供给。虞洽卿、穆藕初有联系希望否？”
  从上述信中不难看出，毛泽东为急于了解各派人士的心态和动向，专门派冯雪峰去上海的真正目的所在。信中所说的覃振，字理鸣，湖南桃源人，与宋教仁、胡瑛并称为“桃源三杰”。经宋教仁介绍，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是孙中山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经常与蒋介石发生争论，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立法院代理院长，多次设法掩护地下党员，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董牧师叫董健吾，上海青浦县人，出身于基督教世家，与宋子文同学。他曾在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后到冯玉祥处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到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1930年，他在上海创办大同幼稚园，专收养烈士遗孤。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在上海时均由他收养照顾。1936年还专门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正因为有牧师的身份和宋子文的同学关系，所以毛泽东要他专事联系孔祥熙、宋子文等欧美派。至于信中提到的刘子青，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安徽合肥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在安徽太和县旧县镇开有同和祥锅坊，到1936年时，锅坊已有9个炉子300多名工人，产品销往苏、浙、赣、皖各地。刘子青办事干练，赏罚分明，博施济众，赈救贫困，是一位富有爱心的开明绅士，所以毛泽东要冯雪峰无论如何与他搞好关系，让他为统一战线奔走出力。
  对于民族资本家的代表，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除虞洽卿外，还有一个人，叫穆藕初，是一个从事农业和棉花业的代表性人物。穆藕初，字湘玥，1876年出生于上海浦东，曾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农业、纺织和管理，获硕士学位。1914年回国后，与其兄穆湘瑶创建德大纱厂，任经理。1916年，他翻译出版了美国“管理学之父”泰罗的著作《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是最早把国外管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后又创办了厚生纱厂、郑州豫平纱厂、植棉试验场、中国职业教育社等，集学者与资本家于一身。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农商部名誉顾问，1928年起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还创办了昆剧传习所，为保护和传承昆剧艺术培养人才。对于这样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毛泽东希望冯雪峰能直接与之沟通接洽，当在情理之中。
  就在冯雪峰赴上海之前，毛泽东就如何形成统一战线以及吸收什么样的人来共同加入曾向共产国际征求意见。按照毛泽东原来设想，像虞洽卿这样支持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又担任银行买办的人，应当列为打倒的对象。当时在毛泽东看来，矛盾只有两种，那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敌我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必须用斗争的形式，要么归到敌营，要么归到我方，这就是他的阶级论观点和思维方法。但斯大林并不这么认为。在斯大林看来，那些民族资产阶级只要不公开反对革命，就应当争取和团结，这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支队伍的能量不是可以用人数来衡量的。他们的手中不但有大量的资产，而且还有很大的号召力，在政权建立之后的国家建设时，完全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所以，在给毛泽东的回电时，斯大林坚决反对把虞洽卿这样的人物作为敌对力量看待，这才使毛泽东改变初衷，要冯雪峰到上海后尽快与虞洽卿接触（苏共中央政治局曾要求中共团结虞洽卿，这一文件原件已解密，但毛泽东仍保留自己的想法。这个文件目前已有了影印件）。冯雪峰与虞洽卿联系过几次，虞洽卿对于统一战线的态度如何，目前还缺乏资料。
  1937年底，冯雪峰为撰写关于红军长征的小说，向潘汉年请假，回到了义乌老家，1941年被金华的国民党宪兵队逮捕，关在上饶集中营，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1942年11月保释出狱，1945年到重庆。在他的相关著作及生平事迹介绍中，也没有与虞洽卿联系的记载。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冯雪峰向中央汇报在上海这段时间的工作时，肯定会对虞洽卿有所涉及，只是我们目前尚未发现而已。
  毛泽东关于虞洽卿等人的第二次指示是在1940年9月作出的。
  事情还得从一年前即1939年10月说起。在这一年10月创刊的《共产党人》杂志上，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发刊词，其中对资产阶级的一段论述，说明毛泽东对他们的看法已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没有在文章中表现得十分明确，但在他的心里已经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出了区分。1940年9月6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电稿，发给国统区的南方局和东南局，要求他们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要以人为单位，每个省要将每一类人调查10～100人。这份电稿的题目是“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全文如下：
  恩来、剑英、克农、漱石：
  甲.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以人为单位，每类每省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
  乙.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大银行、大商业及外国资本联系的大工业属之，他们是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是。
  丙.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治，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还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日的，如陈光甫、穆藕初、康心如、范旭东等是。
  丁.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亦以人为单位每类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
  戊.分省调查，请恩来负责调查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五省；克农负责调查广西、广东、福建三省及香港；小姚负责调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及上海。克农、小姚材料限于十二月一日前托人交恩来带来延安，给七大用。
  己.每人为立一小传，要有籍贯、年龄、出身、履历、派别、资产活动、嗜好、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项。庚.关于军官调查，总司令，军长，师长，团长四项，每人立一小传，传内亦有履历、派别、资产活动、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事项。
  辛.以上调查统称名人录，先从经济、军事两方着手，将来发展到政治、文化方面。
  毛.九月六日[1]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叶剑英是八路军参谋长兼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李克农当时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饶漱石当时是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电文中提到的“小姚”既饶漱石。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已经将虞洽卿划归到大资产阶级行列，也就是说既有钱也有权，既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又有自己的庞大资产。在毛泽东看来，这类人为维护自身利益，是不会主张团结抗日的。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虞洽卿最早提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要与日本经济绝交，这些主张不但在报上公开发表，并且向国民党政府不止一次提出过。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他率先组织了反日援侨委员会，并自任主席。在汉奸、特务的多次威逼利诱下，他恪守正义，坚决拒绝与日伪合作。抗战爆发后，他发动救济难民，多次向上海各界抗战后援会捐款，为在抗战中受伤的官兵安排战地抢救和治疗。为了抗战，他甚至将自己公司的3万余吨轮船炸沉于长江水道。大概是由于毛泽东的这封电报，使虞洽卿一直处在共产党的对立面。1992年4月18日，在慈溪市龙山镇召开了一次虞洽卿研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浙江大学、宁波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的教授专家、原三北轮船公司的职工、虞洽卿的亲属和当地的相关人士共50余人。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丁日初先生在发言中曾说，他的一篇《虞洽卿简论》的文章，发表于《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原有4万余字，发表之前编辑部的同志多次与他联系，希望他能将文章中那些为虞洽卿“歌功颂德”的文字删去。为了发表，他附尊屈就，删去了近三分之一。为此，他的内心深感不安，有一种事实屈从于权力的味道，可在当时是无可奈何的。如果放在今天，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对历史的研究，已经恢复到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状态中。
  1941年6月28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电报中，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态度和立场再次明确表示，在抗日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应该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打的目的是拉，这种策略已经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阶级划分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稿。
  十一 为黄楚九游说两大亨
  黄楚九的生意经在上海滩是出了名的，他头脑灵活，点子多，称得上是商界的一个奇才。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全人”，就在生意场上春风得意的黄楚九正做着发财美梦时，却已经有人悄悄地盯上了他这块肥肉，策划着一场几乎是无人可以识破的阴谋。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阴谋的实施者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始作俑者却是黄楚九自己。
  不妨先说一说黄楚九的简历：
  黄楚九，名承乾，号磋玖，1872年出生于余姚市低塘镇历山。他的母亲贡氏出身于中医眼科世家，对于眼科的治疗有着一定的经验，黄楚九从小就跟着其母亲学习中医眼科。1887年，父亲去世，16岁的黄楚九跟着母亲来到上海，进入清新书院读书。上海滩的热闹和繁华触动了他善于经商的敏感神经，他弃学从商，在城隍庙的得意楼前摆了一个药摊。这个药摊所出售的药是黄楚九自己配制的，药方就是他母亲给他的一本药书内的相关配方。在这本祖传的药书里，本来记载的是他的先辈们治疗眼疾的心得体会和几味中药的配方，有散剂、膏方、汤剂、内服和外用之别。黄楚九出售就是以这些方剂为蓝本，再经过适当增减后做成的药丸，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都是本牌药。上海城隍庙是最为热闹的地方之一，一年四季人头攒动，商贾云集。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让黄楚九的药摊生意兴隆，三年之后，他就在法租界的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创设了一家中法药房，不仅销售中药，而且还销售西药。由于经营有道，从此一发不可收，事业越来越兴旺。1907年他与夏粹芳合作创办五洲大药房，1912年与人合作开设上海新舞台，1915年又办起了大昌烟公司，1917年建成了上海第一家综合性娱乐场所一一大世界，1918年投资数十万元创办了中华电影公司，1919年别出心裁开出了上海第一家日夜银行，1920年向虞洽卿学习开创了上海物券交易所，1923年盘进中西大药房，1927年出任上海新同药业公会主席。这一时期的黄楚九拥有医药企业21家，电影公司1家，大型游艺场1家，银行1家，股票交易所1家，名正言顺地成为上海滩的富豪巨商。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就在事业蒸蒸日上之际，黄楚九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他恨不得在所有商业领域去插上一手。1918年底以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些外国轮船公司的船只都被征调回国，中国的轮船运输业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眼看各家轮船公司业务兴旺，获利丰厚，黄楚九就决定投资航运业。他向荷兰安达轮船公司订购了两艘4000吨的轮船，并且付了定金。黄楚九的盘算是，待到这两艘轮船交付后，以轮船作抵押，向兰银行贷款付清买船的款项。可是，轮船还没有造好，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外国轮船又纷纷回来，使航运业一下子又处在白热化的竞争中。他找到了当时任荷兰银行买办的虞洽卿，询问航运业的发展前景，虞洽卿给他分析了航运业的利弊关系，劝他不要对此抱有太大希望。本来黄楚九认为这是虞洽卿由于同行相争对他的欺骗，几个月之后的事实证明，外国轮船公司为了争夺业务，不但在船只数量上已经恢复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英国、美国、日本、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轮船公司为承揽业务又开始了价格大战，这使黄楚九感到十分纠结。他想放弃，这意味着已经支付的20万元大洋打了水漂；如一意孤行坚持到底，这将是一个更为可怕的黑洞。权衡再三，他终于做出决断，取消了向荷兰安达公司订购轮船的计划。
  20万元大洋的损失对于当时的黄楚九来说，虽然心痛，但还不至于伤筋动骨，就当做是决策失误的一个教训，在生意场上跌打滚爬几十年的一次学费。但接下来的一件事让他感到身心疲惫。
  这一天，黄楚九像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刚进办公室坐下，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已经等在那里。这个人自称叫艾罗，是一家美国医药公司的董事长。外国人讲话办事向来直率，没有很多嘘寒问暖的客套，还没等黄楚九搞清是怎么回事，艾罗就毫不客气地说开了。他用一口不太流利的中国话向黄楚九说明来意，说黄楚九的艾罗补脑汁侵犯了美国药品公司的专利，必须作出赔偿。
  艾罗补脑汁是黄楚九中法药房开发的第一个产品，是从英文yelow音译而来，意思是“黄色”选取这个洋名字黄楚九有两个目的，一是容易糊弄人，使购买者认为真，的是美国配方；二是他自己姓黄，而且这药品是他自己发明的，所有这“黄色”有隐含自己姓氏之意。出品之初为扩大宣传，也确实在一些报上写过此药是“美国医学博士发明”，具有补脑提神的特殊疗效等文字。这本身已经具有欺骗性，但为了让人更加相信，他又别出心裁，在瓶子外的说明书上印上了一个外国人的头像。据说这个头像是一个犹太人，但在中国人眼里，反正是个外国人，谁也没有工夫去辨别。至于艾罗补脑液里面的成分，则是用果汁加上一些维生素和磷、铁等微量元素，如果用现在的标准去看，纯粹就是一种假药，好在这种假药并无太大副作用，所以就没有人去研究其是否真的能安神补脑。这个叫艾罗的美国人的出现，彻底打乱了黄楚九的阵脚，他立马意识到来者不善。黄楚九久经商海历练，对于这个身份不明的人他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但问题的关键是，一旦与此人较真，他原先那些大肆鼓吹的宣传广告将沦为笑柄，就连他如日中天的医药企业也可能因此而倒闭。思之再三，他决定妥协，他问艾罗到底要多少钱，这个美国人确实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一开口就是先付20万美金，以后每年支付5万美金。黄楚九看对方狮子大开口，把脸一沉说，你们外国人敲诈，竟然敢敲到我的头上，你可知道这是中国。艾罗却不依不饶，说黄老板你不付钱可以，我会通过美国领事馆向你们抗议，同时取消你生产这种药的权利，而且还是要赔偿。面对这个难缠的主儿，黄楚九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他对艾罗说，你让我考虑一下，三天后给你答复。
  艾罗暂时被打发走，但是这三天时间转眼就到，他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坐立不安，突然他想到对付洋人还是虞洽卿有办法，于是急忙赶到虞洽卿的地方求救，虞洽卿听了黄楚九的话，沉思了良久才开口说，虽然我与公共租界的人很熟，甚至可以让工部局把他暂时扣押，但如果到时候此人把你的底细和盘托出，你恐怕不是赔一些钱就可以了结的，弄不好要去跳黄浦江。此时的黄楚九已经是心急如焚，方寸大乱。他要虞洽卿再想另外办法。虞洽卿说，此人既然是来敲竹杠的，你不妨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非杜月笙莫属。黄楚九是个生意人，平时与杜月笙这些帮会人物没有来往，他希望虞洽卿能够牵个线，并在杜月笙处说项。要在平时，虞洽卿给杜月笙打个招呼也不是什么大事，两人的关系本来就不错，但这次却不同，因为对方是美国人，不知道杜月笙是否肯出面。
  虞洽卿陪着黄楚九来到杜公馆，向杜月笙陈述了来意。杜月笙一听连连摇头，说这个忙我帮不了，黄楚九一听就急了，他几乎用哀求的语气请杜月笙无论如何都要给他解这个围，可杜月笙却是口气坚决，丝毫没有帮忙的意思。善于揣摩心思的虞洽卿坐在一边，此时一言不发。根据他的观察，杜月笙虽然一口回绝，没有商量余地，但按照他平日的行事习惯，对于这类棘手事情的处理总是游刃有余，这在上海滩可是名利双收的美差，杜月笙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所以，在这些推托之词背后，一定还有一个巨大的阴谋。虞洽卿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很好地把握时机。他看到杜月笙的态度，心中早已有了主意。他对黄楚九说，既然杜老板为难，我们先回去再想办法。黄楚九一听要回去，死活不肯，虞洽卿说别死脑筋了，得另谋良策。走出杜公馆大门，黄楚九埋怨虞洽卿在要紧关头不替他说话。在回去的路上，虞洽卿问黄楚九，是否真的想让杜月笙出面处理这件事。黄楚九说我差一点没给他下跪，难道还有什么假的不成。虞洽卿说，话虽如此，但你也应该明白这办事的规矩，像你这种事，不出点血看来是不行的。黄楚九说，我又不是不肯出钱，要多少他尽管开口。虞洽卿叫了一声楚九老弟，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你以为你出五万十万大洋就可以去说动杜月笙了？你也不看看现在的杜月笙不是十年前的杜月笙，几元大洋就可以让他心动。听了这番话，让黄楚九暗暗吃惊，他确实一时摸不清杜月笙的胃口到底有多大，虞洽卿又开导他说，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把中法药房的一半股份分给杜月笙，让他成为你的合伙人，这样一来，不但这件事可以让他出面，就是今后再遇到什么麻烦事，照样可以请他出面，而你只不过是少赚了一些，现在不用出一分钱，这笔账你认为合不合算？
  黄楚九明知道这是虞洽卿给他下了一个套，在眼下这种局面下，他却不得不钻。这大概就是当年上海滩的潜规则。后来也有人说，其实杜月笙早就对黄楚九的药业垂涎三尺，只是没有机会，今天既然是黄楚九自己找上门来，岂有轻易放弃之理？虞洽卿早就知道杜月笙的心思，从他与黄楚九的交谈中就已经嗅出其中奥秘，只是在这一场合说出来不合适，所以出来打个圆场。事已至此，也由不得黄楚九多想，况且只是一个药房的一半，他的药房多的是，说不定以后还真有依赖杜月笙的地方。想到这里，黄楚九也就释然了。他答应了虞洽卿的条件。第二天，黄楚九请人拟订了一份股份转让书交给虞洽卿，让他给杜月笙带去，当杜月笙看到这份协议书时，不由得喜出望外，但嘴上难免再谦让推辞一番。这种客套对虞洽卿来说简直就如小儿玩游戏，他对杜月笙说，人家已经把一半股份转让你了，等于每年送给你几十万元，你还不满意吗？一句话，说得杜月笙笑出声来。
  到了第三天，那个艾罗又来到了中法大药房的办公室，坐在大班台前的已经不是黄楚九而是杜月笙。艾罗当然不知道其中的变故，他还以为黄楚九怕见到他而躲了起来。当他接过杜月笙递过来的名片后才知道，中法药房的董事长已经换人了。艾罗只想尽快捞到一笔钱，他才不管董事长是姓黄还是姓杜。当艾罗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后，杜月笙命人从保险柜取出一个文件，上面写着美国医学博士艾罗愿意把自己独家发明的艾罗补脑汁秘方赠送给黄楚九和杜月笙。艾罗一看就跳起来，他说这份赠送证明是假的，杜月笙板起脸孔，目光直逼艾罗，历声说道：这份证明是假的，难道你是真的吗？如果你有胆量到公共租界控告我，我将奉陪到底。这个美国人眼看自己的把戏被看穿，知道遇上了对手，如真的把事情闹到领事馆，骗子的身份也将暴露无遗，这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结果是明摆着的，也只好双手一摊，灰溜溜地走了。[1]
  黄楚九所创的本牌药很多，其中也不乏经典。1909年，他根据“诸葛行军散”古方，再参考民间的“七十二症方”配制而成的龙虎牌人丹，是治疗轻度中暑的良药。龙虎人丹也曾受到日本药商的起诉，认为黄楚九冒用了日本的仁丹。经过会审公廨判决，最后认定人丹与仁丹是两种不同配方的药品。这是黄楚九花了不少精力才打赢的官司。当然有一些药是故弄玄虚，如1923年推出的百龄机，又名人造自来血，在宣传时被称为独一无二的补血良药，对血亏、血虚有特殊疗效，尤其适用于月经不调，产后血虚，一时间为女性所青睐而畅销全国。
  1912年，他与人合作，开设了新新舞台，但生意并不好，后在孙玉声的建议下，在新新舞台的屋顶平台上开了一个综合性的娱乐场所，有魔术表演、评弹说唱、杂技演出、戏曲小调等，还引进了当时在上海还十分罕见的电梯，一下子就吸引了很多游客，黄楚九给这个娱乐场所取名楼外楼。接着，他又与经润三合作，在南京路和西藏路的转角处建了一座四层楼房，取名新世界游艺场，但好景不长，很快遭人排挤出局。当时的黄楚九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于是决定自己开一家娱乐场。
  据黄楚九的曾外孙臧增嘉回忆，位于延安路、西藏路口的大世界地皮原是南浔巨商张静江所有，黄楚九以租用的形式与张家达成协议，30年之后，这块地皮归还，所有地上建筑均归张家。这样，让黄楚九省去了一大笔购买地皮的资金。1917年7月14日大世界游乐场正式开业。[2]这个游乐场占地6000平方米，由5栋建筑组成，，呈同心圆状，主楼是3栋四层楼，2栋附属建筑，内设剧场、电影场、书场、商场、杂耍台、中西餐厅等。其中的乾坤大剧场，分上下两层，座位1000余个，白天放映电影，晚上演出京剧。电影放映除国产片外，还引进好莱坞影片。到1924年，黄楚九又对大世界进行了重建，建筑面积达14700平方米。尤为吸引人的是进门后的10面镜子，利用物理原理使人的镜中形象变形，参观者无不在镜前捧腹大笑，故又称哈哈镜。黄楚九这种精心的设计，还引领了上海的时尚和潮流，开业之后，门庭若市，一天24小时几乎都是人满为患。看到每天滚滚而来的银元，黄楚九的心头高兴之情自不待言。两年之后，他又在大世界旁边开了一家日夜银行，也是24小时营业，作为营业场所的配套。到了1920年以后，大世界已经成为上海的一处标志，一个人去上海如果没有到过大世界，那就不能算真正到过上海，可见大世界在当时的名气之大。
  大世界的生意兴隆带来了不竭财源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嫉妒的目光，尤其是那些黑帮老大，更是心头痒痒，难以按捺欲望的火焰，这其中最为眼红的要数黄金荣。几年之前，黄金荣因为一个叫露兰春的女演员，与江浙总督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产生矛盾，被何丰林派人抓起来，后来幸亏虞洽卿出面，花了一笔巨款才算了事。黑帮人物最看重的是面子，经过这次打击，黄金荣不仅老实了许多，而且还主动退到了幕后，可是当他看到杜月笙不费吹灰之力就弄到了中法药房的一半股份时，心中的那种占有欲又蠢蠢欲动了。黄金荣派人打探了一下，黄楚九在军政界或公共租界并无背景，他的成功完全凭的是出奇制胜。有了这么一个前提，黄金荣就在暗中准备，寻找机会把大世界弄到手。
  按理说，黄金荣虽然出身于苏州，其祖籍也在余姚，而且与黄楚九是同一祠堂，同祖同族本是一种血缘关系，应该是相互帮助，相互照应，虽说不上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但也不至于在背后做手脚，拆台脚。但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什么亲情、血缘、同乡、同族，都不能阻止他们的勃勃野心，他们更不会因此而有所收敛，这就是黑道人物的基本人格和心态。相比之下，虞洽卿与他们截然不同。做生意凭的是信誉，靠的是灵活（上海人把这种灵活叫滑头）。在待人上，虞洽卿最重同乡之谊，他曾依靠同乡的帮助渡过一道道难关，也不遗余力地为同乡利益奔走呼吁，为此，他赢得了社会普遍认同和尊重，这就是生意人和黑道人本质上的区别。
  其实，黄金荣也知道自己有的做法不但会殃及子孙，有时还会背上祖宗三代的骂名，所以对钱财的攫取上，一般不再明火执仗，而是在暗中釜底抽薪。本来，他完全可以派出几名手下到大世界捣乱，使黄楚九难以经营，但这种办法未免过于原始，而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何人所为。为了既能保全自己的名节，又能分享别人的成果，黄金荣派人四处造谣，说黄楚九已经重病缠身，不久人世，目的是扰乱人心，引起恐慌，以便他乱中谋利。这一阴招也确实起到了作用。因为黄楚九为了扩大经营，投资的领域越来越多。他既投资卷烟业，又投资电影，既要创办证券交易所，又要开发房地产，这过长的战线不仅使他精力不济，更使他资金的周转变得十分困难。尤其是房地产一项，他以新建的房子向银行抵押贷款，用贷到的资金再去投资新的开发。更为可悲的是，他的房地产规模越来越大，所背负的债务也就越来越多，黄金荣的谣言一起，很多银行都停止了贷款。这是黄楚九最怕的局面，也是他致命的软肋，疲于奔命的黄楚九此时如临深渊，万般无耐之下，他不得不向虞洽卿求援。
  对于黄楚九的求援，虞洽卿并不吃惊，他知道这种谣言的来源除了黄金荣别无他人。他一面安慰黄楚九，要他到医院开一张证明，说明自己身体没有问题，让银行恢复贷款，这样谣言便会不攻自破。另一方面他打算去找黄金荣，让他对生意人手下留情。不过这件事还不能对黄楚九明说，因为他已经想到，黄金荣是不会公开承认的。
  第二天，虞洽卿来到了黄公馆，落座之后，虞洽卿故作气愤地说，近来上海滩谣言四起，一会儿说这个病了，一会儿又说那个要破产了，这谣言的背后必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作为生意人，最忌恨的就是无事生非，无中生有。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后，他还要求黄金荣能够派人去查一查是什么人在造谣。这一手确实称得上是高人一筹，这就叫做对着和尚骂贼秃。黄金荣支支吾吾地应着，面对义愤填膺的虞洽卿他只能顺水推舟，虽然心里很不舒服，却偏要装出一副同仇敌忾的样子，还时不时自己将自己痛骂几句。这个在上海滩天不怕地不怕的混世魔王，在虞洽卿面前也只能是俯首帖耳，这不仅因为虞洽卿是他的救命恩人，更因为虞洽卿在军、政、商，甚至包括租界内都有相当高的威望，这足以让这帮黑帮老大高山仰止，不敢僭越。
  一场危机虽然暂时化解了，但黄金荣并不甘心，他吩咐手下人要伺机而动，可悲的是黄楚九仍然没有意识到他的身边埋着定时炸弹，他还以为这场风波过去后是一片晴朗的天空。他拖着虚弱多病之体，依旧为自己苦心经营的黄氏商业大厦奔波。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1月的一天，黄楚九突然接到日夜银行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大群人围在银行门口，要求兑换现洋。对于一个办银行的人来说，这是他们最怕见到的挤兑风潮。黄楚九只得赶去现场，向前来挤兑的人群作解释，并拍着胸脯保证，他们手中的纸币、汇票一定能够兑现。为平息事态，他又想方设法筹集了一些现洋作为应付。然而，这些储户已经听到了风声，黄楚九的一些新药十分滞销，由于战争等原因，他的房地产也处于崩溃边缘，再加上银行催讨借款，黄金荣又派人到处造谣，黄楚九已经是焦头烂额，四面楚歌。各种打击接踵而至，使原来就多病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1931年1月18日晚上，黄楚九突发脑溢血，虽送医院抢救，但回天乏术，于第二天去世。
  黄楚九的逝世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他家的里里外外几乎围满了前来讨债的人群。更有一些原来信誓旦旦的经理、主管，趁机大捞外快，真正为黄楚九做善后的只剩下寥寥数人。面对一堆烂摊子，他们只好请出黄金荣来处理后事。这对黄金荣来说本来就是梦寐以求的，但这时他却偏偏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最后还是虞洽卿出面，他才同意接手。有了黄金荣接手处理，这些债主似乎看到了机会，黄金荣组成了三套工作班子，一班专门负责对债务的登记与核实；一班则清理债权，并责令期限归还；另一班的任务清点遗产，包括大世界、房地产和一些药房。就在此时，对大世界的清理又发生一些波折。这块地皮的主人张静江提出，既然黄楚九已死，这大世界就收归自己经营。这无疑给了黄金荣当头一棒，花了几年心血才刚到手的肥肉又要易主，黄金荣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但张静江毕竟是国民党的元老，就连蒋介石也称其为“导师”，这种关系令黄金荣感到棘手。正当黄金荣为争夺大世界而颇费心思之时，却传来张静江愿意放弃的消息，原来，张静江到现场一看，这里一片狼藉，他本来就对这类娱乐项目兴趣不大，所以取消了收回的决定。这一下正合黄金荣的心意，经过一番整修，于同年5月30日挂出荣记大世界的牌子，于6月1日重新开张。[3]
  黄楚九与杜月笙、黄金荣之间的恩怨，至此落下帷幕。
  虞洽卿虽然是个生意人，但对于姚剧进入上海曾作过贡献。
  姚剧的发源地在慈溪市坎墩一带，这里以前属于余姚，1954年后划归慈溪。姚剧在萌芽之际，是民间在庙会、灯会时的一种歌舞加说唱，并没有专门戏班。到了乾隆年间，才有专门的演艺人员组成一个班子。这种班子的规模不大，只有4名生角、4名旦角再加上3名乐队，共11人。曲调以民间小调经整理加工后而成。由于演员在表演时唱念并重，其唱词和念白没有专用剧本，全凭剧情需要临场发挥，所以对演员的口才和反应能力是个极大考验，又因其取材于民间生活，唱念均用方言，加之诙谐幽默的表演，一上演就受到了欢迎。尤其是在农村演出时，观众听得清看得懂，更是受到热烈追捧，老百姓称之为滩簧。所谓“滩簧”，就是演员与观众之间不存在任何障碍，就像彼此之间聊天谈话那样随便，故有“滩簧，滩簧，滩讲之王”一说。这种滩簧虽有许多优点，但也夹杂一些低级下流的淫亵之词，只能在一些庙会、灯会中穿插，而很难正式登台表演。有的地方还以有伤风化为名，严格禁止姚剧表演。然而，老百姓的喜爱给了姚剧极大的动力，在农村，根本就不把这种禁令放在眼里，这就使得姚剧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流传至道光年间，余姚滩簧经过不断改良，已经具备了一个剧种应有的要素，开始到邻近地区演出。又经过几代演员的探索，在唱腔、念白、道具、表演、乐队等各个方面自成一体，具有明显特色，逐渐趋于成熟。据有关资料记载，余姚滩簧进入上海是在1906年前后。但据我们考证，余姚滩簧正式在上海登台表演的时间应该是1912年黄楚九的大世界开业以后，而且向他推荐姚剧的人就是虞洽卿。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曾经采访过虞洽卿先生的三儿子虞顺慰，在谈及虞洽卿与海派艺术家的关系时，他说，虞洽卿看了姚滩后，认为无论是表演形式还是说唱理念，都很有地方特色，又因其起源于三北，让姚滩正式上台表演，一来可以让在上海的三北人看到家乡戏；二来可以让姚滩吸收其他剧种的优点，得到改进提高；三来也是宣传三北的很好机会。正是在这种浓重乡土观念的驱使下，他才向黄楚九推荐了姚滩。后来黄楚九独自经营大世界，又把姚滩带了过去，成为大世界一个经常演出的剧种。而姚滩在上海表演，也让众多演员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剧种，经过相互借鉴和吸收，才发展成为后来的姚剧。
  据说每次姚剧首演，虞洽卿和家人都坐在前排捧场。当时姚北地区去上海演姚剧滩簧班社有50余家，其中著名的有：周巷团圈里的“杨春风班”，郑巷龙舌的“永才班”，郑巷陈蔡的“得胜春台”，历山东街的“八勿拆班”，明伟苏楼的“楼阿木班”，浒塘朗厦的“阿涨班”，乌山的“宝坤班”，周巷缪家路的“长生班”，浒山孙家塘头的“孙春阳班”，双河的“龙凤轩”，水阁周的“陪生班”等。
  这些余姚滩簧班社去上海大世界演出，通过虞洽卿和黄楚九的帮助，当时也捧红了不少滩簧艺人，如水阁周“破”杨庆、坎墩的阿林、低塘韩陶的矮子荣生、柯巷阿元、浒山焦饼阿善等。
  虞洽卿对宁波滩簧（甬剧）的态度则不同。1923年，据说甬剧艺人筱文斌在上海新世界演《卖橄榄》时，唱一句“犯关犯关真犯关，阿拉娘舅名叫猪头三”的引子，触怒大老板朱葆山，朱葆山通过虞洽卿以宁波同乡会名义，下令停演宁波滩簧。后由艺人倪杏生疏通，经周常如出面调停，才让筱文斌把宁波滩簧改称“四明文戏”在新世界重新演出。
  宁波滩簧改称四明文戏，内容和形式均无，变化。1924年，虞洽卿便在报上撰文，说四明文戏“换汤不换药”，并以上海总商会名义加以禁演。二次禁演使宁波滩簧陷入低谷。因此在过去姚剧的名声远远高于甬剧，这其中虞洽卿的确是起了一定作用。
  【参考文献和注释】
  [1]本节参考了龙吟编著的《杜月笙之谜》一书。
  [2]卢曦.中国经营报，2011-01-09.
  [3]根据原三北公司员工阮长发口述资料整理。
  十二 端方推荐成同济校董
  从1907年至1924年，虞洽卿担任上海同济医工学堂（即现在的同济大学）校董达17年之久。对于虞洽卿任校董一事，民间知之甚少，在一些文史资料中也未见提及，这可能与一些资料未被发现有关。在同济大学公布的校史中，也只有短短的几个字。
  关于同济大学的前身，有一段较为曲折的过程。
  1891年，有一名叫埃里希·宝隆的德国军医跟随德国海军舰队来到上海。时值夏季，天气炎热，上海地区霍乱、伤寒、疟疾等病流行。埃里希·宝隆一上码头，就发现疟疾肆虐，且又缺医少药，有不少人因得不到治疗而被夺去生命。心痛之余，他下决心要为改善上海的医疗条件而努力。没几天后，他申请离开了海军，回到德国进修流行病学，因为在此之前，他学的是外科医学。两年之后，他又回到上海，在德国教堂附近创办了一个诊所，并与几名德国医生共同发起成立了“德医公会”开始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服务于上海百姓。然而，当时的上海人对西医西药，都持排斥态度，他们相信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中药，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让宝隆的医疗诊所门可罗雀，几年下来，亏损严重。但宝隆不愧是一个富有爱心的医生，他并没有因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而气馁，而是针对当时上海市民医疗条件较差的现状，向德国驻上海领事克纳佩提出申请，要求组建一家医院。克纳佩表示同意，并派领事参赞费舍尔与上海道扎饬善堂商议，最后决定在张家浜新马路边上辟出一块土地，用于医院的建设。一年之后，宝隆在上海的医院建成，他给医院取了个名字，叫同济医院。同济一名，寓意中德两国同舟共济，用现代医学共同造福人类，当然，也是德文Deutsch（德意志）的中文音译。
  医院已经建成，设备也都到位，缺少的是医生。这所医院的医生几乎是清一色的德国人，他们白天都在自己的诊所上班，只有到了傍晚时才会来到同济医院，这就使得医院白天时冷冷清清，晚上才会有病人求诊。宝隆觉得长此以往不是办法，就计划设立一个学堂，招收中国学生，培养医学人才。于是，他经过多方筹集，首先成立了一个医学堂基金会。计划报到领事馆，克纳佩觉得不妥。因为在这一计划中，筹款的对象都为德国商人，克纳佩说不但要向德国商人募捐，也要向中国商人募捐。就这样，在宝隆的操作下，在上海掀起了一场医学堂募捐活动，在这场活动中，最为主动积极的是两位宁波商人，一个是朱葆三，另一个就是虞洽卿。
  按照国外惯例，一所学校如果由社会各界人士筹集，就必须成立学校董事会。这所位于同济医院对面白克路（今凤阳路）上的新式学校，占地数亩，取名为上海德文医学堂，校董由18人组成。这18人中，德国人占了一半以上，共10名，其中德国医学界人士3名。除宝隆外，另外两人为共同发起该基金会的医生兼教师福沙伯和福尔克尔，有3名德国商人，另外4名是德国领事馆和军界人士。中国方面有商界人士5名，政界人士3名。1907年10月1日，上海德文医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虞洽卿和朱葆三出席。
  虞洽卿能够成为该校华董，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同济医院创办之初，上海道署曾专门邀请工商界重要人物共同商议。这些人物主要来自丝绸业、茶业、钱庄业和粮业。因虞洽卿在上一年的四明公所事件中，成功捍卫了公所，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已成为上海工商界的领袖人物，所以上海道将他作为重要代表。其次，当时虞洽卿还在鲁麟洋行任买办，而这家洋行的老板是德国人，他与之交往多年，对德国人尤为熟悉，这也成为他参加商议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关键的是有端方的推荐。这位封疆大使曾对上海道说过，有什么难题不决之事，可以找虞洽卿商量，此人思维活跃，点子也多，所提的方案，矛盾双方都能接受，在棘手问题的处理上绝对是高手。这就使得虞洽卿在各级官员眼里分量一下子重了很多。也为他参加各类活动或谈判扫清了障碍。上海道对于端方的话当然是言听计从，这让虞洽卿在上海滩出人头地铺平了道路。
  那么，端方为什么要如此看重虞洽卿呢？
  端方原姓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匋斋，生于1861年，光绪八年（1882年），21岁的端方中举人，他出钱捐了个员外郎，不久迁候补郎中。在戊戌变法中，他积极支持，表现出一个年轻官僚追求富国强兵的本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大开杀戒，他因为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保护而未受株连。1898年他调任直隶霸昌道台，上任不久又奉调回京，主持农工商局的筹备，在此时，他眼看朝廷内外交困，民心向背，创作了一首《劝善歌》，慈禧看到后极为赏识，赐其三品顶戴。次年，他出任陕西省按察使、布政使并兼理陕西巡抚。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和光绪狼狈出逃至陕西，端方因接驾护驾有功，两年后调任湖广总督。1904年又调任两江总督，在此位上他着手创办暨南大学，并创办了南京第一所幼儿园和江苏省公共图书馆。他鼓励教育革新和学生出洋留学，革除陈规陋习，是中国新教育的创始人之一。
  他曾经多次上书，奏请各省设立官办公共图书馆，在他的全力推动下，江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等先后创办。1907年，江南藏书家丁丙因经商失败，亏资百万，无奈之下欲将家中藏书8000余册出售。端方得知后，立即写了奏章，请求朝廷允许其将这批图书收购。朝廷批复同意，端方拨款75000元将图书收购后入藏江南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保存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古籍文献。从政之余，端方还醉心于古玩的收藏，是清代的著名收藏家之一。
  1909年，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在孝钦皇后梓宫奉安时，他的轿子因横穿神道拍照而惊扰隆裕皇后，遭到李国杰、胡思敬、张人骏等人弹劾，被罢官。1911年5月18日被委以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因为强行将四川的民办铁路收归国有，激起了川湘鄂三省的保路运动。同年9月7日成都发生血案，总督赵尔丰被免职，端方奉命署理川政。他率领湖北新军入川至资州时，新军发生哗变，端方与其弟端金被新军将领刘怡凤所杀。据说端方在被杀前曾对刘怡凤说，自己的祖上是汉人而非满人，他本姓陶。这一说法到底是真是假，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端方死后，家道中落，他的儿辈孙辈们为了维持生计，将他收藏的古董变卖。其中有一套商代的青铜器，以20万两白银的价格为美国人福开森所收购，该套青铜器如今仍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
  虞洽卿与端方的相交始于1905年，在此之前，他对端方的人品、思想虽有所闻，但毕竟只是听说而已。1904年端方调任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后，两人才开始接触，在虞洽卿的眼中，端方不但是位胸有大志、平易近人的好官，更是一位思想开明、谋求创新的官员。这在当时慈禧专政戊戌变法失败后尤为难能可贵。他曾多次赴南京当面陈说时弊，提出改革的方案。在端方看来，像虞洽卿这样忧国忧天下的商人也实在不多，尤其是对于学习外国的管理经验，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实业和银行等主张，与端方的想法完全一致，故两人一见如故，倾心长谈，很快成了好朋友。1905年出洋考察时，端方专门奏请朝廷，将虞洽卿列为考察团随行人员，这也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热心公益是虞洽卿的一贯性格，自担任校董以后，他对这所学堂的发展十分关心。1908年学校更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第一届还未毕业，第二届招生又要进行，使原来的校舍变得十分拥挤。虞洽卿与宝隆一起经过考察，选中了上海城南边的宝昌路（今淮海中路）以南、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以西的一处空地，建设了一批新校舍。1909年，同济德文医学堂在原开设医预科和德文科的基础上，新开设医正科。由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资金来源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最大难题。虞洽卿四处奔走，收效甚微。9月16日，虞洽卿与中方校董5人及德方校董8人，联名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希望他能给予学校一定的帮助。威廉二世接信后，从其自行支配的资金中拨出5.4万马克用于校舍建设，解决了学校因资金缺少濒临停学的燃眉之急。
  1909年3月5日，同济医院和同济德文医学堂的创办人宝隆在上海逝世，由福沙伯接任。当时的上海已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仅德商就有一千余名。这些德国商人认为，应该在上海办一所工学堂。在德国银行家和工商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推选德国枢密政府顾问费舍尔博士为首，筹建成立德国工学堂协会。在费舍尔的号召下，几个月内就筹得175万马克。1912年，因为增设了工科，学校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
  1917年3月17日，上海法租界以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产业，为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设备制造武器为由，强令解散学校，并限令师生必须当日离开学校。社会各界认为法租界的做法不妥，联合致电教育部，要求对同济的学生做好善后安排。教育部派员前来商议，最后决定把学校迁出法租界，并在吴淞镇继续开学上课。4月23日，教育部下令学堂改属华人私立学校，所有校务全部由华董接办，直属教育部。
  据《宝山县志》记载：1917年，同济医工学堂由华董接管，迁入吴淞中国工学。1918年，在教育部次长袁希涛主持下，由教育部拨款，在吴淞购地150亩筹建校舍。1921年竣工后陆续迁入新校舍。
  1924年5月20日，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同济医工学堂改名为同济医工大学，并把这一天定为校庆日。1927年8月，学校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接管，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
  自1917年以后，因为有教育部的直接参与，虞洽卿很少过问学校事务。1924年学校更名后，最早的一批华董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先后退位。虞洽卿为学校的捐款在5位华董中虽然不是最多的，但他为学校付出了巨大精力，对于学校的成长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十三 梅龙镇酒店背后的故事
  虞洽卿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学生意，老板奚润如是他的第一位先生。他在瑞康12年与奚润如的关系非常亲密，因为他为瑞康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故先生对他也是亲如父子。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虞洽卿是个极重感情的人，离开瑞康后仍关心其生意的兴衰，哪怕是成为上海名人后，对瑞康的关照也是一如既往。
  奚润如是宁波人，瑞康颜料行在两位学生虞洽卿和贝润生的全力经营下，后来发展成了上海著名颜料行之一。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奚润如已是有名的大老板。他在静安寺路一带相中了一块地皮，建起了一座中式豪宅。这座宅院为三层，底层为大厅，地面用进口瓷砖铺就，上方还有一乐台，可供小型演出使用。大厅面积很大，可同时容纳300余人就餐。二层和三层原为书房、卧室，总建筑面积达3591平方米。这栋豪宅的东面是张静江的静安别墅，西边是英国惠罗公司的花园公寓，再往西就是荣氏家族的荣公馆。奚润如女儿出嫁时，就是在这栋大宅内办的喜酒。直到今天，这座大宅依然还在，不过地名已改成南京西路1081弄1号了，一楼为梅龙镇酒家，二楼和三楼成了56户人家的住宅。奚润如去世以后，家境已远不如前，子女们一致同意将这栋豪宅出售，虞洽卿听到消息，为不让先生遗产落入外人手中而遭到破坏，花重金将这大宅买下来。购买之初，虞洽卿只准备当做一处公馆使用，专门接待一些重要客人。当时在这些建筑物的前面，有一块近百亩的空地，虞洽卿一并购入后，进行了房地产开发，取名重华新邨。其式样是双开间三层独立连体建筑，内有管道煤气，数量达几十幢之多。沿街还开发了一批三层公寓，一层临街的为店面（即今南京西路临街的店面房），二、三楼为住宅。在当时的上海滩有能力购买这类房子的，不是老板便是政要，所以这里一下子成了名人集聚区。张爱玲也正是看中这一地段，从原来的常德路爱丁堡公寓搬到了重华新邨，住在9B室。1949年她站在窗台上目睹了解放军进入上海的实况，1950年创作了小说《色·戒》。这段淡出人们视线的历史却于2007年又被重新提起，并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其原因是台湾导演李安根据张爱玲的小说拍了一部电影《色·戒》，并于同年获得威尼斯电影展金狮奖。据说这部影片获奖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外景拍摄时仍选取了南京西路上的重华新邨，这无疑勾起了人们对老上海的追忆，也可以看到当年虞洽卿精心设计的房地产项目已经成为了老上海的一个标志。
  1938年的一天，虞洽卿接到俞叶封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要事相商。当时上海已经沦陷，虞洽卿对于外界的交际显得特别小心。对于俞叶封这个人，虞洽卿当然是了解的。此人出生于杭州，后来到上海，在青帮中混迹多年，是青帮十八小亨之一，地位仅次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他与张啸林关系密切，张啸林于1937年11月充当杭州维持会会长后，他也紧跟其后，在上海为日本人采购军需物资，沦为汉奸。对于俞叶封的电话，着实让虞洽卿费了一番心思，他揣摩着俞叶封这次见面的目的。出乎意料的是，俞叶封与他探讨的不是时局，也不是做生意，竟然是要办一所学校。他对虞洽卿说，上海已被日本人占领，有的学校已经停课，但公共租界内还是相对安定，所以要借那幢位于南京西路的大宅，办一所学校，取名弘毅中学。抗战爆发以后，虞洽卿与那些变节投敌的人都保持着一定距离，对这个俞叶封也不例外。现在对方既然提出办学校，虞洽卿满口答应，并同意借用一楼的全部房子，至于办学的另外一些事务，他则借口公司事务太忙，不愿承担。这也符合俞叶封的意图。于是，以虞洽卿为校董、张法尧为校长的弘毅中学就这样开张了。
  张法尧是张啸林的大儿子，他名为校长，对于学校的事务并不过问，真正的负责人是俞云阶。这所学校在对外宣传时，说是条件优越，师资力量雄厚，招收的学生不但是清一色的男生，而且全是上海大亨的子弟，如王晓籁的儿子，张啸林的孙子，仙乐斯舞厅老板谢葆生的儿子等。俞云阶是俞叶封的儿子，曾留学日本。他身为校长，非常重视教育的质量，所有老师几乎都是有一定学识和名望之人，只可惜这些学生都是纨绔子弟，不但上课时吊儿郎当，甚至还带着书童、保镖上学，这在上海曾被传为笑谈。有部分学生还不服老师管教，弄得俞云阶非常头痛。
  1941年3月，虞洽卿在去重庆前，曾将这所房子托付俞云阶，希望他能将学校办下去。但此时的弘毅中学因为经费困难，已处在倒闭的边缘，原来这所学校的经费除收取学费外，不足部分由俞叶封等人资助。1940年1月15日，俞叶封被军统暗杀于更新舞台花楼。8月14日张啸林又被保镖林怀部枪杀于家中。傅筱庵于10月11日被朱升源劈死，于卧室。这一连串的事件使上海成为一座血腥而恐怖的城市，学生们有的跟随家长逃避他乡，有的为安全起见而辍学，生源的减少使学校难以为继，于1941年10月停办。之后，这里开出了一家梅龙镇酒家。梅龙镇酒家的开设者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当时上海滩著名的演员吴湄。
  吴湄是扬州人，1907年（一说是1908年）出生于上海。后回扬州读书，1919年7月小学毕业后来上海，考入萱镜小学，后又到惠群女校，19岁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但在吴湄自己的回忆录中对这段历史述说不详，也有人说她到上海后先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工，后又考入萱镜小学。吴湄长相甜美清秀，又向往表演艺术，从小就具备演员的天赋，1928年由闫保明介绍，加入了由田汉创办的南国社。此社1926年由田汉、唐槐秋、顾梦鹤等人发起并成立，全名是南国电影剧社，主要从事电影制作和话剧演出。吴湄加入后，在田汉、欧阳予倩等人的辅导下，先后演出过《湖上的悲剧》《火之跳舞》《名优之死》《南归》等进步话剧。1930年，南国社与夏衍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等团体成立了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吴湄积极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活动。这一年秋天，由吴湄担任主演、于伶编剧的《女子公寓》在兰心大剧院公演，轰动了整个上海滩。脱颖而出的吴湄不但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和喜爱，也为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所重视。
  据吴湄回忆，她的名字是田汉给取的，因为田汉第一次看到她时，发现她的眉毛很浅，就让她取名吴湄（意为无眉）。从此以后，她的原名叫什么，反倒被人忘却了。后来田汉遭到逮捕，吴湄曾积极参与营救。吴湄所经营的梅龙镇酒家，这一招牌也是田汉题写，可见两人关系之深。
  1930年12月24日，吴湄与剧社一个陈姓同事结婚，从此她便做起全职太太。这位陈万里先生读的是新闻系，在《民国日报》当编辑，1932年转入中央通讯社当记者。居家期间，吴湄入暨南大学中文系学习，她一面学习，一面演戏，经郑君里介绍，为电通影片公司的特邀演员，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吴湄随剧团去外地演出，临行前，她的丈夫要她先商量安家问题。但吴湄说，待回来后商量。岂料她回到上海时，丈夫已经去了内地，因交通中断无法联系，再加上很多乡下亲戚逃难来到上海，她一时无法脱身，就留了下来。人多开支就大，丈夫外出又断了经济来源，于是吴湄参加了青岛剧社的演出，希望能多赚些钱来补贴家用。
  1938年3月，位于威海路（今威海二路）648号梅龙镇餐馆准备开业。这是一家只有一间店面，经营面积为80平方米的小饭店，于1939年底转让，吴湄接手这家饭店的原因是想让上海的文艺界人士有一个碰头会面的地方。当时还有个朋友叫龚冰若，两人各出资100元，分别担任经理和协理。梅龙镇酒家于1940年重新开业后，文艺界人士和一批京剧票友都把这里当做见面交流的场所，虽然敌伪时期的上海十分混乱，但梅龙镇这一小小的饭店内部是另有一番景象。1941年冬，协理龚冰若因爱人离开上海而辞职，所有店务都由吴湄一人承担。
  吴湄在上海算不上是轰轰烈烈的人物，但她在交往中结识的另外两个人使她的命运和未来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一个是中共地下党员茅丽英，吴湄在龚冰若介绍下认识茅，后来也加入了职业妇女俱乐部，多次参加了慈善义卖活动，为新四军筹集了大批的经费。另一个是江青，当时叫李云鹤，那是在1933年前后。在一次文学沙龙聚会中，江青与吴湄相识，后来还与当时上海的电影明星王莹、陈波儿等一起去吴湄家。经吴湄介绍，江青开始与田汉等有了交往。也正是这段看起来波澜不惊的演艺圈交流，后来竟然让吴湄含冤而死。
  1942年底，梅龙镇酒家的房子租期已到，经过打听，吴湄得知了弘毅中学已经停办，就决定去租用。虞洽卿当时已在重庆，留在上海的几处住宅都由一些亲属或亲信管理。吴湄了解到相关情况后，通过这些人与远在重庆的虞洽卿联系，征得同意后，她租下了位于南京西路的这幢大院的底层一部分，梅龙镇酒家也重新开张。为保证正常营业和场所安静，吴湄可说是多方交涉，八面玲珑，无论是普通食客还是日伪官员，她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除殷勤招待客人外，她还对日本军人特别照顾。据说有一次一个日本下级军官到梅龙镇酒家用餐，喝醉后大耍无赖，准备赖账，吴湄一个电话打到日军司令部，很快来了一个少佐，当场就对这个小军官扇了十几个耳光，并让他当面向吴湄道歉。从此以后，那些日伪人员来梅龙镇都老老实实，丝毫不敢造次。当时上海实行宵禁，晚上8点之后一律关灯，但只有梅龙镇酒家是个例外。对于粮食供应也同样，别的饭店一个月的大米供应都有限制，梅龙镇酒家却是不在此例，由此可见这家饭店当时的生意有多么火爆。
  梅龙镇酒家的特殊地位也为地下党的活动和电影戏剧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场地，当年袁雪芬向邓颖超提出要加入共产党时，邓颖超就对她说，你可以去梅龙镇。后来袁雪芬果然多次去梅龙镇与地下党的负责人接触。1947年越剧十姐妹结拜盛宴也是在梅龙镇举行。
  1943年的一天，吴湄正在舞台演出话剧《家》，她饰演瑞珏一角，却传来了她先生不幸身亡的噩耗。舞台上她是披着婚纱满心喜悦的新娘，现实中却是一个承受丧夫之痛的寡妇，这强烈的反差考验着吴湄的意志和毅力，但她强忍悲痛，完美且又不露痕迹地塑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形象。抗战胜利之后，梅龙镇有一次失火，幸亏损失不大，只是烧掉了厨房的一部分。按规定，店内失火，老板要被罚款并关押，吴湄被传到警察局，警察要照章办事。吴湄装出一副大老板的派头，说要与警察局静安分局的局长通电话。原来，她曾经与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俞叔平有过交往，在百乐门跳舞时又通过俞叔平认识了这位分局长。经过一番电话交流，吴湄不但没有被罚款，而且被允许马上回去。由此也可以看出吴湄在上海的交际之广。厨房修复以后，吴湄在报纸上做了一个广告：梅龙镇酒家。川菜扬点，地址南京西路戈登路，电话三五三五三。
  1952年，弘毅中学所占用的部分因学校迁走而成为南京西路第二小学，后来学校迁走，底层全部改为饭店。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曾与几位劳模一起在梅龙镇吃午饭。“文化大革命”时，梅龙镇改名立群饭店，1978年恢复原名。1988年，梅龙镇酒家被评为国家二级企业，2007年入选“上海名牌”，2008年荣获“全国十佳中华老字号餐饮品牌”殊荣。虞洽卿泉下有知也当为之欣慰。这幢老建筑至今仍保持着原来的风貌，成为了上海美食的一个代名词。
  1951年，江青有一次来到上海，还专门去看望过吴湄。但这时的江青已非20年前可比，再也没有那种亲如姐妹的情愫，言语中时不时流露出骄矜恣肆、专横跋扈的神情，这让吴湄的心中感到了一丝隐隐的担忧。1966年8月的一天，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突然闯入吴湄的家中，翻箱倒柜查找，整整一个晚上，把所有的报刊图书、照片资料通通抄走，而金银首饰等丝毫未动，吴湄当然不知道，这次抄家是江青的密令，目的是要把那些有损于她形象的文字、图片统统销毁。时隔数天，吴湄和她的再婚丈夫刘鸣轩被隔离审查，一个多月后被放出。此后，吴湄被责令去饮服公司劳动。同年10月25日上午，刘鸣轩接到公司电话，要他即刻过去，到了公司之后才被告知，吴湄已经自杀。刘鸣轩不敢相信，要求验尸，造反派不答应。在刘鸣轩的坚决要求下，才来了一个自称是验尸所的人，随便一看便下了自杀的结论。她母亲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张血迹斑斑的纸条，上面写着两句诗：“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也成吴湄临死前的绝笔。
  十年动乱结束后，吴湄被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2007年，以吴湄为原型的26集电视剧《吴湄》拍摄完成，由蒋勤勤主演。
  【参考文献】
  1.沈嘉碌.吴湄与梅龙镇.新华每日电讯，2013-11-29.
  2.程乃珊.人生百味梅龙镇.食品与生活，2007（12）.
  3.郎慕中.“红色沙龙”梅龙镇酒店和它的“女老板”.档案春秋.2006
  （2）.
  4.文舟.“梅龙镇之母”吴湄——寻找早期民间企业界人物之二.
  [2010-01-19]hhtp://gov.eastday.com/shmj2011/node632/node636/u1a15319.html
  十四 陆连奎求情蒋介石
  1933年4月的一天傍晚，刚刚被聘为行政院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委员的虞洽卿还在三北公司广东路93号办公处看近期的轮船经营报表，电话铃突然响起。虞洽卿接起电话，那头传来急促而又哀求的声音，要他无论如何想想办法，搭救性命。来电求救者并非别人，是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督察长陆连奎。虞洽卿听着陆连奎在电话中的诉说，不由眉头紧锁，知道这家伙目空一切，如今遇到了真对手，大麻烦，心中不由暗暗吃惊。
  事情的起因纯粹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
  几天之前，有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入住中央旅社，陆连奎与一个刚刚结识的情人也一起进入了电梯。当时的电梯并不宽敞，年轻人手中拎了一只皮箱，不知是由于电梯上升时震动还是这个刘姓女子与陆连奎调情，那皮箱的尖角碰到了她的腿上，刘小姐一声怪叫，一面用手去揉大腿。陆连奎见状，立马拉下面孔，恶狠狠地瞪了年轻人一眼。年轻人住的是302房间，到三楼就出了电梯，陆连奎的办公室在四楼。到了上面，陆连奎一看刘小姐的大腿根本就没有伤痕，刚才的怪叫也只是她故意撒娇而为之。本来这次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陆连奎却偏不罢休，一来他要摆摆大亨的威风，二是也好在美人面前显示自己的权势，于是就吩咐手下，与他一起来到了年轻人的302房间。敲开房门，陆连奎要他打开箱子检查。那年轻人也不示弱，问陆连奎凭什么检查自己的箱子。如果说刚才的忍耐是陆连奎为了顾及自己的形象，在大庭广众之下滥发淫威恐怕对旅社经营不利，那么进入房间之后，他就再也无所顾忌了。见年轻人不肯打开箱子反而顶撞自己，陆连奎的流氓本质便彻底露了出来。他走上前去，伸手就是一个耳光。本以为这一下会让年轻人屈服，甚至跪下求饶，不料，对方却又冒出一句：你敢打我，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陆连奎一听对方口气，更如火上浇油，他拔出一支手枪，“啪”的一声放在桌上，嘴里又说道：好呀，既然巴掌有代价，那你就开个价吧。说完，又狠狠抽了他一巴掌。这还不算，他让手下人去打了个电话，很快就上来几个彪形大汉，自称是公共租界的巡捕。陆连奎对几个巡捕说，这个人在我的旅社内耍流氓，你们把他抓起来，好好审问审问。就这样，这个年轻人被几名巡捕带走了。
  一个公共租界的督察长，为什么竟会如此残暴而野蛮呢？这得从他的身世和经历说起。
  陆连奎是浙江湖州城郊的陆家湾人，出生于1881年。他的祖上直到他父亲这一代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因为他从小就顽劣成性，14岁那年被父亲送到桐乡乌镇的水警队当了一名勤务兵。这水警队是水上警察，其责职是检查过往船只是否夹带违禁物品。陆连奎虽然是个小角色，但对警察持枪检查趾高气扬的态度十分羡慕。有一天晚上，他竟偷了队长的一支木壳枪，到附近的一户财主家去敲诈勒索。岂料，这户财主与水警大队的大队长罗宝昌颇有交情，事发之后，就去罗宝昌处告发。事情败露后，桐乡水警队为整肃纪律，把陆连奎抓起来准备枪决，其意图是杀鸡儆猴，防止别人也像他那样横行不法。消息一经传出，可把陆连奎的父母吓坏了。他们四处托人，花了一笔钱才算保住了儿子的性命。但罗宝昌提出放人可以，陆连奎必须立即离开湖州。就这样，逃过生死一劫的陆连奎怀揣父母给他的几元大洋，来到了上海。
  刚到上海的陆连奎举目无亲，几元钱也很快花完，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一家叫强记水果行的商行老板收留了他。有一天，虞洽卿提着一只公文包外出办事，在途中遭到了几名小流氓的拦路抢劫。也正在这时，陆连奎刚刚路过，就与几个小兄弟赶过去将几名小流氓打跑。虞洽卿脱险后，向陆连奎表示感谢，并问他在何处谋生。陆连奎说在水果行干活。虞洽卿认为陆连奎颇讲义气，也为了报答他这次见危相助之恩，当场就写了一封信，推荐他去找黄金荣。虞洽卿所荐之人，黄金荣自然不好推辞，就将陆连奎安排到了公共租界工部局，当了一名巡捕。当时的巡捕背景十分复杂，有来自印度的、越南的，但他们的地位都比华捕要高。陆连奎为出人头地，一面拼命工作，一面又搜刮钱财，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不断地孝敬，终于步步高升，几年之后，竟升到了公共租界十三班巡捕的总头目——公共租界督察长。据陆连奎的养子回忆，当时公共租界有总督察长和督察长之分，总督察长一般由英国人担任，他们的地位更高，且又精通多国语言，平时穿着警服只管一些大事。陆连奎只穿便服，虽然地位低于总督察长，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有着很大的权力，如捉人与放人，有罪还是无罪，轻判还是重判，全凭陆连奎一句话。有了这样的权力，陆连奎要不暴富都困难了。几年下来，他已有了2家旅社、1家饭店、1家百货公司的固定资产，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富人。当然，让他出名的并不是这些财产，而是他那肆无忌惮的性格和作风。如上海当时也禁止鸦片，在别的地方发现有吸鸦片的，陆连奎都会派人去查，但在他的中央旅社内，吸食鸦片是公开的秘密，而且从来没人敢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旅社生意特别兴隆。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只要有我陆连奎在，没有办不成的事。事实也正是如此，他就是依仗手中的权力，横行不法，无恶不作，既让自己在上海滩出了名，也有了滚滚不断的财源。但是，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总是物极必反，就在陆连奎踌躇满志、洋洋得意之际，却栽了个大跟头。
  原来，那天被陆连奎连打两个耳光的不是别人，竟是蒋介石的外甥俞洛民。
  俞洛民被几个巡捕抓走以后，在巡捕房要求打个电话。巡捕问他打给谁，他说是打给上海市长。巡捕还以为他在吹牛，就存心看热闹，让他打了这个电话。不多一会儿，工部局就来了一个人，要他们立即将俞洛民释放。这放人之事，本来是归陆连奎管的，但工部局是巡捕房的顶头上司，既然上司发话，巡捕只能照办。放掉俞洛民之后，巡捕打了个电话给陆连奎说明情况，却被陆连奎痛骂了一顿。不一会儿，陆连奎就接到了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的电话，问他为什么要把俞洛民抓起来。编造一番谎言是陆连奎的拿手好戏，当然真正的目的是要教训教训这个年轻人。吴铁城问他：你知道他是谁吗？陆连奎说：我才不管他是谁呢，反正碰到我，算他倒霉。电话那头吴铁城冷笑着说：你别自以为是，目中无人，那小子是蒋委员长的外甥，你就等着引火烧身吧。这一结果，让陆连奎始料不及，平日里说一不二的大亨，此时才真正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俞洛民是奉化人，此时是他堂兄手下的一名军官。他的堂兄俞济民，1904年出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后任蒋介石侍卫。1928年任警卫第一旅旅长兼南京警备司令，1930年任警卫第一师师长。1932任张治中部八十八师师长，因参加上海一·二八抗战负伤，此时在浙江省保安处任处长。而俞洛民的上海之行，正是奉俞济民之命到上海来办一些物资，却遇到了陆连奎而蒙受了奇耻大辱。走出巡捕房，俞洛民马上给堂兄打了电话，告诉他在上海所遇到的一切。俞济民得知后，立即给蒋介石汇报了这件事。蒋介石刚从北平返回南京，闻此消息，马上给吴铁城下达了一个命令，必须把陆连奎抓起来严办。
  陆连奎在接到了吴铁城的电话后，知道自己惹下大祸，就给虞洽卿打了这个电话。因有恩于自己，虞洽卿也不好推辞，再说这个人也是他介绍给黄金荣的，不管怎么说也总算是有一点关系。虽然对于他在上海滩的种种劣迹早就知晓，但能帮忙的地方总是要帮的，这也是虞洽卿做人的准则。为了一个陆连奎，虞洽卿当然不会直接打电话给蒋介石，他先向吴铁城了解了一下蒋介石的意图。吴铁城告诉他，已经接到蒋的指令，对陆连奎要严办，弄不好可能被枪决。虞洽卿知道枪决是不大可能的，但这小子的麻烦可算是大了。虞洽卿知道吴铁城一定会把蒋的意图告诉陆连奎，他就开始盘算如何营救的事。
  第二天清晨，上海兼备司令部出动了18辆“红车子”（旧上海警察局专门用来捕人的车子）和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央旅社，一些人荷枪实弹冲到楼上，把尚未起床的陆连奎五花大绑押上了警车，扬长而去。此事在当时上海滩成了第一大新闻，有的人还在暗地里拍手叫好，额手称庆，尤其是平日受他欺侮的那些人，更是在心头舒了一口恶气。
  为了这件事，虞洽卿专程去了一趟南京。他去总统府拜会了蒋介石，想试探一下对陆连奎的处理意见。蒋介石正为日本军队侵略东北和华北伤透脑筋，连日召见汪精卫、孙科和戴季陶等人商量对策，一面又要部署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陆连奎横行不法虽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毕竟也分散他的精力。如今看到虞洽卿前来，就故作轻松，想听听虞洽卿的意见。虞洽卿说，陆连奎这个人虽然可恶，但一听到打的人是你的外甥，早就吓得魂不附体，这说明对你还是尊重的。像这种人我看还是让他吃一点苦头，再罚他一笔钱，让他长点记性就是了。蒋介石说，这样也好，反正他有的是钱，就按你说的办吧。这也算是给了虞洽卿一个面子。其实，蒋介石原来就没有打算要杀他，况且正在非常时期，他也不想为了外甥而大开杀戒。虞洽卿走后，蒋介石给吴铁城又打了一个电话，他对吴铁城说，陆连奎既然这么有钱，那就罚他10架飞机。这张罚单算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重的一张，吴铁城吓得连舌头都缩不回去，但他又不敢跟蒋介石讨价还价，只有在电话里连声应是。两天之后，吴铁城亲自来到警备司令部监狱，向陆连奎说，蒋委员长网开一面，现在就让你出去，但你必须为国家捐献10架飞机，否则老账新账一起算，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有关照你。陆连奎没办法，哭丧着脸从牢房出来，他的手下已经在外面等候，见了陆连奎，就拥簇着他上了早在那里等着接人的汽车。
  虞洽卿之所以会如此卖力，另外还有个原因，那是两年前陆连奎曾经策划过一次强行入股事件。宁波小港李家的李征五，于1925年在福州路云南路的转角处买了一块地皮，建造了一座当时全上海最大的剧院——大新舞台。这个新建的剧院有3层看台，总座位达到3917个，而且里面设施豪华，梅兰芳、马连良、杨小楼、金小山等名演员都曾在此演出。由于设施好，演员好，地段好，每次演出的上座率极高。陆连奎每当看到别人大把赚钱，心头总是痒痒的，千方百计动脑筋要去插上一杠，以便从中渔利。对于大新舞台当然也不例外，他请来几个把兄弟商量，如何能够在大新舞台捞一票。几个人一商量，认为强取强夺的办法行不通，因为李征五也非等闲之辈，他曾经为辛亥革命出过大力，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对他都非常尊敬，强行夺取，必然会招来麻烦，最好的办法就是入股，这样就名正言顺，既可分利又可管事，可谓一举两得。大新舞台于1926年2月7日开业不久，李征五就去了天津，到1929年才回到上海。回到上海以后，李征五为让京剧名家的唱段长期保存留传，又办了个长城唱片公司，专门灌制唱片，这些资料已成为了各位京剧大师最为宝贵的遗存。然而，由于长期致力于不同政见之间的协调，李征五的企业受到影响，收入大不如前。虽然大新舞台可以带来丰厚的收益，但支出也十分惊人，对于几年后的维修显得力不从心。陆连奎正是抓住了李征五的这一弱点，提出了入股的主张。本来李征五对有人参股是表示欢迎的，但陆连奎的参股并不是现金，而是用他的几家旅社，也就是说，明为参股，实质是想来分享成果。李征五与虞洽卿商量，认为此事比较棘手，陆连奎这样的人，既不能够得罪，也不甘心让他坐享其成。虞洽卿也觉得陆连奎有点过分，于是就去找他，劝说他放弃这种非分之想。陆连奎本来也想通过虞洽卿来成全此事，如今虞洽卿不但没有帮他的忙，反而来为李征五说情，料想事情可能比较复杂，也就爽快同意，收回自己的入股要求。这件事让虞洽卿觉得陆连奎还是讲情面的，是个盗亦有道的人物。正是有了这么一次经过，陆连奎在虞洽卿心目中留下的还算是比较好的印象。这也是他愿意为陆连奎奔走出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陆连奎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野心大，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如对宁波籍大商人周湘云，他使用的则是另外一套手段。为了得到周家收藏的古董，他可谓动足了脑筋。他是先派人到周家，说是得到风声，有人不怀好意，要来抢劫周家财产，所以才派人保护。这使周家十分感激，主动送了一些古董给陆连奎。但是，周家不知道，陆连奎的目标是周家收藏的那些碑拓字画，其中就有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铭》。直到有一天晚上，果然有几名黑衣人闯入周家，正准备翻箱倒柜，外面几名受陆连奎指派的巡捕也及时赶到，虽然没有将这几名黑衣人捉住，但总算没让周家受到损失。事后，周家又给了陆连奎送去了大笔的酬金和一些古玩，但他们不知道，这完全是陆连奎一手策划和导演的一场闹剧。
  虽然劣迹斑斑，陆连奎也在不知不觉中营救过共产党人。如1922年，他受人之托，花了400元大洋保释过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了武汉，后于同年8月又迁回上海。根据中央部署，于1928年11月14日由周恩来负责成立中央特科，其中二科科长陈赓租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的房子内，这房子的主人就是陆连奎。为此，陈赓与陆连奎的关系成了房客与房东。有一次，中共一位领导人的家属及其儿子一到上海，就被叛徒出卖而遭逮捕，陈赓说通了陆连奎，让他出面营救，在陆连奎的干预下，被捕的母子俩也被保释出狱。虽然陆连奎不知道这些都是中共人士，但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出陆连奎在上海的地位。
  当陆连奎得知虞洽卿为自己的事专程去向蒋介石说情后，心中也十分感激，但这10架飞机，岂是儿戏，他挖空心思，最后想到了同乡人诸民谊，想通过他来减轻处罚。诸民谊是湖州南浔人，与陆连奎可算是同乡。诸民谊出生于1884年，早年在苏州学医，1904年在张静江的帮助下去了日本，1906年赴法国途中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在法国期间，他与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陈璧君等合作创办了《新世纪》周刊和《世界》画报，也算得上是辛亥革命的早期参加者。1924年回国后，与华侨卫月朗（陈璧君的生母）的养女陈舜贞结婚，1925年赴广东，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和广东医学院院长。1928年2月，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委，后又任国民党中央第三、四、五届监察委员。诸民谊非常同情陆连奎的遭遇，表示愿为此事奔走。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多次向蒋介石求情。经过反复努力，最后以捐赠1架飞机的代价了结此事。
  经此一劫，陆连奎元气大伤，他离开了上海到乡下暂住。1939年汪精卫上台后，诸民谊、陆连奎又重新出山，当上了汉奸。陆连奎被人暗杀，诸民谊在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8月23日以汉奸罪被枪决。
  【参考文献】
  1.徐世尧.陆连奎：旧上海滩的督察长.文史春秋，2004（8）.
  2.木子.两记耳光赔一架飞机.联谊报，2009-06-13.
  十五 顾竹轩打外国官司
  旧上海真是个复杂而有趣的地方，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其中虞洽卿支持顾竹轩状告工部局，诉状寄到了英国伦敦大理院（英国最高法院），就是当时一桩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跨国诉讼案。而且，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也颇具戏剧性。
  顾竹轩于1885年4月17日出生于江苏盐城，家中排行老四，小名顾四，又名如茂。16岁那年，因家乡闹灾荒，随难民大军一起来到上海，以拉黄包车为生。不久加入青帮，在曹焕智介绍下，拜刘登阶为老头子。刘也是江苏人，是青帮中大字辈首领。顾竹轩有了青帮做靠山，摆脱了拉黄包车的苦力，进入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当华探。这一行当在当时的上海滩地位不高，但油水十足。几年之后，为了使自己的发展有更大的空间，他又拜黄金荣为师。当积攒了一笔钱之后，顾竹轩买进了几辆黄包车，在闸北开起了一家车行，当起了老板。由于他曾当过华探，人头熟悉，又加上在帮会待过，各种场合的交际都十分周全，所以他的车行很少有人去找麻烦。生意的顺利，使他的车行越开越大，从几辆几十辆到几百辆，成为上海人力车行业的领头老大。地位有了，顾竹轩也学起了前辈，开香堂收徒弟，成为苏北一带贫苦人到上海后投靠的目标，而他也成了苏北帮中的领袖人物。势力的扩张让顾竹轩地位日升，他又在蒙古路上开设同庆舞台，上演江淮一带的地方戏。到1920年，顾竹轩已经是闸北商会会董、江苏绥靖督办公署参议、陆军第二师参议，成了一个亦官亦匪的人物。1921年，他与人合作，在南京路、浙江路、湖北路的交叉口开设了一家天蟾舞台，1923年后由他独家经营，是当时最著名的舞台之一。也就是这个天蟾舞台，给他带来了一场不大不小却旷日持久的官司。
  原来，在天蟾舞台的不远处，有一家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永安公司。这家公司开业于1918年9月5日老板是一名澳大利亚的华侨，名叫郭乐。永安公司的总部在香港，著名，相声演员马季曾是该公司的员工。1916年底，郭氏兄弟来到上海，准备开设百货公司。他们走遍了上海的角角落落，最后相中的是南京路上的这块地皮。可是南京路上的所有地皮，要么被哈同收购，要么被工部局占领，若想开辟新项目，必须与地皮所有者商量。但哈同的胃口极大，他提出这块地皮不卖只租，租金是每年5万两白银。当两兄弟答应哈同的条件时，哈同又提出租期为30年，30年租期满后，地面建筑也归他所有。如此苛刻的条件几乎让人难以接受，但郭氏兄弟却不在乎，他们认为，在这30年内，除了开支外，肯定可以赚20吨黄金。这大概就是商人的眼光和魄力。当合同签下后，很多人都觉得这两兄弟的脑子有问题，如此高昂的租金和后续条件，如换成别人，肯定不会上当。就这样，郭氏兄弟以其特有的目光租下了哈同8.15亩土地。在动工兴建之前，首先要确定是大门的朝向。南京路是东西走向，建在这条马路上的建筑有两种选择，坐北朝南或坐南朝北。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建筑物一般都选择坐北朝南，民间有“朝北的财主，不及朝南的廊柱”之说，可见朝南是绝大多数人的首选。但是，郭氏兄弟既没有按照祖传的老规矩办，也没有请风水先生来作决断，而是带着一袋豆和一只盒子，走进了这块空地边上的一家叫做五龙日升楼的茶馆。两人一南一北坐着，每见到进来一个人，就往盒子里丢一粒豆。如此一连7天，他们把盒子内的豆倒出来数了数，发现从南面进来的人多于北面。但南面是一条小马路，北面是南京路，于是决定这幢设计为6层楼的房子坐南朝北。开业之后，他们又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做了半个月的广告。英式的建筑，再加上颇具冲击力的广告，使永安公司一开张就生意兴隆，实现了日进斗金的目标。上海人喜欢赶时髦，永安百货公司的各种物品，有很大一部分是进口的，这也是吸引顾客的原因之一。经过了十几年的营运，永安公司已成为上海最有名的大公司之一。郭氏兄弟考虑到地皮的租期是30年，也就是说1945年到期，届时将要把土地连同建筑一并归还，为未雨绸缪，早作打算，郭氏兄弟经多方探听到，在永安公司相邻的天蟾舞台地皮是由公共租界租给顾竹轩的，于是暗中买通了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费信淳，要求把这块地皮转租给自己。
  1930年初春的一天，顾竹轩还在闸北英华里的公寓吃早饭，公共租界的一名官员就来敲门。来人表明身份后，取出了一纸公文，上门有总董费信淳的签名，内容是：天蟾舞台的地产属公共租界工部局所有，现另作他用，决定收回，并给补偿大洋50元。
  这不亚于晴天霹雳，让顾竹轩直愣愣地呆在那里。他拿出来9年前从前老板许少卿地方盘下天蟾舞台时的几份文书，其中就有一份是1912年黄楚九在建造新新舞台时向工部局购地的契约。按理说，这份契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工部局不可能将已经出让的土地再行收回。但这里是公共租界，一切都得由租界当局说了算。对于这一点，顾竹轩当然也心里明白。就在他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他的侄子顾乃镕刚刚去过虞洽卿的地方，向虞咨询有关创办轮船公司的具体事宜。虞洽卿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给了他很多指点。顾乃镕建议，与英国人打交道，虞洽卿最有经验，而且他又是公共租界的5位华董之一，说话也有分量。顾竹轩如梦初醒，急忙驱车赶往海宁路虞洽卿的住所。
  虞洽卿还没有去三北公司上班，见顾竹轩一大清早赶来，知道必定有紧急事务。顾竹轩拿出工部局开出的公函，说明了事情的缘由。虞洽卿也觉得工部局做得过分。他知道天蟾舞台已开了多年，一应手续齐全，况且500元大洋的低价赔偿，简直就是欺人太甚。他一面安慰顾竹轩，一面反复阅读这信函，说，这一公函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你尽可不必理他，如果他们来催逼，你就应该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此事我会管到底，如有什么困难，可以请我女婿江一平出面办理。有了虞洽卿的这句话，顾竹轩的心头放松了很多。他知道虞洽卿的地位和力量，几年前黄金荣也曾动过对天蟾舞台的脑筋，也是由虞洽卿出面才将此事平息，这位老先生的助人为乐精神，此时让顾竹轩感激涕零，心中充满了敬意。
  当天晚上，虞洽卿就打电话给江一平要他代理天蟾舞台的诉讼。江一平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系，是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登记在案的执业律师、上海律师公会常务委员，在上海的法学界和律师界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对于这一案件，一来有老丈人出面，二来也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他当然义不容辞。但当时的一个特殊情形是，上一届的公共租界华董任期将满，正在酝酿下一届的理事人选。这一职位并没有什么薪金和报酬，但代表的却是租界内全体纳税华人的利益，其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更为重要的是，工部局华董每届只有5名，能跻身于此行列者一般都是上海滩的头面人物，他的老丈人就名列其中。为了这一点，江一平不得不有所顾虑，他思之再三，决定请他的朋友，意大利籍的律师、英国人穆安素来接手。穆安素来中国多年，曾在段祺瑞执政期间担任过“安福俱乐部”的律师，1920年8月安福系解散后来到上海，在九江路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江一平的介绍下，顾竹轩找到了穆安素。这个英国律师一听案情，不由得有点犹豫，因为这被告是公共租界当局，在上海自有租界开设以来恐怕还是第一次，输赢很难把握，况且自己也是英国人，告的是英国机构，怕带来影响，所以有点举棋不定。但江一平对他说，此案可以放心大胆接下，一是公共租界当局本来就理亏，你稍加发挥就可稳握胜券；二是背后有超级大亨虞洽卿撑腰，真有什么麻烦事，尽可找他老人家解决，不会有后顾之忧；三是此案一旦胜诉，保证名利双收，到时候各大报刊一宣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律师事务所有可能一夜之间就红遍中国，而且这种可能性极大；四是如果有什么不测之事，江一平定会全力相助。经此点拨，穆安素才恍然大悟，同意接收此案。
  几天后，顾竹轩将一纸诉状递进了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总领事接过状纸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中国人告英国人，这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而且告的还是公共租界，简直就是闻所未闻。该状纸在列举了几条证据和理由后，还提出三点诉讼请求：一、请判工部局败诉，因为他们违反了相关规定；二、天蟾舞台不动迁，也不需要任何补偿；三、如果一定要迁址，必须在市中心盖一座与天蟾舞台不相上下的戏院方可。最后还特别强调，此案是非清晰，原告相信法律的公正，如若败诉，将一告到底。
  总领事知道此案必有隐情，急忙派人去调查，其结果与诉状中所说一致。本来，这样的案件只要总领事下达一道文件，便可解决，或者以该案发生地在中国，可由中国法院判决之类的话来搪塞也未尝不可。但这位总领事觉得此案原在“英国注册”，理应由自己办理，但公正裁决又恐伤了公共租界的威信，思之再三，他下了一道批文：“原告顾竹轩阁下：查该地皮原系工部局产业，当年虽出卖给黄楚九先生并沿用至今，也属事实。但因工部局另有他用，决计收回，并同意付赎金500元。此复。”
  毫无疑问，这份批复完全不顾事实站在工部局一边的单面之词，顾竹轩当然不能接受。他约了江一平同到穆安素的律师所商议。江一平认为，总领事的批复不能代表英国政府，只有北京的英国公使或者是大使级的官员批示方为有效。因此，这件案子还没有结束。顾竹轩又找虞洽卿说明情况，虞洽卿也认为这一批复不合常理，支持顾竹轩向英国驻北京公使上诉。于是，穆安素又起草了一份诉状，上告到位于北京的英国公使馆。
  诉状寄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见回音。律师穆安素也专程去北京催问，始终不见答复。到了1930年4月底，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董选举已有结果，虞洽卿和江一平均当选为新一届华董。消除了后顾之忧，江一平积极协助穆安素办理此案。他根据1930年2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与各国政府签订的《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提议由虞洽卿出面，向英国方面施加压力。法院协定共10条，规定在今后的公共租界审判事务中，均按照中国法院的四级模式进行，并取消外国人观审、会审的特权，还规定在公共租界的审判中，一切中国法律均可适用，与此相配套的是于同日成立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上海特区地方法院。这一协定于4月1日起实行。2月底，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收到了美国、英国、法国、巴西、荷兰、挪威六个国家公使馆的照会，表示予以答复确认。这是中国政府收回租界审判权的一项重要成果。有了这么一份协议作后盾，虞洽卿也向公共租界提出，顾竹轩所涉的天蟾舞台案，应由上海法院审理。为进一步施压，顾竹轩下令人力车公司的所有员工以到天蟾舞台观戏为名，在永安公司门口和天蟾舞台门口围堵，一时间，南京路上的交通为之堵塞，现场一片混乱，工部局派出了大批巡捕来维持秩序，也无济于事。在此情景下，工部局不得不向英国驻沪领事馆求援，希望早日解决此事。
  经英国驻沪领事馆向北京公使馆的催促，北京的英国公使馆终于有了答复，说此案要由英国伦敦大理院裁决，公使馆无权处理。于是，第三份诉状很快写好，寄往位于伦敦的英国大理院。诉状寄出以后，又是漫长的等待。几个月过去了，依旧没有任何消息。顾竹轩经过前两次的诉讼，此时也决心已下，表示一定要坚持到底。他甚至不惜花费重金，聘请律师赴伦敦打官司。但虞洽卿认为大可不必，要他耐心等待。他见顾竹轩已放弃了创办轮船公司的打算，就劝他官司归官司，事业归事业，为使大生轮船公司早日开办，他让出了三北公司在广东路93号一楼的办公室，借给顾竹轩作为筹备之用。
  到1930年中秋节的那天，顾竹轩终于收到英国伦敦大理院寄来的裁决书。上面写道：“顾竹轩经理：你的上诉经本院终审裁定，工部局违约拆迁不合法，应赔偿损失费10万元，由你选址，重新建造天蟾舞台。”
  捧着这份裁决书，顾竹轩不禁心头激动，泪流满面。这场历时半年的官司，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从500元到10万元，如此巨大的差距，简直让人匪夷所思。虽然顾竹轩胜诉，但工部局为挽回面子，也同时请穆安素出面，要他作出一些让步，说明白了，也就是给工部局留一点面子。1930年10月12日顾竹轩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则启事，内容是：根据工部局的要求，天蟾舞，台的房子租期已满，定于10月13日起闭幕。另设天声舞台，特此告知新老观众。10万元大洋，当时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因为像虞洽卿或四明银行开发的石库门住宅，一般的只要几百元一套，最好的也不过1000元。顾竹轩用这笔钱，在福州路云南路的转角处购置地皮，新建了一座天声舞台，但仍挂出“新天蟾舞台”的牌子。至此，一场跨国官司终于落下帷幕。
  自这件事情以后，顾竹轩对虞洽卿从心底感到佩服，后来凡有疑难之事，他都会去找虞洽卿商量。
  1935年，顾竹轩因为黄金荣的得意门生唐嘉鹏遭到暗杀而被捕入狱，判刑15年。后在虞洽卿的斡旋和顾竹轩的族亲，时任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的顾祝同的多方活动下，于一年以后保释出狱，此后一度消沉。到了抗战前夕，再度活跃。此时，他已经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便开始接近共产党。早在大革命时期，顾竹轩就营救过共产党人，掩护地下党员活动，受到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赞扬。抗战爆发后，顾竹轩亲率闸北保卫团与十九路军共同抗击日寇，后又将新天蟾舞台改作难民收容所。上海沦陷后，他多次拒绝了日伪高层的诱惑，坚定地表示自己不会当汉奸。他的侄子顾叔平是中共党员，顾竹轩多次以自己特殊的身份护送和营救地下党员。他还把一些新四军受伤的干部接到自己的家中，利用大生轮船公司为新四军运送药品，甚至将15岁的小儿子顾乃瑾送到苏北根据地参加革命斗争。他的帮会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新天蟾舞台的经理室，这里后来也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活动点之一。抗战胜利后，顾竹轩根据中共上海局的指示，一面协助其侄儿顾叔平竞选国民党的副区长，为搜集情报作出了贡献；一面又关照他手下的徒子徒孙，不可与中共为敌。上海解放后，顾竹轩是上海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特邀代表，陈毅市长专门去新天蟾舞台看望过他，并勉励他继续为人民服务。1956年7月，顾竹轩在上海病逝。
  【参考文献】
  1.胡根喜.老“天蟾舞台”诉讼案始末.新民晚报，2011-05-15.
  2.方印华.三北虞洽卿.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十六 皞南生隙成对头
  虞洽卿与王皞南的失和，原本只是一场误会。在家乡人的心目中，虞洽卿是一个好好先生，凡事有求必应，性格和善开朗，对普通老百姓的困难，他热心相助，与官方人士打交道，他很把握分寸，却为什么偏偏与身居宁波防守司令要职的王皞南有芥蒂呢？事情得从虞洽卿母亲的出丧大礼说起。
  1930年5月9日，是虞洽卿母亲的出丧之日，龙山虞宅的天叙堂内，素幛白幡，布置得庄严而肃穆。前来吊唁的人，除大批的亲戚朋友外，还有党政要员和各界代表。如蒋介石的代表顾祝同，袁履登的儿子袁生斋，宁波中药业巨头翁仰青，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副官处少将处长王文翰等。对于这些人的到来，虞洽卿都会出来迎接。王皞南本来没有打算去龙山，在别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前往。王皞南走进天叙堂时，恰逢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寂幻法师也刚刚到来，因为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寂幻法师非常敬重，所以这位大法师一到来，身为东正教教徒的虞洽卿破例为他搬椅奉茶，表现出一个孝子的应尽之责。大概是忙于招呼贵客，却不知冷落了在一边的要人。王皞南见虞洽卿对一个和尚如此热情而对自己却不闻不问，心中一种无名火顿时就蹿了上来，他一声冷笑，转身就往外走。当时88师477团副团长陈德法在现场担任保卫工作，见王皞南一脸怒气，不辞而别，知道他心中不快，就急忙赶过去劝说，但王皞南去意已决，任凭陈德法如何劝解，均不予理睬。就这样，他窝了一肚子气回到宁波。从此以后，他认为虞洽卿是故意怠慢自己，在心中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阴影。也正是有了这一次不愉快的龙山之行，令他对虞洽卿的看法一落千丈。而这时的虞洽卿因忙于各种事务，也没有顾及一位军界要人受冷落的感受。到了丧事结束以后，陈德法向他谈及此事，虞洽卿还以为是王皞南一时使性，没有去宁波当面道歉，这为以后发生的几件事埋下隐患。
  另有一种说法，是王皞南刚到虞宅，顾祝同代表蒋介石送了花圈挽联之后刚要离去，虞洽卿因送顾祝同而没有注意到王皞南。别的客人到时虞洽卿都会出来迎接，唯有王皞南到时虞洽卿没有迎接，这让王皞南感到很没面子，所以随即转身离去。不管怎么说，王皞南在虞宅受到冷遇是肯定的，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已很难说清楚。
  王皞南是台州黄岩县（今黄岩区）西乡（今长潭乡）楼岙村人，生于1891年，少时就读于杭州陆军小学和南京陆军中学。辛亥革命时，蒋介石是攻打杭州的敢死队队长，王是敢死队队员。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2期和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26军军部中校参谋。北伐战争时，任22师3团团长。北伐后任4师副师长、军事委员会第二处少将处员。1927年底，浙东的防务分别成立宁、绍、台、温4个指挥部，王皞南是4师副师长兼12旅旅长，驻守宁波。1932年撤销指挥部，成立宁波防守司令部，统管浙东防务，王皞南被任命为宁波防守司令部中将司令。王皞南是一个既讲务实又爱面子的人，在宁波防守司令的任上，他也确实为家乡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如出资700元给家乡修筑桥梁，创办南兰小学等。但他又是个心志高、脾气倔，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出于军人的天赋和本质，他对商人向来不屑一顾。就是这次去虞宅吊唁，也是在翁仰青的极力劝说下才去的。他后来的悲剧是这种偏执型的性格的必然结果。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之后，宁波已岌岌可危。为加强防务，守护宁波，王皞南将几艘货船、趸船炸沉于甬江口。1937年12月，他又征集招商局载重为3640吨的新江轮，装满石子后沉于镇海口。1938年初，他将18艘轮船分别沉于招宝山至金鸡山一带，并规定非经特许，任何船只不得随意出入港口，这就是当时的封港措施。
  日军攻陷上海后，宁波已成为日军攻占的下一目标。由于战争，上海租界内涌入了大量难民。虞洽卿专程来到宁波，向王皞南建议将宁属7县全部划为难民区。按照当时国际惯例，难民区的社会秩序由军队维护，而侵略军一般也不会对难民区发动攻击，这是一种地方自保的做法。但虞洽卿的这一建议，遭到了王皞南的断然拒绝。建议未被采纳，虞洽卿只好返回上海。几天之后，虞洽卿收到了宁波防守司令部发来的紧急电报，要他出席一次非常重要的军事会议。
  此时的军事会议，除了抗战别无他意，虞洽卿知道这类会议的重要性，于是立即乘船赶到宁波。会议在宁波江东的七塔寺召开，虞洽卿到时，其他参会人员均已到场。王皞南一脸严肃，正襟危坐，对于虞洽卿的到来只用眼睛瞟了一下，连个招呼都没有，这大概是对他在虞宅遭冷遇的一种报复。虞洽卿扫视了一下会场，所谓的军事会议，除了王皞南和几名军官外，其余全是工商界的人士，有上海钱业总会主席秦润卿、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俞佐庭、宁波业药巨头翁仰青、宁波如生罐头厂经理陈如馨等二十几人。虞洽卿向这些老朋友老同事微笑着点点头，表示歉意。翁仰青一看这场面，多少有点尴尬，一面说欢迎洽老，一面带头鼓掌，只有王皞南冷眼旁观，一言不发。虞洽卿落座后，王皞南宣布会议开始。他先简要介绍了一下局势，然后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各位到此开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大家要齐心协力，为抗击倭寇作贡献。如今宁波各项防御设施不甚理想，工事需要修筑，海防需要加固，缺少经费，所以请各位来，搞一个捐助，为保卫宁波出力。话音一落，立马有副官拿来纸笔，要工商界人士当场认捐。
  大家一看王皞南的口气，这那里像是在募捐，分明是强行摊派。心里如此想，口中却不说，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既没有人开口，也没有人动笔。王皞南四下扫视，虽然目光威严，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但在座的这些人士，绝不是可以用目光征服的。冷场了一段时间，见大伙没有什么反应，虞洽卿站了起来说，既然是王司令为保护宁波捐款，理该在通知中明说，像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会赞成。说完，拿起笔在一张捐款纸上写下了“虞洽卿认捐大洋5万元”几个字。此头一开，其余人也纷纷应和，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认捐数。有的1000元，有的500元，不一会儿就达10万有余。见此情形，王皞南拉长的脸才有所缓和，他向出席今天会议的人员表示感谢。临行前，有人还当场拿出随身携带的支票，填上数字签上名，交给了副官。虞洽卿说，实在抱歉，我从上海出来时因为不知道有捐款之事，故没带支票，但我回上海后会派人送来。就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捐款活动到此结束，离开时，虞洽卿连头都不回，就匆匆赶到码头，乘坐当天的轮船返回上海。
  几天过去了，当时的其他捐款人都兑了现，只有虞洽卿的5万元大洋如石沉大海，没有半点消息。王皞南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他想打电话去催讨，怕效果不好，于是索性派人去上海直接找虞洽卿要钱。此人到三北公司找到虞洽卿，说明来意，不料平时热情好客的虞洽卿这次却一反常态。他对来人说，你回去告诉王司令，这场不明不白的捐款大家在心里都是反对的，如果不是我带头，恐怕连一分钱都捐不到，你们不来谢谢我反而来向我要钱，真是岂有此理。此人讨捐款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宁波，向王皞南诉说了上海之行的经过。王皞南勃然大怒，决计要与虞洽卿争斗到底。过了些天，他打电话给上海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想让他出马向虞洽卿要钱。当时的杨虎已接到命令，正准备撤离上海，听到王皞南为了几万元的捐款与虞闹得不可开交，就特别叮嘱他，你可千万不要为了这些钱而与人交恶，这对你的前程不利。看在同僚的分上，他还是派了一个手下，去找虞洽卿探个虚实，如果虞愿意出钱，此事也就了结了，如果虞拒绝，也算是给王皞南有了交代。这名手下人到了虞洽卿处，直言不讳地说明来意。虞洽卿笑笑说，这么一点小事，竟然惊动了杨司令，实在不好意思，你回去告诉杨司令，就说我心中有数就是了。这话说了也等于没说，来人就这样去回话，杨虎也是这样答复王皞南。
  另有一种说法是，虞洽卿当即开具了一张支票，让来人带去。这张支票送到宁波后，王皞南命人去银行取款，却被退了回来，原来是一张过期的支票。王皞南被惹怒了，发誓要报复。孰真孰假，现在只有几个年长者的回忆记录在案，真相到底如何，已不可知。
  不管是空手而归还是空头支票，反正王皞南没有得到这笔钱。这件事是王皞南过分还是虞洽卿故意刁难，众说纷纭。有的认为王皞南当时在宁波的防守计划上考虑不周，让工商界人士来承担这样的责任其本身就很令人反感，只是有碍于他手中的权力不敢作声而已。而虞洽卿却不同，第一次在虞宅的态度如果说是一种误会，那么，作为一个地区最高的司令官，对于难民区的设立不应不假思索就予以回绝。这一提议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安危的思考，而是保地方平安的策略，在这一点上，王皞南实在是有失一个将军的风度。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两次事件一正一负，也算是扯平了，为什么还要有第三次的捐款？这几万元的捐款至今没有任何记录，也没有用途开支的具体说明，当时的一些报纸也没有任何报道，这难免让人产生怀疑，这笔捐款究竟去了哪里，是用在防务上还是落入王皞南的腰包？尽管王皞南素以勤勉与直爽为人称道，但这毕竟是一笔无底有头的账目，当时包括虞洽卿在内的多位人士在私下也曾谈论过此事，可见当时人就感到了不靠谱。
  几次催讨未果的王皞南对虞洽卿已经不是一般的交恶，而是怀有一种仇恨的心态了。他下了一道命令，今后凡是三北公司的轮船，一律不得放入，同时还加大了封港的力度，增派了兵员和船只。对于其他轮船公司的进港，王皞南采用发放通行证的办法都可以自由进出。当时三北公司的轮船为了运送难民，大多是免费的，这些人扶老携幼，本来已经饱受了战争带来的痛苦，如今又在甬江口停泊，需要用小船驳送，船小人多，速度很慢，且又相当不安全，所以船上的难民怨声一片。船长也无计可施，只得向虞洽卿汇报。虞洽卿打电话给宁波分公司，要他们去作一调查，看看其他公司的船只是否也没有进港。几天之后，宁波分公司向虞洽卿汇报说，其他公司的轮船并没有受到封港的限制，都能停靠码头，而且也不是难民，都是正常的旅客。得此报告，虞洽卿心中已意识到这事件的因果关系。
  1938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2月22日），王皞南的妻子鲍兰英病逝。王皞南匆匆回家，料理了妻子的丧事后，又马上返回宁波。当时有很多人认为他中年丧妻，应当续弦，于是前去提亲的人很多，但均被王皞南婉言谢绝。直到半年之后，同乡张子泰为他又物色了一个对象，王皞南才表示同意。这位对象叫金耐仙，是中央银行杭州分行经理金伯顺的侄女。经过热心人牵线，王皞南与金耐仙也见过几面，彼此印象都不错，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婚期定于当年的10月中旬。到了结婚这一日各方要员都来参加了婚礼。老同学王文翰出任证婚人。老同乡方策当时，是河南省第三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因此事专程赶来担任介绍人的角色。王皞南的顶头上司、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派人送来了喜幛。婚礼在宁波总商会礼堂举行，乐曲刚刚奏响，新郎和新娘挽手缓步入内，突然空中传来一阵轰鸣声，原来是日军的30多架飞机已临宁波上空。按照战时要求，敌机来机时要拉响空袭警报，关掉电灯，所以婚礼现场瞬间一片漆黑。卫兵们早就准备好蜡烛，此时正好派上用场。在数百支蜡烛的照映下，婚礼才得正常进行。事后，很多人认为这场婚礼不吉利，所以才导致两个月后王皞南命丧黄泉。但作为一个军人，王皞南已经习惯了这种刺耳的警报声，他并没有因为电灯的熄灭而沮丧，这也体现了一个将领的豁达与大度。为了显示王皞南迎亲的气派，宁波平安轮船公司经理李耀庭也可谓费尽了心机，他专门派出了一艘轮船到上海迎娶新娘。这艘轮船原名平阳轮，因战时为避日机袭击，改为葡萄牙轮船公司的属下，取名为海棠轮。这艘轮船装扮一新后，于头天就去了上海，第二天傍晚到达宁波。这一专轮迎娶新娘之举，不料也成了王皞南的罪状之一。
  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曾多次召开军事会议，并规定在抗战期间，军人不得结婚。同时还要求各大轮船公司尽快疏散上海人口，紧急援救各地难民。虞洽卿的轮船运送难民，其实是蒋介石下达的一条命令。王皞南不管出自什么原因故意刁难，本来就是有违抗命令之嫌。现在又明目张胆地大办婚礼，使虞洽卿压在心头的积愤终于爆发。他拟了一份电稿，发往重庆。电报列举了王皞南在宁波期间的几大罪状，一是依仗权势，敲诈商人；二是公然抗令，不顾难民安危；三是违反战时法令，大肆操办婚事；四是横征暴敛，专轮迎妇；五是枉法徇私，对待各轮船公司态度不一。蒋介石接到举报，大为光火，立即指派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石家庄行营参谋长林蔚，航空委员会主任、陆军中将周至柔去调查此事，并要蒋经国亲自过问。林蔚也是黄岩人，与王皞南是同乡，周至柔是台州临海人，称得上半个老乡。两人领命前往宁波，调查的结果是确有其事，但均事出有因，没有这么严重。但他们不知道，蒋经国办事十分周密而细致，他接到父亲的指令后，并不是坐在办公室等待汇报，而是直接来到了宁波。他借了三北公司的一艘小火轮到镇海口一看，果然有好几艘运送难民的船只停泊在那里，旁边有几艘小船在驳运。这些难民哭哭啼啼，都在埋怨封港给他们带来的困扰。更有一些老弱病残者，由于得不到及时救济，已经病死在船上。几天之后，蒋介石向蒋经国了解调查结果，得到的回答与林蔚、周至柔的大不一样，于是立即电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王皞南就地枪决。
  顾祝同接到命令，不敢怠慢，打了一个电话给王皞南，说有紧急军务商量，要他立即赶到金华。第十集团军司令官刘建绪闻知消息，急忙赶到顾祝同处为王皞南求情。当时第十集团军驻守于杭嘉湖一带，赶到金华至少需要几个小时。王皞南到金华后，随行的警卫人员被阻在外面，他一人进入行营。一到里面，王皞南就感觉情形不对，两边站满了持枪的卫兵，气氛极其严肃。顾祝同坐在那里，一见王皞南就喝令卫兵将其拿下，然后向他宣读了军法处的命令。此时的王皞南知道辩解已属徒劳，于是束手就擒。顾祝同又命令第三战区军法执行监部中将军法执行监倪弼去刑场监督。待刘建绪赶到，对王皞南已执刑完毕，时间是1938年12月3日。一代枭雄就此命殒异乡。
  后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王皞南被枪决是因为对蒋介石在长沙会战中所实行的“焦土抗日”政策不满。这一政策曾导致长沙城内外数万平民死亡，近万间的民房被大火焚毁。对此，王皞南公开表示反对。这一言论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后，对王皞南早有成见，这次只是借虞洽卿的控告，除掉了心头之患。这一说法同样只是一种传说。虽然蒋介石心胸狭窄，容不得反对者指手画脚，但王皞南毕竟有周至柔、林蔚、刘建绪等一批人护着，应该说有惊无险。而这次却不同，他的对头是虞洽卿，而且为了挟私报复，其所作所为确实有点过分，以致落到如此下场，着实令人感到可惜。
  【参考文献】
  1.余麟年.王皞南之死.世纪，2006（3）
  2.慈溪市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员会.慈溪文史资料第二辑.1988.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