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日本伤寒界，郭子光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源于他的一篇论文和一次公开辩论。
  在很多场合，郭子光都说过这样的话：“学术上广博而不精深者，有之；精深而不广博者，未之闻也。”他认为一名有作为的中医知识面决不能窄，中医学术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着重发展。这一思想深受周恩来总理的影响，当年和周总理见面的每个细节，令他铭记一生。
  1972年，他研究慢性支气管炎有成，和其他17名专家一起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总理说：“病毒是怎么产生的，西医也说不清楚。但是中医把一切都归脾胃，也太笼统，中医、西医都要发展。”接着，周恩来背诵了一段长长的《黄帝内经》原文，郭子光为其学识渊博和人格魅力折服。自此，他把总理作为偶像，把广博精深和做人谦逊作为座右铭。
  郭子光在学术上影响较大的著作，如《伤寒论汤证新编》、《日本汉方医学精华》、《中医各家学说》等，都是在广泛阅读和精深思考后编著而成。广博使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精深使他的理论探索富有创意。他在《伤寒论汤证新编》一书中，提出“病理反应层次”学说，是现代研究伤寒频有影响的新说。该书出版时，海峡两岸还处于阻隔阶段，但台湾一家书店将其多次印刷，作为台湾中国医药学院的教材。
  在郭子光的学术道路上，有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那是1979年《中医杂志》首页上发表的《伤寒论证治规律的探讨》，共7页，当时他还是一名助教。“这篇文章为我打开局面，开始小有名气了。”重视仲景学说的日本，特意派人到成都考察郭子光的学问，邀请他去日本演讲，之后香港、韩国纷纷请他去海外出诊、定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郭子光学术的鼎盛时期，他集中发表大量论文，受邀在国内外四处讲学。1986年，郭子光应日本东洋医学会邀请，作“小柴胡汤证治”特别演讲，演讲结束后与藤平健、小川新等日本古方派著名学者进行了一场辩论，郭子光以睿智而富有说服力的发言征服了日方学者，并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本土中医的“可望不可及”之处，使其大为折服。
  他先后4次去日本讲学，每年组织中日临床交流活动，郭子光的名字在日本伤寒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硕士研究生、成都中医药大学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刘渊说，几年前在日本学习期间，但凡提到郭子光的名字，日本学者无不肃然起敬，谦恭之态令他大为惊讶。
  郭子光认为“病理反应层次”是六经方证的实质。这是他在伤寒研究方面的最大成就。他提出创立六经辨证论治新体系，把仲景学说的发展推向新阶段。他认为六经病就是六个大的病理层次阴阳失调的反应。伤寒六经方证，是仲景在当时条件下，为寻找调节人体反应状态的确定性，而总结出来的针对不同的病理反应层次进行调节的治疗体系。
  他在临床上力主“病证结合”的诊疗模式，归纳出“病证结合”论治的四种形式，指出每种形式的特点、优点和适应范围，包括分型论治、分期论治、方证相对论治、以基础方加减论治四个方面，这样既重视整体调治，也重视局部的病理损伤，促进中医对许多疾病的病机与证候的认识更深入、更具体。
  他开掘中医康复学术领域，提出“现代中医康复医学”基本框架。以前中医古籍有关中医康复的内容散见于各科著述中，郭子光把零零碎碎的经验、认识，提高到学科体系的高度，进行系统化整理、研究。他对康复理论与方法的原理与具体运用作了具体阐述。驳斥了“中医无康复”之说，不同意把康复与养生混为一谈，认为只有把治疗措施提到康复意义的高度来要求，才能充分开掘中医学的潜在内涵。
  此外，郭子光在诸多领域有所创新。比如提出“攻邪已病”治癌症的学术思想，肝主疏泄治血液病，比如在《肺结核病》一书中提出“三因鼎立”学说，形成发病公式：原因＋诱因＋素因→疾病，被认为是对中医病因发病学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