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艾青的诗中有这样一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为了这句话，我变成一棵树，一辈子扎根在这块土
  地上。
  ——主人公张建昌
  一、张建昌：慈溪农民式的浪漫
  浙江省慈溪市有个长河镇。关于长河镇，现《慈溪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明成化七年（1471）筑潮塘，村民由南北移，在塘上建成集镇，因镇里第一个居民名长和，故取名长和市（当时长和与长河并用，后统称为长河），原属余姚县。清时为云柯乡之一部分，清宣统元年属云和乡。民国19年为第五区长河、垫桥乡。民国29年为周巷区周朝镇解放后析长河镇垫桥乡。1954年划归慈溪县。1956年镇乡合并，称长河乡。1958年10月为火箭公社十二——二十大队，1959年2月改称长河公社长河垫桥管理区。1961年11月合并建长河公社。1983年9月改制长河乡。1984年6月复置长河镇。”
  长河镇是个美丽的地方，位于慈溪市西北部。据2000年底统计，全镇总面积27.3平方公里，人口4.5万人，有32个行政村，2.54万亩耕地，是个典型的浙东平原镇。
  长河镇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次辉煌。一是称“草帽之乡”。自清“五口通商”始，长河镇民间就编织席草帽。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金丝草帽在长河崛起。“十里长街无闲女，家家尽是编帽人。”这些金丝草帽都是飘洋过海出国去的，因此当时的长河镇经营这些“洋草帽”的行、庄多达130多家，数字相当于过去坐落在宁波江厦桥下的钱庄。由于草帽业的兴起促进教育事业，由民众集资建立的长河草帽业小学在当时远近闻名，其知名度不下当时上虞的春晖和慈溪的锦堂学校。解放后这个风习沿袭下来，至1992年全镇的草编业产值为1222.6万元，创外汇235万美元，产品远销美、英、法、日等59个国家与地区，但却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兴旺的局面了。如此说起来，长河应该是慈溪有对外贸易史的为数不多的镇之一，它在海外华人和世界商贸圈中，其知名度远比其他乡镇高得多。
  其二是长河系早期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远在大革命初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家杨贤江几次回家乡宣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活动民国27年，长河建立共产党支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0月，中共余姚县工委第一次会议在长河塘头路村召开。1934年8月，周朝镇民主抗日政府在长河建立，成为浙东早期抗日根据地，开展反霸、减租等活动，在当时称之为“小解放”。
  为长河镇在改革开放中，带来第三次声誉的是全镇农业种植结构的改变。改革开放初期，全镇的农业种植结构比较单一，基本以种植棉花为主，占种植面积的90％以上，农村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八十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长河镇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根据当地素有种植蔬菜的历史，因势利导，提出了“以菜兴农”的发展战略，把蔬菜生产作为农民致富的“突破口”和发展农业的首要任务来抓。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99年已形成六万亩次的蔬菜生产基地，年产各类蔬菜6.8万吨，菜农总收入达5800万元。其时全镇农业总收入为7915.8万元，蔬菜收入占农业全部种植收入的90％，农民人均收入达到5808元。
  改变全镇农业种植结构的主要决策，来自慈溪市和长河镇两级人民政府，而推出这项决策并身体力行，大声疾呼、奔走忙碌的实际执行者为张建昌。2000年5月，慈溪市人民政府和市委宣传部专门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张建昌的事迹汇报。称他为现代农业的带路人，农村“三个代表”的实践者。同年《浙江日报》等各大报刊、电视台专门组织长篇通讯，报道张建昌的优秀事迹。当时的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李从军，专门为《浙江日报》发表报道张建昌事迹的通讯标题“选择中的辉煌”题词，宁波市文联和宁波电视台还专门拍摄以张建昌事迹为背景的电视剧《大地的使命》。
  张建昌何许人也？其个人档案如下：
  张建昌，男，1958年6月出生，1978年10月入党，中专文化，助理农技师，1983年3月，在杭州大学读书；1988年6月至1989年7月，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慕尼黑市克劳斯农场进修；1989年7月至今，在慈溪市长河镇政府工作，现任慈溪市蔬菜开发公司总经理。张建昌曾多次被评为慈溪市优秀共产党员，慈溪市“十佳公仆”，先后获得宁波市特等劳动模范、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优秀青年企业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97年6月，中共慈溪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发出关于向张建昌同志学习的通知，并组织张建昌事迹报告团在全市巡回演讲。
  在当代长河镇，职务比张建昌高的人，有的是。贡献比张建昌大的人，也有。但为何慈溪市委、市政府和长河的农民对张建昌情有独钟？是因为张建昌改写了长河镇的种植历史。在一个地域，名人因为岁月的逝去可以褪其光辉，但其生产经营的方式却不是随便能够改写的。犹如长河历史上曾经辉煌的草帽业能在一个历史时期使古老的长河“十里长街无闲女，家家尽是编帽人”一样，张建昌使古老传统的长河种植业中的“务农人”变成了“现代菜农”，正因为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涉及到千家万户，就使张建昌成为了长河改革开放时期的“名人”。
  关于张建昌的祖先考证，作者可能暂时还没这个兴趣。但作者之一因为也姓张，却对这个张姓同族作过历史的追寻。据传，如今流落在浙东的张姓原是河北清河的望族。北宋末年，金齐南下，掳徽宗、钦宗二帝北还。张姓望族一支随张邦昌依附金兵，建伪齐政权，为历史上的“国贼”；另一支却随徽宗九子“小康王”南下，其氏族中载入史册的有“忽而主战、忽而主和”的南宋名将张俊，官至“都御史”。族中人南下后分居于浙东、浙西、江西、安徽、福建和江苏南部地区。浙东张氏祖先无载入史册，难于考证。约至清末或民国初年，从余姚陆埠白鹤桥有几户做篾匠的手艺人，辗转到靠海的长河镇居住。此事白鹤桥家谱有载，但已毁于“文革”。作者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问过当时居住在长河三、四、五村的张姓居民，包括张建昌的族亲，老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现在长河这些张姓居民，确是从余姚陆埠迁移过来的，祖先也曾是篾匠。这样算起来，张建昌的先人不是长河的世居，而是“移民”。而在慈溪这块土地上，如果真的追溯历史的话，有将近70％左右的现代居民的祖先，在200年内均是“移民”。
  “移民”的血统注定张建昌一辈子浪漫。同是在2000年，《时代先锋》杂志社记者采访张建昌时有几段对话，今天看起来仍耐人寻味，甚至带着一种“黑色幽默”。记者：张建昌同志，几天采访，感受很深，也很受教育。你是农家出身，1988年公派出境到德国慕尼里考察进修。进修结束，您谢绝国外的高薪聘请，又回家乡创业。当时有人嘲笑你，说你回来能有啥出息，您当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张建昌：1988年，组织上是选派我到国外去学习别人的先进管理经验，而不是去国外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1989年6月，为期一年的国外考察将期满，由于我的表现突出，农场主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继续留在农场工作，并答应给我办永久性的绿卡，为我购买一套豪华别墅，发给我相当于国内40年工资收入的年薪。我婉言谢绝了农场主的挽留，带着平时搜集的60多只蔬菜新品种回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家乡——慈溪长河镇。
  旁听者笑，想：40年工资总和的年薪，干一年就值过一辈子！
  记者：您有句口头禅，宁愿公司亏本，也不能让农民赔钱，您对此有何解释？
  张建昌：我办公司并不容易。公司创办初期，没有资金，我卖掉了从国外带回来的录像机、摩托车、电冰箱，又拿出了全家仅有的7.5万元钱的积蓄，用来作公司的启动资金。……我是农民的出身，知道农民赚钱不容易。我办公司的目的是为了拓宽农民发财致富的道路。为此，每当公司受到市场无序竞争冲击的时候，我就告诫公司的职工：“我们不能埋怨农民，农民是最讲究实惠的。”然而当某一品种滞销时，收购户又把“包袱”丢给蔬菜公司。此时，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让农民赔钱。
  旁听者又笑。想：世上只有傻瓜才办赔钱的公司！
  记者：记得1996年3月，您被选为长河镇副镇长，可没过多久，您竟向组织上递交了辞去副镇长职务的报告。
  张建昌：是的，我辞职是因为“一只手难抓两条鳗”。我是蔬菜公司的总经理，蔬菜公司要发展，少我不行。而副镇长，我不去当别人也会当如果我两头兼职，会两头都管不好，到时候老百姓会骂我。
  旁听者还笑。想：企业没保障，当公务员才端上金饭碗。“世上只有当官好！”这世界上哪有官不当，而去做农民蔬菜公司头的？
  记者：我在基层采访中了解到，您的名字在长河几乎成了公正廉明的代名词，甚至被蒙上一层传奇的色彩。大到街头纠纷斗殴，小至家庭琐事口角，每当农民闹得不可开交时，总会有人建议：“请阿昌来评评理。”而每次只要您到场，三言二语，就能化干戈为玉帛，多大的纠纷的也会风平浪静。
  张建昌：这不是我有水平，主要是群众相信我讲道理，不偏心。俗话说：“正人先正己”我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农民给你的权，你不能滥用。现在虽然公司已家大，业大，有1500万元的固定资产，300万元的流动资金，却没配一辆轿车，我每天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外出省市开会坐的都是公交车。有一次，一位外来客商找到我家，恰好我不在，客商看到我家中除了一台旧彩电外，找不到一件高档的电器，差点怀疑自己走错了人家。客商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总经理，家里摆设竟和一般农户没有什么差别？说实在话，作为一个企业的经理，只要你偏点心，“发财”的机会是很多的。去年秋天，一位外地客商前来洽谈价值85万元的不锈钢业务，质量、规格、交付日期等都谈妥了，谈到价值，那位客商暗示给我15万元回扣。我说：要损害公家的利益，哪怕给我100万元钱，我都不同意。最后在总价上降下15万元，这样，为公司节约了15万元的支出。事后，那位客商动情地对我说：“在市场经济下，像你这样廉洁的公司经理为数不多。”记者：您赢得了广大农户的心，已成为基层干部学习的榜样。张建昌：荣誉是党和人民给的，我不能就此停步，我是农民的儿子，生就一副与农字打交道的劳碌命，这条农字路还要一直走下去，我为自己确定的下步要做的工作有：开拓蔬菜深加工领域，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拓宽蔬菜创汇渠道，把广大农民引向更广阔的市场。作者翻阅着这些由张建昌的蔬菜公司提供的记者采访他的资料，也不时地抿嘴而笑。试问在现实社会中，还真有他这样的人吗？但作者了解张建昌，多少年来，每逢听到张建昌各种各样的“消息”，作者常扼腕叹息：“张建昌，你真是慈溪农民式的浪漫，浪漫得接近朴实乃至使人怀疑有些事情的真实性。”
  几年前，有个笔名叫邱阔的朋友，为写以张建昌的原型的电视剧，在张建昌嘴里听到一句十分真实的话，他说：“艾青的诗中有这样一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为了这句话，我变成一棵树，一辈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了。”
  还是浪漫，作为农科专家，具有高等学历的农民的儿子，在他骨子眼中，其实有着诗人般浪漫的天性。虽然这种浪漫已经近乎执着，但仍不免透出那种农民传统意识中的深沉……
  作者由于工作关系，曾采访过几位在世界上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科学家。邓稼先临终前要家人推着他的病号车去天安门看升国旗，当五星红旗上升天空时他的眼内满是泪水。王淦昌在京西宾馆开会，半夜起床去修厕所的水管漏水，为的是不浪费宝贵的水源。贝时璋爱乡情深，一辈子都坚持说宁波官话，以至于有学生因为他上课不讲普通话而逃他的课……以上种种常人不被理解的细节，都因为这些科学家根深蒂固在骨子眼中的浪漫。张建昌的成就虽还不能与这些著名科学家相提并论，但那种骨子眼里的浪漫如出一辙。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1958年，张建昌出生在长河四村一户贫苦农民的家中，祖先是手艺人，但他的父亲却是传统的农民。1958年在中国是个特殊的年代，公社化、办食堂，放“卫星”，大跃进。那时的火箭公社辖内的潮塘南农民，村村队队都支着大锅吃饱饭。张建昌出生时，他上面已经有了几个哥哥，他跟着母亲也吃过一年饱饭。但很快，粮食就被大食堂的公社社员们吃光了，随即而来的是“国家暂时困难”。人们从“放开肚皮吃饱饭”的顶峰，一下被抛入“连薄粥汤、野菜羹都吃不上”的饥饿高峰。当年，张建昌只有3岁。3岁的孩子怎经得住饿？他挺着一颗大大的脑袋，摇摆着骨瘦如柴的身子，从饥饿的家中爬出去，跟着他的哥们到处寻找食物。“生存是人类的本能。”张建昌在回忆那段苦难的日子时，他说：“当人的生命在受到威胁时，任何阶层，既使权贵、富翁也会为保存自己的生命，而露出他非人性的弱点和自私。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写过关于饥饿的小说，从而来揭示人性自私的本质。而只有农民，农民在那种最危急的关头，能够舍身忘己，把仅有一点食物拿出来优先让给孩子和老残弱者……”在张建昌的记忆中，他也许一辈子不会忘记他的父老乡亲一匙汤、一匙草地喂进他小小的饥饿的嘴中，让他能够度过饥荒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来，所以张建昌感激这片土地。他看得起农民，因为农民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们从地里收获庄稼，付出汗水，却把财富送给在这个世界上比他们更需要的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只有农民，虽然目前还没完全摆脱贫困，但他们却活得真实、自然、美丽……
  因此，读者如果真实地知道张建昌的过去，你就会对他现在的举动理解并且给予赞赏。因为张建昌活得真实，他并不需要人们对他进行人为的粉饰……
  二、“对不起，慕尼黑，我要回家！”
  浙江杭州湾南岸的长河镇，原先是一片棉海。1985年春，慈溪县政府出于改革的精神，首次改变原先“以棉为纲”的种植计划，按照新出台的定购合同，长河镇的25000亩棉花，压缩了5000亩。
  当时张建昌任长河镇农技站长，他在党的三中全会前夕入党，曾真心地面对党旗宣誓，发誓要跟党干一辈子革命，而革命的具体内容，按张建昌当时理解就是解放农民，让他家乡的农民过上好日子。这年张建昌才27岁，刚从学校里出来没几年，风华正茂，他想为农民办几件实事。
  棉花种植面积减少，但传统习惯却仍根深蒂固的留在世代植棉的农民心中。不种棉花种什么？几乎家家户户都六神无主，他们去问村干部，村干部也没有主意。一时间，农民只好“户自为块，各自为战”了，各人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有的种西瓜，有的种芝麻，有的挖鱼塘，有的栽种果树。土地已经分到家的农户，农民自己有决定权但结果是：夏天西瓜滞销，几分钱一斤也没人问津，秋天芝麻积压，后果是成堆烂掉，而新栽的果树当年不能挂果，一到冬天，家家户户一算帐，收入比种植棉花反而减少。
  张建昌作为镇农技站长，他曾经把当地皮棉亩产50多公斤提高到93公斤作出过重大的贡献，被当时农民称为“植棉状元，财神菩萨”。为此，长河镇农技站还被浙江省推荐给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农业部授为全国农技推广先进单位。作为年轻的站长，他同样对传统植棉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那段时间里，张建昌心中斗争也是是激烈的，面对他的父老乡亲们痛苦的抉择，他觉得自己作为农技站长，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有责任为农民父老乡亲们“作先锋，竖大旗”在前面摇旗呐喊地开路。
  张建昌说：“面对着一双双期待的充满信任与希望的眼睛，我无法推托这些农民兄弟的信任，如果我作为一个农技站长，不能为农民兄弟出谋划策，摆脱困难，那么政府要我一个农技站长干什么？”
  张建昌在农技站，一直坚持为农民服务的方针。采访时曾有一个农民朋友告诉作者：张建昌为农民服务的思想，自他进农技站就已经确立，为了研究棉花载培技术，他就一心扑了下去。当时农技站经费不足，他利用晚上业余时间自编草帽拿到集市去卖，卖掉的钱花在棉花试验地上。那时就有人说他是“呆驼儿子”，可他一直痴心不改，在地头手把手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教给其他人。结果棉花单产提高了，农民得到了实惠，而张建昌却连那几百顶草帽钱都没挣回来，因为他是镇里的干部，自己没地。
  作者问：“张建昌会编草帽？”那个朋友说：“咋不会？他自小手就巧，家里穷，他读书就用编草帽的钱交的学费。”
  然而棉花高投入低效益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仅靠单产提高使长河的农民走不上富裕路。张建昌知道政府改变传统种植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他必须为农民找一条依靠土地赚钱的路。为此，张建昌自费到杭州、上海，求教于浙江农业大学和上海农科院的专家与学者。一次、两次，他背着一只黄帆布袋，袋里装着种子，穿梭于这两个城市与慈溪之间。那些专家、教授终于为张建昌的诚意和热心所打动，和他一起来长河镇调查土壤结构进行分析“诊断”。通过调查与分析，那些专家教授提出：“这里的土质最适合种蔬菜。”
  帮农民致富的方针“敲定”下来后，张建昌觉得心中还没底。种蔬菜，种什么蔬菜？种子何来？怎么种高产？种出来后卖给谁？张建昌学的是植棉，可以说对种菜技术不甚了解，对如何卖菜让菜变成钱更是一窍不通。直至今日，张建昌还对作者说：“我不会做生意，只是在学着做。当时更是外行，但外行也没有办法，只能与我的那些农民兄弟共同摸索。”于是，张建昌说干就干，不懂就学，开始与他的同事们到处寻找优质菜种。1985年底，一种形似花菜但颜色翠绿的蔬菜，学名西兰花的新品种，引起了张建昌的注意。次年，张建昌和伙伴们试种了四亩，每亩净收入达到1000元，比其他经济作物高出一倍多。这让张建昌欣喜不已，他终于找到致富的“法宝”了！然而当时，种惯棉花的农民，面对这种陌生的西兰花，普遍持怀疑的态度。张建昌急了，他一面联系好加工出口单位，一面请来教授专家举办农技培训班，宣传种植西兰花。接着，他又一家一户地做了长达二个多月的动员工作。试种西兰花的农户才渐渐多了起来，当年就达到了200亩，全部出口创汇，长河农民初次尝到了种植创汇蔬菜的甜头。张建昌当年这一大胆的举动，拉开了我省发展创汇蔬菜的序幕。目前，全省西兰花种植面积已达到了40万亩，这其中应该说也有张建昌的一份功劳。
  就在张建昌初尝甜头，准备带着长河的农民大干一番的时候，他却意外的接到了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德国研修农业的通知，张建昌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了组织上派我去德国巴伐利亚州研修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培训德语和其他技能的通知，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学成归来，传播西方发达的农业种植与管理技术，帮助慈溪的农民富起来。带着这样的使命，你说我能留在德国不回吗？”
  1988年4月，张建昌作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的代表，并被委任为浙江国际农协会组织的农业代表团团长。飞赴德国位于慕尼黑近郊达豪市的克劳斯农场。
  对西方国家农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张建昌在学校读书时常有耳闻，但克劳斯农场的实际情况却仍使他大吃一惊。这个农场由老克劳斯领着两个儿子和媳妇经营。由老克劳斯管总，两个儿子管理2500亩的玉米、小麦与油菜的种植，并培育1000亩的森林，饲养60万只火鸡，两个媳妇管理开在达豪市区的两个超市。玉米从播种到收获全部实行机械化，火鸡养植场采用电脑管理，自动化操作。全农场只有五个工作人员。每逢玉米收获季节，老克劳斯一个电话过去，城里的粮食加工企业的车队就会立即开过来，收割脱粒、烘干、运输、过磅、入库、计价、付款，都在短时间内毫不费力地完成。火鸡的销售更是高度社会化，城里的专业屠宰公司上门收鸡，经过机械自动宰杀，净肉送进食品加工厂，做成火鸡香肠，随即送到各家超市……面对如此现代化的操作方式，对比家乡长河镇一个正劳动力管理四五亩耕地，还一年到头忙不过来的实际情况，张建昌深感汗颜。为此，他一边勤奋工作，一边却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一年的有限时间内，好好学习吸取发达国家农业实行现代化管理的成功经验，回来为家乡的农民服务。
  在这一年时间内，真正使张建昌深受刺激与屈辱的有两件事。张建昌说：“许多人都说我学成后不留在德国可惜。我之所以铁着心肠要回来，除了服从组织安排外，真正刺激我的是在那里进修时发生的两件事。一是我刚到德国时，对使用奔驰大型多功能拖拉机不熟练，把地犁歪了，一位德国小伙子走过来，脱口就是一句：‘真笨，你们中国农民就只会用镰刀！’并借题发挥，讥讽中国农业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中国农民是脸朝黄土背向天，只会使用铁耙镰刀的愚昧虫。我气得与他狠狠吵了一架，我觉得外国人能办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办到，目前的情况只是暂时的。二是在一个周末的晚餐上，一名农场小工得意洋洋夸耀德国的啤酒质量是世界第一，而断定中国因农业落后，不可能生产出好的啤酒，甚至嘲笑中国人连啤酒也不会喝，更喝不起。我再三跟他说，中国现在已经能够生产优质啤酒。他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是凭中国农业的现状，要能生产高质量的啤酒只能是天方夜谭。我听了，气得说不了话来，虽然平时酒量不大，但那次却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了五瓶啤酒，把那个德国佬惊得目瞪口呆。这两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刺激，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我曾对朋友说，每当听到外国人嘲笑我们国家农业的落后，我心里很难过。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知道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潜力很大，关键是要有人去做。我就不相信，我们国家的农业就永远那么落后也就从那时候起，我暗下决心，学成后一定回家乡从事农业建设。”
  虽深受刺激，但张建昌仍不卑不亢，努力地完成各项工作。张建昌认为：“与克劳斯农场相比，国内的农业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人家先进的东西我们就要学，现代化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专利。经过努力奋斗，国内也一定会实现现代化，赶上西方国家的科技操作水平。”
  于是张建昌在一年的时间内抓住一切机会刻苦学习，谦虚地跟着两个小克劳斯进行各种田间作业，不懂就问，很快学会了操作各种先进的农业机械，并跟随老克劳斯参加各种研讨会，参观各种农业展览会，从中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科技与管理知识；广泛地参加当地华侨和德国友人的联谊活动，倾听他们关于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利用假期自费在欧州各地考察，借以了解发达国家农业经济的动向，来开阔自己的视野。
  张建昌的诚实与勤奋好学精神很快就使克劳斯一家对他的态度发生改变，并且对他信任得如同自己的家人一般，以致使老克劳斯在全家外出旅游度假时把整个农场交给他管理。老克劳斯经常在工作空闲时坚起大拇指表扬他：“不错，年轻的中国小伙子，你很有从事农业的天分，发展前景无量！”
  1989年6月，张建昌的一年考察培训期已满，决定要整理行李回国。这时，老克劳斯却意外地找他谈话，提出了要他留在德国的意向。老克劳斯说：“年轻人，一个人一辈子只能产生一两次机会；如果你觉得对你是个机会的话，我可以把你留下来，而且提供房子与年薪。当然这年薪的数字，比你在国内40年的工资还多。我可以特殊地为你办理绿卡，让你永远地成为一个德国人。”
  张建昌问：“如果我不想留下来呢？”
  老克劳斯推心置腹地说：“这在劳动力过剩的年代里，你不留下来，我有的是人，但对你来说，却失去一个成功的机会，你可以在克劳斯农场施展你的才华。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可不管怎样，我会记住我们这段时间内最美好的回忆！”
  张建昌说：“很抱歉！我可以实话告诉你，儿不嫌母丑。虽然我的国家农业现代化程度还比不上德国，但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家乡的情况很快就可得到改变。”
  老克劳斯摇摇头说：“年轻人，你太自信了！但我还是祝福你，你是你们国家最优秀的小伙子。”为了能使张建昌继续留在克劳斯农场，老克劳斯甚至很幼稚地背着张建昌与中国浙江国际农协会联系，要求延长张建昌在德国学习与培训的时间。他认真地想：“时间是说服年轻人最好的润滑剂。”只要还有时间，他就可以说服张建昌留下来，因为他确实很喜欢这个朴实勤奋的东方小伙子。
  但张建昌终于没留下来，他实在太爱他家乡的那块土地了。张建昌心里明白：留在德国，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农场管理者，一辈子过上舒适的日子。即使只在克劳斯农场工作一年，收入也相当于那个时候在家乡当农技站长的40年。然而，共产党员的责任，家乡亲人的呼唤，比这些强过千倍百倍。他归心似箭，毅然选择了按期回国之路。
  许多人不理解张建昌的决定，包括德国人。在张建昌临行前夕，德国慕尼黑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张建昌问：“中国还很贫穷，你回去干什么？”
  张建昌答：“改变贫穷。”
  又问：“你有信心吗？”
  “当然！”张建昌点头，“中国的农业还比较落后，但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他们只有奉献，不求索取，心地非常善良，又很勤劳。至于农业的落后，我会用这里学到的先进农业科技知识去改变它的。”
  “你以后还会再来吗？”
  “科技是没有国界的，为了学习先进农业科技，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和相互了解，我想我会再来的。但如果为了我个人，我恐怕不会第二次到这里来了……”
  记者称赞：“很好，你是真诚的中国人！”
  这段对话，以后录进了以《中国农民形象》为题的德国慕尼黑新闻片里，在市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驻德使馆特地打电话给浙江省有关部门，称赞张建昌“为中国农民争了光”！
  时隔十几年，当作者向张建昌问起这桩往事，张建昌沉思着说：“一个人一辈子可以有多次选择，但当时我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因为我是中国农民的儿子！”
  三、面对传统农业管理体制，张建昌的浪漫改革
  中国农民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说过：“中国的问题是重点解决农民的问题。解决四万万同胞的吃饭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走的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的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依靠的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人阶级。而中国，资本主义在当时的历史状态下还处于萌芽阶段，金融资本最集中的上海，当时在中国共产党起来闹革命的时候，也只有几十万的工人阶级，而在整个中国，加起来也不过是100多万工人。所以，中国革命的成功，依靠的主要对象则是农民。据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时，躲在奉化溪口“下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国民政府总统的蒋介石愤愤地骂了一句：“娘希匹，土包子进城了……”是的，中国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包子”打败了由“江浙财团”支持的蒋介石这个“洋包子”，于是“奇迹产生！”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只能无可奈何地告别中国。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大国，传统的黄土文明在这块土地上延衍了数千年，从神农氏尝百草开拓农耕文明，到现在这块土地上春种秋收的中国农民，沿袭了上百代农耕文明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从“土改”到后来“四人帮”粉碎后的农村责任到户，几十年中政府对农村政策多次变更，目的就是要解放农村生产力。但无论怎样“折腾”？怎样变更？农村基层政权的基本模式却没有动过。在中国，还是解放初按“老大哥”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沿袭下来的，说得明白一点，我们现在的乡（镇）管村，村分组（过去叫小队），组管户，户包地；是一种“大河分叉，叉有支流、支流连着池塘”的管理模式，虽然比过去传统的管理模式作了更正，但却仍旧“逃”不出苏联“集体农庄”的基本模式。关于模式，这是属于国家研究政治、经济专家讨论的范畴，可在农村的实际应用中，许多地方政府和专家已经在探索一种新的路子。
  张建昌的“浪漫”在于他要改变这种“模式”，以公司制代理村管组。他打出的旗帜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农村经济学专家提出的：在所有制形式上“允许探索”的理论。应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
  1989年5月，张建昌带着几十种蔬菜种子和一批农业科技书籍，带着内心琢磨已久的蔬菜产业化的“蓝图”，回到了家乡。家乡的棉花种植面积进一步压缩了，但种什么？怎么种？种出来的东西卖给谁？这三大难题仍然没有解决。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一些土地出现了抛荒现象。张建昌重新拾起他去慕尼黑研修农业一年前的课题，决心抓住蔬菜生产这个环节，带领长河镇的乡亲们搞好农业结构调整。然而，理想与现实立即产生碰撞，而且是剧烈的碰撞。碰撞的基本点在于旧的传统农村管理体制与张建昌心中农业产业化的蓝图有矛盾。
  张建昌在德国克劳斯农场中除了学习先进的农业科技外，重点还学到了农场自身的管理与成功经营思路。张建昌认为：“产业化是农业生产的必经之路。要发展农业，必须改变旧的农业结构与管理体制。必须把蔬菜的生产、科研、贸易、市场连为一体。”
  张建昌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他创业初期触及到有关体制的艰难。
  1、土地。“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广农业科技，首先需要有个‘实验农场；也就是说该有试验的场地。但现在农村实行责任到户，地都‘分’给农民了，你要改变种植结构得挨家挨户地动员，明知你说得是对的，但人家就是不相信你，况且试验都有两种可能，一是成功，二是失败，你用人家农民个体的地搞实验，亏本了谁负责？中国的农民就是这样，成功了大家都跟着干，但一旦失败赔本，谁愿意‘富裕一村，亏本一家’呢？”
  2、种子。“要大规模种植蔬菜，首先必须解决的是种子，只有良种才能高产。长河镇的土地经专家鉴定最适合发展的是蔬菜产业。而当时的种子是归口农业局所属的种子公司负责调配经营的，我这个长河的农技站长没有这个权力。”
  3、化肥。“要科学种菜，必须配套提供化肥、磷肥，实行科学供肥的全程服务。则按传统的程序，这是供销社的领地，我无法插足。”
  4、销售。“蔬菜种植是要有经营渠道的，如果种植大面积的蔬菜卖不出去，就意味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失败。这是农村种植结构调整最关键的环节，由政府哪个部门来管？”
  5、体制。张建昌认为：“农村种植结构调整更要命的是体制。”张建昌当时所在的长河镇农科站虽然只有五个人，却是个最基层的国家事业单位。如果务虚不做实事，国家政府每个月的“人头费”是可以照发的。但一旦要办事情，却什么都不行了！“你不是经营单位，怎能与出口加工企业签订合同？你要搞农业科技试验田，也拿不出规范的注册资金在工商局登记，除了五个人，农技站连起码的本钱都没有。可以说是寸步难行！而且你是国家事业干部，拿着政府拨给你的人头经费，你能单独注册搞企业吗？赚了钱交谁，亏了本谁赔？”张建昌说：“及至今日，我还是长河镇的党委委员。党政干部不能带职下海经商，在慈溪我算是特殊了，既是公务员的编制，又是蔬菜公司企业的法人。这是市里、镇里给我的特殊政策。按中国的现行体制是不可以的。所以到今天为止。我的蔬菜公司还是得走一步看一步……”张建昌说：“开头是困难的，涉及到农业体制改革，全国缺乏成功的经验。但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我就得走下去。”
  思谋再三，张建昌决定由镇农技站组建农业服务公司。创办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于是又有人说闲话了“放着旱涝保收的国家干部的铁饭碗不捧，又要回头当‘头顶烈日，脚踩黄泥，一年四季晒得两脚笔立直’的农民了，这留洋出国算是白去了。学了一年，还学回了‘种地头’，真正算得上一个‘呆驼’了。”
  但张建昌却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说：“现代农民与传统农民最本质的区别，是农民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要能走上市场，农民能占有生产资料，其前景能与现代跨国公司一样辉煌。”张建昌又说：“同样是生产产品，农副产品比工业产品更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因此，市场的可塑性更大。当个现代农民前景一点也不会比城里的工人差。”
  “好事多磨”，张建昌要注册一家农业服务公司，可谓是一波三折。农业旧体制的弊端这时显示出它强大的顽固性，一条条清规戒律都成了张建昌的“拦路虎”。在中国，有个著名的广告人说过：“要向传统挑战，难于上青天！”但张建昌却是决意“上青天”的。当时，农副产品的经营在农村只允许供销社系统单渠道进行，张建昌注册会抢供销社的“生意”。因此在有关部门碰上一个个的“软钉子”首先，张建昌要注册，不准！他先跑慈溪市和宁波，后跑杭州，一共大约跑了十余趟，好话理由说了一大堆，最后请来省工商局领导实地调查，才勉强点头，性质定为服务类的公司。但按当时的规定，服务类的公司注册资金最低不少于15万元，而镇农技站是没有家底的。为凑足这笔钱，张建昌说服妻子，卖掉了回国带来的“三大件”，冰箱、洗衣机和摩托车，换了3.8万元，又动用了家庭所有积蓄3万多元钱。终于在1989年秋，全省首个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长河镇农业服务公司宣告成立。接下去，张建昌开始实施他的“创建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公司推广蔬菜种植与蔬菜加工厂订立产销合同。再按自愿的原则，挨家挨户与农民订立“三包”合同，即“种子、化肥、农药由公司负责供应，技术由公司负责辅导，产品由公司负责收购。订合同的农民只要按公司要求种菜，而且在合同中还载明：收获季节如果公司保护价低于市场收购价按市场价，如果市场价低于保护价，仍按保护价结算。”
  张建昌发狠要按自己的思路，改革传统农业种植销售模式了，他大胆地对传统体制提出了挑战。张建昌对农民兄弟说：“亏，我赔，盈，你赚！”由于吃了这颗“定心丸”，乡亲们喜笑颜开，放心按张建昌的要求种植蔬菜，当年，全镇菜地面积超过了500亩，这些签订合同的农民收入比往年有所提高。可这仅仅是第一步，由于当时蔬菜的销售渠道还没完全畅通，张建昌的心中始终是压着一块石头的。
  但接下来的局面开始有点复杂。做市场是有风险的，由于中国农民长期处于一种“散兵游勇”性质，缺乏一种市场上拼搏的团队精神，因此也没有市场的“风险意识”。张建昌虽然开拓了一种农业产业新的模式，但是他要改变传统，却需要付出代价。他可以保障农民的技术、原料、种子，却无法保障与他签订合同的“乡亲们”的思想。要使刚刚走上市场的农民兄弟信守合同，是一桩非常不容易的事。第二年，许多与张建昌公司签订合同的农户，看到市场上“西兰花”价高好销（而这“西兰花”却是张建昌从国外引入的），许多农户就不顾合同，盲目种植，于是，一场本来不该发生的风波却突然发生了。
  1991年11月底，正是西兰花成熟的季节，气温却还在摄氏25以上，一部分西兰花竟开出了黄花。这下那些前些天还在待价而沽，稳坐钓鱼台的农户慌了。因为西兰花一开黄花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而且当时的市场价已经是公司保护价的一半了。28日这一天，满载西兰花的手拉车、拖拉机在公司门口排起了队伍。到中午时分，投售的人流、车辆竟排成近1.2公里的长队。合同以外的菜收不收？是按保护价收还是按市场价收？公司的收购员为难了。收进来，公司必然亏损，如果停秤拒收，农民的辛劳将付之东流。
  不能让农民吃亏！张建昌当机立断，跳上一张桌子，高声喊道：“大家不要慌！不管怎样，公司都会把菜全部收进来！”人群中，一位老汉领头呼应：“阿昌说的话不会错，我们听阿昌的”结果农民的西兰花全部收了进来。公司把已经开花的部分送进了牛奶场当饲料，变了质的部分则直接送进了垃圾场。一结算，公司亏了15万元。
  风波平息了，张建昌的心潮却平息不下来。他清醒地看到：在农业结构调整的初级阶段，宁可企业受损，也要保护农民利益，是完全正确的。保护农民利益就是保护生产力但是，如果不培植农民的市场意识、质量意识、信用意识，不从体制和机制上同农民结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不从技术手段上增强服务能力，这种保护是不能持久的，想保护也保护不了。
  由此他认为：“农村的改革不仅是一种模式的改革，而主要在于旷日持久地改变农民传统的思想，从思想上把农民引上市场意识的轨道。”
  1992年，张建昌的长河镇农业服务公司与慈溪市蔬菜实验场合资，创办了慈溪市蔬菜开发公司，张建昌出任总经理。这时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如浩荡的春风，吹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掀起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高潮。张建昌的心情也开始激荡了，他立誓要把事情做“大”，只有继续改革，才能为家乡的农民兄弟寻找一条通往富裕的出路。
  为此，张建昌重点集中力量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他抛出“核心农民”的理论。把公司签订合同的农户中挑选出年纪轻、有文化的农民选拔为“核心农民”，作为公司发展的外围力量。再从“核心农民”中选拔尖子，鼓励与指导他们办“家庭农场”，引入德国克劳斯农场的经营操作理念，引导他们独立操作，各自为战，与公司形成松散的“联合体”，由传统的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产工贸联合体过渡。到2000年，张建昌的“核心农民”制形成，陆续发展成1500户“核心农民，15”0个家庭农场，种菜面积达5500亩，形成长河镇蔬菜种植、加工、营销的联合体，真正与公司结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张建昌说：“这种共同体是中国农村体制改革中产生，由农民自愿组织形成的联合体。它的最大优点是结构灵活，以经济合作为主线，集产、工、销一体，提高了企业和农民共同抗风险的能力。”
  二是编织营销网络。张建昌抛出了“市场无界论”。公司创建初期，张建昌就与有关单位合作，建立了蔬菜专业批发市场，并在收集蔬菜市场信息的基础上，在上海、无锡、苏州等城市的农贸市场设立了办事处，建立直销窗口。千方百计搜集市场信息，进行“蚕食桑叶”式的发展。2000年，张建昌组织创办全国第一家“农业要素市场”。这种由种子、种植、培育、收割、加工、营销等各个环节组合的农业要素市场，其开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形成信息网络的渠道。其中“种子超市”是农业要素市场的重要窗口，它拥有1.2万多种蔬菜、果树、花卉的种子可供农民选择，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打下了基础。
  为此，曾有国内业界人士惊呼：“张建昌要当中国蔬菜王了！”张建昌立即予以更正。他说：“在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目前不存在蔬菜王。因为蔬菜不仅是中国12亿人口的必需品，而且也是世界60亿人口的必需品。蔬菜市场没有国界，种植户眼中只能有市场，而不能有界限。那里有市场，那里就应该有种植户的营销。中国的蔬菜王应该是中国的农民，因为农民是蔬菜的种植户。”
  三是扩大蔬菜加工的规模，增强种菜基地的产后加工能力，以保障农民的实际利益。张建昌说：“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的，落后就挨打，人弱受人欺，农民要致富，没有自己的实业就会在商品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而蔬菜这个产业，没有储藏，加工企业就会引起积压乃至亏本。”为此，公司先后建成了31000吨级的腌制车间和300吨级的保鲜冷库，为长河镇的农民种植户的产品保植保值创造了初步条件。
  这三件实事，为长河镇蔬菜产业打下了有力的基础，使长河镇的农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加快，到2000年，长河镇25000亩棉田中蔬菜种植面积已占95％，有80％的农户与公司建立了产销关系。目前，全镇已形成四个较大的蔬菜种植园区，22个蔬菜专业村，2560个蔬菜生产经营专业户。
  回忆走过的历程，张建昌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一个较长历史时期能够解决的事。我为了种植蔬菜调整种植产业结构，对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些小小的尝试。没有中央的政策和慈溪市、长河镇党委和政府的支持，我就会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目前我虽然获得了一些成功，但离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管理水平，路还很远。要解决农民千百年形成的传统观念，我还得继续努力。”
  四、我爱农民兄弟，因为我也是农民出身
  作者在采访中，时时处处感觉到张建昌与农民有深厚的友谊，他在农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浙江日服》、《宁波日报》和《时代先锋》杂志社的记者在采访报道中均提到：“长河的农民遇上麻烦事，找阿昌评评理”的说法。
  作者为此请教张建昌。张建昌说：“这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我身处农业发展第一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知道农民最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对种植蔬菜来说，我知道种什么？怎么种？如何卖？而这些都是农民需要的，因此他们需要我。二是我的公司创办至今，一直秉行为农民服务的宗旨。农民最怕欺诈，而我们公司从成立到现在，一直诚信为本，没发生过欺诈的行为，做生意的信誉好。三是沿海农民在经济发展中，凡是还捆在这‘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被窝’的人，已经沦落为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最需要人关心，而这种关心具体是如何帮助他们致富。公司创办十多年，大家已经相信我在真心地帮助他们脱离贫困，因此他们信任我”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张建昌的公司始终站在农民的角度，坚持为农民服务，才真正获得了农民的信任。
  1、帮助农民寻找机会，脱贫致富。
  现在沧北村的农民至今仍然感谢张建昌。当时，看着长河南片的农民跟着张建昌，靠种创汇蔬菜渐渐富了起来，再看看自己村里的盐碱地，农民们想种又不敢种，处于犹豫、观望的状态。但张建昌没有弃下他们，1997年3月的一天，他主动找到了沧北村支书许纪坤，表示愿意无偿提供每亩300元的成本费，无偿提供技术指导，支持村里发展白毛豆生产。能让村民们轻松走富裕路，村干部自然是求之不得。可一番发动下来，农民们却还是将信将疑，一些农民想：成本不用投，风险不用担，还宣传发动我们种，天下哪有这种好事？此时，已快到了毛豆下种的季节，张建昌得知后，请来50多位已有种植意向的农民，当场表态：如果种植成功，不管市场价如何波动。保证每公斤以不低于1.8元的价格全部收购。同时，下一季的产品，公司也负责收购。张建昌的话字字真切，化解了大家的心病。当年沧北村的白毛豆就种了220亩，七月分收获时，每亩白毛豆的收入少则1200元，多的1400元，比种棉花收入多了近二倍，这下可把农民乐坏了。第二年，白毛豆的种值面积一下子增加到600多亩。如今的沧北村，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蔬菜专业村了。曾有人纳闷：问张建昌这样做图什么呢？张建昌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太辛苦了，我只是想为农民做点实事。”
  2、推广农业科技，提高农民知识水准。
  张建昌举了个例子，他说：“1997年以后，全省乃至全国发展蔬菜生产的地方多起来了，竞争一天比一天激烈。为了不与个体购销户抢生意，也为了公司长远的发展，张建昌另辟蹊径，先同本地和上海、江苏一些做出口生意的大型蔬菜加工企业建立了协作关系，进而争取到了自营进出口权，让长河镇的蔬菜通过多条渠道走向市场。”
  这又是一次艰难的转折。难就难在农民的观念一下子转不过来。多少年来，“丰产”的概念在农民心目中根深蒂固，总以为球类菜长得越大越好、越重越好，豆类菜长得越长越好、越厚越好，以至开始阶段，农民缴上来的菜大多数不合格。菜农们为此向张建昌发了脾气：“包心菜长得大一点，不是更好吗！荷兰豆长得粗一点，能吃死人吗？”
  张建昌不但没有发火，反而从中看到了提高农民素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千服务，万服务，提高农民素质是最重要的长效服务。不提高农民素质你想服务也服务不了。”张建昌深知，农业与其他领域一样，如果不及时吸收和拥有最新的科技成果，不抢占制高点，就不可能取得更高的效益。而他更清楚地知道，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只有提高他们的素质，才能将科学技术尽快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为长河蔬菜产业化的发展奠定基础。
  这些年来，张建昌一边努力壮大龙头企业，一边向长河农民悉心传授农业科技。
  每年蔬菜下种之前和生长过程中，公司都要请上海、杭州乃至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专家、教授来讲课。当然，大半课程是张建昌自己主讲的。每一次讲课，狭小的蔬菜公司培训教室往往涌进上千农民，从四楼到一楼，从走廊到晒场，都坐满人。有坐在楼梯台阶上的，有把收菜的塑料筐翻过来坐上的，有几块砖头、一张报纸席地而坐的，看不到黑板，听大喇叭“直播”也是好的。他们说：“建昌的课，是一定要听的。”杜家路村农民张治根，总是将每次到蔬菜公司听课发的信息和技术资料，一张不少地用夹子夹着，现在已有厚厚的一叠。他说：“每次去公司开会，要么可以得到市场信息，要么有技术指导，每次都有收获。”50岁的沧北村农民应友良，除参加技术培训外，每年三月和八月公司开的两次信息发布会，他是每次必到的。他说：“张建昌我们信得过，他都是为我们着想的，市场又跑得多，听他的不会错。”此外，张建昌还建立了第二个“课堂”——占地150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也建立了起来了。来自美国商圣尼斯种子公司、荷兰曼陀诺种子公司和日本三井、井田、塔卡羽种子公司的100多个新品种，都在这里试种，成熟了再推广。示范园区随时向农民开放，农民在生产中遇到了技术难题，随时可以去咨询请教。
  农业科技知识和市场经济知识，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农民的心田。新的观念逐渐在他们头脑里确立起来了，科学种菜的水平一步步提高了。大家都懂得：靠数量扩张吃不开了，种菜也要讲质量、讲规格、讲外型、讲包装。西兰花球径不能超过14厘米，荷兰豆的宽度不能超过1.5厘米，大葱葱白弯度不能超过1.5厘米，菠菜不能撒播而要点播，这样才会株叶均匀，杆少叶多……这些生产标准和操作规程，终于家喻户晓，逐步被大家掌握了。
  1999年，蔬菜开发公司购销的3000万公斤蔬菜中，有1/3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远销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创汇700多万美元，其中自营出口创汇100多万美元，成为浙江省最大的创汇蔬菜基地。为此，张建昌说：“把农民培养好了，就是提高生产力。”3、提供营销信息，不让农民“吃亏”。
  在公司运转初期，为了给长河蔬菜拓展销路，张建昌走南闯北，四处奔波，全然不顾自己的劳累。1995年3月，由于乡亲们盲目扩大包心菜和菠菜种植面积，公司现有销售渠道呈饱和状态。为了寻找新的蔬菜销路，张建昌不远千里来到了北国。此时的江南已是莺飞草长，而北国却是冰天雪地。在长春火车站旁的一个露天蔬菜交易市场，张建昌冒着严寒吆喝叫卖。在那里，他和公司另一名职工起早贪黑，三天销出了一车皮共三吨的蔬菜。在长春售出三车皮后，张建昌又赶到哈尔滨联系、接货。哈尔滨当时的气温是零下24°，张建昌叫卖了七、八天，售出了两车皮蔬菜。紧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大庆市。半个多月时间里，张建昌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不少夜晚是在火车、汽车上度过的。这趟北国之行后，公司在东北十余座城市建立了蔬菜销售点，最远的销售点到了俄罗斯接壤的绥芬河。
  张建昌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农民辛辛苦苦种菜，你如果把他种的菜卖不出去，他就会不信任你。因此，公司要改变农民的种植结构，促使农民富裕，在营销上服务至上是第一位的。宁可公司赔钱，也不能让农民吃亏。”
  十多年来，张建昌的公司一直奉行为农民提供经销信息和组织营销，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因此，农民信任张建昌。
  历史翻到新的一页，张建昌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一步。目前，一个崭新的、融“农科教、贸工农”于一体的现代农业龙头企业在慈溪长河镇形成。
  这是一群坐落在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北面的白边红墙的建筑，在绿色的田野中显得分外耀眼。
  南边，是浙江省第一家农业要素市场。它由一座两层楼房和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大厅组成。楼房底层，是独具特色的种子超市和农贸超市，展销着来自国内外的上千种蔬菜良种和“绿色”农药、化肥；楼房二层，是取代原先那个简陋教室，用全套数字化设备武装的农业科技培训中心；大厅则是收购和展销蔬菜的两用场所，装载集装箱的卡车可以方便地进出。
  东边，是一家年加工能力达1000吨的脱水蔬菜加工厂，名唤“绿苑”。
  西边，一座小巧的二层楼房，挂着“专家楼”的牌子，随时迎候着国内外专家来此讲学，开展学术活动。
  2000年3月18日，要素市场开张之日，来自镇内外、市内外一万多农民都被蔬菜开发公司焕然一新的面貌深深吸引。常来此地的专家们，则大为感叹：“真是十年辛苦不寻常啊！”连来自发达国家的农业考察团，也情不自禁的赞美：“在中国一个小镇上，我们看到中国农业的未来。”
  张建昌确实不容易。他靠15万元起家，如今他的公司拥有1.2千万的资产，全镇8000名菜农人均年纯收入超过6000元，比过去植棉时的收入翻了两番。为立足长远，张建昌把他的眼光放在建设“大桥生态园区”。他说：“我省是继海南、吉林、黑龙江、福建之后，全国第五个开展生态省建设试点的省份，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休闲观光，建设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基地，是浙江生态省建设总体目标的重点。”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兴建，加快了慈溪发展步伐，也为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慈溪市蔬菜开发有限公司从服务“三农”出发，审时度势，选择大桥总指挥部西侧一公里处，八塘与九塘之间的原荒芜的鱼塘，建设大桥生态园区。
  根据规划，大桥生态园区总面积1500亩，整个园区以发展生态农业为主题，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返朴归真。这块面积1500亩的滨海土地，从未种过棉花、果蔬，从未施过农药化肥，是一块难得的净土；十分有利于发展有机农业，所以张建昌设立了有机农业示范区。此外，生态园区内还将设立水库景观与湿地保护、休闲娱乐、科普教育、综合服务等板块。每个板块内涵丰富，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如科普教育基地，弘扬慈溪文化的休闲观赏区，注入“城市农业”的元素，其实质是以城市消费为导向，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
  张建昌说：“我认为，杭州湾大桥生态园区的建设，必将带动慈溪区域性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但发展生态农业，必须有长远眼光，有长远计划。我们应把握时代发展，搞好规划，稳步推进，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从原产地移植几棵大树点缀一下就草草了事。”
  “生态园区分近、中、远三期建设，总投入8000万元，以企业和承包户投入为主。目前，已有四家企业投资建设大桥生态园区，各项基础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大桥生态园区内的土地平整、开沟筑路、兴建水利等基建工作已基本完成。公司以招标方式，落实了有机农业经营承包户，平均每户承包土地在60亩以上。这些承包户在公司有关专家的指导下，紧紧依靠农业科技，发展有机果蔬及绿色家禽养殖。最近，春季西兰花已在300亩大田里定植，还种植了十多万株耐盐碱的绿化苗木，有美国墨西哥落羽杉、榉木等。年内第一期建设完成后，园区的湿地保护区，将出现鸟鸣禽影，200亩滩涂区可以进行田牧、海牧、林牧活动，渔人湾可进行垂钓，科普园区将成为青少年农业实践基地。”
  无疑在今日人们的心目中，张建昌是个英雄，英雄的标志是他成功了。但张建昌却始终没有忘记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依旧每天早上六点不到出门上班，晚上六七点钟下班，天天为蔬菜的种植、收购、加工、销售操心。每逢刮风下雨，人们总能在田间地头找到他的身影。
  张建昌干着超负荷的工作，拿的是公务员的工资，家中没有什么高档的电器，豪华的装饰。当年他自掏腰包从德国带回来作样品的小工业品，已为镇上造就了好几个富翁。这些人常常同他开玩笑：“建昌，我们办厂十年，发了财，你在泥巴团里滚了十多年，也没见有什么收获。”张建昌却高兴地说：“长河8000名菜农人均收入达到了6000元，许多人家靠种菜盖了新房，我的收获还小吗？”
  对农业，对家乡，他依然一往情深，痴心不变。一家资产上亿元的外资企业，以年薪12万元的条件聘他为总经理，他婉言谢绝了。德国某著名农业企业驻沪办事处，想用更高的年薪聘请他任代理，他还是谢绝了。他笑着说：“要发财，我十年前留在德国，不是早发了吗，还用等到今天！”
  那末，张建昌在追求什么？在他的人生目标中，“官”他是不当的，副镇长不是辞了吗？不是嫌小，而是嫌当了副镇长就办不好他那个为农民服务的公司了，而兼个虚职，他又不干！他说：“兼了副镇长不干实事，农民兄弟会骂我的。”财，他似乎也不要，国外他是注定不去的，否则，克劳斯农场他早留下来了，他要回来为他的农民兄弟办事。现在国内企业用高薪聘他，他也不去，他要留在长河，因为这里有他的父老乡亲。那么享受呢？张建昌从办公司到现在，风里来雨里去，几乎没有一天休闲过，连传统春节大年三十，他都吃不成一顿安静的年夜饭，他有土地，但不造高楼大厦，里面的生活器具与传统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在生活问题上，张建昌近乎严谨，作者到此为止，还没有听到过他有什么“桃色新闻”，他们夫妻相敬如宾，家庭生活平和美满。
  一个人，如果官不当、钱不要、享受又不会，那末剩下的就只有理想了。张建昌的理想是什么？他说：“古人说，心静是福。我追求绿色，如果这个世界上一片绿色、和平、宁静，那么我的心中就会充满幸福感。”
  作者问：“如果以后你退休了干什么？”
  张建昌想了想回答：“农民没有‘退休’。如果我老了做不动了，就会捧着一壶茶，坐在自己的实验农场门口的传达室里，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农场满目的翠绿，断断续续地回忆自己做过的事，给我的下代人讲讲过去，我就会觉得我这一辈子的生活很充实，因为我无愧于这个时代和自己的人生！”
  仍然是一种百分之百的慈溪农民式的浪漫。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