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慈溪外来人口甚多，因此宗族繁多，姓氏亦多，“长久以来，相与习尚，互取所长”，具有中华民族的勤劳俭朴、艰苦创业的传统美德。《余姚六仓志》云：“勤俭质朴，禀诸于民”。清光绪《慈溪县志》称：“风俗淳■，贤士辈出，敦尚礼义，耻于浮邪，朋友以诚信相孚，乡党之间蔼然和气，其士子往往以德业淬厉，底于成才，重于利人而轻于利己”。
  第一节 崇商风气
  重商贾为慈溪民风一大特点。慈溪物产素以棉、盐、陶瓷、手工业制品闻名，多外销；山海所积，亦须交易。清光绪《慈溪县志》载：慈溪“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如杭州、绍兴、苏州、吴城、汉口、牛庄、胶州、闽、粤贸易甚多”，“甚至东、西、南洋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邑人敢于冒险进取，出外业航运及工商业者甚众，颇多获利，在津、汉、沪等处，执商界之牛耳。”经营项目，广及航运、金融、国药、烟草、南货、肉食、酒酱、油烛、地产。县人旅外经商者，东部尤众，鸣鹤一地，几占居民十之八九，江浙一带国药业均有鸣鹤场人涉足，有“国药人才集浙江，浙江在慈溪，慈溪首推鸣鹤场”之说。在长期而广泛的商贸活动中，出现了一大批商业闻人，如著名侨商吴锦堂，工商界巨子虞洽卿，杭州“宓大昌”烟店创始人宓庄晓，上海首家卷烟厂创办人王宝山，绍兴震元堂药店创办人杜景湘，杭州叶种德堂药店创办人叶谱山等等。旅外商人还以同乡会名义组成团伙，互相提携，成为“宁波帮”、“宁绍帮”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远及港澳及海外。据1987年调查，在港、澳、台及海外的慈溪籍人士达6000余人，多从事商贸活动。现境自明清以来计有固定集市48处，观城、浒山、周巷3镇更为兴隆，民谣称“周巷大地方，三百六十行，还有当店和钱庄，只缺混堂（浴室）织机坊”。
  广泛而持久的商贸活动，深刻地影响着县人的观念，崇商风气日益浓重。旧时商店普遍供奉财神菩萨。见客打招呼，辄问“在啥地方发财？做啥生意？”子女经商有成，即谓“出山”。农村中多亦农亦工、亦农亦商者，往往忙时务农，闲时跑“单帮”、做贩运，一旦有成，即携亲带友，做“生意人”。津、汉、沪、杭、甬各大城市，慈溪人只要一人立足，即带出一帮人做生意。崇商风气影响所及，连村镇取名亦多带“市”字、“街”字。如范市、裘市、悦来市、尚家市、分江市、长胜市、二灶市、登州街、老新街、小安街等，据统计：其中带有“街”字的传统地名多达26处。另外，长河、人和（今庵东）、天元3个著名集镇，均以首先在该地设摊行商的商人名字命名，可见经商在县人心目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县人的崇商风气，进一步发展成现代商品意识。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数万专业运销户的出现，乡镇企业国内外市场的开拓，46个农贸及大型专业市集的形成，以至近年来慈溪经济的振兴，均与此密切相关。
  第二节 淳风
  风尚
  慈溪传统淳风中今仍在发扬光大的，主要有：
  重孝敬老清光绪《慈溪县志》载：“邑有董孝子之遗风，人知孝爱乐循理旧矣”、“慈溪旧称三孝乡，盖以汉、唐、宋三孝子而名，至今有遗风焉”。慈溪人颇重孝道：子女早晚定省，向父母亲请安问好，听从教诲；在上坟、“做忌日”时，下辈人跪拜以示恭敬，长辈则讲述受祀者生前德行，为家族、乡里所做的善举益事，借此教育下辈遵奉祖训。今西部周巷地区清时有乡名“孝义”亦可见当时人们之重孝。民国以后，封建缛节渐改，但是孝道仍重。赡养父母，安，置终老，为子女天职；如失孝道，必遭邻里、乡亲的指责唾弃。解放之后，孝道含义扩大，尊老之风，遍于社会。在农村对鳏、寡、孤、独老人，由集体给予“五保”逢年过节，党政干部看望高寿老人。60年代和70年代，雷锋精神遍及各地，照顾老人，，尊重老人的事迹，随处可见。80年代起，各地开辟离退休老人活动场所，兴办“敬老院”；对于极少数只宠优“独生子女”、忽视优养老人的现象，也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造福桑梓县人向来热心于家乡公益事业。清道光时，周巷徐浩因当地连年灾荒，多次输财赈济，得县令褒奖；晚清时期，马廷耀在马家路（今宗汉乡）置田400余亩，建义庄1所，无屋者供居住，断炊者给饭食。清代大姓宗族，多建义庄，置义冢，为贫困族人死后提供埋葬地。《余姚六仓志》载，现境各仓内即有此类义庄14处之多。周巷镇节孝堂，建于清光绪年间，为贫嫠栖托之所，至民国时尚存。清末民初，浒山米商蒋镳，尽其所盈，兴办六仓公学；吴锦堂旅日之后，多次资助赈济家乡灾民，疏浚杜、白两湖，创办锦堂学堂；虞洽卿造龙山码头，发起筑通甬观公路，疏浚凤浦湖，创办龙山学堂。建国以后，至1987年，不少慈溪籍旅外人士，捐款兴建学校，设立奖学金，建造敬老院，如港胞王广量出资为家乡任佳溪修桥、铺路、造凉亭，向县残疾人福利事业捐款；姚云龙出资为家乡鸣鹤镇铺设自来水管道，建造中学等等。
  勇于创新慈溪人善于吸收新事物，改变旧观念，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在慈溪留下深刻影响，创办新学之风，盛极一时，单是女学，在宣统元年（1909）以后的几年间，即出现浒山三山两级女学堂、沈师桥承心女子小学堂等5所。民国8年（1919）后，沈志炯、沈阿顺等发起，在坎墩沈家甲建造女祠堂1座，专放沈氏女性神主，有正室7间，侧室2间，颇具规模，破除了男人主宰一切，女子不能进祠堂的封建宗法观念。
  开创新风
  参军光荣旧俗视兵为“痞”旧谚云“好铁勿打钉，好男勿当兵”。解放后，随着军队性质的改变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入，此俗大变。抗美援朝时期，热血青年踊跃参军，此后，征兵任务年年超额完成。
  就业平等旧时重男轻女陋俗严重，妇女以家务为主，极少从事社会职业，贬称“雌马安得上战场”。解放后，此风渐变。50年代中期起，妇女参加工农业生产和从事其他社会职业，与男子机会均等。1950～1987年，有20名妇女先后被评为县以上劳动模范，其中被评为省劳模者4人；1987年，省人民政府批准2名女企业家为省级女能人。
  助人为乐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通过“三大改造”和“学英雄模范事迹”等一系列活动，爱国家、爱集体、一心为公、助人为乐的风气大振，可谓“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社会安定。淹浦乡烈士母亲蒋雅琴，在大火中为抢救托儿所孩子和集体生猪，而自己家产被烧毁。1963年起的“学雷锋”活动中，好人好事遍及城乡各地，困难者得到帮助，老年人受到尊重，“五保”户得到照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中，一度被扭曲的新风得到恢复和发扬。
  讲文明、创“五好”80年代起，全县先在农村后到城镇普遍开展创建“遵纪守法关心集体好、敬老爱幼家庭和睦好、计划生育教育子女好、环境卫生邻里团结好、婚事新办移风易俗好”的“五好家庭”活动，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至1987年底，全县“五好家庭”累计61390户，使城乡进一步树立了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勤劳致富、遵纪守法的社会新风尚。
  第三节 劣习
  迷信旧志称越地“信鬼神、好淫祀”，“凡事祈卜神灵，决定行止”。生子则颈挂“长命项圈”继拜菩萨为子，皈依佛门，免遭夭亡。生病则求神许愿，请仙丹，吞香灰，要巫婆驱，鬼、瞎子算命，以卜吉凶。男女婚配，要排生辰八字，合则姻，冲则散。建屋上梁，婚嫁迎娶，要择“黄道吉日”以求平安吉利。办丧事要招魂，烧锡箔冥纸，让死者有钱可花。农历十二月廿三日恭，送灶神，以期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讲好话。正月初五，商店请“财神”祈求发财。农村中“三八”（正月初八、十八、廿八）问仙姑，预卜丰歉。七月半渔民恭请潮神，以期出海平安，满载归来。宗族造家庙，择请历史人物作本族保护神；城镇立城隍庙，请城隍菩萨保佑平安；山里有山神殿，海边有龙王庙，平原有土地堂，各设尊神，虔诚祭祀。巫婆、术士从中推波助澜，诓钱害命。
  赌博旧时赌风颇盛，参赌者都想侥幸赢钱，摆赌局者以此骗取钱财。赌博门类繁多，有“铜宝”、“牌九”、“骰子”、“麻将”、“沙蟹”、“挖花”、“打罗宋”、“花会”等等，以“铜宝”、“牌九”的赌势最烈，为害最深，常有因赌输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者。有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勾结官府摆赌局，或在庙会里设赌场，抽头钱。当时政府也禁赌，但是有些官吏明禁实纵，抽头受贿，攫取钱财，因此赌风屡禁不止。“花会”于清宣统二年（1910）由外地传入，民国初期在全境蔓延，设36门，亦有34门，每门立一鬼神名，任参赌者押钱猜打，每日开筒1次（最盛时每日开筒2次）。打中者1倍30。因其利高，甚惑人心。观城、龙山两地区，参赌者更为众多，男女老幼，祈鬼求神，似痴若狂，生产荒废、夫妻不和、财尽家毁、自杀身亡等情时有发生。吴锦堂多次函请政府查禁。民国5年（1916）“花会”首犯沈师桥沈阿洪（绰号饭淘箩）被查办，“花会”始有所收敛。解放以后，国家严，禁赌博，赌风顿敛。80年代，赌博恶习有沉渣泛起现象。
  烟毒清朝后期，慈溪有人抽鸦片和吸白粉，政府曾明令禁止，但是吸毒者大多为地痞、流氓、劣绅、污吏，贩毒者又每与官府勾结，查禁无果。
  清末，有些官吏怂恿农民种植罂粟，在浒山、周巷等地设“浆捐局”，收购浆液（在罂粟果上所括的浆液，炼制鸦片原料），以获暴利。因种罂粟所得高于种植棉花，故大古塘以北之东山头、海晏庙、胜山、马家路、坎墩、天元直至周巷一带，均有种植。民国初期，依然如故。后因收浆商人改从他业，种植面积才逐渐减少。抗日战争前夕，罂粟已极少见，但是抽鸦片、吸白粉等，至1949年时仍有发现。解放以后，国家严厉禁止，吸毒恶习绝迹。
  打大阵旧时，有些宗族实权者，为一己私利，利用沿袭已久的劣习，借故山林、土地、水利等纠葛，唆使煽动族人，结群斗殴，俗称“打大阵”。致一些邻近宗族，雠仇深结，寻衅报复，循环往复，多次械斗，互致伤亡。这种封建宗派恶性争斗，自清朝至民国时期，每有发生。
  守节封建社会，极重“妇道”，妇女从一而终，夫死不准他适，终身守寡，身心倍受摧残。慈溪颇多节妇，清光绪《慈溪县志》载：自宋以来，历代旌表节妇至5000余名。据民国9年冬纂成的《余姚六仓志》，现境内烈女（大多为节妇）有1428名。
  慈溪旧有石制贞节牌坊甚多，据光绪《慈溪县志》所载，仅北乡（观城区）即有31座；1949年，现境尚有27座。旧志亦称“三北穷困，衣食难及，何谈节烈”。贞节牌坊耗资颇巨，亦非平民能及。因此节妇多为嫁入殷实人家的妇女。60年代后期，境内所有贞节牌坊，全部拆除。寡妇守节之俗，民国时已淡化，解放后按婚姻法自行择处。
  附：“堕民”
  清光绪《慈溪县志》称“堕民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1979年版《辞海》“堕民”条载：“又作‘怯怜户’，在绍兴也叫‘乐户’。元军灭南宋后，将俘虏及罪人集中于绍兴等地。明代又称为‘丐户’。又相传南宋时金军南下，宋将焦光瓒率部投降。迨金军北退后，宋人引以为耻，乃贬其部卒之籍，称为‘堕民’。此外尚有明初设置之说，其成员传系张士诚、方国珍的部属。数百年来被视为‘贱民’的一种，不许与一般平民通婚，亦不许科举，多任婚丧喜庆杂役等事。”
  民国18年（1929）省民政厅调查，与现境有关的慈溪、镇海、余姚3县“堕民”后裔，分别为2210人、，1316人、3813人。至解放前夕，现境内有2000余人。有李、邱等17个姓氏，分别集居在龙山、甸山、东安、淹浦、宓家埭、鸣鹤、桥头、樟树、彭桥、天东、横河、石堰、宗汉等13个乡镇的17个自然村内。还有200多人已至集镇或县外从事理发等各种行业。
  清雍正元年（1723）明令削籍，“不准再沿‘堕民’名目”；乾隆三十六年（1771）和光绪三十年（1904）两次下诏“应与平民同列”；民国元年（1912）颁布《开放“堕民”、疍户》政令，但都成空文。在旧社会，仍受歧视压迫，处于社会最低层。他们以剃头，修面，挽髻为主业，凡逢“主雇”族户婚丧喜庆，前往抬轿、当吹鼓手、值筵、小唱，以及做伴娘、陪郎等，从而讨得赏钱。每户“堕民”各有“主雇”族户，视之为衣食之源的主人，尊之为老爷、相公、太太、少爷，平时上门为之剃头、修面，逢年过节，领取施舍，赖以度日。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少青年“堕民”投身革命，建立功勋，有的还献出生命，成为后人永远崇仰的烈士。
  解放之后，“堕民”才真正得到解放。歧视现象消失，“堕民”称呼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