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编于明正统六年（1441）的《文渊阁书目》已有《余姚县志》著录，这是现今所知道的最早的《余姚县志》。由于只见目录，未见原书，卷数、纂修人等均不可考。不过，永乐帝曾多次下诏各地修志，永乐十年（1412）颁布《修志凡例》16则，依据该志著录于“新志类”，可以大致推断编修于永乐十年至正统六年间（1412—1441）。
  此后，余姚县志经嘉靖、万历、康熙、乾隆、光绪、民国多次纂修，共成志8部200余卷。其中，光绪志有两部，分别为光绪十九年（1893）稿本和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本。稿本40卷，据《余姚市志》著录为钱献之纂，修于光绪十九年，记事至是年止，未刊印。上海图书馆藏有初稿本13册，存卷一、卷二、卷四、卷六至十二、卷二十至三十一、卷三十八至四十。现存通行本多为光绪二十五年刊本，本文即以此本为研究对象。
  余姚自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编修县志至光绪十九年再次开局，间隔115年。在这期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震荡和变革，已经由盛转衰。余姚的经济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巨变，尤其是咸（丰）同（治）之际的太平天国运动，给社会民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这千年未有的变化，余姚人士开始酝酿重修县志。
  当时，邑人邵友濂已经调任台湾巡抚，并在台北登漏书院内设立通志局，各厅县皆设采访局，以编纂台湾通志。邵友濂写信给乡人，称：“邑志系一方之兴替，其间之经入畡数，风化芳臭，岂可听其世远年久、变革湮没而恝然置之乎？愿捐巨款以先之。”①于是，知县周炳麟“相与粗定章程，张示晓劝”②，设立志局，聘请会稽孙德祖为总纂，同时分聘邑人杨积芳、蒋玉泉、徐辰、叶和声、曹仰钦等各科专门人才进行采访、编辑。
  孙德祖（1840—1908）字彦清，一字岘卿，号寄龛，会稽官塘桥人，寓
  居小皋埠村。廪贡生，候选训导，同治六年（1867）举浙江乡试第三名，官长兴教谕，著有《寄龛文存》《寄龛诗质》等。曾参纂光绪《密云县志》（光绪七年刊本）、光绪《慈溪县志》（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增补重校同治《长兴县志》（光绪间重刊），颇有修志经验，卷首《重修余姚县志凡例》9条即其所定。
  杨积芳（1853—1932）字长孺，一字馥生，马渚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授国子监学正衔，有《东渔印存》《应酬文录》等。曾应邵友濂电招，入台湾协助其处理日常事务。“金石”“艺文”二门出自其手。
  蒋玉泉（1857—1900）谱名同垣，原名瓛，字伯厚，一字味经，又字微谨，一作薇卿，浒山南门外梅花漕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官内阁中书，有《校邠庐抗议签说》《雪庐文稿》等。县志《列传》皆出其手。
  徐辰（1835—1897）号莲峰。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广西试用知县；光绪二年（1876）举人，以课徒自给，门下多魁士，翰林韩培森出其门下。
  叶和声（1840—1897）字雅南。廪生，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官淳安教谕，为蒋玉泉业师。《县志》草创时，发凡起例，用其议居多。
  曹仰钦（1867—1923）谱名尧禄，字尧臣，号赞勋，道塘半海地人。郡庠廪贡生。从族兄曹辛及黄炳垕学天文算学，有名于时。光绪十六年（1890）曾受委派测绘本县舆图。入宁波辨志精舍学，屡擢高等。
  其他编采人员各有专长，各司其职，在19世纪的最后七年（1893—1899）里，维艰维辛、矢志不移，以他们的智慧、才学，更以他们的信念、意志完成了19世纪余姚最后一部县志。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志稿已经基本完成。刚好知县周炳麟即将调任，于是写下了《重修余姚县志叙》。两年后，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县志正式刊印。两个月后再次重印。所以，现存的光绪《余姚县志》刊本有两种：一种是七月初印本，牌记作：“光绪廿五年太岁在己亥秋七月成”；另一种是九月重印本，牌记作：“光绪廿五年秋九月刊成”。两种印本牌记中的篆字“余姚志”三字的笔法也各不相同。
  光绪《余姚县志》共27卷，首末各1卷，分装16册，约70万字，近1500页，并附地图14幅。县志记叙范围涵盖余姚县全域，包括今余姚市凤山、阳明、梨洲、兰江、朗霞、低塘6个街道，马渚、牟山、泗门、小曹娥、临山、黄家埠、梁弄、大岚8个镇，以及鹿亭1个乡：还包括今慈溪市浒山、古塘、白沙路、宗汉、坎墩5个街道，周巷、长河、天元、庵东、崇寿、横河、匡堰、胜山、逍林、新浦、桥头11个镇。
  这部县志的体例继承了我国优秀方志的传统，注重在人物记述。自卷十八至二十七凡10卷，其目为职官、选举、忠义、列女姓氏、名宦、列传、寓贤、列女、方伎、方外10门，均系列传及姓名录。其余17卷则记载疆域、山川、城池、公廨、风俗、物产、祥异、水利、田赋、学校、典祀、兵制、义举、古迹、冢墓、金石、艺文。其他鲜明特点有三。一是篇幅宏大、资料完备。该志打通古今界限，沟通横向联系，以70万字的篇幅，将余姚的古今历史、山川形势、经济时尚、人物事件、文化典籍收于一书。特别是对太平天国运动有十分详尽的记载，这一时期殉难的人物，除了记入列传和列女传的之外，还专门设立了《忠义录》和《列女姓氏录》两卷以存名氏。二是内容翔实、查阅方便。志书的生命在于真实，志书的效用在于方便。《余姚县志》对几千年的历史进行综合整理，利用了乾隆《浙江通志》《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乾隆《绍兴府志》、嘉靖《余姚县志》、康熙《余姚县志》和乾隆《余姚县志》，在历代方志丰富的史料基础上，重新考订整理，重新编排，使读者便于检阅使用。三是图文并重、重视实测。该志舆图据同治初邑人黄炳垕手写县境全图绘制。黄氏乃黄宗羲七世孙，为晚清著名天文、历算、史地学家，所著《测地志要》曾在中法战争期间由朝廷颁发给各路带兵官，以备行军布防之需。晚年曾参与“鸟里开方图”的测绘，为我国的地理测绘学做出了较大贡献。经他用6个月时间实地踏勘、测绘而成的《余姚县经纬度分开方积里图》测绘科学、资料精确，在当时是少见的。
  自然，由于光绪《余姚县志》成书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连年战争之际，限于当时的时代局限，也限于人力、环境，无法精核细勘，因而不免稍有瑕疵。下面试举二例。
  如孙应时传，万历志一共273字，康熙志精简为225字，乾隆志为290字，光绪志则陡增至500字，所增部分有称：“史弥远为应时弟子，《集》中与弥远诸书皆深相规诫。迨弥远柄国，独超然自远，无所假借，甘沦一倅以终，其人品尤不可及。”①前一句是事实，后一句则杂糅了臆想之词。孙应时卒于宋开禧二年（1206），此时的史弥远还只是一个起居郎兼资善堂直讲，属于一般性的史官而已，根本谈不上有“柄国”之势。官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进开国公，那已经是孙应时去世以后的事情了。传下双行小字注
  作：“《宝庆会稽续志》参杨简撰圹志、《宋儒学案》。”①其实上述三种史料并无史弥远柄国之类的记载。
  又如王士毅，万历志、康熙志、乾隆志均未入传，光绪志径由《宋元学案》转录，有云“王士毅字子英，本秀州人，后为余姚人。..戴九灵铭其墓”，所以列为“寓贤”。但戴良《王先生墓志铭》作：“王先生讳士毅，字子英，其先秀州人，宋天圣间始迁绍兴之余姚。累世读书笃行，为士大夫家。渡江以来，官王宫及太学者相望。..先生以至正丙申九月十五日卒，年七十二。卒之年某月日，葬于梅川乡石人里先茔之次。”②可见，士毅为余姚人，而非寓贤。
  但于皇皇70万字的巨著来说，以上所指实为微瑕。光绪《余姚县志》这部凝聚着众多地方文化传承者心血的志书，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
  110年来，这部志书已经多次重印。民国24年（1935），依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重印本再次重印，封面题签则由原来的篆书改为张蓬仙的楷书。另据《浙江方志考》和《余姚市志》所称，尚有民国24年铅印本。1974年秋，旅台邑人张元杰与阮毅成商量重印《余姚县志》，并拟再续新志。阮氏借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印本一部，由余姚旅台同乡会委托台湾大源照相制版有限公司于当年12月影印出版。前有阮毅成手书《影印余姚县志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致张元杰函及民国36年（1947）6月8日所摄余姚“江桥鼓楼县府大堂”照。1983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印本，收入“中国方志丛书”。2007年9月，余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委托杭州萧山古籍印务有限公司影印了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印本1000套，16开线装，一函16册。

①②周炳麟《重修余姚县志叙》。 ①光绪《余姚县志》卷二十三“列传五”。 ①光绪《余姚县志》卷二十三“列传五”。 ②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