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在这一节里，我们还要叙述另一群奉献者——站在建设者背后默默奉献着的无数建设者的亲属。如果我们将大桥工地比喻为热火朝天的前方火线，那么，他们安营扎寨的大后方就是一个个的家。前方的战士是可亲可敬的，支撑着家庭的她们同样是伟大的、令人钦佩的，正是她们用自己柔弱的肩膀、用无私的爱心托举起了这一座巍巍大桥。
  “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这是一句几乎家喻户晓的经典歌词，常常被用来形容站在丈夫背后的妻子们，然而这句歌词在被评上省劳动模范的吕忠达心里却被诠释成一个个沉甸甸的故事。
  吕忠达有着颇为沉重的家庭负担，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患糖尿病二十多年的老丈人，然而作为负责大桥工程建设的副总指挥，比起其他人来，工程技术上要处理的事更多，南岸、北岸两头都得跑，时间不够用，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常常是这里吃了晚饭再过去，9点多赶到对岸。紧急的时候，车子跑都来不及，只能动用气垫船接过去。2004年，大桥遭遇了七场台风，抗台就像是打仗呀，你这副总指挥场场都得坚守岗位！这样的大忙人你别指望他能顾家。一年下来，他回家的次数扳着指头数得过来。
  这下可苦了在家固守的妻子——她被捆死了，老父亲长期住院，在医院一躺就是五年；两个孩子一个读初一，一个才念小学三年级，于是她义不容辞成了“双肩挑”，出差不能去，出国考察不能去，她所在的企业效益很不错，干得好的职工就奖你出国游，这可是人人都羡慕的好机会啊，然而她也忍痛割爱——她去了谁来照顾老的小的？只得一次次放弃。
  这真让人惋惜。我们不由得对吕忠达说：
  “你应该补偿她。”
  吕忠达长长地叹口气：“什么时候能补啊，只能面对现实了。”
  倒是他夫人大度，笑笑对他说：
  “谁要你补偿呀，选择了你，我也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选择了你，我也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这应该是一句经典爱情诗，但却是大桥建设者家人们的口头语。
  副总工程师方明山的爱人小罗是个风风火火的四川辣妹子，当年方明山在重庆读书时认识了她，两人一见钟情。后来方明山分配到厦门，她放弃了很好的事业单位的秘书工作，也夫唱妇随调到了厦门，在一家企业搞工会工作与企业策划。她的性格与沉静的方明山相反，活泼开朗，三拳两脚很快打出了天地。谁知，正当她得心应手之时，方明山却又冲着大桥从厦门流动到了宁波。为了让方明山集中精力造大桥，一年前，她毫不犹豫放弃了提升的机会，调到宁波来到一家集团公司做秘书。已经三十七岁的人了，又从基层做起，实在很不容易。所有的朋友都为她惋惜，离开厦门时，上上下下都挽留她。
  的确，她因此失去很多：在厦门时，她的工资已经达到4000多元，来宁波，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00多元；她是个爱热闹的人，现在人地生疏的，听不懂宁波话，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房子是临时借住的，要啥没啥，简单得像国外的汽车旅社。然而她毫无怨尤，三下五除二，居然很快将家操持得像个家了。
  听着方明山充满感情地介绍他的妻子，不由得让人生出一种强烈的想认识这个辣妹子的愿望，于是我们拨通了她的电话。
  “小罗，你一个人领着孩子辛苦了。”
  电话那头传来朗朗笑声：“还行。”
  “现在你能听懂宁波话吗？”
  “还不行。不过，我会要求他们说普通话。我对他们开玩笑：讲普通话是中央的要求呢。”
  川妹子的性格果然是爽。
  “你为大桥付出了很多，谢谢你。”
  “应该的，应该的。现在，我也是宁波人了。大桥是我们的大桥呀。”
  对在大桥工作的人来说，除了老人，牵肠挂肚的就是孩子了。若是说，有一方家属在宁波的，对孩子好歹还有个照应，许苹在嘉兴工作的先生可就远水救不了近火了。本来还算好，许苹十一岁的女儿由老父亲照管着教育着，不久之前，父亲患癌症不幸去世，悲痛之余，孩子的教育成了头等大事。那天，我们与她同车回家，一路上听她手机不断响起，说的内容都是关于女儿的教育，她说女儿的写作特别薄弱，她很担心。看着她忧心忡忡的样子，夏真决定使用一下特权，对她说：你今天回去对孩子说，《未来作家报》的主编向她约稿，让她给我们投稿。当天晚上，夏真接到了一个奶声奶气的电话，是她的女儿打来的。小家伙兴奋得很，一口气提了许多问题，电话足足打了十二分钟，夏真则耐耐心心答记者问。我们当然知道一个电话解决不了什么，我们只想给身在大桥的许苹些许安慰。
  ——这样的“后门”夏真开了好几个。冯宗朝的女儿在中考时一时失手没考上理想的中学，小家伙倒没说什么，但当爸爸的很自责，总觉得在关键时刻没能像其他当爸的守候在她的身边加一把劲，因此很想做点什么补偿一下。说来也巧，在市名教师培训时，夏真刚好是女孩子所在中学校长的导师，于是自告奋勇地对冯宗朝说：我将你的情况向校长反映一下，请他关照老师代替你的职责吧。
  那位校长也是至诚之人，一听是大桥建设者的女儿，一口答应。
  同样的问题发生在驾驶员任奇堪身上。小任是大桥指挥部驾驶班班长，不仅自己要开车，还同时管着派车调度，大桥指挥部“车改”后，他更是忙得无法休息。他到大桥工作时，孩子才四岁。四岁的孩子是最难管教的，没有老人可以帮一把手，妻子又要忙工作又要忙家务又要管孩子，家里乱成了一团糟。每每想到妻子的辛苦他就于心不忍。偏偏驾驶员的工作加班最多，最没有规律性，但是他却没有向领导提出过任何要求。
  2006年底，他因出色的工作被评为大桥指挥部先进工作者。而当时满地乱爬的孩子已经成了像模像样挂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了。
  财务处的周玉娟是金建明介绍认识的。金副总指挥郑重其事地向我们推荐过两次。一次是在中午，他说，你们下午采访一下小周。当时我们正好有约，没空。晚上，等我们从工地回来，迎面又碰上金副总指挥，他劈头第一句就问：小周采访过了吗？没有？我现在叫她下来。说着就是一个电话。不到一分钟，一个年轻女子动作利索，噔噔噔地跑了进来。金副总指挥说：小周，你对作家说说，你是如何克服家庭困难坚持大桥工作的。一听是这么回事，她顿时脸红了，跟着眼眶也红了。“不要采访不要采访我。”说着她从背后用双肩揽住了夏真，将脸藏在她的背后，不让她转过身去看到自己湿润了的眼睛。这个小小的举动，顿时让我们感到她心里那种柔软的伤感的颤动。
  小周很了不起，她有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这正是最需要人教育照管的年龄，作为母亲她很疼爱自己的孩子，然而为了大桥，她毅然服从了工作需要。孩子的爸也忙于工作，于是女儿成了没人照料的“小羊羔”，放了学就漫天撒野。有一次，“小羊羔”竟跑丢了，她急啊，这里的工作又离不开，只好遥控指挥丈夫四处寻找……
  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金副总指挥一再推荐采访她了。
  与其他人相比，柯寅很幸运。长得很帅的小柯是工程服务处的，工程服务处就是“不管部”，凡是不能归类的事就都跑他那儿了，一天到晚够牵神挂心的。幸好，他这服务处后面还有一个“家庭工程服务部”，那就是他的老爸老妈。
  小柯是老大，老大天生有管理才能。小柯是家里的一把手，什么房子漏水啦，与物业打交道啦，缴电话费啦等等杂事，原来全由他承包了。一到大桥工作，他这“家务承包头”可得辞职了，这次可不是在眼皮底下自行车骑来骑去的，一喊就应，这次是到大桥北岸去呢，250公里，光路上少说得跑两个半小时，有时累了，中途吸支烟，就得三个小时呢。
  家里召开了家庭会议。老爸老妈老婆连带十一岁的小子都一齐表态：你去吧，男子汉不能老窝在家里，造大桥，千载难逢啊，好好干。从他到北岸报到的那一天起，“家庭工程服务部”开始运转。小子才读四年级，正是又要接送又要教育的关键时刻，全扔给爷爷奶奶了。这让孝顺的小柯很不安。老妈椎间盘突出，平时干不了重活，现在却要承担许多照顾孩子的事儿，能行吗？还有老爷子，有心脏病，一向是全家最挂心的。然而，他们居然都异口同声说：“我们身体都好好的，你尽管放心。”真的创造医学奇迹了吗？
  有一次，他又打电话回去，发现老爷子说话的声音不对头，怎么上气不接下气的？一再追问，电话那头还是回答：家里好好的，没事儿，你放心去忙吧。
  直到他半个月后回家，才知道那天老人心脏病突然发作，他打电话时，老爷子身边围着许多人，正在抢救呢。
  每次回家，只看见儿子又高了，又壮了，更懂事了，衣服又穿不上了。小柯感慨万千，那里面，有着年迈的爷爷奶奶多少心血、多少辛苦付出！他说，他们是我的一份力量呀！
  与那些已经拖家带口的中年人不同，年轻人经受的是另一种爱的煎熬。
  记得那天大桥指挥部的搬迁动员大会上，总指挥王勇风趣地说：你们没找对象的，现在抓紧，海风吹黑了脸，就没人要啦。当时大家轰然大笑，谁也没想到还真一语中的。
  首先是人少，大桥指挥部就这么百来号人，年轻人就那么几个，机灵者捷足先登，落后的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其次是回宁波不方便。虽说现在都有车子，但规定是每星期回去两次。这让爱情撞一下腰的机会自然大减。于是在家的老爸老妈们动足了脑筋。
  高挑个子的程颖就是其中一个。她长得很文静，管着文印、充饭卡、门钥匙等很细致的工作，被介绍的小伙子是部队转业回来的，在法院工作，性格开朗而稳重，两人倒也意气相投。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谈恋爱的时间。不像在宁波，下班了，两个人手拉着手爱上哪就上哪。只能打电话啰，见不了面，听听声音也好。于是打电话成了大桥年轻人独特的恋爱方式。常常是在吃完了晚饭后，估摸着对方空下来了，小伙子就会掐着钟点打过来，第一句话总是：向你汇报……
  ——新房正在装修，每天都有她关心的新内容，买了什么颜色的瓷砖，什么质料的木材，什么牌子的热水器。她可一点也帮不上忙，哪怕你在这里揣着双手空闲着，这百多里路也跑不过去呀。只能全权委托，在电话线的那端发挥想象力，想象着未来新房的俏模样。
  好不容易等到回家的时间，这一星期两次的晚上时间也得仔细分配着用，一定要与老妈一起吃餐饭——程颖是个孝顺女儿——当然，也一定要见见他。仿佛老天爷也见怜，尽量减少时间损耗，将他的单位就安排在她家隔壁，一下班几分钟就过来了，吃完了晚饭就坐在家里聊天吧，珍惜时间，这一分分都提着心掐算着呢。
  毕竟是热恋中的年轻人，太想与所爱的人在一起了，所以，那天中午吃饭时，她望着坐在我们斜对面的一对亲昵无比的年轻人——那是难得的内部消化的一对——羡慕地叹了一口气：你看，人家多幸福呀，天天在一起。
  说完了，又赶紧自我安慰补充了一句：不过两人分开也好，时间少了，大家都珍惜，天天在宁波，说不定还要吵架呢。
  话是这么说，但相隔两地的恋爱终究好事难成。后来，当我们又一次去大桥时，她很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吹了……
  我们听了，惋惜不已。
  不过，请别担心，很快又听到了她的好消息——说起来还是大桥做的“媒”，那个小伙子是被另一家合作单位派到杭州湾跨海大桥工作来的，两人一见钟情，小伙子工作任务完成时，百年姻缘也随之瓜熟蒂落。
  这思念的滋味对当时新婚才两个月的吴颖来说则又是另一种折磨。据说她的新房又大又漂亮，一楼一底，足有200来平方米，可惜这样漂亮的新房总是空关着，只有星期三晚上及双休日才会有人光顾，就是那可怜的几十个小时也是安排得满满的，两家父母都在翘首盼望着呢。于是更多的思念是通过电话传达的，她比程颖打得更凶，再晚睡觉也要与先生通个电话，讲上半个小时四十分钟的，然后才能放心地钻进被窝去睡觉。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也是打电话。吴颖幽默地说：早请示，晚汇报嘛。
  我们笑问她：谁给谁汇报呀？
  小吴回答得干净利落：我听，他说，然后我下达指示。
  电话打得再多，思念还是似杭州湾的大潮，越涨越高。不能长相守，即使有机会回家瞅一眼对方都好。那天我们结束采访晚上回宁波，车上一下挤进了两个“颖”，说是搭便车回家。当时我们还直纳闷：到宁波都快9点了，明天一大早又得往回赶，颠来颠去的何苦来着。原来，都是揣着颗火热的心去会心上人呢。大桥的女孩子，一个个都是又能干又多情。
  这样动人的故事几乎在每个大桥建设者身上发生。
  一位副总指挥出差到武汉去签订钢材合同，妻子病倒了，家里没人，自己又无法起床，只好支撑着打电话让单位的医生来家打针，还再三叮嘱不许医生告诉丈夫。
  指挥部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蒋善平的妻子身患高血压、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她是宁海人，在这里举目无亲，儿子在外地工作，蒋善平忙于工作又无法照顾她，每天，她将急救药放在口袋里，自己照顾自己。
  副总指挥金建明的妻子原来在东钱湖工作，儿子在宁波效实中学念书，他在大桥，一家三口成了个三角形，谁也顾不上谁。每天，做母亲的匆匆赶回家早已是万家灯火，连做饭的工夫都没有，只好三日两头拖着儿子去“来必堡”吃快餐。
  总指挥王勇的驾驶员小楼，是一个很踏实的小伙子，妻子在《宁波日报》做校对，这工作的性质是夜班，她天天上夜班，家里撇下个年仅七岁的儿子，他这当爸的却帮不上忙，只好天天晚上将孩子独个儿关在家里，小子怕黑，一个人迟迟不敢人睡。整整一年，小两口心如油煎，却没向领导喊一声困难。直到后来报社领导知道了这一情况，才迅速调整了他妻子的工作。
  ……
  许多人对我们说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说到动情处，这些叱咤风云的建设者好几次湿了眼眶。
  总指挥王勇一再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写写我们的家属，想到这些，我想流泪。我们的家属太好了，不仅是我们在建设大桥，包括每一个家庭都在作出默默的牺牲与奉献。没有他们的理解支持，也就没有跨海大桥今天的辉煌。”
  他却独独不许我们写他的家属。他俩是一对十分恩爱的夫妻，我们看到过那个“她”，她长得很优雅。王勇远在慈溪忙大桥，女儿出远门读书，家里出出进进只有她孤零零一个人，生活难免草率了事，工作又忙，有几次在工作时竟晕了过去。王勇知道后心如刀割呀！
  但是，该干什么，他还是去干什么了。他总是满天飞，总是忙，自他担当起大桥总指挥那一刻起，他与她就有思想准备，不仅是他，还有她，都要作出牺牲了——为了我们的大桥！
  那天，我们是在宁波大剧院的贵宾室完成最后的采访。那一天冰天雪地，旁边会场里，大桥指挥部正在开着迎新晚会，而就在这一天的宁波各家报纸的头版登出一条醒目的消息：宁波市的“四套班子”在市委书记巴音朝鲁的带领下，赴大桥一线工地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