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2006年下半年，朱瑶宏被提拔为杭州湾大桥工程副总指挥。
  我们是在宁波市政府的公示栏中看到这个消息的。
  对他的了解首先来自驾驶员小单，他是一个开朗健谈的人，在接我们的路上总是会说出许多关于大桥的新鲜内容。“朱瑶宏是个大孝子”，这句令人耳目一新的话就是他一边熟练地转着方向盘一边说出来的。它几乎颠覆了我们在2003年对朱瑶宏第一次采访时的印象。那时，我们对大桥建设的认识还如一张白纸，这位大才子在一张随手划拉过来的纸上又写又画，对我们进行启蒙教育。
  然而这句话一下子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朱瑶宏是1977年高中毕业的，1977年毕业的人都是背着“老三篇”长大的，没读过什么书。因此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外包工——最没保障的、最苦最累的那种工种，现在这样的工作都是才进城没有经验的民工们才肯做的。但是他当时做得有滋有味。
  后来，他沾了政策的光——每个家庭的老大可以分配工作，他于是进了海曙建筑工程队，做装卸工。年轻，又舍得出力，50公斤一包的水泥，一手夹一袋，走起来如风般，干得十分起劲。现在他还记得当时造的那些房子，有时路过看到，还会放慢车速，怀着一种得意的心情欣赏一番。
  1978年，他考上了上海铁道学院，也许是当年装卸工作给他的启示，他报的专业是工程，从此走上了造桥铺路的道路。毕业后进入中铁四局，从技术员、技术总监、队长、副段长，一步步一直当到副局长。当时可是最年轻的干部之一。
  艰苦而又愉快的二十年呀，对朱瑶宏来说刻骨铭心，即使是现在，随便逮个中铁四局的人，说起他来都还记忆犹新。有一次，他去打的，司机就是老四局的，一说开就认出来了，亲得不得了，连打的钱都不肯收了。
  虽然事业如日中天，但是他想回家乡。正如小单所说，他是个孝子，父母都已年老多病，他想好好侍奉父母。刚好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已经启动，能够参加世界第一大桥的建设是所有搞工程的人共同的梦想，一举两得，他申请回来，而且无任何条件。
  当时大桥工程启动已经有七个月了，主要干部已经没有空缺位置，王勇为难了半天，左思右想，根据他的特长，让他承担了副总工程师、总工办主任的职务。
  这个职务低于他原来的职别，但他毫不计较。他喜欢这个工作，用他的话说，这个总工办工作是“站在源头把关”，虽然是“幕后的”，但很重要，也很有成就感。
  “人家对你们说的，都是通过他们的努力省了多少钱，而我要对你们说的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多花了多少钱。”
  这就是朱瑶宏的开场白。这独特的开场白让我们为之一愣。但是当你耐心地听下去，你就会明白这位新提拔的副总指挥并非故作惊人之语。确实，有一种成果是用多花了多少钱来衡量的。
  他如数家珍般给我们介绍他们“多花钱”的业绩：
  其一，关于海底浅层气的控制。
  现在大家都知道杭州湾海底会喷火，一不小心就会燃烧，而且人们已经知道这叫海底浅层气，知道怎样控制它。任何事物一旦认识了也就不可怕了。但是“浅层气在海面上燃烧”这一惊人的现象的照片，是朱瑶宏无意中拍下来的。
  那次，他正带着一批人在海上调研，船正要回来，有人无意中向海里扔了个烟头，只听轰的一声，火烧起来了，而且烧得那么奇怪，居然是穿过水面，隔着水烧起来的，有几十平方米范围，烧了十多分钟才渐渐熄灭。
  当时所有人都惊呆了。有人喊：“快照相、快照相！”朱瑶宏最先冷静下来，赶紧拿出照相机将这一奇异的景象拍了下来。
  关于杭州湾传说已久的“魔火”，这是唯一的资料，很珍贵。这张照片以最快速度传给了宁波市领导层。他的这张照片成了一场重大科学论证的有力佐证。大桥竟然是选址在浅层气富集地区，这在世界桥梁史上从来没有记载。
  当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是花了很多钱的。
  其二，关于钢管桩的使用。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吕忠达坚持将大桥建设中的混凝土桩改成了钢管桩。但是他的决策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他的技术支撑是河工模型试验成果。
  河工模型试验早就进行着，它通过模拟试验，要观察的是水流的冲刷深度是多少等，然后决定你要打多大强度的桩。你不能用“估计”，不能用“大约”，它是科学。
  就是在这场持久的试验中，人们发现海水冲刷深度大大超过原来的估计，竟然冲到了32米。
  这可是大问题。原来商定的混凝土桩直径1.2米是根据长江水流冲刷深度决定的，但现在是在杭州湾海域呀，两者简直无法相比，长江水流冲刷明显地要浅得多，如果再在杭州湾打长江那样的桩，强度不够，容易断桩，后果不堪设想。
  朱瑶宏赶紧将这一数据提供给吕忠达。
  吕忠达果断决定换成钢管桩。
  消息传出，在中国桥梁界引起一场地震，许多单位开始反省自己原定的方案，有一家正在建造跨海大桥，本来已订购了大批混凝土桩，不惜取消合同，立即改用钢管桩。
  当然，混凝土桩改用钢管桩多花了许多钱，但是，如果不是做这个改动，大桥建设将会花更多的冤枉钱。
  其三，防腐。
  怎么才能有效延长长期浸润在海水中的钢管桩的寿命呢？这可是大桥建设中的大问题呀！相信我们的读者对于这个话题已经耳熟能详，但是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是谁呢？还是科学。
  从科学角度看，海水腐蚀的过程是个化学过程，海水里含有起腐蚀作用的带有阴极的氯离子，它侵蚀到钢材，钢材里的铁离子就会被吸出来——我们称之为铁锈。
  那么，能不能先给它搞个什么玩意儿，挡一下？
  于是，朱瑶宏们想出个好办法：给每个钢管桩挂上一块阳极板。这块小玩意儿，敲敲好像是金属，实际上是合金做的，阳极更高些，挂在那里，在烂钢管桩之前，先烂它。我们姑且称它为“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法”。
  它简直就像贾宝玉胸前挂着的“通灵宝玉”，挂上了，就能抵挡邪恶的铁锈。
  操作的方法也很简单，潜水员下去焊一下就行了。
  更妙的是，这块合金是可以换的，等过上十来年，估计它“牺牲”得差不多了，就再换一块新的“通灵宝玉”。用朱瑶宏的话说，这个钱当然又增加了。
  但是这钱花得值！当这两个保护层及钢管本身都被腐蚀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一百六十年了。一百六十年后的子孙们会惊喜地发现，大桥依然挺立。
  当然，总工办更多的工作是编制计划。它是大桥实施施工的先行官。
  王勇有句很经典的话：“要乱先乱在纸上，不能乱在施工场地上。”为了施工场地的不乱，朱瑶宏们必须在纸上“乱”上无数次。
  譬如，你往哪里打桩？
  怎么保证每根桩都打在该打的位置上，这可是个大问题。你得先测量定位，你测不准，这桩打下去大桥就无法合龙了。这可不是耸人听闻，就在前几年，法国有一个隧道就因了测量的误差无法合龙。
  怎么测量呢？这在一般桥梁建设中是很容易的事。譬如灵桥的测量，前人在记载时只是一笔带过。因为灵桥只是横跨一条大江，从海曙望到江东，可谓是一目了然。用普通仪器即可解决问题。因此，记载中没有波澜。
  但在杭州湾中测量却成了老大难，一是离岸太远，36公里呀！如果按照传统的测量法，从岸边向海中延伸，测好一个桥墩的位置，造一个桥墩，再测另一个桥墩，再造一个桥墩，那就要整整造三十年！
  二是几个施工队同时开工，全面开花，不然五年的工期来不及。
  三是误差只允许有几个毫米——桩基误差100毫米，承台误差50毫米，墩身误差20毫米，标高误差更绝，只允许5毫米！
  天哪！这可是在茫茫大海之中呀！
  当然有一种省事的办法，先在海中打一溜桩定位，就像是木匠先行在要锯的木板上画上一条墨线。但是成本很高，怎么舍得！
  最后决定采用GPS参考站系统，将高精度的卫星实时定位技术应用到跨海大桥海中打桩定位中。这套精密仪器是从美国引进的，二十四小时连续运转，长时间精确测量，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同时请测绘专家专门进行研究，反复研究。
  为了定位定得准，不知在纸上“乱”了多少次！
  终于独创了“跨海长桥全天候运行测量控制关键技术”使海上高程控制测量精度小于3厘米，平面控制和各标段的衔接精度只，有5毫米，真正做到了“天衣无缝”。
  简直是不可思议！
  现在，36公里的海上大桥已准确无误地对接成功。没有闹出法国这样的大笑话！更妙的是，这个系统还将陪伴大桥终生，因为它还是“健康安全监测系统”的一部分，将随时监测大桥的安全，以便大桥的管理者及时维修、调整，这也是这座大桥被誉为“智能化大桥”的主要依据。
  工期需要多少天？
  ——现在大家都知道，五年！但那时只有你朱瑶宏计算，你错了大家全跟着错。
  打桩船要几条？要多大？
  ——要再造一条“天一”号就是他们当年编制的计划。当时根据预测，一条“小天鹅”号根本来不及完成任务。
  当时施工队很有顾虑，能不造就尽量不造，毕竟这投入的都不是小钱呀。
  但他坚持，他说：“历史将会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王勇坚决支持朱瑶宏，他很果断地对施工单位说：“你们如果不造这个船，你们现在就给我退出去。”
  现在，历史证明了他的计划正确。施工队也高兴，因为他们不仅因此提前完成任务，拿到奖金，还因为有了这两条船，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又接了好几个标呢！
  还有，梁怎么架设？
  多少水深可以打桩？
  承台方案怎么做？
  栈桥要多少高？多少长？
  ……
  这一切都得有个计划！都得精打细算！他用了宁波人的一句俗话：“吃不穷，用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
  只有你总工办计划得好，才能让大家实施得好。
  他很得意地说：“你看到过中铁二局的施工现场吗？作业线流水一样舒畅，这都是我们计划的呀。钢筋笼放哪？模板放哪？龙门吊多少宽？架梁怎么架？如果没有我们前期设计，设备与设备就会打架。工地上就乱了套了。”
  ——真欣赏他用的那句“流水一样舒畅”！那简直是诗的语言！只有打心眼里热爱自己工作的人，才会使用这样的语言！
  好的设计还从源头上保证了大桥建设的安全与质量。
  一家土装施工单位进场的第一天，他让他们按计划将临时性架子计算好了再干。
  对方是个愣头青，第一次进入这样正规的场所施工，竟大大咧咧地回答：
  “不用算了吧，反正是临时性的。”
  他也不客气，说：“不算你就不用干了。”
  于是对方乖乖就范。
  所有大大小小的施工组织方案都要报到他这里批过，他则铁面无私，严格把关。
  施工投入的资源够不够？
  工期安排对不对？
  质量措施是否到位？
  安全措施是否到位？
  施工期间还有巡查制，当年林国雄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林国雄是他的得力助手。
  对大自然的认识永远没有止境，新的矛盾在不断地冒出来，总工办也似乎永远也不会空。不久前，他们在研究如何在大桥上设风障。
  什么是风障？
  这又要从杭州湾海域的特点说起了。杭州湾海面上的风很大，据测，8级以上是正常的。这么大的风，车子怎么开呀？尤其是小面包车，抗风能力差，搞不好要翻掉的呀。
  关闭？但是人家高速公路还在开，你大桥怎么就不能上了呢？
  减速？也不行。人家上你的大桥，要的就是速度，你没有了速度就没有了优势。
  王勇很担心，让他想办法。
  他提议，向外国学习吧。2005年通车的米勒大桥，桥很高，是从峡谷上穿过的，因此风很大。他们就想办法设了风障，即在桥的两侧设屏障，不是用一块块的钢板，一块块的吃风力太大，桥身吃不消，而且风从钢板上翻过来风力更大；要制成一条条的，中间有空隙，形成既好看又实用的风障。
  这个办法好！大桥的通行能力大大加强。这正是总指挥要喊响的口号：只要你陆上能通，我跨海大桥上也能通。
  真够牛的了。
  这个课题立即交给了同济大学研究，杭州湾跨海大桥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座设有风障的大桥。到时，谁不想去先睹为快呢？
  ——朱瑶宏笑着对我们幽默了一句：“看，又加钱了吧？”
  设计这东西，曾经让我们觉得枯燥乏味，一个个莫名其妙的图案，一连串读都读不清的数字，你外行人能看出个什么来呢？然而，经他细细一说，还真有着深奥的学问。它是造桥者人文理念的体现。
  譬如关于这桥身的设计。
  灵桥，令许多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是，早在1934年，灵桥的设计者就在桥身中预留了以后要铺设的自来水孔道及煤气孔道，这实在太有远见了。要知道，那时的中国人还是守着煤油灯，烟熏火燎地往灶肚里塞着柴草。
  那么，杭州湾跨海大桥要预留给人们什么呢？什么才是能让一百年后的人们惊叹并具有前瞻性的东西呢？
  当然不能东施效颦。现代信息是如此畅通，哪个国家有什么先进技术，早就一目了然。需要过桥的通信设施、现代光缆什么的，早已在桥身中舒舒服服地安家落户。
  我们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巨大的空间！箱梁内的空间。
  那是一个高3.3米、，宽6.5米的空间，中间可以无障碍地开过去一辆汽车。一百年后，如果我们的后人维修这座大桥时，如果他们又发明了什么更先进、更需要过海的新玩意儿，他们就可以挥洒自如地来利用发挥这个空间！
  这在美术中称为“留白”，给你留有充分的想象余地。
  譬如大桥的栏杆。你应该设计成多高？
  那天开会，我们看见王勇将一份剪下来的《环球时报》递到朱瑶宏的手里。上面有着他的批示：赠总工办。建议在网上全文刊登。
  文章说的是漂亮的旧金山大桥由于设计缺陷，成了世界著名的“自杀大桥”。
  美国旧金山大桥是世界闻名的桥梁，它的设计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座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桥只有两大支柱，因此它不是利用桥墩支撑桥身，而是利用桥两侧的弧形吊带产生的巨大拉力，把沉重的桥身高高吊起的。它的设计者是工程师史特劳斯，为了纪念他对美国作出的杰出贡献，人们将他的铜像安放在桥畔。
  但是令这位工程师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呕心沥血设计出来的大桥竟成了远近闻名的“自杀大桥”。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人从这座大桥上跳桥自杀。为什么人们喜欢到这里来自杀？有专家指出，从心理上来说，他们选择这里是因为站在这座大桥上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甚至幻觉，而从客观上说，是因为大桥的护栏太低，为他们实现自杀计划提供了方便，护栏低得只需轻松一跃。
  这种因建筑设计上的缺陷，导致人为事故发生的事，不仅旧金山有，在我们身边也同样存在。我们会吃惊地发现，在街头的公共汽车候车亭里，垃圾筒居然占据着亭内最舒服的位置，人却被挤到了一边；我们会扫兴地发现，好端端的公园路径，平地突然被设计了一个坎，让正兴致勃勃走着的你，猝不及防被绊了一脚；我们还经常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前方事故多发地段”这样的警示牌，但是，既然知道“事故多发”，为什么不在设计上找找原因？
  王勇之所以特地将这份报纸剪下来带给朱瑶宏，是提醒他，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设计一定要“以人为本”，一定要“人性化设计”。这是设计的最高原则。
  随着工程越来越接近尾声，朱瑶宏却越来越忙了。用方夏平的话说：“总工办第一年是龙头，第二年是猪头（幸福呀），第三年又是龙头了。”朱瑶宏却苦笑着纠正说：“不对不对，第三年是牛头！”
  听了他的话，大家都开怀大笑。是呀，决战之年，你这总工办得先赶在决战之前将所有的计划都拿出来呀，你就准备做牛做马吧！
  遗憾的是，他想尽孝的念头始终未能实现。父亲常常念叨着要去广州看看，但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病越来越重了，已不能出远门了。朱瑶宏又每天在大桥上忙碌着！
  于是朱瑶宏别出心裁地从广州拍了许多照片带回来让他看，告诉老父亲，这是机场，这是大街，这是最有名的五羊公园，你看这五只羊还有大有小有公有母的呢，传说这是当年神仙的坐骑，广州“羊城”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
  老人家看着看着，抬起手来打他，一记，又一记，又一记，一边气喘吁吁地说：“这么好看的地方，你为什么不早陪我去呀，现在我走不动了呀……”
  父亲打在他身上的手已经没有力气了。朱瑶宏的眼泪哗哗哗地掉下来。
  那天晚上，他喝了点酒，有点醉了，他红着眼圈对我们说出这件伤心事，他说：“我不孝呀！我回宁波不久老人家就去世了，他没有能享到我的福，我对不起老人家！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呀！”
  我们竟不知该怎么安慰他。
  不过，老人家在天之灵应该很欣慰，他的儿子在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