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大桥成了张扬自我的舞台，一批独特的人联合起来打造了一个独特的绮丽空间。
  中国人的骄傲
  来一场立功竞赛
  立功竞赛，在我们许多读者眼里，这似乎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用的字眼了。20世纪中期，它曾经在中国很辉煌，后来，它就像一件不再时新的衣服，虽然依然结实耐用，虽然御寒挡雨立下过汗马功劳，但还是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视线，被冷落在主人的衣柜角落了，而许多更新潮的舶来品飞快地替代了它。到了2001年至2002年全国第二轮机构改革时，有许多省干脆把这一块切掉了。
  浙江省只有总工会还在搞。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能重新焕发出青春魅力吗？有人表示怀疑，有人表示反对，当然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对此进行探索。
  杭州湾跨海大桥指挥部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展了立功竞赛。
  那是在2002年的下半年。浙江省政府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在一次听取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工作汇报时，做了一个重要指示：杭州湾跨海大桥，作为国家的重点工程，今后要搞劳动竞赛，要把这块工作抓起来。
  当时王勇带着大家正忙乎着做前期工作。现在是市场经济，大家都习惯跟合同说话，合同建立的基础是金钱和标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大家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处鼓，成为命运共同体？这始终是他放在心头考虑的一件大事。
  得到这个信息，反应灵敏的王勇立即意识到这是个契机。他清楚，在杭州湾跨海大桥施工的单位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都是全国一流的国有企业，他们相信荣誉，不像某些没有品位的个体企业，唯利是图。如果能得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或者个人能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比奖励他们几十万、几百万元效果还要好。
  他马上将金建明叫来：“这块工作你考虑一下，你可以先到外面去取取经，看人家怎么在搞，然后再搞个方案出来。”
  金建明很有压力，这比让他搞融资压力还要大，后者毕竟是他的老本行，而立功竞赛对他而言则是全新的，内容？形式？结果？影响？一切都是未知数。搞不好就会走过场，就会半途而废。他倒是搞过工会工作、共青团工作，但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立功竞赛，总不能光带着人们出去玩玩吧！
  谁都心中没数。
  这几乎是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的一个特点：什么都是新的，一切从零开始摸索，一切都是新的创造。
  金建明还是开动脑筋，千方百计将考评方案搞出来了。当然，在这长长的五年里，这个方案在不断修正、不断完善。
  那时，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立功竞赛也只是省里的一个点，大家都没想到，这场立功竞赛居然越做越大，居然成了全国总工会抓的典型呢！
  我们又要说到张蔚文了。
  当时的张蔚文已经调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总工会主席。他依然十分关心大桥建设，大桥是他当宁波市长时千辛万苦跑出来的，为了批下这个项目，他曾多次亲自跑到北京，放下架子，满面带笑，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去游说——坐在那里办事的人，年纪可都比他轻呢！
  在他调任后，还为了大桥多次跑过北京。有一次，他与新任市长一起到北京向有关领导汇报大桥工作，原来说好是4点30分约见，谁知那位领导一下午竟有四批客人，到5点钟才结束。5点钟他必须走了，因为他还要去接见外国代表团，他换好西装出来时才恍然想起宁波来的同志还在等着，却已经没有时间了。
  情急之中，张市长居然说：“那我上您的车子吧，我在路上向您汇报吧。汇报完了，我就下车。”
  这怎么可以呢？这可是去参加严肃的外事活动呀！对方是个很支持大桥建设的领导，在许多重大事情上，他出了很多力，那一天他又好气又好笑：“老张啊，你讲来讲去就是这几句话吧，太桥重要，大桥重要，我背都背得出来了。你是不是这些话？”
  张蔚文也给他说得笑了：“我就是这些话。”
  “好啦。那你就不用跟我去了，你这些事情我都知道，好多工作我会做的。”
  不过，那位领导还是临时找了个会议室，让张蔚文长话短说，汇报了十分钟。
  张蔚文又将他准备好的材料交给了那位领导才放心离去。
  倒是一起去的其他同志看了心里又感动又过意不去，他毕竟已经不是宁波市的市长了，真不该让他受这样的累呀！
  但是张蔚文不这样想，大桥是他的“亲生儿子”，怎么着都值。
  现在，张蔚文一心想让大桥的立功竞赛再上一个台阶，让它从省级重点升到全国重点。
  于是，在一次全国总工会开会时，他抓住机会向全总分管该项工作的副主席周玉清汇报了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情况，要求将它列为全国重点。
  周玉清办事稳重，视野开阔，听了后虽然很重视，但对将它列为全国重点有顾虑，因为全总有个规定，凡是跨省的重点工程，由全总抓，凡一个省范围内的重点工程，则由一个省的政府及省总工会抓。这是个界线。
  当时全总抓的也就两个工程，一是三峡工程，一是青藏铁路工程。这两个工程都是跨省的。
  虽然知道有这个硬杠子，张蔚文并不就此退缩。他虽然总是笑眯眯的，说话也从不气势凌厉，但办事却非常有韧劲。他又找了全总的常务副主席，向他详细汇报：大桥是世界第一，大桥非常重要，大桥影响很大……
  这位常务副主席听了很感兴趣：“好呀，这么重要的大桥，应当破例列为全国重点。这件事是周副主席分管的，我跟周副主席去说说。”
  周玉清这下真有点不好意思了，就说：
  “行，我以后到宁波来一趟吧，看看后再定。”
  周玉清带了一帮子人来考察了。
  说心里话，这趟来，还真有点不情愿——也难怪他，你不符合原来定的界线呀，你是个有弹性的项目。现在弄虚作假的事太多，你这大桥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真的有你说的那么重要、那么好吗？
  来了后他实地考察，又认真地听了汇报。
  当时，大桥的立功竞赛已经轰轰烈烈搞起来了。开工了嘛，各方面工作都做得像模像样的。几天考察下来，他觉得这座大桥真的很了不起，这些人也真的像是做事情的人，大桥在管理上也真的很扎实。他心里有几分愿意了。
  王勇向他保证：“你有哪些要求，我们坚决办到。我们只有一个要求，评奖指标计划单列，而且能根据我们工程的进度来召开表彰大会。”
  这个想法又是他的创新，一般重大工程的立功竞赛都是在工程结束后进行，王勇却认为应该改成工程中间进行，因为评奖不仅是要评出几个先进，它更大的作用应该是不断积蓄能量，激发人们更高的积极性。
  周玉清很开明：“给指标是可以的，我回去向兆国同志汇报，定下来马上告诉你，但是你们一定要搞好。”
  ——王兆国同志是全国总工会主席，这件事得由他点头才行。
  周玉清话说得很痛快，却总有点心事重重，毕竟他是第一次到宁波，第一次与大桥接触，第一次定了这么一个没有跨省的全国重点，他有压力，万一搞不好，他这分管领导是有责任的呀。
  一直到了回去的路上，到了宁波机场，他还在惦记着这件事，终于忍不住在临上飞机时，打了个电话给王勇：
  “王勇呀，我拜托你了，这个立功竞赛你一定要搞好。”
  王勇知道这个电话的分量。周副主席在担心呀，他与他们萍水相逢，素不相识，他担心搞不好，砸了全国总工会的牌子，也会砸了他的牌子。
  于是王勇在电话里向他郑重保证：“周主席请您放心，我们会全力以赴抓好这件事的。”
  他这才放心地上了飞机。
  他很快就彻底放心了。2004年1月，立功竞赛第一次颁奖大会召开，他来到杭州湾跨海大桥颁奖。那天，他看到了大桥的神速进展，看到了颁奖的那种火暴场面，看到了因立功竞赛激发出来的英气勃勃的精神面貌，他真正放心了。不仅放心了，而且对杭州湾跨海大桥产生了浓厚的感情，以后，第二次、第三次……他都亲自前来颁奖。
  就这样，立功竞赛在上下两个积极性中轰轰烈烈展开了。
  中铁四局书记马先明说起立功竞赛来滔滔不绝。
  “立功竞赛好，把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中铁四局的前身是老铁道兵，抗美援朝时被称为“钢人铁马”，意为所向无敌、打不垮的队伍。1955年时兵改工，集体转到了地方上。但是这支队伍多年培养起来的打硬仗的作风却依然如故。总指挥王勇评价他们是“进场最早，困难最大，进度最快，获奖最多”。
  他们是最早进场的施工队，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四周一片白茫茫的芦苇地，有人开玩笑说是“风萧萧兮海水咸”，一个人影也没有，连喝的水也没有。
  只能花血本派人到几十里外的余姚去拉啰！然后再接点雨水喝。那些曾经是农村最古老的接水用的大水缸，居然在现代化的工地上堂而皇之现身。
  但这是好几百号人的施工队呢，这么点水，咋够？
  限制供应。每人每天一瓶热水，再发半瓶冷水，喝的、洗的，就全在了。干部工人一个样，谁也不能特殊化。至于洗澡，对不起了，就只能一个星期洗一次了。所以那段日子，人人身上闻上去都是臭烘烘的，好在大家都一样，彼此彼此，也就“乐在臭中”了。
  最困难的是洗衣服。谁也不会奢侈到用那么一点可怜的水去洗衣服，但衣服却又是非洗不可的。有头脑灵光者发现离他们驻地不远处的九塘有水坑，看上去很美，比他们所在地的水似乎要好得多，于是纷纷相约着到那边去洗。结果是大呼上当——那些水也是咸水呢，虽然碱性小一点，洗出来的衣服却是硬邦邦的，穿上去擦得你皮肤生疼。
  这还仅仅是生活上的困难，对这些钢人铁马来说，苦算不了什么，只要能顺利施工比什么都强。然而在施工上他们也是困难重重。让人“谈火色变”的所谓“魔火”，就在他们这个区，此其一；最大的钻孔桩就在他们这里，此其二；报上宣传得沸沸扬扬的世界第一长的栈桥也是在他们这里——那栈桥当时可是没有任何资料，也没有先例可循，得靠你自己设计、自己建造。
  就是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他们打了一个漂亮仗。用马先明的话说，这是因为有了立功竞赛这个法宝。他给它取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党旗飘扬杭州湾，”还别出心裁给每人发了一件T恤衫，将这句口号印上去，一眼望去，满工地都是白地红字，又气派又好看，让你时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大桥指挥部规定的评奖是每年评一次，中铁四局更狠，每季度评一次，每个月公布一次，奖金与荣誉捆绑在一起，除了发500元奖金，名字与大头照都高高地挂在墙上。
  这一着真灵，人人都像中了魔似的拼命。
  主桥班的班长王广杰是个老先进了。2005年11月，突然来了台风，E15平台正在紧张地施工，当时钢护筒已经下去了但还来不及打。没有打实的钢护筒是没有定力的，风来了，摇来晃去，差一，点就将宽36米、长42米的平台拉垮。
  如果平台被拉垮了，后果不堪设想！
  值班工人赶紧报警。当时干部们都在开会，已经回到驻地的王广杰闻讯，当机立断带着二十多个人不顾死活冲上去加固。
  然而风太大了，小车已经无法上去，开上去都发飘，只好用面包车一步步慢慢往前挪。好危险呀！若是这台风老爷一发飙，就把你一网打尽了。坐在车里，人人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喘。好不容易挪上了大桥，人却被风吹得站不稳。王广杰急中生智，让大家用安全绳将自己绑在主桥上操作，风一吹，一个个都像是在表演空中飞人，惊险万分。
  硬是在如此恶劣的台风中作业了两个多小时，成功排除了险情。
  王广杰后来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的大头照高高地挂上了光荣栏。
  王广杰的女儿才读小学三年级，暑假来大桥看爸爸，一进场就看见了他的照片，她骄傲地对另一个小朋友大叫：“你看你看，我爸爸的大头照，你爸没有，你爸不如我爸。”
  那个小朋友急起来了，瞪大眼睛拼命找拼命找，还真给她找到了，小一点的，在下面。她兴奋地又跳又叫：“我爸爸也有！我爸爸也有！”
  好光荣啊！
  王广杰因此还得到一个很高的待遇：在家里不用洗碗——要知道他的老婆可是爱美出了名的女子，一双手保养得好好的，但是她从现在开始不让丈夫洗碗，丈夫是她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
  裴中山是个普通工人，而且，可以说是个“问题工人”，因为他性格急躁，动不动就会与人冲撞起来，打架出了名啦。为了打架，还“二进宫”呢。
  当立功竞赛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时，他像变了个人似的，玩命地干活，交给他的任务总是做得又好又快，获得一致好评，得了个季度奖，奖金500元。
  他高兴极了，好好地将这500元藏了起来。老婆来探亲了，他将它掏出来拍到她的面前，气壮如牛地说：“给你，这是我的奖金！”然后又将证书拍在儿子面前：“看，儿子，老爸得了证书，你在学校读书也要得证书。”
  一家子都用充满敬佩的目光看着他，这可是他从未体验过的目光！
  真是扬眉吐气呀！
  那几天，老婆孩子在驻地走来走去也觉得特有脸面。
  就这样，一场立功竞赛活动让人人头疼的“问题工人”变成了公认的优秀工人。他还写了入党申请书，现在，他已经是建党对象了。
  著名的哲学家说过，人有三个层面的需求，第一是吃饱穿暖，这是物质层面的；第二是精神层面的，寻求快乐；第三层面也是最高需求，就是人的价值得到社会的承认。立功竞赛将人们的追求呼啦啦地提升到了最高级。
  那么，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立功竞赛究竟与计划经济下的立功竞赛有什么不同呢？或者换句话说，它有什么创新呢？
  按金建明的话说，有五个不同。
  一是激励机制不一样。过去是重精神轻物质，现在是经济与精神并重。
  二是追求不同。过去是求快，“多快好省”，现在首先是质量，然后才是进度，用温家宝同志的话说，是“又好又快”，“好”在前面，“好”字当头。
  三是竞赛内容不同。不仅是比进度、比安全、比管理，还要比科技创新、比廉政建设。
  四是参赛范围不同。过去，业主是高高在上的评比者，现在，业主、监理、施工队都是参赛者，双方平等，互相监督，大家捆绑在一起。捆在一起好，同舟共济呗！
  五是让大批工地上的农民工也参加劳动竞赛。名额达总名额的50％。
  这可是国内首创！此举让所有在这个工地上工作的人——扎钢筋的，浇水泥的，做模板的，都成了赢家！在表彰大会上，当一个个的农民工上台披红挂彩时，大家都拍红了手掌。而他们也特别激动，有人当即将大红奖状寄回老家去了，有人当即表态：工程结束我也不走了，我跟着你们继续干！
  周玉清看着这动人场面，不由得感慨：“这是一根纽带，使所有人都认准了一个目标！”
  现在，让我们记录下这些英勇的大桥建设者的名字吧！他们有权利与历史共存。
  第一次评比：
  中铁四局IX-A合同项目部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崔玉彬、林文体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第二次评比：
  中港一航局Ⅶ合同项目部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谭国顺、王广杰、严宏军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第三次评比：
  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湾跨海大桥Ⅷ合同项目经理部与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杭州湾跨海大桥V合同项目经理部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柴世财、李维洲、林原、王兴良、黄亚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这个奖不简单，这可是在世界第一长桥获得的全国最高奖呢！
  中铁四局一听说项目部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兴奋不已，在这个局的历史上，这可是第一次！局长马上派人赶来将奖状原件拿走了。马先明真是舍不得呀，舍不得也只能服从大局，自己只好在项目部挂个复印件过把瘾了。
  中铁四局是第一次到浙江来施工，按说人生地不熟的，但得了这个奖后名声大振，全国各家报刊纷纷报道，连中央电视台都多次播出他们的“党旗飘扬杭州湾”。在一年之间，他们仅在浙江标段就中标20多个亿，企业形势空前未有地好，2006年的产值将近200个亿，几乎翻了一番。大桥带给他们的无形资产是巨大的。
  中铁十九局也同样得益多多。
  由于招标时的原因，这个局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中是唯一的亏损单位，但是“堤外损失堤内补”，他们的经理崔玉彬刚刚在这里荣获“五一”劳动奖章，中铁十九局立即在外面中了一只标，当然对方有附加条件，点名“这个崔玉彬一定要到位”。
  含金量很高呀！
  最得益的显然是施工队。他们是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好处。
  张蔚文很高兴，他是创始者！杭州湾跨海大桥立功竞赛的成功经验成了全国的一个亮点，这里有他的许多心血。现在，他希望它的经验成为“冬天里的一把火”，让被人们冷落了的立功竞赛重新在全省焕发青春。于是，他因势利导在这里开了个现场会，以杭州湾跨海大桥作为榜样，在全省重点工程中推广他们的经验。
  金建明也很高兴，他是具体操作者。如何发挥政治优势，探索劳动竞赛的新路子？如何以立功竞赛为抓手，与工程建设进度一张皮？五年来，这始终是他孜孜不倦地探索的新课题。记得他还曾经很认真地问过我们。那天，我们与这位副总指挥在大桥指挥部的院子里一遍遍地兜着圈子，兴致勃勃地探讨这个高深的理论问题。
  王勇当然更高兴。施工单位通过立功竞赛，形成了相互促进、相互比赛的火暴场面；大桥工程进展良好，提前了半年多胜利完工；精细管理到位，质量都通过了权威鉴定，没有出现哪怕是一件重大安全事故。这就是他当初预想的效果，这就是他总指挥最大的成功！
  只有周玉清有点“烦恼”——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立功竞赛在全总的指导下越搞越红火，让许多省看了都眼热，于是也纷纷来要求“指标单列”，也要求这么搞。这种热情当然是全总所希望看到的，抓典型的目的就是要带动一大批嘛。但是要的人太多了，几乎是蜂拥而来，这么多单位不可能都由全总来抓呀，他就是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呀！
  于是他只能硬硬心肠叫停：“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世界第一，你如果是世界第一，我也同意。”
  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这是他“快乐的烦恼”。
  2004年12月15日，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高度评价了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立功竞赛活动，并做了重要指示：全总要关心支持杭州湾跨海大桥重大工程建设，鼓励和支持他们开展以“建设一流大桥、创造一流管理、培养一流人才”为总目标的立功竞赛活动。
  消息传出，群情激奋，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立功竞赛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忙，并快乐着！
  细心的读者一定已经发现，我们的偌大工程，居然没有讲到拆迁，没有讲到招标，而这，是每个重大工程都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往往是众多矛盾的聚集点，尤其是招标，常常是许多官员的滑铁卢。
  这不是遗漏，而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一个合适的叙述时间，一个合适的叙述空间。
  现在，这个时间到了，就在2007年的1月4日到14日，最后一次招标工作在风景优美的宁波九龙山庄顺利进行。这是开工以来第三批大规模的标，价值5至6个亿。至此，所有的招投标顺利结束。本书对此也就有了叙述的可能。
  那天，在大桥指挥部四楼会议室，坐在招标动员大会主席台上的副总指挥方夏平显得特别轻松——对他来说，一个艰巨的任务终于完成，可以松一口气了。
  方夏平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及的像《生死抉择》里的男主角的那个副总指挥。不过他并不像那位男主角总是沉重地处于生与死的抉择之间，相反，他是个乐天派，喜欢锻炼身体，每天早晨起来跑步，跑上10公里，出一身大汗爽爽地回来；穿着的衣服总是很得体，配上他挺直的身板，活脱脱一副帅哥模样；爱开玩笑，充满情趣，有一次我们打电话给他，电话没有人接，倒是先传出一阵高亢动听的歌声：“谁在呼唤，情深意长，让我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这不是当今最红的《月亮之上》吗？一个堂堂的正局级干部竟然就拿来做手机铃声了？真让你忍俊不禁。
  这样的手机铃声你不可能从王勇总指挥那里听到，王勇毕竟是副省级城市的常务副市长，他可不敢让打电话给他的巴音朝鲁或者毛光烈先听上一段流行歌曲；这也不会是吕忠达的手机铃声，吕忠达是个彻头彻尾的书生，他的生活与为人更适合用“严谨”这个词来表达；只有方夏平这个“顽主”了，只有这个内心总是很活泼很乐观的方夏平了。
  不过那天方夏平让我们一连听了好几遍的《月亮之上》也不出来接电话，以至于我们只好让大桥指挥部的值班人员打电话给他。这才知道他将手机号换了。
  原来，自从2006年4月，王勇总指挥调任宁波市常务副市长那一天起，坐镇大桥指挥部当家的方夏平就不得安宁了，谁都会找上他说事，有要工程的，有推销什么材料的，甚至有卖书籍的，实在应付不过来，干脆用了两个手机号码，一个对外一个对内，凡是有点陌生的号码一律不接。
  “不过夏老师打电话来嘛，好听的音乐还是要让你听几段的。”听听，他多会说话。
  机智、俏皮、幽默，善于做矛盾消解工作；不多批评人，即使要批评，也常常是用开玩笑的口吻在说说笑笑中解决；身兼多职，但却似乎永远轻松自如，从没见过他愁眉苦脸。这就是方夏平。
  方夏平原来在慈溪市当副市长，管城建、交通，后来到大榭岛去当规划建设局局长。听说慈溪要造大桥了，他就要求打回老家去。当时大家都很惊奇，大榭是开发区，工资比其他地方少说要高出一倍呢。而且要提升他为副老总了，任命文件已经下达。
  但是他铁了心要回来。慈溪是他的家乡，能为家乡做点事比拿多少钱都要舒畅。大榭方面不舍得轻易放掉这个能人，因此双方打起了拉锯战，其他几个大桥副总指挥6月份都到位了，他磨蹭到7月份才得以脱身。
  任何工程要做之前都要先做好老百姓的工作，征地拆迁，这叫“无障碍工程”。王勇知人善任，方夏平一到任，就请他出马负责这块工作。那时，一个服务处两个人，加上他也就三个人。三个人怎么做那么多的工作呢？
  他有办法，他是一个擅长思索的人。
  他对王勇说：“这工作光靠指挥部是做不好的，我们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嘉兴、慈溪各成立一个大桥办，具体工作由他们做，我们出主意、定政策，做协调工作。”
  王勇欣然同意。
  大桥办成立了。当务之急是必须很快拿出有关的政策来。拆迁工作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第一件事是做调查研究工作，调查两地现行的许多政策。
  三个人开始满天飞了——嘉兴、宁波、慈溪，跑得不亦乐乎。那段日子，人家电话打来，第一句话常常是问他：你在哪里？
  调查的结果发现两地政策都不一样，政出多头，光用哪边的都不行。头脑活络的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省里有政策的，接轨省里的；嘉兴、宁波统一的，就用统一的；嘉兴、慈溪都不一致的，相互参照。这个原则很公正，因此大家都很赞成，似乎也没有什么矛盾出现，更没有大工程常见的什么钉子户、老百姓上访之类。事隔五年，居然没有一起反弹。杭州湾跨海大桥成了名副其实的“无障碍工程”。
  定了原则后，他又想出个好办法：放权。根据概算的数目，将那些拆迁征地的钱，一次性全部交给了慈溪方及嘉兴方，让他们全权操作。
  这下，一个积极性变成了三个积极性了。用方夏平的话说：原来他们帮着老百姓向我们大桥指挥部要钱，现在反过来帮着动脑筋，做老百姓的说服工作。
  ——当然，这些“当方土地”做起群众工作来比方夏平们要方便得多，有力得多。
  方夏平呢？他正好乐得轻松，这让人人头疼的拆迁征地在他看来玩儿似的就解决了。他说自己的工作就是跑到嘉兴、慈溪检查一下，吃顿饭就行了。
  这是什么？这就是水平！一个平庸的领导总是事无巨细忙忙碌碌，而一个聪明的领导总是举重若轻——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说——只是出主意，用干部。
  正是这样的思路，他四两拨千斤，负责的水、电、路、通信、码头、气垫船的使用、北岸的预制场地等一系列麻烦事情在他手里都解决得轻松自如。
  好多人都对我们说过北岸码头，关于它的租用也有一个生动的小故事。
  北岸码头是北岸工程中重要的战略之地，如果没有这个码头，整个北岸工程就无法进行。我们多次到过北岸码头，那里总是一派繁忙景象。
  所以，王勇十分重视这个码头的启用，曾让其他人去考察过好多次。当时提出的方案有三个：一是我们自己造一个临时码头，二是租用，三是一脚踢，让施工单位自己去做。
  第三个方案显然是行不通的，你倒是省事了，但施工时间会受到很大的牵制。王勇的意见是要尽快开工。
  租用呢？人家要价很高。
  自己造一个码头？需要花的钱肯定会更多。
  来来回回磋商了几个月都定不下来。眼看着工程队就要进场了，王勇急了，对方夏平说：你去搞定它。
  这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方夏平很有压力。他思前想后，决定先做调查研究：你不是因为钱太贵拿不下来吗？我就让工程处算一算。
  他出题目：
  如果我们自己建需要多少钱？
  如果我们自己建需要多少时间？
  如果我们自己建需要几个码头？
  如果我们自己建最大吨位是多少？
  很快，数字出来了，如果自己造，需要9000多万元人民币，时间要六个月以上，最大的打桩船还不能靠泊。
  他心中有底了：最好的办法是租用。现成的，吨位大，后方腹地大。
  租用谁的呢？虽然心中明知有一家公司最合适，他还是带了一帮子人跑北岸的所有码头，秦山核电码头、嘉兴电厂码头等全跑了个遍——他很精明，绝对不给人一棵树上吊死的感觉，这是谈判的艺术。
  然后，他到相中的那家公司找董事长去谈判了。对方公司当然也已得到情报，知道大桥到处在物色合作对象，一旦有竞争对手就有紧迫感了，于是很爽快地表示同意将这个码头租给他，但条件是让大桥出钱为他们新造一个码头。
  这个条件当然对大桥不利，不过方夏平回答得很痛快：
  “你算一笔账，我也帮你算一笔账，我是租用，五年后这码头还是你的，如果租用了码头，我还要租用你后面10万平方米的空地，你这10万平方米现在是一片荒地，我负责给你填好。”
  这账算得对方口服心服，最后报了个实价6800万元人民币。
  这个数字明显低于我们自己建造码头的数字了。
  方夏平立即向王勇汇报。
  王勇也是精于计算的人，几个数据一听就明白利弊得失，租用码头钱省、功能好、时间快。这才知道，以前那些人去了那么多次没搞定，是账没算清楚，底没摸清楚。
  当即拍板。
  这方案对嘉兴来说也是互惠互利，是双赢。所以，一直到现在，该集团的老总换了三任了，但与大桥的关系还是好朋友。
  方夏平似乎在这方面成了专家了，现在干得热火朝天的70米箱梁的超大场地也是他找来的。
  本来设想的方案是：在舟山那边将这些70米箱梁做好了再运过来。但是这么大的体积，这么长的水路，风险太大了，对方场地租用费要价也太高。
  于是方夏平找了这块场地——当然是带着人跑了好多地方才物色到的，当时这里还是一片海涂呢，垃圾满地，臭气冲天。
  他又去谈判。他对海盐县政府说：我在这里投资造个码头，用五年后就送给你。
  这话说得很有诱惑力呀！就好比你有个烂房子，放在那里五年也就是白放着的。我出资来装修，再付你租金，五年后这装修一新的房子全归你。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好事吗？
  对方一听就同意了。
  现在，那里成了亚洲最大的预制场地，全国媒体不断提到它，海盐县知名度大大提高，海盐县政府很开心，也很骄傲。
  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方夏平是一个多么聪明的人！他善于说话，善于做人的工作，善于沟通。
  那两年，东跑西颠的，很苦，却为大桥建设的顺利开工做好了扎实准备。虽然这两年的心血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介绍片中只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但他很高兴，很有成就感。
  2003年，大桥指挥部的一位副总指挥调走了。王勇将方夏平找去商量，要将原来由那位副总指挥分管的计划处、办公室都划归他管。王勇还给他吃块“小糖”，强调“政工这一块也给你管了”，言下之意，你做得好，以后还可以提拔呢。
  他可不上当。这计划处管的是招投标，大凡工程出事，都是出在这一块，这可是穿着“红背心”的活儿，谁也不知道哪天出什么事儿。
  坚决不肯担任。
  王勇欲擒故纵，说：“你不想管，那么你看让谁来管？”
  是呀，你说吧，谁来管？你不忍心让每天在工地上忙得昏天黑地的吕忠达管吧？你也不能让搞投资、负责宣传的金建明管吧？你更不能让总指挥自己管吧？
  他没辙了，只好乖乖地套上这件“红背心”。
  王勇很了解他，他知道方夏平心地善良，顾全大局，他使的是激将法呢！
  不久，又走了一个副总指挥，于是物资处也归他分管了——最直接与施工单位打交道的是物资处，这也是个矛盾的集中点——三个副总指挥的工作他一个人挑了。
  不过不用为他担心，这是个高能量的人，再多的事儿他都玩得转，一个人挑着三个人的担子也不见得他掉了一斤肉，照样每天早上跑步，照样每天晚上打乒乓，照样“顽主”一个，有说有笑的。
  当然也有他吃重的事儿。三大块工作中，最让他担心的是招投标。
  在这五年中，大桥共投了三十二次标，七十个标段，金额达127.6亿元，签下合同五百十二份。
  每一次招投标他都提心吊胆的，都要对下面工作人员再三叮嘱，宣布纪律。
  有一次，上级监委来查了，说是监控发现，有人在招标期间用手机与专家联系。
  他一听就紧张了，马上查。还好，不是大桥指挥部的人。
  但他还是在大会上通报了这件事，严肃声明：要注意，不是分管这件事的人不要去瞎掺和。——那一天，我们也坐在会场上，看他这个总是很轻松的人，那天说出这句话时，脸上硬硬的，一丝笑容都没有。
  与许多重大工程一样，每次一开始招投标，上面有人找，下面也有人找，他的手机声日夜响个不停，热闹非凡。
  来者不是权威就是好友，你谁也得罪不起，你怎么回答？
  他笑哈哈地说：“你们找我算找对了，这件事是我管的。”
  对方一喜，以为有门儿了，但是且慢，他的话还未说完呢，关键词在后面呢！
  “我非常感谢你，招投标就是要有人来，没有人来不成气候，就形不成竞争局面。不过，谁中标，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接着，不管对方爱不爱听，他将整个程序详细说上一遍，不厌其烦。
  总之，你介绍单位来投标，我非常欢迎，我到你介绍的单位去郑重其事考察；你介绍人到大桥来考察，我热情接待，为你了解情况提供方便。你中标了，我恭喜你；你不中标，我安慰你。
  方夏平简直就是阿庆嫂呀——不不，比阿庆嫂还能，不仅说得滴水不漏，更是做得滴水不漏！
  当然也不乏有人想用钱砸开方便之门的。
  有一次，来了个多日不见面的朋友——那段日子，多日不见的朋友上门的特别多，请他吃饭的也特别多——那位朋友寒暄了一番走了，临走时留下了两条香烟。他也没有在意，不就是香烟吗？
  几天后，他想抽烟了，随手拿了一条打开来，结果大吃一惊，烟下面是一包钱，有几十万元之多！
  他立即给那位老兄打电话：“你要害我呀？你不当我是朋友了？”
  对方连连说：“小意思，小意思。”
  他说：“对我来说，这可不是小意思了。这样吧，两个选择，一是你明天来拿走，二是我上交纪委。”
  ——最后，当然是妥善处理了。
  这样的事，大桥指挥部的几位领导都常常碰到。总指挥王勇也碰到过。有一次，有个施工单位给他送来一个羊毛衫盒子，他还以为真的是衣服，谁知后来一打开，里面竟然是一大沓美金！王勇真的火了，将那个冒失鬼叫来狠狠一顿训：“你认为我王勇就只值这些钱吗？”
  还有更可笑的呢。有一天，副总指挥朱瑶宏的手机上突然打进一条信息：“你如果给我那个工程，我给你一个室内停车装置，你每年可以赚100万。”
  这么做的，当然是菜鸟。
  公正、公平、公开，这是大桥指挥部在招投标中始终坚持的原则。也正因为如此，大桥招投标至今没有发生过颠覆性事件，中标的高兴，不中标的也心服口服。
  不过，正如方夏平所说：“这个社会，说你有事，谁都相信；说你没事，谁都不相信。我们只能实实在在地做，做完了再来总结。最后，大桥招投标是否廉政，还等待着历史的检验。”
  方夏平对此很有信心。
  2006年4月16日，王勇调任宁波市常务副市长，虽然依然兼着大桥总指挥，但大桥的日常工作显然要方夏平坐镇把关了。从来不紧张的方夏平这下也紧张了。他拖着王勇一起向一位高人求了一幅字：“平安是福。”
  他虔诚地将这条幅高高地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他希望大桥平平安安的，希望每个参加大桥建设的人也都平平安安的，“平安是福，康宁无价”！
  粗粗看来，这有着十足传统文化味的做法，似乎与他说说笑笑的性格不合，但细细一想，这才是真正的他。他总是怀着感恩之心，珍惜今天得到的一切，决心好好做事。这是这位副总指挥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这句话很朴素，但也很经典！
  2006年，也就是他管家的这一年，杭州湾跨海大桥指挥部被评为全国“十大桥梁建设英雄团队”，还在全国立功竞赛中做了经验介绍，够风光的。
  然而这位爱开玩笑的“当家和尚”又开始幽默了：
  “现在对我压力最大的是年终写总结这件事，每次总不知自己写什么好，事情倒是大大小小做了不少，不过大的都是王市长的，小的都是下面几个处长的。”
  这些处长，用他的话来说，拿出来也都是一条龙呢。
  那个笑眯眯的每天忙忙碌碌的后勤处处长鲍丹章，原来是宁波边防支队政委、上校。
  普通话永远也说不正确，但却特能吃苦的计划处处长朱国芳，原来是岱山县县长助理。
  一本正经的以至于我们现在都不敢与他开玩笑的办公室主任蒋善平，原来是慈溪市委常委、人武部政委。
  物资处那个高个子陈建成，别看他从不张扬，大桥上千万上亿的物资经由他手，有条不紊，没出一丝差错就是奇迹呀！人家在宁波时就是正处级干部呢！
  一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站在源头把关
  2006年下半年，朱瑶宏被提拔为杭州湾大桥工程副总指挥。
  我们是在宁波市政府的公示栏中看到这个消息的。
  对他的了解首先来自驾驶员小单，他是一个开朗健谈的人，在接我们的路上总是会说出许多关于大桥的新鲜内容。“朱瑶宏是个大孝子”，这句令人耳目一新的话就是他一边熟练地转着方向盘一边说出来的。它几乎颠覆了我们在2003年对朱瑶宏第一次采访时的印象。那时，我们对大桥建设的认识还如一张白纸，这位大才子在一张随手划拉过来的纸上又写又画，对我们进行启蒙教育。
  然而这句话一下子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朱瑶宏是1977年高中毕业的，1977年毕业的人都是背着“老三篇”长大的，没读过什么书。因此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外包工——最没保障的、最苦最累的那种工种，现在这样的工作都是才进城没有经验的民工们才肯做的。但是他当时做得有滋有味。
  后来，他沾了政策的光——每个家庭的老大可以分配工作，他于是进了海曙建筑工程队，做装卸工。年轻，又舍得出力，50公斤一包的水泥，一手夹一袋，走起来如风般，干得十分起劲。现在他还记得当时造的那些房子，有时路过看到，还会放慢车速，怀着一种得意的心情欣赏一番。
  1978年，他考上了上海铁道学院，也许是当年装卸工作给他的启示，他报的专业是工程，从此走上了造桥铺路的道路。毕业后进入中铁四局，从技术员、技术总监、队长、副段长，一步步一直当到副局长。当时可是最年轻的干部之一。
  艰苦而又愉快的二十年呀，对朱瑶宏来说刻骨铭心，即使是现在，随便逮个中铁四局的人，说起他来都还记忆犹新。有一次，他去打的，司机就是老四局的，一说开就认出来了，亲得不得了，连打的钱都不肯收了。
  虽然事业如日中天，但是他想回家乡。正如小单所说，他是个孝子，父母都已年老多病，他想好好侍奉父母。刚好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已经启动，能够参加世界第一大桥的建设是所有搞工程的人共同的梦想，一举两得，他申请回来，而且无任何条件。
  当时大桥工程启动已经有七个月了，主要干部已经没有空缺位置，王勇为难了半天，左思右想，根据他的特长，让他承担了副总工程师、总工办主任的职务。
  这个职务低于他原来的职别，但他毫不计较。他喜欢这个工作，用他的话说，这个总工办工作是“站在源头把关”，虽然是“幕后的”，但很重要，也很有成就感。
  “人家对你们说的，都是通过他们的努力省了多少钱，而我要对你们说的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多花了多少钱。”
  这就是朱瑶宏的开场白。这独特的开场白让我们为之一愣。但是当你耐心地听下去，你就会明白这位新提拔的副总指挥并非故作惊人之语。确实，有一种成果是用多花了多少钱来衡量的。
  他如数家珍般给我们介绍他们“多花钱”的业绩：
  其一，关于海底浅层气的控制。
  现在大家都知道杭州湾海底会喷火，一不小心就会燃烧，而且人们已经知道这叫海底浅层气，知道怎样控制它。任何事物一旦认识了也就不可怕了。但是“浅层气在海面上燃烧”这一惊人的现象的照片，是朱瑶宏无意中拍下来的。
  那次，他正带着一批人在海上调研，船正要回来，有人无意中向海里扔了个烟头，只听轰的一声，火烧起来了，而且烧得那么奇怪，居然是穿过水面，隔着水烧起来的，有几十平方米范围，烧了十多分钟才渐渐熄灭。
  当时所有人都惊呆了。有人喊：“快照相、快照相！”朱瑶宏最先冷静下来，赶紧拿出照相机将这一奇异的景象拍了下来。
  关于杭州湾传说已久的“魔火”，这是唯一的资料，很珍贵。这张照片以最快速度传给了宁波市领导层。他的这张照片成了一场重大科学论证的有力佐证。大桥竟然是选址在浅层气富集地区，这在世界桥梁史上从来没有记载。
  当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是花了很多钱的。
  其二，关于钢管桩的使用。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吕忠达坚持将大桥建设中的混凝土桩改成了钢管桩。但是他的决策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他的技术支撑是河工模型试验成果。
  河工模型试验早就进行着，它通过模拟试验，要观察的是水流的冲刷深度是多少等，然后决定你要打多大强度的桩。你不能用“估计”，不能用“大约”，它是科学。
  就是在这场持久的试验中，人们发现海水冲刷深度大大超过原来的估计，竟然冲到了32米。
  这可是大问题。原来商定的混凝土桩直径1.2米是根据长江水流冲刷深度决定的，但现在是在杭州湾海域呀，两者简直无法相比，长江水流冲刷明显地要浅得多，如果再在杭州湾打长江那样的桩，强度不够，容易断桩，后果不堪设想。
  朱瑶宏赶紧将这一数据提供给吕忠达。
  吕忠达果断决定换成钢管桩。
  消息传出，在中国桥梁界引起一场地震，许多单位开始反省自己原定的方案，有一家正在建造跨海大桥，本来已订购了大批混凝土桩，不惜取消合同，立即改用钢管桩。
  当然，混凝土桩改用钢管桩多花了许多钱，但是，如果不是做这个改动，大桥建设将会花更多的冤枉钱。
  其三，防腐。
  怎么才能有效延长长期浸润在海水中的钢管桩的寿命呢？这可是大桥建设中的大问题呀！相信我们的读者对于这个话题已经耳熟能详，但是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是谁呢？还是科学。
  从科学角度看，海水腐蚀的过程是个化学过程，海水里含有起腐蚀作用的带有阴极的氯离子，它侵蚀到钢材，钢材里的铁离子就会被吸出来——我们称之为铁锈。
  那么，能不能先给它搞个什么玩意儿，挡一下？
  于是，朱瑶宏们想出个好办法：给每个钢管桩挂上一块阳极板。这块小玩意儿，敲敲好像是金属，实际上是合金做的，阳极更高些，挂在那里，在烂钢管桩之前，先烂它。我们姑且称它为“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法”。
  它简直就像贾宝玉胸前挂着的“通灵宝玉”，挂上了，就能抵挡邪恶的铁锈。
  操作的方法也很简单，潜水员下去焊一下就行了。
  更妙的是，这块合金是可以换的，等过上十来年，估计它“牺牲”得差不多了，就再换一块新的“通灵宝玉”。用朱瑶宏的话说，这个钱当然又增加了。
  但是这钱花得值！当这两个保护层及钢管本身都被腐蚀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一百六十年了。一百六十年后的子孙们会惊喜地发现，大桥依然挺立。
  当然，总工办更多的工作是编制计划。它是大桥实施施工的先行官。
  王勇有句很经典的话：“要乱先乱在纸上，不能乱在施工场地上。”为了施工场地的不乱，朱瑶宏们必须在纸上“乱”上无数次。
  譬如，你往哪里打桩？
  怎么保证每根桩都打在该打的位置上，这可是个大问题。你得先测量定位，你测不准，这桩打下去大桥就无法合龙了。这可不是耸人听闻，就在前几年，法国有一个隧道就因了测量的误差无法合龙。
  怎么测量呢？这在一般桥梁建设中是很容易的事。譬如灵桥的测量，前人在记载时只是一笔带过。因为灵桥只是横跨一条大江，从海曙望到江东，可谓是一目了然。用普通仪器即可解决问题。因此，记载中没有波澜。
  但在杭州湾中测量却成了老大难，一是离岸太远，36公里呀！如果按照传统的测量法，从岸边向海中延伸，测好一个桥墩的位置，造一个桥墩，再测另一个桥墩，再造一个桥墩，那就要整整造三十年！
  二是几个施工队同时开工，全面开花，不然五年的工期来不及。
  三是误差只允许有几个毫米——桩基误差100毫米，承台误差50毫米，墩身误差20毫米，标高误差更绝，只允许5毫米！
  天哪！这可是在茫茫大海之中呀！
  当然有一种省事的办法，先在海中打一溜桩定位，就像是木匠先行在要锯的木板上画上一条墨线。但是成本很高，怎么舍得！
  最后决定采用GPS参考站系统，将高精度的卫星实时定位技术应用到跨海大桥海中打桩定位中。这套精密仪器是从美国引进的，二十四小时连续运转，长时间精确测量，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同时请测绘专家专门进行研究，反复研究。
  为了定位定得准，不知在纸上“乱”了多少次！
  终于独创了“跨海长桥全天候运行测量控制关键技术”使海上高程控制测量精度小于3厘米，平面控制和各标段的衔接精度只，有5毫米，真正做到了“天衣无缝”。
  简直是不可思议！
  现在，36公里的海上大桥已准确无误地对接成功。没有闹出法国这样的大笑话！更妙的是，这个系统还将陪伴大桥终生，因为它还是“健康安全监测系统”的一部分，将随时监测大桥的安全，以便大桥的管理者及时维修、调整，这也是这座大桥被誉为“智能化大桥”的主要依据。
  工期需要多少天？
  ——现在大家都知道，五年！但那时只有你朱瑶宏计算，你错了大家全跟着错。
  打桩船要几条？要多大？
  ——要再造一条“天一”号就是他们当年编制的计划。当时根据预测，一条“小天鹅”号根本来不及完成任务。
  当时施工队很有顾虑，能不造就尽量不造，毕竟这投入的都不是小钱呀。
  但他坚持，他说：“历史将会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王勇坚决支持朱瑶宏，他很果断地对施工单位说：“你们如果不造这个船，你们现在就给我退出去。”
  现在，历史证明了他的计划正确。施工队也高兴，因为他们不仅因此提前完成任务，拿到奖金，还因为有了这两条船，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又接了好几个标呢！
  还有，梁怎么架设？
  多少水深可以打桩？
  承台方案怎么做？
  栈桥要多少高？多少长？
  ……
  这一切都得有个计划！都得精打细算！他用了宁波人的一句俗话：“吃不穷，用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
  只有你总工办计划得好，才能让大家实施得好。
  他很得意地说：“你看到过中铁二局的施工现场吗？作业线流水一样舒畅，这都是我们计划的呀。钢筋笼放哪？模板放哪？龙门吊多少宽？架梁怎么架？如果没有我们前期设计，设备与设备就会打架。工地上就乱了套了。”
  ——真欣赏他用的那句“流水一样舒畅”！那简直是诗的语言！只有打心眼里热爱自己工作的人，才会使用这样的语言！
  好的设计还从源头上保证了大桥建设的安全与质量。
  一家土装施工单位进场的第一天，他让他们按计划将临时性架子计算好了再干。
  对方是个愣头青，第一次进入这样正规的场所施工，竟大大咧咧地回答：
  “不用算了吧，反正是临时性的。”
  他也不客气，说：“不算你就不用干了。”
  于是对方乖乖就范。
  所有大大小小的施工组织方案都要报到他这里批过，他则铁面无私，严格把关。
  施工投入的资源够不够？
  工期安排对不对？
  质量措施是否到位？
  安全措施是否到位？
  施工期间还有巡查制，当年林国雄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林国雄是他的得力助手。
  对大自然的认识永远没有止境，新的矛盾在不断地冒出来，总工办也似乎永远也不会空。不久前，他们在研究如何在大桥上设风障。
  什么是风障？
  这又要从杭州湾海域的特点说起了。杭州湾海面上的风很大，据测，8级以上是正常的。这么大的风，车子怎么开呀？尤其是小面包车，抗风能力差，搞不好要翻掉的呀。
  关闭？但是人家高速公路还在开，你大桥怎么就不能上了呢？
  减速？也不行。人家上你的大桥，要的就是速度，你没有了速度就没有了优势。
  王勇很担心，让他想办法。
  他提议，向外国学习吧。2005年通车的米勒大桥，桥很高，是从峡谷上穿过的，因此风很大。他们就想办法设了风障，即在桥的两侧设屏障，不是用一块块的钢板，一块块的吃风力太大，桥身吃不消，而且风从钢板上翻过来风力更大；要制成一条条的，中间有空隙，形成既好看又实用的风障。
  这个办法好！大桥的通行能力大大加强。这正是总指挥要喊响的口号：只要你陆上能通，我跨海大桥上也能通。
  真够牛的了。
  这个课题立即交给了同济大学研究，杭州湾跨海大桥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座设有风障的大桥。到时，谁不想去先睹为快呢？
  ——朱瑶宏笑着对我们幽默了一句：“看，又加钱了吧？”
  设计这东西，曾经让我们觉得枯燥乏味，一个个莫名其妙的图案，一连串读都读不清的数字，你外行人能看出个什么来呢？然而，经他细细一说，还真有着深奥的学问。它是造桥者人文理念的体现。
  譬如关于这桥身的设计。
  灵桥，令许多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是，早在1934年，灵桥的设计者就在桥身中预留了以后要铺设的自来水孔道及煤气孔道，这实在太有远见了。要知道，那时的中国人还是守着煤油灯，烟熏火燎地往灶肚里塞着柴草。
  那么，杭州湾跨海大桥要预留给人们什么呢？什么才是能让一百年后的人们惊叹并具有前瞻性的东西呢？
  当然不能东施效颦。现代信息是如此畅通，哪个国家有什么先进技术，早就一目了然。需要过桥的通信设施、现代光缆什么的，早已在桥身中舒舒服服地安家落户。
  我们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巨大的空间！箱梁内的空间。
  那是一个高3.3米、，宽6.5米的空间，中间可以无障碍地开过去一辆汽车。一百年后，如果我们的后人维修这座大桥时，如果他们又发明了什么更先进、更需要过海的新玩意儿，他们就可以挥洒自如地来利用发挥这个空间！
  这在美术中称为“留白”，给你留有充分的想象余地。
  譬如大桥的栏杆。你应该设计成多高？
  那天开会，我们看见王勇将一份剪下来的《环球时报》递到朱瑶宏的手里。上面有着他的批示：赠总工办。建议在网上全文刊登。
  文章说的是漂亮的旧金山大桥由于设计缺陷，成了世界著名的“自杀大桥”。
  美国旧金山大桥是世界闻名的桥梁，它的设计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座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桥只有两大支柱，因此它不是利用桥墩支撑桥身，而是利用桥两侧的弧形吊带产生的巨大拉力，把沉重的桥身高高吊起的。它的设计者是工程师史特劳斯，为了纪念他对美国作出的杰出贡献，人们将他的铜像安放在桥畔。
  但是令这位工程师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呕心沥血设计出来的大桥竟成了远近闻名的“自杀大桥”。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人从这座大桥上跳桥自杀。为什么人们喜欢到这里来自杀？有专家指出，从心理上来说，他们选择这里是因为站在这座大桥上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甚至幻觉，而从客观上说，是因为大桥的护栏太低，为他们实现自杀计划提供了方便，护栏低得只需轻松一跃。
  这种因建筑设计上的缺陷，导致人为事故发生的事，不仅旧金山有，在我们身边也同样存在。我们会吃惊地发现，在街头的公共汽车候车亭里，垃圾筒居然占据着亭内最舒服的位置，人却被挤到了一边；我们会扫兴地发现，好端端的公园路径，平地突然被设计了一个坎，让正兴致勃勃走着的你，猝不及防被绊了一脚；我们还经常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前方事故多发地段”这样的警示牌，但是，既然知道“事故多发”，为什么不在设计上找找原因？
  王勇之所以特地将这份报纸剪下来带给朱瑶宏，是提醒他，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设计一定要“以人为本”，一定要“人性化设计”。这是设计的最高原则。
  随着工程越来越接近尾声，朱瑶宏却越来越忙了。用方夏平的话说：“总工办第一年是龙头，第二年是猪头（幸福呀），第三年又是龙头了。”朱瑶宏却苦笑着纠正说：“不对不对，第三年是牛头！”
  听了他的话，大家都开怀大笑。是呀，决战之年，你这总工办得先赶在决战之前将所有的计划都拿出来呀，你就准备做牛做马吧！
  遗憾的是，他想尽孝的念头始终未能实现。父亲常常念叨着要去广州看看，但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病越来越重了，已不能出远门了。朱瑶宏又每天在大桥上忙碌着！
  于是朱瑶宏别出心裁地从广州拍了许多照片带回来让他看，告诉老父亲，这是机场，这是大街，这是最有名的五羊公园，你看这五只羊还有大有小有公有母的呢，传说这是当年神仙的坐骑，广州“羊城”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
  老人家看着看着，抬起手来打他，一记，又一记，又一记，一边气喘吁吁地说：“这么好看的地方，你为什么不早陪我去呀，现在我走不动了呀……”
  父亲打在他身上的手已经没有力气了。朱瑶宏的眼泪哗哗哗地掉下来。
  那天晚上，他喝了点酒，有点醉了，他红着眼圈对我们说出这件伤心事，他说：“我不孝呀！我回宁波不久老人家就去世了，他没有能享到我的福，我对不起老人家！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呀！”
  我们竟不知该怎么安慰他。
  不过，老人家在天之灵应该很欣慰，他的儿子在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功不可没。
  失败了的也是英雄
  在这一节里，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一个特殊的团队——中铁十九局。
  以上我们已经提到，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参加建设的施工单位，几乎都是皆大欢喜，个个满载而归，只有这个单位是严重亏损。
  对他们的采访是最早的。几乎是刚出场，我们就到了那个整整齐齐、管理严明的驻地。
  “你认为你们中铁十九局的最大特点是什么？”一见面，我们就单刀直入。中铁十九局的项目经理崔玉彬只稍稍愣了一下，立即回答：军人作风，部队化管理。
  这得从中铁十九局的历史说起。这支队伍的老班底是铁道兵的一个师。1984年11月1日，中国实行震撼世界的百万大裁军，铁道兵集体脱军装，由军人改成了工人，名称也从铁九军的九个师改成了铁道部的九个局——当时，从第十一局到第十九局，全都是脱下了军装的铁道兵。
  说起这段历史，人到中年的崔经理还是感慨万分。那一年，他才二十八岁，正是虎虎有生气的年龄，年轻的他在铁道兵作训股当股长，负责工程调度、计划、预算、技术训练等。一个晚上，说声脱就将心爱的军装脱了。他怎么舍得离开部队呢！然而这是命令。军人就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好在手下的人还是这些兵，工作也还是以搞铁路施工为主，只是换了个名称。崔玉彬与他的战友们照样干得热火朝天。
  1993年，珠海宏大的填海工程是他们局接下的任务。730吨的炸药一次性非电起爆，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年仅三十七岁的他担当了指挥长。那可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全世界的传媒都将焦点对准了这位风华正茂的指挥长，他胸有成竹、沉着指挥，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崔玉彬顿时成为新闻人物，那年5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特别节目里也记录了他的英姿。或许正因为此，时隔十年，当中铁十九局摩拳擦掌准备竞争世界最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的IX-B段工程时，他们精心选择报上来的项目经理就是这个军人出身的颇具竞争力的崔玉彬。当然，他现在的身份是高级经济师。
  那天，这位风云人物就坐在我们的面前，神采奕奕，腰板挺直，军人风度不减当年，而且豪爽幽默。当我们笑着说，他比他四十七岁的实际年龄要显得老些时，他有点冤枉地摸着自己粗糙的脸叫道：“就是干这个活把我给折腾老了。”
  “折腾”！这个充满张力的动词将他们生活的紧张与劳动的强度描绘得惟妙惟肖！这个崔经理来大桥之前正在少林寺一洛阳的高速公路上忙乎着。10月27日，集团董事长给他打了个电话，就像在部队里接到调防的命令，第二天他就风风火火赶到了宁波，名副其实的军人作风。四个月中他没离开过大桥工地，只到庵东去理过一次发，花了半个小时。要不是考虑形象，他大概连这半小时也舍不得花。
  雷厉风行的结果是，他们只花了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基地建设，12月9日就开始正式施工，是所有进场的单位中最快的。有人因此说笑话：这速度都赶得上“非典”时期建小汤山医院了。
  这里的一切依然按部队方法管理。
  “我们强调制度管人。”崔玉彬用毫不动摇的口气说，“过去叫一切行动听指挥，现在叫尊重技术、尊重科学，一旦计划制订了，就不折不扣执行。”
  “不这样不行，我们下面有十个公司在运转，七百多号人，相当于两个营了。”这位当年的作训股股长用的还是习惯了的部队用语。
  他说的“管理制度化”是动了真格的。譬如说，规定早上7点15分准时开调度会，任何人不能迟到，迟到的人只能站着听会，站着记录。一开始，谁也没把这规定当真，迟到几分钟算得了什么呢？飞机还晚点呢。第一次开会迟到了三个人，其中有副经理和工程部部长，大家都看着崔经理。没想到他还真的板着个脸毫不留情面，硬让他俩站着开完了会。
  第二天，又有一个人迟到。照站不误。
  第三天，没有人迟到。
  “以后呢？”我们很有兴趣地问。
  以后再也没有人迟到了。
  很突出的还有安全教育制度化。
  在这里，安全被强调到了最重要的地位。几乎每到一地，我们都听他们重复着总指挥王勇说过的一句话：“事故一旦发生，具有不可逆性。”用崔玉彬的话说，现在人们找个合适的工作很困难，能找到这样一个较长时间段的工作大家都很珍惜，因此劳动积极性要靠经济杠杆来调节，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放在安全教育与质量上。
  在工地上吸烟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里是海上作业。要防止天然气爆炸，如果在工地上发现一个烟蒂就要罚500元。安全考试更是每天进行。每天7点15分，十个分公司的领导要参加考试，抓阄，然后随机回答有关安全的问题：“三宝”的防护品是什么？“三不伤害”指什么？“三违”是什么？发现有人触电采取什么措施？
  制度化管理的结果是带出了一支铁军。中铁十九局的各项工作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很快，崔玉彬碰到了一个非他能逆转的严峻考验，亏损！施工几乎进行不下去了。
  说起来，十九局的亏损也是意料之中的。2003年开标时，他们的报价与第二名的中铁四局竟然相差了9600万元人民币。
  负责招投标工作的方夏平当时就意识到这件事情不对头，根据他的经验，一般来说，第一名与第二名报价数字相差不会太大。再仔细一检查，发现他们对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情况不熟悉，报价里明显有漏项。
  于是方夏平本着负责的精神，将他们的副局长请来，做他的工作：
  “你不要中这个标了，你放弃吧。否则你会亏损的。”
  当时如果他们选择放弃，也就只是损失80万元的保证金。
  但是那位副局长舍不得放弃，他们一心想参与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
  他慷慨激昂地说：“亏损我也要做，我在青藏铁路刚赚了1亿多元，准备贴到这个项目里去。我在这里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做牌子。”
  是呀，能参与这世界第一大桥的建设是许多单位梦寐以求的。方夏平说服不了他。
  按说，我已经提醒过你了，你自己愿意亏损是你自己的事了。但是大桥指挥部一向与人为善，毕竟，人家做这么大的工程总要让他赚钱才好，游戏规则一旦启动，谁都无能为力的呀。于是方夏平将此特殊情况向总指挥汇报。
  王勇十分重视，亲自找十九局谈，再三说清利弊得失，希望对方明智选择，及早抽身退出。
  同样无效。
  这个项目就这样带着不可克服的“胎里毛病”，在大桥指挥部忧虑的目光下上马了。
  果然不出所料，做了不到两年，这个项目做不下去了，亏损竟达到500万元之巨。
  更糟糕的是，当时参与谈判的局领导换了，新上任的思路与原来的大相径庭，一下接手了个亏损项目，要多恼火有多恼火。
  施工单位的资金链一下子断了。
  崔玉彬你怎么办？
  当时有人担心：当你资金充足时，你自然可以做得漂亮；当你捉襟见肘时，你还能这么潇洒吗？
  令人感动的，恰恰是他在那段最困难的时间里表现出来的出色的军人风范。他以近乎悲壮的姿态坚守在这块几乎弹尽粮绝的“上甘岭高地”。他说：“我们做这个项目不光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建造世界第一跨海大桥。上级命令我坚守在这个岗位，我就是拼了命也要完成任务。”
  他依然毫不含糊，将手下的兵管得一是一，二是二。即使是不得已最后将他们的工程切出了一部分给中铁四局，他还是不气馁，将属于他的工作完成得漂漂亮亮。
  他的基地建设是出色的，车子一进去，你就看到一个整齐漂亮的占地6万平方米的基地，它的底层足足高出地面半米。你无法相信，在他们进驻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凉的海滩，仅仅为了填高底层，他们就投入了120万元——将塘渣运进来，先填大石头，再盖小石渣，一平方米就是37元钱呀，投入时，他们却连眼睛也不眨一眨——这可是一个只运转几年的临时建筑单位呀，有必要这样扔大钱吗？
  “这是企业形象！”说这句话时崔玉彬用了着重号。
  形象，是一个物体的外在表现，它同时可以看做是一个物体内在表现的外延。
  形象，对内则会产生一种凝聚力。那一天，我们走遍了这个基地，发现生活区的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而又充满人性化：新建的浴室能容一百一十人同时洗澡，而且根据施工特点一天开放两次；海边风大，各个房间里叠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干似的被子都显得很厚实；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食堂墙上挂着一幅内蒙古大草原的画，蓝天白云下是一群悠闲自得的牛羊——这是为了慰他们的思乡之情，这个公司的人大多来自大草原，当兵在那里，现在的大机关也还在那里；西边一排房屋与东边的相比略大些，那是驻地有名的鸳鸯楼，有几个家属模样的女子笑容满面地在忙里忙外；路边装了六个电话亭，有几个小伙子正嘻嘻哈哈地簇拥在那里打电话；走进招待所，靠墙放着一长溜的土坛子，打开一看，是四川泡菜，原来，这是为建筑队里的一部分来自四川的辣妹子小伙子准备的……
  军人毕竟是军人，真正的军人在任何困难面前不会退缩，真正的军人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中都会保持自己的尊严与形象。
  大桥指挥部的人都被他的精神感动了。大桥指挥部的人甚至为他的艰难处境感到心疼了。
  2004年，这一年，崔玉彬以他顽强的拼搏精神，严谨的管理方法，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这是一枚来之不易的奖章呀！
  当他以一个军人标准的步伐，坚定挺拔地走上领奖台时，所有的人、所有知道这一切的人都为他长时间地鼓掌。
  崔玉彬是一个英雄。如果说，对一个企业来说，亏损是失败的话，那么，失败了的也可以是英雄！
  人物档案
  这一节里的内容，大多摘自当年的《大桥之声》。《大桥之声》是指挥部办的一份内刊，它是一个忠实的记录员，记下了无数建设者的风采，为历史留下了一大批人物档案。这是一批可爱的“小人物”，说他们“小”，或者是因为年纪很轻，或者是因为他们都是普通的施工人员。但是，在这场热火朝天的建设中，他们是最积极的参与者，是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的中坚力量。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有了今天大桥的辉煌。
  之一这个小丫头不简单
  赵曦蒙是中铁大桥局三分部的技术员，说她年轻，是因为她才从大学毕业就分配到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她身材不高，甚至可以说娇小玲珑，说起话来都细声细气的，一副小家碧玉的模样，你很难相信她的工作是与钢筋水泥打交道。但是她的工作竟是对箱梁的梁体钢筋和桥面钢筋按设计规范要求进行结构尺寸的特别质量检查。这个工作是室外作业，因此日晒雨淋是家常便饭。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高高兴兴买了件新衣服，没想到一场大雨将她淋成了落汤鸡，只好将它挂在架子上作壁上观。真是郁闷呀。但是久而久之，她习惯了穿着工作服满世界跑——这才是真正的大桥建设者呀，这才是真正的酷呀。
  别看她年纪小，对业务却很钻研。仅用三个月时间就熟悉了箱梁所用钢筋的型号、规格、间距、尺寸。有一次监理想有意“为难”她一下，问她：腹板钢筋有多长？底板钢筋有多少？端部预留钢筋直径是多大？没想到她对答如流。
  所有在场的人全服了：这个小丫头可真不简单呀！
  之二自学成才的锚泊专家
  中铁工程总公司夏立高被人们誉为“自学成才的锚泊专家”。
  夏立高是1990年参加工作的。作为水手，他一直与船打交道。这是个有心人，无论在哪条船上工作，他都处处留意，事事在心。因此进步很快，不久就脱颖而出，成为生产骨干。2004年，他被委以取架箱梁时锚泊定位指挥的重任。
  在杭州湾上定位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海上架梁作业受一日两潮的影响很大，每次的抛锚、起锚作业都不相同，抛多少锚？先抛哪只锚？每只锚要抛多长？角度多少？起锚的顺序如何安排？一点都来不得马虎。否则，轻则延误时间，重则发生灾难性事故。他的责任重呀！
  他如履薄冰，生怕有什么闪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哪怕是赶着鸭子上架，也得把这个“架子”上好。为了上好这个“架子”，他不知牺牲了多少业余时间。别人休息，他在揣摩构思作业要素；别人在娱乐，他在总结上次作业的得失。他还实地考察，向渔民，向更多的人了解海域特点。他有一个宝贝小本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个桥墩的位置、潮向的时间、潮流的角度以及每次抛锚、起锚的顺序。
  孜孜不倦求索的结果是：经他指挥的数千次抛锚、起锚，个个抛得位置精确，次次起得干净利落。
  之三生命的守护神
  在杭州湾工地，你每天都能看到一个中年男子，他整天围绕着工地打转，结构是否坚固？防护是否到位？员工们是否按规范穿戴好
  了防护用品？他就是二航局杭州湾跨海大桥Ⅲ-A标的安全主管、现场专职安全员徐家宝。人们亲昵地称他为“生命的守护神”。
  这个守护神的担子重呀！百日安全竞赛活动开始的时候，正是Ⅲ-A标主塔处于110米高空之时，每天都在不停地向上攀升。眼看着主塔高度不断升高，徐家宝的心事也一天比一天重。这两根单体塔柱，每分每秒都在海中悬臂受风，已经够让人操心的了。再加上每天随塔长高的100多米的塔吊，更让他担惊受怕。他常常吃不好睡不香。干脆，他将铺盖行李搬到主墩上去，就睡到它的旁边。夜静人寂的时候，他会独自爬起来，围着施工平台转几圈，看着一切运转良好，他才再放心睡下。哪一夜不起来几次他就不安心。
  吊塔、载人电梯，几天就会上升一大截。这时，附墙和垂直度成了关键。这个时候的他，仿佛有了分身术，几头盯着。一是盯工长，升塔附墙工作要仔细，标准件一定要装得标准，确保垂直度在规定范围内；二是盯测量工，今天又升顶了，昨夜又起大风了，你们来帮忙测一测，是否产生变化；三是盯操作工，不许他们违章操作。
  爬模在百米高空，四周是安全网，脚下是木板，但最多的作业却是电焊，防火工作是头等大事，一旦失火，那可是叫天无门呀。徐家宝除了反复教育员工谨慎用火外，还挖空心思在百米高的每层爬模上，成功设置了消防水缸。当你仰面朝天，看到那变戏法似的凌空挂着的消防水缸时，你的心情如何？
  那种敬佩，不是用一个字眼能表达的！
  然而最让他担心的还是台风，搅拌机的防风、平台的稳固、塔顶爬模的抗风能力、孤零零的塔吊，还有这一百三十多号人的撤退，哪件事都在他的心头放着搁着，哪件事都是再三检查、再三叮嘱。
  日夜操劳，他明显瘦了，老了，但是他很欣慰，在他负责的工地上，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
  之四项目部的年轻人
  在一航局Ⅶ合同项目部里，活跃着一批年轻人，他们都刚刚从大学毕业，都生气勃勃，意气风发。
  王辉，天津大学毕业，技术员兼团支部书记，人称“小胖子”。别看他胖，却有“四快”之称：说话快言快语，打电脑噼噼啪啪，走路大步流星，办事干脆利落。一天工作下来，不知什么是累。
  向雄，武汉理工大学毕业，与王辉相反，人长得特瘦，似乎营养不良，戴一副深度眼镜，人称“小博士”。虽然生得单薄，却肩负物资部副部长的重任，主材的采购、点验、出库入库，直至现场供应，里里外外，跑来跑去，浑身是劲。有趣的是不管有多忙，“小博士”风度依然故我。
  沈家海，中南大学测绘专业毕业，他是杭州湾跨海大桥第一个新郎官。小沈生性厚道，不管别人怎么逗，他只是憨憨一笑。就是他，在工作中却出手不凡。他负责着项目部的整个施工测量，GPS、全站仪、经纬仪等各种仪器样样精通，享有“测量大师”之美誉，是一航局专家人才库中最年轻的成员。
  办公室主任周红涛，兰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是宣传报道的顶梁柱。不仅文笔好，写一手好文章，而且是篮球队的绝对主力，可谓是“文武双全”。中秋节前，他最爱的姥姥病逝，这时正是项目部工作最忙的时候，面对抉择，他强忍着悲痛，毅然坚守在岗位上。
  在每个合同段的项目部里，都有着这样的年轻人……
  之五为钢筋班的哥们喝彩
  7月的杭州湾，骄阳似火，马路上都看不到人影了，连狗都躲到荫地里呼呼大睡了。但是在杭州湾那些扎钢筋的哥们却还在继续奋斗——在杭州湾，有效的工作日就屈指可数的那些时日，你能休息吗？
  虽然为了照顾员工的身体，项目部的领导们已经将作业时间避开炎热的正午，并准备了大量的凉茶、药物，但是，你是在深度达10米的围堰及墩身模板里作业呀！那里犹如一只受热过的筒子，模板被太阳暴晒后发出可怕的高热量，里面的人还要进行电焊作业，热上加热变成火焰山了。外面已经够热的了，里面的气温比地面竟还要高出10，多度。人在里面，不出三分钟，便大汗淋漓全身湿透。
  因此有人说笑话：里面可以烤番薯吃了。
  领导们过意不去，在墩身两端用压风机使劲往里面送风。但是谁都明白，这举动的安慰作用大于实际意义。
  就是在这样闷热的环境中，他们安全、优质地完成了任务。
  致敬！钢筋班的哥们，你们是好样的，你们是真正的英雄。
  之六一个没有打出的电话
  2005年的中秋节。
  大桥建设者们是没有节假日概念的。作业一旦启动，你想停也停不下来。
  然而节日还是节日，到了那一天，心里总是怪怪的，会惦念着家乡的亲人。尤其是中秋节这全家团聚的节日。
  那天下午，汪时鼎与他的，战友们在E12承台作业。当他们忙乎完毕从承台上爬下来，跳上交通船时，银白的中秋月已经高高地挂在了半空。远处，沿岸的万家灯火连成一线，有人在放着烟火，此起彼落的，增添了许多节日气氛。然而工人们没有休息，南航道主桥墩的平台上灯火通明，弧光闪烁，正在火热的施工中。
  这时，手机响起，是家里的“她”打来的：“我已经吃过月饼了。”
  言下之意，你吃了吗？今天是中秋节啊。
  当然没有，连饭都还没吃呢。
  但是他没有这样说。这样说她会记挂的。
  他只说：我知道啦，你早些睡吧。
  老夫老妻啦，你只要说半句，对方就明白了你的下半句，她知道他还在海上呢。
  他挂上机，极目远眺，月亮更圆更亮了。他当然也想回家，也想与亲人团团圆圆地过节。但是能参加杭州湾跨海大桥这举世瞩目的大工程，是工作了近三十年的他的盼望！
  船跳了一下，到码头了。他拿出手机，想告诉她一下：我上岸了。但是一看时间，已经很晚了，她一定睡着了。
  这个节日的电话终于还是没有打。
  之七花甲寿诞在工地
  2005年12月27日，Ⅱ标的陈其汉老师傅在大桥工地上度过了他难忘的六十岁生日。
  陈其汉是项目部涂装专业队的技术负责人。前些日子，老伴与女儿就打电话来催他回家，准备给他做六十大寿。六十岁，可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分界线，中国人的习惯是要好好庆祝一番的。
  但是，陈师傅无法脱身。眼下套箱正在加快速度加工，工期要求很紧，涂装工作量大幅度增加。而由于受到天气寒冷的影响，涂装的速度反而慢了下来。在这样的节骨眼，他能走吗？
  他带领着大家依旧奔走在工地上，连续加班加点，累得双眼充满血丝。尽管工期紧，但他对质量依然一丝不苟，稍有一点不合格，他就板着脸要求：重来！
  每道工序完工后没有得到他的许可，你甭想进入下一道工序。
  生日那天，他依然奔波在现场。
  然而，一只硕大的蛋糕送到了他的面前，上面插满了五彩的蜡烛。项目部的领导与员工为他祝寿来了。
  当他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一口气吹熄了蛋糕上点燃的蜡烛时，他的眼眶湿润了。
  他说：我过了那么多的生日，今天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上过的六十岁生日让我终生难忘
  之八一位网民的忧伤
  2003年春末，寒冷还没有退去，料峭的海风扑在脸上刺骨地疼。杭州湾跨海大桥桥址所在的九塘以北，除了还没有发芽的老苇根在风中摇曳外，一望无际的海涂上看不到还有什么会动的东西。我把脖子缩进衣领里，带着几名测量员和辅助工人走出了九塘大堤，在九塘外亲手插下了施工临时驻地的定位牌。记得那一天是4月2日。从那一天开始，九塘外就有了人来人往，就有了车水马龙，有了机械轰鸣。
  用荒无人烟来描述九塘外一点都不过分。我们用几根毛竹架起来，盖上一块油布，就算是临时住房。垒起几块石头，架上一个锅就算做饭的灶。没有淡水，我们就在下雨时接点雨水用于洗涤，从离工地10多公里的镇上拉水生活。没有通电，晚上为节约柴油就不用发电机，点上几根蜡烛用于照明。夜深人静时，阵阵海风吹打着油布，发出呼呼的尖叫。活泼的小沙蟹在我们的床头边爬来爬去，打扰我们的睡眠。
  那时，正赶上“非典”，由于人员流动受到控制，招用劳动力成了一大困难，建筑材料的采购和运输也受到影响。劳动力不足，就号召技术员白天参加体力劳动，晚上加班看图纸做记录。既要抓生产，又要防“非典”。生活条件是如此艰苦，生产环境是如此艰难。但我们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办公用房及生活用房的建设，接通了水电，搭起了360米施工，栈桥，使大桥的开工典礼顺利地如期举行。
  一位经理用如此诗意般的语言开始了他伤感的叙述。令他终生遗憾的是，在完成试验段64根桥桩及基础后，他因身体原因，不得不提早退出了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
  但是他的心还留在大桥上，每每看到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消息，在欣喜之余总会黯然神伤。参加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是他的理想呀！
  于是他将这篇《情殇杭州湾跨海大桥》发到网上。当我们发现这篇文章时，点击的人数已达到4352名。
  我们为他对杭州湾跨海大桥深深的感情而感动。但是，你为什么悲伤呢？历史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为它作出贡献的将士，你也是我们大桥英勇的建设者之一呀！
  真诚地祝愿这位先生身体健康。
  他的网名是：逐云出岫。
  在大海边，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工地上，在立功竞赛的热浪中，动人的故事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发生。
  有为了工作几天跑破一双鞋的好书记。
  有在抗台中为保护设备奋不顾身的好同志。
  有因无暇照顾孩子而写信致歉的年轻父母。
  有在情人节给妻子寄上一朵纸玫瑰的多情丈夫。
  甚至有为了向世界宣传杭州湾跨海大桥而不辞辛苦远洋跋涉、赶到杭州湾建设工地认真进行拍摄的“洋记者”！
  ……
  海边总动员呀！正是这一大群无名英雄的无私奉献才搭成了今天这恢弘的大桥，正是这无数颗热情的心才创造了这“世界第一”。
  支援前线
  水！水！水！
  电！电！电！
  2004年在全国老百姓记忆中是特殊的日子。翻开报纸，这样触目惊心的字眼比比皆是；打开电视，每天的气象云图中，华东地区始终是一片烤黄了的树叶，高温无疑带来了水与电的紧张。几乎人人在讨论着如何节水节电，所有城市的领导层都在为水电奔波，争取额度，挖掘潜力，寻找替代……有媒体呼吁，每家的抽水马桶里放上一只塑料瓶，许多地区的路灯则明智地闭上了一排眼睛……但是一切都无法缓解水与电的紧张。
  同样的情况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地慈溪市发生。
  慈溪市一向缺水，因为它是一个从大海中捞出来的城市，如何解决淡水资源问题一向是各任领导头疼的大事。这几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个矛盾日益加剧——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字：2002年夏季，慈溪市每天的水供应量是15万立方米；2003年，每天是12万立方米；2003年11月后，缺水进一步加剧，只能控制在11万立方米；2004年4月后，水库里已经拿不出水来了，每天将水控制在8万至10万立方米……很明显，大桥建设的开始让慈溪市的缺水成了大问题。
  怎么办？全市节水会议都开了七次了。以人为本，老百姓的用水是必须放在第一位的，但只能保证你早、中、晚三个时段；企业用水，对不起，只能限量了……“一高五低”，就是说，一星期内只有一天是正常水压，其他五天是低水压。到了低水压的日子，平时哗哗哗的出水龙头就成了滴滴答答，憋死你，急死你！两个应急工程虽说紧急启动了，但是，这些水库里的水质太差，喝起来又咸又苦，我们在慈溪喝过，只一口就全吐掉了……它只能洗刷用。
  因此，老百姓平时喝水烧饭就全靠矿泉水了，慈溪的矿泉水价格因此大涨，都涨到15元一桶了。有人幽默地叫：到了上甘岭啦。
  然而，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大桥的用水始终是有保证的，更令人感动的是，当其他地区的水质苦涩难咽时，大桥的水始终是优质水，喝上去，甜甜的。
  慈溪人是好样的，他们就像当年支援前线的根据地老百姓一样，将唯一的一条好水源，慷慨地输送给了大桥的建设者。
  慈溪市自来水公司副老总陈明军充满感情地告诉我们：哪怕我们慈溪人都喝苦水，也要让大桥的建设者喝上好水！哪怕减掉了杭州湾新区的用水指标，我们也决不减大桥的用水！
  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当他说出这句话时，眼睛亮亮地看着我们。谁不知道，刚刚开发的杭州湾新区是慈溪人的宝贝！宁愿委屈自家的宝贝也不舍得委屈了大桥呀！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
  同样，在用电极度困难的今天，大桥的用电是绝对保证的。并不是慈溪的电多，慈溪人口101万，是一个民营经济发达的大市，人称“小温州”。你在街上走，任何一个从你旁边擦身而过的平常人都可能是百万富翁。可想而知，要维持这么多企业的运转得用多少电！
  从2003年开始，慈溪用电告急，尤其是大桥开工以后，缺口竟达50％左右——想想吧，大桥的总用电量达1万千瓦，相当于一个乡镇的用电量呀！而上面目前无法因大桥给慈溪增加电的额度。
  在缺电的今天，许多慈溪人只好自己买发电机发电。成本大大提高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亏损运转。
  但是，不管多么艰苦，慈溪人也要将电优先让给大桥建设。
  那天，慈溪市周巷供电所的徐建平所长用手指着指挥部外几百米处的一块大标语牌自豪地对我们说：“看见了吗？‘慈电人先行大桥经济，文明号心系大桥建设。’”
  那块牌蓝地红字，醒目地矗立在变电所的旁边。
  大桥是国家重点工程，更是慈溪人心目中的重点工程！
  为了保证大桥用电畅通，这位精干的所长派出了三人小分队，每天驻扎在大桥，任何时候，缺电了当场办理；停电了，当场修理。在这到处停电的特殊年月，大桥工地从11，月份开工至今，除了常规性检修外，竟然没有停过一天电。
  这是爱心创造的奇迹。同样的奇迹也出现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北端的嘉兴，出现在海盐，出现在乍浦……建造跨海大桥，是杭州湾两岸老百姓的百年梦想！支持大桥建设，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付出与牺牲！
  大桥的经典爱情
  在这一节里，我们还要叙述另一群奉献者——站在建设者背后默默奉献着的无数建设者的亲属。如果我们将大桥工地比喻为热火朝天的前方火线，那么，他们安营扎寨的大后方就是一个个的家。前方的战士是可亲可敬的，支撑着家庭的她们同样是伟大的、令人钦佩的，正是她们用自己柔弱的肩膀、用无私的爱心托举起了这一座巍巍大桥。
  “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这是一句几乎家喻户晓的经典歌词，常常被用来形容站在丈夫背后的妻子们，然而这句歌词在被评上省劳动模范的吕忠达心里却被诠释成一个个沉甸甸的故事。
  吕忠达有着颇为沉重的家庭负担，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患糖尿病二十多年的老丈人，然而作为负责大桥工程建设的副总指挥，比起其他人来，工程技术上要处理的事更多，南岸、北岸两头都得跑，时间不够用，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常常是这里吃了晚饭再过去，9点多赶到对岸。紧急的时候，车子跑都来不及，只能动用气垫船接过去。2004年，大桥遭遇了七场台风，抗台就像是打仗呀，你这副总指挥场场都得坚守岗位！这样的大忙人你别指望他能顾家。一年下来，他回家的次数扳着指头数得过来。
  这下可苦了在家固守的妻子——她被捆死了，老父亲长期住院，在医院一躺就是五年；两个孩子一个读初一，一个才念小学三年级，于是她义不容辞成了“双肩挑”，出差不能去，出国考察不能去，她所在的企业效益很不错，干得好的职工就奖你出国游，这可是人人都羡慕的好机会啊，然而她也忍痛割爱——她去了谁来照顾老的小的？只得一次次放弃。
  这真让人惋惜。我们不由得对吕忠达说：
  “你应该补偿她。”
  吕忠达长长地叹口气：“什么时候能补啊，只能面对现实了。”
  倒是他夫人大度，笑笑对他说：
  “谁要你补偿呀，选择了你，我也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选择了你，我也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这应该是一句经典爱情诗，但却是大桥建设者家人们的口头语。
  副总工程师方明山的爱人小罗是个风风火火的四川辣妹子，当年方明山在重庆读书时认识了她，两人一见钟情。后来方明山分配到厦门，她放弃了很好的事业单位的秘书工作，也夫唱妇随调到了厦门，在一家企业搞工会工作与企业策划。她的性格与沉静的方明山相反，活泼开朗，三拳两脚很快打出了天地。谁知，正当她得心应手之时，方明山却又冲着大桥从厦门流动到了宁波。为了让方明山集中精力造大桥，一年前，她毫不犹豫放弃了提升的机会，调到宁波来到一家集团公司做秘书。已经三十七岁的人了，又从基层做起，实在很不容易。所有的朋友都为她惋惜，离开厦门时，上上下下都挽留她。
  的确，她因此失去很多：在厦门时，她的工资已经达到4000多元，来宁波，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00多元；她是个爱热闹的人，现在人地生疏的，听不懂宁波话，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房子是临时借住的，要啥没啥，简单得像国外的汽车旅社。然而她毫无怨尤，三下五除二，居然很快将家操持得像个家了。
  听着方明山充满感情地介绍他的妻子，不由得让人生出一种强烈的想认识这个辣妹子的愿望，于是我们拨通了她的电话。
  “小罗，你一个人领着孩子辛苦了。”
  电话那头传来朗朗笑声：“还行。”
  “现在你能听懂宁波话吗？”
  “还不行。不过，我会要求他们说普通话。我对他们开玩笑：讲普通话是中央的要求呢。”
  川妹子的性格果然是爽。
  “你为大桥付出了很多，谢谢你。”
  “应该的，应该的。现在，我也是宁波人了。大桥是我们的大桥呀。”
  对在大桥工作的人来说，除了老人，牵肠挂肚的就是孩子了。若是说，有一方家属在宁波的，对孩子好歹还有个照应，许苹在嘉兴工作的先生可就远水救不了近火了。本来还算好，许苹十一岁的女儿由老父亲照管着教育着，不久之前，父亲患癌症不幸去世，悲痛之余，孩子的教育成了头等大事。那天，我们与她同车回家，一路上听她手机不断响起，说的内容都是关于女儿的教育，她说女儿的写作特别薄弱，她很担心。看着她忧心忡忡的样子，夏真决定使用一下特权，对她说：你今天回去对孩子说，《未来作家报》的主编向她约稿，让她给我们投稿。当天晚上，夏真接到了一个奶声奶气的电话，是她的女儿打来的。小家伙兴奋得很，一口气提了许多问题，电话足足打了十二分钟，夏真则耐耐心心答记者问。我们当然知道一个电话解决不了什么，我们只想给身在大桥的许苹些许安慰。
  ——这样的“后门”夏真开了好几个。冯宗朝的女儿在中考时一时失手没考上理想的中学，小家伙倒没说什么，但当爸爸的很自责，总觉得在关键时刻没能像其他当爸的守候在她的身边加一把劲，因此很想做点什么补偿一下。说来也巧，在市名教师培训时，夏真刚好是女孩子所在中学校长的导师，于是自告奋勇地对冯宗朝说：我将你的情况向校长反映一下，请他关照老师代替你的职责吧。
  那位校长也是至诚之人，一听是大桥建设者的女儿，一口答应。
  同样的问题发生在驾驶员任奇堪身上。小任是大桥指挥部驾驶班班长，不仅自己要开车，还同时管着派车调度，大桥指挥部“车改”后，他更是忙得无法休息。他到大桥工作时，孩子才四岁。四岁的孩子是最难管教的，没有老人可以帮一把手，妻子又要忙工作又要忙家务又要管孩子，家里乱成了一团糟。每每想到妻子的辛苦他就于心不忍。偏偏驾驶员的工作加班最多，最没有规律性，但是他却没有向领导提出过任何要求。
  2006年底，他因出色的工作被评为大桥指挥部先进工作者。而当时满地乱爬的孩子已经成了像模像样挂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了。
  财务处的周玉娟是金建明介绍认识的。金副总指挥郑重其事地向我们推荐过两次。一次是在中午，他说，你们下午采访一下小周。当时我们正好有约，没空。晚上，等我们从工地回来，迎面又碰上金副总指挥，他劈头第一句就问：小周采访过了吗？没有？我现在叫她下来。说着就是一个电话。不到一分钟，一个年轻女子动作利索，噔噔噔地跑了进来。金副总指挥说：小周，你对作家说说，你是如何克服家庭困难坚持大桥工作的。一听是这么回事，她顿时脸红了，跟着眼眶也红了。“不要采访不要采访我。”说着她从背后用双肩揽住了夏真，将脸藏在她的背后，不让她转过身去看到自己湿润了的眼睛。这个小小的举动，顿时让我们感到她心里那种柔软的伤感的颤动。
  小周很了不起，她有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这正是最需要人教育照管的年龄，作为母亲她很疼爱自己的孩子，然而为了大桥，她毅然服从了工作需要。孩子的爸也忙于工作，于是女儿成了没人照料的“小羊羔”，放了学就漫天撒野。有一次，“小羊羔”竟跑丢了，她急啊，这里的工作又离不开，只好遥控指挥丈夫四处寻找……
  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金副总指挥一再推荐采访她了。
  与其他人相比，柯寅很幸运。长得很帅的小柯是工程服务处的，工程服务处就是“不管部”，凡是不能归类的事就都跑他那儿了，一天到晚够牵神挂心的。幸好，他这服务处后面还有一个“家庭工程服务部”，那就是他的老爸老妈。
  小柯是老大，老大天生有管理才能。小柯是家里的一把手，什么房子漏水啦，与物业打交道啦，缴电话费啦等等杂事，原来全由他承包了。一到大桥工作，他这“家务承包头”可得辞职了，这次可不是在眼皮底下自行车骑来骑去的，一喊就应，这次是到大桥北岸去呢，250公里，光路上少说得跑两个半小时，有时累了，中途吸支烟，就得三个小时呢。
  家里召开了家庭会议。老爸老妈老婆连带十一岁的小子都一齐表态：你去吧，男子汉不能老窝在家里，造大桥，千载难逢啊，好好干。从他到北岸报到的那一天起，“家庭工程服务部”开始运转。小子才读四年级，正是又要接送又要教育的关键时刻，全扔给爷爷奶奶了。这让孝顺的小柯很不安。老妈椎间盘突出，平时干不了重活，现在却要承担许多照顾孩子的事儿，能行吗？还有老爷子，有心脏病，一向是全家最挂心的。然而，他们居然都异口同声说：“我们身体都好好的，你尽管放心。”真的创造医学奇迹了吗？
  有一次，他又打电话回去，发现老爷子说话的声音不对头，怎么上气不接下气的？一再追问，电话那头还是回答：家里好好的，没事儿，你放心去忙吧。
  直到他半个月后回家，才知道那天老人心脏病突然发作，他打电话时，老爷子身边围着许多人，正在抢救呢。
  每次回家，只看见儿子又高了，又壮了，更懂事了，衣服又穿不上了。小柯感慨万千，那里面，有着年迈的爷爷奶奶多少心血、多少辛苦付出！他说，他们是我的一份力量呀！
  与那些已经拖家带口的中年人不同，年轻人经受的是另一种爱的煎熬。
  记得那天大桥指挥部的搬迁动员大会上，总指挥王勇风趣地说：你们没找对象的，现在抓紧，海风吹黑了脸，就没人要啦。当时大家轰然大笑，谁也没想到还真一语中的。
  首先是人少，大桥指挥部就这么百来号人，年轻人就那么几个，机灵者捷足先登，落后的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其次是回宁波不方便。虽说现在都有车子，但规定是每星期回去两次。这让爱情撞一下腰的机会自然大减。于是在家的老爸老妈们动足了脑筋。
  高挑个子的程颖就是其中一个。她长得很文静，管着文印、充饭卡、门钥匙等很细致的工作，被介绍的小伙子是部队转业回来的，在法院工作，性格开朗而稳重，两人倒也意气相投。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谈恋爱的时间。不像在宁波，下班了，两个人手拉着手爱上哪就上哪。只能打电话啰，见不了面，听听声音也好。于是打电话成了大桥年轻人独特的恋爱方式。常常是在吃完了晚饭后，估摸着对方空下来了，小伙子就会掐着钟点打过来，第一句话总是：向你汇报……
  ——新房正在装修，每天都有她关心的新内容，买了什么颜色的瓷砖，什么质料的木材，什么牌子的热水器。她可一点也帮不上忙，哪怕你在这里揣着双手空闲着，这百多里路也跑不过去呀。只能全权委托，在电话线的那端发挥想象力，想象着未来新房的俏模样。
  好不容易等到回家的时间，这一星期两次的晚上时间也得仔细分配着用，一定要与老妈一起吃餐饭——程颖是个孝顺女儿——当然，也一定要见见他。仿佛老天爷也见怜，尽量减少时间损耗，将他的单位就安排在她家隔壁，一下班几分钟就过来了，吃完了晚饭就坐在家里聊天吧，珍惜时间，这一分分都提着心掐算着呢。
  毕竟是热恋中的年轻人，太想与所爱的人在一起了，所以，那天中午吃饭时，她望着坐在我们斜对面的一对亲昵无比的年轻人——那是难得的内部消化的一对——羡慕地叹了一口气：你看，人家多幸福呀，天天在一起。
  说完了，又赶紧自我安慰补充了一句：不过两人分开也好，时间少了，大家都珍惜，天天在宁波，说不定还要吵架呢。
  话是这么说，但相隔两地的恋爱终究好事难成。后来，当我们又一次去大桥时，她很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吹了……
  我们听了，惋惜不已。
  不过，请别担心，很快又听到了她的好消息——说起来还是大桥做的“媒”，那个小伙子是被另一家合作单位派到杭州湾跨海大桥工作来的，两人一见钟情，小伙子工作任务完成时，百年姻缘也随之瓜熟蒂落。
  这思念的滋味对当时新婚才两个月的吴颖来说则又是另一种折磨。据说她的新房又大又漂亮，一楼一底，足有200来平方米，可惜这样漂亮的新房总是空关着，只有星期三晚上及双休日才会有人光顾，就是那可怜的几十个小时也是安排得满满的，两家父母都在翘首盼望着呢。于是更多的思念是通过电话传达的，她比程颖打得更凶，再晚睡觉也要与先生通个电话，讲上半个小时四十分钟的，然后才能放心地钻进被窝去睡觉。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也是打电话。吴颖幽默地说：早请示，晚汇报嘛。
  我们笑问她：谁给谁汇报呀？
  小吴回答得干净利落：我听，他说，然后我下达指示。
  电话打得再多，思念还是似杭州湾的大潮，越涨越高。不能长相守，即使有机会回家瞅一眼对方都好。那天我们结束采访晚上回宁波，车上一下挤进了两个“颖”，说是搭便车回家。当时我们还直纳闷：到宁波都快9点了，明天一大早又得往回赶，颠来颠去的何苦来着。原来，都是揣着颗火热的心去会心上人呢。大桥的女孩子，一个个都是又能干又多情。
  这样动人的故事几乎在每个大桥建设者身上发生。
  一位副总指挥出差到武汉去签订钢材合同，妻子病倒了，家里没人，自己又无法起床，只好支撑着打电话让单位的医生来家打针，还再三叮嘱不许医生告诉丈夫。
  指挥部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蒋善平的妻子身患高血压、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她是宁海人，在这里举目无亲，儿子在外地工作，蒋善平忙于工作又无法照顾她，每天，她将急救药放在口袋里，自己照顾自己。
  副总指挥金建明的妻子原来在东钱湖工作，儿子在宁波效实中学念书，他在大桥，一家三口成了个三角形，谁也顾不上谁。每天，做母亲的匆匆赶回家早已是万家灯火，连做饭的工夫都没有，只好三日两头拖着儿子去“来必堡”吃快餐。
  总指挥王勇的驾驶员小楼，是一个很踏实的小伙子，妻子在《宁波日报》做校对，这工作的性质是夜班，她天天上夜班，家里撇下个年仅七岁的儿子，他这当爸的却帮不上忙，只好天天晚上将孩子独个儿关在家里，小子怕黑，一个人迟迟不敢人睡。整整一年，小两口心如油煎，却没向领导喊一声困难。直到后来报社领导知道了这一情况，才迅速调整了他妻子的工作。
  ……
  许多人对我们说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说到动情处，这些叱咤风云的建设者好几次湿了眼眶。
  总指挥王勇一再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写写我们的家属，想到这些，我想流泪。我们的家属太好了，不仅是我们在建设大桥，包括每一个家庭都在作出默默的牺牲与奉献。没有他们的理解支持，也就没有跨海大桥今天的辉煌。”
  他却独独不许我们写他的家属。他俩是一对十分恩爱的夫妻，我们看到过那个“她”，她长得很优雅。王勇远在慈溪忙大桥，女儿出远门读书，家里出出进进只有她孤零零一个人，生活难免草率了事，工作又忙，有几次在工作时竟晕了过去。王勇知道后心如刀割呀！
  但是，该干什么，他还是去干什么了。他总是满天飞，总是忙，自他担当起大桥总指挥那一刻起，他与她就有思想准备，不仅是他，还有她，都要作出牺牲了——为了我们的大桥！
  那天，我们是在宁波大剧院的贵宾室完成最后的采访。那一天冰天雪地，旁边会场里，大桥指挥部正在开着迎新晚会，而就在这一天的宁波各家报纸的头版登出一条醒目的消息：宁波市的“四套班子”在市委书记巴音朝鲁的带领下，赴大桥一线工地慰问。
  决战之年
  时间的脚步飞快地走到了2007年。
  决战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将它称为“决战之年”。
  与任何一个卓越的领导者一样，大桥指挥部在每年都会提出一个口号，这个口号也就是这一年工作的重点。2004年是“开局之年、基础之年、管理之年”，2005年是“精细管理之年、攻坚之年”，2006年是“关键之年、精细管理之年”，2007年则是“决战之年”。
  每一个口号下都有每一年急需解决的矛盾与重点，“决战之年”最突出的矛盾是什么？很快，我们就得到了答案。
  2007年1月4日刚过元旦上班的第一天，上午9点整。在大桥指挥部的二楼多功能厅召开，了2007年度工作大会，指挥部全体人员济济一堂，除了参加招标工作被“关”起来的那几个人之外，其他的人员一个不落全部出席。
  吕忠达主持会议，方夏平做工作总结。
  然而，我们很快发现今天的总结报告与众不同。一般来说，总结总是皆大欢喜、以讲好为主，他却用了很大篇幅讲了存在的九大差距：工程总体进度不够平衡，安全措施不够到位，细小部位的质量检查还要加强，廉政工作要注意……下面坐着的人屏声静气，连一声咳嗽都没有。我们可是第一次见识了这位一向爱开玩笑的副总指挥犀利的一面。
  紧接着，总指挥王勇的讲话也出人意料。在例行说了2007年的工作目标后，总指挥竟用较长的篇幅讲了当前存在的思想动态。
  原来，按照工程建设的一般规律，临近结束，往往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人情关。管理人员与施工单位由不熟悉到熟悉，大家成了朋友，因此有些该严的地方会放松些，不该通融的地方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去了。二是出路关。指挥部是个临时机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来时心往一处想，拧成一股绳，现在大桥快造好了，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了，人心涣散。
  这是客观的，是人之常情，但也是最危险的。指挥员如果不是清醒地看到这些问题，迅速扼制它，就会酿成大祸。方夏平提到的当前存在的九大问题中有六个与此有关。
  这就是“决战之年”领导者必须高度重视的新问题！
  如果说，前几年，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解决打桩，架梁，攻克技术难关，防台抗台，那么，现在，我们必须将这特殊环境下产生的思想问题先行解决，否则就无法打好决战这一仗。
  因此，总指挥今天的讲话有的放矢。
  “人情关与出路关，这是我们面临的两大考验，谁都无法逃脱。我们是英雄团队就要有英雄团队的样子。在公与私面前，要求大家大公少私，一切要服从建设好大桥，这是对每个人基本素质的考验。你们要相信组织，请大家相信，我们一定负责地关心大家。几年来，大桥锻炼了一批人才，有的同志想到全国的大桥工程去，我们欢送；想到市重点工程去的，我负责推荐介绍；留下的，还要管好大桥。”
  ——这是严格要求与关爱的强力组合，这种强力组合的原动力就是大桥的总目标：“建设一流大桥，创造一流管理，培养一流人才。”这个目标是英勇悲壮的，我们不仅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要与自己斗，它需要你克服私心、放弃小我，需要你付出极大的努力甚至牺牲。这是大桥建设的需要，是大局的需要，是我们共产党人使命所在。
  “决战的时刻到了。现在，我们要求每个员工，像钉子一样钉在这里，要画好这个历史的句号，要珍惜这人生难得的机会。”
  ……
  “决战”二字，明确、生动，光芒四射，动人心弦，再次激发出惊人的团队精神，成了众志成城的动力。
  这是指挥部在决战之前的思想总动员。不久，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大桥上召开了全体建设单位的誓师大会。
  大决战的序幕哗啦啦地拉开了。
  一块倒计时牌已经赫然矗立在指挥部大楼的左侧。上面标着离大桥合龙的日子。
  项目部经理徐爱敏感到压力大极了。
  此时，四大项目部经理中，冯宗朝已经解脱了，他所管理的工作重点是打桩，此刻，5000多根钢管桩已经平平安安地摁入了海底，每次见到他，他都轻松愉快地又说又笑；此刻的侯凯也轻松多了，他的桥墩与平台都顺利地完成了，工程队们再也不叫他“恶人”、“破坏专家”了，相反，他们对他感激不已，说亏了他这么顶真，现在工程才会如此保质保量。但是徐爱敏管着的是南通航桥和北通航桥，由于猝不及防发生的钢护筒变形事件，两座通航桥的进度明显滞后。那天开动员大会时，他在北岸看视频，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方夏平提到的九大问题中有不少出在他管辖的范围。
  徐爱敏文文静静的，小个子，戴着副眼镜，好学习，不爱多说话，1992年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后读硕士研究生，读完硕士研究生又考上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从兴趣爱好来说，他更适合管技术，原来在招宝山大桥时也是担任副总工程师。但是王勇看他书生气很重，就说：让你到现场去锻炼锻炼吧。
  ——王勇是从培养他考虑，现场好，能够学全面管理，进度、安全、质量、投资，什么都让你摸一遍。懂了这些，再做技术工作，就如虎添翼。
  没想到千载难逢的难题让他所在的两座通航桥碰上了。好不容易解决了钢护筒变形的难题，又来了个钢箱梁供应告急的问题。供应商是武昌造船厂，他们制作的钢箱梁要从武汉运到杭州湾跨海大桥工地来，线路长，又是海上运输——他们原来只熟悉江上运输，海上运输显然比跑长江困难多了，一下子调动了十二只船还是供不应求。那天董孟亲自赶到北岸坐镇开会解决这个难题。会上，南北通航桥的两位老总眼睛都红了，气急败坏地逼着武船厂的代表拿出办法来。
  徐爱敏急呀，他夜夜睡不好，瘦小的人一脱形变得更干更小了。项目部成立了一个钢构件施工办公室，负责协调组织、提供信息，每星期一晚上开协调会，还开辟了信息平台，每天发布施工情况。他用一个成语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如履薄冰。
  南北通航桥成了整个工程的节点！指挥部成立了联合攻坚指挥部。紧要关头，王勇、方夏平、吕忠达三人全部出马，多次到武汉协商。
  武船厂的领导也被感动了，拍着胸说：王市长您放心，我们一定会保证供应。
  很快，武船厂想方设法将运输船从十二只增加至十九只。一切开始走向坦途。一旦供应难题破解，进度突飞猛进，后期箱梁的架设速度竟然达到三天一片，创下了世界纪录。在长江上架梁，历史上最快的速度也要五天一片呢！怪不得吴维忠兴奋地说：干完这里，什么地方都不怕了。
  6月11日下午3时，吴维忠负责的南通航桥最后一片箱梁顺利搁上。
  6月13日晚9时58分，在滂沱大雨中广东长大负责的北通航桥最后一片箱梁顺利搁上。至此，比原定的6月，20日提前了六天。
  那一天，所有在场的人在雨中拥抱着总指挥振臂欢呼。在一片欢呼声中，我们看到了徐爱敏，这个应该是主角的项目经理，将自己小小的身子裹在宽大的雨衣里，静静地立在一旁。
  我们笑着问他：现在你睡得着觉了吧？
  他笑笑，很老实地回答：现在睡得着了。
  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与徐爱敏一样承受着很大压力的还有项目二部经理王毅。
  我们叫他“小王毅”，因为他与本书作者之一王毅的名字一模一样，稀奇的是连个子、长相都有相似之处，而且也剃着个平顶头。于是一见之下，两个王毅格外亲热。指挥部的人为了区别就叫他“小王毅”了。小王毅很年轻，1966年生。他是四川人，1989年从重庆交通学院毕业分配到了宁波鄞县，在东钱湖修公路，那是他打基础的十年，他跑遍鄞县的角角落落，设计、施工、监理全都学了一遍，还学会了宁波话，同时还幸运地找到了他的另一半——当时她就在他的指挥部旁边的卫生院里工作，似乎专门在那里等着他的到来。
  与徐爱敏一样，他也是从招宝山大桥工地过来的。能参加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是他梦寐以求的，他说这是人生难得的机遇，不管去做什么，只要能去大桥就是一大幸事。
  当初竞聘岗位时，大家都以为他会选择他熟悉的斜拉桥——项目一部，出乎意料的是他却选择了项目二部。项目二部包括第8标段和第1标段。第8标段是他从来没搞过的70米箱梁的预制和安装。问他为什么，他说：“最重、最长、最大的都在这里了，70米箱梁要安装18公里，大桥的一半由我管理，有劲！而第1标段是大桥的北大门，有陆地有滩涂，有钻孔桩有打入桩，有支架法现浇有挂篮式悬浇，总之，涉及桥梁建设的方方面面，正好都学一遍。”
  原来，他是想多学一手呢。他喜欢学习新东西，喜欢有挑战性。
  2005年底，他在项目二部干得正欢，一个命令将他调来搞大桥的交通工程。离开时他有点依依不舍，因此，在70米箱梁最后一片梁架上去时，他特地赶去参加仪式。
  在他工作调动的时候，我们曾私下里问过总指挥王勇，调动王毅的工作，是不是他干得不好呀？王勇笑着说：不是不是，恰恰是因为他在那里干得出色才把他调过来的，大桥的交通工程很重要，其中的桥面铺装工作是个世界级的难题，所以专门成立了一个项目部，让他来干。
  交通工程真的很重要。
  什么是交通工程？有人说，交通工程是房子的毛坯造好后的装修，是大桥的形象工程；有人说，大桥是一条巨龙，交通工程是给巨龙披上一件战袍。都对，但是王毅认为这只说明了一个方面，他另有一层理解：
  “交通工程是给大桥注入灵魂。大桥合龙只是有了躯干，重要的是还得给它注入灵魂。你看，必须安装机电系统、监控系统、通信系统、供配电系统、照明系统、结构健康监测系统——这样，你运行中有什么问题才能及时发现，还有收费系统——这可不能出什么差错，股东们眼巴巴等着收钱哪！一通一亮，这才让大桥真正活起来，你说这是不是灵魂呀？”
  当然还有很多，钢护栏和风障的制作安装、交通安全设施的安装、伸缩缝的处理——现在车子过去，我们常常会感到咯的一声，这就是没处理过的伸缩缝在作祟，以后要一条条割掉，然后再铺平。
  钢箱梁桥面铺装是世界级难题，铺装工作的技术要求很高。不仅要求温度高，还要求所有工人作业时戴手套、穿长袖，脖子上缠毛巾，不能让一滴汗水滴下去，只要有一滴滴下去，铺上去的沥青就会冒泡，泡会由小到大，蔓延开来，就会毁了整个路面。
  因此，2006年4月，当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前来视察时，还特地考王勇：你怎样保证大桥铺装工作成功？
  王勇特佩服曾副总理这个专家式的提问，同时也感到心里沉甸甸的。
  他将这个题目交给了王毅。
  王毅明白这个题目的分量，里面的道道很多很多——铺装单位的选择，铺装材料的选择，施工控制，最佳配合比研究，温度、平整度、厚度、压实度……最大的问题是7至8月份高温季节正是铺装的好时机，但也正好是台风的多发季节，如不能抢占这一关，2008年通车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2005年年底，他转到铺装工程，足足为此准备了一年时间，为了桥上不返工，桥下试验了不知多少次。
  决战开始后，其他工程队都喜气洋洋捷报频传，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王毅了。现在，铺装成了全桥的节点，2008年能不能提早通车，就看你王毅的能耐了。
  王勇问他：如果大桥6月30日贯通，王毅你怎么说？
  王毅回答：我争取年底完成。
  方夏平不满意了，说：不能是争取，是保证。
  王毅一咬牙，豁出去了：我保证。
  话是这么说，铺装工作一开始，压力大呀。
  这压力有许多是他自己给自己加的。他听到总指挥对朱瑶宏下死命令：你以后每天给我上两次桥，都要戴上白手套。桥面铺装前都要摸一摸，看有没有灰尘。人家副总指挥都被要求上桥两次，你上几次呀？这一想，他几乎天天泡在桥上了。我们看到他时，只见人晒得黑黝黝的，不过看上去更帅气、更精神。
  我们曾去过铺装现场，当时正在试铺装，有工人先在清扫桥面，一遍一遍地清扫，就像家里搞卫生一样仔细，可说是一尘不染，还将桥面摊铺的两旁用尼龙纸仔仔细细地覆盖粘贴妥当，不让沥青沾上影响美观。然后摊铺机在前，碾压机在后，两台两台地并排前进。碾压还有初压、复压之分，有两道工艺。一个胖胖的指挥一手拿着对讲机，一手拿着个喇叭喊着“快快快”，于是有四个工人拿着绑着彩旗的标志往前跑去，两个工人则拿着拖把飞快地跑来把废机油擦在碾压机的轮子上，这也是为了起隔离作用，不要让沙粒子带上来。
  还有专业人员在仔细测量温度，测量出料情况。铺装上去的沥青要保持160℃至170℃的高温，热气腾腾的，整个工地气氛紧张而又有条不紊。
  担负铺装施工的是中国交通集团公路三局，现场指挥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大着嗓门向我们介绍说，他们清晨3点30分就起床，要准备沥青熟料，5点钟一切准备就绪，7点钟就开始施工了！
  铺装工作与温度有关，与气候有关，下雨不能工作，沥青温度必须保持在170℃以上，冷却了就压不成型，越热，越能保证进度与质量。因此王毅天天最关心气象预报，一看梅雨来了就心烦；一看气温高上去了，就兴高采烈。有几天，气温噌噌噌往上蹿，，气象预报每天都是38℃至39℃，大家都喊“热死了热死了”，他却笑嘻嘻的：热好热好，我开心死了。大家都笑了，笑着骂他：王毅你有病呀？王毅的责任重大呀！他已经连续三个星期没有休息了，连续值班——不在现场，他心不安，干脆，还是泡在大桥上了。
  “决战之年，”所有压力的汇聚点是坐镇大桥的副总指挥方夏平。
  五一节前，我们给他打电话，说要去大桥采访，他沉吟了半晌，说，4号来吧。
  那天我们赶到指挥部，只见他一脸疲惫地靠在转椅上。
  “累死了。”他说，“真的累死了。”
  这么壮实的汉子也喊累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可是第一次听他说累。
  今年工程的两个关键点像两块大石头日日夜夜压在他的心头，上半年通航桥合龙，下半年桥面铺装，6月份无法合龙，下半年就不能铺装，下半年不铺装，2008年就不能通车！环环相扣，不能有任何懈怠。
  这简直就像是写武打小说，险象环生，层出不穷，千头万绪的事，稍有疏忽大意，小李飞刀就过来了，你不重视都不行。
  因此这个“当家和尚”每天都得考虑：哪个环节没有扣住？哪个环节会出问题？每天都在计算：钢箱梁拼装还剩八节，五天一节，一共四十天，可以在6月20日前完成；大桥的附属设施招标完成，现在进入了制造阶段；钢箱梁桥面铺装的沥青技术要求高，已经到货280吨，还差400来吨……
  还有安全——这可是重中之重。按一般规律，工程安全事故往往发生在后期，眼看着快胜利了，一松劲一疏忽，得，大问题往往就猝不及防地出来了。大江大海都过来了，可不能在小水沟里翻了船。
  五一节要到了，细心的他又在估计：这几年参观大桥的人越来越多，听说大桥今年合龙，来的人一定不是少数，一定要保证安全。于是早早做了安排，几个副总指挥分工，金建明赶到北岸坐镇，他与吕忠达在南岸指挥。
  果然不出所料，五一长假那几天，参观大桥的车流蜂拥而来，人山人海，少说也有二十万之多，道路上被挤得水泄不通，人太多了，连施工的沥青车都开不上去了，全被堵住了。
  危险呀！稍有不慎就是特大事故。
  他赶到现场。在大太阳下，他就盯在那里，一盯就是大半天。非要看着处理停当了他才放心。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他约的是4号——前几天，他都在大桥“站岗放哨”呢！
  大桥今天合龙
  历史终于走到了我们翘首盼望的这一天。大桥即将合龙了。
  2007年的初夏显得特别喜气洋洋，从5月份开始，关于大桥建设飞速进展的好消息接连不断：
  5月20日，大桥工程钢箱梁涂装工程提前完工，为大桥6月底前实现全桥贯通奠定了基础。
  5月21日上午9时58分，一片重达2200吨的70米箱梁由中铁大桥局自主研制的“小天鹅”号起重船叼至预定架设海域，在通过精确定位后，将该箱梁稳稳地放在桥墩上。
  这是杭州湾跨海大桥最后一片70米箱梁。至此，全桥540片70米箱梁全部架设完毕，标志着杭州湾跨海大桥全桥上部预制混凝土结构施工全面完成。
  5月26日北引桥最后2米合龙段完成混凝土浇筑，杭州湾跨海大桥I合同主体工程，完成，它意味着全桥混凝土箱梁全面完工，大桥北大门成功打通。
  6月11日，随着架梁机将南航道桥主跨NZH1号梁缓缓地提升到设计标高，世界第一跨海大桥主通航孔之一的南航道桥全线贯通。
  这几天更是捷报频传，几乎每天都有工程队完成“最后一个”的好消息。因此，大桥几位副总指挥常常被工程队拉去庆贺，方夏平笑哈哈地幽默，说这个月都成了“醉月”了——庆功的酒太醇太香，你要想不醉都不行。
  随着大桥工程进度接近尾声，杭州湾跨海大桥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首先是6月4日的英国《独立报》发表了题为《世界最长桥触发华东经济腾飞》的文章：
  中国人以建造世界上最大的长城著称，如今他们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桥。
  于明年开通后，它将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是作为欧洲骄傲的丹麦瑞典厄勒海峡大桥长度的7倍。如果可以把它移到多佛尔海峡，它将可以连通英格兰和法国。
  想想19世纪的曼彻斯特或20世纪之交的纽约，再用一点乘法，你就可以想象出这个逼近的、浩大的人类运动。
  杭州湾跨海大桥是新中国的一个象征。
  然后是从美国匹兹堡召开的第二十四届国际桥梁大会上传来喜讯。
  这个大会2007年被定为“中国主题年”。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开幕式上做报告时，首先介绍的就是杭州湾跨海大桥，下午大会又特意安排杭州湾跨海大桥指挥部的方明山博士做了专题报告。顿时，杭州湾跨海大桥成了轰动这次大会的“明星”，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展位人头攒动，准备好的一千多份宣传手册被好奇的参展者们一抢而空，英文版的宣传片则二十四小时滚动播放，不断有人大声赞美说：“AMAZING（神奇）！”
  最有趣的是有人悄悄地将我方代表拉到一边，讨教“为什么你们建设成本如此之低”。原来，美国有座14公里长的海湾桥，计划要造十二年，造价预算50亿至60亿美元呢。
  还有许多国外重要杂志，其中包括一些权威的专业杂志，纷纷前来联系，要求杭州湾跨海大桥指挥部提供更多的资料，以便向全世界报道。
  国内更是热闹非凡，不断有心急的记者抢先报道：杭州湾跨海大桥合龙了。
  那一天，我们正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突然看到一条消息，说杭州湾跨海大桥今天合龙了。我们被搞得莫名其妙，急急忙忙打电话给方夏平，问：怎么回事？合龙了怎么不叫我们呀？
  听了解释这才搞清，是最后一块70米箱梁搁上了。嗬嗬，原来此合龙不是彼合龙。它只是大桥合龙的前奏。
  一旦合龙，海面上出现的那座严丝合缝的桥，活脱脱就是一条神采飞舞的巨龙，一条实现你美好理想的神龙。真不知道老祖宗们是怎么想出“合龙”这么一个美妙而形象的字眼来的。
  一般来说，每个通航孔及非通航孔设计中最后一片箱梁搁上去时都可以叫“合龙”。有的大桥就一个通航孔，当然就将通航孔合龙与大桥的合龙合二为一了，但是杭州湾跨海大桥长，有南北两个通航孔与许多非通航孔，所以，只有当整座大桥的最后一片箱梁搁上去了才是真正的合龙，大桥也就真正成了一条巨龙，这时也称为“贯通”。
  大桥合龙，这是瑰丽又充满着浪漫色彩的三重奏。
  第一重——
  6月13日全大桥的最后一片箱梁在大桥的北航道桥合龙。
  下午3点30分，我们赶到南岸大桥指挥部，然后与指挥部人员一起坐气垫船过海，等待那个特殊的时刻。
  那天的合龙并不大张旗鼓，相反，对所有的新闻媒体保密，这是总指挥王勇的行事风格，做事的时候绝不张扬，等做好了万无一失了再宣布。就像当年打第一根桩一样。现在，合龙的仪式定在6月26日但是，真正的合龙工作必须在6月13日完成。方夏平风趣地说，6月13，日是领结婚证书，6月26日是办喜酒。他这生动的比喻让一船人拍手叫好。
  时间定在晚上12点。为什么？因为它是最后一片呀，它与整座大桥连接的紧密度就显得异乎寻常地重要，考虑到热胀冷缩的原理，设计规定必须在气温低于20℃时才能施工。根据气象预报，估计到晚上12点才能达到这个标准。
  “第一”与“最后”总是特别引人注目。总指挥王勇也来了。6月26日，将是庆祝大桥合龙的大喜日子，有许多重要事情要他拍板，他显然暂时从繁忙的常务副市长的角色中脱出，又回归到大桥。当然，市政府叶双猛副秘书长始终忠心耿耿地跟随在他的左右，为他处理一些急务的同时挡却一些可以暂缓的事务。
  那天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短袖衬衣，显得神清气爽，一路上一边与大家说说笑笑，一边不断地发着短信向几位领导报告大桥今天即将合龙的好消息。
  第一个短信是发给市委书记巴音朝鲁的。书记的回音马上来了：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谨向广大建设者表示慰问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第二个短信是发给毛光烈市长的。市长的回答也很快：
  今天天气不够好，注意安全。祝顺利成功！
  第三个短信发给交通部曾来大桥挂职副总指挥的张宝胜。王勇知道他虽离开大桥回到了北京，但一直惦记着大桥。果然，张宝胜的回音很快飞进了他的手机：
  衷心祝贺！预祝顺利！大桥第一根桩施工照片已成为经典，期待您的合龙照片也能让我们珍藏！万事如意！
  船快到北航道桥了，远远地，我们就看到了那片意义不凡的钢箱梁。它是这座大桥中最小的一片，只有3米宽，小才灵活，设计者设计它时就是为了在最后一刻让它能很方便地到位。现在，它已经被几十条粗壮的钢索从两端吊在桥的两端。
  天下着雨，气温在迅速下降，很快达到了技术指数的要求。合龙可以提前进行了。晚上8点，大家兴奋地上了车，直奔北航道桥。
  到达大桥的时间是晚上8点40分。雨还在下着，而且是越来越大了。下车时每人发了一件雨衣和一把特大号雨伞，然后再加上一个红色的头盔和一件黄色的救生衣。顿时，绿色的、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
  雨中的北航道桥成了缤纷的世界。全副武装起来的人让我们都认不出谁谁谁来了，但是我们很快想出了办法——看帽子！每个红色的头盔上有着明显的标记。我们看到头盔上标着“广东长大”的人兴奋地将王勇总指挥团团围住了，广东长大公司今天是主角，个子高高的毛志坚副经理抢着向他汇报准备情况。但是很快，王勇又给头盔上标着“武船”字样的人抢过去了。他们是武昌造船厂的，大桥所有的钢箱梁钢铆箱都是他们加工制造的，今天特意赶到现场庆贺这激动人心的一刻。他们将总指挥围了个水泄不通，非要总指挥定个日子与他们一起庆贺一下不可。王勇与方夏平应接不暇，笑呵呵地与这个拥抱一下，又亲昵地捶那个一下。
  气氛很欢快。今晚没有悬念。今天不是打第一根桩，充满着忧虑与焦灼；今天也不是架第一片梁，人人手心攥出一把汗；今天将是我们收获成果的时刻，一切将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在大家的说笑声中，钢缆牵引机发动起来了，粗大的钢缆牵着那片钢箱梁开始迅速上升。几个工人沿着桥面两边拉着的安全绳来回巡视，不时笑眯眯地请心急的人们往后退。
  宁波电视台的几个记者则拿着个话筒穿梭在大雨中。他们是唯一允许到现场来的新闻单位。
  “你好！”漂亮的女主持将话筒伸到总指挥面前，“今天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梦圆了。”
  “打下第一桩时你流泪了，今天你会不会流泪？”
  “不会。”
  女主持显然有点失望，她不知道今天的大桥已经披荆斩棘走过了艰苦的历程，胜利在握了，此时总指挥的心情当然也已不再是当年的心情。她心有不甘地走到我们身边的副总指挥吕忠达前面：
  “吕指挥，你今天笑得这么灿烂，为什么？”
  “为什么？”吕忠达笑得更灿烂了，“开心呀。你想想，我们辛苦了三年多不就为了今天吗？”
  这段日子吕忠达正在省里开党代会，为了这一历史性时刻，他好不容易请假半天赶回大桥北岸，一到就上了作业船。他想得很周到，当我们赶到大桥时，他已经指挥着钢箱梁进入了龙口。也就是说，将最为艰难的一段完成，让今天晚上的合龙万无一失。
  广东长大的毛副经理显然是全场最忙碌的人了，他全神贯注地指挥着，说起来，这也许不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活，但绝对是个细致活儿，如果两边指挥不均衡，那么大的钢箱梁就会像麻花一样地扭结起来。如果发生扭结，钢箱梁就报废了。而且，它上来的位置不能有丝毫偏差，因为两边桥面给它预留的就那么一指宽的缝隙，稍有差错就合不上了。有一段时间，钢索不动了，怎么回事？原来是下面有一段伸出来的钢筋卡住了。“已经派人下去切割了。”他胸有成竹地向我们解释说。果然，又过了一会，机器又轰鸣起来，钢箱梁又开始缓缓上升。
  雨，还在哗哗哗地下着，海面的风越来越大，站在无遮无拦的桥面上，每个人的衣服都湿透了，鞋子里也都灌满了水，但是很奇怪，没有人感到冷，甚至没有人感到天在下雨，人人都像过大年一样兴奋，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那块小不点儿，它正在慢条斯理地按顺序上升着。
  与大桥快齐平了！大家欢呼着往前移。维护安全的工人赶忙将安全绳绷得紧紧的。有顽皮者急不可耐地想伸出脚抢先踏上合龙的桥面，马上有人阻止，这可不是玩的，偌大箱梁，夹你没商量。
  大家都目不转睛，紧紧地盯着那片箱梁。
  它上来了！它移到大桥平面了！它达到设计的标高了！
  它与大桥两边齐平了！
  哇！大桥胜利合龙！时间是9点58分！
  大雨中，桥面上，鞭炮齐鸣，礼花缤纷，欢声雷动。
  我们胜利啦！人们欢呼着从大桥两边扑向中央，拥到了刚合龙的中间的那片箱梁上，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尽管身上都是水淋淋的，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谁也分不清谁，只有红色的头盔标志着我们都是大桥的建设者。咔嚓咔嚓，无数的闪光灯记录下了这历史的瞬间。
  王勇被激情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紧紧地拥在中间。我们胜利啦！王勇挥动着手臂高呼着！我们胜利啦！所有在场的人都激动地高呼着。无数条手臂在头顶挥动着，挥动着，挥成了一片奔腾起伏的海洋。
  第二重——6月26日，隆重的合龙仪式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南航道桥上举行。
  这是神圣而庄重的一刻。
  那几天，正逢梅雨季节，老天爷时阴时雨，为了保证合龙仪式顺利进行，仪式指挥部准备了两套方案，晴天一套，雨天一套，连台都搭了两个。气象台更是全天跟踪服务，做到万无一失。宁波电视台的人为了确保现场直播成功，几乎一个上午都冒着火辣辣的太阳在现场踏看。当然，最重要的是安全，市公安局副局长李谦亲自带队，调动了一千两百名警员赶往现场，第一批上午9点到位，第二批中午12点30分到位，还有两百名待命。我们在现场看到一批身穿黑衣、生气勃勃的特警，一问，竟是夏真九年前采访过的宁波市巡特警支队，当年采写过的省散打冠军也来了，这批强悍的主力军被安排在主会场。
  仪式还没开始，总指挥王勇又被善于见缝插针的记者包围了。
  问：曾经有人对我们能否造这座大桥表示怀疑，你是怎么想的？
  答：怀疑是必然的，毕竟我们谁都没干过。但是，人家能做的，我们也一定能做；人家没有做过的，既然我们碰上了，也一定做得好。什么都有个第一次。从现在看，我们当时的思路是对的。
  问：造大桥，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答：是安全。质量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可以补救，但安全一旦出了问题则不能补救，是不可逆转的。施工高峰期，每天有六千多名工人、两百多条船在海上，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
  问：有没有什么让你睡不着觉的事？
  答：台风来了我就睡不着。
  问：第一片70米箱梁架上去时你怎么想的？
  答：意料之中。
  问：为什么？
  答：我们都反复研究过了。心中有底。
  问：那么，现在大桥合龙了，你的心情如何？
  答：我一口气吐出来了。
  问：？
  （这回答显然让年轻的记者感到迷惘，王勇笑着补充。）
  答：这口气我憋了六年多了。从我接受这个任务的那一天起就憋着一口气。
  ——我们看出年轻人还是没听懂。但是我们听懂了。只有亲历过这段日子的人，才会真正听懂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
  不到下午3点，会场里已经坐满了喜气洋洋的人，凡是参加过大桥建设的单位都派代表来了，凡是为大桥尽心尽力的单位也都来了，我们看到前面的名牌都是熟悉的名字：交通部、全国总工会、中咨公司……然后是宁波市检察院、宁波市监察局、宁波市招标办、宁波市公证处……这一块块名牌的背后都有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呢。
  再前面，则是今天要领奖的劳动模范和获奖单位，后面是建设者的方阵。
  由于合龙仪式是在离岸10多公里的大桥上举行，因此，不像奠基典礼那天有许多老百姓参加。不过，事后我们听说，还是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上了大桥。那是宁波市集邮协会的一帮子老年人，年纪大的八十多岁，小的也有六十多岁，还有好几位离休干部呢。他们兴致勃勃地包了一辆车到了大桥边上。按说是进不了的，都封桥了嘛。但是他们刚好碰上了一位认识的慈溪市负责人，那位负责人也是个性情中人，一寻思，得，上吧。于是，他们欢天喜地地参加了这一仪式，歪打正着，刚好作为老百姓的代表，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当天，他们还兴致勃勃地跑到庵东，郑重其事地将大桥的首日封盖上了邮戳。
  仪式开始了。15时40分，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巴音朝鲁和浙江省委常委、嘉兴市委书记黄坤明笑容满面地走向前去，肩并肩共同启动最后一片钢箱梁的焊接按钮。
  顿时，十二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焊接工手持焊枪生龙活虎地进入场地，焊接最后一片钢箱梁的十二个节点。火花点点，弧光闪烁。很快，现场指挥通过手机向主席台报告：焊接顺利完成。
  一分钟后，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隆重宣布：当今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胜利合龙，全线贯通！
  礼炮齐鸣，礼花腾空。后排的建设者队列中发出了欢呼声，人们抬起刚刚评上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一次接一次高高地抛向空中。
  嗬嗬，这一举动引起全场轰动，机灵的记者们冲了过去，摄像机、照相机对准了欢乐的人群。
  ——这张照片后来成了那一天的经典之作，发表在《宁波日报》的头版。
  欢呼声中，交通部部长李盛霖充满激情地宣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发来的贺信。
  曾培炎在贺信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大桥合龙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建设者致以亲切的慰问。
  他在信中强调：
  杭州湾跨海大桥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规模大、科技含量高、施工条件复杂。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下，在沿线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全体建设者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依靠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攻克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难题，使我国特大型桥梁建造达到新水平。
  他又殷切地希望：
  全体建设者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坚持建设一流大桥、创造一流管理，发扬成绩，再接再厉，按期、优质、安全地完成建设任务，促进我国交通现代化再上新台阶。
  紧接着，是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吕祖善和交通部副部长冯正霖致辞。
  吕祖善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向关心、支持大桥建设的国家有关部委、各级领导、国内外专家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向日夜奋战在大桥建设一线的全体建设者表示敬意。
  冯正霖受李盛霖委托，代表交通部对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成功合龙表示热烈祝贺。
  人们报以一次又一次的热烈鼓掌——不仅是对讲话，更是对他们——这些领导都曾多次来过大桥，都曾为大桥做过重要指示，他们是大桥建设的热切支持者。大桥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第三重——
  晚上6时，招待酒会。
  合龙仪式结束后，宁波市、嘉兴市两市政府设宴招待慰问大桥的投资者与建设者。
  酒会热热闹闹地在慈溪市杭州湾大酒店举行。宽大的二楼大厅中洋洋洒洒地摆开了二十桌。远来的北京客人们与省领导都已匆匆返程，留下宁波与嘉兴两地的领导和建设者们共庆胜利。
  今天的气氛特别轻松。酒过三巡，嘉兴市委书记黄坤明兴致勃勃，自告奋勇上台做主持人，第一个先拉出了巴音书记：
  “请巴音书记表演一个节目。”
  巴音书记笑吟吟地站了起来，很爽快地说：
  “今天我很高兴，你们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我都答应。”
  全堂欢笑，齐声喊：“请巴音书记唱歌。”
  巴音书记略一思索，说：“好，我唱一首《天路》。”
  青藏铁路、长江三峡大坝、杭州湾跨海大桥是我国三大重点建设工程。《天路》是歌唱青藏铁路的，巴音书记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场合选唱这一首歌颇具深意。杭州湾跨海大桥贯通的不也是一条天路？
  巴音书记唱得气势磅礴，充满激情，听得大家如痴如醉，拍红了手掌。
  大家都放开了，酒会上气氛更加热烈了。黄书记随即又点了王勇的名：
  “请总指挥唱一曲。”
  王勇神采奕奕地上来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大桥合龙，总指挥今天显得特精神：
  “好，大家上来，一起唱一首《咱们工人有力量》。”
  他开始点将：谭国顺、林原、吴维忠、崔玉彬、冯宗朝、侯凯、徐爱敏、王毅、黄亚华，还有一大帮子大桥建设者。
  人们很快看出来了，他点的都是大桥建设中的功臣呀。
  果然，王勇开始一个个介绍了：
  “这位是中铁大桥局的谭国顺，号称‘中国桥王，’他这一辈子已经造了三十多座大大小小的桥梁。当时投标时，他提出保证提前工期六个月，许多人认为他在吹牛，说大话，根本不可能，现在他做到了，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大家热烈鼓掌。人们都认识这位英雄局长，他不仅有着聪明的头脑，还有着实干精神，就是他，竟然冒着危险坐着装菜的篮子吊到箱梁上去看望他的施工队呢！
  “这位是中铁二局的林原，世界第一的‘梁上运梁架梁’的伟大创举就是他与他的伙伴们干出来的。大家都知道奥运会体育比赛的世界纪录是挑战极限，哪怕是提高零点几秒都谈何容易，而林原将‘梁上运梁’的世界纪录从900吨一下提高到了1430吨，大家说，咱们工人有没有力量？”
  大家又热烈鼓掌。谁不知道这位有着诗人气质的林原呀。他喜欢挑战，也喜欢写诗，就在今天晚上，他激情澎湃，又写了一首《东方初晓》：
  用鲜花去装点
  用歌声去礼赞
  用丰碑去铭记
  今天
  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日子
  我为时间老人
  奉献一座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杭州湾跨海大桥
  “这是中港二航局的吴维忠，他是大桥建设中最幸运的人，大桥建设的起点是从他开始的——2003年11月14日，他们打下了第一桩；大桥的句号也是他画下的——今天大桥的合龙仪式就是在他们建设的南航道桥。”
  掌声与笑声再次响起。吴维忠也乐开了怀。总指挥的话说到他心坎里去了，他觉得自己真的太幸运了。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岁月呀！
  “这是我们中铁十九局的崔玉彬，从他们进场的第一天起，到他们项目结束的最后一天，崔玉彬没有离开过工地一步，没有回过一次家！由于投标价格的关系，他们干得很辛苦，很累，也亏了，但是他们硬是提前完成了任务，正如夏真老师在书中所写的，失败了的也是英雄，你是英雄，是我们大桥的英雄！”
  崔玉彬被总指挥动情的话感动得快流下眼泪来了，他向全场频频致意。此刻，他一定想起了那艰难的岁月，那曾经有过的痛苦与坚持。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而那过去了的，都将成为深深的怀恋”。
  现在，王勇要介绍上场的唯一的一位女性了，他的脸色显得沉重起来了。
  “这位，是今天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黄亚华。她的工作是计量支付，一百多亿的钱要从她的手中流出。她的母亲中风生病，瘫痪在床，作为女儿，她应该在家伺候母亲，但是，为了大桥，她将这一切都托付给了她的丈夫，是她的丈夫为她尽孝，将丈母娘从五楼的家背上背下送医院看病。当她母亲病情稍稍稳定后，指挥部考虑到她的实际困难与工作需要，安排她母亲到指挥部来住，让她工作之余照顾母亲，她一再感谢组织上的照顾。我感到很愧疚，不应是她来感谢我们，而应是我们感谢她。我们谁没有父母？谁没有亲人？但是为了大桥，我们都坚守在这里，大桥建设的背后，有着他们的牺牲……”
  总指挥的声音哽咽了，他说不下去了，他在努力地克制自己。
  黄亚华低下头，红了眼眶；站在上面的这一群人低下了头，红了眼眶；酒席上许多人低下头去，都红了眼眶；连站在旁边服务的酒店服务员姑娘们也抑制不住一个个红了眼眶。
  全场鸦雀无声。
  此时此刻，你们想起了什么？想起了被独自关在家中的年幼的孩子？想起了含辛茹苦支持你们的父母？想起了被冷落了的新婚的丈夫或妻子？
  “我们今天能庆祝大桥合龙，大桥之所以能有今天，就因为有无数个像他们这样的英雄人物，这就是我们的建桥功臣，这就是我们的工人阶级，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中国的骄傲，同志们，咱们的工人是不是有力量？”
  大家用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回答他！
  “不说了，唱歌！大家一起唱！”
  王勇用力地将手臂一挥。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雄壮有力的歌声飞出去了，飞向大海，飞向夜空，飞向远方！从来没有一首歌可以唱得如此动情！从来没有一首歌可以唱得如此有力，从来没有！
  因为，我们不是用嗓子唱，我们是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整个生命，在唱！
  2007年3月3日第一稿
  2007年6月30日第二稿
  2007年9月3日第三稿
  2007年11月15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