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在这一节里，我们要说的是设计优化。
  这或许是个很专业的名词，但是，凡是搞过工程的人都知道，设计优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直接决定着工程的成败、进度的快慢及造价的高低，这是一场智力与胆量的比拼。
  在资深总工程师林国雄眼里，任何一个设计都有它的重点与难点。杭州湾跨海大桥设计的重点与难点是什么？很大程度上，在于你对自然环境的认识是否正确，以及针对这些情况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正确。
  因此，几年来，他在杭州湾所做的大量工作，也就是如何正确地认识杭州湾与如何应对杭州湾。说一句最时新的话，叫做“达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设计方案是很用心的，它的主要设计者是中交设计院与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中交设计院总负责主桥，大桥设计院负责设计非通航孔桥。这是两家很有资质的公司，当年赫赫有名的南京长江大桥就是他们设计的。
  设计杭州湾跨海大桥事关重大，因此，他们全力以赴、精益求精，集中了许多专家的科研成果，反复修改推敲，光是初步设计就做了很长时间，有审查稿、送审稿、补充方案稿、正式稿。一直到2003年的4月，才在东钱湖会议上由全国专家审定——我们一定还记得第二章里写到的那次抢在“非典”之前的全国专家评审会议，那是总指挥王勇的得意之笔。
  初步设计虽然顺利通过，但是必须进一步优化设计，这是任何一个工程都必须走的步骤。
  大桥指挥部请来了林国雄总工程师。
  林国雄原来是大桥局赫赫有名的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无数国内著名的桥梁设计都经过他的手。他有着丰富的经验，更难得的是他为人正直，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他那年刚从岗位上退下来，出国去了一年，然后被有识之士请到宁波解决招宝山大桥无法合龙的旷世难题，与吕忠达在一起。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当吕忠达到杭州湾跨海大桥任副总指挥时，就将他也请到了这里。
  优化设计是得罪人的活儿，风险也很大，但他却义不容辞地担当了下来。在大桥建设的前三年中，他成了吕忠达最默契、最得力的技术顾问。
  第一大变更：是A字形还是钻石形？
  大桥的初步设计中有点追求形式美，整个造型很漂亮，雄伟壮观。譬如说，南北航道桥的塔，原来设计成A字形，A字形的建筑中间不拐弯，高耸、挺拔、雄伟、刚劲，而且有着很好的象征意义——象征着长三角的经济发展。这很符合设计理念。但是，林国雄经过琢磨，觉得代价太大了如果北航道以A字形下来，它的基础台面就要达到长100米、宽38米，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了，花钱多不说，做这样大的基础台面，施工人员就必须在海面很恶劣的环境中干活，风险也很大。如果改成钻石形，也就是说，让中间拐个弯，下面就小了，大大减少了承台面积，避免了风险。
  然而，这个设计改动可不是光在纸上画一条线就行了。当时，杭州湾跨海大桥已经开动了所有宣传机器，到处的招贴画上面都是高耸入云的A字形，人们都已经接受了这种形态的桥形，这时的修改可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形象问题、社会问题了。
  许多人坚决反对。问题是他提出来的，他也下不了决心，他将它提交给吕忠达。
  吕忠达果断拍板：“改！对外不要宣传，不声不响地改吧。”
  北航道桥的塔形就在“不声不响”中改成了，南航道桥由于大多数是在浅水区施工，塔形照旧。
  事后发现，也没有大家所担心的那样引发什么后果嘛，似乎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宣传画上面的塔拐了个弯了。看来，有许多时候，常常是自己吓自己呢。
  但是省下的钱却绝对不是少数。而且保证了工期，保证了安全。
  第二大变更：高墩区箱梁的长度是多少？
  什么是高墩区？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我们在造南北航道桥时用的引桥。原来它的设计是80米跨度的连续箱梁。为什么这样设计呢？原来是设计者考虑到美观，前面的梁是70米的，后面的是400米的，中间最好有个视觉过渡，于是来了个80米。
  美观倒是美观了，问题却也随之而来，这个高墩区加起来竟然有3公里之长，而且全得在海上作业，风险大，工期长，质量没有保证，安全有问题。
  他又向吕忠达提出这个矛盾。
  吕忠达思考了半天，问：“干脆由70米箱梁到头，不要80米了行不行？”
  林国雄于是又参考了国内外很多资料，发现70米和80米没有多大的差别，这10米之差在茫茫大海中根本不会有多大美学上的意义。
  所谓的差别仅仅是设计人员脑子里的臆想。
  一念之差呀！
  现在这样一改动不是很简单了吗？70米箱梁在我们海盐的预制厂里原来就在大批制造，多做几块不就是了？又省钱，又安全，又快，真可谓一举三得。
  第三大变更：在有条件的地方，尽量用打入桩基础代替钻孔桩基础。
  在杭州湾施工，尽量减少海上作业是个不可动摇的前提，陆上钻孔桩在国内是很成熟的，连农民稍加点拨都能做，但是，现在是海上施工，风险很大，而且不容易控制资金与进度。
  广东长大集团公司的施工队就吃了海上作业的亏，一根钻孔桩断了，为了疏通，进度拖了足足半年时间，成了整个工程的节点。而且花了许多钱，用他们的话说：相当于一个人每天站在海边一刻不停地往下扔钱！别提多心疼了。
  工程队经理很有鬼点子，趁着一次聚餐时，端着酒杯走过来向王勇祝酒，笑眯眯地说：
  “总指挥，我们有办法解决这个老大难了，不过指挥部经济上要支持点啊。”
  王勇没多思索，随口应承：“好呀好呀。”
  林国雄在旁边赶紧悄悄捅了捅王勇：
  “这可不是小数目呢。”
  机敏的王勇立马明白过来，赶紧补充一句：
  “你们做试验时我们出钱。”
  ——就是这个做试验的钱也够吓人的了！
  总之，林国雄将设计中能改成打入桩的地方都改了。他这图纸上的寥寥几笔，不知省却了多少麻烦，节省了多少钱！
  第四大变更：桥墩是预制还是现浇？
  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在海上有引桥墩474个。要做好这些桥墩，一种方法是一个个海上现浇，一种是陆上预制，做好后一个个地端过去安上。当然，后者很简便，风险也小，价钱也便宜。在陆上做好了，栽葱一样就栽上去了。
  但是美国著名的桥梁专家邓文中提出反对，因为美国已经实施过这样的方案，结果发现预制的桥墩与下面的连接处会有接口，以后海水渗进去会腐蚀大桥，影响一百年的寿命。他建议现浇。
  按照邓先生的说法，可靠性强，但是，施工时工点很分散，设备投入不行，工期更得延长。
  这次，是林国雄极力主张采用预制方案。他认为，美国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能解决。这并不是说我们比美国人能，而是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做，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科学上，只有不被发现的问题，没有不能被解决的问题。所以，提出问题的人比解决问题的人伟大。美国人既然将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就可以避免它。
  后来，这个抗腐问题当然被很快解决了。
  ——现在，我们的进度那么快，这神来之笔大有功劳！
  第五大变更：承台标高应多高？
  什么是承台标高？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桥墩露出水面的部分。设计人员从美观出发，一般都希望承台不要更多地露出水面，这样好看些。据说东海大桥的承台标高也比较高，露在水面，当时有一位领导去视察，看了后咕哝了一句：真难看。一些技术人员因此有些诚惶诚恐。
  听了这些传言，吕忠达与林国雄特意也去东海大桥看了一下，觉得这个设计虽然美观上差一点，但倒是很有道理。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承台标高原来设计为2米，这样，好看倒是好看了，承台不会露出水面，但是，别忘了杭州湾的潮水比人家的都大呀，那潮水一天到晚平平的，就已经是2米了。也就是说，你这承台始终淹没在水中，你怎么施工？
  而且现在我们要是用围堰法施工，如果按照2米的设计去做，工人就要到水下作业了。
  那可是又花钱又不安全的事儿。
  最后他决定：承台标高为3米。
  ——可别小看了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很值钱，至少值几千万。
  后来林国雄跑到东京去，特意留意了一下东京大桥的承台，那么大城市的桥的承台都露在水面呢。可见，做任何事，都不能像宁波人嘲笑的那样，“死要好看活受罪”，还得讲究实用、实在。
  ……
  这一连串的优化太厉害了，算不清究竟节省了多少钱，连他自己也无法说清，他只能给我们一太堆表格，让我们带回去请吕忠达算。
  他对这位年轻的上司心怀敬佩，反复说：“吕指挥一看就会算出来的。”
  他又说：“我没做什么呀！只不过是给吕指挥做做参谋，真正挑担子的是他，如果他优柔寡断，怕挑担子，什么也干不成。”
  但是，这位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专家付出的心血与智慧，是不可抹杀的。
  我们最终将这一大堆数字交给了吕副总指挥，但没有向他要最后的结果。
  一个老专家对大桥的爱心与忠诚，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为了每个数字的正确、每个方案的完善，这位已经六十八岁的老专家几乎每天都往工地跑。按说，像他这样经验丰富的专家，只要看看图纸就能判断出大概，但他非要精益求精，非要绝对准确，非要亲眼目睹。
  那工地可不是在陆地，都是在海上！连跟随着他的司机都看着心疼，这么大年纪的人怎么工作起来就跟个年轻人似的？
  过度的劳累使他的虚火上升，他的嘴角总是烂着的。有一次，外国的一家电视台来杭州湾跨海大桥拍纪录片，想采访他，他幽默地指着自己的嘴角说，你看我这个样子能上电视吗？
  老外只得笑着作罢。
  然而毕竟不是年轻人了，终于出了一件不幸的事。
  那天大潮，交通船随着潮水大起大落很不稳定，他正要上岸，一脚踏空，扑通一声掉进了大海。
  幸亏他穿着救生衣，脑子也很清醒，立即浮了起来，船上的人急中生智将救生绳子与竹篙一齐抛给他，七手八脚将他拖了上来。
  这实在太危险了，如果一旦被潮水吸入船底，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大桥指挥部的领导们火速赶来了，同事们也迅速赶来了。
  不幸之中大幸呀！人人都为此捏了一把汗，有人庆幸：林总人好呀，为大桥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好人有好报。他也心有余悸，一个人跑到浙东名刹天童寺，在森林公园的大石头上静静地坐了半天，想了半天。他后来对我们说，那天，他想得最多的是，他该怎样报答这些救了他的人？怎样报答大桥？
  命是保住了，但受了惊吓后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他不得不忍痛放下心爱的工作，告病回家休养。
  也许他怕自己再也回不了杭州湾工作，一向认真的他给总指挥写了一封辞职信。很快，他收到了王勇批转的信：
  您是我们的有功之臣，大桥永远不会忘记您。在大桥建成之前，您始终是我们大桥的人！
  这是总指挥对他工作的肯定，也是历史对他的肯定！
  我们是在他武汉的家里采访他的，那天，他的嘴角还是烂着的。我们笑问：为什么还这么累呀？现在您应该好好休息了吧！
  原来，他还是不肯闲着，他正在将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那些技术资料汇编成书。而更巧的是，我们需要的材料他都已整理完毕。
  因此，这成了我们采访中最爽的一次——他随口报出数字，同时将那些让我们云里雾里的数据、表格，从他的笔记本电脑中，直接一一输人
  我们的U盘，省却了许多记笔记的工夫。
  他已经编写了十万字，他的计划是要写成一百万字的书。
  那里记载的都是他与其他许多专家、学者及工程人员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极其宝贵的经验——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史无前例，不能光靠技术人员拍脑袋，有许多时候得“摸着石子过河”，有时实在太危险了，就得绕着走，而这一切，都在他的著作里得到详细的记载。
  “杭州湾跨海大桥太丰富了，这是一笔难得的财富，我们要好好总结它！”他感慨万分地说。
  我们相信，那将是中国桥梁史上的一大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