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艰难而巧妙的融资机制。
  杭州湾跨海大桥另一大亮点是民营资本大举进入，这是中国民营资本参与的第一个最大的基础性项目，许多故事由此产生。
  银行资金突然冻结，工程资金链面临断裂，市长拍案而起，真朋友关键时刻力挺，可谓一波三折，惊心动魄。
  融资百家记者VS大桥
  让我们的目光再次回到令人振奋的2003年6月8日。
  这段日子，是大桥举世瞩目的日子，也是中外记者们最忙碌的日子——要知道，这座全长36公里的大桥，建成以后，它将超过美国切萨皮克海湾的跨海大桥和巴林道堤桥等世界名桥，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许多报刊及网络纷纷辟出大幅版面，报道这世界第一桥。
  6月7日，杭州湾跨海大桥奠基新闻发布会在宁波新兴大酒店举行，总指挥王勇成了众多记者的聚焦点。
  第一个发言的是来自日本共同社的记者，他对杭州湾跨海大桥“世界第一”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在日本，明石跨海大桥也称是世界第一，那么，杭州湾跨海大桥与日本明石大桥的第一之争究竟如何解说呢？
  王勇笑吟吟地回答：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第一与日本明石跨海大桥的第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日本明石大桥是一座十分美丽的跨海大桥，和杭州湾跨海大桥不同的是，明石大桥属于单跨大桥，它的单跨长度为世界之最，达到1991米，而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第一是长度第一，它将是目前世界上跨海距离最长的桥梁。
  ——总指挥这个很有策略的回答让远道赶来的日本记者十分满意，他心平气和地坐了下来。
  紧接着的《人民日报》记者的提问颇有深度：
  与上世纪世界上其他著名的跨海大桥相比，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先进性表现在哪里？
  王勇回答：
  主要体现在：一、设计使用寿命为一百年，据我们了解，这在英美等国也是罕见的；二、大桥结构设计与景观设计同步，而国外基本上是先结构设计再景观设计；三、在施工工艺上，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梁上架梁最重达1430多吨，是世界上最重最长的预制件；四、在管理上，从施工到运行的一百年间，将以数字化方式监控大桥质量及运行，这是它的先进之处。
  ——随着这个重要问题的专业性回答，会场上响起一片刷刷刷的笔记声。
  后面的提问越来越活泼了，许多记者对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理念表示了强烈的兴趣，总指挥的回答也越来越放松。
  记者：为什么杭州湾跨海大桥采用“长桥卧波”的设计理念？
  王勇：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设计，我们首先采取了浙江、上海、江苏的吴越文化观念。在桥型上，设计者采用了西湖苏堤的形态，集交通、观光于一体。为兼顾杭州湾水文环境特点，“长桥卧波”的设计将大桥平面勾勒成S形曲线，优美、活泼的桥型让司机和乘客在行车、坐车时产生愉悦心理。这也是一种科学的要求，直段不能太长，否则司机会产生视觉疲劳，容易出事故。其次，通航孔桥的桥轴线应与航道的主流正交，以减少建桥对水流的影响，保证船舶的安全。
  记者：据说杭州湾跨海大桥中段设有海中平台，这座平台有挡潮的危险吗？
  王勇：我们在离南岸14公里处的一个本来就有沉积的淤滩上建一个像东海石油平台一样的海中平台，施工时，作为南北接点，便于物流。施工结束后，平台将成为集救援、观光、休闲于一体的桥中转运站。这个平台将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平台上还建观光塔，风和日丽时，南可望慈溪庵东水路湾村的桥墩，北眺海盐郑家埭。由于平台是由许多桩基支撑的，下面过水，所以这个平台与潮流无关。
  记者：看过《真实的谎言》的观众一定记得影片里车子从跨海大桥翻到海里的惊险镜头。杭州湾跨海大桥是目前世界上跨海距离最长的桥，那么今后大桥上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该怎么处理？桥上的车子会像电影里那样翻到海里吗？
  王勇：在大桥的设计中，虽然是双向六车道，但每面都保留了一个3米宽的紧急停车带车子发生故障后可以紧急靠边停泊。在桥上每隔5公里还设有一个，掉头区，平时不开放，发生特大交通事故的时候才启用。此外，在大桥中央的海中平台，除了紧急救助等功能外，还想开辟直升机紧急起降点，以备紧急情况使用。
  ……
  同时，记者们也问了不少敏感的问题。
  大桥投资是否还会再增加？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前段日子媒体中出现的大桥总投资的数据有四个：最早的64亿，2002年初的87亿，2002年10月的107亿，而现在公布的是118亿。大桥的建设周期是五年，这是个不短的时间，大桥的资金还会再增加吗？
  绍兴的杭州湾通道是否对大桥的车流量有影响？
  ——这始终是新闻记者们热衷报道的问题。我们在上文已经说到“两桥之争，”我们在后面将再次提及这个问题。
  嘉兴港是否会被宁波、上海完全“湮没”？
  ——当然，这个问题是由嘉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洪涛回答的。
  作为嘉兴市的领导层，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对记者们肯定更有说服力。
  王洪涛显然有备而来，回答起来胸有成竹：
  嘉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港口能取代上海或者宁波港，同样，嘉兴港的作用也不可能被两个港口所取代。嘉兴人很清楚嘉兴港只能是上海或宁波港的配套港。在大桥建成以后，嘉兴的地位将更加特殊，成为浙江新的交通枢纽。嘉兴港将向宁波或上海输送集装箱货源，哪里运价低，线路短，货物就往哪个港口流送。由于嘉兴内河水网发达，目前内河集装箱运输十分红火，运送量从原先的几百标箱飙升到现在的6000多标箱。如果不计较时间，内河集装箱运输将是最便宜和最适合嘉兴港大力发展的。
  几乎与此同时，作为大桥初步设计的总体设计单位——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的设计负责人王仁贵教授也成了媒体采访的热门人物。
  怎样抵挡会喷火的海底沼气？
  龙卷风会影响大桥施工吗？
  大桥会不会破坏钱江潮？
  为什么不建海底隧道？
  桥墩能承受多大撞击？
  大桥遇袭如何护身？
  大桥施工会不会影响海洋生态？
  ……
  面对暴风雨般的提问，一向老成稳重的王仁贵笑呵呵地一一作答。
  我们也许还记得，当初，就是他，不敢将设计好的方案公布于众，还是总指挥王勇一再做工作，他才忐忑不安地拿出来。
  想不到就此一鸣惊人了呢！
  更想不到因此拿下了这个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大项目！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机遇吧。时至今日，王仁贵想起来还有点恍如梦中。
  当然，在所有的新闻媒体的提问中，最尖锐、最热闹、最集中的是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资金来源。
  不错，这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但是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世界第一了：已经在建的上海环球金融大厦是世界第一高楼，已经在运营的上海磁悬浮高速列车是世界第一辆磁悬浮列车。
  所不同的是融资渠道。
  第一高楼资金来自日方投资。
  上海的磁悬浮列车资金来自八个国有大企业集团的共同投资。
  而杭州湾跨海大桥则由很多民营企业参与投资。在118亿元的总投资额中，民营资本占到了50％以上，这50％资金由十七家民营企业组成
  的六个投资公司投入。
  这是民营资本参与的中国第一个最大的基础性项目。
  它是新形势下一种新的经济合作模式的探索，无论是政府，无论是民营企业家，无论是媒体，大家都在摸着石子过河。
  许多故事也由此产生。
  市长承诺引出的投资热潮
  从大桥建设的第一天直至今天，许多人都曾经表示好奇：为什么大桥要动员那么多的民营资本进入呢？是宁波的市财政资金不够，还是宁波市政府的观念创新呢？
  其实，一切源于张蔚文市长的一个承诺。
  当年，张蔚文市长为了能让杭州湾跨海大桥顺利立项，带着一批人，使尽浑身解数，四处奔走游说。当时，全国都在大上基础性项目，上级有关部门明白，手里捏着的笔一旦落下来表示同意，紧跟着的就是一连串含金量极大的圈圈去配套，那是在20世纪末，对这么大数目资金的项目毕竟顾虑重重呀。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张市长表态，只要你们批下来，我们不要国家投一分钱！
  这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了吧。我们揣想，后来大桥项目的终于批下来，与这个承诺不是没有一点联系。
  项目批下来的时候，张市长已经调任了。接任的是金德水市长。金市长年轻气盛，虽然也知道前因后果，但心想这么个举世瞩目的大项目，国家怎么能真的不出钱呢？按国家规定，补助总该有的吧。于是亲自跑到北京去争取。
  人家笑嘻嘻的，却毫无商量余地：“你们张市长说过的，只要批下来，不要国家一分钱。”
  一句话将金市长顶回来了。
  我们不清楚这位金市长是否知道张市长说的“不要国家一分钱”与后来北京有关部门所说的“不要国家一分钱”是两个概念，反正，他回来后就打消了向国家要钱的念头，决定自行解决。
  怎么解决呢？当时的选择很多，政府投资的公司很多，可以全部由国有企业买单，也可以走民间集资的道路。
  张市长曾经说过：“宁波的民营资本很发达，我们可以走民间集资的路子。”
  张市长敢于说这句话是有原因的。
  其一，当时浙江民间资本的投资高潮正风起云涌。
  在浙江，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并不是新鲜事。
  请看一组来自媒体的数据：
  温州市近几年来共完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37亿元，其中100亿元来自民间资本。绍兴市几年内投入180亿元用于建设城市广场、污水处理工程、城市门户改造等一大批城市基本设施，政府财政性资金投入仅占10％，其他资金都通过市场化运作手段获得，民营资金占了很大部分。
  民营资本不仅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而且开始“上天入地”。2002年8月均瑶集团出资1.26亿元在新组成，的东航武汉有限公司中占有18％的，股份，成为国内首家入股航空公司的民营企业。2003年1月，中国民航总局又批准均瑶集团斥资6亿元购买宜昌机场，成为国内民营资本投资民航业的试点，首开国内民企收购机场先河，被人们称为“均瑶包天”。
  同年3月，温州民营企业家张朝荣以每年800万的价格买下湖北十堰市公交总公司十八年的经营权，又一次成为全国媒体瞩目的焦点。
  被称为“朝阳事业”的旅游项目中同样活跃着浙江民间资本。宋城集团投资35亿元兴建“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万向集团投资8亿元开发千岛湖旅游景区，开元集团投资淳安县城的半岛景区。
  一向被视为禁区的金融业也活跃着民营资本的身影。
  以下一组数字则是浙江省计委的统计：
  2002年，全省社会投资总额为3458亿元，比上年增长24.9％。
  其中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非国有投资达到2316亿元，是1981年的126倍，年均递增27％超过了浙江省2000年全社会投资总额，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历史性地，达到了67％。因此，有专家说：浙江民间投资已接近“三分天下有其二”，浙江民资已经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因。
  这一形势与浙江省委的引导有关，就在2003年，浙江省政府发布《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意见》，对民间投资给予鼓励与扶持。
  它体现了政府一个重要的理念：政府不与民争利。
  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明确表示：
  “民营经济是浙江的优势。杭州湾跨海大桥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在国有资本唱主角的稀缺领域和传统垄断行业，民间投资不仅进入而且占据了半壁江山，今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向民间投资的大门将更加敞开。”这样的大气候无疑给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融资很大的启示。
  其二，宁波是一座充满爱心的城市，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宁波的企业家历来重视公益事业。
  先说那座让宁波人引以为傲的灵桥的建造过程。
  姚江、奉化江、甬江——三江汇流是宁波的独特风景，但也是个天然的屏障。这个屏障随着时代发展成了交通阻隔。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坐视不动，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宁波商人自动发起民间筹款，建造灵桥。
  当时预算出来，竟要70万大洋，这可是笔巨款呀！但这么巨大的款项竟然由热心的宁波企业家及上海的宁波帮全力支持解决了——本地的企业家承担30％，上海的宁波帮承担70％。硬是凑足了款项。
  灵桥，是宁波用民资建造的三江口第一座大桥。也正因此，说起灵桥，宁波人总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同样，那座新江桥的建造也记录着宁波人的爱心。
  1862年，英国商人台弗看到江北与中心城市两岸相隔交通不便，觉得有利可图，于是出资架设了一座木质浮桥，然后向过往百姓收四个铜板“过桥费”。商人重利轻义，造桥为民是借口，收过桥费是实质，因此他在建造时只求省钱，浮桥质量很差，终于在第四个年头造成惨案。
  那一天，老百姓为了迎神急着要上大桥，面对汹涌而来的人群，英国商人不采取任何应急措施，却依然慢条斯理地收费，甚至无理打骂，结果造成交通堵塞人为拥挤，桥身不堪重负突然断裂，四百多人同时落入江中丧生，成了震惊全国的特大惨案。
  更可恶的是，造成此惨案的罪魁祸首英国商人台弗等人，不但不事抢救，还站在桥头看着落水的老百姓拍手大笑。
  看着中国人受欺凌人人悲愤交加，有热血企业家拍案而起，集资16000大洋，从外国人手中赎回了新江桥的主权。从此扬眉吐气，废除了“过桥费”。
  如今，我们有着更多热爱家乡、志愿投资建设的企业家，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走民营投资的道路呢？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收益。
  正如许多媒体所报道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预期效益很好，有专家预测，大桥投资十多年就可以收回成本，按照一般所拥有的二十五年的收费期计算，光大桥的过桥费就可以让投资者赚个盆满钵满。
  据分析，从交通流量调查预测，到大桥建成的2009年，车流量将达5.2万辆，2015年车流量将达8万辆，2027年车流量将达9.6万辆。按每辆55元收费计算，大桥财务内部收益率在税前和税后分别可达8.03％和10.1％，按投资回报期14.2年计算，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些数字对读者来说也许显得过于枯燥了，但是对投资者来说，它却是鲜活的、生动的，每一个小数点都充满着诱惑力。
  而且，这还不算附加值呢。除了过桥费，大桥建成通车后还将形成另一块收益——我们且称它为“大桥经济”——加油、车辆维修、餐饮等，以及与上海直接连通带来的周边土地增值、就业增加、商机增加等。看来，可以给投资者带来的回报多多呢。
  因此，当许多民营资金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时，蕴藏着勃勃商机的杭州湾跨海大桥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投资机会。
  2001年7月23日，宁波市杭州湾跨海大桥发展有限公司创立暨首次股东会议在慈溪市杜湖山庄郑重举行。30个亿，分配给宁波的为27亿元，宁波再将这27亿元按比例分给各家业主，分六年逐步到位。
  2001年8月，代表宁波方90％股份的宁波市杭州湾跨海大桥投资开发发展有限公司成立。9月，宁波方与占10％股份的嘉兴方组建了宁波市杭州湾跨海大桥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方的投资公司由三家组成：
  宁波交通投资公司股份为45％。
  雅戈尔公司股份为45％。
  以浙江海通公司为主的五家民营企业组成的慈溪建桥公司占股份10％。
  这就是日后举世瞩目的大桥民营投资的雏形。
  很顺利，很爽快。
  然而，我们不得不看到，在美好愿望下握手合作的政府与民营企业，
  在大桥建设长长的五年中，不可避免会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利益之争。那天，当几家业主与大桥指挥部成员围坐一桌高高兴兴举杯庆贺时，无论是总指挥王勇，无论是分管融资的副总指挥金建明，无论是在座的民营企业家，或许都没有想到，从此他们会很不情愿地成为全国媒体乃至全世界媒体追踪的热点。
  雅戈尔“变脸”
  第一场风暴来得悄无声息。那就是雅戈尔的变卦。
  谁不知道雅戈尔呢？当我们打开网站，键入“雅戈尔”这个字眼后，跳出来的信息竟有上千条。这个由知青出身的李如成被称为“令人尊敬的中国男人”。三十年前，他用2万元知青费起家，在用旧桌子、剪子、小板凳拼凑起来的戏台地下室，让服装硬是走出了一条国际化的路子。他的企业目前自有资产已超过30个亿，成了国际知名品牌之一。连一向清高的“老谋子”张艺谋都亲自为它拍过电视文化宣传片，称它为“神剪雅戈尔叔叔”。
  这样的企业当然是宁波的宝贝，尤其是在同样知名的服装企业杉杉总部迁址上海后，它在宁波受宠的程度更是大大提高。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当宁波要造杭州湾跨海大桥时，雅戈尔率先热情地找上门来，向张蔚文市长提出要求入股，而且很快将第一笔资金打入账号。这是2001年的7月。
  但是，不久就听到了雅戈尔变卦的消息。最初的消息倒是香港的一位记者朋友告诉我们的，他当时在宁波采访，已经听到了杭州湾跨海大桥股权将要变更的内幕消息，意在向我们证实一下消息的真实性。
  当然，很快就被证实这个消息是真实的了。
  在打入第一笔资金后不久，李如成又多次找了有关领导，提出大桥投资能不能由雅戈尔控股，还有冠名权，希望将杭州湾跨海大桥命名为“雅戈尔大桥”。
  雅戈尔要在全世界打个大广告，而且是个永久性的百年大广告。
  无疑，雅戈尔此举给宁波市领导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先说冠名权。作为一家企业，李如成很注意提升自身形象，稍稍留意一下，我们就可以在宁波处处看到雅戈尔的痕迹：雅戈尔大道，雅戈尔体育馆，雅戈尔动物园，连服装节晚上出钱放个焰火，也命名为“雅戈尔之夜”。这一切都无可非议，就像我们不少港商捐钱给某个学校，然后就会将这学校校名改成他自己或者他哪位亲属的名字。
  但是，这座大桥能如愿以偿地命名为“雅戈尔大桥”吗？
  这可能不像出多少钱放个焰火那样简单，你搞个“雅戈尔之夜”，火树银花不夜天，放过也就过了，万人抬头乐一乐也就值了，就像中央台《新闻联播》前的广告一样。而这座大桥，它涉及的内容太丰富了，它是宁波人的百年梦想呀！哪个领导敢为了钱，将它的冠名权轻易卖了？
  其二是控股的要求。
  我们已经知道，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投资是由好几块组成的，既有民营也有国企。民营投资虽然占的比例不少，但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国企。而国企的后台还是政府嘛。
  为什么要以国企为主？
  当时宁波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想法倒是很现实：怎样对保证大桥顺利建成有利就怎样做。
  我国可是第一次造这么个世界第一的大桥，它绝对不会是轻而易举的，谁也说不准会碰到多少困难。当泰山压顶时，一个民营企业，不管你多么有名、多么有实力，但关键时刻你的影响力、协调能力，都无法与政府相比。更何况，当时大桥还是在紧张的审批阶段，如果将所有难题都交给一个民营企业去完成，能成吗？
  而且，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呀！如果我们失败了，造成的不良影响不仅仅是不利于宁波，而是中国！
  事实证明，宁波市委、市政府的考虑是正确的，在长长的五年建桥过程中，碰到了许多矛盾，还真的是因为有了政府这一坚强后盾才力挽狂澜。
  ——其实，这两个要求，当初雅戈尔在入股时就曾向张蔚文市长提出。当时就被张市长否决了。张市长明确告诉他，这与雅戈尔体育馆、雅戈尔大道不一样，不能冠名也不能控股，国家重点的大型基础性建设项目必须由政府控股。
  雅戈尔在与政府商谈未果的情况下，选择了撤退。
  2002年3月，就在第二次股东会之前，李如成正式向王勇及金建明提出：雅戈尔公司投资经营决策调整，如果项目不是由雅戈尔控股的，都要收回投资。或者，已经投入的继续投，其他的不再增加。
  从一个企业赢利的角度看，这应该是一次成功的资金转移。当时，全国房地产风起云涌，雅戈尔也涉足其中，谁都知道这是个高利润行业。投身其中的，你要想不发财都难。
  那么，雅戈尔后来有没有后悔当时的撤退呢？也许有。但是，机会一旦错过了，就永远地错过了。
  事后，已经调任省里的张蔚文市长知道了雅戈尔的撤退，他说这在他的意料之中。
  作为一个深思熟虑的市政府最高领导，张蔚文对市内的大企业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当初雅戈尔选择人股时，他就断定它不可能长期稳定。
  大桥指挥部很快同意了。
  于是，时隔半年，雅戈尔从轰轰烈烈的45％股权的最大股东戏剧性地退而成为持股4.5％的最小股东。转让给以方太集团茅理翔为代表的慈溪兴桥投资公司3.7％，给以罗立国为代表的慈溪天一公司7.41％，给以更大集团为代表的余姚杭州湾跨海大桥投资有限公司3.7％，以海通为首的慈溪建桥公司又接盘12.83％。
  浙江的著名民营企业宋城集团持股17.3％。
  因此，2003年6月，当大桥奠基时，宋城集团成为持股最多的民营企业，好好地风光了一番。
  先市内再市外，先省内再省外。这是大桥指挥部的一个原则，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宋城集团胃口很大，要求持股20％以上。大桥指挥部经过慎重考虑，唯恐出现第二个雅戈尔事件，产生负面影响，还是坚持了分散持股的原则。
  ——不得不佩服指挥部有先见之明，不出所料，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内，果然又风云突变。
  第一次股权变更，没有给宁波投资公司的总经理金建明带来太大难度，相反，他很快就作出了调整。他对我们乐观地说：“原因之一，宁波交通投资公司很有实力，随时可以接盘；其二，民间资本很活跃，当时有许多人看好大桥这个项目，那段日子，有很多人前来洽谈，北京的、东北的、广州的、香港的等，而且，宁波的余姚、慈溪块状经济发展很好，有不少企业都表示想投资大桥。”
  归根结底，还是大桥自身的效益要好。不是有个说法吗？人总是同情弱者，帮助强者。对弱者，我们会一掬同情之泪，给予赞助，但真正要做大事业，强强联合，人们找的还是强者。
  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个“强者”。
  因此，有眼光的人都愿意找它。
  还有不可忽视的重要的一条：投资杭州湾跨海大桥有着无可替代的广告效应。
  早就有人开玩笑地说过：杭州湾跨海大桥是张名片呀！这是无形资产，民企老板能够在名片上印上它，就是很大的广告。慈溪就有一家企业老板得意地告诉记者：就因为他是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股东，他谈成了好几笔大生意。人家一听你是大桥的股东，二话不说就签约。大桥有信任度嘛！
  不可否认，也因此鱼龙混杂，有些企业就是冲着不花钱做个大广告的隐秘目的来的。这些人很精明，他也许进来的那一刻就想着要出去，也许他要的就是在这出出进进之中赚一个大桥的轰动效应。
  你不得不承认这就是社会的现实呀！有些人、有些企业，认为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赚钱，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赚钱。在商言商，也许无可指摘。
  然而，这仅仅只是一家公司、一个人存在的一种理由、一种结果。虽然很重要，但并不是最有价值、最主要的理由与结果。
  大桥指挥部能乐观地对待第一次股权变更，还在于雅戈尔在处理这件事上比较得体，比较能顾全大局。虽然不少媒体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据我们所知，李如成却没有公开对媒体说过不利于大桥的话。我们到网站上翻检，发现只有几条比较中性的消息。这或许是因为李如成大气，或许是因为毕竟是宁波成长起来的企业，对家乡的建设总有一份感情。在长长的五年中，雅戈尔作为大桥最小的股东，自始至终平和地参与着大桥股东们的各种活动。
  总之，第一场风波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平稳地过去了。
  别开生面的股东会
  俗话说，人多好出力。资金的问题倒是解决了，但如何将这么多颗心拢在一起，则是新形势下的新课题。因此，这股东会怎么开就成了人们好奇的话题。
  让我们走进2004年3月30日。
  正是春光明媚的日子，杭州湾跨海大桥发展公司召开了第四次股东会暨一届五次董事会。会议是在杭州乐园的水上会议中心召开的，东道主是宋城集团。会议安排得富有艺术性，一种轻松友好的氛围亲切地弥漫在这别致的会议厅里。试想，当你置身于四周环水的茅草编织成的屋顶下，围坐在原木制作的大会议桌前时，一个严肃的会议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了。
  会议开始之前，董事们已陆续到来，喜欢亲近水的人是从水上坐游艇过来的，爱好绿色的人则是环湖半小时散步过来的。大厅的一侧放着十二幅关于海中平台的图片，这将是这次会议的内容之一。许多董事都很感兴趣，围绕在那些图片面前议论着。
  停车场要多大？500辆。
  不够，要1000辆。
  投资要追加多少？1个亿。
  不够。起码要3个亿。
  这场热烈的讨论直到金建明宣布会议开始时才结束。
  那天，大家所熟悉的金建明不是以副总指挥的名义，而是以宁波市杭州湾跨海大桥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名义端坐在主席台上。这位精明的总经理虽然身兼多个要职，最重要的却是关于资金筹集与纪委书记——这是很有意思的组合，把钱筹来，然后管着你不许你乱用。
  首先是他做工作报告——大桥指挥部每次开会，大会的准备工作总是做得一丝不苟——他一边说，一边放录像，让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外行都对2003年的工作及2004年的打算一目了然。接着是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处长严宏军做了一大串关于财务方面的说明。
  股东们一个个聚精会神地听着，或看文件，或看录像，不时记录几笔，有时还悄声交换几句。来的人一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理财精英，对数字特别敏感，可别小看了他们。
  发言开始了。第一个发言的是大股东宁波交投公司的董事长，他首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建设之初，成立了两家公司，现在，还有必要保持这种运行模式吗？能否将两家公司合二为一？
  他的建议立即得到方太集团代表的赞成：资本运作要成立一个部门，最合适的是一个声音对外。公司的合并最好能在今年底明年初完成。
  宋城集团老总黄巧灵关心的是海中平台的建设，这个以旅游业为主的老总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商机，他提出的设想顿时引起许多股东的兴趣。慈溪建桥集团是由五个股东组成的，他们的代表陈龙海关注的热点与其他股东又有所不同——投资时间能否缩短？资金是否会超支？海中平台的投入与回报的比例将是多少？
  嘉兴的代表最后发言，对几个报告表示同意。
  我们始终等待着总指挥王勇的讲话——股东会，换一个说法，也像是新闻发布会，股东是满肚子问题的记者，你这总指挥就是新闻发言人，你必须实事求是又不失机敏地回答股东们提出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并使他们满意。
  王勇出场时满面笑容、从容不迫，颇有当年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朱穆之的风度。
  “我想讲两句话。”他说，“第一句话，去年11月14日，大桥打下了第一根桩，这是股东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家的资金在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全部到位，完成了两次增资扩股工作，这一投资模式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模式。对此，向各位股东董事、监事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家热烈鼓掌。总指挥是在打心理战呢。人总是在寻求着自我肯定，他这一番话说得到会者一个个打心底里熨帖。
  “第二句话，请各位股东放心，大桥指挥部将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将大桥建设好，我们要将对国家、人民、股东的责任一致起来，要确保资金安全。我们已经规定，一律不对外担保，银行开户要经过集体讨论，对所有工程监管的资金运作决不拖欠，每个季度对资金进行内部审计。”
  ——股东们一个个面露微笑。是的，资金安全，这是他们最关心的；大桥的资金运作至今，已节省了7个亿，这也使他们满意。
  那么，能提前吗？能争取提前竣工吗？这几乎是所有到会者共同的愿望。
  “当然，大家都希望施工时间缩短，交通部批的是五年，然而，五年是什么概念？根据杭州湾的气候条件，每年只能施工一百八十天！还有许多技术难关需要攻克。杭州湾的海底出乎意料地复杂，这里打桩，那里的天然气就冒出来了，这可是世界造桥史上没有碰到过的大难题。现在，只能是一边打桩，一边放气。还有，2200吨的梁要架上去，这么大的吊装船还没地方造呢，就在开会前一天还在与浙江船厂协商呢，人家说没电我怎么造，我们的副市长余红艺保证：我给电。但是，我现在不能说提早一年或半年，这拍胸是吹牛。我心中的目标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之前。”
  ——所有听着的股东又一次频频点头。在座的都是实业家，都知道做事的艰难，能提前半年，很不错了。
  概算会不会超？
  王勇说得更坦率：“我们国家是第一次造这样的大桥，概算中的参数是不够正确的。
  “譬如架这个梁，是前所未有的，谁能预先估算正确？譬如打桩，一般的长江上的大桥桩与杭州湾跨海大桥桩就不一样；由于杭州湾自然条件不同，动用的船舶设备也不一样；现在我们定的设备施工定额是套用长江上的定额，真正在海上施工定额是多少谁也不知道；还有价格因素，这几年，材料涨了，钢材、水泥都在涨。因此，正确的概算还无法定下来。
  “我们现在是要打响这个‘世界第一’的品牌，用它生钱。”
  ——总指挥的大智大勇在这一句话里再一次得到体现。
  最后说的是海中平台。这是牵扯着许多人心的一件大事！
  “我本人认为，坚决要搞，因为类似的大桥还会有，但类似的海中平台不会有了。建成后有没有效益？我认为，越是搞得高级，越是有效益。我有三个方案，一是所有的股东共同投资，重新立项，收益共同回报；二是如果股东不一致，先由内部组成新的公司投资管理；三是所有股东反对的话，向社会征求投资方。”
  他笑着，补充了一句：“如果我有钱，我肯定投。”
  这句话将全场说笑了，也将七上八下的心全拢起来了。
  “一旦开工，没有回头箭，各位股东，资本金可要及时到位。”
  这幽默的一声吆喝，竟是这次别开生面的股东会的结束语了。
  但是，杭州湾永远不会风平浪静，另一场更大的风波正在悄悄地酝酿着……无论是王勇、金建明，还是在座的十一名股东，都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绍兴大桥启动再次风波迭起
  还是在2005年大年初一时，我们到大桥指挥部去采访，曾与正在值班的副总指挥方夏平有一次意味深长的聊天——几乎每年的大年初一，总指挥王勇总是赶到北岸与工人们一起过年，而这位二把手则总是坐镇南岸值班——那天，这个颇有风度的副总指挥若有所思地说出了一句惊人的话：现在大桥的建设太顺利了，顺利得令人担心。这么大的工程，似乎不可能这么顺利。有点什么小事才是正常的，没有事是不正常的。
  不知道方夏平当时有没有意识到，他说的是一种哲理，也是一个规律。我们常常祈祷平安无事、一帆风顺，但是这只是世人的美好愿望，世界是如此的飞速发展、如此的多姿多态，变化与困惑并存，规范与活力互补，增长与问题相拥，这么个举世瞩目的大桥，不弄出点响声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说这句话是在2月9日。没想到不到二十天，让你烦心的事情还真的说来就来了。
  3月1日，新华网浙江频道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翟宇的文章，题目是触目惊心的：
  谁动了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奶酪？
  文章的第一句话也是耸人听闻的：
  作为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指挥部的总指挥，王勇怎么也没想到这座总投资预算107亿元（后追加到118亿元）的大桥开工未满两年，在相隔仅50公里左右的绍兴市上虞沽渚，绍兴杭州湾跨海大桥已在加紧准备之中。
  ——文章中说的绍兴杭州湾跨海大桥就是我们在前文说到的嘉绍高速公路的一部分，被称为“绍兴通道”，总长69.23公里，跨越杭州湾的桥体部分为12.32公里，预计总投资达93.5亿元。
  文章又耸人听闻地说：
  绍兴通道一旦开工，将构成与杭州湾跨海大桥“分利”的格局，此前，杭州湾跨海大桥预定的每年10％的收益率将大打折扣。
  作者说得有道理吗？当然有。这就像本来这条街上就你开了个酒楼，现在，突然有人在你的对面又开了一家饭店，你有没有压力？
  但是，作为大桥总指挥的王勇，并不是如文章所说，没有想到过这类情况的发生，其实从他接任大桥总指挥的那一天起，他就早有思想准备——这个沽渚大桥并不是今天才从水里冒出来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开工前十年，拉锯似的，不就是在争论这两座大桥谁先上谁后上吗？这只是前一场讨论的继续，不过是更为理性、更为现实的一场讨论。
  他是个很沉得住气的人，看到报纸后，没有特意去向市长汇报，而是在一次开会时顺便将这份报纸带去。
  这时候的宁波市市长已经是毛光烈了。
  毛光烈市长一看报纸就笑了起来：
  “我们早就看到了，不告诉你，是怕你紧张。”
  两者想法竟然如出一辙，王勇也笑了：
  “我不紧张。”
  是呀，生活就像杭州湾不断翻滚的浪花，各种变化时时都在发生，清醒的领导者必须始终保持一种竞争的状态。
  但是无论是毛市长还是王勇，都忽略了一点：媒体的影响有时大得出人意料。很快，在社会上传开了种种猜测。
  有人忧虑：绍兴大桥要先上，车流量要各分一半，我们大桥的效益不好了。
  有人放冷风：大桥没戏，民营资本要撤资了。
  也有人乘机说大话：大桥由政府控股，办事不透明，浪费大，他花1个亿办的事，我800万就能拿下。
  其中有些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先是由网上及有关媒体传出消息，说绍兴通道将在2008年先于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紧接着3月31日《浙江日报》报道，2005年绍兴市将175亿元投向嘉绍高速公路等一批重点工程项目。
  然后，几乎同时，由省交通科学研究院上报的绍兴通道的“工可”报告中一个耸人听闻的预测在迅速传开：到2008年，杭州湾跨海大桥、绍兴通道的车流量将分流各半左右。按照他们这个算法，到2008年，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车流量从原“工可”测算的4.8万辆将降到2.8万辆。
  虽然当时的绍兴通道尚未立项，按照国家的基本程序，还有着长长的路要走，根本不可能在2008年建成，但是媒体的报道及权威部门的报告还是在人们心里掀起一场不小的冲击波。
  当时，最大的民营投资商宋城集团的资本金除了刚开始接盘时打入的5000万元外，再没有注入新的资金，2004年下半年应该到位的9000万元资本金再三催促也没有到位。
  他们明确向大桥指挥部提出撤资。
  宋城的“躁动”
  如果说，在那一场风暴中，绍兴大桥建设的再次提起是个导火线，那么，我们可以说，宋城集团的撤资，是当时的风暴眼。
  宋城集团为什么撤资？
  应该说，当年，宋城集团是以欣喜的心情投资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当它在参与投资建设大桥的十七家民营企业中，以17.3％的股份夺得“头把交椅”时，董事长兴奋地向媒体坦言，他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宁波市政府让民间资本进入国家重特大型基础建设工程的魄力这么大，二是没想到能让一家外地企业在股权中占了“龙头”地位。
  但是，几乎是与他作出参与投资大桥的决定一样快的速度，他又作出了撤资的决定。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大环境有了变化。宋城集团作为一家以房地产为主的民营企业，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形势下，银根抽紧，与许多房地产公司一样，宋城的资金周转发生了困难。
  其二，就在他们接过雅戈尔撤出的大桥股份后不久，他们的一条豪华游轮“奥丽安娜”号在大连遭遇台风沉没，迟迟没能理赔，经济损失不小。
  其三，杭州市政府主办的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会的重头戏压在他们肩上，许多由他们完成的配套工程更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投资。
  应当说宋城集团的实力尚算雄厚，他们囤有不少土地，但是土地不能一下兑现，远水救不了近火。在世界休闲博览会和杭州湾跨海大桥这两个项目中，你只能忍痛放弃一个。宋城集团毕竟是以旅游业起家的，它必然选择保留世界休闲博览会。
  宋城集团负责大桥项目投资的副总裁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曾用“忍痛割爱”四个字表达了放弃杭州湾跨海大桥股权的心情。
  她说：宋城是世界休博会主会场的主要承建单位。为了迎接2006年在杭州举办的世界休闲博览会，总投资高达35个亿。杭州湾跨海大桥和休博会都是好项目，对于企业而言都难以割舍。在资金有限的前提下，两相权衡，舍弃一方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我们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我们曾在董事会议上碰到过她，这是一个能干的女子。宋城撤资后前来接盘的中钢集团也是经她热心牵线搭桥，而且，当时她的第一设想是不让出大桥股权，宋城做二东家，让中钢做宋城的投资人。此举当然被聪明的中钢集团拒绝，没有人愿意出钱买个炮仗让别人放。
  若是大家都说真话，这个世界也许就会少许多是非争端。然而，正如巴金老先生所说，说真话难呀！出于形象需要，几乎没有一个企业愿意承认自己资金紧张，因为这会给企业带来不可设想的后果，甚至灭顶之灾。因此，宋城老总对外依然宣称宋城集团不存在资金欠缺的问题。
  既然资金不成问题，那么，按照媒体顺理成章的解说，或者是你们的合作有问题，或者是你对大桥的投资项目不看好！
  ——与当年雅戈尔采取的低调做法不同，宋城采取的是另一种方法。
  当年，大桥指挥部为了大局，虽然对此有所耳闻，但还是采取了场面上大家都过得去的说法，时隔多年，现在可以解密了。
  先让我们来看《上海证券报》2006年2月7日记者徐璎的文章《黄巧灵直面失误：我是个幸存者》，摘录如下：
  ……
  失误三：“躁动”下投资杭州湾跨海大桥
  去年5月，杭州湾跨海大桥民企第一大股东宋城集团撤资的消息有些让人大跌眼镜。
  曾几何时世界第一跨海大桥——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因“民资控股”的资本背，景而备受关注。在大桥118亿总投资额中，由十七家民营企业组成的民间资本占股50.25％，其中杭州的宋城集团持股17.3％，是最大的民企投资方，但宋城集团的撤退终使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民营成分大大削弱。
  “当时我们看中的是跨海大桥上有海中平台可以被保留下来，这种海中观光的景致跟我们的旅游业可以对接。有了海中平台与世界第一的亮点，就有了投资的冲动。加上当时宋城的发展进入了躁动期——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杭州乐园之后的发展方向到底在哪里还不是太清晰。”黄巧灵坦陈当时的躁动情绪。
  作为民营第一大股东，以及习惯了快速决策、快速行动的民营企业，在进入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项目之后，才发现作为民营股东，在项目的具体进展中很少有发言权：比如资本金，原定是118亿元，但由于是政府工程，原定的水泥桩变成了不锈钢（作者注：原文错误，正确应为钢管桩），投入增加14亿；又比如收费权，原定更长的年限被改成了三十年；同时，杭州湾跨海大桥从原来的一座变成了后来的好几座，市场风险大大增加；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要投入五六亿元，又不能融资……
  分析了种种得失之后，黄巧灵快速作出了撤退的决断。撤，既可以避免日后由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不同机制引发更多的冲突，还可以避免因跨海大桥增多引发的市场风险，还可以在宏观调控形势下集中资金，用在休博园的刀刃上。
  （失误之悟：“至今我们仍认为杭州湾跨海大桥是好项目。但在合作对象的选择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对民营企业也许是更好的选择。在这里，合作方之间机制与步调的一致性很重要。更何况，一个企业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没有选定自己最钟情的项目之前，要耐得起诱惑。”）
  这篇文章发表于风波过去半年之后。
  这是不是当时他要撤资的真实想法？很难说。许多人面对媒体总是要说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话，这些话中，也许一部分是真的，一部分是假的。企业家都是大忙人，既然能忙中偷闲与记者相约着在西湖边咖啡吧小坐，当然不会是雅兴所致而是某种舆论需要。
  对宋城集团老总的这一番言谈，最不能接受的是大桥指挥部。
  以他所说，引发冲突例子之一是原定的水泥桩改成了钢管桩使他耿耿于怀。但这是在2001年7月发生的事，还是大桥指挥部当时向全国专家征集到的拯救大桥（保证大桥百年寿命）的金点子，因此而导致投资增加的事，在2003年宋城选择进入时已经明确，怎么竟成了大桥指挥部的独断专行了呢？
  另一件引起他不满的是收费年限只有三十年的事。
  然而，这三十年的收费年限是2002年国家计委在批复大桥“工可”报告中批准的最长收费年限，在全国是最优惠的呀，还是当时金建明与朱国芳一起跑了无数次跑出来的结果，而且，这也是宋城集团决定投资之前就已经明确了的事，怎么一下子又健忘了呢？
  至于杭州湾上的跨海大桥从一座变成几座，更是已经争了十年的事，谁不知道呀！这么长的杭州湾，怎么可能只有一座桥呢？不仅现在要增加，以后还会增加；不仅大桥要增加，而且还会修其他的通道，譬如说，目前杭州与嘉兴就联合着要修“钱江通道”，这通道还是从江底走的呢！变，这是起码的常识，难道他在投资之前竟然不知道？这又怎么成了政府工程的罪过？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话语权的问题，这被他称为“失误之悟”——这是给王勇的极大难堪，你这个总指挥怎么不给民营企业家民主、不给他发言权呢？
  在这场政府、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合作中，民营企业真的没有话语权吗？
  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大家是怎样讨论宋城集团最感兴趣的海中平台一事的。恰巧，2004年的海中平台论证会我们全程跟踪了，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正好拿出来作为历史的见证。
  你喜欢什么样的海中平台？
  会议室里坐着齐刷刷的两排，朝南一排是请来的北京、上海、宁波的七位专家，朝北一排是设计单位与大桥指挥部人员，靠墙则摆满了巨型的制作精美的设计图案。
  对杭州湾跨海大桥指挥部来说，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已经数不清开过多少次论证会。然而这一次的评审会显得非同寻常，因为这是海中平台建筑方案专家评审会。几乎从大桥奠基以来，海中平台就成为众多新闻记者报道的热点。大桥是世界第一跨海大桥，海中平台则绝对是一个创新、一个亮点，这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一笔点不好，将是百年遗憾。
  最早提出建造海中平台设想的是专家刘谦。那还是在2001年7月。这可是个奇特的设想，跑遍全世界，你见过海中有个观光台吗？刚一提出就引起激烈的争论：海中平台到底要不要造？该怎么造？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面对这场争论，总指挥王勇果断地拍板：作为一个创新，不要随便枪毙。
  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海中平台越来越被大家看好。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将是海中救助站、观光点，更将是宁波的一个品牌、长三角的一个标志性建筑物。
  然而，造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什么样的平台才最有视觉冲击力？这里面可有着许多道道。譬如，你在桥上看它时有个动视力，因为你始终是在运动中看；如果从平台上看大桥，是平视的关系；如果你爬到塔上去观光，则有个高视力的关系。还有，塔与平台的关系如何统一，造型与结构的关系如何协调，环境与造价的关系如何兼顾……这真是个艰难的过程！设计单位前后做了三十多个方案，底盘定得很顺利，最先设计为方形，不够美观，后来改为椭圆形，很快通过了。然而上面的造型最难，你这建筑造型一定要新颖独特，要让人一看就记得住。记得住就是个性化，就是独一无二，就是东方明珠塔，就是自由女神像。这可太不容易了。人们常常容易模仿，但是难以创新。曾将造型设计为东海莲台，觉得与塔难以一致，否定；设计为风帆？太平淡，否定；设计为海螺？与主题思想不吻合，又被否定……否定之否定，无数次的否定。用王勇的话说：这个海中平台投资要3个亿呢。3个亿是什么概念？就是在地面上可以建造一座漂亮的五星级宾馆。能不慎重吗？
  这次展示的三个方案真可谓是精心制作，一个强调柔美，一个强调力度，一个强调整体协调，各有千秋，可以看出设计者们用心良苦，但也各有缺憾。
  原本安排上午看录像，下午才讨论。然而中途匆匆赶来的宋城集团老总急不可耐，上午就率先发言了：投资不能太大，投资必须是有效的，我们更注重功能，因此不赞成做一个塔。美国开个麦当劳连锁店，也要做个调查呢，如果一小时内，门口的客流量达不到八千人，就不会开。同样，我们这个海中平台如果一个小时的人流量不能达到塔的养护成本，这个塔就不能上。
  不能说老总的话没有道理，他是大桥的股东，人家搞企业的，首要考虑的是效益。一石激起千层浪，讨论立即自行展开，人人提早进场——饭桌上成了沸沸扬扬讨论的最好场所，一个多小时的中午休息也成了相互交流的机会。有人认为：古今中外那么多著名的塔，当初造的时候也没考虑过赚钱，但现在都成了名胜；有人认为：塔是亮点，塔与桥互为因果，互相衬托，它有吸流作用，从经济效益考虑更应该上；有人认为：不用上，应该搞个休闲中心，设个豪华的主题酒店，设置儿童公园、热带森林，让人们有独特的体验；有人则笑着提议：干脆，让全市市民也来投票吧，主题就叫“你喜欢什么样的海中平台”。
  这是一场真正开放式的大民主的讨论，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吧，充分调动你的想象力与判断力。集思广益，是大桥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特色。因为我们在做的毕竟是史无前例的大事。当然，最后有决定权的是七位专家。他们都是国家级权威。
  下午5时，一场大讨论结束了，专家投票也结束了。自始至终认真地倾听着的总指挥王勇最后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他说：这个海中平台的定位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我们不是为有钱人，而是为司机、游客、普通老百姓建造它，50元一张票，要让大家都能看得起。
  一席话说得全场哗哗哗地鼓掌，对啦，这个海中平台是我们老百姓的，设计师已经在考虑了：游客在平台上下车了，要照个相，该站在哪里？
  要说明的是，当时宋城老总的关于在平台上造个“带有热带森林的豪华酒店”的设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那一天，他没有等到会议结束就匆匆离开了。
  宋城老总是个喜欢豪华的人，凡去过宋城的人都会感受到那种王者之气，他自己办公的地方就完全是仿着美国白宫造的，而且名字也就叫白宫。在这样的环境中待久了，自然会对心灵产生一种潜移默化。因此，大家都不奇怪他当时的举动。
  大家奇怪的是，怎么能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就说是民营企业家没有话语权呢？持另一种意见的不也是民营企业家吗？
  其实，平心而论，宋城在投资大桥时并不躁动，倒是在处理退出投资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很“躁动”。
  客观地说，无论投资、无论撤资都是企业的自由，每个人、每个企业总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及对方方面面的利益作出权衡之后再作出决定。无论作出哪个决定都是允许的，谁都不应该说三道四。关键是，宋城老总的这一番话中有着太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国家大型基础性工程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是史无前例的，这既是改革开放的一大举措，又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探索。它就像是一场婚姻，对双方都是一大挑战：如何处理大家和小家的关系？如何处理今天利益和明天规划的关系？如何处理“婆媳妯娌”之间的关系？
  没有矛盾、没有冲撞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坦诚相处，相互包容，让双方不断磨合到最佳状态。
  多米诺骨牌效应
  宋城集团的退资引发了一场大风暴。国内外新闻媒体对此大张旗鼓进行报道。最敏感的当然是另外几家民营股东，不管出于什么想法，不约而同，他们都选择了2005年不再增加新资本金。
  火上加油的还有银行。银行这几年被不良贷款吓坏了，一有风吹草动就紧张，听说绍兴通道要上，又听说宋城要撤资，他们都恐惧起来。
  首先是有一家银行以去年的资本金不到位为由，宣布停止给大桥贷款。
  他们说：我们要重新评估这个项目。
  话一点也没说错，只是此时此刻，这些话让人听了实在不是滋味。
  银行出的难题让金建明措手不及，这位管大桥融资工作的副总指挥头都大了。
  本是宁波市财政局官员的金建明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呀！想当初，这些银行主动找上门来，坐在他办公室里不肯挪窝，信誓旦旦地要求将钱贷给赫赫有名的杭州湾跨海大桥，而且一个个都要求一家银行独揽。能参与贷款的眉开眼笑，没有参与的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千方百计说服他，那时大家都将大桥看做一块肥肉，现在，一有风吹草动，肥肉变成水了？
  这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个倒下了其他都跟着倒。
  这是民营资本进入大桥后的第二个冲击波。
  一向无忧无虑的副总指挥金建明夜夜睡不好了。连正在准备高考的宝贝儿子也没有心情过问了。
  平心而论，大桥的资金管理并不是件轻松活，毕竟国家没给一分钱，地方财政也没给一分钱，所有的钱都是大家想方设法筹划来的，有相当一部分是民资。这意味着你的责任重了许多，麻烦也多了许多。但金建明不怕，他对财务、投资、企业三者都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又是个对外联系很广的人，有些常人看来的难事，他借助其他人的力量轻而易举就能解决。到任后，他动了很多脑筋，管理得很有成效而且相当有序，每年开一次股东会、两次董事会，一个季度开一次情况通报会，让大家及时了解情况；在支出上也很有计划，能少花钱尽量少花钱，为了给股东们税收上的优惠，让股东效益最大化，他还多次与有关部门协调。有那么一件耐人寻味的小事：奠基仪式，大家都想好好庆贺一番。但预算出来后，企业感到有些沉重。考虑大桥项目的公益性很强，政府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费用。于是，金建明亲自跑到市政府申请了一笔数目不菲的补助款。
  他知道，政府在民资进入大型基础性工程项目建设中想作出探索，他也一心希望走出一条路子来，至少，目前从全省乃至全国来说，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资金运作模式还是第一块“试验田”。他曾很坦率地对媒体说：“我是政府官员，也是民营企业的打工者。”“既然十七家民企股东委托我们经营，我们就要确保投资者的利益。”
  原以为一切都会风调雨顺。然而，想想吧，万无一失的事竟然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压力太大了，甚至让他措手不及。当时各家银行仅贷款了6个亿，按比例，还有14个亿要到位，却被喊“暂停”。他突然发现，如果这个情况不能立即解决，他要向建设大桥的工程队打白条了。而在指挥部与各施工单位签订的合同中，拖欠工程款是不允许的，它的后果不是赔款就是大桥停工！
  这是一向一帆风顺的金建明万万不能接受的，在他的职场生涯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不光彩的事。
  然而大桥资金确实已经陷入窘境。
  这么大的工程，当时银行存款只有2000万元，可用资金更少，而且，这些资金都分布在七八家银行，要紧急调集都是一个难题。现在大桥一个月就要花3个亿呀，如果资金接不上，全线停工，后果不堪设想。
  或许这时，大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金建明赶紧将重点放在外出考察，紧急寻找新的投资方。既然宋城要撤资，总得有接盘的单位，当务之急必须首先对那些有意向的单位进行了解。
  由于有银行在后面逼着，这次寻找合作伙伴不像原来那么从容，有点急，但是再急也得寻找最合适的。他曾带队到深圳一家实业公司考察。人家很主动，有实力，也讲诚信，各方面条件都合适。美中不足的是，对方是香港上市公司，如果由它参股，整个大桥投资的性质就改变了，由内资变成了中外合资，投资模式的改变相对会带来一些麻烦。
  只能忍痛割爱。再另觅对象。
  让金建明头痛的还有媒体。
  记者是什么人？记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记者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找新闻。有人曾说笑话：新闻记者是最不讲情面的人，只要有卖点，亲娘老子也写。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世界第一大桥，民营资本进入而且占股50％以上，本来就是热点。现在民营投资者里有人想退股，而且是大股东想退股，无疑让他们激动不已。面对这么大的新闻，谁不想弄出点出彩的文章来？此外，记者对时间的利用特别在意，有一句话叫做“新闻是贬值最快的商品”，所以又叫“抢新闻”，这一抢就抢出问题来了，道听途说的有，添油加醋的有，咄咄逼人的有，甚至有严重失实的……
  那段日子，全国各地让金建明头痛的文章排山倒海而来，这个杭州湾跨海大桥发言人的手机随时会被意想不到的记者“袭击”，他只得收起自尊心，小心翼翼地应对，他的机敏倒是帮了他很大的忙，使他在乱云飞渡的日子里不至于乱了阵脚。
  也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发现他还是个能屈能伸的人。我们曾与他一起出席过一次新闻发布会——当然也是为了“拨乱反正”，那次会议请宁波市委宣传部领导前面坐镇，还让我们紧急搞了一个通稿——这通稿让我们很是花上一番心思：记者关心的问题，基本上都要提到，对敏感问题不能回避，但是讲得要有策略，有些问题火候未到还不能解密，只能说些“普通话”，当然更不能讲过头话。那份稿子，写好后请总指挥及金建明一再把关一再推敲。
  宁波各路来的记者毕竟是宁波人，对大桥感情非同一般，除了必要的提问，没有人多为难他，而其他地区报社的记者就不那么买账了。看着平时那么心高气傲的堂堂副总指挥收敛起傲气，面对哪怕是一个年轻的小丫头也低声下气笑脸相迎，心里真有点不是滋味。
  因此，那天他要请客邀我们作陪时，我们婉拒了，我们实在不忍看他那委曲求全的模样。那段日子，是大桥建设最艰难的日子，也是全国舆论压力最大的日子！
  那段日子，大桥指挥部的严宏军忙得掉了好几斤肉。
  严宏军是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指挥部财务处长兼杭州湾跨海大桥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每年一度开董事会，我们总看到他戴着一副眼镜坐在主席台上中气十足地读关于本年度经费使用情况及下年度经费使用预算。这是个天天与数字打交道的人，但是他不枯燥，总是笑眯眯的，爱开玩笑，爱唱歌。那年文娱晚会上，一曲《涛声依旧》让全场人拍红了巴掌。他在与人打交道时很有人情味，哪怕是你无端地朝他发火，他也朝着你笑笑。精明与人情味在他身上是如此的相辅相成，使他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他是2001年下半年来到大桥指挥部的，当时正是融资的紧要关头，民营资本与国有企业资本同时进入项目，这是个全新的课题，谁也不知具体该怎么操作。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调查研究——结论产生于调查之末嘛。
  然而这是件最花时间的工作——他曾开玩笑地说，一年中，倒有一半时间在加班。但这又是很细致的、必不可少的工作，你必须了解有意投资大桥的股东单位的行业内容、企业规模、发展趋势及现金投放能力等情况，而且必须绝对真实。
  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落实了可能加入大桥建设的新股东及出资额，并郑重地提出了一整套资本金投入的增资框架意见与基本方案。
  方案做得干净利落，既有科学性又有可操作性，让总指挥王勇大为称赞。
  他又很聪明，想方设法为大桥融资打开了好几条通道，这些方法都让业主的利益最大化。譬如，他开创了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工程款新模式，既保证支付又节约成本，仅2005年就节约了200万元的利息。
  200万元呀！你用点钞机也要点上半天哪！
  当这场宋城撤资引发的银行停贷风暴来临时，他大概是最冷静的一个人。这也许是他太明白自己的职责了——作为财务处长，你必须冷静对待，只有冷静才能为领导做好参谋。
  很快，他提出了一连串的救急方案，同时利用自己的好人缘，取得了多家银行的支持。当民生银行宁波分行慷慨地开出了7亿元票据业务时，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资金运转不灵的矛盾缓解了——至少，金建明不用给工程队打白条了。
  雪中送炭的民生银行宁波分行行长可能不知道，他这仗义之举让正处于艰难之中的大桥指挥部多少人心存感激啊！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在这场民营资本撤资风暴中，一批真诚的民营企业家朋友却坚定地
  屹立不动。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陈龙海。他是最早入股的、铁杆的大桥股东。
  陈龙海是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有着这种头衔的都是大忙人，我们第一次与他联系时，他正在赶往上海的路上——他的企业名列“全国500家最大的食品制造业企业”，也是浙江省第一家上市的农业龙头企业，不仅在慈溪有基地，在余姚、宁海、上海都有着规模大小不等的基地。因此，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他在上海等地跑。
  陈龙海个子不高，但壮实，有气度，一看就是个稳重可靠、有品位的男子汉。他不属于那种现代CEO模式，相反，显得特朴实，如果他走在大街上，谁也不会留意到这竟是个身价过亿的大老板。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处处有着他的痕迹。宁波人饭桌上最喜欢的许多绿色健康食品都来自他们的品牌“卡依之”，譬如人见人爱的“菜心清汤”，绝对是正宗的宁波口味，味纯、爽口、质鲜，被人称为是“最完美的菜心”。当然，他的产品主要市场并不在宁波，而是在国外，老外也欣赏“卡依之”。
  他又是个很有主见、很有思想的人，总指挥王勇很尊重他，每次开董事会，王勇总要问问他的想法，而他也总是能提出很中肯的意见来。
  那天，我们特意赶到慈溪采访。
  “您为什么选择投资大桥？”
  对这个问题，陈龙海的回答很出乎意料：
  “没有太多的理由。”
  没有太多的理由？那么多的股东在出出进进忙个不停，惹得舆论大哗，这个绿色食品的制造者却用这么淡淡的一句话来概括6亿元的投资？
  他似乎看出了我们的疑惑，笑着说：
  “真的，当初我们投资大桥，并没有很认真地论证过，我们只是一种很朴素的想法：造这座大桥，是我们慈溪也是宁波人梦寐以求的事嘛，作为慈溪人当然要出力。”
  仔细一想，他说的是真话。当时他投资时，大桥还没有立项呢，有人估计它能批下来，也有人估计批不下来，成与不成，也就七八分把握，而那时，他的第一笔资金已经打进去了，批不下来，公司就白白丢掉2000万元。
  他紧接着说出的第二句话更是让人刮目相看：
  “按照宁波市政府的实力，没有民营投资也完全有实力造这座大桥，让民营资本进入，这是政府的开明之举，也是一种姿态，我们就互动一下吧。”
  这句话是极具政治头脑的人才能说得出来的。
  当时的投资结构是：雅戈尔占45％，国企占45％，他占10％。属于少数。但他满意，他说：
  “我是关键的少数。”
  ——当两两旗鼓相当时，他这个10％是不是成了关键？我们不禁叹服：这个陈龙海真的很聪明呢，看问题有超人之处。
  但是陈龙海的理解还要更深一层：
  “千万不要小看这10％的意义，这些钱算什么？宁波市那么多的市长手里，哪个不是有5个亿可以批？意义不在于钱，而是在于引入机制。”———这就是这个企业家高明的政治意识了。
  2001年，他最初从傅涌廷那里听到了大桥要吸收民营投资的消息，就想着为家乡出一把力，于是找到王勇。王勇原来是他们慈溪的市委书记，老熟人啦，他说的话，陈龙海一百个相信。
  王勇很热情地接待他，向他详细介绍了大桥的情况。不过，王勇也没有十分的把握——这个世上有什么事是能满打满算的呢？谁能将明天说个七八分就不错了。
  后来，王勇又亲自跑来找他，两人一起磋商。王勇问他：你愿意投资吗？
  他说：我愿意。
  ——还真是个互动的过程！
  我们笑问：有没有投资要回报的因素呢？
  “有，这不是捐助，是投资嘛。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你如果有能力，就要对家乡建设出些力，要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农民，对得起政府。这是一种姿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投资大桥，是因为他信任王勇。
  “王勇这个人，大小事情，尺寸把握得很好，不会陷入繁琐小事，但又不是只会说说宏观。我认定跟着他不会错。”
  信任很重要，信任是金，信任是凝聚力，信任是合作的保证。
  要投资大桥，他一个人的资金有点难度，于是又找了几家民营企业成立了一个投资公司，都是慈溪的，都知根知底，互相信任，一拍即合。名称很快定下，就叫慈溪建桥公司——这名称主题明确，朴实无华，倒是很能反映参与者的个性。
  谁当董事长呢？其他四家企业当家的都是年轻人，陈龙海德高望重，性格又好，就推他了。大家异口同声说：“你当仁不让。”
  他也爽快，当就当吧，不就是多服务吗？不过，既然是董事长，他就多投一些，于是他占股份28％。
  这个董事长是义务的，不仅自己不拿一分钱做事，连工作人员的工资也是从他公司开销。平时，开董事会了，他请他们吃饭；会议结束，还送些礼品——全是他掏腰包。
  面对着绍兴大桥的建造及宋城的撤资风波，他倒是按兵不动。那些天风风雨雨的，不断有记者找他，或打电话，或找上门来，他都安之若素。
  “我对大桥的前景看好，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现在也没有慢下来，五年以后，十年以后，怎么就会走到低谷了呢？我看至少要等十五年以后，如果那时真的发生什么经济危机，那也不仅仅是大桥了。”
  “车流量？难道你会怀疑车流量不多吗？即使绍兴大桥造好后我看还是不够用，我担心的倒是现在大桥设计的六车道不够，最好是一两年后改成八车道。”
  “要相信政府，政府有很多资源。宁波之所以能发展，慈溪之所以能发展，主要是政府开明。宁波的政府是很开明的，我相信这一点。而且，我们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回报高，政府得到的更高。”
  “有民营企业要退出，我认为是他们的资金链发生了问题，这与回报无关。凡投资者都清楚这是个稳健的投资，不能认为它是个赢利很高的投资。”
  至于对有些企业出出进进的做法，他虽然有看法，但也宽容地表示能理解。他认为这些企业是投资高手，是在操作。
  “搞企业的，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为了赚钱，什么手段都会使。可以理解。”他笑着说出了这么一句揭业内老底的大实话。
  “你呢？你就不考虑赚钱吗？”
  ——我们这个问题提得很有点咄咄逼人。
  “赚钱当然要考虑，但其他因素也要考虑，比如说，社会效益。”毕竟，他是慈溪的企业家。而大桥，就在慈溪的土地上，这就注定了他处事的风格与众不同。
  风云突变时，作为董事长，他将另外四家股东召集起来开会，将情况说清楚，然后问大家：
  “我们要不要增加股份或者减少股份？”
  “保持不变。”大家同心同德。
  股份保持不变，这句话说出来，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你要多拿出1亿多元来。这是什么概念？等于是你已经挑了250斤的重担，再压上10斤，这10斤很沉重很沉重，或许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但是，他说他相信王勇，相信王勇就是相信政府；他支持王勇，支持王勇就是支持政府。
  同样，王勇也信任他。第一次雅戈尔撤资时，王勇请他托盘，他二话不说，接了盘，那笔利息过了好几年都没能算给他。第一次撤资风波能安全软着陆，有他的一份功劳；现在，在这场更大的风波面前，他依然稳如泰山，毫不动摇！
  这个以稳健派著称的陈龙海，处事总是那样的低调，但又是如此令人感动的崇高！
  还要介绍的另一位是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茅理翔。
  方太厨具，谁不知道呢？宁波人家里厨房装着的大多都是这个品牌。它性能好，又漂亮，因此虽然价格昂贵，许多人还是认准它。不过，如果你因此认为它的市场在宁波，那又大错特错了，它是个著名的全国品牌。
  巧合的是，这也是位慈溪的企业家——也许是因为大桥就建在慈溪吧，发生在那里的动人故事总是特别多。
  这是一位百炼成钢的老企业家，他的创业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第一次创业，他凭着“地摊精神”，赤手空拳打下“世界点火枪大王”的天下；第二次创业，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在强手如林的情况下，父子联手，创造出了方太厨具这个响亮的品牌。
  如果说，陈龙海的成功是在于他特别能吃苦的精神——不断地延伸，做长产业链，以至于天下无敌，那么，方太则是在充满竞争中走出品牌之路，而且路子越走越宽。我们在陈龙海那里参观的是最土的农产品，在方太那里看到的则是最新的电子产品。不断的科技创新是他们不断发展的保证。那天我们参观他们的企业，走到某一个楼层时自觉停步，因为那里是他们的科技研究重地，对外绝对保密，门口高挂“谢绝参观”的牌子。
  方太是在雅戈尔退出后进入的。也就是说，要比陈龙海后步入大桥。这是因为2001年方太集团还不具备进入的实力，两年之后当它一旦有了可能，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进入并决不动摇。
  与陈龙海的低调相反，茅理翔是个理论色彩很浓、出镜很多的公众人物，宁波人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他不仅喜欢办企业，还喜欢写书，喜欢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企业如何选对产品、找准市场？成熟企业又如何开拓自己的天地，获得稳健的投资回报？如何跨越家族企业峡谷？如何破解企业成长的瓶颈？如何提高组织智商？如何建设好企业的软环境？
  有人笑称他创立了“方太理念”。你可别小看了这一理念，它还受到了《人民日报》的高度评价呢，认为“不仅将对方太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将对国内厨电市场的格局变动带来冲击”。“在家电巨头们纷纷进入厨电领域、国外厨电大鳄登陆中国的纷乱局面下，方太的变革为市场埋下了新的变数，也给企业带来新的生机。”
  他的著作与经院派教授写的又不一样，与他多年打拼的实践紧密结合着，生动而又有深度，因此大受欢迎，也由此戏剧性地派生出他人生的又一个角色：大学教授。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他居然做了五所大学的教授，走遍全国各地到处讲学。其热闹程度虽然无法与当红的易中天、于丹们相比，但也拥有不少“粉丝”，每到一地讲学，他都大受学生们欢迎，许多地方的高层领导也纷纷出场，坐在一边洗耳恭听，做他的好学生。
  讲课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他干脆将第一个企业交给了女儿管理，将第二个企业交给了儿子管理，自己开始第三次创业：传播现代家族企业管理新模式。他因此成了个大忙人，三分之一时间接待客人，三分之一时间看书写书，三分之一时间在各大学上课。我们找到他时，他风尘仆仆刚从外地讲学回来。
  我们问他：你为什么要投资大桥？
  “当知道宁波要建跨海大桥时，整个宁波都欢呼起来，这是我们几代人的梦想，我们宁波人、慈溪人，很多人家的亲属都在上海，光是我们茅氏家族在上海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慈溪工业的发达也由于上海长期对我们的支持，这种地缘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我们到上海去真是很不容易。刚办厂时，我们到上海要七个小时，站在大海边，就盼望着有一座桥。上海是世界的向往，也是我们的向往。作为浙江省党代表、慈溪市人大代表，一连五届，我都在为此提案。所以，当2003年方太初见成效时，我就选择了进入。宁波市政府开明，向民营资本开放，这是一个好的信息。”
  听说茅理翔要投资，王勇特地赶到方太集团，郑重其事地对他说：
  “茅总，你要想清楚，这是有风险的。”
  茅理翔也郑重其事地回答他——他按着习惯喊着王勇的老称呼：
  “王书记，我们已经开过家庭会议了，我是一个先富起来的农民，我有责任报效社会，即使有风险，也愿意。”
  ——他的确开过家庭会议讨论这个项目，儿女们都赞成老爸的建议，要为家乡建设尽一份力。
  他很朴素地对我们说：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进入这么大的项目，我也认真考虑过，我相信政府，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大的投资，政府一定会支持。“
  还有一个原因，我相信王书记，这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说话算数，有能力，有魄力，他做总指挥，我放心。”
  ——这想法与陈龙海竟然一模一样。这就是我们朴实的人民！热爱自己的家乡，愿意为它赴汤蹈火！相信政府，相信党的干部！这种信任毫无保留！
  正因了这种信任，尽管有人说投资时间长，有人说投资环境差……但凭着这三条，他投了，而且义无反顾。
  当宋城撤资时，有很多记者上门采访他，有些还带着摄像机来。提的问题都很尖锐。
  以下是我们从当时媒体中摘录下来的对话。为了保证真实，我们不做一字改动。
  记者：宋城撤，你为什么不撤？
  茅：既然我已经决定投资了，我就要有共冒风险的勇气，作为一个企业家，更要讲信誉，既然承诺了，就要做到。即使有困难，我们也要坚持。
  记者：管事的人都是官员，会不会腐败？
  茅：我就相信王书记，王书记在慈溪期间深得民心，也非常廉洁，有这样的总指挥，我们放心。说实话，在这样艰苦的地方造大桥，海风、海浪，他们长住在那里，凭这一点，我就很感谢他们。毕竟我们在干的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
  记者：你认为绍兴大桥会分流吗？
  茅：在投资时我们就分析过了，应该会赚钱的，即使绍兴大桥分流也不怕，宁波的车辆不是在不断增加吗？还有海中平台是世界独创。这也是能赢利的项目。
  记者：你认为股权变更会影响大桥建设吗？
  茅：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世界第一跨海大桥，也是民间投资的全国性特大型战略基础设施项目，还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级重点工程，因此，其股权结构不可能出现混乱，个别股东的进退并不会影响到该项目进展。政府也不会允许它出现混乱。
  回答得很冷静，也很理智，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一代企业家的雄才大略及赤子之心。
  患难见真情呀！他的讲话被许多媒体辗转报道。这无疑是对大桥极大的支持！
  除了机智地回应记者，他也主动帮大桥指挥部做其他企业家的稳定工作。有慈溪的企业家举棋不定，打电话来问他：
  “茅总，你决定怎么办？”
  他乐观地笑呵呵地回答：
  “这个风波很快就会过去的，大桥尽管回报慢一点，但一定是比较好的。”
  这无疑是给对方一个信誉保证。
  与这两位企业家一样，许多投资大桥的民营企业家也很坚定。
  股东之一的卓力电器董事长张建杰回答记者：
  “我投资大桥项目主要是看重品牌效应，暂时不考虑退股。”
  同时在各媒体表态不会退股的还有合盛集团、耐吉集团、环驰集团等是这些企业不怕风险吗？是这些企业比撤退了的企业更有实力，不在乎亏损吗？当然不是。只是，他们的内心深处更想用钱来贯彻一生的豪情壮志，用钱来发挥此生的大慈大爱。因此，他们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坚持！他们相信风会过去，雨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
  是的，一切都会过去，一切也都已经过去，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太阳还是那个太阳，朋友永远是朋友，无论多大风浪，他们永远都与王勇站在一起！
  坚强的后盾
  2005年的三四月，宁波天气反常，严寒迟迟不走，雨季特别漫长，中间还莫名其妙地下了两场大雪，阳光却极少露面。春天应该来了，但是春天迟迟没有到来的迹象。
  位于阳光广场的宁波市委、市政府大楼看上去还是一如既往地平静忙碌，然而每个领导的心中却积压着驱散不了的春寒。
  那段日子，大桥建设碰到的新问题引起市委、市政府全体班子成员的高度重视。
  3月10日，宁波市“四大班子”在市委书记巴音朝鲁率领下集体到大桥视察。
  3月16日、3月22日，宁波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听取了关于大桥的汇报。
  王勇与金建明在会上做了关于大桥当前情况的详细汇报。
  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的讨论后，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四项决定：
  一、在大桥投资中，民营资本有进有出，这很正常也很客观，如果有人提出要退，充分表示理解。
  二、民营资本退了，我们的国有资本进，先由我们接盘。如果以后民营资本又进来了，我们国有资本再让出。
  三、如果国有资本不够，我们宁波市政府接盘。
  四、杭州湾跨海大桥一定要搞好，搞好了，了不得；搞不好，不得了。宁可其他项目不上，也要上大桥！
  话说到这个分上，无论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心里都有点悲壮了。
  在杭州湾造一座跨海大桥，它的价值绝不仅仅是用能收多少过桥费来计算的，它是我们多少代人的梦想，多少年的盼望！现在，这个造桥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到了这代宁波人身上，我们能不砸锅卖铁、竭尽全力将它造好吗？
  “大桥是我们的希望，钱不够用，哪怕将国有企业卖掉几个也要上大桥！”
  这话是年轻的女副市长余红艺说的。余红艺原来是著名企业波导的董事长。到了副市长的岗位上后，她分管工业，因此对大桥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她总是在大桥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手相援。大桥没电了，找她；缺水了，找她。只要找到她，她总是有求必应。
  “杭州湾跨海大桥搞好了，了不得；搞不好，不得了。”这句意味深长又极有概括性的话则是市长毛光烈说的。
  这位市长原来是浙江省发改委主任，在2005年2月份的人代会上刚刚当选为宁波市市长。虽然时间不长，但宁波人已经见识了他稳健、务实的性格。
  大桥的融资风波是他当选市长后碰到的第一个大难题。面对难题，他胸有成竹。那一天，在这注定要写入史册的会议上，这位市长总结性地说出了这句令所有人动容的话！
  “你钱接不上，市政府调动全市资金支持你，你能撑几个月？”他问王勇，“三个月？还有三个月我来撑。”
  这一番话说得王勇又动了感情，只觉得心头一阵阵发热！
  会后，毛市长当机立断将宁波那家银行行长叫来了解情况：
  “你们不是说要对大桥项目重新做评估吗？都快半年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做好？”
  行长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重新评估工作由北京总行委托北京的一
  家设计单位在做，他一个小小的分行行长使不上劲。
  毛市长生气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办事还这么拖拖拉拉！
  “限令你们二十天时间，能批则批，不批的话，我到北京找其他银行，谁支持我大桥建设，我就将宁波全部财政资金存到他们银行。”
  这一着厉害呀！
  那家银行行长急了，他知道毛市长说到做到，真的惹翻了当方土地，这家银行在宁波还有什么业务？你这行长就卷铺盖走人吧！
  他当天直飞北京向总行汇报，而且立即派出一个小组长驻北京，三天两头催促总行。
  总行也急了起来，天天催促那家单位快点将评估结果拿出来。
  看来，市长发一下威还是很有必要、很有效果的。
  与此同时，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也对此事高度关注。情况反映到省里，4月7日，收到报告的当天，吕祖善省长立即在大桥指挥部的报告上做了批示：
  杭州湾几个桥的问题，近期媒体说法较多。对此，一是我们自已心中要有数，请交通厅再对原论证的方案进一步研究；二是报道要慎，有的事少说多做；三是协调有关方面全力推进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顺利实施，不得有误。请永明同志处。
  4月13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全省五大“百亿工程”工作会议上郑重强调：
  “杭州湾跨海大桥是省政府确定下来的重中之重的项目，没有建成已经在国内国外有重大影响，这个项目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都是有目共睹的。”
  这些指示是一股春风，吹散了久久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云。
  所有的力量都调动起来了！
  一切为了大桥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不仅是关系到宁波的形象、浙江的形象，也是关系到中国的形象呀！
  谁能动我们的奶酪？
  王勇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下了这一连串指示——其实，不用看笔记，他早已将这些批示倒背如流。最终的工作是要他这个总指挥踏踏实实去做的。
  那段时间，他几乎没一夜睡好，有时，人都有一种要爆炸的感觉。实事求是说，在这场风波中，所有的人当中，他的压力最大。对王勇来说，曾经被全世界媒体津津乐道的大桥亮点——民营资本大张旗鼓的进入，其实是他工作中的最大难题。没有这一块，或许他的工作会更单纯些。现在许多事都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民营资本更多考虑的是投资回报——他们不是做善事。还有，你对民营资本投资方只能说服，不能靠行政命令。
  所以，王勇必须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有理有据地说服大家，鼓励大家。不管他自己对大桥的前景多么充满信心，他还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比往汹涌澎湃的大海里打5000根钢管桩更难，比灌注70米长度的箱梁更复杂，比对付来无影去无踪的台风更具紧迫性，他要面对的是人，是变化莫测的人心。
  整整一个月，他在做调查研究，测算绍兴通道究竟什么时候能上马，上马后对我们的大桥的影响会有多少，数据与材料在他的桌子上堆了足足有半尺高。
  与此同时，投资者的情况也在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宋城退出了，一家有着230亿元资产的投资者——中钢集团迅速现身。
  得到这个情报，富有投资经验的中钢总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时，他正与总理温家宝在印度访间，听到这个消息，当即拍板：上！赶回北京后，在五天时间内连续开了两个高层会议专门商量此事。
  新的联姻就这样神速地成功了。为了表示诚意，他们迅速地将宋城拖欠了一年之久的资本金连本带息打入大桥账户。
  4月25日，宁波市杭州湾跨海大桥发展有限公司第五次股东会暨一届六次董事会在大桥指挥部大楼召开。
  与上几次董事会不同的是，左手天蓝色的大屏幕上写着二十个醒目的大字：
  同心同德和衷共济为建设世界一流大桥而奋斗
  这是总指挥王勇真诚的愿望。但是，要大家都做到这一点，还要他做许多的努力。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董事会将第一次面对纷纭的说法进行公开的讨论。
  在半天的热烈讨论后，王勇做了五十分钟的发言，我们的笔记本上完整地记录了他充满理性的分析：
  绍兴大桥建成后会有一定的分流，但影响不是很大。
  其一，绍兴大桥不可能如媒体所宣传的那样马上能开工，按照正常程序，起码要比杭州湾跨海大桥迟三至四年才能投入使用，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要的就是这时间差。
  其二，社会经济在飞速发展，目前杭州湾地区每年的车流量以30％的速度递增，几年后，单凭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行能力已难独立支撑，绍兴大桥的建成正好为其减轻压力。
  其三，绍兴大桥还要兼顾金衢（金华至衢州）、金温（金华至温州）、上三（上虞至三门）等区域性高速公路的车辆分流任务。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桥建设的两大原材料水泥与钢材涨价将带动大桥建设成本上升，然而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材料已大部分招标买断，涨幅不大，造价明显低于即将开工的绍兴大桥。
  还有里程因素、收费因素等等。
  最后的结论是：变化是必然的，矛盾是必然的，然而，如果我们具备了足够的应对变化的能力与心态，谁又能动得了我们的奶酪？
  说的人热情洋溢，听的人斗志倍增。发言结束后久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说明董事会获得了预期的成功。
  “你想投资杭州湾跨海大桥吗？”
  由宋城撤资引起的风波已经过去。项目资本金很快按计划全部到位，银行继续向杭州湾跨海大桥发放贷款，大桥在继续向前延伸，第一块70米箱梁已经顺利地搁到了第80—81号的桥墩上。这是2005年的6月1日。
  令人意外的是，宋城的退出竟引发了一场更大的投资热潮，戏剧性的故事接踵而来。
  那些日子，副总指挥金建明的手机差点被打爆。
  先是宁波的一家民营企业找到大桥指挥部，愿拿出3个亿的资金入股，但问遍各位持股者，没有一家表示想让出股权。
  然后是广东的一家大公司雄心勃勃，找到宁波市领导，表示杭州湾跨海大桥有多少空缺的股份，他们愿意全部接盘。当然，他们也只能空手而归。
  紧接着是北京一家有外资背景的投资公司抛来绣球，说是想在宁波成立一家投资分公司，询问能否因此通过“本土化”身份验证，进入大桥投资。
  还有银行。首先是其他五家银行纷纷表示，如果那家银行不贷，他们愿意提供贷款。那家银行则连忙表态，经过评估，认为大桥的效益良好，因此只要资本金到位，他们决定继续贷款……
  于是有人戏称：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就像是围城，里面有人想出来，更多的人却想挤进去。不信，你在宁波街头振臂一呼：“你想投资杭州湾跨海大桥吗？”保证想投资的宁波人蜂拥而上。
  其实，进也罢，出也罢，都纯属正常，它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更反映了法制的健全。
  金建明的心情早就阴转多云，多云转晴了，他颇有风度地向媒体表示：无论是雅戈尔转手宋城，还是宋城转手中钢集团，都不足为奇，股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大桥建成之前，不排除再次发生变动的可能。
  ——要说明的是，有不少媒体曾说，随着这一次的股权变更，“民资控股”背景已成历史。这一说法本身存有谬误。从经济学概念说，一方出资在％以上称为绝对控股，否则，就只有相对控股——谁占有的股份多谁控股。从大桥建设至今，相对控股者始终是占45％股份的宁波市交通投资开发公司，民资从来不曾控股。
  科学的说法是：在当时的投资中，民营资本占了50.25％，现在则占29.38％。但是作为大桥项目公司的宁波市杭州湾跨海大桥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没有变，股本的结构也没有变。
  其实，无论哪类资金占多数都不是主要的，造大桥是千秋伟业，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参与。就像金建明表示的：“既然大桥建设是市场行为，我们大家都要遵循经济规律，按市场规律办。国家对基础产业已经打开门户，我们欢迎内资、外资、国资、民资都来加盟大桥建设，将大桥建设得更快更好。”
  风波虽然过去，我们却能从中反思许多。正如许多媒体所关心的，这是我国民营资本第一次大举进入重大基础性项目投资，这是我国民营资本与政府的第一次尝试性合作，两者如何处理得更加和谐、更加步调一致，毕竟是一个创新的课题。大桥造好了，课题却还得继续做。
  最终还得看效益。三五年后，如果能让民营企业家们赚到钱，那时，才是皆大欢喜，才是真正的胜利。
  也只有这样，政府才真正没有辜负老百姓朴素单纯的感情，王勇也才真正没有辜负父老乡亲们对他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