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如果说以上我们所说的事，一件件都在考验着宁波人的坚韧，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是考验着宁波人的胆量。
  事情发生在2003年的春天。
  当时是什么背景呀？一是全国人大即将召开，政府要换届；二是全国爆发“非典”。两者的影响都很大，几乎影响到全国每一个角落。
  同样，它们对杭州湾跨海大桥也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
  此刻，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项目建议书终于顺利通过，也就是说，立项已经批下。但“工可”报告还在待批之中。如果不能抓紧做好工作，
  在本届政府换届前批下来的话，就会被移送到下届政府。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又要花时间等待。
  还有，宏观形势是否会起变化？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我们国家的政策是靠投资拉动经济，全国许多大项目因此纷纷开工。从某种意义上说，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立项也是得益于这一宏观政策。换届之后，政策会不会有所改变、有所调整？会有多大改变、多大调整？
  谁也无法预计。
  因此，最理想的做法是：争取在本届政府换届前将“工可”报告批下来。
  当时已临近年关，2月份就是春节了，而3月5日，全国人大就要开会，就要换届了！
  机会就在这换届之前的半个月里——那时，按惯例，国务院还将再召开一次会议。在这最后一次会议中，将对本届政府未了之事作出结论。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王勇火速向市长做了专题汇报，再三强调：
  “一定要抓紧，若不抓紧，前功尽弃！”
  这时，张蔚文市长已经调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年轻气盛的金德水新任宁波市市长。金德水长就一副硬汉子模样，剃着个硬茬茬的短平头，平时话不多，说出来也是石头甩出来一样，生生一种说干就干的风格。
  王勇的汇报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金德水当机立断将殷志远叫来，下了一道死命令：
  “你带一些人马上去北京，春节放假之前，必须将国家计委方面的手续全部办出来。如果办不出来，你春节就不用回来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烧到殷志远的头上。
  当时的程序是什么呢？
  国家计委下面，管这个项目的有两个司，一个叫基础产业司，一个叫投资司，这两个司下面，又各有许多处、室。
  殷志远要做的是什么呢？
  第一步，他要使司下面的处、室同意这个报告，然后报给司里。
  第二步，让两个司同意这个报告，然后报给国家计委的主任办公会议。
  殷志远从来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人，二话不说，带着一批人去了北京。
  他们在北京住了整整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他们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分钟！
  大年三十，胡子拉碴、一脸疲惫却又十分兴奋的殷志远们回来了，找到金市长，第一句话就是
  ：“任务完成了。”
  有功之臣呀！大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我们的这本书里总是有着那么多的一波三折，惊心动魄得就像是一部虚构的小说——正当大家一心一意等着国务院开会时，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又冒出来了！
  就在大家刚刚松下一口气的当天，就在这个大年三十，金德水市长突然接到了国家计委打来的一个电话：
  “有人为了大桥的事向总理写信，告大桥指挥部的状了。总理有个批示给国家计委。”
  他说了一个人的名字：某某某。
  金德水一听，头皮都炸了。关键时刻，怎么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来了？
  他稳了稳神，嘱咐下面的办事人员说：“别告诉王勇，都大年夜了，先让他过个安稳年再说。”
  但是，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早就有人悄悄地将信息传给了王勇。一向胆大的王勇也着实被吓了一大跳：我王勇算老几呀？竟然将我告到总理那里去了！
  心里七上八下的。当然，这个年就甭想过好了。
  其实大桥与这位告状者的矛盾已经存在一段日子了。
  这位先生是个美籍华人，八十来岁了，在国内外对造桥、造房子都很有一套技术。他曾经发明过轻质混凝土，在业内很有点名气。
  杭州湾跨海大桥名气越来越大，吸引了许多人，当然也吸引了他。大桥立项之后，他就来找王勇，对他说：“我要对你们的方案进行优化设计。”
  优化设计就是在原来的设计基础上再进行一番研究推敲，好的优化设计将会为工程节约大量资金。王勇当然表示欢迎。但是一听要价又吓了一大跳，老先生要求每节省1个亿要提成5000万，也就是50％！
  这可是已经在谈的中国咨询公司5％的提成的整整10倍啊！
  太棘手了，毕竟，每一分钱都是股东委托他管理的呀！他要精打细算，对股东们负责！
  价格高是一个原因，质量也是一个因素。老先生的强项是轻质混凝土，这种配方在国内还没有被承认，如果要用，还要经过试验，这又需要好几年时间。大桥等不起！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必须弄清楚这家公司是不是经过国家批准，是不是有国家认可的设计资质。如果没有资质，就没有资格做优化设计。即使做好了，上面也是通不过的。
  双方僵住了。于是有了大年三十的那个电话。
  大年初八。
  上班第一天上午，金德水就将王勇叫到办公室，用七分气愤三分无可奈何的口气对他说：
  “有人给总理写信告状了，总理有个批示，马上下来。”
  几乎紧接着他的话音，这封告状的信也到了市政府，是传真过来的。
  信写得很厉害，说是“我向总理保证，我的优化设计可节约工期20％，节约投资20％”，然而，“下面部门互相推诿”“我现在爱国有心，报国无门”！
  当然，要害的一句话没有说：如果我优化设计16个亿，我要拿走8个亿，占50％。
  上面果然有总理批示：
  “请家宝同志阅处。”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做何处理意见呢？
  “请国家计委处理。”
  国家领导人的冷处理使金德水与王勇几乎同时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笼罩了大家整整一个春节的忧虑、困惑、恐惧之感此时才稍稍缓解。
  老实说，王勇倒不是担心被他告状被撤职，他担心的是节外生枝，紧要关头又影响国务院会议上对大桥项目的讨论。
  王勇下午火速赶到北京与中国咨询公司商量对策。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无疑就是将真相告诉上面。于是决定由双方分头向国务院打报告，把真实情况说清楚，把观点亮清楚，尤其是要把这50％说清楚。相信中央领导会明辨是非的。
  王勇连夜又赶回宁波。他连夜组织人写好了报告。一大早，8时30分，交给金德水签字，9时30分打印好，立即派专人送往北京。一份交给国务院，一份交到了国家计委。
  后来，关于这件事，国务院再也没有提起。也就是说，总理认可了大桥指挥部的报告。
  当然，对老先生的积极性还得保护，于是指挥部发了个传真给他，告诉他，在符合原则的情况下，欢迎他来大桥指挥部面谈。
  原则是什么呢？
  一是公司必须要有设计资质，二是优化成果必须经过鉴定，三是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对方口气很大，回答：不用这么麻烦的。
  王勇让指挥部再发传真过去，说明这不是指挥部的要求，而是国家法律要求，是根据建设部的某某号、某某号文件，您若是不了解，可以登录建设部网站……
  一来二去的，都是传真。传真好，日后口说无凭，它就是证据。每一份传真都是王勇与吕忠达反复推敲，一字一句斟酌的。
  从此以后，那边再也没有音信。
  这样的故事又何止这一个呢！就在不久之后的招投标中，王勇又碰到了一次。不过，这次对方不是个人，而是以冠冕堂皇的组织出面的。
  那是在2003年，大桥指挥部进行第一批土建工程招标工作。
  对招标的事，交通部很担心，许多干部都倒在这上面。
  某地有一个高速公路工程招标，专家刚刚报到，钞票就从门缝里塞进来了，你是一类专家，塞进来1万人民币；你是关键人物，塞进来5000美金。分门别类，一点也不会搞错，对方情报非常详细准确。还真有人收下了，当然，后来都暴露查处了。
  最后受灾的还是工程——其他的路段都造好了，出事的路段还在追查处理，还没有开工。这建造高速公路可不是做玩具，你一段不通就全线通不了啦，给国家造成极大损失！
  因此，交通部副部长冯正霖郑重其事地对王勇说了好几次，说你无论如何一定要百倍警惕、高度重视，要确保成功。
  王勇牢牢记下了。
  其实他自始至终很重视廉政，用他的叫法这是“人身安全”，或者说是“政治安全”。五年中，这是王勇大会讲小会讲的重点。
  他采取的办法是“开前门，堵后门”。
  王勇强调人性化管理，他一向很关心大家的利益。譬如说“车改”。当年，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指挥部轰轰烈烈搞“车改”，宁波很有些人眼红，说什么话的人都有，他坚决顶住。他说，我是企业，企业就得企业化管理，而且我是在乡下角落头，不是在宁波城里上班，来回要三个小时，你与我有什么好比的？
  这就是他形象的说法——“开前门”。
  但他又是很严厉的，他不许手下从“后门”多拿一分钱。他公开宣称：“谁要是从后门多拿一分钱，出了事，绝对不保，严肃处理。”
  他在大会上这样讲，每年的家属会上也这样讲，他不厌其烦地一再告诫他们：你们要把自家人管好，在这个问题上铁面无私，大桥造好了，你们家里人都不能出事。
  他还将职工及家属们组织起来，让他们到监狱里去参观了好几次。
  这办法还真叫绝！
  那一次招标，是大桥指挥部在招标中碰到的第一次考验。
  当时按照浙江省有关文件，省级重点项目或国家批的重点项目，要进入省招投标中心进行。这个规定给大桥带来了很多不便。大桥的标多，有八只。投标以后，要清标，进行整理归类，光清标工作人员有三十多个，电脑有三十多台，然后是二十余名专家进行评估。省招投标中心没有条件为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提供全封闭的场所。进了他们这里，白天进去工作，晚上出来睡觉，一大堆东西要拿进拿出。这算什么全封闭呀？根本就是全开放。
  为安全计，指挥部决定在宁波包下一个宾馆，全封闭，将工作人员与专家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手机全部上交，中断对外通信，而且请监察局、检察院、公证处、招标办等有关部门进行现场监督。公安人员要二十四小时派人站岗。
  于是指挥部与他们协商。
  该部门的一个负责人口气很大，毫无商量余地：不行，就是不行。
  为什么不行？我们且不说这里是否有什么猫腻，或许是为了利益——进了他们那里，就要交钱。你100亿元的工程，他们少说也能拿200万元的手续费。
  宁波市政府办事也很地道，让王勇代表市政府前去表态：请他们派人到宁波来监督，他们该收的钱，全部给他们。
  还是不行！
  王勇火了，向金市长汇报后，以市政府的名义向省政府打报告，要求省政府协调。
  出面来协调的是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巴音朝鲁——那时，巴音朝鲁还不是宁波市委书记，他也不熟悉王勇。会议在省政府召开，省交通厅、省计委都派了人参加，那个部门来了个处长。
  王勇将理由都说了，将即将采取的措施也详详细细地说了。
  省交通厅、省计委都表示支持。那位处长却毫不让步，坚决反对这一方案。
  他说：“这可不行，浙江省自从建立招标办以后，从来没有开过这种先例。”
  似乎是此风一开，后患无穷。
  王勇客客气气地说：“那请你想个好办法吧。现在你这个中心不能全封闭，不安全呀。”
  他倒又支支吾吾说不出个办法来。
  巴音朝鲁是个很明智的人，一直坐着认真听双方说话。他将王勇的意见听清楚了，将反对的意见也听清楚了。
  于是他问：“三峡工程的招标是不是放在北京呀？”
  这句问话的含义很清楚，对方哑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巴音朝鲁又说：“宁波提出来的方法是有道理的，他们不是为了逃避监督，而是为了方便工作，这个事情可以考虑。但最终要向吕省长汇报。
  ”
  会散了。
  巴音朝鲁私下又把王勇找去：“你说说，这里面要害的问题是什么？”
  王勇坦率地回答：“要害是钱，就是进中心的手续费，大概有几百万元资金。这点我们金市长有态度，钱我们照常付，监督要从有利于工作出
  发。”
  巴音朝鲁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当晚，他就向吕省长汇报了。
  没几天，省政府以抄报的形式给予回复，鉴于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特殊情况，同意在宁波招标。
  要补充一句的是：巴音朝鲁在不久后调任宁波市委书记。因为有过这件事，所以他对大桥念念不忘，几乎每年年底或者春节期间，他总要带着“四大班子”到大桥转转。每次立功竞赛授奖大会，他也总是带着“四大班子”到场——他对大桥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这是后话！
  无所畏惧，不被比你厉害的人吓倒，无论他是什么来头，只要你心地坦然，一切为了大桥！
  2月28日，国务院最后一次办公会议召开，在这个会议上讨论了不下六十个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杭州湾跨海大桥。
  顺利通过了！
  3月初，“工可”报告通过的正式文件下达。
  4月中旬，在宁波东钱湖召开了由交通部组织的初步设计论证会。
  关于这次论证会，王勇想想都后怕呀。
  那一年的春天，有一种外国人叫SARS、中国人叫“非典”的怪病，突然在全球肆虐，尤以中国为最。这种怪病，一时无药可医，死亡率极高，传染性又强，让人闻之色变。人们不敢去公共场所，生怕一不小心染上此病。对于外来人员，则像防贼似的严加关注。机场、码头、车站，层层设卡，对旅客测试体温，正常的放行，不正常的立即隔离。对于“非典”的进展情况，有多少新增病例，多少疑似病例，治愈多少，死亡多少，中央电视台每天定时公布，就像战争年代的战报似的，弄得人心惶惶。
  4月20日开始，也就是在东钱湖会议结束后一个星期，各省专家都被保护起来，不允许出省了北京已经出不来进不去了。如果再稍迟几天，这个会议就无法召开，就要，等到10月份“非典”警报解除才能有所动作了。这样，就会白白失去半年时间。
  总是抢先一步的宁波人终于又一次因自己的机敏得分。
  一场场的战役就这样打下来了，一个个的战略高地就这样拿下来了！真令人难以想象呀！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工作就此走上了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