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大桥终于在2003年6月8日奠基。
  忠诚与理想，
  智慧与勇敢，
  知识与力量，
  在各种尖锐的冲突中得到真切的呈现。
  一个人与一座大桥
  2000年7月6日对宁波来说，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浙江省政府下发6月2，1日召开的第37次常务会议纪要〔2000〕6号文件：
  杭州湾大通道位置选择确定为北接乍浦、南接慈溪庵东镇方案。
  通道建设以宁波市为主。
  应抓紧深化项目前期工作，尽快上报项目建议书，积极争取国家支持。
  6号文件的下达对宁波来说是个特大喜讯，千百年的梦想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了。但是这个红头文件的下达也是一种压力，它意味着：大桥建设的实质性阶段到来了，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战斗等待着我们！
  第一个要做的重要工作是争取国家立项。
  2000年9月，浙江将项目建议书上报国家计委。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如果说原来我们是在做省内的工作，之后，就进入到国家级的评估和决策了，它更科学、更严密，程序上更周全。当然也不可否认会更繁复。
  进度明显慢了。
  叶承垣急了。他写信给国家计委原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恳切要求尽快将大桥列入国家“十五”计划。原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来甬视察，他又向李副主席递交一封信，重申这一要求。
  事后，两位副主席都十分负责地向国家计委作了积极的建议。
  黄兴国急了。2000年12月1日，他作了重要批示：
  项目公司可以早建立，一方面可以减轻财政压力，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国家早立项。
  所有关心着大桥建设的人都心急如焚。
  但是，杭州湾跨海大桥立项一事依然进展迟缓。
  面对迅速发展的形势，当年成立的大桥筹建处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于是，又一个关键人物走进了历史！
  要说大桥，就不得不说大桥总指挥王勇。历史已经将这两者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看上去，王勇似乎并不属于那种叱咤风云式的人物，但若是将他的含蓄的个性误认为是平庸，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犯了个极大的错误——就像当年人们将林肯先生的羞涩误认为笨拙一样。
  1971年，王勇初中毕业，那正是“文革”时期，他与所有的初中生一样上山下乡，被分配到浙江建设兵团。六年间种过棉花、种过蔬菜，当过连队文书，甚至还当过会计。这些对许多人来说叫苦连天的活儿，他居然都做得有滋有味、十分出色。
  1977年，他回到了宁波，顶替母亲到商店当营业员，卖土产、碗盆、缸瓮之类。他同样将这些枯燥乏味的事做得很认真很精彩。二十只碗一叠搬来搬去不会打碎一只，活像是表演杂技；七石大水缸运来了，他去验收，将手指弯曲起来在缸面咚咚咚地敲几下，侧耳听听，声音若是咣咣咣，质量不错，通过了；声音若是噗噗噗，说明砂眼很多，退回去。押货的老师傅看着这年轻的小师傅，不服也得服。
  那是在宁波市西门口的一家土产公司，小小的门面。
  或许老天爷为了用特别的手段造就一个独特的人才，他这一生似乎总是不断地调动着工作，以至于他的履历表丰富多彩：到航运公司、考公务员、去交通委，甚至还到汽车运输公司当过老总，鼎盛时手下管着好几个车队——不过我们到现在没看到他自己开过车，虽然他言之凿凿说车技很好。
  总之，二十一年时间，农业、商业、工业、交通，水上的、陆上的，他都去摸了一遍。忙中偷闲还在党校拿到了大学文凭。
  1993年，他被调到宁波市交通委员会当副主任。
  1997年，王勇被调到慈溪去当市长。二十个月后又当了慈溪市委书记。
  两年后——
  两年后的王勇成了宁波市市长助理、杭州湾跨海大桥指挥部的总指挥！
  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写着这本书时，想着一个问题：宁波人才济济，为什么市委点将不点别人偏偏点了王勇呢？
  有人说：也许是因为他搞企业出身吧，懂经济，大桥不也是企业吗？
  有人说：也许是因为他是搞交通的，造桥不也是交通吗？
  也有人说：大桥的桥址选在慈溪，许多事要与当地政府协调，王勇在当地当过市长、书记，好说话。
  ——都很有道理！但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的素质。
  他的素质是什么？
  我们从他的经历已经可以看出，丰富的人生阅历不仅使他具备了常人所没有的智慧，更使他具备了常人所没有的冷静与宽容，这是一种强者的心理素质，有这种素质的人经得起事物的高频率变动及各种突如其来的困难，求变，又将变化当做一种自然，不屈不挠，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找到一份镇定。
  杭州湾跨海大桥，可是世界之最呀！谁能预料到今后有多少风风雨雨，有多少艰难曲折，没有融汇世界英才的胸怀，没有敢为天下先的胆魄，没有锲而不舍的硬汉子精神，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行吗？
  2001年2月28日。
  刚过完春节，王勇就接到通知，让他准备一下去中央党校参加全国县委书记培训。这是全国第一期县委书记培训班，让王勇第一批去，自然是上级组织对他的培养。
  临出发前王勇要做好两件工作：
  一是看望乡镇干部。当时慈溪市正在进行撤乡并镇工作，七百多个村被撤掉了一半，剩下三百多个，下一步，要在这个基础上并镇。现在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没有规模效应不行，这是个战略性的任务。但是改革搞到自己头上来了，一些乡镇干部或多或少有点忐忑不安。作为市委书记，王勇去看望他们时，反复向他们说明，组织上会考虑每个同志的实际情况，会做好安排的，大家放心。
  二是连夜开市委常委会议。第二天就要走了嘛，作为一把手，有许多工作要交代一下。
  会议结束已经晚上10点钟了。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起。
  是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打来的：
  “现在我们正在开书记办公会议。大家在讨论大桥的事。21世纪了，如果我们再不把大桥造起来，宁波就不能发展。现在大桥的进度太慢了，大家都很着急，一致认为要派个得力的人去搞大桥，准备将你调过去，你个人意见怎么样？”
  王勇一下子愣住了：
  “我没考虑过。压力很大……不过，如果组织上定了，我去！”
  放下电话，这一夜王勇失眠了。
  真舍不得离开慈溪呀！他对慈溪是很有感情的，四年了，他为它操心尽力，看着它突飞猛进，看着它日新月异，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但是他对造大桥也情有独钟呀！还是在宁波市交通委当副主任时，他就在关心大桥建设，多次跑北京跑慈溪，出谋划策，四处奔走呼号；当了慈溪的领导后，他更迫切地希望大桥早日建成，那是慈溪人民的百年梦想呀！为此，他曾在省、市人大会议上大声疾呼，曾带着人亲自到对岸海盐县做沟通工作，还曾一次次出海考察！
  当然，这是件难事，做不好，非同小可，撤职、坐牢，都有可能；但搞好了，这可是千秋万代的大好事，苏堤、白堤，多少年了，老百姓也没忘记！一个人，能为百姓做点好事，留下点痕迹，这就够了。
  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很简单！
  一夜辗转反侧。最后的决心是：
  “这么大的一件事，总得有人去干，既然命运将这件事交给了你，你就得干。”
  那时不像现在，大桥的重要性还没有凸现出来，有不少人想不通，不少老领导也不理解，碰到王勇就惋惜地问：你去搞大桥？慈溪市委书记不当了？
  当然也有大力支持的。叶承垣听说他去搞大桥分外高兴，对他说：
  “谁说你不当慈溪市委书记可惜了？我看造好这座大桥，比你当什么贡献都要大。能担任建设世界第一跨海大桥的总指挥，就像参加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建设一样，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一个人，能做这样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一辈子值得。”
  这话说到王勇的心坎上了，对他的任命下来以后，他几天几夜睡不着！
  “建造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有幸担此重任，此生足矣，死而无憾。”
  ——从那一天起，王勇将自己的命运与大桥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那些留下深深历史印记的人，总是懂得深刻的本质就是简单，他们总是将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到主要的事业上来，如弗洛伊德之于潜意识，达尔文之于自然选择，马克思之于阶级斗争，爱因斯坦之于相对论。
  让合适的人上车
  2001年3月18日，王勇走马上任。
  这一天还是个星期天。法定休息日。
  但是对他来说，从此没有休息日这个概念，他的脑子里只有大桥。
  第一件事是搭班子。
  要深入下去，要把事情真正做起来，得有一帮子精兵强将。
  然而宁波的造桥人才实在太少了，不仅是造桥人才缺乏，这么大工程的管理人才宁波也不太有。宁波最有名的灵桥是由德国工程师测量，由英国人设计，最后由德国西门子洋行中标工程承包的。宁波三条江上后来的八座桥倒是自行设计、自行建造，但是，它是在江上，而现在是在大海上呀！如果你强调要这方面的人才，无疑是自断后路。
  怎么办？王勇心中无数。
  思考的结果是：先让合适的人上车，然后再选择通往卓越的最佳路径。
  先人后事，还是先事后人？这是当前管理学中的两大不同理念，我们常常习惯于先确定汽车开往哪里去，设计好道路，然后再召集精明强干的帮手实现愿景。但是，最先进的管理理念却是先让合适的人上车，组建卓越的管理团队，一旦有了合适的人选，他们必然会选择通向卓越的最佳路径。
  什么是合适的人选？
  王勇的理解是富有团队精神、富有奉献精神的人，他可能在业务上不是最强，但“德”一定要好。因为，你可以教会一个农民如何炼钢，但你却无法教会一个人如何恪守职业道德，如果他一开始就不具备的话。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宁波市委、市政府、市委组织部都十分支持王勇。凡是王勇点的将，都毫不犹豫表示同意。组织部长郁义康还特意关照他：你必须调自己熟悉的干部——郁义康是从多年从事组织工作的经验中、从中国特定的环境出发说这句话的，他很担心肩负着一个重大工程的班子最终却不得不将精力耗在扯皮上。他的忠告很起作用，与王勇的想法不谋而合。若是说，原来王勇还有点担心人家说三道四，经郁义康一点拨，越发坚定了信心。
  当时正是机构改革之际，他颇有远见地向市委要了三条政策：
  一是市里专门留出五十个名额给市重点工程建设配备干部用。
  这就意味着，借来的干部不占用原来单位的编制，不影响放行单位。这为指挥部抽调人员从政策上开了方便之门。二是指挥部作为事业编制，不作企业编制。这条看上去似乎有点观念保守，但却体现着王勇的深谋远虑——此举有利于吸引全国各地人才前来参加大桥建设，让人家到企业去毕竟有点心慌，尤其是高级人才。后来，这一条果然发挥了很大作用，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有用之才。
  三是凡在大桥指挥部提拔的职务，原单位要认账。
  这是王勇才会想出来的点子。他在市交通委工作时，常常看到因工作需要，一些很优秀的同志被借了出去，回来后，人家提拔了，这些同志却失去了机会——他们在外辛辛苦苦四五年，回来却是一场空。王勇心里为他们暗暗抱不平。所以他说：不能让好同志吃亏。在我这里提拔的，原单位要承认，待遇要加上去。
  这一条解除了借调人员的后顾之忧。
  这是多么富有人情味的三条啊！办事多为他人着想，这就是王勇，这就是王勇的人格魅力，这也是他能团结大家披荆斩棘、所向披靡的原因所在！
  所谓合适，还在于要让来的人有一个适合发挥他专长的工作。
  需要有一个人来搞政策处理的。这个人必须能与慈溪方方面面，也能与嘉兴方方面面打交道。
  ——他调来了曾经当过慈溪市副市长的方夏平。
  方夏平长得一表人才，像极了《生死抉择》里的男主角，不过说起话来要比那位男主角风趣幽默，自己不笑，逗你笑疼肚子。许多难解难分的矛盾有时就这样在轻松愉快中解决了。让他来搞协调工作实在是选对了人。后来，王勇调任宁波市常务副市长，他就成了“当家和尚”，坐镇大桥，将一切打理得井然有序，让王勇这个总指挥在外也放放心心的。
  需要有一个搞技术的。
  这个人可是关键呀！大桥怎么造，至少一半要靠他的脑袋了！
  张蔚文市长特地向他推荐了吕忠达。
  吕忠达长得特知识分子，斯斯文文的，白白净净的，戴一副表示高智商的眼镜，而且，不爱喝酒，不爱抽烟，每逢聚会，饭桌上其他几个指挥眉飞色舞、妙语连珠，他却只是微笑地坐着做观众。
  但这个说话不多的人，业务能力却很强。他办事心很细，考虑问题很周到，到任后，大桥南北两大处工程全是他在打理。因此王勇把他当宝贝。后来大桥搞“车改”，其他人都开开心心有了私家车，王勇却坚决不许吕忠达开车。结果是全指挥部就剩下王勇与吕忠达没参加“车改”。小伙子虽然手痒痒的，只好服从命令。
  需要有一个人专门搞融资的。当时为了争取批出项目，张蔚文市长一再承诺说不要国家一分钱。现在大桥开张了，这融资可是头等大事！
  他调来了当时在市财政局工作的金建明。
  搞金融出身的金建明很内行，最大的特点是精明，而且交际广泛，各种人都能称兄道弟地坐在一起，这两条恰是搞投资的人需要具备的素质。果然，后来在大桥几次融资风波中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金建明还身兼数职：宣传、工会、廉政建设，以及后来搞得轰轰烈烈的立功竞赛，一篮子都交给他了。当然，当时他没有意识到，他还是日后大桥新闻中见报率最高的人，因为他是大桥新闻发言人，一旦有点风吹草动，新闻记者们就如狼似虎地将他围住，亏了他处变不惊，总能机智应对。
  还网罗了一大批技术人才。
  副总工程师朱瑶宏。
  这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为了照顾年事已高的父母，宁愿抛弃高薪、高位回到宁波，正好被注重“德”的王勇物色来做副总工程师。他在大桥人缘很好，后来因出色的工作被提拔为副总指挥。
  工程管理处处长董孟。
  别看他长得文质彬彬，却是个敢于说话、敢于负责的角色，对人对己都铁面无私，在工程管理上很有一套。当年他负责宁波有名的通途路和段塘立交桥工程建设管理，路造好后，他不放心，自己先开着车上去试一试，施工单位都捏了一把汗——哪见过有这样验收的呀！这样的管理，工程质量自然过硬。七八年过去了，他有时还会去这段路走走看看，见路上没有一块碎板，心里很欣慰，觉得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老百姓。他后来也因工作出色被提升为总指挥助理。
  还有搞财务的严宏军。
  你若要严宏军说出一番大道理来，他可能会满头大汗，但讲到理财这门技术，他却绝对是一把好手，成千上万的资金进进出出，他拨弄得一清二楚，而且精打细算，为业主省了不少钱。他在融资中立了大功，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原来筹建处的朱国芳成了计划处处长。
  他可是个实干家，在前期跑项目审批中真可谓是“吃尽千辛万苦、跑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后来，大桥的许多项目的招投标也都是由这位从岱山引进的人才完成的。别看他的“灵桥牌”普通话让外来的工程队听得不明不白，整个招投标工作却做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原慈溪市人武部的政委蒋善平成了办公室主任，而原东海舰队的舰长何文宏成了副主任。
  这两个原来的武将都成了文官，乍一看似乎有点错位，但是日后他俩却都不负众望。只是蒋善平的枪变成了笔，每天考虑着如何规范制度，我们第一次前去采访，他就拿出一大堆已经制定出来的规章制度让我们看，有很厚很厚的一大叠呢！
  温和的何文宏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考虑问题却细心周到。每逢开饭，许多干部参加各种应酬去了，他的身影却总是在大食堂里转悠着——他在查看伙食情况。这个总管家似乎总是在大桥忙乎着，我们到大桥去，碰到他的次数最多。他的服务也十分到位，指挥部“车改”以后，公车数量骤减，用车紧张，但是他偏有这么个本领将它调度得井然有序，你什么时候要车，他总能变戏法似的替你变出来。
  许多人才汇聚到这面大旗下来了。
  6月27日，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指挥部行文，正式启用指挥部及各处室印章。至此，成立两年零八个月的筹建处完成了历史使命。
  王勇完成了他的第一个工作，他将一群合适的人召集在自己身边，并给他们安排了合适的工作。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他以后能取得成功又保持平衡的首要一着。
  来一场“头脑风暴”
  人员陆续到位了。王勇信心百倍地带领大家冲锋陷阵。
  然而令王勇没想到的是，刚开展工作，立即一头撞在了南墙上。
  当时，要想让国务院批准立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程序性工作要做。
  这是一套很专业很复杂但又很必要的程序。有关人员曾很耐心地将它写下来对我们进行启蒙教育。现摘抄如下：
  第一个环节报项目建议书——有一种叫法是“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它解决的是“可能性”问题。
  第二个环节是报“工可报告”。它解决的是“可行性”问题。
  第三个环节是“初步设计”。
  第四个环节是“施工图设计”。它解决的是技术细节的问题。如打桩、架梁等等。
  以上的每个环节中又有着若干个子环节，有的得从县、市、省逐级上报，有的还要经过若干个专题的研究论证。
  第一与第二个环节是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批，第三与第四个环节则是行业主管部门批，大桥属于交通，因此要交通部批。
  在第一与第二个环节报国家计委前，还要经过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这道“关”。这个公司级别很高，相当于正部级，实际上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咨询机构。因此，除了向国家计委正式报告外，必须同时请专家验证。国务院开会审批时，这两家单位都得到场。
  当我们在采访中听着这一连串的程序时，都晕了。但是，你必须一步一步耐耐心心地按规定都走下来！你得翻越九十九座大山！
  心急呀！
  而且，更让人焦心的是，这些过程就像是连环套，前面一个没完，后面一个就无法进行，你要凭着前一个批文，才能进行后一个过程。
  要按部就班走完这全过程不知要多少年呢！
  而当时，项目建议书交上去后还没有批下来。
  什么时候能批下来？
  不知道。
  干等着吗？
  机智灵活的王勇决定打个提前量——我们先将第二个“工可”报告做好，如果你第一个“预可”报告批下来了，我第二个“工可”报告立马可以报上去。等第二个报告上报后，立即做第三个等着。
  这就是后来被许多媒体津津乐道的一大创新原则：“适度超前，交叉进行。”
  ——在前期工作中这一原则起了很大的作用呢，它抢回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否则，2003年大，桥开工只怕成了一句空话。
  依照他的思路，“工可”报告做好了。是请设计院的人做的。
  做好了怎么办？放在抽屉里等着吗？
  王勇说：不，我们先将它拿出来听听专家意见吧。开个座谈会，以我们指挥部的名义征求意见。
  有人担心：这个意见是不能当做正式结论上报的，很可能钞票花煞，效果没有。
  王勇反问：你没有开会怎么知道没效果呢？我们怎么能肯定方案就没有问题了呢？
  ——话是这么说，到底有什么问题，他自己也心中无数。他遵循的是他多年来当领导的一个原则：作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不是意味着你要从答案开始，让你的部下被动地跟着你走，而是意味着要虚怀若谷。你得承认这样的事实：对这座大桥，你还了解甚少，你应多听听意见，多提出问题来帮助自己掌握情况。
  会议如期召开了。
  请来了十五位专家，那都是些全国桥梁建筑方面的权威人士，交通部的几位总工也被请来了。这些专家后来都成了大桥指挥部专家组成员，成了大桥建设的智囊团。
  没想到，这一开会还真找出大问题来了。
  这个设计有几个大问题呢？
  第一个大问题，也是最主要的问题：当时中国还没有造这样长的跨海大桥的设备。你造桥要打桩吧？我国现有的打桩船，根本没有办法打你这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桩。即使国务院将立项批下来了，你也没有办法造桥啊！
  国际上倒是有这个设备，但你是否有条件请进来？比如，请日本人来，造价起码翻3倍以上，你这里若是100个亿，他可能要花300个亿。
  还有，这些日本工人进来了，海关、边防、商检所有涉外单位在你施工期间都得来管着，包括你这个区域，也要按照香港这种“境外”模式来管。而且，这些人进来，统统要外交部批；这些设备进来，统统要海关总署批——他们怕逃税呀！你还得有一大笔钞票押着，你有这个资金让他们长期押死吗？
  第二个问题，是工作日的问题，也叫有效工作日。当时“工可”报告中考虑的是实行海上作业。但是杭州湾风大浪急，台风多，海上作业的话，三百六十五天中只有一百五十天到一百八十天可以施工，也就是说，一年里只有半年时间可以干活。你正干活，混凝土浇了一半，台风来了怎么办？风来了，停工；浪来了，停工。这叫什么施工？这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根本没有效率可言。五年不可能造好大桥，十年也别想造好。
  第三个问题，工程量那么大，你如何组织管理？标段如何划分？
  第四个问题，你这座桥，到底是要造成什么样的桥？桥的类型很多很多，有悬索桥，有斜拉索桥，还有一种叫连续斜拉索桥，整个36公里全部连续过去。桥型方案有很多，你到底是要什么桥型？桥型的方案定下后，才能决定你怎么个造法。
  王勇越听越坐不住了。原以为最多是对“工可”报告修修补补，没想到听到的却是颠覆性的意见。
  听来听去是“不可行”嘛。怎么办？
  还是请专家们说，请他们放开来说，用中国传统的说法是“集思广益”，用外国时新的说法是来一场“头脑风暴”。
  这一场“头脑风暴”大有成效。智慧的火花在各种碰撞中迸发，几天下来，你一言我一语，想出了许多好主意。
  第一个是“施工决定设计”。
  你这个世界最长大桥的设计，不是哪个设计院的人坐在房间里凭空想象拍脑袋能拍出来的，必须让有经验的施工单位一起参加设计。也就是说，首先要从实践中来！
  第二个是变海上施工为陆上施工。
  变海为陆，减少海上作业时间。这样一百五十天不就变成三百六十五天了嘛。第三个原则是：陆上要大型化、工厂化、标准化。这三句话是决定性的！
  这三句话后来成了三大原则，彻底颠覆了原来的设计方案。
  但是，且慢，这三句话都是原则性的，都是坐而论道。好是好，实质性的东西还是不知怎么搞呀！
  当时，参加会议的浙江省交通厅老厅长邵尧定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老王，你向全国大的施工单位征求一下方案嘛。
  邵厅长是大桥的顾问，每每有大活动，我们总能在指挥部碰到他。
  他说他这一辈子的理想就是搞一个港（北仑港），一条路（杭甬高速公路），一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三大理想他已经完成了两个，北仑港已经成为全国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之一，杭甬高速公路也正在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现在正铆足了劲搞第三个——杭州湾跨海大桥，因此他对大桥的一切都特别上心。
  王勇豁然开朗！
  对呀！我们可以让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联合设计呀。这些活跃在第一线的人不是最有发言权吗？而且，你设计得好，以后就按照你的方案、按照你的施工方法、按照你的工期搞。
  另外，关于桥型，谁说了也不算，来个全国有奖征求方案吧。
  又一场更大的“头脑风暴”开始了！
  这个活动叫做“杭州湾跨海大桥施工组织与桥型优化方案征集活动”。而且要对征集的方案进行评比评奖。
  ——请注意！这里，故意将“施工组织”放在前头，将“桥型优化”放在后头，它要体现要强调的是大家当时还不十分熟悉的“施工决定设计”这一理念。
  这是对中国历来遵循的设计思路的一个重大调整！
  那时，有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一般来说，设计是老大，我怎么设计，你就怎么施工，这个责任是我的，你要在图纸上改一条线也要经过我的同意。这是多年来约定俗成的一种规矩。
  而杭州湾跨海大桥怎么完全将它颠倒过来了呢？
  ——“施工决定设计”，当时，杭州湾跨海大桥是全国第一家提出这个口号，而现在，它已经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种理念，全国不少重大工程都开始尝试着这样实施。
  在这场“头脑风暴”中，参加的不仅有专家，更有战斗在第一线的施工单位。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各种各样的方案雪片似的飞来，他们倒不是想得个奖，他们是想在大桥建设中分切一块蛋糕！
  从7月到9月，仅仅三个月时间，最佳方案顺利出台。
  金秋九月，大桥指挥部再次将这些专家请到宁波来，名义上是请大家做评委，实际上是借用专家力量对多种大桥方案再次进行优化选择。
  张蔚文市长、邵占维副市长也都被请来了，端坐在那里听意见。
  最后，中港三航局与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联合体夺得第一名。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的方案搞好后不敢拿出来，怕出丑，怕人家笑话。王勇知道后，亲自做他们的工作，鼓动他们将方案拿出来。
  “辛辛苦苦想出来的方案，你不要藏起来，藏起来就不能产生任何效益，等于你没想过。”
  ——王勇的想法是要尽量多地动员人参加，这是质与量的关系，你参赛的人多了，才会产生真正有品位的方案。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还真没想到，就是这个差点被害羞扼杀在摇篮里的方案竟得了第一名呢！
  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好事！
  获得第二名的是中铁大桥设计院。
  第三名是香港的一家单位。这家单位听说要造杭州湾跨海大桥，跟踪已经好几年了。
  这下，王勇的心安定下来了。俗话说，英雄所见略同。既然三家都认为是好的方案，既然专家们也都认为是好的方案，肯定是好的了。我是外行，我听他们的。
  再一算经济账，也挺划算。如果请人设计少说要花上百万元，而现在只花了30来万元的资金就OK了。这真是四两拨千斤呀！
  一场“头脑风暴”，刮出了一套好的方案，不，是刮出了一个好的理念，更准确地说，这又是一个创新：杭州湾跨海大桥，是史无前例的桥，建造这样的大桥，要尊重科学，依靠专家，广泛论证，在广泛论证的基础上再做决定。
  以后，在大桥长长的五年建设期内，无数次地刮过这样的“头脑风暴”，创造了一个让大家都能说话的大气候，无数个难题都是在集思广益中得到顺利解决，无数次争执都在畅所欲言中得到化解。
  我们参加过许多次这样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中，激烈的争论、合理的冲撞经常发生，有时甚至短兵相接，争得面红耳赤。
  凡是这种场合，王勇总是沉稳地坐着，听，不动声色，不加任何评论，他扮演的是一个苏格拉底式的调停者角色，到了最后，他才做精彩的分析与总结——当然，这发言往往能被争执双方平心静气地接受。
  这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胸怀。他曾经坦诚地说：
  “上级叫我这个人搞大桥，我的优势在什么地方？不是在技术上，我很清楚，技术上我最外行，别看我搞过许多路、桥的建设，但搞这样世界性大工程绝对是外行。全国好多搞大工程的总指挥都是科班出身，相当懂行，不懂的不太有，数下来，全国可能就数我不懂行。我是小学生在做研究生的事，这是我最大的劣势。但是也可能这就是我最大的优势。我不懂行，就方方面面听嘛，意见很多，我欢迎，说明我考虑得不对，要进一步修改，修改的内容大家也都说了，这就是好事情嘛；听下来的意见不多，也是好事情，说明我原来考虑得就比较完善，过硬嘛。所以说，多听意见不会错。”
  走进指挥部，你会看到迎面墙上镌刻着的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博纳、自信、创新、奋进。”这是大桥精神。“博纳”二字本来是被放在第二位的，王勇坚持将它放到第一位。
  他说，自信不是盲目，自信是在方方面面听取大家的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的。因此，首要的是广泛听取意见。
  这就是他们的理念，根深蒂固！
  将基础夯结实
  此刻，能不能立项是关键的关键。省、市领导都在焦虑地盼望着，这成了大桥指挥部最大的心事。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发展的规律。大桥的立项注定是一波三折。
  2001年底，国务院第118次总理办公会议召开了。杭州湾跨海大桥这一项目与其他许多项目一起被列入讨论。
  “那是12月19日。”吕忠达后来相当肯定地对我们说。成天埋在一大堆数字里的他，居然对这个日子这么念念不忘，为什么？这让我们有几分纳闷。但当我们了解全过程后就恍然大悟了。原来，这一次的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让大桥指挥部经历了一场大悲大喜。
  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要讨论的消息传来，大桥指挥部的所有指挥那几天都有点心神不安，毕竟，这是大桥项目第一次往上报，能一次闯关成功吗？
  谁也不敢乐观。
  整个宁波市都在着急。于是，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刚结束，市长金德水就急着让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殷志远去打听消息。
  殷志远带人马上赶到北京了解情况。了解到的情况很乐观：
  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上提出了三个问题，认为“杭州湾跨海大桥跨度大，地处杭州湾口，要对建桥后给杭州湾沿线港口、钱塘江观潮带来的影响等问题以及工程设计方案慎重进行研究”。
  结论呢？大家关心的是结论。
  对方原汁原味地转述：“总理最后表态说：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成还是不成？
  殷志远还是有点将信将疑，追根究底，再问。
  “当然是通过了的意思呀。”人家很乐观地笑着说。
  紧接着，又从其他渠道来了消息，似乎都很乐观。参加会议的几个人对总理的表态理解很一致，“就这样了”就是“通过了”。
  大家欢欣鼓舞了一番。
  不过，因为正式文件没有下，王勇多了个心眼，叮嘱不到最后正式公布、万无一失、绝对有把握，大家谁也不许声张，只许偷着乐。
  偷着乐也是乐。那几天，大桥指挥部的几个正副总指挥好好地醉了一场，一个个春风满面，走起路来脚步轻松。
  然而只是乐了几天，很快，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纪要下来了，大家一看傻眼了，话倒还是这么三句话，结论却跟想象的截然不同。
  “就这样了”的意思——原来是要求针对会议上提出来的三个方面的问题继续论证评估，继续补充材料！
  嗬嗬！原来任何一句话都是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的！
  宁波人一下跌到了失望的深渊。
  消息传来，王勇心里甭说有多难过，不过还得先安慰大家，他充满激情地给下属鼓劲打气：
  “要求补充材料就是好消息，就有戏。至少说明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没有否定，说明对大桥很重视嘛。而且，不断补充材料的过程也是反复检验我们准备工作的过程，要在杭州湾上面造桥，毕竟不是儿戏，它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要借此机会将基础夯得结结实实的！”
  翻来覆去一句话：这不是坏事是好事！
  不管是坏事还是好事，吕忠达他们必须收拾自己的心情再次检验自己的方案，于是大家根据上面的要求又忙乎了好一阵子。
  没过多久，一份更加简明扼要且充满科学性的报告交到了国家计委。
  很快，这份洋洋四千字的报告以国家计委〔2002〕499号文件形式被递交到了总理手里。
  现在，让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建设对沿线港口有没有影响？
  没有。
  因为在设计时，大桥桥位和跨度、净空已充分考虑到对沿线港口的影响。它选择的是对港口影响最小的乍浦方案，该方案避开了深水港发展区域，给乍浦港的远期发展留有足够的空间。
  它也不会对通航带来阻滞。根据交通部对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航净空的批复，已经给远期桥下通航能力的提高留着充分的余地，也完全能满足上虞港、杭州港等上游港口的需要。
  再则，实验分析结果表明，桥轴线上、下游各500米范围内，涨、落急流速变幅小于5％，4公里以外基本没变化。
  因此，建桥对乍浦港及乍浦至秦山航道基本没有影响。大桥也不会影响杭州湾沿线港口的运营和规划建设。
  然后回答第二个问题：
  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的建设对钱塘江观潮有没有影响？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钱塘江大潮以其壮观的景象，名扬天下。它和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印度的恒河，是世界著名的三大涌潮之地，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建造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无疑将是一个世界奇迹，可是，我们千万不能在创造一个世界奇迹的时候毁了另一个世界奇迹！
  这一难题交到了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所的专家们手里。
  钱塘江大潮是怎么形成的呢？科学的术语是这样表述的：
  涌潮是入海河流河口的一种特殊潮汐现象，是水位骤然升高的涨潮波前峰。钱塘江涌潮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涌潮。它的形成有两大基本因素：（1）杭州湾是典型的喇叭形海湾，河宽收缩率很大，外口宽达100公里，向内断面仅为20公里。这一收缩使潮波能量积聚，潮差增大。（2）钱塘江河口澉浦往上游沙坎堆积，河床迅速抬高，水深急剧变浅。钱塘江在高阳山（大桥推荐桥位上游约32公里）附近开始形成涌潮，高阳山即起潮点，涌潮在上溯过程中不断发展加大，至海宁盐官达到最大，成为天下奇观钱塘江涌潮。
  那么，这两大因素会不会因为造桥而发生变化呢？
  为了获得有充分说服力的科学依据，专家们决定采取实体模型涌潮模拟方法进行研究。模型实验数据全部自动采集，在实体模型中模拟出涌潮的形成和发展，以便准确地得到建桥前后潮头高度的变化。
  在这个模型中，钱江潮还是在高阳山一带起潮，在八堡、新仓一带成为壮观的“交叉潮”，在盐官形成整齐的“一线潮”，在老盐仓出现“回头潮”……
  经过无数次的实验通过专家组的鉴定大桥对钱塘江大潮的影响为0—2厘米钱塘江大潮的平，均潮高为2—3米，也就是说大桥对大潮的影响在1％以内。
  2厘米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也是常人的肉眼看不见的。
  这一科学的结论让总理放心了，让环境保护主义者放心了，也让全国人民放心了。
  总理关心的第三个问题是：
  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的工程设计方案是否可行？
  答复是肯定的。
  根据杭州湾特定的气象、水文、地质等自然因素，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条件是许可的，不存在不可克服的技术难题。依靠国内桥梁设计、施工队伍和技术，完全能够将杭州湾跨海大桥高水平、高质量地建成。
  当然，由于大桥总体上处于海洋性环境，大桥结构的耐久性和防腐措施是下一步工程设计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工程设计方案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还将进一步优化。
  ……
  如果你细细读过那个报告，你一定会感到，那是一份扎实的报告。几乎每一个数据、每一句话的背后，都经过了成百上千次的调查研究与科学实验，它是科学求实精神最好的体现！
  那又是一份充满着热切盼望的报告，字里行间透露出建造大桥不可动摇的决心与信心！
  而当报告以国家计委出面时，当上面郑重其事地签上了张国宝的名字时，在杭州湾建造一座跨海大桥，已经不仅是浙江的事，它已经是国家计委对整个大局发展的智慧考虑与策划！
  现在，这份报告已经妥善地被保存在大桥指挥部的档案室里，它是大桥历史的一个重要见证。
  框架之下的舞蹈
  与此同时，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在遵循着“适度超前”的原则前进。
  说是“适度超前”，其实是超了很多。国务院还没有立项，你都已经将方案搞定了。打个比方，就像是结婚证书还没领出，你儿子已经生出来了。
  这里面有很大风险。
  首先一个风险是桥型没有确定。
  凡是造桥的项目一般都有两种比较方案上报：造桥的，造隧道的。你杭州湾大通道到底是造什么？
  我们自己确定的当然是要造大桥。若是造隧道，要十五年时间，造价要300多个亿。且不说是否有这么大笔的资金，这么长的期限，等你造好，只怕黄花菜都凉了，谁等得及呀！而且，造这种隧道的设备世界上还没有。
  还有，报告上去的桥位有三四个。即使上面批准你造桥了，桥位在哪里还是个未知数。一般都是桥位定了才能搞设计，现在你在立项没有批、“工可”报告没有批的情况下自己搞初步设计，弄不好，全部废掉！
  第二个风险是在程序上。
  ——我们又一次提到了“程序”这个字眼。自古以来，中国是个强调程序的国家。程序在我国是一种传统文化，它保证了这泱泱大国千百年来有序地进行各种活动。随着社会的各种需要，程序总是在变动着的，或增或减。不可否认，某些程序的变化也给许多事情带来极大的牵制。
  譬如，2001年之前，我们国家搞设计是不搞招投标的而从2002年开始必须要搞招投标。杭州湾跨海大桥如果是在2001年设计，，可以省去这个程序。但是问题来了，我们虽然是在2001年搞，要面对的却是2002年呀！
  有人大胆提出来：我们就按照它的新规定，也搞招投标吧。
  但是——又是一个“但是”——你在2001年搞招投标，你没有国家批文呀！没有批文就没有法律依据，就意味着不合法。有关部门肯定会因此提出疑问。
  这一时间差让指挥部的头头脑脑想破了头，坚持这样搞吧，明摆着有风险；不这样搞吧，你2003年甭想开工。
  效率就是金钱呀！
  最后，王勇一咬牙拍板：
  招投标坚决按2002年那个还没有执行的交通部部长令来执行！
  桥位就按我们自己商定的最合适的、最有利的那个定！
  2001年底，招投标顺利结束，开始进入初步设计。很快，立项批出来了，时间终于抢回来了，桥位也给他一枪打中目标。
  然而，就像他们当初估计的那样，麻烦果然因此而生。
  搞初步设计时，王勇带着几个人去北京汇报，交通部有关部门二话不说就将他们卡住了。交通部的一位精干的女司长负责这项工作，她只听了一半汇报就斩钉截铁地说：
  “第一条：当时你们的‘工可’报告没有批出来，根本不具备搞初步设计的法律依据。第二条：初步设计必须搞招投标。”
  王勇早就料到他们会这样说，苦口婆心向她解释说：一般工程建设都是这样在搞的，为了抢时间嘛，应该能够理解。
  这一条倒是很快被她接受了。但是，招投标呢？你必须要做的程序呢？
  王勇说：招投标我都按规定的做了。
  她不相信——也难怪人家不相信，这个交通部部长令才出来多少天呀？你怎么就已经做好了呢？你蒙谁呀？
  这个女司长是个工作很负责的人，而且技术上十分内行。但是这个人六亲不认，相当坚持原则。任凭你王勇说得口干舌燥，她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回到宾馆，王勇足足生了一夜的闷气，一夜都在脑子里跟她论理。
  第二次再去找她。这次，存心是与她去吵的。吵翻也不怕，横竖横！
  他让手下的几个人拉去了整整一大箱的文件，里面全都是关于招投标的文书。箱子很沉，跟着他去的一个是吕忠达，一个是叶昌勇，两个年轻人拉得满头是汗。
  到了那里，先将文件在会议室的桌子上全部摊好，所有招投标的批文，所有的招标文件，所有的投标文件。前前后后十七个环节，十七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文件，全部摊开来，摊了整整一屋子。
  然后让吕忠达去请她来。
  你不是说我是假的吗？我现在将东西拿出来，你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气氛真有点剑拔弩张。
  那位司长来了，板着个脸，将文件一本本翻过去看，一本，再一本，再一本，再一本……看着看着，她的脸色渐渐地阴转多云了，接着，多云转晴了，再接着，她居然很爽快地抬起头来，阳光满面了：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这边严阵以待的王勇不禁一愣，差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女司长却继续说下去：
  “你们做得不错，全国当时还没有执行部长令，你们却已经在严格执行了。不过，有几个地方还可做得更细些……”
  她接着很内行地为他们指点了好几个应该改正及应该补充的地方。
  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嗬嗬！毕竟人家也是实事求是，她的指导思想也是为了大桥建设好呀！
  倒将王勇感动得不好意思了——你看你自己，竟还是端着个吵架架势去的呢！他连忙诚心诚意地向她检讨自己态度偏激。
  从此，王勇多了一个朋友，大桥多了一个支持者。这位司长后来在许多问题上都主动热心地帮助大桥建设。
  紧接着要做的是开工前的准备：进场道路问题，水、电、通信问题。
  这些问题看上去不大，其实也让你头疼。指挥部所在地当时还是荒草一片，汽车要进去，得从小路硬挤过去；到大桥桥址的交通更不便了，从宁波到慈溪要跑一个小时，从慈溪到桥址也要跑一个小时，而且一路堵车，让你急得头上冒烟。
  这样的状况，即使明天国务院批下来了，你也无法动工，光是修路通水电就得花一年时间。
  能不能先做起来呢？然而，当时的桥位还没有定下来呀！如果我们先做了道路，万一上面批下来不是在这个位置呢？那些设施不就全报废了？损失的可不是小数目呀！
  责任都是你这总指挥的。
  虽然责任重似山，你还是得鼓足勇气冒这个险！
  王勇去找张蔚文市长，将利弊都摆了出来，明确建议提前做开工准备工作。搞起来的话，即使以后不是这个位置，对大桥有损失，但是对慈溪有好处，这些道路，这些水电设施，日后慈溪市还是派得上用场的。
  这拍板不容易呀！谁知道你拍对了还是拍错了？一切都需要时间来检验。
  张市长沉思良久，下了狠心：
  “那就弄吧。”
  那时已经有消息，张市长快调到省里去了，这是他为大桥建设做的最后一个决定。他对大桥感情深厚呀！
  2001年12月，通路工程开始。就在龙门架的位置搞了个简单的开工典礼。张市长来了，他郑重其事亲自剪了彩。
  2001年，随着这充满深情、充满期盼的一剪，终于结束了。
  这是王勇到任的第一年，也是他压力最大、最无助的一年。条条框框实在太多了，你真想做事吗？那么，你必须学会在框架之下舞蹈！
  斯托克代尔悖论
  “斯托克代尔悖论”是世界超级畅销书《基业长青》的作者吉姆·柯林斯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解说，即是：坚持你一定会成功的信念，同时，要面对现实中最残忍的事实，不论有多大困难，不论它们是什么。
  ——是呀，生活中有多少难以预料的困难！在人生旅途中，我们都会无数次地经历失望与打击，经历无缘无故的挫折，可能生病，可能受伤，可能发生事故，可能失恋，可能在政治风波中下台……斯托克代尔告诫人们，将人们区分开来的不是困难的有无，而是对待它的态度。“斯托克代尔悖论”是所有创造奇迹之人的一个缩影，所有实现卓越的人或单位，都是诚实而努力，面对现实，一步步走向成功之路。
  也许我们能说清大桥建设者在技术上有多少创新有多少成果，但是，我们无法说清为了大桥他们遭遇过多少委屈，攻克了多少难关！为了跑下项目，必须与许多单位协调，向他们汇报。用一些跑项目的同志的话来说：这都是一座座山呀！国家的审批环节多，责任交叉，政策意义上的法人责任制还没有到位。这一切都给大桥的顺利进展带来重重障碍。
  大桥的建设者们在开始与天斗与地斗之前，不得不坚韧地开始这一场特殊的战斗。
  2002年4月，好消息终于来了：国务院会议通过了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立项。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国家计委就正式发文了。拿到这个盼望已久的红头文件，宁波人欣喜若狂！真快呀！若是按常规，过他半个月、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国家计委再将文件批下来也是有可能的呀！
  雷厉风行，真是国家计委水平！被有些部门东拖西拦弄怕了的宁波人，对此真是说不尽的感激！
  但是且慢高兴，新的矛盾在人们毫无知觉之间又悄悄地出来了。
  这时，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国宝来到秦山核电站视察。
  得到消息，王勇与殷志远一起高高兴兴赶到北岸海盐的桥址所在地见他。对这位领导，宁波人始终心存感激，如果不是他大力支持，只怕大桥至今还在纸上。
  当时，大桥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只有一块标志着大桥桥址的石碑像模像样地立在那里。王勇意气风发地指点给他看，这桥方向在哪儿，造好后将会是怎么个模样。王勇将远景讲得头头是道，张国宝看着听着脸带微笑。毕竟，这些年来，他一直是这大桥的积极支持者。
  王勇一边指点，一边再三感谢他，感谢国家计委对大桥的支持。
  然而，风云突变，张国宝突然转向他，将脸一沉：
  “你还这样说呢！我问你，造这座大桥对潮汐有没有影响？一批专家向总理写信，说这座大桥选址不对。”
  王勇当头吃了一闷棍，大惊失色，这才知道，原来，他来看大桥桥址是别有用意呀。
  张国宝继续说：
  “专家反映你这个大桥的选址已经破坏了当时选定的钱塘江潮汐发电的地址，总理叫我们来看看，浙江省必须有一个说法。”
  听得他俩一头冷汗！好险呀！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国务院立项之前，大桥立项肯定又过不了关。谢天谢地，幸亏立项已经立好了。
  但是第二步的“工可”报告还是要国务院批的呀！
  两人面面相觑，心事重重。
  还是王勇镇静，先问张国宝的行程安排。知道他先去秦山核电站，然后晚上到杭州，吕祖善省长要请他吃饭。
  于是两人跟着他先到了核电站，将他所说的那封信复印好。
  将信拿到手一看，急了，领头签名的原来是我省的一名著名专家！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
  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很尖锐，说是杭州湾跨海大桥选定的位置正好是当年周恩来总理定下的潮汐发电站的位置，有它没我，有我就没有它；信里又算了一笔经济账，根据他们的估算，造潮汐发电站每年能有几亿收入，现在因为造大桥就会让这笔巨额收益打了水漂；而且，他们认为大桥将对整个杭州湾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破坏。
  信中最严重的一条是：周总理美好的设想在造此桥之后将会变成空想。
  写信者因此要求朱镕基总理紧急叫停建造杭州湾跨海大桥，不要给子孙后代留下无穷后患。
  口气很严重呀！这可关系到你现任总理与前任总理的关系问题，你不得不认真对待吧！
  王勇赶紧再看下面的总理批示。朱镕基总理的口气倒是客观的：
  “请国家计委阅处。”
  ——这就是说，你必须给总理一个说法。估计日后国务院讨论杭州湾跨海大桥时，这个问题一定会提出来。
  关键时刻，还是要依靠专家。他俩一边向市委书记黄兴国汇报，一边立即赶往杭州，在车上就给专家们打电话，把浙江几个有关潮汐发电的专家都请来。
  下午，一个十来个人的紧急会议在浙江省河口研究所的会议室召开。
  专家们一听，说：是有这么回事。在1958年左右，有人提出浙江的钱江潮是世界上最好的潮汐能，可以利用潮汐发电。当时周总理对专家的意见很重视，就说：这里要留好位置。
  不过，第一，这个位置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一点，而是泛指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离跨海大桥还有5公里，更不是在大桥的位置。
  第二，按照目前世界上潮汐发电的趋势来看，总的还是处于试验阶段、摸索阶段。法国曾经搞过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潮汐发电工程，2.4万千瓦，到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后来浙江台州搞了个0.32万千瓦的，成了全国之最，世界第三。杭州湾潮汐电站的规模是百万等级的，要建造这么大的电站还有很多难题呢。而且潮汐发电成本相当高，要大大超过火力发电及其他能源发电的价格。因此，目前还无法推广应用。
  第三，如果要潮汐发电还必须筑一个大坝。但是，如果真的在这里拦一座大坝，对整个上游的生态将会带来严重影响，著名的钱塘江大潮将不复存在。造了大坝，整个杭州湾的生态都会发生变化。后果不堪设想。
  专家毕竟是专家，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个一清二楚。听了这些意见，王勇与殷志远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了下来。他们赶紧将专家们的意见整理成文。晚上吕祖善省长请张国宝吃饭时，这份材料火速送到了他的手里。
  张国宝一看愣住了：“你们的速度这么快呀！”
  这可是殷志远用奥运会的速度赶出来的呀！
  ——这个殷志远是个实干家。为了大桥，他默默地作出了许多奉献。曾有人对我们说：你们写大桥的前期工作，两个人不可不写，一个叶承垣，一个殷志远。为了大桥，他俩一个到处喊，造舆论，一个到处跑，做实事，两人都功不可没！
  毕竟是高层领导，又是国家计委的，数字概念极强，张国宝拿着材料只翻看了几段就一目了然，笑着说：
  “我同意这些意见，但是必须由省计委形成正式文件，你们用正式的文件报到国家计委，由我们再报国务院。”
  其实，这位大主任一看到专家们写给总理的那封信，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这一类型的干部，全国地图就像是装在他们脑子里的，对专业非常了解，对发生的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更是看得入木三分，你只要稍有疑虑，他立即能判断出症结所在。之所以要王勇拿出材料来，是因为他必须对上有个说法。
  与此同时，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紧急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请来商量。决定马上打电话给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泽民。
  ——为什么通过省人大常委会这条线？因为这位领头写信的专家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嘛。主任与副主任总是容易沟通些。
  李泽民是主战派，他是极力主张造这座大桥的，也曾多次到大桥去看过桥址。一听这情况，他立即将那位写信的专家请来了解情况。
  那位专家听了李泽民的详细分析，才如梦初醒，后悔不迭。他其实也是抱着一颗爱乡之心呀！
  这场风波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当我们今天在键盘上敲打着这些风波时，它们似乎只是一个个故事，但是，我们又怎么能忽视呢？这是一种了不起的信念！
  正是有着“斯托克代尔悖论”所说的那样的信念，他们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无所畏惧
  如果说以上我们所说的事，一件件都在考验着宁波人的坚韧，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是考验着宁波人的胆量。
  事情发生在2003年的春天。
  当时是什么背景呀？一是全国人大即将召开，政府要换届；二是全国爆发“非典”。两者的影响都很大，几乎影响到全国每一个角落。
  同样，它们对杭州湾跨海大桥也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
  此刻，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项目建议书终于顺利通过，也就是说，立项已经批下。但“工可”报告还在待批之中。如果不能抓紧做好工作，
  在本届政府换届前批下来的话，就会被移送到下届政府。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又要花时间等待。
  还有，宏观形势是否会起变化？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我们国家的政策是靠投资拉动经济，全国许多大项目因此纷纷开工。从某种意义上说，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立项也是得益于这一宏观政策。换届之后，政策会不会有所改变、有所调整？会有多大改变、多大调整？
  谁也无法预计。
  因此，最理想的做法是：争取在本届政府换届前将“工可”报告批下来。
  当时已临近年关，2月份就是春节了，而3月5日，全国人大就要开会，就要换届了！
  机会就在这换届之前的半个月里——那时，按惯例，国务院还将再召开一次会议。在这最后一次会议中，将对本届政府未了之事作出结论。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王勇火速向市长做了专题汇报，再三强调：
  “一定要抓紧，若不抓紧，前功尽弃！”
  这时，张蔚文市长已经调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年轻气盛的金德水新任宁波市市长。金德水长就一副硬汉子模样，剃着个硬茬茬的短平头，平时话不多，说出来也是石头甩出来一样，生生一种说干就干的风格。
  王勇的汇报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金德水当机立断将殷志远叫来，下了一道死命令：
  “你带一些人马上去北京，春节放假之前，必须将国家计委方面的手续全部办出来。如果办不出来，你春节就不用回来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烧到殷志远的头上。
  当时的程序是什么呢？
  国家计委下面，管这个项目的有两个司，一个叫基础产业司，一个叫投资司，这两个司下面，又各有许多处、室。
  殷志远要做的是什么呢？
  第一步，他要使司下面的处、室同意这个报告，然后报给司里。
  第二步，让两个司同意这个报告，然后报给国家计委的主任办公会议。
  殷志远从来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人，二话不说，带着一批人去了北京。
  他们在北京住了整整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他们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分钟！
  大年三十，胡子拉碴、一脸疲惫却又十分兴奋的殷志远们回来了，找到金市长，第一句话就是
  ：“任务完成了。”
  有功之臣呀！大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我们的这本书里总是有着那么多的一波三折，惊心动魄得就像是一部虚构的小说——正当大家一心一意等着国务院开会时，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又冒出来了！
  就在大家刚刚松下一口气的当天，就在这个大年三十，金德水市长突然接到了国家计委打来的一个电话：
  “有人为了大桥的事向总理写信，告大桥指挥部的状了。总理有个批示给国家计委。”
  他说了一个人的名字：某某某。
  金德水一听，头皮都炸了。关键时刻，怎么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来了？
  他稳了稳神，嘱咐下面的办事人员说：“别告诉王勇，都大年夜了，先让他过个安稳年再说。”
  但是，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早就有人悄悄地将信息传给了王勇。一向胆大的王勇也着实被吓了一大跳：我王勇算老几呀？竟然将我告到总理那里去了！
  心里七上八下的。当然，这个年就甭想过好了。
  其实大桥与这位告状者的矛盾已经存在一段日子了。
  这位先生是个美籍华人，八十来岁了，在国内外对造桥、造房子都很有一套技术。他曾经发明过轻质混凝土，在业内很有点名气。
  杭州湾跨海大桥名气越来越大，吸引了许多人，当然也吸引了他。大桥立项之后，他就来找王勇，对他说：“我要对你们的方案进行优化设计。”
  优化设计就是在原来的设计基础上再进行一番研究推敲，好的优化设计将会为工程节约大量资金。王勇当然表示欢迎。但是一听要价又吓了一大跳，老先生要求每节省1个亿要提成5000万，也就是50％！
  这可是已经在谈的中国咨询公司5％的提成的整整10倍啊！
  太棘手了，毕竟，每一分钱都是股东委托他管理的呀！他要精打细算，对股东们负责！
  价格高是一个原因，质量也是一个因素。老先生的强项是轻质混凝土，这种配方在国内还没有被承认，如果要用，还要经过试验，这又需要好几年时间。大桥等不起！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必须弄清楚这家公司是不是经过国家批准，是不是有国家认可的设计资质。如果没有资质，就没有资格做优化设计。即使做好了，上面也是通不过的。
  双方僵住了。于是有了大年三十的那个电话。
  大年初八。
  上班第一天上午，金德水就将王勇叫到办公室，用七分气愤三分无可奈何的口气对他说：
  “有人给总理写信告状了，总理有个批示，马上下来。”
  几乎紧接着他的话音，这封告状的信也到了市政府，是传真过来的。
  信写得很厉害，说是“我向总理保证，我的优化设计可节约工期20％，节约投资20％”，然而，“下面部门互相推诿”“我现在爱国有心，报国无门”！
  当然，要害的一句话没有说：如果我优化设计16个亿，我要拿走8个亿，占50％。
  上面果然有总理批示：
  “请家宝同志阅处。”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做何处理意见呢？
  “请国家计委处理。”
  国家领导人的冷处理使金德水与王勇几乎同时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笼罩了大家整整一个春节的忧虑、困惑、恐惧之感此时才稍稍缓解。
  老实说，王勇倒不是担心被他告状被撤职，他担心的是节外生枝，紧要关头又影响国务院会议上对大桥项目的讨论。
  王勇下午火速赶到北京与中国咨询公司商量对策。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无疑就是将真相告诉上面。于是决定由双方分头向国务院打报告，把真实情况说清楚，把观点亮清楚，尤其是要把这50％说清楚。相信中央领导会明辨是非的。
  王勇连夜又赶回宁波。他连夜组织人写好了报告。一大早，8时30分，交给金德水签字，9时30分打印好，立即派专人送往北京。一份交给国务院，一份交到了国家计委。
  后来，关于这件事，国务院再也没有提起。也就是说，总理认可了大桥指挥部的报告。
  当然，对老先生的积极性还得保护，于是指挥部发了个传真给他，告诉他，在符合原则的情况下，欢迎他来大桥指挥部面谈。
  原则是什么呢？
  一是公司必须要有设计资质，二是优化成果必须经过鉴定，三是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对方口气很大，回答：不用这么麻烦的。
  王勇让指挥部再发传真过去，说明这不是指挥部的要求，而是国家法律要求，是根据建设部的某某号、某某号文件，您若是不了解，可以登录建设部网站……
  一来二去的，都是传真。传真好，日后口说无凭，它就是证据。每一份传真都是王勇与吕忠达反复推敲，一字一句斟酌的。
  从此以后，那边再也没有音信。
  这样的故事又何止这一个呢！就在不久之后的招投标中，王勇又碰到了一次。不过，这次对方不是个人，而是以冠冕堂皇的组织出面的。
  那是在2003年，大桥指挥部进行第一批土建工程招标工作。
  对招标的事，交通部很担心，许多干部都倒在这上面。
  某地有一个高速公路工程招标，专家刚刚报到，钞票就从门缝里塞进来了，你是一类专家，塞进来1万人民币；你是关键人物，塞进来5000美金。分门别类，一点也不会搞错，对方情报非常详细准确。还真有人收下了，当然，后来都暴露查处了。
  最后受灾的还是工程——其他的路段都造好了，出事的路段还在追查处理，还没有开工。这建造高速公路可不是做玩具，你一段不通就全线通不了啦，给国家造成极大损失！
  因此，交通部副部长冯正霖郑重其事地对王勇说了好几次，说你无论如何一定要百倍警惕、高度重视，要确保成功。
  王勇牢牢记下了。
  其实他自始至终很重视廉政，用他的叫法这是“人身安全”，或者说是“政治安全”。五年中，这是王勇大会讲小会讲的重点。
  他采取的办法是“开前门，堵后门”。
  王勇强调人性化管理，他一向很关心大家的利益。譬如说“车改”。当年，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指挥部轰轰烈烈搞“车改”，宁波很有些人眼红，说什么话的人都有，他坚决顶住。他说，我是企业，企业就得企业化管理，而且我是在乡下角落头，不是在宁波城里上班，来回要三个小时，你与我有什么好比的？
  这就是他形象的说法——“开前门”。
  但他又是很严厉的，他不许手下从“后门”多拿一分钱。他公开宣称：“谁要是从后门多拿一分钱，出了事，绝对不保，严肃处理。”
  他在大会上这样讲，每年的家属会上也这样讲，他不厌其烦地一再告诫他们：你们要把自家人管好，在这个问题上铁面无私，大桥造好了，你们家里人都不能出事。
  他还将职工及家属们组织起来，让他们到监狱里去参观了好几次。
  这办法还真叫绝！
  那一次招标，是大桥指挥部在招标中碰到的第一次考验。
  当时按照浙江省有关文件，省级重点项目或国家批的重点项目，要进入省招投标中心进行。这个规定给大桥带来了很多不便。大桥的标多，有八只。投标以后，要清标，进行整理归类，光清标工作人员有三十多个，电脑有三十多台，然后是二十余名专家进行评估。省招投标中心没有条件为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提供全封闭的场所。进了他们这里，白天进去工作，晚上出来睡觉，一大堆东西要拿进拿出。这算什么全封闭呀？根本就是全开放。
  为安全计，指挥部决定在宁波包下一个宾馆，全封闭，将工作人员与专家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手机全部上交，中断对外通信，而且请监察局、检察院、公证处、招标办等有关部门进行现场监督。公安人员要二十四小时派人站岗。
  于是指挥部与他们协商。
  该部门的一个负责人口气很大，毫无商量余地：不行，就是不行。
  为什么不行？我们且不说这里是否有什么猫腻，或许是为了利益——进了他们那里，就要交钱。你100亿元的工程，他们少说也能拿200万元的手续费。
  宁波市政府办事也很地道，让王勇代表市政府前去表态：请他们派人到宁波来监督，他们该收的钱，全部给他们。
  还是不行！
  王勇火了，向金市长汇报后，以市政府的名义向省政府打报告，要求省政府协调。
  出面来协调的是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巴音朝鲁——那时，巴音朝鲁还不是宁波市委书记，他也不熟悉王勇。会议在省政府召开，省交通厅、省计委都派了人参加，那个部门来了个处长。
  王勇将理由都说了，将即将采取的措施也详详细细地说了。
  省交通厅、省计委都表示支持。那位处长却毫不让步，坚决反对这一方案。
  他说：“这可不行，浙江省自从建立招标办以后，从来没有开过这种先例。”
  似乎是此风一开，后患无穷。
  王勇客客气气地说：“那请你想个好办法吧。现在你这个中心不能全封闭，不安全呀。”
  他倒又支支吾吾说不出个办法来。
  巴音朝鲁是个很明智的人，一直坐着认真听双方说话。他将王勇的意见听清楚了，将反对的意见也听清楚了。
  于是他问：“三峡工程的招标是不是放在北京呀？”
  这句问话的含义很清楚，对方哑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巴音朝鲁又说：“宁波提出来的方法是有道理的，他们不是为了逃避监督，而是为了方便工作，这个事情可以考虑。但最终要向吕省长汇报。
  ”
  会散了。
  巴音朝鲁私下又把王勇找去：“你说说，这里面要害的问题是什么？”
  王勇坦率地回答：“要害是钱，就是进中心的手续费，大概有几百万元资金。这点我们金市长有态度，钱我们照常付，监督要从有利于工作出
  发。”
  巴音朝鲁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当晚，他就向吕省长汇报了。
  没几天，省政府以抄报的形式给予回复，鉴于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特殊情况，同意在宁波招标。
  要补充一句的是：巴音朝鲁在不久后调任宁波市委书记。因为有过这件事，所以他对大桥念念不忘，几乎每年年底或者春节期间，他总要带着“四大班子”到大桥转转。每次立功竞赛授奖大会，他也总是带着“四大班子”到场——他对大桥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这是后话！
  无所畏惧，不被比你厉害的人吓倒，无论他是什么来头，只要你心地坦然，一切为了大桥！
  2月28日，国务院最后一次办公会议召开，在这个会议上讨论了不下六十个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杭州湾跨海大桥。
  顺利通过了！
  3月初，“工可”报告通过的正式文件下达。
  4月中旬，在宁波东钱湖召开了由交通部组织的初步设计论证会。
  关于这次论证会，王勇想想都后怕呀。
  那一年的春天，有一种外国人叫SARS、中国人叫“非典”的怪病，突然在全球肆虐，尤以中国为最。这种怪病，一时无药可医，死亡率极高，传染性又强，让人闻之色变。人们不敢去公共场所，生怕一不小心染上此病。对于外来人员，则像防贼似的严加关注。机场、码头、车站，层层设卡，对旅客测试体温，正常的放行，不正常的立即隔离。对于“非典”的进展情况，有多少新增病例，多少疑似病例，治愈多少，死亡多少，中央电视台每天定时公布，就像战争年代的战报似的，弄得人心惶惶。
  4月20日开始，也就是在东钱湖会议结束后一个星期，各省专家都被保护起来，不允许出省了北京已经出不来进不去了。如果再稍迟几天，这个会议就无法召开，就要，等到10月份“非典”警报解除才能有所动作了。这样，就会白白失去半年时间。
  总是抢先一步的宁波人终于又一次因自己的机敏得分。
  一场场的战役就这样打下来了，一个个的战略高地就这样拿下来了！真令人难以想象呀！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工作就此走上了快车道！
  嗬，这一刻，停下来！
  2003年6月8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杭州湾跨海大桥奠基典礼正式举行。
  如果说，立项呀、“工可”呀、初步设计的论证呀，全是在务虚，全是纸上谈兵，那么，奠基则意味着大桥建设扎扎实实的启动。
  那一天，注定不平凡，因为那一段日子很不平常。
  那段日子“非典”情势虽然有所好转，全国疫情得到很有效的控制，但是国际舆论对中国并不利，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宣布禁止本国公民去中国旅游，改革开放蒸蒸日上的中国，一时间似乎落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境地，一些不怀好意的预言家甚至幸灾乐祸地预言中国的经济建设将从此一蹶不振。
  然而，就在这个时刻，杭州湾跨海大桥奠基了。大桥奠基典礼选在这一天举行是意味深长的。就在一星期之前，刚好是三峡大坝合龙，全国两件大喜事相连，冲破了沉闷的气氛，引起世界媒体的极大关注。
  为大桥的奠基典礼，宁波方面邀请了国家领导人和各部委领导以及有关专家，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还有正部级十人，副部级以上二十人，再加上一百多家媒体的记者。这么多的贵宾怎么来？怎么去？这在平时轻而易举的事，在“非典”时期却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为了这些贵宾的安全，宁波果断决定：包机。当天上午将他们从北京接过来，当天下午5点再把他们送回去。
  那一天，根据通知，市内被邀请的贵宾中午12点在市政府集中上车，上车前由医务人员测量体温，体温正常者，在贵宾卡的背面盖上一个蓝色的印章——这是“非典”时期的一个举措，证明你可以外出。将要进入奠基现场的公路旁，大家再一次接受医务人员的检查，测量体温，见体温正常才被放行。
  ——其实，这样的检查已经完全不起作用，大家很快发现，自发而来的群众，像潮水般向着奠基典礼的现场拥去，负责检查的医务人员早已被淹没在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
  开阔的海滩上，海风猎猎，笑声喧哗。
  七百多个民警，从早上8点开始就陆续奔赴现场的十五个路口。这些民警不仅是慈溪市的，也有从宁波市区调过来的。
  但他们还是迟了，从清晨4点多开始，闻风而来的人群已经开始拥向大海边。当民警到达时，他们惊奇地发现海边早已是密密麻麻的人。离会场3公里左右的大桥指挥部管理中心的工地上，停满了前来观看的市民的汽车、摩托车，接近会场的地方则早已被热情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连周边几公里的海塘都挤满了人……
  一路上，扶老携幼前去观看的人还在汹涌而来，那是怎样的情景啊！有开着农用车的，车里坐满了左邻右舍；有骑着摩托车的，胸前拢着个孩子，背后贴着个女人，分明是一家子都来了；更多的则是步行者，人们的脸上带着朝圣般的热忱和坚定。警察怎么也挡不住，你把守着大路，人们就走小路；你把守小路，人们就走塘脚，走滩涂。警察们只有无奈地笑了。
  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让孙子扶着来了；十来岁的孩子骑在爸爸的脖子上来了；一对正在结婚的新郎新娘也匆匆结束仪式，与贺喜的亲友一起来了，他们特意选定这个有意义的日子作为人生的新的开始；一位九十多岁的老爷爷实在走不动，就让子孙们将他的躺椅抬到马路边，打着顶阳伞在大太阳下看着行进的人群过把瘾……
  公路沿线到处都是一簇簇的人，车子越往前开，人群越密集，再往前几乎就是夹道欢迎的阵容了。原来人们知道今天有中央级和省、市级的领导要来，于是就在路边等候。有站着的，更多的是坐着的，为了占据一个好位置，许多人一早就在那里放了椅子或者板凳，有人甚至搬来了桌子或者茶几，泡了茶，一边喝茶，一边耐心地等待着这穷乡僻壤从未见识过的高官的到来。许多上了年纪的老婆婆和老爷爷，为了挡住烈日的烤晒，驱除酷暑，头顶撑着伞，还不停地摇着扇子。
  主会场是不能进的，机灵的人们就从堤上过去，远远地站着，站成了一片万人大海洋。
  有机灵的年轻人恨别人挡住了视线，干脆爬到路边的电线杆上，远远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哨兵。民警来了，让他们快下来，然而，一眨眼工夫，另两个人又猴子似的挂在了上面。
  庵东八十一岁的应张海老人那满是皱纹的老脸笑得成了菊花。那时，他每天挑着货郎担在海涂上走来走去卖东西，说起对岸的上海来总是头头是道，还煞有介事地开玩笑说要造一座大桥连接上海，因此大家都叫他“小上海市长”。想不到，一句玩笑话成了真，这一天真的来到了。4点多钟，他就让家人陪着他来到海滩找了个好位置，他要亲眼看到这大桥奠基的第一铲土。
  五十六岁的陈元远也是个土生土长的慈溪人，二十岁就跑出来做生意，做了几十年的生意，常常在上海与慈溪之间来来往往，早上5点起床，绕道杭州，晚上8点才到上海，这其中的辛苦他体会最深。听说造大桥，他兴奋得一夜没睡觉，一大早就骑着摩托车赶来了。他感慨地对记者说，大桥造好了，生意更好做了，我还要再投资2个亿呢。
  九十岁的李老太是让孙子用小车推着来的，她的耳朵已经聋了，但是她一定要亲眼看看这壮观的一幕。她大声地告诉记者，她等这一天，等了一辈子啦，能不来吗？
  十万人呀！足足有十万人！那一天的秩序意外地好，人们耐耐心心地等待着，不在乎头顶的烈日，不在乎一阵阵大风，不在乎四处飞扬的沙尘，从上午等到了中午，从中午等到了下午，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喝一口矿泉水或者可乐。真是“千年等一回”啊！为了这一刻，人们等待了整整一百年，还怕这一点辛苦？
  许多人都随身带着矿泉水瓶，他们虔诚地从奠基石周围堆着的黄沙中掬一大把，郑重其事装进去。他们要带回家去，在自家造房子的时候，这些沙子将作奠基之用，这样他们的家业就能得到这些神圣之物的保佑，像这座大桥一样百年平安。
  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这是一种美好的信念，杭州湾跨海大桥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这般神圣！
  这一天，市委书记黄兴国总是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是在做梦。昨天，当他检查大会准备工作时，他一个人梦游似的在大海边走来走去，一边喃喃自语：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真的要造大桥了吗？
  当时，陪同他的大桥副总指挥方夏平就站在不远处感慨万分地看着他，方夏平没有去惊动这位神游的市委书记，他只是悄没声儿地等着，长时间地等着，等了好久好久……
  这一天，柴松岳省长落泪了。他已经调任了，在2002年9月那次省政府常务会后不久他就调离了浙江。但是大桥没有忘记他，老百姓没有忘记他，宁波市一定要请他来参加奠基仪式。让他没想到的是，当他坐着的面包车经过通道时，老百姓认出他来了，人们欢欢喜喜地高呼着：“柴省长！柴省长！”柴松岳的眼睛湿润了，他没想到老百姓还记着他。他朝着他们挥手致意，更多的人发现他了，更多的人追着车子向他挥手：“柴省长！柴省长！柴省长！”
  这时，柴松岳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
  这一天，日本、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香港、台湾地区，中央、上海、浙江省、杭州、嘉兴及宁波等地二百余名记者来到了这里。将成为世界桥梁史册上辉煌一页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就要在这块滩涂上正式奠基了。这么一块全世界瞩目的地方，人们关注的热土，记者们能不来吗？
  戏剧性的是，大桥指挥部考虑到实际接待能力，一开始只发出了八十张请柬，没想到记者们热情高涨，不请自来，负责宣传的副总指挥金建明一下子被没有采访证的记者团团围住，直忙得他满头大汗，使尽浑身解数，终于让到场记者个个如愿以偿，进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那一天，闪光灯、摄影机闪个不停，不少记者以倚马可待之势，在现场用随身携带的电脑写稿。不过最牛的还数网站记者，齐刷刷的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将现场的所有信息在第一时间传送到网上，而且图文并茂，现场直播。
  奠基典礼的现场，离大桥南桥墩不足100米，这里原来是气垫船停靠的码头，此刻，码头上用钢构件搭建了一个巨大的主席台，为了预防下雨，主席台上搭建了巨大的雨篷。主席台后面竖立着一幅印有蓝色跨海大桥的巨大图片，桥的一头连着宁波一头连着上海，标志着嘉兴的红船显眼地屹立在海岸边。
  面对主席台的场地前沿，早已挖好了一个坑，坑里矗立着一块象征着喜庆祥瑞的青铜奠基碑。
  ——许多敏感的记者注意到了这块非同寻常的奠基碑。自古以来，国内外重大建筑项目的奠基仪式上多设有奠基碑，因为它既有勒石传世的史迹功能，又有稳固永恒的象征意义。然而与众不同的是，这次奠基仪式一改古今中外传统的石质碑石材料，第一次采用了青铜奠基碑石。随着时间的推移，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奠基碑将成为极有收藏价值的文物珍品。
  此刻，这座泛着青紫铜色的、重500公斤的奠基碑被红绸包裹着，旁边放着二十九把扎着彩带的铁锨。
  在奠基碑的后面排列着一排排椅子，分别标着贵宾席和记者席。在椅子的后面就是一个个建设者的方阵了。建设者们一个个精神饱满，喜气洋洋，戴着一式的头盔，统一着装，从不同的颜色上可以明明白白地区分每一个方阵代表着不同的建设单位。
  现场上空彩球飘扬，一派喜庆景象。
  14时30分，这一难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浙江省省长吕祖善等喜气洋洋就座主席台。主席台上共有中央、省、市领导一百五十余位。在场的还有两千多位嘉宾。
  14时40分，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激动地宣布：大桥奠基仪式正式开始。十排礼炮升空，千余只信鸽放飞，全场一片欢腾。
  首先是大桥总指挥王勇致辞。
  站在主席台上，王勇心潮澎湃，手中拿着的薄薄一张纸怎么表达得了他此刻的心情！十年磨一剑啊，多少人，为了这一天，闯过了无数关口！经过了无数磨合！其间仅仅是可行性论证，就进行了一百二十次之多，若是将工程之前的准备资料、勘察报告所用的A4纸接起来的话，就
  是大桥长度的三倍——100多公里！
  15时10分，国家和省、市领导人来到奠基碑前，拿起了铁锨，李铁映郑重地走上前去为奠基碑揭幕。
  众多记者蜂拥上前，将他们团团围住，争相捕捉这历史性的一刹那。
  嗬！这一刻，停下来！
  一个重要的新的大桥时期从此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