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两桥之争，最先提出这个敏感标题的是新闻界同行。
  当时全国许多媒体都纷纷讨论这个话题。这是个危险的话题。它会涉及许多敏感的区域。当我们刚接手撰写大桥报告文学任务时，就有好心的老同志劝我们绕开这个雷区。但是，作为报告文学，作为这座跨海大桥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刻骨铭心的一页，谁都无法忽视存在过的尖锐的矛盾，好在当年矛盾的双方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已早早释怀，相逢一笑。因此，我们今天也完全可以用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历史。
  开通杭州湾大通道的口号喊响了。
  几经论证，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桥址最后选择在慈溪庵东，另一头选择在平湖乍浦。在所有的文件中，它被简称为“杭州湾乍浦通道”。
  慈溪人欣喜若狂。
  慈溪多移民。慈溪庵东人祖上大多来自绍兴，古越文化气较重，至今许多人带着绍兴口音。移民的特点是没有排他心理，宗族观念不强，头脑活络，能吃苦耐劳。有人曾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慈溪这个县是他们向海龙王要来的——慈溪历来有“唐涂宋地”之称——围海造地这个宏大的工程从北宋庆历七年（1047）就开始了，一道道海塘围出去，围来了一块块土地，整整围了近千年，围到了十塘。
  现在大桥指挥部所在地是九塘。
  庵东这块地原来是海涂，海涂上有一个小小的庵，老百姓出海去常常到这个小庵里烧炷香，以求菩萨保佑。村子在小庵的东面，于是就顺口叫成了庵东。这个庵当然早就不再存在了，但名称却沿存下来。
  慈溪人一向喜欢与海对面的上海人做生意，他们不耐烦往余姚、杭州绕个大大的弯子，于是想方设法跨海而过，一来二去，庵东这里就成了小小的货运码头，无数物资早上用小渔船运到对面的大上海去，晚上再将另一批货接回来。日本人打进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相继沦陷，镇海口岸及沪甬铁路交通中断。原来相对僻静的庵东更加繁华起来，自发形成一个大码头，成为内地与上海主要的交通商线和物资的集散中心。每天船来船往，穿梭般不停，到了夜晚灯火通明，如同白昼，长堤上处处是生意人擦得亮亮的汽油灯。那时人气极旺，财气极旺，购物不亚于上海，因此被老百姓称为“小上海”。
  “小上海”又要接轨大上海了，宁波人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但是且慢，杭州湾，是个很大的概念，并不只是在你宁波呀！
  当年，浙江日报社一位记者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段话：
  谁都知道，杭州湾大通道的兴建，对促进浙江省经济发展意义深远，尤其是建址所在地，交通状况改善，物流和信息流增加，土地增值，获益更直接、更深。而按照我们目前的经济实力，要建成一个通道已属不易，更不要说建设多个通道……因此，位于南岸的宁波、绍兴、杭州（萧山）三市纷纷引经据典，证明自己是建立杭州湾大通道的最佳位置，力争有关部门能将桥墩安到自已的土地上。
  宁波、绍兴的两桥之争，在当时不可谓不激烈。
  一种意见是造绍兴通道。
  这个方案设想从绍兴的三江（高速公路接口），穿过绍兴、萧山境内围垦滩涂地，在海宁市九里桥上岸，直至终点沪杭高速公路的屠甸互通，路线全长51公里，其中跨江大桥全长4公里，总投资近30亿元，可缩短行程50公里。它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增强杭州湾两岸的经济联系，分流杭州市的过境车流量，减轻钱江二桥的压力，同时，投资少，见效快——它是在江上建桥，而宁波是在海上建桥呀！
  另一种意见即是造宁波的杭州湾乍浦通道。
  现在，两座大桥或者已建造起来，或者正在动手，时隔多年，回过头去再看，绍兴通道与杭州湾乍浦通道两者各有所长。
  从近期看，绍兴通道距离短、投资少，杭州湾乍浦通道距离长、投资多。但从经济长远发展影响看，杭州湾跨海大桥要解决的是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的交通网络，是战略性大桥。
  而当年在论证的绍兴通道主要是完善省内交通网络，是区域性大桥。
  两座桥的功能有所不同，两座桥都应该造。
  只是，在当时，让谁先上呢？都在同一个省，你总不可能让两座大桥一起上吧！
  谁来喝这头口水？
  宁波与绍兴两地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各不相让的大争论。
  这场争论是必然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哪个地方官不想为自己辖区做件好事？更何况这是件造福千秋万代的大好事。
  省里部分专家看好的是绍兴通道。
  1995年4月，绍兴市政府委托交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对绍兴至嘉兴高速公路跨钱塘江大桥做了“预可”研究，并于同年6月完成“预可”研究报告。同年6月12日至14日，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受绍兴市政府委托，对跨江大桥“预可”研究报告召开专家咨询论证会。然后，他们在两个方案中选择了一个方案。
  省里有关部门也看好绍兴通道。
  1996年，省委、省政府要求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对钱塘江跨江通道和杭州湾跨海通道进行评估论证，排出建设顺序。
  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尽管也认为“宁波市提出的建设杭州湾通道项目具有跨世纪的战略意义，其功能不同于其他跨钱塘江的通道，它是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同三线——起始于黑龙江的同江市、终于海南省的三亚市的沿海大通道——在杭州湾的跨海路段”，但权衡种种，在上报省人民政府的文件（浙经咨〔1996〕13号文件）中却建议：
  绍兴通道即九里桥方案“宜争取在‘九五’期间开工建设”。
  宁波的杭州湾通道“要继续做好前期工作，优化工程方案，和国家、上海沟通思想取得共识，争取列入国家建设计划”。
  俗话说，锣鼓听声，说话听音。会动脑子的宁波人咬文嚼字了：人家是要“开工建设”，而宁波的跨海大桥仅仅是“争取列入”，谁都知道这个“争取”二字弹性很大，能否“列入”更是不容乐观。弄不好，这是只“空心汤团”。
  “空心汤团”是生动的宁波话，意思是让你空欢喜一场，就像你看着很好吃的汤团，咬开来，里面却偏偏没有实际内容！
  然而，不管你宁波人情绪如何，这个建议被正式上报省委、省政府决策。
  公正地说，此话一点不错。若是你将前提放在“全省交通网络、工程造价”来比较，杭州湾跨海大桥肯定败北；若是你将前提放到“建设国际深水良港的战略角度和长三角经济发展”考虑，从“全国经济发展”考虑，那结论就肯定不一样，杭州湾乍浦通道就大大得分，胜券在握。
  因此，当激动者说“省里有偏见”时，有头脑冷静者纠正：不是偏见。
  为了争取省里领导支持，张蔚文市长火速赶到杭州向柴松岳省长汇报，请他支持并做做有关方面工作。
  柴省长倒是很支持上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项目，不过，当听说要他“做些工作”时却面有难色，沉吟了半天，实话实说：“工作我会做的，但是有难度。”
  难度在哪里？
  原来，当宁波人兴致勃勃地准备造杭州湾跨海大桥时，绍兴人也在积极做工作，而且进展比宁波还快。宁波在到处开会造声势时，绍兴已不声不响捷足先登，他们的造桥计划已经被编制进了省交通厅的规划，都上报到交通部了。
  这就是说，当时的形势是，不仅宁波处于被动地位，还给省里有关领导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你总不能自己刚刚向交通部报出了规划就出尔反尔吧？
  所以柴省长再三叮嘱：“你们要多做些工作，要抓紧。”
  张蔚文一听内情急出了一身冷汗。如果真的这样决定并且真的这样实施，宁波就将被无情地甩出大交通圈，永远成为交通末端，宁波港的作用与地位也将大大削弱，整个宁波的发展将会大大滞后。
  这一切已经够令宁波头疼的了，更伤心的是，兄弟市嘉兴也向省里提出先建绍兴通道的建议——绍兴市、嘉兴市联合请省交通厅委托咨询公司论证，认为从全省交通网络、工程造价等分析，跨江的绍兴通道要优于宁波提出的跨海乍浦通道。
  打个比方说，宁波一心想与嘉兴联姻，而对方却将玫瑰花送给了绍兴。
  几年以后，嘉兴高高兴兴地与宁波携手共建大桥，但是，这个疑问始终悬在我们心头：如果说，绍兴是从绍兴的立场出发，嘉兴为什么要反对呢？这两座桥，任哪个先上，它都能分得一杯羹。
  有关同志笑着说：嘉兴害怕大桥桥址从乍浦过，他们认为北仑港会冲击他们的乍浦港收益。
  那么，最后又是怎样想通的呢？
  很简单，聪明的嘉兴人自己算了一笔账：
  北仑港是国际枢纽港，在中国海岸线的中端，通过太平洋，联系五大洲，是远洋港口；乍浦港是“喂给港”，浙北地区需求的物资通过乍浦港进来；乍浦港主要是运内地货物，北仑港主要是进出远大型货轮，运矿砂、煤、化肥等，两者井水不犯河水。
  港口的集装箱不会因此去过大桥吗？不会。因为过大桥到北仑成本高，而从乍浦港到北仑港成本低，优势很明显。
  相反，这大桥一造好，嘉兴交通顺了，人气旺了，整个经济发展肯定更快。因此，两个港口是互补关系，没有竞争关系。
  于是嘉兴人豁然开朗。
  很多事情，用不同的方法理解，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是从好处着想，那么好处肯定会更多一些；如果从悲观的角度想，那么蓝天也肯定要灰暗一些。
  但这都是后话，当时的形势，似乎对宁波很不利。
  那段日子，是张蔚文市长最忙的日子，他几乎是将主要精力都放到大桥上来了。他牢牢记着柴省长的指示，到处做工作。
  副省长带着一帮子人来宁波调研，他向调研组做工作；中央有领导来宁波视察，他向中央领导做工作；省交通厅有难处，他就做交通厅工作；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甚至将工作做到绍兴去了，跑到绍兴，与绍兴的市委书记、市长一起促膝长谈，坦诚交流。
  有意思的是绍兴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被他说动了，爽快地答应：“行，我们一定支持你们先造杭州湾跨海大桥，但是你们也要支持我们造大桥。大家都应该造。”
  听了这句话，张蔚文心里真高兴。一直到现在，张蔚文看到他俩，还十分感谢他们当时的理解与支持呢！
  毕竟，这是段艰难的日子。
  宁波人的韧性在这一刻充分表现出来了。
  市委、市政府作出了一个聪明的决定：我们别去争谁先谁后了，我们先将准备工作做起来吧，谁将工作做好了，谁就肯定能先上。
  这想法在当时是很明智的。人类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没有融合，是因为没有沟通；之所以没有沟通，有科学的原因、自然环境的原因、认识的原因、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原因、全局与局部的原因等等。然而沟通是历史的必然，融合也是历史的必然。融合的首要条件是发生冲突，或者说发生撞击。撞击即比较，在比较中，人们自会慢慢地认识到什么是最佳选择。
  宁波开始沉下心来做前期工作。
  1997年，宁波市计委下拨100多万元，委托慈溪市计委在杭州湾的王盘山上建立气象站。以后，每年以15万元的数字投入这个项目。
  接受这个工作的是当时刚退下来的慈溪市计委主任傅涌廷。
  傅涌廷是浙江大学1966年的毕业生。我们看到他时，他虽已头发花白，却依然神采奕奕。这是位元老级人物，早在慈溪市计委主任的位置上时，他就关心着造桥的事，并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与资料积累工作。退下来后更是全力以赴。目前我们拿到的有关大桥的厚厚的一本本2003年之前的材料汇编，大都经由他手。
  拿到那笔钱，慈溪市建立了我省第一座自动气象观通站，主要任务是观测杭州湾天气，记录气温、风向、风力、雨量、雾等数据。这个气象站很先进，各种数据每小时都由电脑自动记录一次，并自动发送到慈溪市气象站，它为以后的工程设计提供了科学的气象依据。
  1998年末，宁波市政府成立了杭州湾交通通道工程筹建处。成立这个筹建处又费了一大番周折。
  当时的市计委主任已经是殷志远了，市政府为此下拨了5000万元资金。拿着这些钱，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组织人马。
  殷志远立即碰到难题。鸟无头不飞，你首先得选择一名筹建处的负责人吧？但这个人还真不好找，不像现在，谁都愿意去大桥工作，光荣呀！连年轻人找对象都容易些，人家一听你是“在杭州湾跨海大桥指挥部工作”，心里先愿意了三分。这叫“大桥效应”。但在1998年，当时的情势很不明朗，这大桥造不造还像是在说梦话，哪个人愿意去将青春赌一件很玄乎的事呢？
  他先选了一个对象，人家不愿去，坦率地说路太远了；又选了一个，人家也不想做，当然也客客气气说了一些理由。
  几次壁碰下来后，副市长吕国荣对他开玩笑地说：殷主任你要改变思路了。他的意思是让殷志远别再找少壮派了。
  吕国荣推荐了刚从宁波市交通委员会主任位置退下来的桂兴华。
  老同志好说话，又是发挥余热，后顾之忧相对少一些。桂兴华于是高高兴兴走马上任。他物色了两个人，但是很快也碰到了与殷志远一样的窘境：这两位同志倒是很热心地帮着布置好了办公室，然后也不来了。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
  ——我们在这里说找人之难，一点也没有责备谁的意思，我们只是想说，当时的跨海大桥，确实是前途未卜，让人不敢乐观啊！
  总算将队伍拉起来了，拢集了傅涌廷、沈和诚、何文宏、朱国芳等一批专业人员，其中一大半是退休老同志。
  他们在天宁大厦的二十二层楼租了三个房间——不管怎样简陋，大桥筹建处的牌子毕竟挂出去了。虽然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筹建处是“老弱病残”处，毕竟，有人专门在为大桥跑了。而且，这一批建设大桥的先驱者们以高度的热情作出了很多的贡献。
  1999年，刚过完元旦长假，几个人开了第一次会议，分了一下工，桂兴华全面负责，傅涌廷负责现场安排，沈和诚担任总工，年轻些的朱国芳任主任助理，专门负责跑省里有关部门做协调工作——他是刚从舟山引进的人才，目的很明确：跑项目。因此还特意为他配备了一辆汽车。刚从东海舰队转业到宁波的何文宏则分管出纳、内务、后勤、文秘。说也好笑，这位当年威风凛凛的舰长背负着一大堆职务，实际上他手头的大权就是一把钥匙。几年之后，当杭州湾跨海大桥正式开工之时，他虽然是同样的官帽子，手里的钥匙却成了一大串了，而且绝对现代化，拿着一把钥匙，就轻轻松松地将所有房间搞定。
  几乎同时，宁波市计委又作出了一个至关紧要的决定：委托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继林李公司之后为大桥搞第二次“预可”研究深化报告。
  前阶段，林李公司做了大量的“预可”研究报告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是，如果从报批项目建议书的要求看，这些材料还不够细，还要继续深化。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是国内公路设计力量最强的单位，他们自1999年2月接手后，专门派人到现场踏勘，花了十个月的时间，分成九个专题将“预可”研究报告搞出来了，比原来的更规范、更科学、更符合施工要求。
  可以这样说：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立项最后能在省交通厅胜出，这些资料占很大优势。凭数据说话嘛，毕竟谁都懂得要尊重科学，尊重事实。
  除了以上的许多准备工作，最重要的还是做各方面的沟通工作。
  宁波已经意识到：我们还没有求得省里支持，我们与嘉兴还没有达成共识。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融洽。必须锲而不舍地做好这些工作。
  在这里，不能忽视的还有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
  多年来，浙江省及宁波市各级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们坚持不懈地在为大桥建设奔走呼喊。据统计，从1994年至2001年，凡召开的历届全国、浙江省、宁波市人代会、政协会，几乎都有关于建造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议案、提案。
  宁波市政协汇编的资料里详细记录了这一历史：
  1999年1月4日，浙江省内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在甬视察，在听取宁波市计委和筹建处关于杭州湾交通通道工程项目的汇报后，代表们当即表示，将在即将召开的浙江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提案与建议。
  1999年2月17日，何剑敏等四十五名省人大代表在浙江省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上联名提出“关于要求把杭州湾跨海大桥列入国家‘十五’重大建设项目”的第758号议案。
  2000年2月17日，叶承垣、尹礼虎、项性平等十一位省政协委员在省政协九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联名提出“关于尽快把杭州湾乍浦通道立项并纳入省‘十五’计划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提案。
  2000年2月18日，王勇等五十五名省人大代表在省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联名提出“关于尽快把杭州湾慈溪—乍浦通道立项并纳入省‘十五’计划重点工程项目”的议案。
  2000年3月2日，在叶承垣的动议下，沈祖伦、刘枫、王其超、孙家贤、夏仲烈、李青、陈守义等八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全会上联名提请国务院“尽快立项和在‘十五’计划中建设杭州湾乍浦通道”。
  2000年3月3日，叶承垣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全会上发言：“尽快立项和建设杭州湾慈溪—乍浦通道是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
  ……
  ——听着人们用感慨的语气向我们叙说当时举步维艰的岁月，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的一首儿歌：一只蜗牛呼哧呼哧地往葡萄树上爬，爬得很慢很慢，但还是不停歇地往上爬。树上的黄鹂鸟则在笑话它，葡萄还没熟呢，你现在爬上来干什么？
  蜗牛说：“等我爬上，葡萄也就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