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说来很有意思，曾经最怕写开会，开会是多么枯燥的事！连最擅长速战速决的新闻记者都头疼不已，稍不留意就写成了套路。尤其是喜欢铺张渲染的作家，更觉得坐而论道早已经是很不合时宜的“城南旧事”。
  但我们在采访中很快就发现，这个造桥的过程居然有许多时间就是开会，居然有许多重要的过程都与开会紧密相联，各个时期开各个目的的会，各种各样的人开各种各样的会，各种各样的会又生出各种各样的故事。
  其实，开会是必然的。开会是宣传自己主张的一种最好方法呀，哪怕是结婚，大家还得请个主持人来，一边喝酒一边开会；开会又是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的一种形式，用时新的说法是“头脑风暴”，日本有一家生产洁具的著名公司，他们就是流行这样的开会，放开来，让你在会上畅所欲言、胡说八道，让各种想法在碰撞中进发出智慧的火花；开会还能创造民主的环境，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将要做的事是否正确呢？更何况我们要造的大桥是世界第一，前无古人的活儿，没有现成的套套框框，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泥淖。因此，我们要有一个环境，允许将各种意见都拿出来，让真理越辩越明，而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于是，在这本书里，写开会无法忽略了。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宁波市计委在1994年9月至1995年10月召开的三次关于大桥建设的研讨会。这是有关大桥建设最早的三次会议，也是三次绝对无法忽略不计的、惊心动魄的会议。
  先得从计划说起。
  1993年下半年，宁波市计划委员会开始编制1994年计划。
  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市计委副主任姚松林。那时他带了一帮子人开始搞调研，在调研中，听大家说得最多的是关于建设杭州湾通道的设想。调查完毕，姚松林向计委领导汇报，分管的副主任邵占维是个出了名的只做不说的人，后来调任宁波市副市长，当时，二话不说就很爽快地拍板：行，先拨3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你们将前期工作先做起来。
  ——这一拍板就管了好多年！姚松林告诉我们：以后，每年造计划，他总是留出200万至300万，尽管造大桥的局势有悲有喜，有明朗有阴晦，这笔钱雷打不动。
  拿着这300万元，先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找一家优质的工程咨询公司。1994年初，宁波市计委与北京的林同炎公司取得了联系，经过反复比较讨论，最后决定委托上海同济大学的林同炎李国豪工程咨询公司。
  宁波选中这个公司是有眼力的。林同炎院士是国际桥梁建筑界泰斗，茅以升老先生的得意门生。林先生1912年生于福州，1933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硕士学位。林先生曾担任过美国中央政府、加州州政府及各大公司的工程顾问，他所设计的高楼大厦、各式桥梁，获奖的数不胜数，他建议建造的跨洲大桥，连接亚洲、美洲于白令海峡，贯通欧洲、非洲于直布罗陀海峡，从地理上构想了人类和平与四海一家的伟大理想。因此，他成了入选美国工程研究院的第一名华人。
  为了这座大桥，八十三岁的老人非常重视，于1995年4月专程来宁波考察、踏勘，还坐着气垫船在海上兴致勃勃兜了一圈。那一天天气不好，本来只要四十分钟的路程居然花了两个半小时，陪同他考察的张蔚文市长都为老人家的安全捏了一把汗。
  李国豪院士则是国内交通土建业的顶尖人物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曾支持开展“2000年中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历时两年半，组织了有关专家七百七十余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咨询论证，部分成果已经在交通运输建设中发挥作用。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邹家华都十分重视这个课题，曾多次亲自听取过专家组的汇报。
  4月23日，在宁波新芝宾馆二号会议室，举行了杭州湾交通通道预可行性研究技术合作合同签字仪式。副市长吕国荣与李国豪分别代表宁波市人民政府与上海林同炎李国豪工程咨询公司签字。
  那一天，老人家十分动情，在仪式结束时，八十多岁的李国豪深情地说：
  “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到我九十岁的时候，能来为大桥的通车剪彩！”
  全场鼓掌！
  一个伟大的工程就此拉开了序幕！
  李国豪院士说到做到，5月4日，当人们还沉浸在长假的欢乐之中，李国豪院士一行十人已经奔赴平湖县北岸考察大桥的桥址。一个星期后，宁波市计委收到林李公司的第一份传真——关于金山卫、王盘山、乍浦、澉浦四个桥位的方案。
  宁波市计委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召开了三次研讨会。
  第一次研讨会是在上海开的。
  选择到上海开这第一次会，当然是意味深长的。宁波要造大桥，首先应该获得上海的支持。只有上海支持了，这大桥才能造得欢欢喜喜。
  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宁波市计委委托市科协出面组织这个大会。
  宁波市科协请上海市科协出面，组织了三十来个人，都是国家级桥梁专家及权威。1994年9月，会议如期召开。
  会议很成功，与会人员观点一致：应该造杭州湾跨海大桥。
  上海人是很精明的。当我们站在上海的立场上看时，很快就会发现造大桥对它的三大“利好”。
  其一，上海市的致命弱点是缺少深水良港。
  长江口人海航道天然水深仅6米，浚深后也仅达到7米，许多万吨轮只好排着队候潮进出。更糟糕的是，中央沙、扁担沙、新浏沙等沙洲变动剧烈，导致航道多变，船舶进出受到很多制约。凡此种种，必将影响上海港的发展。现在总是要依靠神户、釜山、高雄等港口转运才能进入世界主要市场，如果长此以往，不仅是流失外汇，丧失转口贸易的巨大收益，更是坐失港口国际化发展的良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假如接通东南沿海交通干线，不仅缩短上海、苏南至宁波及浙东沿海，乃至福建一带陆上交通的距离，并且能迅速形成以上海为龙头，南有宁波北仑、舟山，北有南京、南通、张家港的“东方大港群”，岂不大大增强我国在国际航运市场的竞争力？
  其二，从浦东三面环海形似半岛的地理位置看，打通南北交通要道十分必要。
  目前，上海与南北腹地之间，北被长江口、南被杭州湾所阻，严重影响了浦东的开发开放。现在，上海已经着手规划北翼的跨长江口通道，解决向北的出路；建造杭州湾跨海大桥，则是打通南翼天堑的天赐良机。而且，浦东国际航空港建成后，将是我国东部地区与太平洋西岸的一个大型现代化航空港，杭州湾通道可以为它疏散南翼的客流。
  其三，它将有利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形成合力，从空间上、时间上增强整个地区的开发开放合力。
  合力——这是我们现代人用得最频繁的字眼之一，合力，就是使1加1大于2，甚至是大于3、大于4！
  因此，杭州湾通道的建设是整个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开发开放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
  上海人怎么会不赞成这个既不用花钱又得到好处的方案呢！
  不过他们明确提出：“希望你们这座大桥放在浙江省内搞，不要将桥位放在上海，因为从规划上说，我们没有桥位。”
  他们建议大桥可以接上海的第六环城线。
  ——这个会很重要，它不仅是通报会，更是桥位选址的一次试探。根据他们的意思，宁波率先否定了位于上海的金山卫桥位的方案。
  第二次研讨会放在杭州。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所在地。这次会与上海的会气氛完全不同。前者和风细雨，观点明确却说得客客气气；后者却可谓针锋相对，战火纷飞。
  这是1994年10月19日。出席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及有关领导共六十六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我国著名的或有影响的桥梁、河口、海洋、水文、地质、交通、测绘等方面的专家、教授。李国豪老先生、苏纪兰教授也应邀参加了研讨会。
  副省长张启楣代表省人民政府到会祝贺并讲话。
  这是浙江省领导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对此大桥表态，大家私下早就对此大桥有所议论。因此，短短的千字文让全场人竖起耳朵听得屏声静气。张副省长简短的讲话将省政府的态度归纳为八个字：
  “着力关注，十分支持。”
  这个表态让大家琢磨开了，宁波人很快分成了两派。
  悲观派认为：省政府态度很谨慎呢。
  乐观派却说：省政府很支持呢。不是说“着力”、“十分”吗？
  悲观也罢，乐观也罢，全在于你怎么理解了，但是不管你怎么理解，大桥却是一定要造的。宁波人铁了心了！
  后面的许多故事当然也从这里派生出来了。
  在那一次研讨会上，张蔚文市长率先在会上做中心发言。
  张市长文质彬彬的，戴一副眼镜，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和蔼、平易近人。他对搞大项目很有经验。1994年来宁波工作后，对大桥建设可谓是全身心地扑上去。我们在采访中听到了许多关于他与大桥动人的故事。
  那一天他的讲话充满激情，将建造大桥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讲得头头是道，打动了到会的许多代表。
  但是剧烈的争论也由此展开。
  绍兴方面有想法：大桥是要造的，关键是你将桥位选在哪里。当时不是有人提出大桥要按上游向下游的次序造的吗？怎么现在到宁波去了呢？嘉兴人也有想法：你造桥将桥位放在乍浦，我这乍浦港会不会受影响呢？
  也有人担忧说：在杭州湾造这么大的桥，对钱塘江大潮是不是会影响呀？这钱塘江大潮可是世界一大奇观呀！
  还有投资问题：资金从哪里来？
  张市长胸有成竹：“我感到资金的问题不大，至于对钱塘江大潮的影响，可以论证。”
  那两天，张市长有一种豁出去的感觉，也顾不得自己是堂堂市长的身份，在会议上多次发言，与大家一起争论。
  但毕竟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估算80个亿的造桥资金还是个让人心头一凛的数字。
  还有许多技术问题。你李国豪再拍胸脯说技术没问题，大家也不相信，不是说世界第一吗？第一就是史无前例，怎么会没有问题？
  众说纷纭。
  一向以豁达著称的宁波人却心里很有主见：意见多不怕，我开这个会主要就是造舆论嘛，让大家都知道有这么回事，大家都重视起来了，就是好事，就是达到了目的。何况，对造桥的可能性、必要性、重要性、可行性，与会代表高度统一，对它在长三角的作用也基本形成共识，这就是收获，是很大的收获。
  而且，也让宁波人了解了周边兄弟城市的想法，这也很重要呀，这给宁波人提了个醒儿：要造大桥，必须获得省里的领导及左邻右舍的支持，只有他们都支持了，大桥才能造得顺顺利利。大桥不是宁波的大桥，是浙江的大桥。
  宁波市信心十足，要到北京去开第三次研讨会。
  就在这时，出了点小插曲。
  先是有一位上海市领导从其他渠道知道了造大桥这件事，有一次碰到宁波市委主要负责人，很不高兴地说：听说宁波要造跨海大桥，这样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这下宁波市委、市政府有点紧张了。人家说得也有理，全国一盘棋你懂不懂？你不是说要接轨上海吗？怎么这么个大事不先跟上海领导层通个气呢？
  其实宁波有宁波的想法。这座桥造起来了对上海也是好事，他们怎么会不高兴呢？而且，我们是在浙江境内造桥呀，总得先在浙江内部统一了再对外说吧。
  ——宁波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务实，喜欢先做再说，或者只做不说，所以有人开玩笑叫宁波人“闷声大发财”。
  不过，这一提议倒是将宁波人点醒了。有些事，宜早不宜迟。多沟通还是很有必要的。
  转眼间，1995年的春节到了。或许是为了弥补沟通不够的缺憾，或许是为了在造大桥时得到上海的支持，总之，宁波市高层领导决定：由市委书记带队，一群人一起到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拜年。
  这是宁波市多年来第一次有这样的举动。
  这次“出访”很重要，沟通感情、宣传大桥是其主要任务。因此，事先有关部门多次郑重其事地与上海进行了安排细节的沟通，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自觉得万无一失。
  谁知，事到临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冒了出来。约好的时间是下午4点，大家决定坐2点的飞机去，宁波到上海飞行时间约半个小时，应当说充分留有余地吧。
  谁曾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那天的飞机偏偏晚点了呢！
  足足晚了两个小时！
  等到焦急不安的宁波市出访团一行人以最快速度从飞机场赶到上海市委大门口，已经是5点钟了。
  人家客客气气却又软中有硬地告诉他们：
  “4点超过了，领导不接见了。”
  宁波市委书记带着一帮子人站在那里，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转而又变成青灰，这个一向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第一次惨遭冷落。毕竟，他是来
  拜年的呀！
  然而人家说不接见就是不接见，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第二天呢？上海市委第二天能不能再安排时间？
  第二天也不再安排时间。
  宁波人想想很郁闷。
  中共上海市委的大门敞开着，然而你却与它咫尺天涯，你无法进去，你只能看到，但你进不去！
  看到这番情势，跟随着的其他人连大气也不敢出，一拨子人闷闷不乐到宾馆住下，个个都像遭霜打了的茄子似的垂头丧气。
  没有人说话。
  这一夜，集体失语。
  这两件事都不是什么好兆头，令宁波高层领导震惊伤心。
  关键是，在这样明显不利的形势下，北京的研讨会还开不开？开的话，会不会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回到宁波，市计委的几位领导立即被叫到市领导那里去紧急磋商。
  最后，市委书记铁青着脸拍板：
  “开！宁可我这书记不当，杭州湾跨海大桥不可不造！”
  市领导有着铁的意志铁的决心，其他人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于是定下一个原则：工作照做，对外少说。
  不要大张旗鼓，但要追求实效。这又充分显示出宁波人的办事风格与应变智慧。
  1995年10月，北京的研讨会照常召开了。地点放在亚运村的五洲大酒店。
  不过，规格有所变动。张蔚文市长当然是不能出面了，派了吕国荣副市长参加，而且上主席台就座时这身份还得模糊些；市人大派了位副主任参加，但是出席开幕式后就退场，第二天就奉命与吕国荣一起返回宁波。
  ——弄得那位副主任很纳闷，好几年后碰到我们说起这件事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当然，所有的紧张、所有的风暴都是在内心的，从外面看，宁波去的所有成员一个个春风满面，微笑如艳阳天。
  一切如常！
  那一次会议声势浩大，来的代表比前两次会议都要多。主要有在京的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和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宁波的经济、交通、海洋、建筑、地质、港口和桥梁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科协、浙江省科协、宁波市科协的领导，加上北京、上海、宁波等地的新闻记者共一百六十位。光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就有十多位，于光远、孙尚清、钱永昌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是委托中国科协召开的。
  这又是个充满智慧的选择。中国科协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政府、部门及企业组织专家提供科学建议、咨询与论证服务，是中国高层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渠道。自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已经为中央提供过不少好的建议。
  最有影响的是以中国科协副主席华罗庚教授为首组织的课题组，他们对安徽省人民政府委托的两淮煤矿综合利用开发及准噶尔煤田煤、电、运统筹方案进行综合咨询论证，建议被政府采纳后取得很好的实际经济效果。好风凭借力，宁波当然是希望借助他们的优势。
  那天，主持会议的是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治国，他在开场白中春风满面地将中国科协的特点归纳为三点：客观性，科学性，综合性。
  ——他说得太谦虚了。其实，除了以上三点，中国科协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权威性！
  他们可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经济决策的智囊团呀！
  会上，王启东代表浙江省科协表示了态度，吕国荣代表宁波市做了汇报，林李公司则详细介绍了“预可”研究报告。然后是为时两天的讨论，有二十一位专家争先恐后在大会上发了言，有三十余位专家递交了书面建议。
  大家一致认为：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具有跨世纪的战略意义！有其特定的重要性、必要性与紧迫性！
  这一大叠资料如今静静地放在我们的案头。当我们仔细地一份份重新翻阅这些专家发言稿时，我们发现，它们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
  一是几乎每份材料都用数据说话：历史的数据，现实的数据，国内的数据，国外的数据，充分显示着专家们的求实性与科学性。
  二是站在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说话：大桥对长三角地区的作用，大桥对上海国际港口发展的作用，大桥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这就是北京会议的特点！北京，毕竟是我们的首都啊！
  听得宁波人的思想境界又高了一层：大桥，不仅是宁波的大桥，不仅是浙江的大桥，更是中国的大桥！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这座桥，确实意义重大，它填补了中国桥梁史上的空白，它是中国的骄傲。但是请原谅宁波人吧，当时的大桥仅仅是他们心中的一个美好的草图，或许当时的决策者们也未曾意识到它将会产生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及它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就像大大改变了古希腊历史进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当时人们仅仅将它看做一场小小的冲突。
  许多事情的意义是后来才凸现出来的。
  北京会议取得极大成功。
  姚松林是市计委留在那里最后的守望者。当他脚不沾地忙乎了三天三夜后，听到专家们一个个说“十分支持”、“很有必要”、“具有前瞻性”这些肯定性字眼时，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了。
  立即打电话回家报喜！
  至此，市领导们心头的块垒才缓缓冰释。
  与此同时，杭州湾跨海大桥即将建造的消息在全国、全世界迅速传开。国内各大报以显要位置刊登这条新闻，包括《亚太经济时报》、香港《文汇报》、台湾《“中央”日报》，连美国《世界日报》也刊登了这一新闻。
  ——人们高兴之余没预料到，更大的新闻浪潮还在后头呢！世界第一跨海大桥从它孕育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它是全世界新闻记者注意的目标！
  好消息接踵而来！
  毕竟是搞科学研究的人，办事讲究信用，讲究实效。在时隔半年之后，在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之后，中国科协在1996年4月18日第5期（总第217期）的《科技工作者建议》上，刊登了《关于建设杭州湾交通通道的建议》，以“杭州湾通道预可行性研究北京研讨会全体专家”的名义，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等有关部门，供领导决策参考。
  多年后，我们看到了这份宝贵的资料，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建设杭州湾交通通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设杭州湾交通通道的技术问题，建设杭州湾通道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设杭州湾通道的资金筹措问题，进一步做好工作的建议。
  文章洋洋万言，内容翔实，论证严密，充分表达了专家们严谨的科学态度与对大桥真诚的热情。
  这是非常有分量的建议，这也是杭州湾跨海大桥第一份上交到中国高层领导手中的书面材料。因此，它很快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重视，他在上面做了重要批示。
  批示是批给上海的。
  为什么宁波人开的会议的材料却批给了上海呢？
  我们揣想，也许这正是中央领导的深谋远虑，大桥是联结上海的，必须让上海知道，必须让上海重视。
  事实也正如中央领导希望的那样发展，几年以后，上海市高层领导率队来到了浙江，经过与浙江省高层对话，双方达成统一：浙江支持上海在浙江嵊泗造东海大桥，上海支持浙江在宁波与嘉兴之间造杭州湾跨海大桥。昔日矛盾终于化解，成了一对合力。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些专家！是他们，在大桥建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以公心，大声疾呼，鼎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