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992年至2001年十年间，为是否建造跨海大桥，在哪里建造跨海大桥，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与纷争。最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一锤定音，花落宁波，关于桥址的十年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百年梦想
  小时候，几乎人人都写过这样的作文：《我的梦想》。宁波人的梦想是什么？
  宁波人有个共同的梦想：飞向上海！
  首先说明一下，我们这里说的“飞”不是动词而是形容词，形容宁波人想要快快地去上海。宁波人心急呀，办事雷厉风行的，说话打机关枪似的，连走路都是像刮过一阵风，不管男男女女，刷刷刷刷，你在大街上走，很少能看到慢慢腾腾迈八字步的，心急的宁波人干什么都讲个时间效率什么的。
  这个“飞”字还形容宁波人向往大上海，想融入大上海，融入大上海就是融入辉煌。
  “融入大上海”不是今天提出来的口号，可以说它是几辈宁波人的梦想。在宁波，一向流传着一种习惯：孩子长到十三四岁就挽亲托友地往上海送，说是“学生意”。这“学生意”就相当于今天的出国留学了。“学生意”如果学不出山，再回到宁波，那是被人看不起的，被称为“回汤豆腐干”，即是没出息、没志气。如果哪个孩子被人称作了“回汤豆腐干”，那么全家人都跟着灰溜溜的。当然，宁波的孩子很聪明，这些孩子以后大多数都扎根在黄浦江畔，有的还成了举世闻名的大腕或者大款。用当年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的话说：三分之一的上海家庭起源于宁波。
  因此，上海人与宁波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血缘。每到清明时节，上海到宁波的火车总是塞得满满的。你若在上海问路，高傲得将所有地方统统看做“乡下头”的上海人，一听是宁波口音，立即会满腔热情地详细指点，然后再将你陪出一大段路。
  然而遗憾的是，宁波到上海的交通始终是一大难题。这两个直线不到150公里的城市，中间相隔着一个喇叭形的巨大豁口，这就是杭州湾。天堑阻隔，隔海相望，宁波与上海来往必须在陆路上痛苦地绕行400公里。
  心急的宁波人当然无法忍受这样慢慢腾腾的速度，他们固执地想从海上打开一条通道。
  远在20世纪初，人们就开始坐着轮船去上海淘金。那时人多船少，真可谓是一票难求。
  所以，每逢开船的那一天，天蒙蒙亮，乡村码头上就挤满了渴望飞向上海的宁波人。有一次，夏真在上海工作的姨父回家结婚。没想到蜜月结束临走的那个早晨睡失了觉，当他上气不接下气赶到码头时，轮船已经缓缓离岸10多米。眼看着船不紧不慢地往江中心漾，姨父急了，若是赶不上这班船就超了假，老板会解雇他的。他什么也顾不上了，扑通一声跳进了江里奋力向船游去。那可是寒冬腊月呀！到了上海他就一病不起，几个月后，他的灵柩运回了家乡，可怜的姨妈新婚不到半年就成了寡妇。
  这个惨痛的故事让我们永远记住了去上海之难。
  20世纪40年代中期，有个著名的大老板，他下大决心要打开这条海上通道，为老百姓，也为他自己的生意。于是他斥巨资买了一条江亚轮，这是一条漂亮的客轮，从现在的眼光看也许不算大，但在当时绝对是个奇迹。老百姓欢天喜地，当他是救苦救难的菩萨。江亚轮生意日日火暴。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开航不久，江亚轮开到一半出了事故，据说是触着了鱼雷——人们一直到现在都没弄清这该死的东西是从哪儿跑出来的——眼看着轮船快速下沉，千百人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眼睁睁地看它沉入了海底。就这样，欢喜之旅成了不归路。大老板也因此元气大伤。
  这就是有名的江亚轮的沉没事件，它成了宁波人心头永远的痛。就在不久前，一批白发苍苍的江亚轮的幸存者还聚在一起庆祝死里逃生。
  江亚轮的死亡人数与实际损失远远超过当年的泰坦尼克号，凡是上了点年纪的宁波人都知道，只不过好莱坞的制片人不知道。听说已经有中国的制片商雄心勃勃要以江亚轮为题材拍中国的《泰坦尼克号》了，拍出来其场面肯定非常悲壮。
  后来总算有了大客轮。从江北的老外滩上船，半小时后出镇海口就可直驶上海。你只要买上一张票，睡上一觉，第二天就到了向往的大上海了。宁波老外滩的轮船码头因此成了宁波交通最拥挤的地方。直至现在，虽然早就没有轮船在那里了，但人们还是习惯地称它为轮船码头。这个码头不仅满足了人们去上海的愿望，还造就了一个繁华去处——老外滩。当然，它无法与上海的老外滩相比，后者是大名鼎鼎的国际大景观。
  不过，因为潮水的关系，这宁波轮船到上海的时间总是很不合理，常常是凌晨3时左右，绝对不是办事的好时间。天热还好些，你在黄浦江边溜达着打发时间吧。到了寒冬腊月，就够这些宁波人受的，上岸后只能钻进码头边的小酒店喝老酒了。我们也曾碰到过这样的尴尬，大概是临近年关的缘故，那一次，连路边店都人满为患，许多人只能在店门口站着看风景了西北风呼呼吹来，衣服就变成了薄纸一张。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那时，许多外商看好宁波这块风水宝地，纷纷前来投资，但是他们对宁波的交通又实在感到郁闷。当时宁波每天只有一班快车两班慢车，来去上海很不方便。世界著名船王包玉刚的弟弟包玉兴偕同太太回家观光，从上海坐火车到宁波，时间长达七八个小时不说，一路上还没有空调，他的太太热得差点儿中暑。包玉兴一狠心，与宁波人合资，花大力气买了一艘现代化的高速豪华双体客轮。
  那可是从挪威引进的，航速在30节以上，自镇海到上海芦潮港上岸，海上时间不过两小时。宁波人像过节一样庆祝了一番。当时着力张罗操办这件事的一位副市长，为了让我们对日新月异的宁波交通有个感性认识，曾邀请我们坐过一趟。果然快，人就像在海上飞呢。
  可惜，因为种种原因，客轮只能时开时停，就像个率性的女孩，让人摸不到个准性。这一来自然生意不好，没多久，只好停开。那位副市长很伤心，为了这条船，他曾花费过多少心血呀，居然就这样成了如烟往事！他后来去了香港工作，若干年后回来探亲，与我们聊起这艘高速客轮的沦落，还是满脸惆怅。
  终于，宁波与上海有高速公路了。宁波与上海只要四小时的路程了，一些精明的宁波人率先上高速了。你想想吧，虽然与火车相比多花了几十元钱，但是很快呀，早出晚归，省下一大笔住宿费。那时，宁波爱时髦的女孩常常相约着去上海买衣服。她们更聪明，将火车与高速公路来了个最佳组合，一大早坐高速大巴出发，晚班火车回来，能在上海逛上足足一天。上海的衣服漂亮而且便宜，碰上换季，你花一件的钱能买两件好衣服呢。后来，铁老大急了，提速。于是宁波人出门更多了几种选择。
  然而，不管你怎么提速，这陆路交通明摆着有先天性缺陷呀。以上海为起点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铁路、公路的主要干道都被扭曲成了Z字形，一段160公里长盲肠式的支线，不仅使港口城市宁波长期处于长三角和全国交通的末端地位，而且增加了浙南的台州、温州等地区与上海的陆路距离，大大减弱了浙江与上海的经济和社会联系的紧密度。
  有人曾经算过，光是这个绕道费，每年就达到50亿元人民币之巨！
  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
  我们为什么要白白地将钱扔掉呢？我们为什么不用这扔掉的钱在杭州湾造座跨海大桥呢？
  ——这成了头脑活络的宁波人的绮丽梦想！不，不仅是宁波人，也是浙江人的梦想！还不，不仅是浙江人，也同时是长三角南端老百姓的梦想。
  梦想有两种，一种是不可能实现的，一种是可以实现的。造一座跨海大桥，更快地融入大上海，被人们乐观地圈定为后一种。
  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第一个提出要造这座大桥的人是谁？
  当我们提笔写这本书时，首先碰到的是这么个有意思的话题。
  也许是慈溪海边的一个孩子。当他拎着捡泥螺的小木桶，光着小屁屁，站在雨过天晴的海边时，看着对岸隐隐约约的城市，甚至似乎看见了来回走动的衣着华丽的人影，他羡慕地对小伙伴们说：我们造一座大桥吧。
  也许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当他挑着货郎担子在海涂地上走来走去卖东西时，当他看着海边每天兴兴旺旺的几十条货船穿梭般往来还满足不了需要时，他感慨万分地对商家说：我们造一座大桥吧。
  也许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当他与恋人一起迎着猎猎海风，沿着大堤散步时，望着对岸的辉煌，他踌躇满志、豪情万丈，对恋人说：如果在这里造一座大桥，我要用自行车带着你，骑他一个来回。
  ——以上的情景可不是我们的杜撰，真的有不少人这么对我们说过。在我们的采访本上记下了许多人的名字，这些人都说过类似的话。
  因此，“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命题在这里是不成立的。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它：这是一大群吃螃蟹的人，第一个是个勇敢者，第二个是个聪明人，第三个是个机灵鬼，第四个是个充满智慧的策划高手，而第五个，则是个幻想家——他可能在幻想造一座大桥的同时，已经幻想出在大桥的南端造一个大公园，里面有茶室还有绿色餐馆。
  可以这样说：造一座跨海大桥，是集体提案。
  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有见地的海内外宁波帮人士多次郑重其事地向宁波市委、市政府领导提出建议：最好在杭州湾造一座跨海大桥，缩短两者距离。
  这些宁波帮人士热爱家乡，他们太了解宁波人融入大上海的急切了。他们又都见多识广，感觉到造这座跨海大桥，无论是对宁波对浙江，还是对上海对整个长三角，都是一件双赢的大好事。
  与此同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也向宁波市领导提出“打通杭州湾通道，促进上海和宁波发展”的设想。
  于老先生是个了不起的学者，这个清瘦的老人，正直、热心，精力充沛，头脑相当灵活，常常听说一些五十多岁的人将电脑网络等新玩意儿视为洪水猛兽，而这位老人却在八十四岁开始学电脑，八十六岁开始建网站，九十岁还打算开“博客”——可想而知，这位老人不仅与时俱进，而且常常对许多问题的思考有着先见之明。这是位真正的智者。他一生都在为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奔走呼号。多年来为建造这座大桥更是呕心沥血。我们在后面还将提到这位可敬可爱的前辈。
  当年，他是以经济学家的敏锐，站在全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应该造这座桥。
  是的，打开地图，我们就能看到，杭州湾天堑把中国大陆经济社会最发达地区之一的长江三角洲十六个特大型、大型和中型城市分隔成为南北两岸，毋庸置疑，它严重地阻碍了这个地区潜能的发挥。
  而如果我们在上面造一座大桥呢？
  那样，环杭州湾交通版图就将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由头重脚轻的V字形变成漂亮稳当的A字形。
  千万别小看了这一变动，这一变动可是颠覆性的！如此一来，从宁波驱车去上海，路程将缩短120公里，时间只需要两个小时。
  更重要的是，对全国来说，长三角的交通格局将出现质的变化，在沪杭甬之间将形成一个环形的金三角交通圈，上海与温州、台州地区的距离拉近，彼此交通不必再绕着杭州湾行走，浙东南和苏南距离拉近，苏州、无锡、常州和宁波、绍兴之间的距离将缩短到200多公里。
  同时，当宁波从交通末端变成交通枢纽时，大桥效应还将辐射到港口——北仑港。
  中国一共只有四大深水良港：大连的大窑港，福建的湄州港，广东深圳的大鹏湾，宁波的北仑港。号称“中国国际中转的四大中心”，其中又以北仑港最有发展前途，若是能建造一座杭州湾跨海大桥，建立起集疏网络，扩大腹地，使北仑港的触角能通向四面八方，将是盘活这一国家港口资源最根本最关键的一着。
  北仑港盘活了，同时也有利于上海港口，使之加速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此时，中国的港口竞争力岂不大大加强？这样的大好事，于老先生能不力争吗？
  时光飞快地走到了20世纪90年代。
  那几年，刻刻都在关心着时事的宁波人敏感地看到，中国发生了一连串的对整个改革开放、同时也对宁波的改革开放有着很大影响的事情。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向国内外宣布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重大决定。
  1992年10月，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又进一步提出要“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的黄金地带，它以占全国1％的土地面积和不到6％的人口，却在贡献，着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7％。宁波正处于它的南翼中心位置。
  1992年6月26日至29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发展规划会议。特别令宁波人振奋的是，在公路建设方面，首次提出要重点建设“三条北通道和两条南通道”，其中一条南通道就是上海—宁波—福州—汕头—深圳沿海干线公路。
  ——这可是宁波第一次与上海捆绑在一起，被正式写入了规划！
  虽然在那一个规划中，上海到宁波跨越杭州湾的通道只被定为滚装轮渡。但不管怎么说，有关部门毕竟已经下决心要打通这条通道。至于如何打通，什么方案才是切合实际的最佳方案，则要在以后的实践中才能最后定夺。
  总之，这都是“利好”！一连串的“利好”！
  聪明的宁波人立即行动起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机遇就像哈雷彗星一样，错过了，就要再等百年！
  1994年2月17日，徐观清委员在宁波市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拟建宁波至上海跨钱塘江（杭州湾）大桥的建议”的提案，并建议“桥址可选择慈溪庵东至平湖乍浦西端”。
  ——事隔多年，当我们在已经造好大桥的今天，再来看这份提案时，不由得为它的前瞻性拍案！它竟然是如此正确！今天造桥的位置正是在他当初设定的地方。这与他的身份有关——他是宁波市交通委员会的规划处长，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一语中的。
  与此同时，宁波市政协副主席朱尔梅也大声疾呼，同时率领一批政协委员冒着凛冽的寒风前去慈溪海上实地考察。在隔一天召开的宁波市人大十届二次会议期间，宁波市人大代表钱国本等人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杭州湾跨海大桥选址问题”的提案。
  高高大大的钱国本是慈溪人，是慈溪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大桥不通，他有切肤之痛呀！慈溪人，是宁波人中造大桥最积极的人。在后来的资金运作中，在支持大桥建设中，慈溪人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那一年，代表团的团长是慈溪市委书记汤黎路，这是个干练而聪明的人，到慈溪上任当市委书记后立即就将造大桥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他的大桥情结是如此浓郁，即使是在他调任多年离开宁波后还念念不忘大桥，一心想再回来建造大桥。那一年，这个提案成了慈溪市代表团的重点提案，他郑重其事地专门将此提案向中共宁波市委书记做了重点汇报。
  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这件大事，被正式提上了宁波市党政领导的议事日程。
  惊心动魄的三次研讨会
  说来很有意思，曾经最怕写开会，开会是多么枯燥的事！连最擅长速战速决的新闻记者都头疼不已，稍不留意就写成了套路。尤其是喜欢铺张渲染的作家，更觉得坐而论道早已经是很不合时宜的“城南旧事”。
  但我们在采访中很快就发现，这个造桥的过程居然有许多时间就是开会，居然有许多重要的过程都与开会紧密相联，各个时期开各个目的的会，各种各样的人开各种各样的会，各种各样的会又生出各种各样的故事。
  其实，开会是必然的。开会是宣传自己主张的一种最好方法呀，哪怕是结婚，大家还得请个主持人来，一边喝酒一边开会；开会又是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的一种形式，用时新的说法是“头脑风暴”，日本有一家生产洁具的著名公司，他们就是流行这样的开会，放开来，让你在会上畅所欲言、胡说八道，让各种想法在碰撞中进发出智慧的火花；开会还能创造民主的环境，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将要做的事是否正确呢？更何况我们要造的大桥是世界第一，前无古人的活儿，没有现成的套套框框，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泥淖。因此，我们要有一个环境，允许将各种意见都拿出来，让真理越辩越明，而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于是，在这本书里，写开会无法忽略了。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宁波市计委在1994年9月至1995年10月召开的三次关于大桥建设的研讨会。这是有关大桥建设最早的三次会议，也是三次绝对无法忽略不计的、惊心动魄的会议。
  先得从计划说起。
  1993年下半年，宁波市计划委员会开始编制1994年计划。
  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市计委副主任姚松林。那时他带了一帮子人开始搞调研，在调研中，听大家说得最多的是关于建设杭州湾通道的设想。调查完毕，姚松林向计委领导汇报，分管的副主任邵占维是个出了名的只做不说的人，后来调任宁波市副市长，当时，二话不说就很爽快地拍板：行，先拨3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你们将前期工作先做起来。
  ——这一拍板就管了好多年！姚松林告诉我们：以后，每年造计划，他总是留出200万至300万，尽管造大桥的局势有悲有喜，有明朗有阴晦，这笔钱雷打不动。
  拿着这300万元，先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找一家优质的工程咨询公司。1994年初，宁波市计委与北京的林同炎公司取得了联系，经过反复比较讨论，最后决定委托上海同济大学的林同炎李国豪工程咨询公司。
  宁波选中这个公司是有眼力的。林同炎院士是国际桥梁建筑界泰斗，茅以升老先生的得意门生。林先生1912年生于福州，1933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硕士学位。林先生曾担任过美国中央政府、加州州政府及各大公司的工程顾问，他所设计的高楼大厦、各式桥梁，获奖的数不胜数，他建议建造的跨洲大桥，连接亚洲、美洲于白令海峡，贯通欧洲、非洲于直布罗陀海峡，从地理上构想了人类和平与四海一家的伟大理想。因此，他成了入选美国工程研究院的第一名华人。
  为了这座大桥，八十三岁的老人非常重视，于1995年4月专程来宁波考察、踏勘，还坐着气垫船在海上兴致勃勃兜了一圈。那一天天气不好，本来只要四十分钟的路程居然花了两个半小时，陪同他考察的张蔚文市长都为老人家的安全捏了一把汗。
  李国豪院士则是国内交通土建业的顶尖人物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曾支持开展“2000年中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历时两年半，组织了有关专家七百七十余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咨询论证，部分成果已经在交通运输建设中发挥作用。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邹家华都十分重视这个课题，曾多次亲自听取过专家组的汇报。
  4月23日，在宁波新芝宾馆二号会议室，举行了杭州湾交通通道预可行性研究技术合作合同签字仪式。副市长吕国荣与李国豪分别代表宁波市人民政府与上海林同炎李国豪工程咨询公司签字。
  那一天，老人家十分动情，在仪式结束时，八十多岁的李国豪深情地说：
  “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到我九十岁的时候，能来为大桥的通车剪彩！”
  全场鼓掌！
  一个伟大的工程就此拉开了序幕！
  李国豪院士说到做到，5月4日，当人们还沉浸在长假的欢乐之中，李国豪院士一行十人已经奔赴平湖县北岸考察大桥的桥址。一个星期后，宁波市计委收到林李公司的第一份传真——关于金山卫、王盘山、乍浦、澉浦四个桥位的方案。
  宁波市计委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召开了三次研讨会。
  第一次研讨会是在上海开的。
  选择到上海开这第一次会，当然是意味深长的。宁波要造大桥，首先应该获得上海的支持。只有上海支持了，这大桥才能造得欢欢喜喜。
  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宁波市计委委托市科协出面组织这个大会。
  宁波市科协请上海市科协出面，组织了三十来个人，都是国家级桥梁专家及权威。1994年9月，会议如期召开。
  会议很成功，与会人员观点一致：应该造杭州湾跨海大桥。
  上海人是很精明的。当我们站在上海的立场上看时，很快就会发现造大桥对它的三大“利好”。
  其一，上海市的致命弱点是缺少深水良港。
  长江口人海航道天然水深仅6米，浚深后也仅达到7米，许多万吨轮只好排着队候潮进出。更糟糕的是，中央沙、扁担沙、新浏沙等沙洲变动剧烈，导致航道多变，船舶进出受到很多制约。凡此种种，必将影响上海港的发展。现在总是要依靠神户、釜山、高雄等港口转运才能进入世界主要市场，如果长此以往，不仅是流失外汇，丧失转口贸易的巨大收益，更是坐失港口国际化发展的良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假如接通东南沿海交通干线，不仅缩短上海、苏南至宁波及浙东沿海，乃至福建一带陆上交通的距离，并且能迅速形成以上海为龙头，南有宁波北仑、舟山，北有南京、南通、张家港的“东方大港群”，岂不大大增强我国在国际航运市场的竞争力？
  其二，从浦东三面环海形似半岛的地理位置看，打通南北交通要道十分必要。
  目前，上海与南北腹地之间，北被长江口、南被杭州湾所阻，严重影响了浦东的开发开放。现在，上海已经着手规划北翼的跨长江口通道，解决向北的出路；建造杭州湾跨海大桥，则是打通南翼天堑的天赐良机。而且，浦东国际航空港建成后，将是我国东部地区与太平洋西岸的一个大型现代化航空港，杭州湾通道可以为它疏散南翼的客流。
  其三，它将有利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形成合力，从空间上、时间上增强整个地区的开发开放合力。
  合力——这是我们现代人用得最频繁的字眼之一，合力，就是使1加1大于2，甚至是大于3、大于4！
  因此，杭州湾通道的建设是整个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开发开放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
  上海人怎么会不赞成这个既不用花钱又得到好处的方案呢！
  不过他们明确提出：“希望你们这座大桥放在浙江省内搞，不要将桥位放在上海，因为从规划上说，我们没有桥位。”
  他们建议大桥可以接上海的第六环城线。
  ——这个会很重要，它不仅是通报会，更是桥位选址的一次试探。根据他们的意思，宁波率先否定了位于上海的金山卫桥位的方案。
  第二次研讨会放在杭州。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所在地。这次会与上海的会气氛完全不同。前者和风细雨，观点明确却说得客客气气；后者却可谓针锋相对，战火纷飞。
  这是1994年10月19日。出席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及有关领导共六十六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我国著名的或有影响的桥梁、河口、海洋、水文、地质、交通、测绘等方面的专家、教授。李国豪老先生、苏纪兰教授也应邀参加了研讨会。
  副省长张启楣代表省人民政府到会祝贺并讲话。
  这是浙江省领导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对此大桥表态，大家私下早就对此大桥有所议论。因此，短短的千字文让全场人竖起耳朵听得屏声静气。张副省长简短的讲话将省政府的态度归纳为八个字：
  “着力关注，十分支持。”
  这个表态让大家琢磨开了，宁波人很快分成了两派。
  悲观派认为：省政府态度很谨慎呢。
  乐观派却说：省政府很支持呢。不是说“着力”、“十分”吗？
  悲观也罢，乐观也罢，全在于你怎么理解了，但是不管你怎么理解，大桥却是一定要造的。宁波人铁了心了！
  后面的许多故事当然也从这里派生出来了。
  在那一次研讨会上，张蔚文市长率先在会上做中心发言。
  张市长文质彬彬的，戴一副眼镜，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和蔼、平易近人。他对搞大项目很有经验。1994年来宁波工作后，对大桥建设可谓是全身心地扑上去。我们在采访中听到了许多关于他与大桥动人的故事。
  那一天他的讲话充满激情，将建造大桥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讲得头头是道，打动了到会的许多代表。
  但是剧烈的争论也由此展开。
  绍兴方面有想法：大桥是要造的，关键是你将桥位选在哪里。当时不是有人提出大桥要按上游向下游的次序造的吗？怎么现在到宁波去了呢？嘉兴人也有想法：你造桥将桥位放在乍浦，我这乍浦港会不会受影响呢？
  也有人担忧说：在杭州湾造这么大的桥，对钱塘江大潮是不是会影响呀？这钱塘江大潮可是世界一大奇观呀！
  还有投资问题：资金从哪里来？
  张市长胸有成竹：“我感到资金的问题不大，至于对钱塘江大潮的影响，可以论证。”
  那两天，张市长有一种豁出去的感觉，也顾不得自己是堂堂市长的身份，在会议上多次发言，与大家一起争论。
  但毕竟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估算80个亿的造桥资金还是个让人心头一凛的数字。
  还有许多技术问题。你李国豪再拍胸脯说技术没问题，大家也不相信，不是说世界第一吗？第一就是史无前例，怎么会没有问题？
  众说纷纭。
  一向以豁达著称的宁波人却心里很有主见：意见多不怕，我开这个会主要就是造舆论嘛，让大家都知道有这么回事，大家都重视起来了，就是好事，就是达到了目的。何况，对造桥的可能性、必要性、重要性、可行性，与会代表高度统一，对它在长三角的作用也基本形成共识，这就是收获，是很大的收获。
  而且，也让宁波人了解了周边兄弟城市的想法，这也很重要呀，这给宁波人提了个醒儿：要造大桥，必须获得省里的领导及左邻右舍的支持，只有他们都支持了，大桥才能造得顺顺利利。大桥不是宁波的大桥，是浙江的大桥。
  宁波市信心十足，要到北京去开第三次研讨会。
  就在这时，出了点小插曲。
  先是有一位上海市领导从其他渠道知道了造大桥这件事，有一次碰到宁波市委主要负责人，很不高兴地说：听说宁波要造跨海大桥，这样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这下宁波市委、市政府有点紧张了。人家说得也有理，全国一盘棋你懂不懂？你不是说要接轨上海吗？怎么这么个大事不先跟上海领导层通个气呢？
  其实宁波有宁波的想法。这座桥造起来了对上海也是好事，他们怎么会不高兴呢？而且，我们是在浙江境内造桥呀，总得先在浙江内部统一了再对外说吧。
  ——宁波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务实，喜欢先做再说，或者只做不说，所以有人开玩笑叫宁波人“闷声大发财”。
  不过，这一提议倒是将宁波人点醒了。有些事，宜早不宜迟。多沟通还是很有必要的。
  转眼间，1995年的春节到了。或许是为了弥补沟通不够的缺憾，或许是为了在造大桥时得到上海的支持，总之，宁波市高层领导决定：由市委书记带队，一群人一起到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拜年。
  这是宁波市多年来第一次有这样的举动。
  这次“出访”很重要，沟通感情、宣传大桥是其主要任务。因此，事先有关部门多次郑重其事地与上海进行了安排细节的沟通，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自觉得万无一失。
  谁知，事到临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冒了出来。约好的时间是下午4点，大家决定坐2点的飞机去，宁波到上海飞行时间约半个小时，应当说充分留有余地吧。
  谁曾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那天的飞机偏偏晚点了呢！
  足足晚了两个小时！
  等到焦急不安的宁波市出访团一行人以最快速度从飞机场赶到上海市委大门口，已经是5点钟了。
  人家客客气气却又软中有硬地告诉他们：
  “4点超过了，领导不接见了。”
  宁波市委书记带着一帮子人站在那里，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转而又变成青灰，这个一向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第一次惨遭冷落。毕竟，他是来
  拜年的呀！
  然而人家说不接见就是不接见，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第二天呢？上海市委第二天能不能再安排时间？
  第二天也不再安排时间。
  宁波人想想很郁闷。
  中共上海市委的大门敞开着，然而你却与它咫尺天涯，你无法进去，你只能看到，但你进不去！
  看到这番情势，跟随着的其他人连大气也不敢出，一拨子人闷闷不乐到宾馆住下，个个都像遭霜打了的茄子似的垂头丧气。
  没有人说话。
  这一夜，集体失语。
  这两件事都不是什么好兆头，令宁波高层领导震惊伤心。
  关键是，在这样明显不利的形势下，北京的研讨会还开不开？开的话，会不会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回到宁波，市计委的几位领导立即被叫到市领导那里去紧急磋商。
  最后，市委书记铁青着脸拍板：
  “开！宁可我这书记不当，杭州湾跨海大桥不可不造！”
  市领导有着铁的意志铁的决心，其他人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于是定下一个原则：工作照做，对外少说。
  不要大张旗鼓，但要追求实效。这又充分显示出宁波人的办事风格与应变智慧。
  1995年10月，北京的研讨会照常召开了。地点放在亚运村的五洲大酒店。
  不过，规格有所变动。张蔚文市长当然是不能出面了，派了吕国荣副市长参加，而且上主席台就座时这身份还得模糊些；市人大派了位副主任参加，但是出席开幕式后就退场，第二天就奉命与吕国荣一起返回宁波。
  ——弄得那位副主任很纳闷，好几年后碰到我们说起这件事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当然，所有的紧张、所有的风暴都是在内心的，从外面看，宁波去的所有成员一个个春风满面，微笑如艳阳天。
  一切如常！
  那一次会议声势浩大，来的代表比前两次会议都要多。主要有在京的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和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宁波的经济、交通、海洋、建筑、地质、港口和桥梁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科协、浙江省科协、宁波市科协的领导，加上北京、上海、宁波等地的新闻记者共一百六十位。光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就有十多位，于光远、孙尚清、钱永昌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是委托中国科协召开的。
  这又是个充满智慧的选择。中国科协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政府、部门及企业组织专家提供科学建议、咨询与论证服务，是中国高层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渠道。自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已经为中央提供过不少好的建议。
  最有影响的是以中国科协副主席华罗庚教授为首组织的课题组，他们对安徽省人民政府委托的两淮煤矿综合利用开发及准噶尔煤田煤、电、运统筹方案进行综合咨询论证，建议被政府采纳后取得很好的实际经济效果。好风凭借力，宁波当然是希望借助他们的优势。
  那天，主持会议的是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治国，他在开场白中春风满面地将中国科协的特点归纳为三点：客观性，科学性，综合性。
  ——他说得太谦虚了。其实，除了以上三点，中国科协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权威性！
  他们可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经济决策的智囊团呀！
  会上，王启东代表浙江省科协表示了态度，吕国荣代表宁波市做了汇报，林李公司则详细介绍了“预可”研究报告。然后是为时两天的讨论，有二十一位专家争先恐后在大会上发了言，有三十余位专家递交了书面建议。
  大家一致认为：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具有跨世纪的战略意义！有其特定的重要性、必要性与紧迫性！
  这一大叠资料如今静静地放在我们的案头。当我们仔细地一份份重新翻阅这些专家发言稿时，我们发现，它们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
  一是几乎每份材料都用数据说话：历史的数据，现实的数据，国内的数据，国外的数据，充分显示着专家们的求实性与科学性。
  二是站在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说话：大桥对长三角地区的作用，大桥对上海国际港口发展的作用，大桥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这就是北京会议的特点！北京，毕竟是我们的首都啊！
  听得宁波人的思想境界又高了一层：大桥，不仅是宁波的大桥，不仅是浙江的大桥，更是中国的大桥！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这座桥，确实意义重大，它填补了中国桥梁史上的空白，它是中国的骄傲。但是请原谅宁波人吧，当时的大桥仅仅是他们心中的一个美好的草图，或许当时的决策者们也未曾意识到它将会产生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及它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就像大大改变了古希腊历史进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当时人们仅仅将它看做一场小小的冲突。
  许多事情的意义是后来才凸现出来的。
  北京会议取得极大成功。
  姚松林是市计委留在那里最后的守望者。当他脚不沾地忙乎了三天三夜后，听到专家们一个个说“十分支持”、“很有必要”、“具有前瞻性”这些肯定性字眼时，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了。
  立即打电话回家报喜！
  至此，市领导们心头的块垒才缓缓冰释。
  与此同时，杭州湾跨海大桥即将建造的消息在全国、全世界迅速传开。国内各大报以显要位置刊登这条新闻，包括《亚太经济时报》、香港《文汇报》、台湾《“中央”日报》，连美国《世界日报》也刊登了这一新闻。
  ——人们高兴之余没预料到，更大的新闻浪潮还在后头呢！世界第一跨海大桥从它孕育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它是全世界新闻记者注意的目标！
  好消息接踵而来！
  毕竟是搞科学研究的人，办事讲究信用，讲究实效。在时隔半年之后，在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之后，中国科协在1996年4月18日第5期（总第217期）的《科技工作者建议》上，刊登了《关于建设杭州湾交通通道的建议》，以“杭州湾通道预可行性研究北京研讨会全体专家”的名义，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等有关部门，供领导决策参考。
  多年后，我们看到了这份宝贵的资料，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建设杭州湾交通通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设杭州湾交通通道的技术问题，建设杭州湾通道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设杭州湾通道的资金筹措问题，进一步做好工作的建议。
  文章洋洋万言，内容翔实，论证严密，充分表达了专家们严谨的科学态度与对大桥真诚的热情。
  这是非常有分量的建议，这也是杭州湾跨海大桥第一份上交到中国高层领导手中的书面材料。因此，它很快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重视，他在上面做了重要批示。
  批示是批给上海的。
  为什么宁波人开的会议的材料却批给了上海呢？
  我们揣想，也许这正是中央领导的深谋远虑，大桥是联结上海的，必须让上海知道，必须让上海重视。
  事实也正如中央领导希望的那样发展，几年以后，上海市高层领导率队来到了浙江，经过与浙江省高层对话，双方达成统一：浙江支持上海在浙江嵊泗造东海大桥，上海支持浙江在宁波与嘉兴之间造杭州湾跨海大桥。昔日矛盾终于化解，成了一对合力。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些专家！是他们，在大桥建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以公心，大声疾呼，鼎力支持！
  两桥之争
  两桥之争，最先提出这个敏感标题的是新闻界同行。
  当时全国许多媒体都纷纷讨论这个话题。这是个危险的话题。它会涉及许多敏感的区域。当我们刚接手撰写大桥报告文学任务时，就有好心的老同志劝我们绕开这个雷区。但是，作为报告文学，作为这座跨海大桥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刻骨铭心的一页，谁都无法忽视存在过的尖锐的矛盾，好在当年矛盾的双方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已早早释怀，相逢一笑。因此，我们今天也完全可以用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历史。
  开通杭州湾大通道的口号喊响了。
  几经论证，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桥址最后选择在慈溪庵东，另一头选择在平湖乍浦。在所有的文件中，它被简称为“杭州湾乍浦通道”。
  慈溪人欣喜若狂。
  慈溪多移民。慈溪庵东人祖上大多来自绍兴，古越文化气较重，至今许多人带着绍兴口音。移民的特点是没有排他心理，宗族观念不强，头脑活络，能吃苦耐劳。有人曾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慈溪这个县是他们向海龙王要来的——慈溪历来有“唐涂宋地”之称——围海造地这个宏大的工程从北宋庆历七年（1047）就开始了，一道道海塘围出去，围来了一块块土地，整整围了近千年，围到了十塘。
  现在大桥指挥部所在地是九塘。
  庵东这块地原来是海涂，海涂上有一个小小的庵，老百姓出海去常常到这个小庵里烧炷香，以求菩萨保佑。村子在小庵的东面，于是就顺口叫成了庵东。这个庵当然早就不再存在了，但名称却沿存下来。
  慈溪人一向喜欢与海对面的上海人做生意，他们不耐烦往余姚、杭州绕个大大的弯子，于是想方设法跨海而过，一来二去，庵东这里就成了小小的货运码头，无数物资早上用小渔船运到对面的大上海去，晚上再将另一批货接回来。日本人打进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相继沦陷，镇海口岸及沪甬铁路交通中断。原来相对僻静的庵东更加繁华起来，自发形成一个大码头，成为内地与上海主要的交通商线和物资的集散中心。每天船来船往，穿梭般不停，到了夜晚灯火通明，如同白昼，长堤上处处是生意人擦得亮亮的汽油灯。那时人气极旺，财气极旺，购物不亚于上海，因此被老百姓称为“小上海”。
  “小上海”又要接轨大上海了，宁波人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但是且慢，杭州湾，是个很大的概念，并不只是在你宁波呀！
  当年，浙江日报社一位记者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段话：
  谁都知道，杭州湾大通道的兴建，对促进浙江省经济发展意义深远，尤其是建址所在地，交通状况改善，物流和信息流增加，土地增值，获益更直接、更深。而按照我们目前的经济实力，要建成一个通道已属不易，更不要说建设多个通道……因此，位于南岸的宁波、绍兴、杭州（萧山）三市纷纷引经据典，证明自己是建立杭州湾大通道的最佳位置，力争有关部门能将桥墩安到自已的土地上。
  宁波、绍兴的两桥之争，在当时不可谓不激烈。
  一种意见是造绍兴通道。
  这个方案设想从绍兴的三江（高速公路接口），穿过绍兴、萧山境内围垦滩涂地，在海宁市九里桥上岸，直至终点沪杭高速公路的屠甸互通，路线全长51公里，其中跨江大桥全长4公里，总投资近30亿元，可缩短行程50公里。它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增强杭州湾两岸的经济联系，分流杭州市的过境车流量，减轻钱江二桥的压力，同时，投资少，见效快——它是在江上建桥，而宁波是在海上建桥呀！
  另一种意见即是造宁波的杭州湾乍浦通道。
  现在，两座大桥或者已建造起来，或者正在动手，时隔多年，回过头去再看，绍兴通道与杭州湾乍浦通道两者各有所长。
  从近期看，绍兴通道距离短、投资少，杭州湾乍浦通道距离长、投资多。但从经济长远发展影响看，杭州湾跨海大桥要解决的是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的交通网络，是战略性大桥。
  而当年在论证的绍兴通道主要是完善省内交通网络，是区域性大桥。
  两座桥的功能有所不同，两座桥都应该造。
  只是，在当时，让谁先上呢？都在同一个省，你总不可能让两座大桥一起上吧！
  谁来喝这头口水？
  宁波与绍兴两地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各不相让的大争论。
  这场争论是必然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哪个地方官不想为自己辖区做件好事？更何况这是件造福千秋万代的大好事。
  省里部分专家看好的是绍兴通道。
  1995年4月，绍兴市政府委托交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对绍兴至嘉兴高速公路跨钱塘江大桥做了“预可”研究，并于同年6月完成“预可”研究报告。同年6月12日至14日，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受绍兴市政府委托，对跨江大桥“预可”研究报告召开专家咨询论证会。然后，他们在两个方案中选择了一个方案。
  省里有关部门也看好绍兴通道。
  1996年，省委、省政府要求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对钱塘江跨江通道和杭州湾跨海通道进行评估论证，排出建设顺序。
  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尽管也认为“宁波市提出的建设杭州湾通道项目具有跨世纪的战略意义，其功能不同于其他跨钱塘江的通道，它是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同三线——起始于黑龙江的同江市、终于海南省的三亚市的沿海大通道——在杭州湾的跨海路段”，但权衡种种，在上报省人民政府的文件（浙经咨〔1996〕13号文件）中却建议：
  绍兴通道即九里桥方案“宜争取在‘九五’期间开工建设”。
  宁波的杭州湾通道“要继续做好前期工作，优化工程方案，和国家、上海沟通思想取得共识，争取列入国家建设计划”。
  俗话说，锣鼓听声，说话听音。会动脑子的宁波人咬文嚼字了：人家是要“开工建设”，而宁波的跨海大桥仅仅是“争取列入”，谁都知道这个“争取”二字弹性很大，能否“列入”更是不容乐观。弄不好，这是只“空心汤团”。
  “空心汤团”是生动的宁波话，意思是让你空欢喜一场，就像你看着很好吃的汤团，咬开来，里面却偏偏没有实际内容！
  然而，不管你宁波人情绪如何，这个建议被正式上报省委、省政府决策。
  公正地说，此话一点不错。若是你将前提放在“全省交通网络、工程造价”来比较，杭州湾跨海大桥肯定败北；若是你将前提放到“建设国际深水良港的战略角度和长三角经济发展”考虑，从“全国经济发展”考虑，那结论就肯定不一样，杭州湾乍浦通道就大大得分，胜券在握。
  因此，当激动者说“省里有偏见”时，有头脑冷静者纠正：不是偏见。
  为了争取省里领导支持，张蔚文市长火速赶到杭州向柴松岳省长汇报，请他支持并做做有关方面工作。
  柴省长倒是很支持上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项目，不过，当听说要他“做些工作”时却面有难色，沉吟了半天，实话实说：“工作我会做的，但是有难度。”
  难度在哪里？
  原来，当宁波人兴致勃勃地准备造杭州湾跨海大桥时，绍兴人也在积极做工作，而且进展比宁波还快。宁波在到处开会造声势时，绍兴已不声不响捷足先登，他们的造桥计划已经被编制进了省交通厅的规划，都上报到交通部了。
  这就是说，当时的形势是，不仅宁波处于被动地位，还给省里有关领导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你总不能自己刚刚向交通部报出了规划就出尔反尔吧？
  所以柴省长再三叮嘱：“你们要多做些工作，要抓紧。”
  张蔚文一听内情急出了一身冷汗。如果真的这样决定并且真的这样实施，宁波就将被无情地甩出大交通圈，永远成为交通末端，宁波港的作用与地位也将大大削弱，整个宁波的发展将会大大滞后。
  这一切已经够令宁波头疼的了，更伤心的是，兄弟市嘉兴也向省里提出先建绍兴通道的建议——绍兴市、嘉兴市联合请省交通厅委托咨询公司论证，认为从全省交通网络、工程造价等分析，跨江的绍兴通道要优于宁波提出的跨海乍浦通道。
  打个比方说，宁波一心想与嘉兴联姻，而对方却将玫瑰花送给了绍兴。
  几年以后，嘉兴高高兴兴地与宁波携手共建大桥，但是，这个疑问始终悬在我们心头：如果说，绍兴是从绍兴的立场出发，嘉兴为什么要反对呢？这两座桥，任哪个先上，它都能分得一杯羹。
  有关同志笑着说：嘉兴害怕大桥桥址从乍浦过，他们认为北仑港会冲击他们的乍浦港收益。
  那么，最后又是怎样想通的呢？
  很简单，聪明的嘉兴人自己算了一笔账：
  北仑港是国际枢纽港，在中国海岸线的中端，通过太平洋，联系五大洲，是远洋港口；乍浦港是“喂给港”，浙北地区需求的物资通过乍浦港进来；乍浦港主要是运内地货物，北仑港主要是进出远大型货轮，运矿砂、煤、化肥等，两者井水不犯河水。
  港口的集装箱不会因此去过大桥吗？不会。因为过大桥到北仑成本高，而从乍浦港到北仑港成本低，优势很明显。
  相反，这大桥一造好，嘉兴交通顺了，人气旺了，整个经济发展肯定更快。因此，两个港口是互补关系，没有竞争关系。
  于是嘉兴人豁然开朗。
  很多事情，用不同的方法理解，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是从好处着想，那么好处肯定会更多一些；如果从悲观的角度想，那么蓝天也肯定要灰暗一些。
  但这都是后话，当时的形势，似乎对宁波很不利。
  那段日子，是张蔚文市长最忙的日子，他几乎是将主要精力都放到大桥上来了。他牢牢记着柴省长的指示，到处做工作。
  副省长带着一帮子人来宁波调研，他向调研组做工作；中央有领导来宁波视察，他向中央领导做工作；省交通厅有难处，他就做交通厅工作；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甚至将工作做到绍兴去了，跑到绍兴，与绍兴的市委书记、市长一起促膝长谈，坦诚交流。
  有意思的是绍兴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被他说动了，爽快地答应：“行，我们一定支持你们先造杭州湾跨海大桥，但是你们也要支持我们造大桥。大家都应该造。”
  听了这句话，张蔚文心里真高兴。一直到现在，张蔚文看到他俩，还十分感谢他们当时的理解与支持呢！
  毕竟，这是段艰难的日子。
  宁波人的韧性在这一刻充分表现出来了。
  市委、市政府作出了一个聪明的决定：我们别去争谁先谁后了，我们先将准备工作做起来吧，谁将工作做好了，谁就肯定能先上。
  这想法在当时是很明智的。人类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没有融合，是因为没有沟通；之所以没有沟通，有科学的原因、自然环境的原因、认识的原因、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原因、全局与局部的原因等等。然而沟通是历史的必然，融合也是历史的必然。融合的首要条件是发生冲突，或者说发生撞击。撞击即比较，在比较中，人们自会慢慢地认识到什么是最佳选择。
  宁波开始沉下心来做前期工作。
  1997年，宁波市计委下拨100多万元，委托慈溪市计委在杭州湾的王盘山上建立气象站。以后，每年以15万元的数字投入这个项目。
  接受这个工作的是当时刚退下来的慈溪市计委主任傅涌廷。
  傅涌廷是浙江大学1966年的毕业生。我们看到他时，他虽已头发花白，却依然神采奕奕。这是位元老级人物，早在慈溪市计委主任的位置上时，他就关心着造桥的事，并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与资料积累工作。退下来后更是全力以赴。目前我们拿到的有关大桥的厚厚的一本本2003年之前的材料汇编，大都经由他手。
  拿到那笔钱，慈溪市建立了我省第一座自动气象观通站，主要任务是观测杭州湾天气，记录气温、风向、风力、雨量、雾等数据。这个气象站很先进，各种数据每小时都由电脑自动记录一次，并自动发送到慈溪市气象站，它为以后的工程设计提供了科学的气象依据。
  1998年末，宁波市政府成立了杭州湾交通通道工程筹建处。成立这个筹建处又费了一大番周折。
  当时的市计委主任已经是殷志远了，市政府为此下拨了5000万元资金。拿着这些钱，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组织人马。
  殷志远立即碰到难题。鸟无头不飞，你首先得选择一名筹建处的负责人吧？但这个人还真不好找，不像现在，谁都愿意去大桥工作，光荣呀！连年轻人找对象都容易些，人家一听你是“在杭州湾跨海大桥指挥部工作”，心里先愿意了三分。这叫“大桥效应”。但在1998年，当时的情势很不明朗，这大桥造不造还像是在说梦话，哪个人愿意去将青春赌一件很玄乎的事呢？
  他先选了一个对象，人家不愿去，坦率地说路太远了；又选了一个，人家也不想做，当然也客客气气说了一些理由。
  几次壁碰下来后，副市长吕国荣对他开玩笑地说：殷主任你要改变思路了。他的意思是让殷志远别再找少壮派了。
  吕国荣推荐了刚从宁波市交通委员会主任位置退下来的桂兴华。
  老同志好说话，又是发挥余热，后顾之忧相对少一些。桂兴华于是高高兴兴走马上任。他物色了两个人，但是很快也碰到了与殷志远一样的窘境：这两位同志倒是很热心地帮着布置好了办公室，然后也不来了。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
  ——我们在这里说找人之难，一点也没有责备谁的意思，我们只是想说，当时的跨海大桥，确实是前途未卜，让人不敢乐观啊！
  总算将队伍拉起来了，拢集了傅涌廷、沈和诚、何文宏、朱国芳等一批专业人员，其中一大半是退休老同志。
  他们在天宁大厦的二十二层楼租了三个房间——不管怎样简陋，大桥筹建处的牌子毕竟挂出去了。虽然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筹建处是“老弱病残”处，毕竟，有人专门在为大桥跑了。而且，这一批建设大桥的先驱者们以高度的热情作出了很多的贡献。
  1999年，刚过完元旦长假，几个人开了第一次会议，分了一下工，桂兴华全面负责，傅涌廷负责现场安排，沈和诚担任总工，年轻些的朱国芳任主任助理，专门负责跑省里有关部门做协调工作——他是刚从舟山引进的人才，目的很明确：跑项目。因此还特意为他配备了一辆汽车。刚从东海舰队转业到宁波的何文宏则分管出纳、内务、后勤、文秘。说也好笑，这位当年威风凛凛的舰长背负着一大堆职务，实际上他手头的大权就是一把钥匙。几年之后，当杭州湾跨海大桥正式开工之时，他虽然是同样的官帽子，手里的钥匙却成了一大串了，而且绝对现代化，拿着一把钥匙，就轻轻松松地将所有房间搞定。
  几乎同时，宁波市计委又作出了一个至关紧要的决定：委托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继林李公司之后为大桥搞第二次“预可”研究深化报告。
  前阶段，林李公司做了大量的“预可”研究报告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是，如果从报批项目建议书的要求看，这些材料还不够细，还要继续深化。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是国内公路设计力量最强的单位，他们自1999年2月接手后，专门派人到现场踏勘，花了十个月的时间，分成九个专题将“预可”研究报告搞出来了，比原来的更规范、更科学、更符合施工要求。
  可以这样说：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立项最后能在省交通厅胜出，这些资料占很大优势。凭数据说话嘛，毕竟谁都懂得要尊重科学，尊重事实。
  除了以上的许多准备工作，最重要的还是做各方面的沟通工作。
  宁波已经意识到：我们还没有求得省里支持，我们与嘉兴还没有达成共识。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融洽。必须锲而不舍地做好这些工作。
  在这里，不能忽视的还有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
  多年来，浙江省及宁波市各级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们坚持不懈地在为大桥建设奔走呼喊。据统计，从1994年至2001年，凡召开的历届全国、浙江省、宁波市人代会、政协会，几乎都有关于建造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议案、提案。
  宁波市政协汇编的资料里详细记录了这一历史：
  1999年1月4日，浙江省内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在甬视察，在听取宁波市计委和筹建处关于杭州湾交通通道工程项目的汇报后，代表们当即表示，将在即将召开的浙江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提案与建议。
  1999年2月17日，何剑敏等四十五名省人大代表在浙江省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上联名提出“关于要求把杭州湾跨海大桥列入国家‘十五’重大建设项目”的第758号议案。
  2000年2月17日，叶承垣、尹礼虎、项性平等十一位省政协委员在省政协九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联名提出“关于尽快把杭州湾乍浦通道立项并纳入省‘十五’计划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提案。
  2000年2月18日，王勇等五十五名省人大代表在省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联名提出“关于尽快把杭州湾慈溪—乍浦通道立项并纳入省‘十五’计划重点工程项目”的议案。
  2000年3月2日，在叶承垣的动议下，沈祖伦、刘枫、王其超、孙家贤、夏仲烈、李青、陈守义等八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全会上联名提请国务院“尽快立项和在‘十五’计划中建设杭州湾乍浦通道”。
  2000年3月3日，叶承垣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全会上发言：“尽快立项和建设杭州湾慈溪—乍浦通道是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
  ……
  ——听着人们用感慨的语气向我们叙说当时举步维艰的岁月，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的一首儿歌：一只蜗牛呼哧呼哧地往葡萄树上爬，爬得很慢很慢，但还是不停歇地往上爬。树上的黄鹂鸟则在笑话它，葡萄还没熟呢，你现在爬上来干什么？
  蜗牛说：“等我爬上，葡萄也就成熟了！”
  宴会上的“狂轰滥炸”
  这样冰封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99年。就在这时，一次重要的接待活动使事情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机。
  在大桥前期建设中，有一个人的作用不可替代，他就是叶承垣。
  叶承垣原来是中共宁波市委书记，后来从市委书记位置上退下来当市政协主席。这是个性格直爽的人。2002年2月，当他离开工作岗位时，居然在告别大会上当着全市局级干部坦言：“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写历史，写得好坏，后人自有评说。回顾五十年的从政经历，我在市级领导岗位上干了十八年，做了一些工作，也有许多不足，如对全市的交通建设重视不够，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也不是一下子就接受……”这样的告别形式实在少见，所有到会干部为他的坦率与真诚热烈鼓掌，长时间地鼓掌。
  他当上宁波市政协主席后，虽然年届花甲，但对看准的事情敢想、敢说、敢做，甚至比当市委书记时还放得开，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为市委、市政府出谋划策，将个原来温温静静的政协搞得热火朝天。人家笑他：“叶主席，你这不是在发挥余热，是在发挥余威呀！”
  他大笑。
  发挥余热也罢，发挥余威也罢，你表扬也罢，你批评也罢，反正，为了宁波发展，他将命豁出去了。还真的差一点丢了命。他总是那么情绪高昂、那么全身心投入，以至于累得心脏病发作。有一次坐在办公室里，人竟晕了过去，幸亏失去知觉的一刹那他竭尽全力拖倒了放在桌子上的电话机，坐在隔壁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听到响声，急忙跑过来，发现他已倒在地上人事不省。
  赶快送医院抢救。住了两个多月医院，总算化险为夷。
  然而不管自己身体如何，那几年，他一心一意地关心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他不断对张蔚文市长用激将法：“老张，有的会议你不一定去参加，还是多去跑跑国家计委，千方百计争取将大桥批下来。”“你还能干几年？如果你不能在你任期内将大桥批下来，你前功尽弃了。”
  ——张蔚文真的听他的，真的拼命往北京跑呀！
  叶承垣看了很高兴，他对张市长说：“你可别怪我逼你呀，我们退到二线了，只能到处‘煽风点火’，起点鼓动作用。”
  绍兴和宁波的两桥之争是叶承垣心里的一块病。作为宁波市政协主席，他决心抓住一切机会喊响杭州湾乍浦通道、宣传杭州湾乍浦通道。凡是有中央和省委领导同志到宁波来，他就大讲特讲建造杭州湾跨海大桥乍浦通道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不仅讲，还认认真真写成书面材料，让你带着走。
  1999年10月18日，宁波照例举办服装节。全国的客人云集宁波。全国政协的一位副主席也应邀来到甬城。
  晚上，宁波市委、市政府在新芝宾馆宴请全国政协领导，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柴松岳都在座作陪。
  叶承垣心里明白，要不要建杭州湾通道，批准权在国家计委和国务院，而杭州湾通道定位在宁波还是绍兴，决定权则是在省委、省政府。现在首先要解决的是定位问题。他立即抓住了这个机遇。
  宴席上，酒过三巡，他在向张德江书记与柴松岳省长敬了一杯酒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开讲：
  “德江书记、柴省长，1994年以来，宁波、绍兴分别提出了在杭州湾建设乍浦通道和沽渚通道的方案，从需要和可能看，都需要，但近期不可能同步建设。我认为，从21世纪浙江发展前景高度和长三角发展战略看，应该先行建设杭州湾乍浦通道。理由有四个：第一，这是实施我省经济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发展大交通，建设大浙江，进一步开发利用宁波、舟山等地的深水港资源是我省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8月，您陪兴国同志来宁波任职时的讲话中，也曾强调指出，‘以北仑港为重点的港口建设，关系到我们省下一轮竞争中的地位与发展’。”
  张德江书记听着，微微颔首。这位省委书记也是个激情洋溢的人，讲话不用讲稿，说起话来让你热血沸腾。我们召开省作代会，他曾多次前来给作家们做报告，每一次都让挑剔的作家们掌声不绝。
  “第二，优先发展建设乍浦通道，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同三线大交通建设中心城市节点相连的原则。”
  毕竟是当过市委书记的人，叶承垣说起话来句句在理，面对省领导，他这番话的特点是从大处说，从全国、全省的角度说，将大道理说准、说透。他很懂得人的心理学。
  “第三，乍浦通道既符合国务院确定的同三线国道节点建设的原则，也兼顾到沽渚通道的需要。“
  “第四，乍浦通道工程自身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叶承垣平时就是个演讲高手，今天有备而来，口才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听的人个个聚精会神，以至于都冷落了一桌佳肴。见此情景，张德江书记笑容满面地站起来给客人们敬酒，也给叶承垣敬了一杯酒，并拍拍他的肩幽默地说：
  “老叶，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你问老柴，我们都是很重视这个问题的，一定会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权衡利弊，选择最佳方案。放心吧，你就不要再狂轰滥炸了。”
  书记一席话说得举桌开怀大笑。柴省长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黄兴国书记虽然不便插话，但显然心里也乐滋滋的。叶承垣在宴席上的“狂轰滥炸”一时传为美谈。
  还真轰出了名堂。
  第二天，叶承垣怕口说无凭，事不宜迟，立即将这些意见整理成文，以书信形式最快速度寄给了张德江书记。
  10月22日寄出的信，10月25日就送到了张德江书记的手里。这位有情有义的书记在收到信的当天下午就让秘书电话通知宁波市委、市政府，要他们以宁波市委、市政府名义“就杭州湾通道建设问题行文省委、省政府”。
  10月31日，张德江书记又在此信上做了重要批示：
  叶承垣同志的意见代表了宁波的意见，值得重视。关于杭州湾大通道建设事关全省大局，一要科学论证，二是要能立项。转孙永森同志。
  11月9日，根据张德江书记的意见，宁波市委、市政府以〔1999〕83号文向省委、省政府上报“关于要求优先建设杭州湾乍浦通道的报告”。
  仅仅过了十天，1999年11月19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在此报告上批示：
  转省计委。“十五”计划应考虑此项目。
  一锤定音！
  ——宁波应该感谢这位有胆魄的省委书记，是他，一锤定音，促使多年的两桥之争画上了句号；是他，使百年梦想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是他，为世界第一大桥开出通行证起了关键的作用！
  坐着轮椅的于光远赶来了
  项目进入实质性阶段。各种各样的评审会、论证会不断召开。许多国家级著名专家被请到了宁波。这个城市从来也没有像如今那样群英荟萃。
  这是大桥建设中又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这次行动中，全国有六百多位相关学者（仅两院院士就达四十多人次）热情参与，他们在此项目的“预可”、“工可”及配套的七十多个专题研究报告论证会上，对建造这座大桥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并对建设条件和经济技术方面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当然，这些专家个个都是大忙人，每落实一名专家到会，常常要做许多许多工作。受市政府委托，宁波市计委已数不清为此曾打过多少次电话，跑过多少次北京。
  根据张德江书记对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要“科学论证”的指示，省里决定在2000年3月31日召开杭州湾通道论证会议。在这个大会上将最后进行大桥选址的讨论。
  当时宁波、绍兴两桥之争沸沸扬扬，已经尽人皆知了。交通部于是表态：浙江省内部先要统一。我们尊重你们的意见。
  宁波办事老到，从不打无准备之仗，决定再听听专家意见，互相沟通，做到心中有数。2000年3月18日至19日，关于“杭州湾交通通道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在宁波隆重召开。
  已经请到了不少专家，还有一位于光远先生没有最后落实。于老，这个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一生非常关注上海经济的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在嘉兴、乍浦港等地搞过多次调研，对造跨海大桥很有发言权。他是积极提出要建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专家之一。宁波人对他心存感激。这么重要的会议，决不能少了他。
  于是，宁波市派出两名同志火速赶赴北京上门邀请。
  第一次上门没有碰到人。铁将军把门。
  第二次上门，家里倒是有人了，可是老先生不在，去医院了。这才知道于老先生被怀疑得了肺癌，而且腿脚有些毛病，已经不能走路，出入必须与轮椅为伴了。
  得知这一消息，两位同志十分为难，怎么办？这样的病情，这样的身体，再请老先生出马似乎有悖常情。
  但见是一定要见一面的。
  当天晚上，再次上门拜访老人家。
  令人意外的是，老先生一听要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十分高兴，十分重视，竟不顾自己病情，一口应承：
  “我明天还要上医院检查，如果病情稳定，我一定来参加会议。”
  身边的秘书一听，连忙关切地劝阻他：“您老身体不好，以后再去吧。”
  老人家摆摆手，风趣地说：“得不得癌症，我管不了它，但我坚信我有承受它的勇气。这个会很重要，能去的话我一定要去。”
  老人家果然抱病前来，是由家人和秘书陪伴着坐着轮椅来的。
  会议在宁波的南苑饭店隆重召开。
  那天，老人家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
  1.我非常赞成宁波市决定兴建杭州湾交通通道工程。不是一般赞成，而是非常赞成。
  2.这个工程对宁波市、浙江省，对我国沿海各省市，乃至全国，都有很重大的意义。
  3.不仅有长远的意义，就是近期，也可以收到很好的效益。
  4.这个杭州湾交通通道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基本完成，这次会议是请专家们再做一次论证。
  5.我不是工程专家，我不想对这个报告本身发表意见，但是可以有一个思想的倾向，那就是我接受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推荐的方案，即南起慈溪的庵东，北至嘉兴的乍浦。因为这个工程起点在宁波区域内所以会有更多的便利。
  6.这，次会议是一个专家的会议，方案定下之后，还要开各地区主管人的会议。这个工程的举办主要是宁波市的积极性。宁波市要与全省各市（包括嘉兴、台州、温州、金华、丽水和衢州）搞好联盟，当仁不让地做好盟主。
  7.由于这个工程直接影响到江苏和更远一点的山东、河北、辽宁，所以也可以考虑把这个联盟扩大到苏、鲁、冀、辽四省。
  8.由于这个工程可以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相信会有多方面的人来投资，因此这个工程具有很大的现实性。
  9.这个工程是一个国家的工程，因此一定会得到省和国家交通部门及有关部门的批准。
  10.我希望这个工程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来建成。……
  老人家的发言很长、很精彩、很有说服力，这份珍贵的发言稿现在被保存在大桥档案室里，它是老人家对大桥的真诚与挚爱的流露。于老先生给了宁波市强有力的支持，所有在场的宁波人都被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代表都被感动了。
  有一位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感慨万千地对我们说：
  “他所说的，句句都是我们想说的心里话呀！”
  而另一位同志则这样向我们描述：“听着于老先生的话，我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需要说明的是，事后大家才知道，那一次，实际上于老已被确诊为癌症了。回去后不久就动了大手术。他是以与生命赌一把的心情关心着这座大桥呀！
  2000年3月31日至4月1日，杭州湾通道论证会议在杭州金溪宾馆召开了。
  这是一次决定桥址命运的标志性会议。虽然在会前浙江省领导一再表态：我们没有倾向性，最后桥址选在哪儿最合适，我们听专家的。但无论是绍兴方还是宁波方，人人都捏着一把汗。
  宁波市常务副市长邵占维带队前往。临行前，张蔚文市长特别将他找去，郑重其事地嘱咐：
  “你们这次去是代表宁波五百多万人民的愿望，只能胜，不能败。”
  压力很大呀！会上局势很严峻。省计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严肃宣布纪律，不许任何人做小动作，一切在听证会结束后决定。这是科学、民主的态度，它保证了这次会议的成功。
  上午，会议主持者先请浙江省交通厅介绍绍兴沽渚通道先上的理由。
  整整讲了一个上午，没讲完，下午继续。
  轮到中交院代表介绍乍浦通道，只有半小时的时间了。汇报者只好尽量精简内容，加快语速。
  宁波方与绍兴方都没有发言，都坐着做听众，看似不动声色，心情却似潮涨潮落，没有片刻宁静。
  然后是分头讨论。
  与会代表被分成两个组，专家们为一组，其他省内代表为综合组。
  被掩盖了大半天的情绪在讨论时来了个总爆发，综合组讨论时双方意见十分激烈。省交通厅、绍兴、嘉兴为一种意见，宁波为一种意见，各自力陈理由。舟山只是微笑着带耳朵听，不表态。
  3∶1！
  相比之下，专家组的讨论显得和风细雨，意见相当集中。十五个与会专家中，十四个表示支持将桥址选在宁波！
  14∶1！
  谢天谢地！
  这份材料整理后被如实报到了浙江省政府。
  2000年6月21日，浙江省政府第37次常务会议在认真听取省计委的汇报后，通过了省计委关于“杭州湾大通道位置选择确定为北接乍浦、南接慈溪庵东镇”的方案。
  ——这也是3月18日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当时，专家们一致认为，“预可”研究报告中的第一方案是跨越杭州湾的最佳方案，具有全国和国际战略意义。通道的桥位越往东，越具有国际级战略的高度；若往西移，则只能说是省级战略。
  用形象化的比较，如果以上海、宁波各为1来比较，越往西移则1加1等于2，而相反，越往东移，1加1就大于2，甚至大于6。因此，从战略上考虑，王盘山方案最好（王盘山在乍浦之东）；从综合经济和技术方面考虑，则乍浦方案为最佳。
  选择乍浦方案也充分考虑了嘉兴方的利益，一是对嘉兴的港口没有影响，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二是从这条线路穿过，他们原有的高速公路可以增加车流量，而且能拉动第三产业发展。因此嘉兴也举双手表示赞同。
  现在流行着一个词：双赢。任何一件事情能否做成功，其实都在于你是否考虑了对方或多方的利益。当大桥方案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的关系时，一切都成了有利的因素。
  至此，几年来对于杭州湾南北大通道建设的几种不同方案的争论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各方面迅速调整思路，坚决执行省政府的决定，省内自上而下全部力量都集中到一个目标上来了。多方支持，竭尽全力，保证大桥建设的顺利进行。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