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余姚六仓志》序①
（民国）余姚县知事 陈赞唐
志，记也，积记其事也。古今志乘汗牛充栋。虽体裁义例无甚悬殊，要其关系于文献之存亡，政教之得失，与夫山川疆域之沿革，风俗物产之盛衰，则各就见闻所及，以笔之于书，而皆足以为信史。所以国有一统志，省有通志，郡县有府志邑志，推而及于一隅之地，而有长安志、西湖志，固不得以骈枝蛇足讥之也。
余姚之有六仓，占全县固有乡十五之七，自治乡四十四之二十一。幅员既广，年代相沿，或视昔犹今，或所云异古，必有足征之文献、可传之政教、与其他山川疆域风俗物产之彰明较著堪为参考之资者，恶可不积而记之。顾六仓自昔无志，旁征邑乘，既不足窥全豹，且牵连混合，断章所取，仅得其半，无异登泰山而左顾，穷黄河而西行也。夫临山、浒山僻处一隅，尚有旧志，六仓跨有全县之半，其编为专志也固宜。独是修志难，创始编志尤难。兵燹摧残，沧桑改易，采访而纂辑之，益非易易。六仓以大古塘为界，塘始于宋庆历，年代久远，遗书不足以考证，轶事仅得之传闻，重以政体改革，则与他志之体例亦多不能沿用，以此知编辑之尤为繁难也。余以戊午之岁奉调来姚，公暇披览邑志，藉稔此邦风物。都人士往来酬酢，询闾阎疾苦而知地方之利病，又得所遵循。其间催科巡防省耕视学，足迹遍全县，六仓所辖之二十一乡，或三五至，或十数至，皆周历靡遗。尝遵海滨观居民晒盐，循沙涂至利济塘之东西督率种树，登历山览旧时炮垒，陟临山、浒山观昔日卫所城池，宦辙所经，胥足以备輶轩之采，顾于六仓之掌故，犹未得其详。是编为目三十三，为卷四十四，搜罗美富，记载详明，要言不繁，应有尽有，既不混于邑志，而仍可相辅而行。书成于庚申夏五，余独先睹为快，既私幸际遇之适然，爰叙其崖略以质后之览者，其亦共此欣赏也夫。
中华民国九年庚申仲夏
《余姚六仓志》跋①
（民国）张宝琛
六仓，为余姚场辖地。其东曰三管，输粮鸣鹤，明弘治间分割，古亦六仓也。自煮盐改晒以来，越民侨居于此者蚁聚，海滨盐丁、主客之争，纷呶不已。
昔人议编仓志，概乎言之“以无米为炊，巧妇所难”故有意思而不成事实者久矣！今移六仓股款，博采完编。然增补《县志》缺漏者十之八，九，其系乎六仓要则仅十之一二。大率累经兵燹，丁规铁板印本无存，考证乏术，此亦编志者所无如何也。夫《两浙盐灶成规》，重辑于嘉庆六年，为书一百卷。六仓旧制，详载靡遗。仓内私家藏本，皆由斯摘抄而来。余维书奉胜朝谕旨纂刊，遍访省垣各藏书楼，迄无存者，为一憾事。
顾当斯志未成之初，虑者谓场署旧在石堰，则划区难；文献等诸杞宋，则征难。余曰：否！否！以场辖为经，以乡界为纬，仓境在是矣。本各祠谱牒之所登，而证诸《县志》《临山》《东山》《浒山》各志，则言之有物矣。纪事仿诸《书》，采风仿诸《诗》，直笔仿诸《春秋》，体例具存，用以资将来之掌故，何莫非儒生分内事耶！延订宿儒，操觚治此，分门别类，二载告成。
夫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世远而闻见因以不齐，三传所以多庞也。太史公成一家书，而年表与本纪之年、世家与列传之事或自为抵牾者，亦尚有之。然则集数人而蒇事者，其舛讹、挂漏，不免为通人硕士所讥，当不少矣！愿后之人续而正之。兹特备輶轩之采风，为一方之纪事云。
中华民国九年孟冬月，张宝琛跋。
盐政告示
（清）灵熙②
同治十二年，钦命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宗室灵，为晓谕严禁事。
据石堰场杨大使详称，该场各仓灶沿海接涨沙涂，咸则归于原丁主出召“溜户”刮淋蒸卤，淡则退让丁主，照例筑圩开垦报升，仍令“溜户”移至下段添涨处所刮淋配，煎。如丁主无力筑圩，准其立契转卖，由受主筑圩垦升。此姚灶历办之实在情形也。
前奉札催，以各仓灶内凡有年久淡涂不能刮蒸者，即应饬令各业户赴禀筑圩垦升，毋任隐匿等因。奉经饬差传知各业户，赶紧筑圩养淡，照例报升，一面饬令塘贩各长，一体查催，并出示晓谕各在案。
迄今示谕以来，各“溜户”中恪守本分者，已遵示退让，而顽梗不化之徒，胆敢藉《执召由溜契》，一味霸占不让，以致各丁主纷纷具控，争执不休。
查“溜户”刮淋蒸卤配煎，本与佃户承种民田无异，凡属沿海沙涂，如果接涨年久，涂老地淡，自应循照向规退还丁主，筑圩垦升以裕课赋，断不容“溜户”藉《执召由顶契》，任意霸占，抗不退让。若不详请示严，必致刁徒相率效尤，讼案日多，实于国课民风大有关系。叩请颁示严禁等情到司。
本司查姚邑沿海沙涂，均系刮淋蒸卤，如果涂老地淡，无从刮蒸，自应由丁主赶紧筑圩开垦报升，岂容“溜户”藉《执召由顶契》任意霸占，此等刁风，断不可长。除批示并札饬余姚县石堰场一体遵办严禁外，合行颁示严禁。为此，仰石堰场各灶“溜户”人等知悉，尔等须知租涂刮蒸，与租地种植相似，物各有主，安可霸占？若涂老地淡不能刮蒸，自应退还丁主，或移至下段咸涂蒸刮，而养淡之涂，总应任凭丁主垦升，岂容“溜户”藉《执召由顶契》任意霸占！自示之后，如敢仍前抗违，定即照例究办。本司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勿谓言之不预也。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盐政告示
（清）瑞瀓①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该丁户等围筑圩塘与沙民互争滋事一案，现经抚宪札，委本道饬令委员会同县场确查姚邑沙涂向办章程并节次传集两造研讯，确决酌理衡情断令：
丁户执有沙民租契者，即属丁户出给召由之产，本无契价可退，其地悉归丁主。如沙民执有丁户顶契者，则令丁户退还原顶契价，其地亦归丁户。倘丁户并未执有沙民租契，沙民亦无丁户顶契，仅有沙民与沙民辗转相顶契据，彼此均难作凭，则令照现在草涂时价每亩钱一千八百文由丁户酌给沙民半价九百文，地归于丁主。
其地内搭有草蓬者，以三间作一座，每年归给丁户租钱一百文，如间数多者，照此递加。该丁户不得逼令拆让，以示体恤。该沙民亦不得再行添造，以致借口。
并嗣后凡属该处海涂应由县场勘明，实在无卤可刮，候丈量亩分、查照契据，互相退还钱地，候禀场详请宪示批准方可筑圩，不得擅自兴工，以及此后顶契，内务令咸则刮淋摊晒，淡则应由何人筑圩升课，原价应否退还，分别载写明白，毋再含混，致启日后争端。均各输服遵断，出具甘结有印，委各员禀呈察阅，附卷查沙民纠葛情形。此次条分缕析，审理定断，即可永远遵守，以杜衅端，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各丁户沙民人等知悉，尔等须知此系体察情形，参酌旧章秉公核断。自示以后务各痛改前非，奉行恪守，胥安恒业，毋再争闹滋事自罹法网，是则本道所厚望焉！切切特示。
风潮记
（清）施烺①
岁乙未六月十四日，飓风自东南骤发，蓦地风〓〓，山川黯黑，云雨疾飞，禽鸟下堕，飁飁乎烈甚。予倚悚而听曰：“猛矣哉，此风也！”门弟子曰：“封家十八姨，不得其平而鸣耶，何声之怒也？”
入夜倍烈，飞瓦砾，仆垣墙，偃禾拔木，人莫敢声。旦有客踉跄来告曰：“子不闻昨夜海啸乎？大鳅怒激于海门之下，汐响惊天，涛声震地，驾飓风而来。如万马腾跃，风为之势；如千山嵯峨，风为之象；如雷霆震惊，风为之声。淹没永清、晏海诸塘，幸未溢泥牛之高。”予愕然惊起曰：“庐尽舟乎？”曰：“然！”“人尽鱼乎？”曰：“然！”“噫，怪矣哉！此潮也予家距泥牛四五里，犹幸予室之不舟，予孥之不鱼也。特未知沉溺于潮者何如？”客曰：“吾见月黑无光，水飞有影，乘桴者覆，挟苇者号，骑舍者呼求援于冯夷诸公，而冯夷不闻也！然且风也折之，涛也撼之，鬼也揄之，鼋也、鼍也、鲸鲵也或啮之、吞之，其不啮、不吞者，奔命而北游，杳不知其所之。”
予于是听其言而慨然曰：“海滨之大劫，风耶？潮耶？神耶？鬼耶？此沧桑一大变也，天也。”
风潮后记
（清）施烺
六月十四夜。海潮落后，庐舍荡然，木棉秃尽，堤塘颓坏，死者数千人。其存者，俱无归宿，子觅其父，兄觅其弟，夫觅其妻，家西尸东，十不得一。伤心哉！死者无棺，生者无室，骷髅暴露，谁为之瘗？冤魂漂泊，谁为之招？暮雨晓风之候，常闻人哭，又闻鬼哭。
乃父老有为予言者曰：“夏潮骤涨，秋汛必复来且加大。盍筑堤防以捍后患乎？”予曰：“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今而后海不复波矣。”又六月，安静无恙，及七月二日，飓风见于海东，暮又骤发，雨随之，仆屋折树，倍烈于前夜。将半，四邻大声疾呼曰：“潮又来矣！泥牛溢矣！”较前尤大数尺。众危栗，有挈孥而奔者，有乘舟而游者，有裹糇粮跨草舍以待者，岌岌乎万命将垫，而是时鸡三唱矣。风易西南，内地幸不波及。予是以叹父老之言之不我欺也。
数日后，诣海滨，阅之白地无垠，夐不见人，颠殪糜烂于沟涂者，皆幸免于前潮者也，更不可以数计。
呜呼！平地之风波，天为之，人遭之，险实甚矣，可不愳哉？
宁波地委关于余姚盐场报告①
（1926年5月17日）
一、盐场地域
（一）沿海有六塘，第六塘离海水约十里，东自慈溪迤西至绍兴大塘，长约一百二十里。可晒盐的地方自卢家路头起，经一灶、二灶、三灶、四灶、新湾、周家路、傅家路、崔陈路、高王路、大牌头止，长约二十里。共分七区：1.东一，2.东二，3.东三，4.西一，5.西二，6.西三，7.中区。
（二）海道：北至上海吴淞，西至海宁、乍浦，东至宁波。
（三）陆路：南离坎镇十五里，浒山三十里，经石堰、梅湖至余姚城，约七十五里。
二、盐务机关
（一）盐场署：
1.组织：隶属盐运使，内有场知事、科长员、收发处、稽查等职员（稽查派往盐廒，每廒一人），及盐警二百余人。
2.职权：①布告规定盐价，②发运单，③监督盐廒收额盐。
3.地址：在庵东市。
（二）秤放局：
1.组织：秤放分局隶属总秤放局，总秤放局隶属北京盐务署（因盐税被袁世凯所抵押，所以放在帝国主义之手）；秤放总局管理分局，计七处，每局主任一人，监秤一人，总司秤一人，司秤六七人。
2.职权：监督盐廒收盐（若盐廒收盐时局中人未派到，不许廒商开秤，否则作私盐）。
3.职员薪水：局长分三等，一等三百元，二等二百五十元，三等一百余，秤监六十元，四十元，总司秤二十五元，司秤二十元。伙食自各。
4.地址：总局在庵东市，分局分布在七区内，每区一局。
（三）军警：
1.缉私营：共一营（第十四营），分三队，营本部设在庵东市，一队在相公殿，一队驻扎地未详，人数共约二百余，现在编为陆军兼理缉私，枪械颇精。
2.盐警：共约二百余人，隶属盐场署，专查盐民私添盐板的事，分扎安（庵）东市、傅家路、向天庵等处，枪械和普通警察所用的差不多。
3.义勇队：共五十人（皆庵东人），系廒商所公办，费由属公廒担负，专门保护盐商之用，驻扎庵东市，枪械甚精。
三、教育及小学教师状况
（一）学校：共十四校，皆系完全小学，大多为篷长出名所办；各校经费由卤晶每件抽收大洋二分充之，全年约有二千余元，不足由教育局每年补助约七八十元。各校名称地址如下：
1.云西，西二区；2.云海，西二区；3.观海，西一区；4.一志，西一区；5.安澜，中区；6.养成，中区；7.柯东，东一区；8.柯东西，东一区；9.诚毅，东一区；10.养蒙，东一区；11.保德，东二区；12.储德，东二区；13.达德，东三区；14.胜海，东三区。
（二）学生：平均每校五十人，计全场七百人，大多系小资产阶级子弟，普通盐民子弟都自幼即从事生产，不得受教育；学费每人每月半元，全年六元。
（三）教员：每校平均二人，约共二十八人，多系小资产阶级地位，且系本地人，因薪水甚薄，外埠人不愿去。当教员者，多数为高小毕业生，少数属乡村中童生；思想，在“五卅”时曾干过很热烈的爱国运动，脑中颇有反帝国主义倾向。没有组织，只有多数当新闻访员，常常在宁波各报上发表反对场知事、秤放局压迫盐民之新闻，场知事及各秤放局很怕他们，据说常用金钱津贴他们，买用他们的口。
四、盐廒及篷
（一）盐廒：
1.廒数及销路：全场共九廒，以五属公廒为领袖。其名称销路如下：①五属公廒，销浙西杭嘉吴（湖）及江苏浏河。②源泰廒，销浙西。③玉顺廒，销浙东。④余济廒，销浙东。⑤公盛廒，销浙东。⑥浙东公廒，销浙东。⑦公兴廒，销上海。⑧三北廒，销慈溪。⑨晋益廒，销宁波。
2.盐廒创立简史：前清光绪元年以前，盐民生产方法以“煎”，那时盐廒只玉顺一所（现在资本积累有二百万）；光绪九年，改煎为“晒”，盐廒就多了。
3.盐廒组织：廒有经理，账房、督捆等人员。
（二）篷：
1.数量：全场共有七十二篷。
2.篷长：
①每篷有篷长，隶属盐廒，廒有撤换之权，故篷长为地位故，很怕盐廒及廒之职员；
②篷长须纳二三千元保证金与场署；
③老篷长撤换后，新篷长除照例缴纳证金外，并须经场署通过或批准。
3.篷长职任：
①盐廒从场署领出盐板，卖与篷长，由篷长转卖与板户（此板每块收洋四角，三角归场，一角归廒内办事人分肥）；
②篷长须把自己所属板户每年出产额盐（每板三百斤）收齐缴与盐廒。
4.篷长差别：大篷长所属板户有三万余块，最少约三千块，平均约万余块。
5.篷长之利益：篷长向盐民剥削，向盐廒谎报盐斤，所得利益甚厚，每篷每年至少有千元以上之收入。约分数项叙述：
①盐廒规定，给篷长酬金每盐一引（三百斤）大洋七分；
②向盐民克扣盐价，少算盐斤，重利放债（详后）；
③从盐民扣来的盐暗卖与人，但对盐廒则照额盐数目报告。总之，篷长之厚利，都是从克扣欺骗中得来，故有贼篷长之称。俗语：“瘟廒商，贼篷长，愚板户，臭秤放。”
6.大篷长和小篷长：
①最大之篷长有张邦相、高锦泰、王岳书、袁功亭等四人，皆以当篷长而得大家产，同时又为区董（盐知事指定），颇有势力，为篷长领袖；②篷长无论大小，利害尽一致，他们时常开篷长大会，讨论谋自己利益的事，小篷长完全听大篷长的话。
7.官厅最近对篷长的压迫：场署现在欲将盐务收归官办，先将篷长取消，由秤放局直接秤放（完全为帝国主义增长其势力之阴谋）。因之通告各廒及各篷长：
①每篷长须增加保证金，没有保证金则由缴足保证金之篷长连环保证；
②篷长如不好，廒须立刻报场取消之。各篷闻此消息后，恐保证金付出后，将来不能收回，即开会讨论，议决一致不缴。同时廒商方面恐没有了篷长，自己没有了威权（因为篷长很听他们话的，或者可以说是他们的工具），地位难保，所以也将公文置之不理，官厅至今亦无法可想。
五、盐民及其生活
（一）总数：全场共有盐民十一万余人。
（二）分别：
1.盐民分四种：大板户，中板户，半无板户，全无板户。
2.比较：最大板户全场只四五十人，中板户（二百块盐板以上），占全数十分之二，半无板最多，差不多占十分之八弱，全无板亦少。
3.大板户有很多盐板，如地主有许多田地，他将盐板租与半无板及全无板户，坐获不劳而得的大报酬。
4.中板户如自耕农，所有板的生产只够自给，每年或者少有盈利。
5.半无板户，因自己所有盐板每年生产不足自给，不得不再向大板户租些。
6.全无板者等于佃农，可算盐民中之无产阶级。
（三）生活：
1.盐民家内如有七八人，至少须有一百五十块板的生产，方可维持生活，每板每年可生产二元四角，一百五十块板每年可收入三百余元。
2.天晴时成日工作，天雨时则休息。
3.盐民受剥削的痛苦：
①盐民缴盐与篷长，篷长秤盐每百斤只算八十斤，其余肥私。
②篷长付价时，一千文作一千另九十算，克扣九十文。
③篷长付价时，小洋作大洋算，不贴水。
④篷长都作放重利生意，他的本钱大都取之盐民，如篷长付盐价与盐民，故意延迟日子，在此期内又得着重利的利润。
⑤篷长都设有米店，凡他所属的盐民必须向他的店去购买，价高米湿，又不准欠款，欠满一月者，即加利算还。
⑥廒商放钱与篷长，利息常年三分半，而篷长转借与盐民则须加一（每元每月加大洋一角）。
⑦每块盐板每年可产盐四百五十斤，但廒商只限定每板额盐三百斤，致有余盐。此项余盐如廒商要时则可卖与他，惟价特低；若廒商不要，无论如何不能自行销售，否则为贩卖私盐，须枪毙。
⑧廒商故意将盐板三种，如官板、余板、私板之规定（余板、私板五年后可升为官板），官板盐价照官价算，余板、私板照官价八五折算。这三种盐板最多者为余板、私板，占三之二，官板仅三之一。因此种规定，资本家可以多购便宜盐，盐民则吃亏不少。
⑨教育捐，每板每年纳二厘，由篷长扣去，出面为办学校。
⑩无名税，场知事常常用各种名义发捐簿与各廒商，廒发于篷，篷长向板户捐募，板户无论如何须出钱，多少由篷长自由分配（如修杭州雷峰塔）。
（四）组织和领袖：
1.盐民无组织，只有领袖叫做“柱头”，这些柱头由篷长指定的，并非真正盐民领袖。
2.全场柱头约百余人。
3.柱头生活费，由盐民负担，每板征收八厘或一分，每柱头每年收入约百余元，至少也几十元，大都是藉此为生之游民。
4.柱头职任，表面上是盐民代表，时常替盐民说话，实际不能尽力。
5.较好的柱头，比较能为盐民谋利益者，只有严茂生及陈阿高二人，年纪都有五十余，稍有学问。
六、生活状况
（一）全场生产额：全场共有盐板六十万块，每板每年可晒盐四百五十斤，全场总计每年出产二万（亿）七千万斤。
（二）额盐：每板生产虽有四百五十斤，但盐民缴卖与廒商（由篷长转）只许三百斤，是谓额盐，在这种额定之下，盐民须按月规定缴卖如下（照去年规定，月照旧历）：
正月，不缴；二月，十八斤；三月，十八斤；四月，二十八斤；闰四月，三十八斤；五月，三十八斤；六月，三十八斤；七月，三十八斤；八月，三十八斤；九月，十六斤；十月，十斤；十一及十二月月各十斤。
（三）额外盐：不许私卖（详五（三）第⑦项）。
七、盐民性质及迷信
（一）盐民甚愚，不懂得现在是中华民国，在经济上亦不懂得压迫与欺骗，有时还被一部分压迫者所利用。总之他们除了盐场署、秤放局、廒商外，有时还要认贼作父，惟性甚勇敢，曾与缉私营血战，死伤数人而不惧。
（二）迷信。盐民甚迷信，对洋教则不信仰。简述如下：
1.礼拜会：俗叫礼拜（非外国礼拜），每年二三月举行一次，届时各路庙中都做戏半月或一月，并办酒，召集路中盐民大饮，费由盐民负担。
2.观音会：以一女子扮作古装，向各处兜钱（出一、二角均可），以补礼拜经费之不足。
3.神祖牌：宗族观念甚重，每家都有祖宗牌，设在屋之高阁内，无家祠或宗祠。
4.宗教：有天主教徒数十人，耶稣教徒二百余人，教堂皆在坎镇，入教目的在倚势。
八、近况
盐民受着如此重重的压迫和剥削，虽欲反抗，奈无组织，且视官厅权力甚大，以为要解除痛苦，只有待诸真命天子。现在他们实在因米珠薪桂，生活痛苦不堪，乃由柱头出面控告廒商，要求增盐价，取消官盐、余盐、私盐价格之区别。场署为着浙省招募新价，以盐斤加价六角为担保问题，不敢得罪盐商，所以不准。到运使署控告，又不准；派代表赴杭请愿亦不准。现在决议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向北京盐务署请愿——未知能否如愿。观此，可知盐民不知组织，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只知道官厅有权力，所以行此和平办法，致到处吃亏。他们目前所急切要求的，只有取消官板、余板、私板之区别，盐价一律照官价算。
九、过去运动
（一）民国十三年七月，为秤放局设立公仓，不准将盐民每日生产之盐入自己小仓，意思是防止盐民暗底卖私盐。此事与篷长利益大冲突，因篷长平日向盐民收缴额盐时，可以在斤两上随意克扣，并可以多报少；一设公仓，则须受管理公仓者之监督。同时秤放局之司秤向篷长作威作福，每次收盐时须要篷长讨轿抬出去监察。因此引起篷长之愤怒，暗中哄动盐民每家出一人，攻打秤放局。庵东秤放局被焚，缉私营开枪弹压，死数人。事后篷长出面调和，条件二种：1.公仓取消，2.秤放局抚恤死者。
（二）今年正月间，有牛车板户（运盐者）因要求加薪（照原价每引二角三分加四分），廒商不允，板车户相率罢工，结果得到相当胜利，每引增六厘二毛（毫）。此事由廒商强迫篷长调和，车板户碍于情面，允彼调和，但不甚满意，罢工恐再有爆发之势。
任棣 5月17日
大革命时期陈云的余姚之行①
自1926年7月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一开始连战皆捷，进展顺利，至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占领杭州、萧山、临安、余杭等地，白崇禧部推进到嘉兴一带，兵锋直指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中共上海区委、上海市总工会于2月22日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陈云参加了这次起义。但由于参加起义的水兵未能及时发出信号，打乱了起义计划；加之蒋介石已经开始右转，打算“清党”反共，叛变革命，担心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成功会导致上海为我党所控制，于是命令在嘉兴的白崇禧部停止进攻上海，坐视上海工人武装孤军奋战。为避免损失，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停止第二次武装起义。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上海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北洋军阀在全城大肆搜查、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2月下旬，根据中共上海区委、上海市总工会关于隐蔽干部以保存力量的指示和商务印书馆党支部的安排，陈云（化名寥陈云）带领陈公庆、徐新之、谢庆斋、孙诗圃、孙琨瑜等5名工会积极分子由上海转移到浙江余姚隐蔽。据陈公庆、谢庆斋等同志解放后的回忆，在商务印书馆党支部作出陈云等人需要转移隐蔽的决定后，陈云等6人开会，就隐蔽地点进行了讨论，有的主张去无锡，有的提议去苏州，也有提出到宁波的，最后决定到余姚。陈云等人分析了到余姚隐蔽的几个有利条件：一是余姚有较好的党组织基础；二是余姚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三是余姚有适宜隐蔽的住所。另外，大家觉得对余姚的情况比较熟悉，这种感觉主要来自商务印书馆与余姚由来已久的渊源：1922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余姚人杨贤江与楼适夷等在上海组织“余姚青年协社”；1925年1月，商务印书馆建立中共支部，首任书记是杨贤江；加之此次同行的陈公庆又是余姚人，所以大家对余姚有一种亲切感、安全感，一经有人提议到余姚，就很快定了下来。
2月下旬，陈云一行6人从上海港轮船码头出发，经东海海上航线到达宁波，上岸后坐火车至余姚。行前，为确保路上安全，每人都作了简单的化装，以防不测。陈云头戴一顶呢子黑色大礼帽，穿一件深色呢子大衣，拎一只小皮箱。到余姚火车站后，由陈公庆带路，住进了位于余姚城区中心龙泉山脚下陈公庆的岳父徐志彪家。这是一幢七开间二层木结构的沿街楼房，面朝市中心街道，背靠龙泉山脚边的助海庙，是一个闹中取静的独门小院，后门过一条小弄与助海庙相通。一楼是徐志彪开的大药房兼中药诊所，陈云一行就住在药房楼上直到离开余姚。
陈云到达余姚的第二天，就委派陈公庆找到了不久前回余姚工作的中共党员楼适夷，通过楼适夷与中共余姚地方组织和我党控制的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取得了联系。主持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工作的进步人士郭静唐，当天就来到陈公庆岳父家与陈云长谈，向陈云介绍了北伐军光复余姚的经过，刚刚建立的国民党余姚县党部的工作和工农运动的开展情况，并请陈云等同志指导协助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开展工作。为此，陈云把同来的人员分为指导、组织、工运三个小组：指导组由陈云负责，主要对国民党余姚县党部的工作进行指导，特别是宣传方面的工作，并综合协调其他各小组；组织组由谢庆斋负责，主要去余姚盐场做盐民情况调查，对盐民进行思想发动，把盐民组织起来；工运组由陈公庆负责，孙诗圃、孙琨瑜等人为该组成员，主要在城区引导店员开展活动。徐新之留在国民党余姚县党部搞联络。
分工后，陈云一行随即展开工作。首先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陈云等人乘坐由国民党余姚县党部提供的马匹等交通工具，先后在城区、盐区进行了调查、走访。到盐区调查时，由郭静唐和时任县纠察队队长的费德昭（共产党员）及几名纠察队员陪同，跑了庵东和逍路头两个盐场。其间，深入走访了一些盐民家庭，详细了解盐民受廒商、秤放局、篷长等层层剥削的情况，在庵东召开了盐民积极分子座谈会，向盐民宣传革命道理和团结起来的重要性。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国民党余姚县党部组织群众，陈云以极大的热情，分别在城区的学宫、龙泉山龙山书院、余姚盐场等地开展了几次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座谈、演讲活动。在学宫，陈云亲自登台演讲，向余姚各界民众进行了反压迫、反土豪劣绅、反贪官污吏的宣传鼓动，还给群众摆出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反对、破坏革命的事实，启发群众革命觉悟，号召各界民众团结一致，开展斗争。
针对国民党余姚县党部薄弱的宣传工作，结合调查中了解到的光复后余姚城乡民众的思想现状，陈云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对城区店员、盐区盐民的思想发动工作要进行分类指导；接收进步刊物《姚江周刊》为县党部宣传刊物，出版《余姚妇女》期刊等进步刊物，广泛发动民众，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在发动工农运动中，必须组织余姚的工人、农民、盐民建立自己的协会组织等。这些好的建议均被国民党县党部所采纳，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得到贯彻执行和实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余姚革命形势的发展。
就如何组织余姚工农（盐）民自己的协会，陈云派谢庆斋到盐场组织盐民协会作示范。谢庆斋在二灶待了十多天，与盐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协助中共坎镇支部、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开展组建盐民协会的筹备工作；广泛进行宣传发动，组织盐民与盐霸开展斗争等。陈云经常听取谢庆斋的工作汇报，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并及时给予指导。最后于3月底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基层盐民协会——余姚盐民协会，给灾难深重的十多万余姚盐民点亮了革命的薪火，也为余姚其他产业工人组织协会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随后，陈云和陈公庆又协助中共余姚支部发动余姚中药业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在城区繁华的虞宦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请愿。先后组织了4次游行、3次请愿，罢工坚持了15天，最后，资方慑于店员团结斗争的力量，答应了工人的一切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并成立了余姚药业工会。在它的影响下，“余姚典当业工会”“余姚书纸业工会”等也很快成立。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余姚县总工会”。
无论是在演讲，还是在与余姚当地党组织领导人、国民党县党部领导人的谈话中，陈云始终强调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点，时任县纠察队队长的费德昭印象特别深刻，费德昭就是在听了陈云关于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的演讲后，专门找陈云长谈。交谈中，费德昭向陈云详细汇报了由北海水巡队发展到县纠察队的过程。陈云听了以后，对费德昭重视武装的思想大加赞赏，并鼓励费德昭继续努力，争取组建我党自己的队伍。陈云应费德昭的邀请实地考察了北海水巡队的发家地——庵东盐场。
3月上旬，陈云回上海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有关准备工作。
向中央组织部的报告（节选）①
（这是中共七大代表谢廷斋向中央组织部写的报告中有关庵东盐场的部分）
二、盐民运动
1.当时盐场的形势
当时杭州湾北岸的杭嘉湖各县均已沦陷，盐场与敌人仅一水之隔，海湾已被封锁，经常有敌舰巡逻，并常以大炮轰击盐场，余姚盐场已成为国防前线。
政治上，场公署仍然是最高的盐区行政机关，总管一切。税警区部约有八百名盐警，武器全新，其唯一的任务是缉私盐，以保护盐商的利益，鱼肉盐民。国民党盐场区分部没有什么作用，多半是由上面这些机关的负责人兼任党部书记。
1938年初余姚新势力形成以后，为打开盐场沉寂的局面，在政工队开入盐场之后，特在盐场设立盐运协进会，由周学湘任主任，作了一个初步的试探。九月，盐运协进会撤销，改组成为县抗卫会盐区办事处，吸收了盐场的上层分子场长、税警区署队长、省食盐运销处主任等人参加，还吸收了几个比较积极的青年。但是运动还是开展不起来。
当时在我们的推动下曾组织过一个盐民问题研究会，其成员是一些盐场的知识分子，上层人物和在盐场工作的政工队员，成立后发表过一次成立宣言。但由于没有什么具体活动，不久就解散了。
篷长，开始是廒商与盐民之间的中间人，因为他们与廒商关系密切、取得了食盐买卖上的很多特权，进行严重的经济剥削，逐渐形成为盐场土著的统治阶级，对我们抱着很大的敌意，多方挑拨我们同上层分子的关系，常常放出谣言：“准备以三万元的代价，消灭在盐区的政工队。”
开始一个时期盐场经济上很困难，因为杭州湾被日寇封锁，“引地”（销盐的地区）沦陷，食盐销不出去，廒商关门，篷长停秤，省立的食盐收运处也无法维持。到九月以后由于内河运输沟通，食盐逐渐外销，盐场经济也恢复常态。但是廒商仍是多方刁难盐民；省收运处扩大为运销处，因为是省营的，享有各种方便，可以大量收盐，一年后获利二百万元。
因为杭州湾封锁，对岸的大米不能运来，盐区口粮困难，后由商人私自过海贩米，稍为好些，但米价是很昂贵的。
在开始一个时期人民生活确很困难，盐民一天只能吃一顿南瓜、山芋汤，有的连这点都没有吃。老年人、小孩子经常有饿死的。到九月以后，因为内河通航，收运处扩大，食盐已有销路，生活才稍有转机。盐民生活在官僚资本、封建霸头的超经济的多种多样的剥削下确实太苦了，生活、生命毫无保障，这也就是盐民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原因。
2.党在盐场的工作方针
党认为要动员和组织盐民抗战，必须解决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问题，必须先解决食盐的销售问题。因此当时我们的工作方针是：一方面努力推动盐运使署、场公署、收运处等督促廒商收盐，千方百计组织外销；另一方面对盐民进行抗战宣传和慰问、救济工作。指明食盐不能外销是由于日本鬼子打中国、占沪杭的缘故。群众对此是理解的。当盐运打通，廒商和运销处开始收盐，盐区遂处活跃，但盐民因受多种非法剥削，生活仍很痛苦，这时党的方针是尽可能地改善盐民生活。在这一工作下扩大党在盐民中的政治影响，取得盐民的拥护，把盐民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认为必须首先开展盐场的统战工作。
3.这一时期盐运工作情况
党一开始就调了政工队的两个区队进盐区，以县政工队的面目出现，与场公署、秤放局、税警队部、运销处等接近，逐渐发生了工作关系。在盐运协进会成立后，我们通过它组织了两次盐场党、政、警、各界救亡人员座谈会，讨论“如何组织盐民参加抗战和如何改善盐民生活问题”。把这两个问题，提到上层分子面前，在口头上获得他们的同情。当时党在县抗卫会的《战斗》周刊上出了一期“盐民运动专号”，推动林泽、郭静唐、谢显曾、周学湘及盐场的上层分子写文章，从他们的口里说出盐民在日寇军事封锁后的生活痛苦，揭示盐民在封建篷长等非法压迫和剥削下过着非人的生活。在盐协会改为县抗卫会盐区办事处后，我们同样保持了同各方面的关系。
为了解决食盐的运销问题，我们推动县长林泽向省方请求。在黄绍竑来余姚巡视时，我们派政工队员当面报告盐民的痛苦详情，要求黄绍竑致电财政部盐运使署设法解决。这些工作对以后食盐运输的疏通和食盐运销处的扩大是有作用的。在基层工作方面我们积极进行对盐民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盐民派代表到场公署、收运处请愿，要求他们督促廒商收足去年盐额。经过多次请愿呼吁，廒商收了部分食盐，解决了部分盐民的生活。
为了避免篷长在收盐后付款时的操纵、延搁，我们经过盐民协会提出由盐民直接向廒商领取盐款，由秤放局督付，结果完全成功。盐民卖盐以后迅速地领取了盐款，这是多少年来空前未有的，盐民欢欣鼓舞。
经过一段时间工作，盐民与政工队的关系日益密切，党在盐民中的威信逐渐提高；于是着手组织了两个盐民“救亡室”包括五百个盐民。因为在西二区的形势比较恶劣，党组织了秘密的“盐民集团”订立，合同契约，规定盐民互助互爱，以求改善自己的生活。“盐民集团”的组织是以改善盐民生活为号召的，它的成分多半是盐户的家长，三十岁以上到五十岁的盐民共一百四十多人。由于它是一种秘密组织，所以不能很快发展。
关于监秤斗争。党在盐运工作中深刻地了解了盐场的剥削关系，看到了篷长在秤盐时的掠夺手段：篷长抓住盐民急于卖盐以求生活的弱点，经常把每担一百二十斤的盐，称做八十、九十斤，有的甚至根本不动秤，用一条小棍子向盐担上一插，口里叫声“八十”“八十五”“九十”盐民在他们的压迫和掠夺下不敢吭一声气。因为你说一个“不”字，就会几天卖不了盐，，一阵雷雨盐化为水，更受损失，所以只好忍气吞声，任其宰割。这样的非法剥削，至少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党看清了这点，决定通过盐运协进会，取得由政工队监秤的地位，来击破篷长的这个舞弊行为。具体做法是篷长公布收盐的具体日期时，盐民预先呈请盐运协会，说“篷长如何舞弊，欺骗和掠夺盐民，要求盐运会派人监督，主持正义”。盐运会则授权政工队派员监秤。政工队员到秤区后，把盐民的盐担组成行列，由篷长按次一担担秤去，不准舞弊，这样每担盐照实数秤足了一百二十斤或一百十几斤。盐民非常高兴。但这一斗争进行了四五次以后，因篷长的破坏而失败。原因是他们故意放慢秤盐速度，一天的盐作二天或三天称，甚至一天后也不称下去。盐民因恐自己的盐卖不出去，又要等一二个月，因此争先恐后，互相争夺，有的甚至公开声明：“我们不要政工队监秤”“我们愿意卖八十斤”。这样斗争失败了。我们这样做既脱离了群众，又得罪了篷长，，失去了上层分子的同情，孤立了自己，使盐民对政工队的信任暂时低落。但是我们还团结着一批盐民中的积极分子。
4.这一时期盐民运动小结
这一时期的盐运工作获得了一定的成绩：盐民初步组织起来，受到了一定的教育；在某些地主和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一些盐民生活，解除了少数困难群众断炊、饿肚的“倒悬之急”，团结了部分积极分子，建立了初步的群众联系；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与各方面初步建立了工作关系。
但是八个月盐区工作中缺点很多，教训不少。我们把群众斗争简单化了，把号召代替了艰苦深入的教育和组织工作，把政工队员的包办，代替了群众的自觉行动；在统战工作中我们“过分谦虚”“过分奉承”，引起对方的怀疑，引起篷长的中伤和挑拨。我们的同志是积极努力的，但缺乏经验。
根据上一时期盐运工作的教训，我们认识了盐场统治阶级的力量，认识了盐民本身的觉悟水平，因此也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盐运工作的胜利不可能从应付和侥幸中获得，党必须克服上一时期盐运工作中忽视盐场统治阶级力量的痛快主义，或简单的包办代替恩赐主义。这一时期党在盐场工作中的基本方针仍然是“组织盐民参战”，“改善盐民生产”。在具体做法上是尽力打开盐场上层统战工作，逐渐发展基层群众组织。发动盐民本身的力量，去改善盐民自己的地位和生活。
在干部配备上，鲍曙林回政工队本部后党调黄光洲（黄豁）以政工队名义驻盐区抗卫会办事处工作，以开展盐区上层统一战线。县委为了加强盐民运动，决定县委民运部长马青常驻盐场，负责盐民运动工作。党内建立盐区工委，马任书记。
为了统一领导，将驻盐区的第一、二两个政工队合而为一（十六个队员中有八个共产党员），并把区队部移驻盐场的政治经济中心庵东。
1939年5月初省委派省职工委员会负责人陈雨笠来余姚检查并帮助盐运工作，因而更加强了对盐运工作的领导。
这一时期盐场的统战工作，首先是党转变统战工作的做法，前一时期统战工作中的“迁就”“应付”和在斗争中过于暴露、过于刺激，结果使盐场统治阶级和上层分子对政工队采取了歧视和限制，致使工作遭受损失。黄光洲到盐场后，在抗卫会盐区办事处工作中处处表现“诚恳坦白”，在盐运干训班里常讲“三民主义”，这样使盐场的上层分子看不出我们的政治面目，逐渐地转变了对政工队的态度。黄光洲被他们委为抗卫会盐区办事处的文教干事，并准备委以副总干事的职务。黄被上级调走后，党又派许振武去接任这一工作，还是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其次是转变了过去把统战工作只集中在盐区抗卫会办事处主任一人身上的做法，而是向着场公署、秤放局、税警区队部，各乡（镇）长、事务员和小学校长、教职员中开展，使我们与各方面的关系加强起来，以达到了解情况，利用矛盾，开展工作的目的。
六月份，盐场几个与政工队抱成见的上层统治人物调走了，使我的统战工作更顺利地开展起来。政工队与办事处、食盐运销处及各乡公所的关系更加密切，队员们与一些上层分子的私人关系也建立起来了。
关于盐民工作的领导权和“盐区政工队”问题。盐区抗卫会所组织的盐民运动干部训练班，经过三个月训练以后，于六月初毕业。他们办这个干训班的目的，就是想在抗卫会盐区办事处的掌握下来包办盐运，赶走政工队。于是干训班一毕业，就向县抗卫会提出把训练班的学员编为“盐区政工队”在盐区进行工作。党识破了他们的企图，因此当兼县抗卫会主任的林泽接到上述报告，正在考虑的时候，我们利用林泽与盐区上层分子的矛盾和当时林对政工队的信任，直接指明盐区办事处的企图是赶走县政工队，接收我们的盐区青宣室，割裂全县统一的抗战救亡工作。我们还指出：“如果两个政工队同时并存，在工作进行中可能造成矛盾，必然出现争夺群众的领导权，现在政工队在盐区已经建立了群众组织和威信，这也是林县长的组织和威信。因此县政工队不能调离盐区。”我们建议林泽以下面三条回答他们：第一，一个县里不能有两个政工队。第二，如果盐区干训班改成盐区政工队，可以编为县政工队的一个区队，归县政府统一领导。第三，可以用另外的名义在盐区工作。林泽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拒绝了抗卫会盐区办事处的要求。于是盐区干训班没有办法，只好改名为“抗卫会盐区办事处服务组”。
当“盐办服务组”在盐场进行活动后，我们即指示政工区队在下层加强对他们的联系，举行联欢会、座谈会，共同进行抗战动员工作。当他们在盐区组织“盐民俱乐部”而向着我们盐区青宣室发展组织时，我们一方面告诉他们要“互尊互重”，指出“要向着没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去发展”“拉青宣室的成员去填充‘俱乐部’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对盐运不利”。另一方面我们则，在青宣室内部布置工作，安排一些青宣室的积极分子去参加，去争取和影响“盐民俱乐部”的群众。在这种情况下，“盐办服务组”毫无办法。不久就被派遣到各盐务机构去了。
这一时期盐区已共有六个盐民青宣室，有一千五百个室员。盐民青宣室的工作主要是办夜校，进行抗战宣传和适当的通俗具体的社会阶级教育等。两个盐民战时合作社，有三百个社员，一千五百元贷款做流动资金，先是卖米（这是盐民的疾苦之一）。紧接着准备做卤晶生意，来抵制商人的高利贷剥削。
盐民中党的组织工作进展较快，盐区已发展二十七个共产党员，建立了四个党支部。建立了县委的盐运工作委员会，后改为盐区工委。办了一期新党员训练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已经成为盐区群众运动的基层干部了。
……
余姚盐场革命斗争回忆
王福瑞①
余姚盐场，以前划分为七个区：中区、西一区、西二区、西三区、东一区、东二区、东三区。东西横长约60华里，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共有各类人员约十万人。盐民主要生活来源，都靠晒盐收入，但在当地的官僚机构（盐场公署、秤放局）、盐商（盐廒）、区董、篷长、柱头等的层层压迫剥削下，终年辛勤劳动，汗血所制成的盐，不仅以最低的价格，交售给廒商，他们还要以恶毒方法，巧立花样，来加强剥削，如一元银元，作一千零九十文计算，篷长却把盐民的盐资去买米，抬高米价强销给盐民，盐民被压榨得透不过气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来养胖廒商、区董、篷长等的身体。1925年间，由于广大群众经受不住他们的无穷剥削，盐民心中燃起了怒火，起来和那批土豪劣绅们作坚决斗争。
当时西二区区董兼篷长冯金标恶势力最大，剥削手段更凶。当时我也是个盐民，有一次我有一牛车盐（约有300斤）向冯金标交售，他们眼睛一斜说：70斤。我不服，与之争论，竟触彼之怒，举棒就打，我被连打三下含泪逃归。那一车盐，仍由车工林仁福替我挑入盐仓。到了年底去结账，由于交盐时触犯过他的尊严，余怒未息，他眼睛一白，连自己说过的70斤盐钱，也一文不给，任百般哀求，也得不到他的慈悲。我没法可想，回到家里，怒火中烧，次日就到余姚朋友郭静唐处商量，他说：“你会革命吗？你有没有打倒他们的决心呢？”我说我会做，我要报仇。他说好，当晚就领到南城学宫里一间屋里，介绍给竺清旦、卓兰芳、岑鹿寿、蔡小红、马元青、马元达等见面，由竺清旦对我说：革命要提高警惕，严守纪律，不断学习，放远眼光等条件。我完全承认，并向他们提出了保证。回家之后，我以补缸作掩护，随时发动群众，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篷长为目的，受到广大盐民的热烈欢迎。先后在每个区成立小组，商讨发展步骤，并把讨论结果，向郭静唐汇报。这样经过了两年时间，革命的种子，已播遍到整个盐区，盐民觉悟程度有了提高。
1927年2月14日，由郭静唐、岑鹿寿、顾小轩、马元青、竺清旦、卓兰芳、蔡小红等组成的一支先进革命领导者，来到庵东街东首陈同盛家召开盐民协会筹备会，到会小组长及骨干分子30余人，竺清旦、郭静唐先后作报告，说明组织盐民自己的机构，大家团结起来，在会上决议，先把盐区最大劣绅高锦泰、袁功亭2人逮捕，到盐民协会成立的一天开始公审。接着于2月19日召开盐民协会成立大会，到会人数2000余人，推竺清旦为主任，并选出了七个区的常务理事，中区应友纪、西一韩春泉、西二王福瑞、西三林风敖、东二马家生、东三娄阿长。大会开得非常成功，这时已经从西二区把劣绅高锦泰逮捕到会（袁功亭隐匿他处，捉不到）。公审之后，把他押到余姚，听候处理。这时高锦泰儿子们迅速雇喊打手数百名，并雇帆船10余条，往余姚进发，想把父亲抢夺回家。但是到了余姚，所谓一批打手，被费德昭的部队拦阻，懊丧而回。是日，大会开毕，人群往庵东街周围作示威游行，高喊口号，散发宣言。
这时，其他各区的区董、篷长看到革命势力澎湃，就勾结当地恶霸黄春晓组织反动武装，来镇压革命势力，于2月22日首先把盐民协会会场捣毁，后将周扬明在庵东和相公殿所开的两家染坊的布匹、棉纱、缸场工具，焚毁捣毁。由于革命武装尚未壮大，我们只好撤退，回到余姚。2月24日，由费德昭、孙华友、罗三元带领一支自卫队到庵东视察，也显示人民的队伍，不料孙华友、罗三元被袁功亭等威胁利诱，脱离人民队伍，携械向反动派投降，人民武装又遭一次挫折。
经过总结，一致认为没有武装力量，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请费德昭去洪塘自卫队借得一部分长枪，重新组织了一支盐民自卫队，由方坤盛、陈永兴等带领队伍，在保塘庵作基地，并有来自盐区的人民用铁耙工具作武器，于三月初九日分两路浩浩荡荡向庵东进攻，黄春晓顽强抵抗，枪声大作，弹如雨下，激战约一小时，形成包围形势，黄春晓狼狈溃退，队伍追击后，经过搜索，当即将黄春晓房屋全部焚毁，队伍仍回保塘庵。恶霸黄春晓吃了这次亏，在劣绅袁功亭、冯金标、高锦泰、张万卿支持下，立即成立了一个伪盐民协会，组成一支伪盐民自卫队，扩大反动武装，并由冯金标从绍兴方向用金钱买来一支反动军队（时称省防军）驻扎在庵东包公殿，和黄春晓连成一气，反动势力嚣张，除严厉追捕革命人物及滥施敲诈外，又于五月二十日纠合反动队六百余人，向保塘庵盐民基地进攻。盐民凭险沉着应战，激战数小时，不分，胜负。反动队伍无隙可乘，仍退回庵东。但是人民武装在当时没有正确领导，也逐渐散失，因此黄春晓更加胆大妄为，疯狂镇压革命。七月十五日是最难忘的一天，我和韩春泉一起被他们捉去，押到包公殿，打得遍体鳞伤，说要枪毙，后经我和韩春泉承认赔偿黄春晓的全部损失，始由庵东人陈丹香具保释放，结果这笔巨额的赔偿款，除由韩春泉出1500元，我出350元，娄厚生出100元，章安生出100元还有其他出50元者有20多人，此外再有袁功亭、高锦泰等做主，在每块盐板，抽钱五分，由篷长代扣，赠送黄春晓。我被释放后，仍逃避外方，经过沈阳、南京、绍兴、上虞等地达九年之久。
到1936年，有郭静唐、马青、鲍浙潮、陈小平等到我们家乡镇海殿，成立“政工队”，郭静唐任主任，马青任队长，接着由马青领导青年救亡室。
当时盐工有一种副产品“卤晶”历年来受卤晶中人压低价格，从中剥削，盐民无法抗议，经马青同志据理力争，他们被，迫从每斤一分七厘三毫，提升为三分。
庵东特区建政四十八天
田井 杨明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经过4年多浴血抗战的浙东根据地军民，在欢庆胜利声中渴望着重建和平的生活，但国民党顽军却乘机调兵遣将，云集于根据地周围，步步紧逼，与我方争夺胜利果实。在此情况下，由于庵东盐区地理位置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浙东区党委、四明地委和三北中心县委都对盐区给予极大的关注。区党委立即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开赴盐区，队长是林楷，副队长是章文君、竹明山，队员三四十人，其中有不少区一级干部。又调了原浙东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张蓬来盐区任盐务局局长，谭启龙同志亲自交代他：“你赶快去捧这只金饭碗！”盐民运动的老前辈、浙东行政公署民政处长郭静唐也赶到盐区，并从行署抽调来一部分干部。我们得知日本投降消息的第二天，四明地委书记王仲良同志，在区党委开完会回地委的路上（下管），即找到并率领杨明、钟少白赶到三北和盐场，立即成立中共盐场工作委员会，直属四明地委领导，由林楷、杨明负责，沈一民、钟少白为工委委员。接着，管辖整个三北地区的三北中心县委成立，县委书记黄知真同志宣布正式成立庵东特区，由田井、杨明、薛诚、沈一民、钟少白、施惠敏、竹明山7人组成特区区委，由田井任书记兼区长（印章用名田俊），杨明为副书记，薛诚为副书记兼副区长，沈一民为自卫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田井兼）。特区区委的任务是：争取时间迅速发动群众，建立人民自己的盐场，以迎接时局的各种变化。浙东纵队司令部指令海防大队进驻庵东，作为特区军民的靠山。
庵东特区区委和区政府的临时办公处，设在现庵东区中心小学，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根据上级指示，特区区委接连召开了几次会议，分析庵东特区的具体形势，研究部署各项工作。
一、大张旗鼓地开展祝捷活动，雷厉风行地调配干部，接管敌伪机构，安定人心当时，三北中心县委派组织部长林楷同志来特区帮助工作，在他的直接指导下，特区区委发扬了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立即把工作队和各地各部门抽调来的干部组成了7个工作组，派往盐场7个生产区包括农区的乡，发动群众，并配合地方各支部，接管各区场务所，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记得东三区主任是屠金顺（地方党员）；东二区主任是宣岳近（进步群众）；东一区主任是潘北方（工作队）、副主任是苗纪良（地方党员）；中区主任是郑天民（工作队）、秘书是毛维青（工作队）、老盐民积极分子冯金龙帮助工作；西一区主任是任××、地方党小组长是马才钊、丁炳良帮助工作；西二区主任是沈鸿（地方党员）；西三区主任是夏政（工作队）、地方党员钟永标帮助工作。对乡政权，我们是利用旧的乡、保长，并作了适当的调整，如庵东镇镇长调由庵东地方党员沈士芳担任。各区民众在工作组和地方党领导下，精神振奋，人心安定，使我们的工作很快开展了起来。
二、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肃清敌伪残余
当时，盐民住在简陋矮小的草舍里。这些草舍分布在盐田的各个角落。工作组到了盐区，轮流住在每户盐民家里，与盐民同吃、同住、同晒盐，还学着走盐区的路，他们赤着脚，在腋下夹着鞋，学着用脚指头趴在地上走路，到一家一户去访贫问苦，做盐民的思想工作。经过大量的工作，我们初步弄清了敌伪残余的活动情况和盐霸对盐民剥削压迫的情况。各区分别召开了一些反霸斗争会，逮捕和镇压了一些坏人和惯匪，如傅家路公审枪决了惯匪陆守木；福寿乡斗争了乡公所事务员；大云乡斗争了伪县参议员应得良等。还从庵东镇、相公殿和恶霸地主高锦泰家搜查出不少敌伪物资，堆满了小学的一大间房子（后供应了部队北撤之需）。到9月中旬，内战危机紧迫，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为了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我们召开了全区公审大公，公审了盐场大恶霸冯金标和“海底老虎”高锦泰次子高森尧。各区、乡的盐、棉民有组织地打着旗子，扛着大刀、标枪，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高兴街西北的白地场上，广大白地场上人头攒动。总计有数千人。会场正中搭起了公审台，台上挂着“公审恶霸地主冯金标”的大字横幅，特区自卫大队的战士和各乡民兵小分队的队员，在会场四周放哨。大会由特区区政府田井、杨明、沈一民主持，先由烈士平凡的爱人上台，揭露1941年初冯金标指使土匪暗杀爱国进步人士平凡的罪行。接着盐、棉民代表一个个怀着几代人的深仇大恨，上台作了血泪控诉。台下响起了“枪毙恶霸地主冯金标！”“为平凡报仇！”“为受害的穷人报仇！”的呼声。最后，区长田井历数了冯金标的累累罪行，宣读了抗日民主政府判处枪决冯金标的判决书，顿时台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冯金标立即吓瘫在地。接着，又宣布责令高森尧交付赎罪费2000万元，交保释放（政府将该款全数发给平凡的家属作为抚恤）。盐民普遍反映“现在真是踢翻了地狱见青天”。
三、开展统一战线，团结部分篷长、盐商，打开盐的销路
盐场是经济区，盐就是盐民的衣食来源，篷长、盐商要谋利，也必须通过收放盐。但盐的销售渠道，几经变迁。在抗日战争之前，传统销售地域是京（南京）、沪、杭一带。京（南京）、沪、杭沦陷后，盐的销路一度中断，后由国民党政府设运销处，运销内地与后方。到敌伪统治盐场后，敌人又夺取了这部分物资为他们的军需、民食服务。日本投降，盐区我们接管，盐的销路需要重新组织起来。当时有两个方向：一是利用原来一批篷长、盐商的关系，恢复传统的销盐渠道；二是通过海防大队与各根据地交通往来的关系，销往苏中、苏北、浦东、上海以及山东等地。前者就需要开展统一战线，做篷长、盐商的思想工作，特区区委和盐务局、三北税务局联合召开了部分篷长和盐商参加的座谈会，对他们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各根据地建设的大好形势；指出保护好公仓的盐，打开盐的销路是盐场各阶级、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这样，我们就联合了一部分盐商和篷长，争取了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孤立打击了少数最坏的，打开了一部分盐的销路。同时，由工作组派人共同参加称放，改革了称放中许多劣规，维护了盐民的利益，也使篷长、盐商有利可图。盐有了销路，我们税务局也有税收，并将所得拨了不少出来，购粮供应盐民。所以盐民对民主政府非常信赖。
四、实行减租减息，改善盐民、棉民生活
解放前，盐民用以晒盐的盐田和盐板，分属于各区地主、篷长。每块盐板大约长2米，宽1米，四周有高出一点的边，盐民将卤水挑来灌在板里，经日晒成盐。每板每年要交385斤官盐。地主、篷长就通过称放渠道，对盐民进行各种名目繁多的榨取。另外，地主、篷长还对盐田和盐板收取一定的租息。抗战初期，在地下党和政工队领导下，盐民曾发动过减租减息和保证永佃权的斗争，但盐场沦陷后，地主、篷长又重新加租加息。盐区解放后，盐民不但要求成为盐场政治上的主人，而且要求成为经济上的主人，要求少交租息，废除高利贷陋习和篷长随便加租、收田、收板的权利。特区区委根据抗日时期我党的政策规定，实行了“二五”减租，保证交租。经过群众评议，棉区减租由倒四六（即收获物交地主6成，农民只留4成）或对半分租，改为三七五、六二五分租（即收获物每百斤交地主37.5斤，农民留62.5斤）原来交银租的，减交25％。另外，在全区范围内，我们实行了分半减息。即按原来的借贷额，每月交月息1分5厘。原来的高利贷，借1元，起码要还月息2角，借1斗粮食，每月要加1升归还。所以高利贷好似盐民、棉民头上一把刀，往往把他们逼得卖儿卖女也还不清。经过减租减息，大大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同时我们又保证了交租、还账，使地主、债主也有进益。另外，在我们接管盐场之后，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受到盐区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欢迎。
五、发救济粮，解决盐民燃眉之急；趁热打铁，建立各种组织
盐民日夜盼解放，但解放后盐的销路却中断，一时组织不起来，使得盐民家里白盐满、肚子空。盐民仍在吃地瓜干、草子头，有的拾泥螺、挖黄蛤卖钱后买些糠麸、豆渣等充饥，这与他们高涨的政治热情形成最尖锐的矛盾。三北中心县委了解了这些情况后，火速通知各产粮区，往盐区运来了大批救济粮。特区区政府把救济粮逐批发给一些最困难的盐民，前后共发放20余万斤，解决了盐民的燃眉之急，让盐民由衷地感到“人民政府真是一切为人民”。
通过以上的政治斗争和经济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盐民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各区、乡纷纷建立了盐民工会、农会、民兵小分队，有的还成立了妇女会、青年会。全盐区盐民工会筹备会也建立起来，由沈一民同志负责。沈一民和薛诚都是盐区本地干部，又先后在盐区坚持斗争，和群众血肉相连，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一些工作深入的地方，我们发展了党员。这时，盐区地方党员除在建立特区前已参军、调出和牺牲的有：薛诚、沈一民、陈庭鲤（吕大千）、沈忠兴、陈炳潮（陈一品）、陆仁钿、钟逸人（钟芳澜）、郑元灿（郑克强）、胡乾坤、宣惠良（宣鹏）、陈成华等11人外，共91名，其分布情况如下：东三：屠金顺、苗纪渭、田国畅、杨张铨、孙永见等15人。崇德：应炳尧、沈明选等2人。福寿：沈明尧（沈士华）、苗纪良等7人。庵东：沈静耀、沈士芳等7人。高兴：马才钊、丁炳良等7人。大云盐区：王家生、林阿耀等8人。大云棉区：傅纪法、张炳贤、许元德、谢水裕、冯水堂、金则水等共35人。义四赵家舍头支部：赵永芳、赵钿芳、钱世荣等10人。
党员中的大多数都在各场公所、乡政权和各群众组织中担任了工作，起着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盐民通过一系列斗争和工作，同特区干部建立了鱼水之情。如9月下旬，有一天晚上，海边突然下了一场大雷雨，天气骤冷，西三区工作干部王琦（女）、沈寿文、刘文朴（女）睡到半夜，只觉得暖烘烘的，天亮醒来一看，原来是房东老大爷怕同志们着了凉，半夜里翻出自己珍藏的一件旧皮袄来，盖在同志们身上。
六、建立特区自卫大队，配合剿匪、反霸，保卫盐场
在特区成立之前，盐民参军一贯踊跃，先后已有20余人参加余姚中队（后编入四支队三中队），100余人参加了姚海自卫队，还有二三十人直接参加了我主力五支队和三纵队。盐区解放时，由于是重镇地处海口。敌伪占领的时间较长，情况复杂；日本溃逃后，流散人员也不少；加之各公仓的盐需要保护；偷运私盐需要侦缉。故特区一成立，上级就决定建立特区自卫大队来执行这些任务。沈一民同志一开始就动员了大云乡党员张尧忠（张侠）、郑钊德、冯军、陈炳纪、王炳法、王宝生等来参军，在他们的带动下，各区、乡又陆续有一些党员和青年来参军，搭起了自卫大队的架子。但枪支一时还筹集不到，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带着手榴弹去执行任务。后王仲良同志决定，从浒山区常备队里借调两个区队，由蔡大勋同志带来盐区帮助工作。这支队伍与各区工作组、党支部及不脱产的民兵小分队配合，在剿匪、反霸、清查敌伪物资、保卫盐场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成绩。到9月中旬，内战风云越来越紧，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又动员了各区党员、骨干、民兵小分队队员参军，队伍扩大到150人左右，因人多枪少，分调二三十人到海防大队。为加强对自卫大队的领导，经上级批准，调竹明山同志到自卫大队任指导员，进行了军政训练。北撤前，又从五支队一大队领来步枪四五十支，加上已有的二三十支，部队有些像样了。北撤途中，特区自卫大队全部编入我军主力三支队二大队。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年月里，转战大江南北，在国内、国外，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许多同志成了烈士，也有不少至今尚未载入烈士名册的无名英雄，人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七、揭露敌、伪、顽合流反共的罪行，进行反内战动员
1945年9月中旬，驻扎在我根据地四周的顽军，一步步向我中心区及我军所包围的各城市、交通要道紧逼。顽七十军已到天台，前卫一个师已进抵奉化；八十八军军部已到诸暨，前卫师（预三师）已进占枫桥并向绍兴推进；二十五军军部已到富阳，向杭州推进；三十二集团军司令李默庵已到诸暨。内战危机已经迫近眉梢。在浙东区党委和三北中心县委的统一部署下，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内战动员，召开了统战会议和群众大会，揭露敌、伪、顽合流反共的罪行，并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军民浴血抗战相对照，造成群众公愤。相继从组织上、物资上做好迎接内战烽火、坚持高度游击战争的准备。如精简一部分不适于高度游击战争的年幼、体弱人员；掀起又一个参军高潮；把一部分公盐运到四明山区等。盐区军民，由于有过去三次反顽自卫战争胜利的经验和盐区反敌伪“清乡”斗争胜利的经验，所以人心安定、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各项战备工作中。
八、妥善安排北撤
日本投降后，随着全国形势的急剧变化，党中央高瞻远瞩，作出了主动让出我江南8个解放区的决定，浙东根据地是其中之一。我们根据浙东区党委和三北中心县委的指示，妥善安排了我军撤退前的各项具体任务：（1）加紧销售公盐，筹集北撤经费。（2）迅速处理收缴来的敌伪物资，并搬运公粮来盐区出售，以回收抗币，避免群众损失。（3）动员已公开暴露的地方党员、在斗争中与当地反动势力结下深仇的基本群众，适宜战争环境，能随军进退的干部和民兵、基干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主力，壮大主力部队，以便对付北撤途中顽军的沿途截击，同时保证他们免受摧残。
（4）妥善安排一部分不能随军撤退的年幼、体弱人员，对他们的安全和生活出路给予指导和帮助。（5）安顿好军烈属的生活，每户发给粮食300～500斤。（6）动员、筹集北撤所需之船只，保卫海港安全。（7）交接好秘密工作。
正当我们在布置这些工作时，顽军已经占余姚城，并向我周巷镇三北中心县委驻地发起了进攻。我五支队一大队在张季伦同志率领下出击来犯之敌，毙、伤、俘敌近100人，其余狼狈逃回姚城；缴获长短枪近100支，其中四五十支正好用来武装了缺枪少弹的特区自卫大队。反顽自卫战争的第一枪已经打响，特区区委和区政府在此形势下，一方面枕戈以待，准备迎击来敌；另一方面更加抓紧时间完成北撤前各项任务。最后，于1945年10月6日我们随主力三支队挥泪告别了浙东。
那天，在余姚临山大丁丘的海滩上，，东一摊、西一摊地站满了正在和子弟兵话别的姚北父老、兄弟、姐妹，子弟兵豪情满怀地鼓励亲人要坚持斗争、沉着对敌，等待我们胜利归来。广大群众也信心百倍地表示，相信红旗会再在浙东上空飘扬。有一位老大爷，特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拾元票面的抗币，说：“我一定保存着它，等待你们回来。”好些棉区的群众，把一包一包的棉花塞到同志们手里，生怕秋凉天冷，同志们在外面冻着。少数地主坏蛋，他们斜着眼瞟着我军向北远去的身影，背地里发出了一阵阵的冷笑，窃窃私议着盐区共产党连“百日王”都没有做到。对的，我们只做了四十几天的“王”，但你们不要笑得太早，我们现在的撤退，正是为了将来要做“千年王”“万年王”不但做盐区的“王”还要做全中国的“王”！盐区在我党的领导下，坚持了3年零7个月，艰苦的地下斗争，，终于迎来了大军南下的子弟兵，盐区重新飘起了永远不落的红旗。
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盐区工作贯彻盐务方针保证盐税任务的决定①
（府财字第1633号）
1950年3月21日
全国盐务的基本情况，为产多于销，大量过剩。现在全国统一，引岸制度不复存在，全国盐斤竞销于市，我浙省盐斤成本高、质量低、运输不便、场区零散，管理既多困难，竞销更成问题，因此必须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公布“关于盐务工作的决定”对于浙西、宁属、台属、温属之零散小场，采取逐渐裁废的方针，这关系于广大盐民的，生活，是一个艰难的任务，这就必须加强盐区管理，严禁私晒、私煎、私卖，主动的有计划有步骤地从限产减产以至于废场转业，而不可放任自流，盲目发展。另方面中央为了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增加财政收入，决定提高盐税以来，私晒私煎私卖现象极端严重。本省一、二月份走私盐斤占产量百分之八十以上（走私一担盐等于损失二亩农业税），以至私盐充斥市场，官盐滞销，财政损失浩大，最后必致产量过剩更大，盐民自陷窘境，公私均蒙不利，同时也违背了全国的盐务方针，更增加了废场转业的困难。
所以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固由于走私利益甚大，部分群众生活困难，以此为生活出路；主要的则是由于盐区群众工作尚未开展，缺乏群众基础，盐区封建势力、奸商与匪特互相勾结，乘隙利用我工作中某些弱点与盐民某些落后思想，离间我与群众的关系，以便利敌在沿海之活动。因此盐区的问题，不仅是税收问题，同时又是政治问题与海防问题，而盐区组织力量薄弱，领导不统一，内部思想认识行动步调不一致，则是问题的关键。
省府为加强盐区工作，贯彻盐务方针，保证盐税任务的完成，特决定将盐场划为特区，建立统一领导。一、全省盐场按其范围大小划为以下三种特区：
（1）县级特区——余姚庵东盐场，划为一个特区，作为县级单位，采取单一的组织形式，政军民盐务全部包括在“盐务分局”一个机构之内并兼特区政府，分局内成立盐区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盐区工作，受宁波专署及省局双重领导。
（2）区级特区——中型盐场（如杭县之翁家埠盐场）及二个以上之小盐场距离不远者（如绍兴之钱清盐场，北监之泗头陡门盐场、温属之长林盐场、双穗盐场等）各划并为一个特区，作为区级单位，业务上设盐场管理处或中心场务所，行政上设盐场区政府，共同建立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受各该管县府及业务系统之双重领导。
（3）乡级特区——过分分散之小盐场与其他盐场距离过远，不能划并者（如鄞县之大嵩场、镇海县之穿长场、镇海场，台属之金清港、北山海、竿篷、正鉴仓、坞根、沙潺塘、青屿、三角塘、上廒、建康、健跳，温属之沿浦、杨屿门、象岗、缪家桥、潘河等场），各划为一个特区，作为乡级单位，业务上设场务所，行政上设乡政府，共同建立委员会统一领导，受各该管区政府及业务系统之双重领导。
各级特区之具体区划，由各该管政府商同当地盐务机关划定之。
二、盐场特区之划并，应根据以下几项原则：
（1）特区之划定，应结合考虑盐场之前途，凡有长期存在与发展前途之盐场（如余姚庵东盐场），划区时应尽量将棉区稻区划出，力求盐区单纯化，但与盐民生活有密切关系之市镇（如庵东镇）则需划入。凡没有存在价值而须准备条件废场专业之盐场（如宁属、台属、温属、浙西之零散小场），划区时应根据将来废场转业之需要，划入必要之一部分农区。凡没有发展前途，但需要保留一部分盐产，以供应自然销区之盐场（如北监之泗头陡门场、象山玉泉场、温属长林场等），将来要保留其条件较好（成本较低产量较高，运输便利场区集中）的部分，而裁汰条件较差的部分。因此，划区时亦须考虑划入必要的农区，以便于结合土改裁废转业。
（2）特区之划定应以盐场为主，适当归并——凡一个盐场或二个以上之小盐场距离甚近，而行政区划上分属于二个或几个专区、县、区或乡者，划区时应以盐场为主，适当归并，以求盐区领导统一与集中，如翁家埠盐场，原分属海宁、杭县及杭市三个单位。浙西一个小场分属于几个区、几个乡者，应视其原来分属地区比例大小，领导便利等条件，归并为一个特区，归属于一个单位领导。
（3）盐场特区带有工场性质，而又复杂分散，不易管理，其区域应较农区之区、乡为小，一般的应以原有之场务所范围划为一个乡，三个至五个乡划为一个区。
三、盐场特区的领导：
各级特区均实行统一领导，业务由系统领导，其余一切工作均归各该管地方政府领导，而在各该特区之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统一之，上级业务机关之决定、指示、法令，盐区政府应保证贯彻执行，有不同意见时，应一面执行，一面分头向上级政府及业务机关报告，由上级双方商讨处理。
四、盐区特区的编制与配备：
盐区带有工场性质，除个别场区外，绝大部分均又十分零散，僻处海边，地区狭长，盐、农、渔业夹杂，因此，其机构编制与配备，应有所不同。盐区政府一般的均应双套配备，设正副职；盐业比重大，其他比重小的特区，应以正职管盐业，副职管其他；盐业比重小，其他比重大的特区，则以副职管盐业，正职管其他。干部质量上应依照中央以最好的干部掌握税务工作的原则精神，结合此次整编，加强配备。
盐区编制由省统一规定，各该有关地区之各级地方政府应迅即在整编前将各级特区划好，有关二个以上之县、区或乡者，应由上级政府负责归并，决定划交一个单位负责领导，并立即着手按照省发编制，整编配备。翁家埠场原分属海宁及杭市之部分均划出，归杭县统一管辖领导，由杭县会同盐务机关与海宁、杭州市会商划定，并即由杭县负责整编配备。
五、几项具体要求：
（1）在四月半以前将特区区域划好，组织机构，整编配备健全。
（2）争取在四月底以前做好开展盐区工作之必要准备工作，以专署或县为单位召开一次盐民代表会，讨论盐务方针，提高质量，减低成本，实行限产减产，酝酿废场转业，反对私晒、私煎、私卖，缉私护税，及发动与组织盐民群众等问题，作为一般号召，并有领导有重点的进行盐区群众工作，创造典型，吸取经验，然后逐渐展开，稳步前进。
（3）扩大宣传教育，在各种会议上打通干部思想，克服片面的群众观念，宣传盐税提高的必要与重要，组织群众缉私护税运动，统一力量，为保证国税任务、克服财政困难而奋斗。
（4）有盐区的各级政府应确保盐产方针的贯彻、盐税任务的完成，要求自五月份起各场区走私减少到占产量的百分之十到三十，以后逐月减少，以至于完全消减。
（5）在土改准备工作中有零散盐场的地区，应有意识有计划地对盐区进行调查研究，预先考虑好在土改中如何结合废场转业的方案，以免临时陷于被动，增加困难。
以上希坚决执行，并将执行情形报告省府。
主席 谭震林
1950年3月21日
庵东镇、乡合并文件①
庵东盐区人民政府报告
（府字第172号）
1954年2月18日
事由 为撤销庵东乡政府备案 由主送机关 余姚县人民政府
兹有本区庵东乡原有镇政府、乡政府二重组织，由镇工委统一领导甚为不便，特别是普选即将开始，对选举就是很困难的。区委研究统一设立镇政府，撤销原来乡政府机构。对这问题已有区委请示，经县委同意，现特再报告备案，并请下令撤销庵东乡人民政府，以利工作。
区长 李平 印
浙江省余姚县人民政府批复
〔民（54）字第01960号〕
1954年3月6日
事由 为复同意庵东镇与庵东乡合并成立镇政府 由
庵东区人民政府：
二月十八日府（54）字第172号报告悉，经报请省政府民政厅民（54）字第1307号批复“为便利工作，同意将庵东区之原有庵东镇与庵东乡合并，统一设立镇政府，撤销原乡政府机构”。以上希即遵照执行。
抄知
县委 县普选办公室
余姚县人民政府 印
直挂云帆济沧海
（《桥南明珠——庵东》序）①
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非文字莫属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了文字，我们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将成为一片空白，我们至今仍将生活在一片混沌愚昧之中。难怪乎传说仓颉造字时，风狂雨暴，电闪雷鸣，惊天地，泣鬼神，可见人们对文字是如何的崇敬了。也因此，当庵东镇党委、镇政府集体研究决定要编印出版一本记载庵东自古以来的地理风物、民俗风情等人文历史，体现庵东人民顽强拼搏、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反映改革开放以来艰辛创业的风雨历程和巨大变化的小册子的消息传开后，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这是一件顺乎民心、合乎民意的大好事。
庵东镇要编印这样一本书是完全有必要的。庵东，作为三北平原上的一个重镇、革命老区，虽然成陆的历史不长，却有着厚重的文化意蕴，纯朴的海地民风、优良的革命传统。由于它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使它在与兄弟乡镇相比中，更加光彩夺目、异彩纷呈。早在清末民国初期，庵东就是闻名遐迩的浙江盐都，而在相隔百年后的今天，举世瞩目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南桥脚又坐落在这里。海涂文化、移民文化、盐文化真正在这里得到了印证。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过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诞生过多少名垂千古的英雄豪杰啊！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庵东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创业、乐于奉献、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给后人留下了最宝贵的财富。用文字的方式把这种精神留传下去教育青少年，让子孙后代从中汲取无穷的力量，更好地建设我们美丽的家乡，实在是功莫大焉。这本书的编印出版不仅是庵东人民的一部创业史、斗争史，更是一本激励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乡土教材。从这个角度来说，编写出版这本书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编书的本身。
要编写这样一本书又是完全可能的。近百年来，发生在庵东的盐民暴动怒潮，燃烧在庵东大地上熊熊的抗日烈火，庵东人民战天斗地、围海造田的伟大壮举，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庵东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城镇面貌的日新月异，各项社会事业的欣欣向荣——所取得的业绩和成就、所体现出来的勃勃生机和靓丽的青春风貌以及庵东人民为建设家乡所付出的汗水和心血，都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料，这是写好这本书的前提和基础。
为此，庵东镇领导班子下了决心，从前年春上开始，成立了编委会，组织了写作班子，发动并抽调精兵强将，开始了本书的编纂工作。历时两年多，现大功告成。翻阅册子中的每篇文章，你会进一步认识庵东，了解庵东，热爱庵东，并汲取用之不尽的勇气和力量！
世界上所有的列车都能去而回返，只有时代的列车是一去不再复返了。一切荣誉只能属于过去，我们寄希望于将来。勤劳勇敢的庵东人民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们在已取得荣誉的基础上，满怀豪情地构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更新、更美、更富庶、更文明的现代化滨海城镇——庵东，将像初升的朝阳在三北大地上冉冉升起……
权作序。
中共庵东镇委书记史建范
庵东镇人民政府镇长周国爱
2006年8月
《海星村志》序一①
近年，全国正在启动或进行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根据慈溪市人民政府“各地在完成市志协编任务的同时，可启动镇志编写工作”的要求，庵东镇于2012年初正式启动《庵东镇志》编写工作。至于编村志，上级单位并没有明确要求，而海星村在2011年初就着手组织《海星村志》的编写工作了，足见中共庵东镇海星村党总支和村民委员会的远见卓识。他们在抓紧发展经济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视对社会结构、人文生态、文化发展方面的研究。他们深谙志书“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愿意在这项功在当代、惠泽后世的文化工程上投入精力。在市、镇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帮助下，经村领导和编纂人员近两年寒暑不辍的辛勤耕耘，“有志者事竟成，”今天，《海星村志》乘着全国人民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的强劲东风应运而生了。它不但是庵东镇有史以来第一部村志，而且还开了我镇志书编修工作的先河。这是海星人民落实十八大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为镇志编写、为我镇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也为今后全镇各村、
单位重视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开了个好头，做出了榜样。在此，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海星村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村落形成的历史和变化过程，完整地展现了自清咸丰以来150多年间村域内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保健、村民生活、风土人情等方面的演变轨迹；真实地记载了150余年间海星人移居海隅、开发海涂，围筑海塘、抵御潮患，几改盐田、提高产量，改盐为农、经营棉花，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光辉业绩。志书史料翔实，文字平实，是一本了解海星的“百科全书”是一
本激励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乡土教材，既便于阅读，又值得收藏。在书，里，慈溪市的海涂文化、移民文化、盐文化得到真实印证，庵东人民艰苦创业、乐于奉献、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得到具体展现，历代海星人那种淳朴豪爽的民情风俗得到形象反映。
读完《海星村志》，令人感慨万千：昔日的海涂荒滩今已别墅成群、绿树成荫，成为“慈溪市镜头中最美的村庄”；旧时的穷乡僻壤，现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成为连接沪、杭、甬三大城市交通枢纽的中心和接入点。海星人接轨大上海，过上了过，去做梦也没想到过的城里人的生活。但是，我们特别是海星青年人，不能忘记150余年间为开发建设海星这片热土付出辛劳、流血流汗的先人和前辈；不能忘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拯救了在死亡线上挣扎了百余年“盐白头”使海星人当家做主，吃饱穿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富民政策使我们富起
来奔小，康。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是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紧紧抓住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带领全村人民建设了新海星。海星人150余年的创业史，海星村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巨大进步，特别是并村10余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的一切确实值得我们大书特书，而《海星村志》的编写和出版了却了海星人的这一夙愿，村领导真是做了一件顺乎民心、大快人心的大好事、大实事。
编修志书，为记载历史，缅怀先人，踵而继之，延绵子孙，造福后代；研读志书，可了解古今，认识社会，发现规律，趋利避害，继往开来。海星村应以《海星村志》出版为契机，继续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让全体村民读村志，使大家进一步认识海星，了解海星，热爱海星，以凝聚人心，激发热情。特别要使海星的青年人知道今天的海星是过去的海星发展的结果，是海星的先人艰苦创业的结果，教育他们勿忘过去，勿忘先人，珍惜今天，尊敬长辈，教育他们发扬先人顽强拼搏、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海星而努力奋斗。村镇干部要研读志书，从中了解社情民意，以加强工作的针对性，减少盲目性，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要从历史上所走的弯路中吸取教训，从前人取得的成功中获取经验，以求更好地做好各项工作。另外，《海星村志》还是海星村向外介绍宣传海星的一张亮丽的名片。让来海星村检查指导、观光旅游、学习取经、走亲访友的上级领导、兄弟单位、亲戚朋友等，通过阅读《海星村志》，了解海星村、熟悉海星村，以便他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和参与海星村的建设和发展，促进海星村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兴旺发达。
过去，海星人民写下了海星村辉煌的创业史，现在，海星人民又满怀信心地谱写着海星村的发展史。我们衷心祝愿海星人民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在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的领导下，开拓创新，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努力实现新的突破和新的跨越，使海星这颗杭州湾畔的新星更加熠熠生辉。
中共庵东镇委书记 方健
庵东镇人民政府镇长 林利挺
2013年8月8日
（民国）余姚县知事 陈赞唐
志，记也，积记其事也。古今志乘汗牛充栋。虽体裁义例无甚悬殊，要其关系于文献之存亡，政教之得失，与夫山川疆域之沿革，风俗物产之盛衰，则各就见闻所及，以笔之于书，而皆足以为信史。所以国有一统志，省有通志，郡县有府志邑志，推而及于一隅之地，而有长安志、西湖志，固不得以骈枝蛇足讥之也。
余姚之有六仓，占全县固有乡十五之七，自治乡四十四之二十一。幅员既广，年代相沿，或视昔犹今，或所云异古，必有足征之文献、可传之政教、与其他山川疆域风俗物产之彰明较著堪为参考之资者，恶可不积而记之。顾六仓自昔无志，旁征邑乘，既不足窥全豹，且牵连混合，断章所取，仅得其半，无异登泰山而左顾，穷黄河而西行也。夫临山、浒山僻处一隅，尚有旧志，六仓跨有全县之半，其编为专志也固宜。独是修志难，创始编志尤难。兵燹摧残，沧桑改易，采访而纂辑之，益非易易。六仓以大古塘为界，塘始于宋庆历，年代久远，遗书不足以考证，轶事仅得之传闻，重以政体改革，则与他志之体例亦多不能沿用，以此知编辑之尤为繁难也。余以戊午之岁奉调来姚，公暇披览邑志，藉稔此邦风物。都人士往来酬酢，询闾阎疾苦而知地方之利病，又得所遵循。其间催科巡防省耕视学，足迹遍全县，六仓所辖之二十一乡，或三五至，或十数至，皆周历靡遗。尝遵海滨观居民晒盐，循沙涂至利济塘之东西督率种树，登历山览旧时炮垒，陟临山、浒山观昔日卫所城池，宦辙所经，胥足以备輶轩之采，顾于六仓之掌故，犹未得其详。是编为目三十三，为卷四十四，搜罗美富，记载详明，要言不繁，应有尽有，既不混于邑志，而仍可相辅而行。书成于庚申夏五，余独先睹为快，既私幸际遇之适然，爰叙其崖略以质后之览者，其亦共此欣赏也夫。
中华民国九年庚申仲夏
《余姚六仓志》跋①
（民国）张宝琛
六仓，为余姚场辖地。其东曰三管，输粮鸣鹤，明弘治间分割，古亦六仓也。自煮盐改晒以来，越民侨居于此者蚁聚，海滨盐丁、主客之争，纷呶不已。
昔人议编仓志，概乎言之“以无米为炊，巧妇所难”故有意思而不成事实者久矣！今移六仓股款，博采完编。然增补《县志》缺漏者十之八，九，其系乎六仓要则仅十之一二。大率累经兵燹，丁规铁板印本无存，考证乏术，此亦编志者所无如何也。夫《两浙盐灶成规》，重辑于嘉庆六年，为书一百卷。六仓旧制，详载靡遗。仓内私家藏本，皆由斯摘抄而来。余维书奉胜朝谕旨纂刊，遍访省垣各藏书楼，迄无存者，为一憾事。
顾当斯志未成之初，虑者谓场署旧在石堰，则划区难；文献等诸杞宋，则征难。余曰：否！否！以场辖为经，以乡界为纬，仓境在是矣。本各祠谱牒之所登，而证诸《县志》《临山》《东山》《浒山》各志，则言之有物矣。纪事仿诸《书》，采风仿诸《诗》，直笔仿诸《春秋》，体例具存，用以资将来之掌故，何莫非儒生分内事耶！延订宿儒，操觚治此，分门别类，二载告成。
夫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世远而闻见因以不齐，三传所以多庞也。太史公成一家书，而年表与本纪之年、世家与列传之事或自为抵牾者，亦尚有之。然则集数人而蒇事者，其舛讹、挂漏，不免为通人硕士所讥，当不少矣！愿后之人续而正之。兹特备輶轩之采风，为一方之纪事云。
中华民国九年孟冬月，张宝琛跋。
盐政告示
（清）灵熙②
同治十二年，钦命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宗室灵，为晓谕严禁事。
据石堰场杨大使详称，该场各仓灶沿海接涨沙涂，咸则归于原丁主出召“溜户”刮淋蒸卤，淡则退让丁主，照例筑圩开垦报升，仍令“溜户”移至下段添涨处所刮淋配，煎。如丁主无力筑圩，准其立契转卖，由受主筑圩垦升。此姚灶历办之实在情形也。
前奉札催，以各仓灶内凡有年久淡涂不能刮蒸者，即应饬令各业户赴禀筑圩垦升，毋任隐匿等因。奉经饬差传知各业户，赶紧筑圩养淡，照例报升，一面饬令塘贩各长，一体查催，并出示晓谕各在案。
迄今示谕以来，各“溜户”中恪守本分者，已遵示退让，而顽梗不化之徒，胆敢藉《执召由溜契》，一味霸占不让，以致各丁主纷纷具控，争执不休。
查“溜户”刮淋蒸卤配煎，本与佃户承种民田无异，凡属沿海沙涂，如果接涨年久，涂老地淡，自应循照向规退还丁主，筑圩垦升以裕课赋，断不容“溜户”藉《执召由顶契》，任意霸占，抗不退让。若不详请示严，必致刁徒相率效尤，讼案日多，实于国课民风大有关系。叩请颁示严禁等情到司。
本司查姚邑沿海沙涂，均系刮淋蒸卤，如果涂老地淡，无从刮蒸，自应由丁主赶紧筑圩开垦报升，岂容“溜户”藉《执召由顶契》任意霸占，此等刁风，断不可长。除批示并札饬余姚县石堰场一体遵办严禁外，合行颁示严禁。为此，仰石堰场各灶“溜户”人等知悉，尔等须知租涂刮蒸，与租地种植相似，物各有主，安可霸占？若涂老地淡不能刮蒸，自应退还丁主，或移至下段咸涂蒸刮，而养淡之涂，总应任凭丁主垦升，岂容“溜户”藉《执召由顶契》任意霸占！自示之后，如敢仍前抗违，定即照例究办。本司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勿谓言之不预也。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盐政告示
（清）瑞瀓①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该丁户等围筑圩塘与沙民互争滋事一案，现经抚宪札，委本道饬令委员会同县场确查姚邑沙涂向办章程并节次传集两造研讯，确决酌理衡情断令：
丁户执有沙民租契者，即属丁户出给召由之产，本无契价可退，其地悉归丁主。如沙民执有丁户顶契者，则令丁户退还原顶契价，其地亦归丁户。倘丁户并未执有沙民租契，沙民亦无丁户顶契，仅有沙民与沙民辗转相顶契据，彼此均难作凭，则令照现在草涂时价每亩钱一千八百文由丁户酌给沙民半价九百文，地归于丁主。
其地内搭有草蓬者，以三间作一座，每年归给丁户租钱一百文，如间数多者，照此递加。该丁户不得逼令拆让，以示体恤。该沙民亦不得再行添造，以致借口。
并嗣后凡属该处海涂应由县场勘明，实在无卤可刮，候丈量亩分、查照契据，互相退还钱地，候禀场详请宪示批准方可筑圩，不得擅自兴工，以及此后顶契，内务令咸则刮淋摊晒，淡则应由何人筑圩升课，原价应否退还，分别载写明白，毋再含混，致启日后争端。均各输服遵断，出具甘结有印，委各员禀呈察阅，附卷查沙民纠葛情形。此次条分缕析，审理定断，即可永远遵守，以杜衅端，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各丁户沙民人等知悉，尔等须知此系体察情形，参酌旧章秉公核断。自示以后务各痛改前非，奉行恪守，胥安恒业，毋再争闹滋事自罹法网，是则本道所厚望焉！切切特示。
风潮记
（清）施烺①
岁乙未六月十四日，飓风自东南骤发，蓦地风〓〓，山川黯黑，云雨疾飞，禽鸟下堕，飁飁乎烈甚。予倚悚而听曰：“猛矣哉，此风也！”门弟子曰：“封家十八姨，不得其平而鸣耶，何声之怒也？”
入夜倍烈，飞瓦砾，仆垣墙，偃禾拔木，人莫敢声。旦有客踉跄来告曰：“子不闻昨夜海啸乎？大鳅怒激于海门之下，汐响惊天，涛声震地，驾飓风而来。如万马腾跃，风为之势；如千山嵯峨，风为之象；如雷霆震惊，风为之声。淹没永清、晏海诸塘，幸未溢泥牛之高。”予愕然惊起曰：“庐尽舟乎？”曰：“然！”“人尽鱼乎？”曰：“然！”“噫，怪矣哉！此潮也予家距泥牛四五里，犹幸予室之不舟，予孥之不鱼也。特未知沉溺于潮者何如？”客曰：“吾见月黑无光，水飞有影，乘桴者覆，挟苇者号，骑舍者呼求援于冯夷诸公，而冯夷不闻也！然且风也折之，涛也撼之，鬼也揄之，鼋也、鼍也、鲸鲵也或啮之、吞之，其不啮、不吞者，奔命而北游，杳不知其所之。”
予于是听其言而慨然曰：“海滨之大劫，风耶？潮耶？神耶？鬼耶？此沧桑一大变也，天也。”
风潮后记
（清）施烺
六月十四夜。海潮落后，庐舍荡然，木棉秃尽，堤塘颓坏，死者数千人。其存者，俱无归宿，子觅其父，兄觅其弟，夫觅其妻，家西尸东，十不得一。伤心哉！死者无棺，生者无室，骷髅暴露，谁为之瘗？冤魂漂泊，谁为之招？暮雨晓风之候，常闻人哭，又闻鬼哭。
乃父老有为予言者曰：“夏潮骤涨，秋汛必复来且加大。盍筑堤防以捍后患乎？”予曰：“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今而后海不复波矣。”又六月，安静无恙，及七月二日，飓风见于海东，暮又骤发，雨随之，仆屋折树，倍烈于前夜。将半，四邻大声疾呼曰：“潮又来矣！泥牛溢矣！”较前尤大数尺。众危栗，有挈孥而奔者，有乘舟而游者，有裹糇粮跨草舍以待者，岌岌乎万命将垫，而是时鸡三唱矣。风易西南，内地幸不波及。予是以叹父老之言之不我欺也。
数日后，诣海滨，阅之白地无垠，夐不见人，颠殪糜烂于沟涂者，皆幸免于前潮者也，更不可以数计。
呜呼！平地之风波，天为之，人遭之，险实甚矣，可不愳哉？
宁波地委关于余姚盐场报告①
（1926年5月17日）
一、盐场地域
（一）沿海有六塘，第六塘离海水约十里，东自慈溪迤西至绍兴大塘，长约一百二十里。可晒盐的地方自卢家路头起，经一灶、二灶、三灶、四灶、新湾、周家路、傅家路、崔陈路、高王路、大牌头止，长约二十里。共分七区：1.东一，2.东二，3.东三，4.西一，5.西二，6.西三，7.中区。
（二）海道：北至上海吴淞，西至海宁、乍浦，东至宁波。
（三）陆路：南离坎镇十五里，浒山三十里，经石堰、梅湖至余姚城，约七十五里。
二、盐务机关
（一）盐场署：
1.组织：隶属盐运使，内有场知事、科长员、收发处、稽查等职员（稽查派往盐廒，每廒一人），及盐警二百余人。
2.职权：①布告规定盐价，②发运单，③监督盐廒收额盐。
3.地址：在庵东市。
（二）秤放局：
1.组织：秤放分局隶属总秤放局，总秤放局隶属北京盐务署（因盐税被袁世凯所抵押，所以放在帝国主义之手）；秤放总局管理分局，计七处，每局主任一人，监秤一人，总司秤一人，司秤六七人。
2.职权：监督盐廒收盐（若盐廒收盐时局中人未派到，不许廒商开秤，否则作私盐）。
3.职员薪水：局长分三等，一等三百元，二等二百五十元，三等一百余，秤监六十元，四十元，总司秤二十五元，司秤二十元。伙食自各。
4.地址：总局在庵东市，分局分布在七区内，每区一局。
（三）军警：
1.缉私营：共一营（第十四营），分三队，营本部设在庵东市，一队在相公殿，一队驻扎地未详，人数共约二百余，现在编为陆军兼理缉私，枪械颇精。
2.盐警：共约二百余人，隶属盐场署，专查盐民私添盐板的事，分扎安（庵）东市、傅家路、向天庵等处，枪械和普通警察所用的差不多。
3.义勇队：共五十人（皆庵东人），系廒商所公办，费由属公廒担负，专门保护盐商之用，驻扎庵东市，枪械甚精。
三、教育及小学教师状况
（一）学校：共十四校，皆系完全小学，大多为篷长出名所办；各校经费由卤晶每件抽收大洋二分充之，全年约有二千余元，不足由教育局每年补助约七八十元。各校名称地址如下：
1.云西，西二区；2.云海，西二区；3.观海，西一区；4.一志，西一区；5.安澜，中区；6.养成，中区；7.柯东，东一区；8.柯东西，东一区；9.诚毅，东一区；10.养蒙，东一区；11.保德，东二区；12.储德，东二区；13.达德，东三区；14.胜海，东三区。
（二）学生：平均每校五十人，计全场七百人，大多系小资产阶级子弟，普通盐民子弟都自幼即从事生产，不得受教育；学费每人每月半元，全年六元。
（三）教员：每校平均二人，约共二十八人，多系小资产阶级地位，且系本地人，因薪水甚薄，外埠人不愿去。当教员者，多数为高小毕业生，少数属乡村中童生；思想，在“五卅”时曾干过很热烈的爱国运动，脑中颇有反帝国主义倾向。没有组织，只有多数当新闻访员，常常在宁波各报上发表反对场知事、秤放局压迫盐民之新闻，场知事及各秤放局很怕他们，据说常用金钱津贴他们，买用他们的口。
四、盐廒及篷
（一）盐廒：
1.廒数及销路：全场共九廒，以五属公廒为领袖。其名称销路如下：①五属公廒，销浙西杭嘉吴（湖）及江苏浏河。②源泰廒，销浙西。③玉顺廒，销浙东。④余济廒，销浙东。⑤公盛廒，销浙东。⑥浙东公廒，销浙东。⑦公兴廒，销上海。⑧三北廒，销慈溪。⑨晋益廒，销宁波。
2.盐廒创立简史：前清光绪元年以前，盐民生产方法以“煎”，那时盐廒只玉顺一所（现在资本积累有二百万）；光绪九年，改煎为“晒”，盐廒就多了。
3.盐廒组织：廒有经理，账房、督捆等人员。
（二）篷：
1.数量：全场共有七十二篷。
2.篷长：
①每篷有篷长，隶属盐廒，廒有撤换之权，故篷长为地位故，很怕盐廒及廒之职员；
②篷长须纳二三千元保证金与场署；
③老篷长撤换后，新篷长除照例缴纳证金外，并须经场署通过或批准。
3.篷长职任：
①盐廒从场署领出盐板，卖与篷长，由篷长转卖与板户（此板每块收洋四角，三角归场，一角归廒内办事人分肥）；
②篷长须把自己所属板户每年出产额盐（每板三百斤）收齐缴与盐廒。
4.篷长差别：大篷长所属板户有三万余块，最少约三千块，平均约万余块。
5.篷长之利益：篷长向盐民剥削，向盐廒谎报盐斤，所得利益甚厚，每篷每年至少有千元以上之收入。约分数项叙述：
①盐廒规定，给篷长酬金每盐一引（三百斤）大洋七分；
②向盐民克扣盐价，少算盐斤，重利放债（详后）；
③从盐民扣来的盐暗卖与人，但对盐廒则照额盐数目报告。总之，篷长之厚利，都是从克扣欺骗中得来，故有贼篷长之称。俗语：“瘟廒商，贼篷长，愚板户，臭秤放。”
6.大篷长和小篷长：
①最大之篷长有张邦相、高锦泰、王岳书、袁功亭等四人，皆以当篷长而得大家产，同时又为区董（盐知事指定），颇有势力，为篷长领袖；②篷长无论大小，利害尽一致，他们时常开篷长大会，讨论谋自己利益的事，小篷长完全听大篷长的话。
7.官厅最近对篷长的压迫：场署现在欲将盐务收归官办，先将篷长取消，由秤放局直接秤放（完全为帝国主义增长其势力之阴谋）。因之通告各廒及各篷长：
①每篷长须增加保证金，没有保证金则由缴足保证金之篷长连环保证；
②篷长如不好，廒须立刻报场取消之。各篷闻此消息后，恐保证金付出后，将来不能收回，即开会讨论，议决一致不缴。同时廒商方面恐没有了篷长，自己没有了威权（因为篷长很听他们话的，或者可以说是他们的工具），地位难保，所以也将公文置之不理，官厅至今亦无法可想。
五、盐民及其生活
（一）总数：全场共有盐民十一万余人。
（二）分别：
1.盐民分四种：大板户，中板户，半无板户，全无板户。
2.比较：最大板户全场只四五十人，中板户（二百块盐板以上），占全数十分之二，半无板最多，差不多占十分之八弱，全无板亦少。
3.大板户有很多盐板，如地主有许多田地，他将盐板租与半无板及全无板户，坐获不劳而得的大报酬。
4.中板户如自耕农，所有板的生产只够自给，每年或者少有盈利。
5.半无板户，因自己所有盐板每年生产不足自给，不得不再向大板户租些。
6.全无板者等于佃农，可算盐民中之无产阶级。
（三）生活：
1.盐民家内如有七八人，至少须有一百五十块板的生产，方可维持生活，每板每年可生产二元四角，一百五十块板每年可收入三百余元。
2.天晴时成日工作，天雨时则休息。
3.盐民受剥削的痛苦：
①盐民缴盐与篷长，篷长秤盐每百斤只算八十斤，其余肥私。
②篷长付价时，一千文作一千另九十算，克扣九十文。
③篷长付价时，小洋作大洋算，不贴水。
④篷长都作放重利生意，他的本钱大都取之盐民，如篷长付盐价与盐民，故意延迟日子，在此期内又得着重利的利润。
⑤篷长都设有米店，凡他所属的盐民必须向他的店去购买，价高米湿，又不准欠款，欠满一月者，即加利算还。
⑥廒商放钱与篷长，利息常年三分半，而篷长转借与盐民则须加一（每元每月加大洋一角）。
⑦每块盐板每年可产盐四百五十斤，但廒商只限定每板额盐三百斤，致有余盐。此项余盐如廒商要时则可卖与他，惟价特低；若廒商不要，无论如何不能自行销售，否则为贩卖私盐，须枪毙。
⑧廒商故意将盐板三种，如官板、余板、私板之规定（余板、私板五年后可升为官板），官板盐价照官价算，余板、私板照官价八五折算。这三种盐板最多者为余板、私板，占三之二，官板仅三之一。因此种规定，资本家可以多购便宜盐，盐民则吃亏不少。
⑨教育捐，每板每年纳二厘，由篷长扣去，出面为办学校。
⑩无名税，场知事常常用各种名义发捐簿与各廒商，廒发于篷，篷长向板户捐募，板户无论如何须出钱，多少由篷长自由分配（如修杭州雷峰塔）。
（四）组织和领袖：
1.盐民无组织，只有领袖叫做“柱头”，这些柱头由篷长指定的，并非真正盐民领袖。
2.全场柱头约百余人。
3.柱头生活费，由盐民负担，每板征收八厘或一分，每柱头每年收入约百余元，至少也几十元，大都是藉此为生之游民。
4.柱头职任，表面上是盐民代表，时常替盐民说话，实际不能尽力。
5.较好的柱头，比较能为盐民谋利益者，只有严茂生及陈阿高二人，年纪都有五十余，稍有学问。
六、生活状况
（一）全场生产额：全场共有盐板六十万块，每板每年可晒盐四百五十斤，全场总计每年出产二万（亿）七千万斤。
（二）额盐：每板生产虽有四百五十斤，但盐民缴卖与廒商（由篷长转）只许三百斤，是谓额盐，在这种额定之下，盐民须按月规定缴卖如下（照去年规定，月照旧历）：
正月，不缴；二月，十八斤；三月，十八斤；四月，二十八斤；闰四月，三十八斤；五月，三十八斤；六月，三十八斤；七月，三十八斤；八月，三十八斤；九月，十六斤；十月，十斤；十一及十二月月各十斤。
（三）额外盐：不许私卖（详五（三）第⑦项）。
七、盐民性质及迷信
（一）盐民甚愚，不懂得现在是中华民国，在经济上亦不懂得压迫与欺骗，有时还被一部分压迫者所利用。总之他们除了盐场署、秤放局、廒商外，有时还要认贼作父，惟性甚勇敢，曾与缉私营血战，死伤数人而不惧。
（二）迷信。盐民甚迷信，对洋教则不信仰。简述如下：
1.礼拜会：俗叫礼拜（非外国礼拜），每年二三月举行一次，届时各路庙中都做戏半月或一月，并办酒，召集路中盐民大饮，费由盐民负担。
2.观音会：以一女子扮作古装，向各处兜钱（出一、二角均可），以补礼拜经费之不足。
3.神祖牌：宗族观念甚重，每家都有祖宗牌，设在屋之高阁内，无家祠或宗祠。
4.宗教：有天主教徒数十人，耶稣教徒二百余人，教堂皆在坎镇，入教目的在倚势。
八、近况
盐民受着如此重重的压迫和剥削，虽欲反抗，奈无组织，且视官厅权力甚大，以为要解除痛苦，只有待诸真命天子。现在他们实在因米珠薪桂，生活痛苦不堪，乃由柱头出面控告廒商，要求增盐价，取消官盐、余盐、私盐价格之区别。场署为着浙省招募新价，以盐斤加价六角为担保问题，不敢得罪盐商，所以不准。到运使署控告，又不准；派代表赴杭请愿亦不准。现在决议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向北京盐务署请愿——未知能否如愿。观此，可知盐民不知组织，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只知道官厅有权力，所以行此和平办法，致到处吃亏。他们目前所急切要求的，只有取消官板、余板、私板之区别，盐价一律照官价算。
九、过去运动
（一）民国十三年七月，为秤放局设立公仓，不准将盐民每日生产之盐入自己小仓，意思是防止盐民暗底卖私盐。此事与篷长利益大冲突，因篷长平日向盐民收缴额盐时，可以在斤两上随意克扣，并可以多报少；一设公仓，则须受管理公仓者之监督。同时秤放局之司秤向篷长作威作福，每次收盐时须要篷长讨轿抬出去监察。因此引起篷长之愤怒，暗中哄动盐民每家出一人，攻打秤放局。庵东秤放局被焚，缉私营开枪弹压，死数人。事后篷长出面调和，条件二种：1.公仓取消，2.秤放局抚恤死者。
（二）今年正月间，有牛车板户（运盐者）因要求加薪（照原价每引二角三分加四分），廒商不允，板车户相率罢工，结果得到相当胜利，每引增六厘二毛（毫）。此事由廒商强迫篷长调和，车板户碍于情面，允彼调和，但不甚满意，罢工恐再有爆发之势。
任棣 5月17日
大革命时期陈云的余姚之行①
自1926年7月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一开始连战皆捷，进展顺利，至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占领杭州、萧山、临安、余杭等地，白崇禧部推进到嘉兴一带，兵锋直指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中共上海区委、上海市总工会于2月22日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陈云参加了这次起义。但由于参加起义的水兵未能及时发出信号，打乱了起义计划；加之蒋介石已经开始右转，打算“清党”反共，叛变革命，担心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成功会导致上海为我党所控制，于是命令在嘉兴的白崇禧部停止进攻上海，坐视上海工人武装孤军奋战。为避免损失，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停止第二次武装起义。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上海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北洋军阀在全城大肆搜查、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2月下旬，根据中共上海区委、上海市总工会关于隐蔽干部以保存力量的指示和商务印书馆党支部的安排，陈云（化名寥陈云）带领陈公庆、徐新之、谢庆斋、孙诗圃、孙琨瑜等5名工会积极分子由上海转移到浙江余姚隐蔽。据陈公庆、谢庆斋等同志解放后的回忆，在商务印书馆党支部作出陈云等人需要转移隐蔽的决定后，陈云等6人开会，就隐蔽地点进行了讨论，有的主张去无锡，有的提议去苏州，也有提出到宁波的，最后决定到余姚。陈云等人分析了到余姚隐蔽的几个有利条件：一是余姚有较好的党组织基础；二是余姚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三是余姚有适宜隐蔽的住所。另外，大家觉得对余姚的情况比较熟悉，这种感觉主要来自商务印书馆与余姚由来已久的渊源：1922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余姚人杨贤江与楼适夷等在上海组织“余姚青年协社”；1925年1月，商务印书馆建立中共支部，首任书记是杨贤江；加之此次同行的陈公庆又是余姚人，所以大家对余姚有一种亲切感、安全感，一经有人提议到余姚，就很快定了下来。
2月下旬，陈云一行6人从上海港轮船码头出发，经东海海上航线到达宁波，上岸后坐火车至余姚。行前，为确保路上安全，每人都作了简单的化装，以防不测。陈云头戴一顶呢子黑色大礼帽，穿一件深色呢子大衣，拎一只小皮箱。到余姚火车站后，由陈公庆带路，住进了位于余姚城区中心龙泉山脚下陈公庆的岳父徐志彪家。这是一幢七开间二层木结构的沿街楼房，面朝市中心街道，背靠龙泉山脚边的助海庙，是一个闹中取静的独门小院，后门过一条小弄与助海庙相通。一楼是徐志彪开的大药房兼中药诊所，陈云一行就住在药房楼上直到离开余姚。
陈云到达余姚的第二天，就委派陈公庆找到了不久前回余姚工作的中共党员楼适夷，通过楼适夷与中共余姚地方组织和我党控制的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取得了联系。主持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工作的进步人士郭静唐，当天就来到陈公庆岳父家与陈云长谈，向陈云介绍了北伐军光复余姚的经过，刚刚建立的国民党余姚县党部的工作和工农运动的开展情况，并请陈云等同志指导协助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开展工作。为此，陈云把同来的人员分为指导、组织、工运三个小组：指导组由陈云负责，主要对国民党余姚县党部的工作进行指导，特别是宣传方面的工作，并综合协调其他各小组；组织组由谢庆斋负责，主要去余姚盐场做盐民情况调查，对盐民进行思想发动，把盐民组织起来；工运组由陈公庆负责，孙诗圃、孙琨瑜等人为该组成员，主要在城区引导店员开展活动。徐新之留在国民党余姚县党部搞联络。
分工后，陈云一行随即展开工作。首先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陈云等人乘坐由国民党余姚县党部提供的马匹等交通工具，先后在城区、盐区进行了调查、走访。到盐区调查时，由郭静唐和时任县纠察队队长的费德昭（共产党员）及几名纠察队员陪同，跑了庵东和逍路头两个盐场。其间，深入走访了一些盐民家庭，详细了解盐民受廒商、秤放局、篷长等层层剥削的情况，在庵东召开了盐民积极分子座谈会，向盐民宣传革命道理和团结起来的重要性。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国民党余姚县党部组织群众，陈云以极大的热情，分别在城区的学宫、龙泉山龙山书院、余姚盐场等地开展了几次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座谈、演讲活动。在学宫，陈云亲自登台演讲，向余姚各界民众进行了反压迫、反土豪劣绅、反贪官污吏的宣传鼓动，还给群众摆出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反对、破坏革命的事实，启发群众革命觉悟，号召各界民众团结一致，开展斗争。
针对国民党余姚县党部薄弱的宣传工作，结合调查中了解到的光复后余姚城乡民众的思想现状，陈云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对城区店员、盐区盐民的思想发动工作要进行分类指导；接收进步刊物《姚江周刊》为县党部宣传刊物，出版《余姚妇女》期刊等进步刊物，广泛发动民众，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在发动工农运动中，必须组织余姚的工人、农民、盐民建立自己的协会组织等。这些好的建议均被国民党县党部所采纳，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得到贯彻执行和实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余姚革命形势的发展。
就如何组织余姚工农（盐）民自己的协会，陈云派谢庆斋到盐场组织盐民协会作示范。谢庆斋在二灶待了十多天，与盐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协助中共坎镇支部、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开展组建盐民协会的筹备工作；广泛进行宣传发动，组织盐民与盐霸开展斗争等。陈云经常听取谢庆斋的工作汇报，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并及时给予指导。最后于3月底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基层盐民协会——余姚盐民协会，给灾难深重的十多万余姚盐民点亮了革命的薪火，也为余姚其他产业工人组织协会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随后，陈云和陈公庆又协助中共余姚支部发动余姚中药业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在城区繁华的虞宦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请愿。先后组织了4次游行、3次请愿，罢工坚持了15天，最后，资方慑于店员团结斗争的力量，答应了工人的一切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并成立了余姚药业工会。在它的影响下，“余姚典当业工会”“余姚书纸业工会”等也很快成立。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余姚县总工会”。
无论是在演讲，还是在与余姚当地党组织领导人、国民党县党部领导人的谈话中，陈云始终强调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点，时任县纠察队队长的费德昭印象特别深刻，费德昭就是在听了陈云关于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的演讲后，专门找陈云长谈。交谈中，费德昭向陈云详细汇报了由北海水巡队发展到县纠察队的过程。陈云听了以后，对费德昭重视武装的思想大加赞赏，并鼓励费德昭继续努力，争取组建我党自己的队伍。陈云应费德昭的邀请实地考察了北海水巡队的发家地——庵东盐场。
3月上旬，陈云回上海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有关准备工作。
向中央组织部的报告（节选）①
（这是中共七大代表谢廷斋向中央组织部写的报告中有关庵东盐场的部分）
二、盐民运动
1.当时盐场的形势
当时杭州湾北岸的杭嘉湖各县均已沦陷，盐场与敌人仅一水之隔，海湾已被封锁，经常有敌舰巡逻，并常以大炮轰击盐场，余姚盐场已成为国防前线。
政治上，场公署仍然是最高的盐区行政机关，总管一切。税警区部约有八百名盐警，武器全新，其唯一的任务是缉私盐，以保护盐商的利益，鱼肉盐民。国民党盐场区分部没有什么作用，多半是由上面这些机关的负责人兼任党部书记。
1938年初余姚新势力形成以后，为打开盐场沉寂的局面，在政工队开入盐场之后，特在盐场设立盐运协进会，由周学湘任主任，作了一个初步的试探。九月，盐运协进会撤销，改组成为县抗卫会盐区办事处，吸收了盐场的上层分子场长、税警区署队长、省食盐运销处主任等人参加，还吸收了几个比较积极的青年。但是运动还是开展不起来。
当时在我们的推动下曾组织过一个盐民问题研究会，其成员是一些盐场的知识分子，上层人物和在盐场工作的政工队员，成立后发表过一次成立宣言。但由于没有什么具体活动，不久就解散了。
篷长，开始是廒商与盐民之间的中间人，因为他们与廒商关系密切、取得了食盐买卖上的很多特权，进行严重的经济剥削，逐渐形成为盐场土著的统治阶级，对我们抱着很大的敌意，多方挑拨我们同上层分子的关系，常常放出谣言：“准备以三万元的代价，消灭在盐区的政工队。”
开始一个时期盐场经济上很困难，因为杭州湾被日寇封锁，“引地”（销盐的地区）沦陷，食盐销不出去，廒商关门，篷长停秤，省立的食盐收运处也无法维持。到九月以后由于内河运输沟通，食盐逐渐外销，盐场经济也恢复常态。但是廒商仍是多方刁难盐民；省收运处扩大为运销处，因为是省营的，享有各种方便，可以大量收盐，一年后获利二百万元。
因为杭州湾封锁，对岸的大米不能运来，盐区口粮困难，后由商人私自过海贩米，稍为好些，但米价是很昂贵的。
在开始一个时期人民生活确很困难，盐民一天只能吃一顿南瓜、山芋汤，有的连这点都没有吃。老年人、小孩子经常有饿死的。到九月以后，因为内河通航，收运处扩大，食盐已有销路，生活才稍有转机。盐民生活在官僚资本、封建霸头的超经济的多种多样的剥削下确实太苦了，生活、生命毫无保障，这也就是盐民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原因。
2.党在盐场的工作方针
党认为要动员和组织盐民抗战，必须解决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问题，必须先解决食盐的销售问题。因此当时我们的工作方针是：一方面努力推动盐运使署、场公署、收运处等督促廒商收盐，千方百计组织外销；另一方面对盐民进行抗战宣传和慰问、救济工作。指明食盐不能外销是由于日本鬼子打中国、占沪杭的缘故。群众对此是理解的。当盐运打通，廒商和运销处开始收盐，盐区遂处活跃，但盐民因受多种非法剥削，生活仍很痛苦，这时党的方针是尽可能地改善盐民生活。在这一工作下扩大党在盐民中的政治影响，取得盐民的拥护，把盐民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认为必须首先开展盐场的统战工作。
3.这一时期盐运工作情况
党一开始就调了政工队的两个区队进盐区，以县政工队的面目出现，与场公署、秤放局、税警队部、运销处等接近，逐渐发生了工作关系。在盐运协进会成立后，我们通过它组织了两次盐场党、政、警、各界救亡人员座谈会，讨论“如何组织盐民参加抗战和如何改善盐民生活问题”。把这两个问题，提到上层分子面前，在口头上获得他们的同情。当时党在县抗卫会的《战斗》周刊上出了一期“盐民运动专号”，推动林泽、郭静唐、谢显曾、周学湘及盐场的上层分子写文章，从他们的口里说出盐民在日寇军事封锁后的生活痛苦，揭示盐民在封建篷长等非法压迫和剥削下过着非人的生活。在盐协会改为县抗卫会盐区办事处后，我们同样保持了同各方面的关系。
为了解决食盐的运销问题，我们推动县长林泽向省方请求。在黄绍竑来余姚巡视时，我们派政工队员当面报告盐民的痛苦详情，要求黄绍竑致电财政部盐运使署设法解决。这些工作对以后食盐运输的疏通和食盐运销处的扩大是有作用的。在基层工作方面我们积极进行对盐民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盐民派代表到场公署、收运处请愿，要求他们督促廒商收足去年盐额。经过多次请愿呼吁，廒商收了部分食盐，解决了部分盐民的生活。
为了避免篷长在收盐后付款时的操纵、延搁，我们经过盐民协会提出由盐民直接向廒商领取盐款，由秤放局督付，结果完全成功。盐民卖盐以后迅速地领取了盐款，这是多少年来空前未有的，盐民欢欣鼓舞。
经过一段时间工作，盐民与政工队的关系日益密切，党在盐民中的威信逐渐提高；于是着手组织了两个盐民“救亡室”包括五百个盐民。因为在西二区的形势比较恶劣，党组织了秘密的“盐民集团”订立，合同契约，规定盐民互助互爱，以求改善自己的生活。“盐民集团”的组织是以改善盐民生活为号召的，它的成分多半是盐户的家长，三十岁以上到五十岁的盐民共一百四十多人。由于它是一种秘密组织，所以不能很快发展。
关于监秤斗争。党在盐运工作中深刻地了解了盐场的剥削关系，看到了篷长在秤盐时的掠夺手段：篷长抓住盐民急于卖盐以求生活的弱点，经常把每担一百二十斤的盐，称做八十、九十斤，有的甚至根本不动秤，用一条小棍子向盐担上一插，口里叫声“八十”“八十五”“九十”盐民在他们的压迫和掠夺下不敢吭一声气。因为你说一个“不”字，就会几天卖不了盐，，一阵雷雨盐化为水，更受损失，所以只好忍气吞声，任其宰割。这样的非法剥削，至少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党看清了这点，决定通过盐运协进会，取得由政工队监秤的地位，来击破篷长的这个舞弊行为。具体做法是篷长公布收盐的具体日期时，盐民预先呈请盐运协会，说“篷长如何舞弊，欺骗和掠夺盐民，要求盐运会派人监督，主持正义”。盐运会则授权政工队派员监秤。政工队员到秤区后，把盐民的盐担组成行列，由篷长按次一担担秤去，不准舞弊，这样每担盐照实数秤足了一百二十斤或一百十几斤。盐民非常高兴。但这一斗争进行了四五次以后，因篷长的破坏而失败。原因是他们故意放慢秤盐速度，一天的盐作二天或三天称，甚至一天后也不称下去。盐民因恐自己的盐卖不出去，又要等一二个月，因此争先恐后，互相争夺，有的甚至公开声明：“我们不要政工队监秤”“我们愿意卖八十斤”。这样斗争失败了。我们这样做既脱离了群众，又得罪了篷长，，失去了上层分子的同情，孤立了自己，使盐民对政工队的信任暂时低落。但是我们还团结着一批盐民中的积极分子。
4.这一时期盐民运动小结
这一时期的盐运工作获得了一定的成绩：盐民初步组织起来，受到了一定的教育；在某些地主和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一些盐民生活，解除了少数困难群众断炊、饿肚的“倒悬之急”，团结了部分积极分子，建立了初步的群众联系；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与各方面初步建立了工作关系。
但是八个月盐区工作中缺点很多，教训不少。我们把群众斗争简单化了，把号召代替了艰苦深入的教育和组织工作，把政工队员的包办，代替了群众的自觉行动；在统战工作中我们“过分谦虚”“过分奉承”，引起对方的怀疑，引起篷长的中伤和挑拨。我们的同志是积极努力的，但缺乏经验。
根据上一时期盐运工作的教训，我们认识了盐场统治阶级的力量，认识了盐民本身的觉悟水平，因此也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盐运工作的胜利不可能从应付和侥幸中获得，党必须克服上一时期盐运工作中忽视盐场统治阶级力量的痛快主义，或简单的包办代替恩赐主义。这一时期党在盐场工作中的基本方针仍然是“组织盐民参战”，“改善盐民生产”。在具体做法上是尽力打开盐场上层统战工作，逐渐发展基层群众组织。发动盐民本身的力量，去改善盐民自己的地位和生活。
在干部配备上，鲍曙林回政工队本部后党调黄光洲（黄豁）以政工队名义驻盐区抗卫会办事处工作，以开展盐区上层统一战线。县委为了加强盐民运动，决定县委民运部长马青常驻盐场，负责盐民运动工作。党内建立盐区工委，马任书记。
为了统一领导，将驻盐区的第一、二两个政工队合而为一（十六个队员中有八个共产党员），并把区队部移驻盐场的政治经济中心庵东。
1939年5月初省委派省职工委员会负责人陈雨笠来余姚检查并帮助盐运工作，因而更加强了对盐运工作的领导。
这一时期盐场的统战工作，首先是党转变统战工作的做法，前一时期统战工作中的“迁就”“应付”和在斗争中过于暴露、过于刺激，结果使盐场统治阶级和上层分子对政工队采取了歧视和限制，致使工作遭受损失。黄光洲到盐场后，在抗卫会盐区办事处工作中处处表现“诚恳坦白”，在盐运干训班里常讲“三民主义”，这样使盐场的上层分子看不出我们的政治面目，逐渐地转变了对政工队的态度。黄光洲被他们委为抗卫会盐区办事处的文教干事，并准备委以副总干事的职务。黄被上级调走后，党又派许振武去接任这一工作，还是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其次是转变了过去把统战工作只集中在盐区抗卫会办事处主任一人身上的做法，而是向着场公署、秤放局、税警区队部，各乡（镇）长、事务员和小学校长、教职员中开展，使我们与各方面的关系加强起来，以达到了解情况，利用矛盾，开展工作的目的。
六月份，盐场几个与政工队抱成见的上层统治人物调走了，使我的统战工作更顺利地开展起来。政工队与办事处、食盐运销处及各乡公所的关系更加密切，队员们与一些上层分子的私人关系也建立起来了。
关于盐民工作的领导权和“盐区政工队”问题。盐区抗卫会所组织的盐民运动干部训练班，经过三个月训练以后，于六月初毕业。他们办这个干训班的目的，就是想在抗卫会盐区办事处的掌握下来包办盐运，赶走政工队。于是干训班一毕业，就向县抗卫会提出把训练班的学员编为“盐区政工队”在盐区进行工作。党识破了他们的企图，因此当兼县抗卫会主任的林泽接到上述报告，正在考虑的时候，我们利用林泽与盐区上层分子的矛盾和当时林对政工队的信任，直接指明盐区办事处的企图是赶走县政工队，接收我们的盐区青宣室，割裂全县统一的抗战救亡工作。我们还指出：“如果两个政工队同时并存，在工作进行中可能造成矛盾，必然出现争夺群众的领导权，现在政工队在盐区已经建立了群众组织和威信，这也是林县长的组织和威信。因此县政工队不能调离盐区。”我们建议林泽以下面三条回答他们：第一，一个县里不能有两个政工队。第二，如果盐区干训班改成盐区政工队，可以编为县政工队的一个区队，归县政府统一领导。第三，可以用另外的名义在盐区工作。林泽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拒绝了抗卫会盐区办事处的要求。于是盐区干训班没有办法，只好改名为“抗卫会盐区办事处服务组”。
当“盐办服务组”在盐场进行活动后，我们即指示政工区队在下层加强对他们的联系，举行联欢会、座谈会，共同进行抗战动员工作。当他们在盐区组织“盐民俱乐部”而向着我们盐区青宣室发展组织时，我们一方面告诉他们要“互尊互重”，指出“要向着没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去发展”“拉青宣室的成员去填充‘俱乐部’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对盐运不利”。另一方面我们则，在青宣室内部布置工作，安排一些青宣室的积极分子去参加，去争取和影响“盐民俱乐部”的群众。在这种情况下，“盐办服务组”毫无办法。不久就被派遣到各盐务机构去了。
这一时期盐区已共有六个盐民青宣室，有一千五百个室员。盐民青宣室的工作主要是办夜校，进行抗战宣传和适当的通俗具体的社会阶级教育等。两个盐民战时合作社，有三百个社员，一千五百元贷款做流动资金，先是卖米（这是盐民的疾苦之一）。紧接着准备做卤晶生意，来抵制商人的高利贷剥削。
盐民中党的组织工作进展较快，盐区已发展二十七个共产党员，建立了四个党支部。建立了县委的盐运工作委员会，后改为盐区工委。办了一期新党员训练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已经成为盐区群众运动的基层干部了。
……
余姚盐场革命斗争回忆
王福瑞①
余姚盐场，以前划分为七个区：中区、西一区、西二区、西三区、东一区、东二区、东三区。东西横长约60华里，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共有各类人员约十万人。盐民主要生活来源，都靠晒盐收入，但在当地的官僚机构（盐场公署、秤放局）、盐商（盐廒）、区董、篷长、柱头等的层层压迫剥削下，终年辛勤劳动，汗血所制成的盐，不仅以最低的价格，交售给廒商，他们还要以恶毒方法，巧立花样，来加强剥削，如一元银元，作一千零九十文计算，篷长却把盐民的盐资去买米，抬高米价强销给盐民，盐民被压榨得透不过气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来养胖廒商、区董、篷长等的身体。1925年间，由于广大群众经受不住他们的无穷剥削，盐民心中燃起了怒火，起来和那批土豪劣绅们作坚决斗争。
当时西二区区董兼篷长冯金标恶势力最大，剥削手段更凶。当时我也是个盐民，有一次我有一牛车盐（约有300斤）向冯金标交售，他们眼睛一斜说：70斤。我不服，与之争论，竟触彼之怒，举棒就打，我被连打三下含泪逃归。那一车盐，仍由车工林仁福替我挑入盐仓。到了年底去结账，由于交盐时触犯过他的尊严，余怒未息，他眼睛一白，连自己说过的70斤盐钱，也一文不给，任百般哀求，也得不到他的慈悲。我没法可想，回到家里，怒火中烧，次日就到余姚朋友郭静唐处商量，他说：“你会革命吗？你有没有打倒他们的决心呢？”我说我会做，我要报仇。他说好，当晚就领到南城学宫里一间屋里，介绍给竺清旦、卓兰芳、岑鹿寿、蔡小红、马元青、马元达等见面，由竺清旦对我说：革命要提高警惕，严守纪律，不断学习，放远眼光等条件。我完全承认，并向他们提出了保证。回家之后，我以补缸作掩护，随时发动群众，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篷长为目的，受到广大盐民的热烈欢迎。先后在每个区成立小组，商讨发展步骤，并把讨论结果，向郭静唐汇报。这样经过了两年时间，革命的种子，已播遍到整个盐区，盐民觉悟程度有了提高。
1927年2月14日，由郭静唐、岑鹿寿、顾小轩、马元青、竺清旦、卓兰芳、蔡小红等组成的一支先进革命领导者，来到庵东街东首陈同盛家召开盐民协会筹备会，到会小组长及骨干分子30余人，竺清旦、郭静唐先后作报告，说明组织盐民自己的机构，大家团结起来，在会上决议，先把盐区最大劣绅高锦泰、袁功亭2人逮捕，到盐民协会成立的一天开始公审。接着于2月19日召开盐民协会成立大会，到会人数2000余人，推竺清旦为主任，并选出了七个区的常务理事，中区应友纪、西一韩春泉、西二王福瑞、西三林风敖、东二马家生、东三娄阿长。大会开得非常成功，这时已经从西二区把劣绅高锦泰逮捕到会（袁功亭隐匿他处，捉不到）。公审之后，把他押到余姚，听候处理。这时高锦泰儿子们迅速雇喊打手数百名，并雇帆船10余条，往余姚进发，想把父亲抢夺回家。但是到了余姚，所谓一批打手，被费德昭的部队拦阻，懊丧而回。是日，大会开毕，人群往庵东街周围作示威游行，高喊口号，散发宣言。
这时，其他各区的区董、篷长看到革命势力澎湃，就勾结当地恶霸黄春晓组织反动武装，来镇压革命势力，于2月22日首先把盐民协会会场捣毁，后将周扬明在庵东和相公殿所开的两家染坊的布匹、棉纱、缸场工具，焚毁捣毁。由于革命武装尚未壮大，我们只好撤退，回到余姚。2月24日，由费德昭、孙华友、罗三元带领一支自卫队到庵东视察，也显示人民的队伍，不料孙华友、罗三元被袁功亭等威胁利诱，脱离人民队伍，携械向反动派投降，人民武装又遭一次挫折。
经过总结，一致认为没有武装力量，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请费德昭去洪塘自卫队借得一部分长枪，重新组织了一支盐民自卫队，由方坤盛、陈永兴等带领队伍，在保塘庵作基地，并有来自盐区的人民用铁耙工具作武器，于三月初九日分两路浩浩荡荡向庵东进攻，黄春晓顽强抵抗，枪声大作，弹如雨下，激战约一小时，形成包围形势，黄春晓狼狈溃退，队伍追击后，经过搜索，当即将黄春晓房屋全部焚毁，队伍仍回保塘庵。恶霸黄春晓吃了这次亏，在劣绅袁功亭、冯金标、高锦泰、张万卿支持下，立即成立了一个伪盐民协会，组成一支伪盐民自卫队，扩大反动武装，并由冯金标从绍兴方向用金钱买来一支反动军队（时称省防军）驻扎在庵东包公殿，和黄春晓连成一气，反动势力嚣张，除严厉追捕革命人物及滥施敲诈外，又于五月二十日纠合反动队六百余人，向保塘庵盐民基地进攻。盐民凭险沉着应战，激战数小时，不分，胜负。反动队伍无隙可乘，仍退回庵东。但是人民武装在当时没有正确领导，也逐渐散失，因此黄春晓更加胆大妄为，疯狂镇压革命。七月十五日是最难忘的一天，我和韩春泉一起被他们捉去，押到包公殿，打得遍体鳞伤，说要枪毙，后经我和韩春泉承认赔偿黄春晓的全部损失，始由庵东人陈丹香具保释放，结果这笔巨额的赔偿款，除由韩春泉出1500元，我出350元，娄厚生出100元，章安生出100元还有其他出50元者有20多人，此外再有袁功亭、高锦泰等做主，在每块盐板，抽钱五分，由篷长代扣，赠送黄春晓。我被释放后，仍逃避外方，经过沈阳、南京、绍兴、上虞等地达九年之久。
到1936年，有郭静唐、马青、鲍浙潮、陈小平等到我们家乡镇海殿，成立“政工队”，郭静唐任主任，马青任队长，接着由马青领导青年救亡室。
当时盐工有一种副产品“卤晶”历年来受卤晶中人压低价格，从中剥削，盐民无法抗议，经马青同志据理力争，他们被，迫从每斤一分七厘三毫，提升为三分。
庵东特区建政四十八天
田井 杨明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经过4年多浴血抗战的浙东根据地军民，在欢庆胜利声中渴望着重建和平的生活，但国民党顽军却乘机调兵遣将，云集于根据地周围，步步紧逼，与我方争夺胜利果实。在此情况下，由于庵东盐区地理位置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浙东区党委、四明地委和三北中心县委都对盐区给予极大的关注。区党委立即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开赴盐区，队长是林楷，副队长是章文君、竹明山，队员三四十人，其中有不少区一级干部。又调了原浙东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张蓬来盐区任盐务局局长，谭启龙同志亲自交代他：“你赶快去捧这只金饭碗！”盐民运动的老前辈、浙东行政公署民政处长郭静唐也赶到盐区，并从行署抽调来一部分干部。我们得知日本投降消息的第二天，四明地委书记王仲良同志，在区党委开完会回地委的路上（下管），即找到并率领杨明、钟少白赶到三北和盐场，立即成立中共盐场工作委员会，直属四明地委领导，由林楷、杨明负责，沈一民、钟少白为工委委员。接着，管辖整个三北地区的三北中心县委成立，县委书记黄知真同志宣布正式成立庵东特区，由田井、杨明、薛诚、沈一民、钟少白、施惠敏、竹明山7人组成特区区委，由田井任书记兼区长（印章用名田俊），杨明为副书记，薛诚为副书记兼副区长，沈一民为自卫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田井兼）。特区区委的任务是：争取时间迅速发动群众，建立人民自己的盐场，以迎接时局的各种变化。浙东纵队司令部指令海防大队进驻庵东，作为特区军民的靠山。
庵东特区区委和区政府的临时办公处，设在现庵东区中心小学，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根据上级指示，特区区委接连召开了几次会议，分析庵东特区的具体形势，研究部署各项工作。
一、大张旗鼓地开展祝捷活动，雷厉风行地调配干部，接管敌伪机构，安定人心当时，三北中心县委派组织部长林楷同志来特区帮助工作，在他的直接指导下，特区区委发扬了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立即把工作队和各地各部门抽调来的干部组成了7个工作组，派往盐场7个生产区包括农区的乡，发动群众，并配合地方各支部，接管各区场务所，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记得东三区主任是屠金顺（地方党员）；东二区主任是宣岳近（进步群众）；东一区主任是潘北方（工作队）、副主任是苗纪良（地方党员）；中区主任是郑天民（工作队）、秘书是毛维青（工作队）、老盐民积极分子冯金龙帮助工作；西一区主任是任××、地方党小组长是马才钊、丁炳良帮助工作；西二区主任是沈鸿（地方党员）；西三区主任是夏政（工作队）、地方党员钟永标帮助工作。对乡政权，我们是利用旧的乡、保长，并作了适当的调整，如庵东镇镇长调由庵东地方党员沈士芳担任。各区民众在工作组和地方党领导下，精神振奋，人心安定，使我们的工作很快开展了起来。
二、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肃清敌伪残余
当时，盐民住在简陋矮小的草舍里。这些草舍分布在盐田的各个角落。工作组到了盐区，轮流住在每户盐民家里，与盐民同吃、同住、同晒盐，还学着走盐区的路，他们赤着脚，在腋下夹着鞋，学着用脚指头趴在地上走路，到一家一户去访贫问苦，做盐民的思想工作。经过大量的工作，我们初步弄清了敌伪残余的活动情况和盐霸对盐民剥削压迫的情况。各区分别召开了一些反霸斗争会，逮捕和镇压了一些坏人和惯匪，如傅家路公审枪决了惯匪陆守木；福寿乡斗争了乡公所事务员；大云乡斗争了伪县参议员应得良等。还从庵东镇、相公殿和恶霸地主高锦泰家搜查出不少敌伪物资，堆满了小学的一大间房子（后供应了部队北撤之需）。到9月中旬，内战危机紧迫，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为了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我们召开了全区公审大公，公审了盐场大恶霸冯金标和“海底老虎”高锦泰次子高森尧。各区、乡的盐、棉民有组织地打着旗子，扛着大刀、标枪，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高兴街西北的白地场上，广大白地场上人头攒动。总计有数千人。会场正中搭起了公审台，台上挂着“公审恶霸地主冯金标”的大字横幅，特区自卫大队的战士和各乡民兵小分队的队员，在会场四周放哨。大会由特区区政府田井、杨明、沈一民主持，先由烈士平凡的爱人上台，揭露1941年初冯金标指使土匪暗杀爱国进步人士平凡的罪行。接着盐、棉民代表一个个怀着几代人的深仇大恨，上台作了血泪控诉。台下响起了“枪毙恶霸地主冯金标！”“为平凡报仇！”“为受害的穷人报仇！”的呼声。最后，区长田井历数了冯金标的累累罪行，宣读了抗日民主政府判处枪决冯金标的判决书，顿时台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冯金标立即吓瘫在地。接着，又宣布责令高森尧交付赎罪费2000万元，交保释放（政府将该款全数发给平凡的家属作为抚恤）。盐民普遍反映“现在真是踢翻了地狱见青天”。
三、开展统一战线，团结部分篷长、盐商，打开盐的销路
盐场是经济区，盐就是盐民的衣食来源，篷长、盐商要谋利，也必须通过收放盐。但盐的销售渠道，几经变迁。在抗日战争之前，传统销售地域是京（南京）、沪、杭一带。京（南京）、沪、杭沦陷后，盐的销路一度中断，后由国民党政府设运销处，运销内地与后方。到敌伪统治盐场后，敌人又夺取了这部分物资为他们的军需、民食服务。日本投降，盐区我们接管，盐的销路需要重新组织起来。当时有两个方向：一是利用原来一批篷长、盐商的关系，恢复传统的销盐渠道；二是通过海防大队与各根据地交通往来的关系，销往苏中、苏北、浦东、上海以及山东等地。前者就需要开展统一战线，做篷长、盐商的思想工作，特区区委和盐务局、三北税务局联合召开了部分篷长和盐商参加的座谈会，对他们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各根据地建设的大好形势；指出保护好公仓的盐，打开盐的销路是盐场各阶级、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这样，我们就联合了一部分盐商和篷长，争取了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孤立打击了少数最坏的，打开了一部分盐的销路。同时，由工作组派人共同参加称放，改革了称放中许多劣规，维护了盐民的利益，也使篷长、盐商有利可图。盐有了销路，我们税务局也有税收，并将所得拨了不少出来，购粮供应盐民。所以盐民对民主政府非常信赖。
四、实行减租减息，改善盐民、棉民生活
解放前，盐民用以晒盐的盐田和盐板，分属于各区地主、篷长。每块盐板大约长2米，宽1米，四周有高出一点的边，盐民将卤水挑来灌在板里，经日晒成盐。每板每年要交385斤官盐。地主、篷长就通过称放渠道，对盐民进行各种名目繁多的榨取。另外，地主、篷长还对盐田和盐板收取一定的租息。抗战初期，在地下党和政工队领导下，盐民曾发动过减租减息和保证永佃权的斗争，但盐场沦陷后，地主、篷长又重新加租加息。盐区解放后，盐民不但要求成为盐场政治上的主人，而且要求成为经济上的主人，要求少交租息，废除高利贷陋习和篷长随便加租、收田、收板的权利。特区区委根据抗日时期我党的政策规定，实行了“二五”减租，保证交租。经过群众评议，棉区减租由倒四六（即收获物交地主6成，农民只留4成）或对半分租，改为三七五、六二五分租（即收获物每百斤交地主37.5斤，农民留62.5斤）原来交银租的，减交25％。另外，在全区范围内，我们实行了分半减息。即按原来的借贷额，每月交月息1分5厘。原来的高利贷，借1元，起码要还月息2角，借1斗粮食，每月要加1升归还。所以高利贷好似盐民、棉民头上一把刀，往往把他们逼得卖儿卖女也还不清。经过减租减息，大大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同时我们又保证了交租、还账，使地主、债主也有进益。另外，在我们接管盐场之后，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受到盐区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欢迎。
五、发救济粮，解决盐民燃眉之急；趁热打铁，建立各种组织
盐民日夜盼解放，但解放后盐的销路却中断，一时组织不起来，使得盐民家里白盐满、肚子空。盐民仍在吃地瓜干、草子头，有的拾泥螺、挖黄蛤卖钱后买些糠麸、豆渣等充饥，这与他们高涨的政治热情形成最尖锐的矛盾。三北中心县委了解了这些情况后，火速通知各产粮区，往盐区运来了大批救济粮。特区区政府把救济粮逐批发给一些最困难的盐民，前后共发放20余万斤，解决了盐民的燃眉之急，让盐民由衷地感到“人民政府真是一切为人民”。
通过以上的政治斗争和经济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盐民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各区、乡纷纷建立了盐民工会、农会、民兵小分队，有的还成立了妇女会、青年会。全盐区盐民工会筹备会也建立起来，由沈一民同志负责。沈一民和薛诚都是盐区本地干部，又先后在盐区坚持斗争，和群众血肉相连，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一些工作深入的地方，我们发展了党员。这时，盐区地方党员除在建立特区前已参军、调出和牺牲的有：薛诚、沈一民、陈庭鲤（吕大千）、沈忠兴、陈炳潮（陈一品）、陆仁钿、钟逸人（钟芳澜）、郑元灿（郑克强）、胡乾坤、宣惠良（宣鹏）、陈成华等11人外，共91名，其分布情况如下：东三：屠金顺、苗纪渭、田国畅、杨张铨、孙永见等15人。崇德：应炳尧、沈明选等2人。福寿：沈明尧（沈士华）、苗纪良等7人。庵东：沈静耀、沈士芳等7人。高兴：马才钊、丁炳良等7人。大云盐区：王家生、林阿耀等8人。大云棉区：傅纪法、张炳贤、许元德、谢水裕、冯水堂、金则水等共35人。义四赵家舍头支部：赵永芳、赵钿芳、钱世荣等10人。
党员中的大多数都在各场公所、乡政权和各群众组织中担任了工作，起着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盐民通过一系列斗争和工作，同特区干部建立了鱼水之情。如9月下旬，有一天晚上，海边突然下了一场大雷雨，天气骤冷，西三区工作干部王琦（女）、沈寿文、刘文朴（女）睡到半夜，只觉得暖烘烘的，天亮醒来一看，原来是房东老大爷怕同志们着了凉，半夜里翻出自己珍藏的一件旧皮袄来，盖在同志们身上。
六、建立特区自卫大队，配合剿匪、反霸，保卫盐场
在特区成立之前，盐民参军一贯踊跃，先后已有20余人参加余姚中队（后编入四支队三中队），100余人参加了姚海自卫队，还有二三十人直接参加了我主力五支队和三纵队。盐区解放时，由于是重镇地处海口。敌伪占领的时间较长，情况复杂；日本溃逃后，流散人员也不少；加之各公仓的盐需要保护；偷运私盐需要侦缉。故特区一成立，上级就决定建立特区自卫大队来执行这些任务。沈一民同志一开始就动员了大云乡党员张尧忠（张侠）、郑钊德、冯军、陈炳纪、王炳法、王宝生等来参军，在他们的带动下，各区、乡又陆续有一些党员和青年来参军，搭起了自卫大队的架子。但枪支一时还筹集不到，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带着手榴弹去执行任务。后王仲良同志决定，从浒山区常备队里借调两个区队，由蔡大勋同志带来盐区帮助工作。这支队伍与各区工作组、党支部及不脱产的民兵小分队配合，在剿匪、反霸、清查敌伪物资、保卫盐场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成绩。到9月中旬，内战风云越来越紧，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又动员了各区党员、骨干、民兵小分队队员参军，队伍扩大到150人左右，因人多枪少，分调二三十人到海防大队。为加强对自卫大队的领导，经上级批准，调竹明山同志到自卫大队任指导员，进行了军政训练。北撤前，又从五支队一大队领来步枪四五十支，加上已有的二三十支，部队有些像样了。北撤途中，特区自卫大队全部编入我军主力三支队二大队。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年月里，转战大江南北，在国内、国外，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许多同志成了烈士，也有不少至今尚未载入烈士名册的无名英雄，人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七、揭露敌、伪、顽合流反共的罪行，进行反内战动员
1945年9月中旬，驻扎在我根据地四周的顽军，一步步向我中心区及我军所包围的各城市、交通要道紧逼。顽七十军已到天台，前卫一个师已进抵奉化；八十八军军部已到诸暨，前卫师（预三师）已进占枫桥并向绍兴推进；二十五军军部已到富阳，向杭州推进；三十二集团军司令李默庵已到诸暨。内战危机已经迫近眉梢。在浙东区党委和三北中心县委的统一部署下，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内战动员，召开了统战会议和群众大会，揭露敌、伪、顽合流反共的罪行，并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军民浴血抗战相对照，造成群众公愤。相继从组织上、物资上做好迎接内战烽火、坚持高度游击战争的准备。如精简一部分不适于高度游击战争的年幼、体弱人员；掀起又一个参军高潮；把一部分公盐运到四明山区等。盐区军民，由于有过去三次反顽自卫战争胜利的经验和盐区反敌伪“清乡”斗争胜利的经验，所以人心安定、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各项战备工作中。
八、妥善安排北撤
日本投降后，随着全国形势的急剧变化，党中央高瞻远瞩，作出了主动让出我江南8个解放区的决定，浙东根据地是其中之一。我们根据浙东区党委和三北中心县委的指示，妥善安排了我军撤退前的各项具体任务：（1）加紧销售公盐，筹集北撤经费。（2）迅速处理收缴来的敌伪物资，并搬运公粮来盐区出售，以回收抗币，避免群众损失。（3）动员已公开暴露的地方党员、在斗争中与当地反动势力结下深仇的基本群众，适宜战争环境，能随军进退的干部和民兵、基干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主力，壮大主力部队，以便对付北撤途中顽军的沿途截击，同时保证他们免受摧残。
（4）妥善安排一部分不能随军撤退的年幼、体弱人员，对他们的安全和生活出路给予指导和帮助。（5）安顿好军烈属的生活，每户发给粮食300～500斤。（6）动员、筹集北撤所需之船只，保卫海港安全。（7）交接好秘密工作。
正当我们在布置这些工作时，顽军已经占余姚城，并向我周巷镇三北中心县委驻地发起了进攻。我五支队一大队在张季伦同志率领下出击来犯之敌，毙、伤、俘敌近100人，其余狼狈逃回姚城；缴获长短枪近100支，其中四五十支正好用来武装了缺枪少弹的特区自卫大队。反顽自卫战争的第一枪已经打响，特区区委和区政府在此形势下，一方面枕戈以待，准备迎击来敌；另一方面更加抓紧时间完成北撤前各项任务。最后，于1945年10月6日我们随主力三支队挥泪告别了浙东。
那天，在余姚临山大丁丘的海滩上，，东一摊、西一摊地站满了正在和子弟兵话别的姚北父老、兄弟、姐妹，子弟兵豪情满怀地鼓励亲人要坚持斗争、沉着对敌，等待我们胜利归来。广大群众也信心百倍地表示，相信红旗会再在浙东上空飘扬。有一位老大爷，特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拾元票面的抗币，说：“我一定保存着它，等待你们回来。”好些棉区的群众，把一包一包的棉花塞到同志们手里，生怕秋凉天冷，同志们在外面冻着。少数地主坏蛋，他们斜着眼瞟着我军向北远去的身影，背地里发出了一阵阵的冷笑，窃窃私议着盐区共产党连“百日王”都没有做到。对的，我们只做了四十几天的“王”，但你们不要笑得太早，我们现在的撤退，正是为了将来要做“千年王”“万年王”不但做盐区的“王”还要做全中国的“王”！盐区在我党的领导下，坚持了3年零7个月，艰苦的地下斗争，，终于迎来了大军南下的子弟兵，盐区重新飘起了永远不落的红旗。
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盐区工作贯彻盐务方针保证盐税任务的决定①
（府财字第1633号）
1950年3月21日
全国盐务的基本情况，为产多于销，大量过剩。现在全国统一，引岸制度不复存在，全国盐斤竞销于市，我浙省盐斤成本高、质量低、运输不便、场区零散，管理既多困难，竞销更成问题，因此必须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公布“关于盐务工作的决定”对于浙西、宁属、台属、温属之零散小场，采取逐渐裁废的方针，这关系于广大盐民的，生活，是一个艰难的任务，这就必须加强盐区管理，严禁私晒、私煎、私卖，主动的有计划有步骤地从限产减产以至于废场转业，而不可放任自流，盲目发展。另方面中央为了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增加财政收入，决定提高盐税以来，私晒私煎私卖现象极端严重。本省一、二月份走私盐斤占产量百分之八十以上（走私一担盐等于损失二亩农业税），以至私盐充斥市场，官盐滞销，财政损失浩大，最后必致产量过剩更大，盐民自陷窘境，公私均蒙不利，同时也违背了全国的盐务方针，更增加了废场转业的困难。
所以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固由于走私利益甚大，部分群众生活困难，以此为生活出路；主要的则是由于盐区群众工作尚未开展，缺乏群众基础，盐区封建势力、奸商与匪特互相勾结，乘隙利用我工作中某些弱点与盐民某些落后思想，离间我与群众的关系，以便利敌在沿海之活动。因此盐区的问题，不仅是税收问题，同时又是政治问题与海防问题，而盐区组织力量薄弱，领导不统一，内部思想认识行动步调不一致，则是问题的关键。
省府为加强盐区工作，贯彻盐务方针，保证盐税任务的完成，特决定将盐场划为特区，建立统一领导。一、全省盐场按其范围大小划为以下三种特区：
（1）县级特区——余姚庵东盐场，划为一个特区，作为县级单位，采取单一的组织形式，政军民盐务全部包括在“盐务分局”一个机构之内并兼特区政府，分局内成立盐区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盐区工作，受宁波专署及省局双重领导。
（2）区级特区——中型盐场（如杭县之翁家埠盐场）及二个以上之小盐场距离不远者（如绍兴之钱清盐场，北监之泗头陡门盐场、温属之长林盐场、双穗盐场等）各划并为一个特区，作为区级单位，业务上设盐场管理处或中心场务所，行政上设盐场区政府，共同建立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受各该管县府及业务系统之双重领导。
（3）乡级特区——过分分散之小盐场与其他盐场距离过远，不能划并者（如鄞县之大嵩场、镇海县之穿长场、镇海场，台属之金清港、北山海、竿篷、正鉴仓、坞根、沙潺塘、青屿、三角塘、上廒、建康、健跳，温属之沿浦、杨屿门、象岗、缪家桥、潘河等场），各划为一个特区，作为乡级单位，业务上设场务所，行政上设乡政府，共同建立委员会统一领导，受各该管区政府及业务系统之双重领导。
各级特区之具体区划，由各该管政府商同当地盐务机关划定之。
二、盐场特区之划并，应根据以下几项原则：
（1）特区之划定，应结合考虑盐场之前途，凡有长期存在与发展前途之盐场（如余姚庵东盐场），划区时应尽量将棉区稻区划出，力求盐区单纯化，但与盐民生活有密切关系之市镇（如庵东镇）则需划入。凡没有存在价值而须准备条件废场专业之盐场（如宁属、台属、温属、浙西之零散小场），划区时应根据将来废场转业之需要，划入必要之一部分农区。凡没有发展前途，但需要保留一部分盐产，以供应自然销区之盐场（如北监之泗头陡门场、象山玉泉场、温属长林场等），将来要保留其条件较好（成本较低产量较高，运输便利场区集中）的部分，而裁汰条件较差的部分。因此，划区时亦须考虑划入必要的农区，以便于结合土改裁废转业。
（2）特区之划定应以盐场为主，适当归并——凡一个盐场或二个以上之小盐场距离甚近，而行政区划上分属于二个或几个专区、县、区或乡者，划区时应以盐场为主，适当归并，以求盐区领导统一与集中，如翁家埠盐场，原分属海宁、杭县及杭市三个单位。浙西一个小场分属于几个区、几个乡者，应视其原来分属地区比例大小，领导便利等条件，归并为一个特区，归属于一个单位领导。
（3）盐场特区带有工场性质，而又复杂分散，不易管理，其区域应较农区之区、乡为小，一般的应以原有之场务所范围划为一个乡，三个至五个乡划为一个区。
三、盐场特区的领导：
各级特区均实行统一领导，业务由系统领导，其余一切工作均归各该管地方政府领导，而在各该特区之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统一之，上级业务机关之决定、指示、法令，盐区政府应保证贯彻执行，有不同意见时，应一面执行，一面分头向上级政府及业务机关报告，由上级双方商讨处理。
四、盐区特区的编制与配备：
盐区带有工场性质，除个别场区外，绝大部分均又十分零散，僻处海边，地区狭长，盐、农、渔业夹杂，因此，其机构编制与配备，应有所不同。盐区政府一般的均应双套配备，设正副职；盐业比重大，其他比重小的特区，应以正职管盐业，副职管其他；盐业比重小，其他比重大的特区，则以副职管盐业，正职管其他。干部质量上应依照中央以最好的干部掌握税务工作的原则精神，结合此次整编，加强配备。
盐区编制由省统一规定，各该有关地区之各级地方政府应迅即在整编前将各级特区划好，有关二个以上之县、区或乡者，应由上级政府负责归并，决定划交一个单位负责领导，并立即着手按照省发编制，整编配备。翁家埠场原分属海宁及杭市之部分均划出，归杭县统一管辖领导，由杭县会同盐务机关与海宁、杭州市会商划定，并即由杭县负责整编配备。
五、几项具体要求：
（1）在四月半以前将特区区域划好，组织机构，整编配备健全。
（2）争取在四月底以前做好开展盐区工作之必要准备工作，以专署或县为单位召开一次盐民代表会，讨论盐务方针，提高质量，减低成本，实行限产减产，酝酿废场转业，反对私晒、私煎、私卖，缉私护税，及发动与组织盐民群众等问题，作为一般号召，并有领导有重点的进行盐区群众工作，创造典型，吸取经验，然后逐渐展开，稳步前进。
（3）扩大宣传教育，在各种会议上打通干部思想，克服片面的群众观念，宣传盐税提高的必要与重要，组织群众缉私护税运动，统一力量，为保证国税任务、克服财政困难而奋斗。
（4）有盐区的各级政府应确保盐产方针的贯彻、盐税任务的完成，要求自五月份起各场区走私减少到占产量的百分之十到三十，以后逐月减少，以至于完全消减。
（5）在土改准备工作中有零散盐场的地区，应有意识有计划地对盐区进行调查研究，预先考虑好在土改中如何结合废场转业的方案，以免临时陷于被动，增加困难。
以上希坚决执行，并将执行情形报告省府。
主席 谭震林
1950年3月21日
庵东镇、乡合并文件①
庵东盐区人民政府报告
（府字第172号）
1954年2月18日
事由 为撤销庵东乡政府备案 由主送机关 余姚县人民政府
兹有本区庵东乡原有镇政府、乡政府二重组织，由镇工委统一领导甚为不便，特别是普选即将开始，对选举就是很困难的。区委研究统一设立镇政府，撤销原来乡政府机构。对这问题已有区委请示，经县委同意，现特再报告备案，并请下令撤销庵东乡人民政府，以利工作。
区长 李平 印
浙江省余姚县人民政府批复
〔民（54）字第01960号〕
1954年3月6日
事由 为复同意庵东镇与庵东乡合并成立镇政府 由
庵东区人民政府：
二月十八日府（54）字第172号报告悉，经报请省政府民政厅民（54）字第1307号批复“为便利工作，同意将庵东区之原有庵东镇与庵东乡合并，统一设立镇政府，撤销原乡政府机构”。以上希即遵照执行。
抄知
县委 县普选办公室
余姚县人民政府 印
直挂云帆济沧海
（《桥南明珠——庵东》序）①
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非文字莫属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了文字，我们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将成为一片空白，我们至今仍将生活在一片混沌愚昧之中。难怪乎传说仓颉造字时，风狂雨暴，电闪雷鸣，惊天地，泣鬼神，可见人们对文字是如何的崇敬了。也因此，当庵东镇党委、镇政府集体研究决定要编印出版一本记载庵东自古以来的地理风物、民俗风情等人文历史，体现庵东人民顽强拼搏、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反映改革开放以来艰辛创业的风雨历程和巨大变化的小册子的消息传开后，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这是一件顺乎民心、合乎民意的大好事。
庵东镇要编印这样一本书是完全有必要的。庵东，作为三北平原上的一个重镇、革命老区，虽然成陆的历史不长，却有着厚重的文化意蕴，纯朴的海地民风、优良的革命传统。由于它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使它在与兄弟乡镇相比中，更加光彩夺目、异彩纷呈。早在清末民国初期，庵东就是闻名遐迩的浙江盐都，而在相隔百年后的今天，举世瞩目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南桥脚又坐落在这里。海涂文化、移民文化、盐文化真正在这里得到了印证。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过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诞生过多少名垂千古的英雄豪杰啊！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庵东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创业、乐于奉献、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给后人留下了最宝贵的财富。用文字的方式把这种精神留传下去教育青少年，让子孙后代从中汲取无穷的力量，更好地建设我们美丽的家乡，实在是功莫大焉。这本书的编印出版不仅是庵东人民的一部创业史、斗争史，更是一本激励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乡土教材。从这个角度来说，编写出版这本书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编书的本身。
要编写这样一本书又是完全可能的。近百年来，发生在庵东的盐民暴动怒潮，燃烧在庵东大地上熊熊的抗日烈火，庵东人民战天斗地、围海造田的伟大壮举，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庵东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城镇面貌的日新月异，各项社会事业的欣欣向荣——所取得的业绩和成就、所体现出来的勃勃生机和靓丽的青春风貌以及庵东人民为建设家乡所付出的汗水和心血，都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料，这是写好这本书的前提和基础。
为此，庵东镇领导班子下了决心，从前年春上开始，成立了编委会，组织了写作班子，发动并抽调精兵强将，开始了本书的编纂工作。历时两年多，现大功告成。翻阅册子中的每篇文章，你会进一步认识庵东，了解庵东，热爱庵东，并汲取用之不尽的勇气和力量！
世界上所有的列车都能去而回返，只有时代的列车是一去不再复返了。一切荣誉只能属于过去，我们寄希望于将来。勤劳勇敢的庵东人民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们在已取得荣誉的基础上，满怀豪情地构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更新、更美、更富庶、更文明的现代化滨海城镇——庵东，将像初升的朝阳在三北大地上冉冉升起……
权作序。
中共庵东镇委书记史建范
庵东镇人民政府镇长周国爱
2006年8月
《海星村志》序一①
近年，全国正在启动或进行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根据慈溪市人民政府“各地在完成市志协编任务的同时，可启动镇志编写工作”的要求，庵东镇于2012年初正式启动《庵东镇志》编写工作。至于编村志，上级单位并没有明确要求，而海星村在2011年初就着手组织《海星村志》的编写工作了，足见中共庵东镇海星村党总支和村民委员会的远见卓识。他们在抓紧发展经济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视对社会结构、人文生态、文化发展方面的研究。他们深谙志书“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愿意在这项功在当代、惠泽后世的文化工程上投入精力。在市、镇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帮助下，经村领导和编纂人员近两年寒暑不辍的辛勤耕耘，“有志者事竟成，”今天，《海星村志》乘着全国人民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的强劲东风应运而生了。它不但是庵东镇有史以来第一部村志，而且还开了我镇志书编修工作的先河。这是海星人民落实十八大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为镇志编写、为我镇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也为今后全镇各村、
单位重视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开了个好头，做出了榜样。在此，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海星村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村落形成的历史和变化过程，完整地展现了自清咸丰以来150多年间村域内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保健、村民生活、风土人情等方面的演变轨迹；真实地记载了150余年间海星人移居海隅、开发海涂，围筑海塘、抵御潮患，几改盐田、提高产量，改盐为农、经营棉花，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光辉业绩。志书史料翔实，文字平实，是一本了解海星的“百科全书”是一
本激励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乡土教材，既便于阅读，又值得收藏。在书，里，慈溪市的海涂文化、移民文化、盐文化得到真实印证，庵东人民艰苦创业、乐于奉献、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得到具体展现，历代海星人那种淳朴豪爽的民情风俗得到形象反映。
读完《海星村志》，令人感慨万千：昔日的海涂荒滩今已别墅成群、绿树成荫，成为“慈溪市镜头中最美的村庄”；旧时的穷乡僻壤，现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成为连接沪、杭、甬三大城市交通枢纽的中心和接入点。海星人接轨大上海，过上了过，去做梦也没想到过的城里人的生活。但是，我们特别是海星青年人，不能忘记150余年间为开发建设海星这片热土付出辛劳、流血流汗的先人和前辈；不能忘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拯救了在死亡线上挣扎了百余年“盐白头”使海星人当家做主，吃饱穿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富民政策使我们富起
来奔小，康。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是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紧紧抓住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带领全村人民建设了新海星。海星人150余年的创业史，海星村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巨大进步，特别是并村10余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的一切确实值得我们大书特书，而《海星村志》的编写和出版了却了海星人的这一夙愿，村领导真是做了一件顺乎民心、大快人心的大好事、大实事。
编修志书，为记载历史，缅怀先人，踵而继之，延绵子孙，造福后代；研读志书，可了解古今，认识社会，发现规律，趋利避害，继往开来。海星村应以《海星村志》出版为契机，继续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让全体村民读村志，使大家进一步认识海星，了解海星，热爱海星，以凝聚人心，激发热情。特别要使海星的青年人知道今天的海星是过去的海星发展的结果，是海星的先人艰苦创业的结果，教育他们勿忘过去，勿忘先人，珍惜今天，尊敬长辈，教育他们发扬先人顽强拼搏、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海星而努力奋斗。村镇干部要研读志书，从中了解社情民意，以加强工作的针对性，减少盲目性，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要从历史上所走的弯路中吸取教训，从前人取得的成功中获取经验，以求更好地做好各项工作。另外，《海星村志》还是海星村向外介绍宣传海星的一张亮丽的名片。让来海星村检查指导、观光旅游、学习取经、走亲访友的上级领导、兄弟单位、亲戚朋友等，通过阅读《海星村志》，了解海星村、熟悉海星村，以便他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和参与海星村的建设和发展，促进海星村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兴旺发达。
过去，海星人民写下了海星村辉煌的创业史，现在，海星人民又满怀信心地谱写着海星村的发展史。我们衷心祝愿海星人民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在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的领导下，开拓创新，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努力实现新的突破和新的跨越，使海星这颗杭州湾畔的新星更加熠熠生辉。
中共庵东镇委书记 方健
庵东镇人民政府镇长 林利挺
2013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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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庵东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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