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盐（农）民收入
  清雍正年间（1723～1735）至民国时期，盐民收入得不到保障，生活甚为艰难。不仅承受沉重的劳役和繁重的苛捐杂税，还要受篷长、廒商、高利贷者的多重盘剥。盐民常常入不敷出，生活饥寒交迫。丰收年景，尚能勉强糊口；平常年间，度日艰难，“糠菜半年粮”；遇上灾害、战乱、疾病，只得挖野菜草根充饥，或逃荒要饭，甚至卖儿鬻女，家破人亡。
  民国11年（1922），据余姚人屠急公（从事乡土教材采编者）赴余姚盐场调查，对盐民生活作这样描述：“盐民日赴盐场，‘早起鸡啼，晚间星齐’早出晚归，终日营营，无时休息，胼手胝足，不胜其苦。夏则烈日熏炙于上，鹾气蒸逼，于下，汗水涔涔，扬尘涂体，有时晕厥场地，无人照见，生死存亡不明，有时痧发，救治乏药，亡者屡有所闻；冬则朔风凛冽，衣蔽败絮，涕下成冰，手足开皲，肌肤裂血。至于天雨则修补破衣，纺纱织布，开晴则拖泥、栈咸泥，扛收盐板，蓬头跣足，栉风沐雨，身体虚弱者每致疾病，孕妇之苦尤甚。饭食粗粝，菜鲜鱼肉，肆以白菜、苋菜根佐食；住蓬壁茅舍，聊避风雨。遭风灾潮患，淫雨久旱之年，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台风侵袭，盐板飞扬，尽成粉齑，缸桶击碎，住舍倾颓，洪潮淹没，一切器具随波逐浪而去，生产为之摧残。噫！最劳苦最穷困，其为盐民乎。”盐业生产劳动负荷沉重，盐民多患腰弯背驼之病。时传有“嫁女莫嫁海沙边，四季没有好衣穿”之说。
  民国28年（1939）10月3日《新华日报》发表的《饥饿线上的余姚盐民》载：庵东盐民，一年中能吃上米饭的日子很少，大多以吃番薯、麦碎度日；住的是矮小、阴暗的小茅舍，没有窗子和阳台；穿的是打满布丁的蓝布短袄。
  民国30年（1941），日本侵略军侵占庵东后，日伪军以竹篱笆围隔盐场，廒商停收积盐，盐民无收入来源，衣食无着，冒险钻篱笆以盐换粮，常被日伪军刀斫或枪杀。时盐民或挺险走私，或借高利贷苟延残喘，或在家受冻挨饿，其命岌岌可危。
  民国37年（1948），币值狂跌，收购盐价每担（相当于100斤）折米10斤以下，仅为盐米传统比值“担盐斗米”（一担盐兑一斗米）的三分之二，1949年解放前夕，又降至三分之一，盐民生活更趋煎熬。据民国37年板晒区余姚场盐民经济状况调查，盐民主食：大米占79％大麦占6％番薯占6％豆类4％玉米占5％。生活水平：赤贫户占总户数的21％穷，困户占49％，生活尚可维，持占30％。，东二区六灶村统计：全
  村147户家庭，主食大米，1户，大米兼搭，杂粮71户，以玉米、番薯干、草子、糠麸为主食的75户。其中75户中，讨饭的40户，卖儿鬻女的4户。住宅：住瓦房13户，住破草舍123户，住火筒舍的11户。
  附：民国时期官府、丁堂、廒商、篷长等对盐民的盘剥
  （根据2004年版《慈溪盐政通志》材料整理）
  一、地（板）租、苛捐杂税
  民国时期，盐民除了交繁重的地（板）租外，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赋税。民国元年（1912），六仓丁籍人员，沿清代旧习，在春冬两季，向盐民收取一定的漏碗小租（税），但对白地、盐板所有者不收费用（民国16年革除此制）。民国35年，盐业工会每年向盐民扣盐每板2斤，盐民盐资内再扣0.5％；盐资内扣除的还有福利乐捐2.5％场商办事处经费扣1％，盐场建设费扣1％。壮丁安家费，民国36年，为每户每年60米，翌年改为每口48斤米；乡公所办公经费每年每板1斤盐，县政府附加4斤米（教育补助费2斤，劳军费2斤）；商人购卤晶，由硝董向买卖双方征收盐场学斤，堂经费每担6分9厘，实际拨给学堂经费每担2分，余为硝董私吞（1918年取消此费）。盐民租地租板，以年计算，地分上、中、下沙之别。1949年调查，上沙每板租盐70斤，中沙80斤，下沙100斤；亦有以银元计租者，每板每年付租金1元（相当于盐123斤）。此外尚有拼晒拆账计算的，四六分成、对半分成的。
  二、强占卤地，逼迫卤民辟地交租
  明代定下“子母传沙”之制，一直延至民国。“子母传沙”规定：灶民向丁主（堂）租赁或购买海滩卤地刮淋蒸卤，卤地淡化后，丁主在下段沙涂添涨处筑圩开垦，如无力筑圩，则可立契转卖，由其他丁主筑圩开垦。筑圩形成的卤地和原淡化卤地，均归丁主所有。清雍正以后，丁主常执“子母传沙”之制，聚众筑塘，霸占灶民海滩卤地，逼迫灶民迁往塘外新辟盐地。由此，常常引发灶民与之械斗之事，械斗造成灶民房屋、器具、卤缸、漏碗、泥垛等悉数毁坏，给盐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灶民新辟盐地，照例缴纳小丁租，此项租费，光绪六年（1880）每亩收100文，民国时期，每只漏碗收洋4角，民国19年（1930）始取消。
  三、廒商、篷长盘剥
  1.拖欠盐款，强行赊销
  清光绪六年（1880）立廒设篷，篷长为廒商收盐，廒商把盐款付给篷长，篷长谎称盐款未到，不予发放，将款移作他用，购进柴米、油酱、茶醋、南北杂货、生产器具等，转而赊销给盐民。盐民的盐款在篷长手中，不得不买篷长的商品。逢年过节，篷长强销应令商品，其价大大高出市场。盐民明知吃亏，但敢怒不敢言，到盐款结账，到手的现钱所剩无几。
  2.私制重秤，克扣斤两
  民国17年（1928），盐场收盐用秤，规定必须经过场署检验过烙，不准私自打用。但廒商、篷长为谋私利，相互勾结，私制重秤。明明百余斤盐，在他的秤杆下却不到百斤。公仓收盐之日，篷长借机克扣斤两：一是用捺秤的手法，篷长执秤收盐，常常手指捺秤，看去似平，实际每箩盐少报5～6斤，多者10余斤，盐民不敢不依；二是毛判，多借超过收盐时间或天气变坏之故，肉眼毛估入仓，100斤盐往往估作80斤左右；篷长的另一花样为“吃空码”，在收盐时虚报花码（夸大盐斤总量），向廒商冒领盐款，不足之盐则从盐民头上克扣。
  3.“余盐”压价，中饱私囊
  光绪六年（1880）至民国时期，将盐民所晒之盐分为“额盐”“余盐”。“额盐”廒商必须收购；多出部分“余盐”，廒商可收可不收，但不准盐民私自出售或贩运。廒商、篷长不收余盐，则余盐无出路、盐民无收入。余盐价格，全由廒商、篷长决定。其中有“明价”“暗价”两种。“暗价”款额高于“明价”。廒商付给篷长的是暗价，篷长给盐民的是明价。廒商将余盐收入仓，过秤放运销出，得到又比“暗价”更高的价格。因此，盐产丰收年，盐民还是多产不多收。
  4.放“箩洋”“生盐钱”收高息
  民国16年（1927）沥出的苦卤，经过冬季沉淀，结成冰块（卤晶），在清明节前后，由诸暨、义乌等县山民购去作壅田之肥料。农历的年末，由篷长介绍并担保山民来盐场订货，山民向篷长预付定洋（箩洋），以作购买竹箩之用。年末，篷晒盐，、浦江，长预发盐户箩洋80元，到次年卤晶运出结款，篷长向盐户扣回100元。这样，篷长一转手就得20元。最狠者为“生盐钱”年末，篷长借给盐民款项，次年三四月份发放第一期盐款时扣还，借期、利息按一年5，分息收取。
  5.盐板过烙，搜刮盐户
  民国10年（1921），场署名为保障盐民正当盐板权益，以防私板充斥、余盐过剩，呈准检查全场盐板，并逐块编号烙印。编号烙印费每板收1角，如不及时交费，则推迟编号，或作为余板封存并停止晒盐。所收钱款，为场局、篷长、区董等侵吞。
  6.制钱折银元，兑换打折
  清代与民国时期市上流通的制钱（铜钱），规定1000文折合银元1元，廒商从民国5年（1916）开始，结付盐款以1090文折合银元1元，无形之中，1元盐款被剥去90文，此种兑换持续十年之久。民国16年，在盐民的重压下，始终止。
  7.小仓秤放，祸害盐民
  民国13年（1924）场署规定，廒商秤放盐斤只能在廒仓，不得直接在盐民小仓秤放，否则视作私运，严加，处置。廒商见市场盐斤供过于求，不愿垫资积压，常常拖延额盐收购；市场供不应求时，廒商与篷长勾结，利诱盐民，直接到盐民小仓秤放。此事一旦被场署查实，盐民小仓储盐一律变价充公，盐民一年的辛苦化为乌有，而廒商、篷长则毫发无损。
  新中国成立后，铲除剥削制度和苛捐杂税，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盐民收入逐年增多，生活开始好转。1952年，宁波专区庵东特区对东一乡第五村贫农、中农、富农典型户调查显示：1951年，每户人均收入120.9元；1952年，每户人均130.05元，年收入增加6.97％，日用品购买力增长3.3倍。农业合作化运动后，盐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基本生活得到保障。1960～1962年，物资极度匮乏，粮食低标准供应，盐民生活艰难，不少女子脱离盐区嫁至农区，以致盐区男女比例失衡。又据东三人民公社第三生产大队调查：当年嫁至农区姑娘13人，而农区无一姑娘嫁至盐区；19名婚龄青年无钱娶妻。其他生产大队也有类似情况。1963～1968年，盐区连年丰收，盐民生活改善。尤其是1967年，盐业大丰收，户均收入1348元，大部分盐民翻改瓦房，添置家具。时传有“（19）67年大丰收，钞票到温州（指购买木材）；（19）68年大丰收，钞票到窑头（指购买砖头）”之说。
  1970年代，大多年份盐业歉收，年人均收入徘徊在100元上下，盐民赖渔业、副业和自留地收入弥补家用。靠近七塘的，以编草包、草帽为副业；近杭州湾的，以近海捕捞为副业。1980年代，受围垦和自然因素影响，海水淡化，盐业生产经济效益低下，大量盐田改为农田。盐业收入比重下降，新改农田出产微薄，盐民依靠副业和发展多种经营弥补不足。2001年，全部盐田改为农田，盐民成为农民，农业收入较之盐业收入有了提高。
  1950～1980年代，境域专事农业的生产大队，农民人均收入与盐民略有差异。1950～1979年，盐民人均收入略高于农民；1980年以后，盐民人均收入低于农民。
  1980年代开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经营自主权扩大，从单一的盐（农）业走向多种经营，盐（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减弱，大多数家庭可腾出劳力从事其他经营，盐（农）民人均年收入开始增多，生活水平随之提高。1987年末，对盐改农的西一乡钱江村288户农民调查：新中国成立前，有瓦房25间，余为草房，至1987年，全村已无草房，瓦房增至885间，其中楼房165间。全村有自行车432辆，摩托车7辆，黑白电视机120台，彩色电视机15台，收音机200台，手表504块，录音机45台，缝纫机144台，金首饰202件，储蓄存款23.04万元，人均储蓄274元。1990年代，农民人均年收入提高幅度加快，据海星村人均收入调查资料显示：1995年，人均收入4803元；2010年达到12818.00元，户均存款约2万元以上。
  1990年代中期后，由于知识技能、经营方向、理念等的不同，农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少部分有知识技能、经营头脑的人或弃农经商，或兴办企业，或承包工程，或兴办种植、养殖场，年收入多者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成百上千万元；大部分农民家庭，年收入在1万～3万元。
  进入21世纪后，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趋小。农村青壮劳动力多在企业务工或外出打短工，农民主要收入来自务工和副业生产。2016年，农民人均年收入27273元。
  职工收入
  民国时期，境域城镇居民或自谋职业，或被雇主雇佣，主要从事小手工业、小商业、交通运输业。劳动无保障，收入亦无定。民国17～20年（1928～1931）余姚工商事业状况调查资料记载：县内工厂工人每月6～15元不等；短工按日计酬，，每日0.3～0.6元不等。手工业者按不同工种计酬。抗战胜利前，篾匠每日0.25元，专业木匠、泥匠每日0.45元，店员每月8～20元不等。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物价飞涨，工资以大米折算，篾匠每工5～6斤，木匠、泥匠每工10～12斤。民国35年，石匠每工4200元（法币，下同），木匠、泥匠每工3200元，篾匠每工2300元，裁缝男工每日2600元，女工每日1800元，店员每日2000元上下。
  民国36年（1947）教师工资分四等十二级。根据庵东盐工子弟学校工资统计，最低四等三级月底薪50，元（金圆券），最高一等一级月底薪120元，101位教师月底薪总额7990元，人均月底薪79元。后因战事频繁，物价动荡，部分工资以大米计发。民国37年2月起，公职人员每月配发中等食米3市斗，技工、工友月配发2市斗。
  解放后至1952年10月，公职人员按粮薪制计发工资。1951年，庵东盐区人民政府规定公职人员平均月薪200斤大米，教师的生活补助费按机关公职人员的8折计发。
  1951年3月以后，工商、手工业者由分散的个体工商业、手工业组成同行业工（公）会、生产组，负责承揽和分配生产业务。各同行业职工工资基本趋于平均。不同行业工资收入不等：泥匠、木匠每天1.45元，石匠1.74元，簟匠、裁缝1.16元（已折合为新人民币，下同）。
  1952年10月后，机关公职人员改粮薪制为工资分制，工资按工资分多少、评级计发，分值由当月《浙江日报》公布确定。时全省教职工平均工资分118.9分，庵东为128.93分。工资分制使1953年人均年工资比1951年增长24.2％。1956年，国家实施第一次工资改革，机关人员按行政级别计资，月工资人均24～47元；中学教师月工资人均56.18元，小学教师月工资人均39.55元。
  1956年，工商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城镇职工成为全民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一员，职工劳动、工资才有保障。据1956年统计：庵东工业企业在册职工年人均工资542元，比1950年增加26％。对无固定职业的城镇居民，政府创造条件，鼓励自谋职业，组织发展个体小手工业或小商业，生活基本得到保障。
  1963年后，中小学教师工资作过多次调整（详见第二十一编《教育科技》有关章节）。
  行政、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自第一次工资改革后，未曾普遍加薪。1972年，对机关、全民企事业单位的低工资人员作调整，调整面5％，调整级差不低于5元。1981年10月，国家机关和卫生系统73％以上的工作人员晋升1级，极少数晋升2级。
  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初，农村社队企业得到发展，社队企业职工工资采用交队、记工分加补贴的办法：80％～90％的工资交生产队，10％～20％的工资归职工本人所有。1982年开始，社队企业职工工资不再交生产队，归己所有。
  1986年，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每人月增资10～16元；企业职工每人月增资12元以上。1987年，县、区属大集体职工人均年收入1300元以上；乡镇、街道企业职工，人均年收入为1100元左右；个体手工业者日工资为5元。
  1988年，教育系统在首次职评后实行职级工资制。
  1992年后，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制，企业由私人承包经营，职工为私营业主雇佣，职工工资由私营业主决定。各承包企业因经营效益不同，企业职工的收入略有差异，年人均收入一般在3500元左右；个体手工业者日工资增至30～50元（含供膳）。
  1993年10月，行政、企业单位实行职级工资制，企业提高工资标准和延伸工资等级标准，职工收入稍有增加。
  1994年9月开始，国家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制，境域内职工工资，按照慈溪市城镇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基础上上浮。私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在国家最低工资标准基础上，由私营业主根据经营效益自行确定，年人均工资一般在6000元左右。2000年，对私营企业3367位职工调查，人均年薪11466元。2005年，对9558职工统计，人均年薪13800元。2011年，对10209职工统计，人均年薪32636元。2016年，规模企业职工人均年薪52400元；个体手工业者日工资160元以上。
  2000年，庵东镇卫生部门职工人均年薪25636元；2005年，人均年薪56677元；2011年，人均年薪8万余元；2016年，人均年薪132449元。
  2000～2011年，庵东镇教育单位职工人均年薪与医疗卫生部门职工每年略高一点；2016年，教师人均年薪150455元。
  2000年，庵东镇机关公务员、机关事业编制职工，人均年薪20763元；2005年，人均年薪44020元；2011年，人均年薪10余万元；2016年，人均年薪183664元。
  从储蓄看，1980年代中期前，大多数农民家庭积蓄不多。1980年代前，部分家庭年终分配是超支户（俗称“倒挂户”）。1978年，海星村65户家庭调查，其中5户为超支户，占7.7％；48户收支相当，占73.8％；12户微有积余，占18.5％。1980年代中期后，收入逐年增多。2000年前后，一般农民家庭收支趋于平衡，少部分人略有积蓄。进入21世纪后，企业双职工（夫妇均为职工）家庭的收入，除去日常消费和非消费性支出外，已有积余；2010年后，事业单位双职工家庭，一般年积余10万元以上；机关公务员双职工家庭，一般年积余15万元以上。
  2000年，境域居民存款余额7784万元，人均储蓄1691.25元；2005年，存款余额4.82亿元，人均储蓄10514元；2011年，存款余额10.57亿元，人均储蓄13159.2元。2016年，存款余额32.67亿元，人均储蓄44672.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