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庵东人民具有光荣的反压迫、反剥削传统。如清同治末光绪初盐民反“毁二留八”斗争和民国11年（1922）9月2万盐工大罢工。民国13年（1924）7月23日盐民大暴动，更是被载入中国工人运动史册。
民国15年（1926），建立今慈溪市境域最早的中国共产党支部——中共坎镇支部。党领导牛车工人罢工、夜袭缉私营、到秤放局闹荒、建立盐民协会、公审盐霸、“吃大户”捉盐霸、反廒商割“洋尾巴”、斗“庵东商团”等斗争并取得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盐民进行抗日救亡，建立抗日团体和武装，反“清乡”、同日伪及盐霸进行一系列斗争。抗战胜利后，民国34年8月，建立今慈溪市境域第一个民主政权——庵东特区政府，组建特区自卫大队，领导盐民斗恶霸、实行减租减息等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开展反“清剿”和策反等斗争。
庵东人民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62位优秀儿女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而血洒疆场。1985年3月，东二乡、东三乡、西二乡、西三乡被宁波市人民政府认定为抗日战争时期革命老区。1992年12月，境域33个行政村被浙江省民政厅认定为革命老区村。
第一章 全面抗日战争前盐（农）民斗争
自清朝以来，盐民一直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封建势力几重压迫和残酷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因而，庵东盐民具有顽强反抗性和敢于斗争精神，对压迫和剥削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第一节 民众自发斗争
反“毁二留八”
清同治末至光绪初，盐板晒盐只有私晒。光绪六年（1880）余姚、岱山盐场私板充斥，两浙盐运使清查板数，余姚场计22.56万块。遂厘定计丁授，板之法，每丁给板6块，按户编额，减半留半，烙以官印，称为官板。全场实留18.11万块，官板之外禁止私增，并置篷长以钤约板户。称“毁二留八”从此盐政管理就由聚团公煎，改变为控制盐板、限定产额等法。一时盐场人心惶惶，，盐民把多余的盐板暂时藏匿起来。西二区盐民丁宝根因生活过不下，想多晒点盐度日把家藏的私板拿出来晒盐，结果被当局发现遭全部私板查封，丁母呼天抢地，号哭不，息，激起众多盐民同情，引起全场盐民对当局不满。场公署得悉后，认为“私板不毁，民心不死”。为杜绝后患，在全场设立十余个营篷，驻扎盐警挨户搜索，强迫盐民交出私板，并当场劈毁。盐民非常气愤，互相串连，聚众而起，捣毁营篷，驱逐盐警，但最后仍被清政府镇压。
大罢工
民国11年（1922）9月，庵东盐场2万盐工，为要求废除苛捐杂税，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
反饥饿
民国12年（1923）秋，姚北连遭大雨，大批棉田受淹，盐板被浸。百姓生活无着，政府官员却置若罔闻。庵东盐场盐商、富商非但不加体恤，反而依仗洋人欺压盐民。灾民忍无可忍，便结群向廒商、篷长要求救济，谁知官商不但不赈济灾民，反而唆使盐警向饥民开枪，由此激怒群众，引起械斗。事后，廒商又买通当局，诬指灾民劫夺盐警枪械，派兵到姚北大肆搜捕，勒索赔款。许多群众无力承受再三敲诈，皆露宿野外避之，有家不能归，生活更如雪上加霜。后在保德乡自治委员、余姚县议员费德昭支持和带领下，盐民奋起抗争，历时半月，最后当局慑于众怒，又恐造成不可收拾局面，不得不撤走盐警，释放被捕灾民。
“七二三”盐民暴动
民国13年（1924）初夏，庵东盐场盐务当局为杜绝私盐，决定废除盐商廒仓，建立“公仓”要盐民把原来定期五日或十日一次交盐办法改为每日送入公仓，不得留家过夜，违者，以贩私盐论处，没收并罚款。盐民对于交盐，本来意见很大，再加上秤放局官员、廒商、篷长及称手等刁难，往往卖盐要等半天，甚至有整天排队还交不进盐仓。现在改为每天交盐，影响生产时间，因此一致反对。盐民推选陈庆高（庵东集镇）、严美生（高王路）、沈成钊（新湾路）、钟孝运（四灶路）为七区代表，各区也纷纷选出代表，组成盐场领导斗争的组织，在庵东集镇万嵩庵举行代表会议，一致决议：①反对每日向公仓交盐苛政；②缴还晒牌；③农历六月二十二（公历7月23日）举行全场罢工，并游行示威。会后，各区都作了充分的宣传组织和其他准备工作。7月23日凌晨，各区分头鸣锣为号集队，盐民揭竿而起，以围裙为大旗，扛着晒牌、铁扎、铧锹，手执无数小旗，上写“反对设立公仓”“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秤放局”等标语，从四面八方进入庵东集镇。上午七八点钟，镇上集结了1.2万人，向盐场公署请愿，而场公署大门紧闭，场长黄庆澜避而不见。于是，盐民们气愤地拆去篱笆桩，砸破玻璃窗，并将晒牌统统掷在场公署门前。场公署依然鸦雀无声。此时，有人高喊：“打秤放局去！”于是，示威游行的人们涌向秤放总局（秤放总局设在庵东集镇宝兴弄的张如昌家），一见秤放局同样四门紧闭，人们跳上屋顶，揭瓦而入，打开大门，占领总局。盐民们怒不可遏，见物就砸，把办公用具全部捣毁，把秤放局官员的衣服、帐子全部掷进粪缸。此时，大队盐警突然从轿店弄堂冲出来，向手无寸铁的盐民开枪，当场打死冯惠钊、鲁正高、应阿表、洪卫照和阿丁妻等5名盐工，受伤者不计其数，血流满地，惨不忍睹。
这一惨案激起盐场各界人民公愤。全场盐民立即举行总罢工。教育界进步人士许深洋、蒋子光、徐寿卿、屠居秀等召开全场各小学校长紧急会议，誓做盐民后盾，支持盐民继续斗争。次日，发动1000余名师生上街示威游行，广贴标语，“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反对苛政虐民”“誓为死难盐民报仇”等口号声响彻庵东集镇每个角落。此时，余姚县知事陈国材欲平息事态，坐轿赶到盐场，但当盐民们把他围起来时，他见众怒难犯，就在一批士兵庇护下仓皇逃遁。游行结束，教育界联名电告北京盐务总署及稽核总所和浙江省政府、两浙盐运使署。盐民代表也分头向县参议会、各机关团体奔走呼吁，得到各界人士同情和支持。余姚、宁波新闻界也仗义执言，披露秤放总局镇压盐民事实真相，并发表评论，表示对盐民声援。北京《晨报》、上海《文汇报》也及时报道庵东盐场惨案。
庵东盐民反公仓反苛政斗争，轰动全县，震惊省城。在强大舆论谴责下，秤放总局上司——上海稽核分所、驻上海九廒总办不得不出面调处。为保障以后税收，盐政当局经联合调查，只得承认苛政害民，并由余姚盐场公署布告：①设公仓每日缴盐一案，暂行停办；②由政府发给死难者抚恤金每人500元，场公署再补助100元，合计600元；③革除秤放局局员出入坐轿、请饭的恶习；④撤销并惩办平时欺压盐民的秤放局局员；⑤以后如再发现秤放局局员向盐民刁难勒索等事情，准由盐民告发，按情论处。这才平了民愤。至此，在庵东爆发的万余盐民反公仓反苛政，暴打秤放总局并取得胜利的“盐民暴动”始告结束。由于发生在公历1924年7月23日，所以史称“七二三”暴动。
庵东盐民为感谢师生声援，以余姚盐场七区盐民团体名义，特铸铜质墨盒一批相赠，每个墨盒上都刻着“青云直上”4个字。
“七二三”盐民暴动标志着盐民从过去自发单一斗争发展成为有社会各界人士
共同参与的全民斗争，集中体现庵东盐民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精神。是当时浙江最大的一次罢工斗争，与发生在广州沙面英租界工人罢工遥相呼应。不仅是浙江工人运动复兴起点，也被当时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称为中国工人运动自“二七”大罢工以来由低潮复兴征兆之一，并由此而载入中国工人运动史册。
声援上海工人斗争
民国14年（1925）上海“五卅
”惨案发生后，庵东盐场成立沪案后援会，盐工开展抵制英、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并募捐银元，汇寄上海，声援“五卅”惨案后上海工人斗争。
赴县请愿
民国19年（1930）5月3日庵东盐场因久雨无法晒盐，米价飞涨，7个区的盐工百余人结队到余姚县县城向县政，府请愿，要求拨款救济。
坐索欠薪
民国19年（1930）7月，盐场23所学校教员，因盐场公署欠发工资，经4次口头催发、2次用函恳给，仍不发放，遂于17日集队到盐场公署坐索。
反勒索
民国23年（1934）余姚县清理和丈量沙田（指养淡后的盐碱地），附设办公处于财政局，并在天元市许，氏宗祠设第一办事处，由第六区区长蒋中强任主任，第一办事处又在浒山、庵东两处设立分处。各处成立后，即从事测丈沙田及发照、收费等工作。因催报员向群众勒索丈溢地和测绘费用以及舞弊等事情引起农民不满。是年6月7日上午，六塘等地农民500余人聚集庵东，以布褴（劳动时围在身前的蓝色土布）当旗号，手执锄耙等，结队至庵东陈同大沙田第一办事处第二分处，见催报员不在，将分处的木栅、水缸等物击毁，随即直奔包公殿，将民政厅小三角测量队所有门窗、器物及各表册和职员被褥、箱子、衣服等堆积一处纵火焚烧。后又至潭海乡潮神殿内沙田测绘队第二分队驻所，将驻所的器物、册籍亦烧毁殆尽。下午1时许，农民分三路奔向天元市许氏宗祠沙田第一办事处，也将器皿捣碎，图册等烧成灰烬，并绑架主任蒋中强、复丈员骆如帝、办事员陆仲高。余姚县当局闻讯后，即令军队镇压，抓捕农民王宗傲等14人，反勒索斗争被镇压。
反“六折收盐”
民国24年（1935）盐场丰产，廒商仅收3次额盐，借口盐产过剩，存盐积滞，拒不收盐，盐民积盐无销，，粮食难济。廒商向盐务当局提出“六折收盐”办法，盐场公署不顾盐民生计，出布告“六折收盐”。即按官板每块盐板照章收额盐300斤，其中60％按照官盐价、40％按照余盐价收购，余盐价比官盐价低一半，廒商以此法掠剥盐民。盐民闻讯，不承认“六折收盐”，同时多次电呈省盐政当局解决，却杳无音信。8月30日廒商宣布“六折收盐”盐民再次奋起抗争。他们先到县政府呼吁，县长无法解决。9月6，～7日五六千名盐民，集聚盐场，高竖布旗，声言“吃大户”。9月8日廒商开收，但仅收三天又，停止。盐民被迫于9月21日推出代表70余人上省请愿。省，盐运使派员与廒商会商，仍无结果。10月12日，盐民挑盐到场公署，要求发给小票，接着捣毁浙东廒，包围篷长，并再致电财政部要求收回“六折收盐”成命，但廒商仍不肯收盐。运盐工人即宣布罢工声援。10月20日盐民再次鸣锣聚众，把捆盐席包、盐舍焚毁，捣毁车具杂物，再度组织请愿团赴上海、，南京，呼吁各界人士支持。在群众力量与社会舆论重重压力下，国民政府唯恐酿成盐民暴动，下令十足收盐。此次反对“六折收盐”，盐民生活虽受到严重影响，而斗争取得胜利。
附：
（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函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函（公三〔函〕字第3754号）函称：案据余姚县商会等及屠居秀等先后电称，为余姚盐场因廒商破坏定章，六折收盐，影响十万盐民生计，伏乞立电两浙运使撤销六折，严饬廒商仍照向章十足收盐，以安地方，而弭危祸口等情，到会，安兹盐务，除分别批示外，相应抄同原电，函达，查照核办为荷。此致财政部
计抄发原件二件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行政院文件
国民政府行政院第4402号文称：代理院长谕“余姚县商会巧电，为肯电两浙运使，严饬廒商仍照向章十足收盐撤销六折一案，应交财政部”等因，相应抄同原电，函达查照。此致财政部
计抄送原电一件
行政院秘书长 诸民谊 印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节 中共领导的斗争
庵东盐场发生“七二三”暴动等盐民运动后，中共杭州支部已发现庵东盐场盐民生活在社会最低层，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封建势力压迫和剥削，有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有利于发展党组织。民国14年（1925）4月，中共杭州支部派党员岑鹿寿（又名岑仁明、岑民权、韩昌，湖州市人①党内身份为中共杭州支部庵东盐场通信员）到庵东盐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岑鹿，寿通过关系，以相公殿玉顺廒司事（即会计）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深入了解盐场情况，与盐民广交朋友，向盐民宣传革命道理，发掘和培养积极分子，为盐场建党做好准备。民国15年5月，培养和发展东二区盐民马家生、应德和两人入党，在相公殿成立中共坎镇支部（今慈溪市境域成立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也是宁波地区最早的两个农村党支部之一），岑鹿寿任书记，支部隶属于中共宁波地委领导。7月，支部划归中共上海区委领导。12月，重新划归中共宁波地领导，有党员8人，开展了一系列斗争。
牛车板户罢工
民国15年（1926）2月，岑鹿寿组织盐场400余名牛车板户（即运盐工人），向廒商要求增加工资，遭到廒商拒绝。于是，他就组织牛车板户工人举行罢工，迫使廒商提高工人工资。罢工胜利后，他又组织成立牛车板户公会。
夜袭缉私营
民国15年（1926）年12月，北伐军进入浙江，中共坎镇支部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动员在坎墩当教员的县参议员费德昭，消灭军阀政府在姚北的武装，策应北伐军。费德昭是坎墩费家弄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曾是光复会会员，因为从小习武，姚北米商为保卫海上米船运输安全成立姚北水巡队时，聘任费德昭为队长。中共坎镇支部建议正好符合他的心愿，因此，他积极响应。当时，军阀政府为了保护盐场安全，防止盐民走私食盐，在盐场驻扎缉私营，共200余人，分驻庵东、西二区、相公殿3个地方。根据缉私营分布情况，中共坎镇支部与费德昭商量后，决定发动盐民配合费德昭水巡队先消灭驻相公殿缉私营，然后伺机消灭驻庵东、西二区缉私营。
民国16年（1927）1月3日晚，百余盐民与费德昭率领的水巡队员突然袭击驻相公殿缉私营，击毙队长以下官兵五六人，其余入海溃逃。驻庵东、西二区缉私营闻风后纷纷携枪逃跑。攻打缉私营以后，水巡队得到迅速发展，队伍扩大到100余人。中共坎镇支部也根据这一有利条件，成立盐民纠察队，把缴获的一部分枪支武器发给纠察队员。进驻余姚五夫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一部闻讯后，为防止缉私营报复，也派2个连到庵东盐场，保护盐民安全。
到秤放局闹荒
民国16年（1927）1月，由于上年灾荒严重，加上沉重的苛捐杂税，盐民生活极为艰难。9日，中共坎镇支部利用北伐军进军浙江省的有利时机，组织300余盐民到秤放局闹荒，把局内的器具杂物捣毁，打伤来不及躲避的职员3人。吓得局长蓝田玙请求余姚县公署派警察前来镇压，并请求辞职（其上司没有同意）。
筹建盐民协会 公审盐霸
民国16年（1927）1月，秤放局闹荒后，中共坎镇支部先后在7个盐务区发动盐民，为建立盐民协会做好准备。1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在宁海战役中失利，宁波被军阀重新占领，盐场土豪劣绅高锦泰、袁功亭等建立庵东商民保卫团（以下简称“庵东商团”），由土匪黄春晓任队长，开始向盐民反扑。盐民协会筹建工作只得秘密进行。2月，北伐军占领浙江，全省工农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共宁波地委把庵东盐场作为宁绍地区盐民运动工作重点。中共宁波地委委员竺清旦、卓兰芳分别以浙江省宁绍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和国民党宁波市党部特派员身份到庵东盐场领导盐民运动，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党支部书记陈云和当时主持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工作的郭静唐亲临盐场指导，盐民协会筹备工作进程加快。岑鹿寿通过党员马家生和积极分子顾小轩、王福瑞、俞开夫等发动盐民筹组各区盐民协会分会，盐场7个区先后成立盐民协会分会。经发动，各区贫苦盐民纷纷参加党领导的盐民协会，至3月9日，报名入会者已达三四千人。
正当盐民协会筹备工作紧张进行之时，盐场土豪劣绅王庆祥为破坏盐民协会成立，召集各区柱头（名为盐民代表，实为篷长喉舌）开会，决定抢先成立“盐民协会”与中共坎镇支部领导的盐民协会抗争。针对王庆祥的企图，岑鹿寿于3月17日，在，庵东集镇陈同盛家召开盐民协会筹备会议，盐民积极分子王福瑞、应友记和教师顾小轩等20余人参加。卓兰芳、郭静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酝酿盐民协会组织名单和盐民协会宣言，确定盐民协会成立大会召开日期，并决定拘捕盐霸高锦泰、袁功亭，在盐民协会成立大会上批斗。3月22日，盐民协会在庵东集镇东北的白地场上举行成立大会，全场万余盐民参加。大会由主席岑鹿寿报告盐民协会筹备经过；卓兰芳历诉盐民受苦之深，号召盐民协会成立后要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郭静唐宣布盐民协会成立。大会公推岑鹿寿、张启才、顾小轩为盐民协会常务委员，岑鹿寿为主任，张启才、顾小轩为副主任。盐民协会下辖7个分会，各设常务委员1人：中区应友纪、东一区俞开夫、东二区马家生、东三区赵成炎、西一区韩春泉、西二区王福瑞、西三区林风敖。并建立盐民自卫军，由周扬明、周成孝任正副队长，有20余人、枪。大会通过《余姚盐民协会成立宣言》，提出“打倒秤放局”“打倒土豪劣绅”“盐民管理盐场”等口号。参加协会会员有2万余人。大会最后公审盐霸高锦泰（袁功亭闻风逃跑）。10余盐民代表上台控诉盐霸、篷长、廒商和秤放局的罪恶以及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台下高呼“打倒盐霸剥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秤放局”等口号。大会后，将高锦泰押送到余姚县公署监狱关押。后又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沿途高呼口号，散发盐民协会宣言，群情激昂沸腾，轰动全场并波及邻乡，壮大了革命声势。
附：余姚盐民协会成立宣言①
各界民众们：
我们盐民所受痛苦实在太多了，到现在我们觉得非自己起来求解放不可了，所以，我们要组织盐民协会，我们知道盐民协会是我们自救的武器。
可是，各界很少知道我们盐民的痛苦。我们在此自求解放之日，还须一述我们痛苦的状况，以求社会人士的同情与援助。
第一，秤放局之刁难敲诈，使我们备受耻辱与剥削；
第二，盐知事之假借名义勒索捐款，巧施剥削，使我们增加额外负担；
第三，盐廒之限制生产，高抬洋价（指光洋），任意延期收盐，使我们蒙受极大的损失；
第四，篷长之克扣盐斤，抬高米价，重利盘剥，大洋易小洋，使我们受种种无理剥削，无以为生。
我们在此重重压迫与剥削下，过尽了牛马生活。现在我们要起来了。我们要老实不客气地打倒一切剥削我们的人，解放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组织这个盐民协会的原因。
最后，我们要呼出我们的口号：打倒秤放局！反对盐廒、篷长的剥削！出产自由、买卖自由！组织盐民协会！盐民管理盐场！打倒土豪劣绅！拥护国民政府！十万盐民联合起来！盐民解放万岁！盐民协会万岁！
“吃大户”捉盐霸
民国16年（1927）3月，正当筹建盐民协会之际，盐场发生饥荒，粮食紧缺，盐民请愿要求政府赈济。此时，投机奸商却从稻区收购谷10余万斤，堆积在余姚蜀山渡口，企图偷运外地高价牟利。国民党余姚县党部闻讯后，即派费德昭率领县纠察队去蜀山，将来不及外运的粮食全部扣留，并将扣留粮食一部分赈济庵东盐民。
此时，盐场盐霸高锦泰、袁功亭、张万卿等人勾结米商，采取米店不卖米给参加盐民协会会员的恶劣手段破坏盐民运动。中共坎镇支部闻讯后，即组织盐民与盐霸开展斗争。3月15日党员马家生带领盐民举行示威游行，敦促廒商、篷长迅速发放盐款，米店开门营业，以，度饥荒。游行队伍涌向袁功亭、张万卿家，开仓分掉张万卿囤积在自家仓库的粮食。袁功亭闻讯后逃往杭州。东区盐民“吃大户”消息传开后，西区也发动起来，卓兰芳作出向高家“吃大户”、活捉高锦泰决定。18日，西二、西三、东一等区千余盐民，由盐民俞开夫擎着“要饭吃”旗帜，纷纷涌向高家，捉拿高锦泰。高锦泰的儿子持枪出来阻扰，盐民不惧威胁，当场把躲在砻糠间的高锦泰拖出来，连同其儿子一起拘押到盐民协会筹备处，听候公审。
反廒商 割“洋尾巴”
民国5年（1916）秤放局改变称盐制度时，廒商借端提出强加给盐民的一项额外剥削，即把廒商应付，给盐民盐款1元，本应折1000文，却毫无道理地改为折合1090文，这90文称为“洋尾巴”。估算全场每年被掠夺去10余万元，自民国5～16年，总计被廒商剥削去130余万元之巨（当时米价每石7元）。虽历经上控请求割除，但无效果，盐民决心依靠盐民协会力量，坚决割除这个毒瘤。但因其根深蒂固，已成为恶例，必须力争省盐运使同意，否则很难成功。民国16年，盐民协会成立后，特派员洪伟与场长赵源曾和廒商多次谈判交涉，廒商每至理屈词穷，就把责任推到盐运使身上。为此，盐民协会为割除不合理“洋尾巴”作了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预先做了许多纸旗，写好标语。3月24日，盐民协会请场长赵源召集13名廒商开会，提出以取消“洋尾巴”为核心的五项要求。即：取消“洋尾巴”，取消篷长制，取消非法赔税制度，按时收盐付款，斤两按实际计算等。此时，在场署外预先安排聚集的千余盐民，手执纸旗，把场公署围得水泄不通，并不断高呼“割除毒瘤‘洋尾巴’”“请求场长主持公道”“警告廒商幡然省悟，痛快下刀”等口号，同时派代表递交请愿书，要求场长回答，出示布告。正在开会的场长和廒商见状惊恐万分，场长要廒商临危共济，分担责任，廒商为自身脱险，只好勉强答应。盐民代表识破他们的脱险计，不听他们口头承诺，一定要场长、廒商签名，立据为凭。这样一直对峙到傍晚，而场署外面人群也一直至傍晚未散，最后由场长赵源出“手谕”给代表，“手谕”称：“..关于请愿割除‘洋尾巴’一案，今天虽征得廒商同意，但须待转呈运使核准后，再行饬遵..”经过有理有节的曲折谈判，廒商们慑于盐民协会革命力量，除“取消赔税制度”一项须秤放局报上级后才能答复，“取消篷长制”改为“篷长如有劣迹，盐民协会提出可以撤换”外，其余三项廒商们全部接受。
民国16年（1927）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岑鹿寿等8人遭浙江省政府通缉。廒商乘机反悔承诺，向省盐运使诬告盐民聚众胁迫，复斥场长赵源庸懦，不加派盐警弹压，站在盐民立场同意割除，不为廒商利益考虑，使得盐运使将盐场呈报搁下不批。盐民得知盐运使不批复后，怒斥廒商背信弃义，继续向南京盐务署、两浙盐运使控告，并于9月20日，由重新组织的盐民协会推选陈春茂等15人赴省政府请愿。盐运使迫于重重压力，又加上场长赵源的呈文，遂批复并指令场署出示布告，同意废除“洋尾巴”。至此，长达11年，累计掠夺盐资130余万元的“洋尾巴”被彻底割除，盐民无不拍手称快。这是盐民协会团结带领广大盐民，维护盐民利益的一次成功壮举。
“洋尾巴”虽被割除，但场长赵源，因遭到廒商诬告攻击，愤而辞去场长职务。民国19年（1930），庵东盐民为纪念赵源功绩，集资为其建造纪念塔1座，后人也称“庵东小宝塔”。
斗“庵东商团”
民国16年（1927）正当盐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宁台温防守司令王俊秉承蒋介石旨意，于3月20日到，达宁波后，逐渐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盐场反动势力也伺机反扑，潜逃在杭州的盐霸袁功亭，看出形势即将变化，在代理浙江省国民政府主席张静江支持下，派周觉潜入庵东盐场；被关押在余姚县城的盐霸高锦泰，通过各种关系，表示悔改，并作出出狱后不干坏事的保证后，由国民党余姚党部出面保释。周、高到盐场后，经与廒商密谋，收买“庵东商团”恶霸黄春晓和缉私营100余人。于3月26日上午，突然袭击驻万嵩庵的盐民协会办事处，搜查达3小时，缴去盐民自卫军枪械10余支，抓走盐民协会宣传员鲁梅臣，把办事处的物品洗劫一空，撕毁国旗、党旗、会旗及搜去盐民协会会员名册，盐民协会办事处被捣毁。事后，他们又以“庵东商团”名义筹饷，购买枪械，扩充兵力，并连日拘捕盐民协会会员家属，袭击盐场附近农民协会。岑鹿寿等被迫撤离庵东，避居国民党余姚县党部。3月30日，袁功亭潜回庵东后，自称省里已批准由他接办盐民协会，并召集篷长、区董，宣称要盐民加入他们的协会，如不入会不准晒盐、卖盐，并向盐民强征捐费，每块盐板1分，向商民征收特别捐5～10元不等。
盐民协会办事处被“庵东商团”捣毁后，在中共余姚支部的推动下，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费德昭率纠察队40余人连夜赶到庵东。“庵东商团”深知费德昭的厉害，闻风下海躲避。等费德昭率队返回余姚县城后，袁功亭又重新招兵，并用数万元现金向白沙湾等处购置枪械子弹，扩大“庵东商团”武装。4月1日，国民党余姚县党部派代表蔡肖鸿到宁波，会同宁绍台农民协会办事处指导员卓兰芳、浙江省党部特派员赵济猛到宁台温防守司令部面陈黄春晓捣毁余姚盐民协会、私购军火、拘捕盐民等不法行为，请求派兵围剿袁功亭、黄春晓。司令部以司令王俊外出，无人做主为由，不予理睬。与此同时，岑鹿寿等发动100余名盐民骨干联名向全国报馆、国民党各级党部、各团体发出通电，揭露袁功亭的罪行，希望各界一致声讨。4月2日宁绍台农民协会办事处，根据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和余姚盐民协会请求，决定攻打“庵东商团”发出第二、三号令，调集上虞县纠察队、慈溪县洪塘农民协会自卫军前来增援。4月，8日宁绍台农民协会办事处在时事公报发表援助余姚盐民协会宣言的要讯。4月11日，竺清旦亲自指挥高王农民自卫军、洪塘农民自卫军、上虞县纠察队、余姚县纠察队，以，高王农民自卫军为先锋，分三路向“庵东商团”发起进攻，在四塘至六塘与“庵东商团”进行战斗。经过4个小时激战，“庵东商团”溃逃，黄春晓也从海上逃脱。三县武装乘胜追击到黄家舍头，焚烧黄春晓住宅。以“庵东商团”为靠山的盐霸纷纷逃跑，斗争暂时取得胜利。
正当盐民运动曲折反复斗争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派杨虎、陈群到宁波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竺清旦、郭静唐等撤离余姚。4月底，远逃在外的袁功亭、黄春晓重返庵东，捣毁盐民协会，开始组织盐场七区盐民协会，恢复被废除的旧规章。6月21日被改组后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岑鹿寿、竺清旦、费德昭、卓兰芳等直接参与盐民，运动的领导人。岑鹿寿被迫撤离庵东，中共坎镇支部遭受破坏。黄春晓向盐民反攻倒算，7月15日黄春晓抓捕盐民协会职员韩春泉，中共党员马家生，盐民协会骨干王福瑞、张小龙、徐，荣兴、娄厚生、章安生等30余人，押到包公殿，逼其“赔偿”黄春晓家被农民自卫军焚毁的全部损失。后经人调停，这笔巨款除韩春泉负担1500元，王福瑞负担350元，娄厚生、章安生各负担100元，其他20余人各负担50元外，由袁功亭、高锦泰做主，在每块盐板上扣钱5分，由篷长代扣后转给黄春晓才平息。
第二章 抗日救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国26年（1937）7月，庵东盐场成立盐民工作委员会和余姚县第二青年抗日救亡宣传室，有盐工500余人参加，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和推动下，顺应抗日历史潮流，成立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当时，中共浙江省委按照中共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方针，充分利用这一合法形式，动员许多党员和进步青年支持和参加政工队，并尽可能争取领导权，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民国27年3月，由中共余姚地方组织培育和领导的余姚政工队成立。它利用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开展革命活动，推动全县抗日救亡运动。随后，余姚政工队一区队队长马青和二区队队长陈庭鲤（又名吕大千）率队员到庵东盐场（后两队合二为一，马青任区队长），建立7个青年盐民救亡宣传室（后改为“社会服务团”），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中共盐场党组织领导下，政工队组织盐民同不法乡长、保长、篷长、盐霸和廒商、场公署，开展一系列斗争。
第一节 政工队组织盐民斗争
反撤田夺地
民国26年（1937）盐霸高锦泰为获得更多地租，以“收回、自种、撤田”名义追加租额，把佃农辛苦八九，年由海涂地逐渐改良为可以耕作的海农地撤回，对不肯撤田的佃农，采用武装家丁到佃农租地抢夺农作物，搬走佃农家具，甚至把佃农关入土牢等手段进行迫害，受害佃农达100余户。
民国27年（1938）秋，中共余姚县工委书记陈小平和政工队鲍曙林亲自领导反撤田夺地斗争。首先通过报纸揭露事实真相，呼吁各界主持正义。接着，由区队发动佃农与高锦泰开展有理有利有节斗争。政工队邀请当地乡（镇）长、佃农代表、农会代表与高锦泰的代表进行协商，提出抗战时期政府为减轻人民负担，减租、减息，农民有永佃权，盐民也一样，不应收回租地和盐板，更不能增息。由于协商没有达成协议，政工队、盐民以农会名义向法院起诉，控告高锦泰。经法院3次开庭审理，迫使高锦泰提出庭外调解要求，承认农民永佃权，取得反撤田夺地斗争胜利。
敦促廒商收盐
民国27年（1938），由于全面抗战爆发，盐场食盐的不少销路中断，廒商借口食盐销不出，而长期不收盐，盐民生活十分困窘。盐民成群结队到场公署请愿，要求廒商收盐。场署副场长多次接待，表面同情，实则敷衍塞责，仍不解决。一次，盐民到场署请愿，妇女们气愤地把地里割来充饥的草头、野葱连泥块撒满了接见的副场长身上，他抱头又举手向盐民求饶，但还是不作答复。对此情况，政工队商量后，通过合法手段，向省政府发电反映，要求督促廒商收盐。同时，又向新闻媒体反映，呼吁社会各界支持。然后再通过余姚县长林泽向省政府告急收盐。8月，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到余姚巡视时，政工队向其汇报盐民情况，要求省政府请盐运使设法收盐解决盐民生活困难。通过上下呼应，廒商终于开始收盐，并直接支付盐款，避免篷长从中剥削。后鉴于河北塘沽盐场和江苏两淮盐场陷入敌手，只留下庵东盐场和四川井盐，国民政府考虑盐是军需民食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对庵东盐场存盐引起重视。是年开始，对廒商取消食盐专卖权，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与浙江省政府联合成立食盐运销处，实施抢收庵东盐场食盐，盐民生活开始稍有安定。通过这场斗争，促进盐场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又成立2个救亡室，会员发展到500余人。
制止篷长克扣盐斤
篷长剥削盐民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克扣盐斤（原盐重量）。盐民卖盐时有三方代表上账：一是廒商，二是秤放局，三是篷长。当廒商收盐时，盐民像赶集市，有的用盐箩一担担挑，有的用牛车拉，一担担一篷篷的盐都排列堆放在盐仓前，等候廒商的称手——篷长过秤。当盐民争先恐后卖盐混乱时，称手就开始玩弄花样，克扣盐斤，明明100斤一担盐，他就称为70斤，一牛车1000斤盐，他就判为700斤。这样，一般篷长收10万斤盐，就可多出3万斤，归篷长所有。篷长不晒盐，但要拿回多出的3万斤的盐资，就勾结秤放局人员，把多出的盐记在晒盐板多的大户（俗称大板户）头上（篷长事先给大板户联系好）。这叫“生蛋”，盐民称为“生蛋记插账”方法。有时克扣盐斤多，就多找几个大板户“生蛋”，这笔克扣盐民盐斤的盐款全归篷长所有。
政工队来到庵东盐场，在盐民中了解到篷长克扣盐斤的黑幕后，经研究，就提出监称、记对账的办法。先在政工队战社团中选出办事公正的两个人，一个跟称手监称，一个记对账。监称的事先把秤杆校对过，秤锤检验过，收盐时，做到“有一担称一担，有一斤算一斤”。这样监称后，称手就无法克扣斤两，那没卖盐的大板户也没法虚报给篷长“生蛋”监称就把克扣盐斤这个漏洞堵住了。另一个战社团人员同廒商、秤放局员、篷长一起，记对账，这就杜绝了虚报空码冒领盐资。这个办法先在大牌乡试点，后全场实施，盐民无不拍手称快。而篷长再也无法串通秤放局员克扣盐斤了，虽对政工队战社团恨之入骨，但亦无可奈何。由此，政工队为盐民利益公正办事的威望越来越高，区队长马青的名字也在全场传扬。
阻止奸商资敌
浙东素有山货、桐油、棉花等经济作物和废铜铁器，是日本侵略军迫切需要的战略物资。上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庵东盐场各个海口成了走私口岸。民国28年（1939）奸商勾结一些乡保长，把浙东地区桐油、棉花等物资通过盐场海口运往日本侵略军，占领区资敌，高价牟利，大发国难财，使浙东物资供应造成相对紧张。虽然盐场驻有国民政府中央税警团和县自卫大队，但只要奸商贿赂就无不放行。
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提出的三年施政纲领中，对走私资敌绝对禁止。政工队研究对策后，决定在盐场几个重点区域成立3个缉私队：一个设在东三乡，由沈国璋任队长；一个设在福寿乡，由苗纪良任队长；一个设在大牌乡，由张尧忠任队长。东三、福寿乡各有队员10余人，大牌乡有队员20余人。武器是大刀、梭镖，后来在郭静唐处借得枪械11支，东三、福寿各发2支，大牌发给7支。3个缉私队人数不多，但能量却很大，奸商闻知心惊胆战。缉私队得到各乡战社团的支持，发现走私情况，及时调兵遣将，密切配合，有力堵塞了奸商走私资敌。与此同时，政工队区队长马青还做好税警队的统战工作，搞好与总队长沈永芳的关系，一有走私情况，沈永芳下令，税警队员密切配合缉私队员的工作。只要缉私队和政工队告知税警队配合时，税警队不得不派人协助。还有县自卫大队各中队的指导员都有政工队派去的人员，如陈肃（陈子方）、沈标、秦鲤等都大力支持。自缉私队成立后这段时期，对一些乡保长和奸商的走私资敌行为予以狠狠的打击，确保浙东物资供应。
争提雇工工资
盐场雇工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生活最痛苦，受剥削更严重。东三乡是雇工最多的一个乡。民国28年（1939）政工队开始采取1个党员联系5个雇工，以结拜兄弟形式，进行教育启发，激发雇工斗，争信心，把他们团结起来成立雇工会，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利，有组织地向雇主提出增加工资要求，派代表与雇主谈判。对谈判不成，政工队就提出利用晒盐旺季进行罢工。开始雇主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有时则进行威胁。在政工队支持下，雇工们拖长罢工时间，雇主眼看盐业旺季失产很多，才不得不答应雇工合理要求，给予增加工资。通过斗争雇工们尝到甜头，提高工资收入，非常感谢政工队的支持和帮助。
撤换不法乡（保）长
政工队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推行的政治民主政策，通过各种渠道，对一些有贪污行为和不理政务及胡作非为、阻碍抗日的不法乡长，向县政府建议撤换，推荐政治民主乡长。当时的乡镇政权大都是地主和“士绅”的代表人物所控制，一部分还是欺压人民，经济上有贪污行为，被群众所痛恨。民国28年（1939），大牌乡率先发动群众撤换贪污舞弊的高锦泰代理人乡长吴纪生，推选思想进步、处事公正、支持抗日、受到群众拥护的平凡为乡长。东三乡告倒保长，吓得乡长自动离职。崇德乡撤换原乡长，推荐接近中共的陈庭辉担任乡长。义四乡告倒原乡长王连钊，由中间人士担任乡长，副乡长由中共党员赵永芳担任。由此打击封建顽固势力，大长群众志气。
恢复卤晶原价
卤晶是盐的副产品。庵东盐场年产卤晶十余万担，可做山田肥料。每年春节后，诸暨等地卤晶商前来庵东盐场购买，价格每担2元余至3元，到诸暨等地每担售卖5元余，利润可观。因此，成了诸暨等地有势力商人的专卖品，每年可发一笔大财。民国29年（1940）春，正值收获卤晶旺季，诸暨卤晶商到庵收购，原定每担3元价格付给盐民，后与场公署、秤放局勾结，大压收购价，只答应每担1元5角，盐民坚决不同意。场公署用高压手段出布告，要盐民以每担1元7角5分出售。盐民闻讯非常气愤，盐民战社团团员连夜到县城找正在召开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的政工队汇报情况。政工队先调一部分队员回庵东，并与中共盐区工委委员沈一民联系，派盐民代表到场公署交涉，坚决不同意每担1元7角5分的价格，并对场公署未得盐民同意擅出布告一事，提出抗议。几千盐民集中到场公署高呼，要场公署收回布告，而场公署不作答复，却暗地支持诸暨商人，把已收购卤晶强行起运，这使盐民怒火万丈。政工队支持盐民正当要求，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堵住卤晶出运。在诸暨商人强行起运卤晶时，先发动万余盐民到庵东，雇牛车拉回船上的卤晶，并把泊在江口及半路装运的卤晶派人看守起来。继而四面八方的盐民赶到场公署，把场公署围了个水泄不通。质问诸暨商人压价，质问场公署擅出公告。最后，各盐务区派2名代表和政工队一起到场公署谈判。谈了3天，场公署与诸暨商人毫无诚意，并推说是县长林泽“要盐民让些步，马马虎虎卖掉好了”。代表们不信，派人打电话讯问县长林泽。林泽听后，怒斥场公署副场长，支持盐民正当要求和意见，并要求场公署按原定每担3元价格收购。经过连续几天斗争，再加上政工队区队长马青在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最后迫使场公署和诸暨商同意按每担3元价格，恢复卤晶原来收购价。
第二节 抗日反顽斗争
民国30年（1941）5月，庵东盐场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日本侵略军在集镇和中区建立据点，控制整个盐场。中共领导的三北游击队在庵东盐场组织了一系列抗日军事斗争。
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
民国30年（1941）5月上旬，中共浦东工委先派姜文光率50余人到三北，用“宗德三大”番号侦察了解三北情况。6月16日上午，中共浦东工委派到三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淞沪游击队五支队第四大队在“宗德三大”秘密接应下，由教导员蔡群帆、大队附林有璋率领，在相公殿北面海湾登陆，共137人。
6月18日部队从逃难群众中获知，有一小股日本侵略军由庵东经过崇三乡三村前六塘，到相公，殿街抢劫掳掠。于是，立即决定在日本侵略军回庵东路上打一场伏击战。经侦察，发现相公殿街上有日本侵略军36人，翻译1个。日小队长和翻译各带1支短枪，共有33支步枪、1个掷弹筒。根据敌情和地形，部队作了伏击部署。伏击火力点布置在六塘南义冢地和塘北姚家、胡家、许家、向天庵一线，在胡家和许家各布置1挺机枪，指挥所设在胡家。6月18日下午，太阳西斜，日本侵略军从相公殿出来了。趴在许家屋前大树上瞭望哨看到：开头是几个尖兵，翻译走在前面，后面跟着6个士兵，其中一个掮着一面“太阳旗”。接着是两路纵队行进的30个士兵，最后面是强拉来的民夫，挑着香烟、黄酒、鸡鸭等物。日本侵略军头戴钢盔，脚踏皮靴，身着黄军装，从六塘上往西走来。林有璋一直观察着他们的行动，并不急于开枪。当大部分日军进入伏击圈时，他首先开枪，各个火力点机步枪齐鸣。埋伏在五支队第四大队东面的“宗德三大”小分队也用密集弹雨向日本侵略军倾泻而去。日本侵略军毫无防备，霎时乱成一团，纷纷滚下六塘，死命顽抗。林有璋一声令下，战士们冲向六塘。日本侵略军慌忙割去2具尸体的手脚，弃尸而逃。并沿途抢去几只农民的长篮（竹制长箩筐），装抬伤兵逃回庵东。抬回庵东14个伤兵中又死6人。此战毙伤日本侵略军16名，而自身无一
伤亡。
6月25日拂晓，驻庵东日伪军200余人再次反扑相公殿，遭游击队设伏打击。日本侵略军炮弹误中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驻地，该军顿时乱窜，并胡乱往相公殿开枪。日本侵略军以为遭遇大部队袭击，慌忙逃回庵东。后游击队择机转移至水云浦。
相公殿之战威震三北，打响了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
附：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
（纪念碑碑文）
一九四一年四月，宁绍沦陷。五月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之浦东抗日武装分批挺进三北敌后。六月十八日，五支四大在先行到达之宗德三大配合及当地民众支援下，于此伏击自庵东出扰相公殿之日本侵略军，敌死伤十六人后弃尸鼠窜。首战告捷，为开辟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揭开了序幕，振奋了浙东抗日之民心士气。值此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谨立斯碑，以昭后世。
反顽自卫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先后与国民党军和一些地方游杂部队主动联系，争取他们共同抗日。然而国民党军中的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组织顽军袭击抗日部队，捕杀抗日志士，破坏团结抗日。对此，抗日部队给予必要的还击。
庵东海面海战 民国30年（1941）12月，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陆安石部以中共领导的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以下简称“暂三纵”）围歼海匪冯钿宝部，有损其老头子张慧芳独霸海面的威风为由，集结力量，伺机报复。当“暂三纵”3艘战船在赴五洞闸途中航行到庵东附近海面时，早守候在那里的陆安石部9艘“卤蛋船”，先后起篷迎头拦阻，并用包围态势阻“暂三纵”战船东进，企图一举消灭“暂三纵”船队。“暂三纵”战船当即发出旗语迎战，在搜寻并发现驶在最前面正以旗语指挥各船的陆安石部指挥船后，“暂三纵”战船集中火力攻击陆安石部指挥船舵手，使该船无人驾驶，在海面不断打旋。为了狠揍顽军，“暂三纵”战船又选择紧随指挥船的其他战船，用同样方法猛打一阵，最后也使战船无人驾驶。随后，“暂三纵”战船撤出战斗，按预定目标东进。而陆安石部战船见头目被打，无人指挥，船队混乱，均不敢上前。此战，顽军死伤10余人，其中1名副连长被击毙，“暂三纵”无一伤亡。
打击顽匪张慧芳部 白龙港的帮会头子张慧芳（即张阿六），靠国民党特务戴笠系统的关系，扯起忠义救国军旗号，利用地方帮会势力，结拜兄弟，广收门徒，始则称霸长江口，继而南北发展，成为浦东海面一霸。浙东沦陷后，他派遣陆安石支队潜入浙东，既以忠义救国军名义活动于姚北，又密派一个大队投降日本侵略军，成为顽伪一体，霸占海面，控制浦东和浙东海上通道，破坏和干扰抗日。民国31年（1942）5月，“暂三纵”5艘战船停泊于庵东沿海六灶港外深水处，另一艘小“卤蛋船”则停泊于六灶港口，岸上留下一个班，监视陆上情况，配合海上行动。上午七八点钟，张慧芳部3艘“沙飞船”由北向南驶来，极为嚣张，不仅对“暂三纵”战船警告置之不理，反而直逼战船。“暂三纵”船队5艘战船当即启锚起篷，坚决迎战，采取迎头打、拦击战等近战手段，打击敌人。3艘敌船虽遇突如其来打击，但凭着装备优良和海霸气焰，不甘示弱，顶住“暂三纵”战船火力攻击，拒不下篷，边打边逃。“暂三纵”战船边打边追，直至将近汇角。日本侵略军海上部队发现后，从吴淞口方向派来3艘汽艇，直逼“暂三纵”船队。“暂三纵”战船即以浅水航行，阻敌前进，以寻机再战。但张慧芳部3艘匪船却向北飞驶，乘日本侵略军进攻“暂三纵”船队之机溜掉，“暂三纵”船队只得在汇角附近登陆。日本侵略军见“暂三纵”船队登陆，战船又停浅水，也向吴淞口方向开走。而张慧芳部3艘匪船出于要处理受伤人员，又急驶六灶港，这时“暂三纵”守备陆上的1个班，当即将其登陆的护送人员扣留。但停留在港湾里的匪船也发现了“暂三纵”装货的小“卤蛋船”并进行搜查。在货船上有“暂三纵”5名伤病员，其中十三四岁的金明宝虽然满身疥疮，，行动困难，但仍将皮包里文件藏进船底夹板，本人和其他伤病员却被海霸张慧芳抓去后关押。下午2时，张慧芳既因在战斗中失败，又因护送伤员的人被“暂三纵”扣留而失去了海霸的威风，满脸怒容，急令部下将金明宝叫到舱面，先打了两记耳光，后亲自审问。当得知是淞沪游击大队和大队长是张大鹏、何亦达时，张慧芳顿时气焰消失，无奈提出双方放人罢休。后来“暂三纵”沈民权副排长率领1艘战船，武装护送物资去浦东，也是在六灶港外海，遇到张惠芳部的6艘匪船包围，从早晨打到傍晚，从六灶港打到嵊泗列岛海面。匪船由于害怕“暂三纵”，只是围着打，不敢靠拢，最后“暂三纵”战船胜利突围。
打击顽匪陆安石部 民国31年（1942）8月，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陆安石部屡向姚北抗日部队武装挑衅，制造摩擦。从杭州湾北岸到庵东盐场，横行盐区，掠夺食盐民财，不断挑衅抗日军民，捕杀公出人员，破坏后勤机关，抢劫军需物资。三北游击司令部数次派员交涉无效。是月下旬，参谋长刘亨云率四支队与五支队一部，在相公殿东北将其歼灭，俘其官兵5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马枪20余支。
打击顽匪艾庆璋部 民国31年（1942）8月下旬，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密令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艾庆璋部，并纠集国民党金山、奉贤、平湖等县抗卫总队和土匪武装王八妹部共3000余兵力，先后南渡杭州湾，在临山和段头湾一带登陆，向三北根据地进犯，妄图消灭抗日武装。10月24日其先头部队金山县抗卫总队张立民捣毁驻逍路头抗日部队办事处和税收机关，捕捉，抗日志士，洗劫部队被服厂。11月23日三北游击司令部集中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1000余人于三北游源和樟树庙等地，进行，自卫还击。28日晚，在姚北毛家三塘头先歼张立民部一个排。29日，向周家路、登州街、小安街和草楼一线的顽军发起总攻。四、五支队夜袭草楼，歼金山县抗卫总队500人，缴枪400余支，总队长张立民逃脱；三支队和南进支队在登州街、小安街连战连胜。12月2日始，又战两天，歼顽军500余人。8日夜，分兵两路追击，再战于谢家塘，俘平湖县县长谢友生以下500余人，艾庆璋率残部遁入小越伪军据点。15日四支队追击至小越，艾庆璋率少数随从化装逃逸，其残部400余人被歼。是役，先后历，时18天，进行大小战斗29次，共歼顽军2000余人。
袭击日伪军、攻打伪中央税警团据点
民国32年（1943）春，庵东盐区周围抗日武装从外围袭击日本侵略军，支援盐区反“清乡”斗争。5月5日姚海自卫大队配合五支队，攻打伪中央税警团据点，接着又在胜山、岙口袭击日伪军，，毙伤46人，俘8人。
民国32年（1943）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姚海自卫大队配合五支队为扫除伪中央税警团在下闸口（新浦）的据点开展战斗。姚海自卫大队副兼二中队队长沈一民和侦察排长苗纪良等事先对据点进行侦察，发现该据点驻扎伪中央税警团一个排，借助过塘行（买卖海产品的营业点）南面石砌水泥炮台，占有防守上的火力优势。是日子夜2时，在队长沈一民带领下，五支队和自卫大队60余名战士接近据点，分东、西、北3路攻击。伪中央税警团慌乱中依据坚固的据点和房屋顽抗。战斗打了2个多小时，十分激烈。凌晨4时许，攻占据点外围房屋，击毙伪军20余人，但主炮台仍未攻下，沈一民恐天亮后撤离会遇到麻烦，与五支队参战领导商量后，主动撤出战斗。
反击日伪掠夺食盐、截获日伪盐船
民国33年（1944），日本侵略军在庵东设立盐务管理处，作为专门掠夺庵东盐场食盐的机构，并抢夺100余艘帆船作运盐工具。是年4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发现海面上几十艘重载食盐帆船队，由西向东驶去，大队领导立即下令截击。海防大队3艘战船设伏小黄山脚下，当日军运盐船出现，就鸣枪警告拦截，令其改向，驶进古窑浦港停靠。古窑浦办事处一面发动群众挑盐上岸或驳运内河疏散，一面联系商行出售，由商行与浙东三北行署财委结账，上缴金库。对拦截的船员发给猪肉、白酒、大洋，以资鼓励，收到良好效果。在第二、三次拦截时，只要海防大队战船上旗语一摇，盐船就驶入古窑浦港，将食盐全部上岸入库。这样前后共拦截10余次，截获盐船有时7、8艘，有时10余艘，最多时20余艘，不仅解决海防大队经费困难问题，更取得反击日伪掠夺盐业资源胜利。
民国34年（1945）1月，中共三北地委城工委派沈一民回到庵东盐场，组织群众将日伪军盐船型号、特征、大小和运输方向等调查清楚。按盐运方向及运出时间，及时通报给古窑浦和大丁丘办事处、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在盐场哨船，把日伪军运往杭州的军盐和汪伪公司的30余艘船截获，增加抗日根据地财源。
日伪军运盐船不断被海防大队截击，日军在庵东的盐务管理处主任小林气急败坏，请求驻镇海日伪海军派汽艇报复。民国34年（1945）4月，海防大队偷袭庵东盐场敌运盐船的第二天清晨，镇海方向驶来几艘日军的铁壳小汽艇，于七姐八妹山和海黄山之间，来回巡弋，随后径直向海黄山驶来。隐蔽在海黄山南侧的海防大队第二中队排长钱觉民发现敌情后，当即带1个机枪班，通过茂密的细竹丛，秘密运动到海黄山上，并选择有利地形设伏。3艘哨船泊于深水中，机动接应。下午4时20分，日军3艘汽艇驶近，1艘木质汽艇先行，接近海防大队设伏阵地。当相距四五十米时，钱觉民令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在日军船舱内爆炸，打得日军汽艇机舱冒烟，引擎熄火，一下失控，在海黄山脚下团团打转。当日军先行汽艇被打后，后续2艘汽艇立刻改变航向，避开海防大队的火力，其中一艘较大汽艇，用重机枪向山头疯狂射击，掩护另一艘汽艇，抛绳拉缆拖着受伤汽艇向北逃遁。此后，日军采用武装押运、汽艇护航等方式运盐。海防大队战船也改变战法，进行拦腰出击，后面运盐船队见海防大队战船出现，船老大就减速航行，继而跟随海防大队战船而去。小林无可奈何，被迫派代表谈判，结果，向海防大队一次交纳抗日捐300万元。此后，慑于海防大队军威，日伪军盐船改走西线钱塘江。海防大队发现后，又在西海域拦击。小林没有办法，只得又改道由乍浦经内河运上海，并让伪中央税警团武装押运护送。由于这条线路离浙东根据地太远，拦下来的运盐船搬运也有困难，海防大队暂停截击。
追歼庵东伪中央税警团
民国34年（1945）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为了坚决歼灭拒绝投降和顽抗的敌伪军，收复一切据点。8月18日三支队进抵周巷，对拒绝投降的伪中央税警团发起攻击。8月19日下午，三支队接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命令，由周巷出发，乘胜进攻庵东伪中央税警团指挥部。下午4时许，抵达庵东时，伪军已逃离，向宁波方向集中。三支队不顾疲劳连夜继续向东南方向追击，经过坎墩、逍路头、潭河沿，于20日上午10时许到达观海卫。而逃离庵东的伪中央税警团与浒山的伪中央税警团会合后已逃过观海卫，沿海边小路向宁波方向逃窜。三支队在一夜未眠情况下，向观海卫东门继续追击。逃过观海卫的伪中央税警团一个营，于20日中午正在五洞闸休息，他们满以为新四军不会来得这样快。此时，担任尖兵班任务的三支队二大五中一排二班，已从五洞闸南面冲进村去，伪军慌乱中一见新四军三支队，一枪未打，就乖乖投降。随后，三支队二大队后续部队也迅速冲进五洞闸村中，经过三支二大队猛烈冲杀及一、三大队的侧翼包抄，歼灭伪军大部，残余向海边溃逃的伪军在海滩上举白旗向三支队投降。战斗历时1个多小时，共歼灭伪中央税警团1个营，毙敌70余人，俘100余人，缴获曲射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8挺、步马枪150余支，还缴获大量弹药及军用品。
第三节 反“清乡”斗争
民国32年（1943）2月，日本侵略军为“清剿”镇压沿海地区抗日武装，从上海外围调来汪伪精锐部队“中央税警团”300余人，混合组成“清乡队”到庵东盐场实施“清乡”。由联队长山叩为镇海、慈溪、余姚、上虞4县“清乡”指挥官，，大队长田中为姚北“清乡”司令。把庵东盐场定为“清乡”区。成立庵东特区，以庵东盐区为中心，设置三道“清乡”封锁线：以新浦、相公殿、庵东、段头湾、小安为第一线。汪伪政府令伪浙东行政公署长官沈尔乔兼任“清乡”委员会浙东办事处主任，主管庵东盐场的“清乡”事务。3月1日，设伪余姚特区公署，为庵东特区“清乡”事务专门机构。5月底，撤销浙东办事处，“清乡”事务交由汪伪余姚县政府主管，并直接受伪省政府督率。汪伪余姚县长劳乃心任伪特区公署区长兼地区总团部总团长，并设专职团务主任1名，伪余姚特别区署成立封锁管理所，经劳乃心遴选伪特区公署秘书茅伟兼任第一股长、副所长，沈恩廉任第二股长。庵东、崇三、福寿、大云和曹娥等伪乡（镇）长兼任队长，自卫干部训练班结业人员任乡（镇）队附。94个伪保长兼任排长，副排长由各保挑选并经过训练的人员充任，每保抽选3班，各班11人，总数3000余人。同时，整理保甲户口，对区域内9362户，46860人进行登记，强迫盐民、居民拍照做“良民证”，查报户口异动，互相纠察监督，实行“联保连坐”。
“清乡”区域内驻有日本侵略军70～80人，还调配汪伪军警武力986人，其中中央税警团第一、二支队162人，陆军第一师第三十八团第一营500人，浙东保安处第二大队157人，浙东盐务管理局税警64人，“清乡”警察中队103人，后增至2000余人。
“清乡”区域筑南北两道篱笆封锁线。南线用毛竹劈片，筑成高2米的篱笆，东起新浦沿，西至英生街，全长43公里；北线用燕竹筑成高2米的米字形篱笆，全长32公里。在各集市要道，设笆门22处，在各笆门通行处设检问所。设巡官20人。9处大检问所地点：英生街、登州街、段头湾、庵东集镇、相公殿、新浦沿、傅家路湾、崔陈路湾、张家路湾；13处小检问所地点：陶家坵、小安街、垫桥路、大牌头、高兴街、庵东西首、庵东东首、马家路、傅家路、向天庵、罗家路、二灶路、水云浦。检问所共配备封锁人员132人。
民国32年（1943）4月中旬至5月底，日伪军筑东起新浦沿闸口，西至英生街，沿南封锁线塘堤的高0.5米、宽4米泥土公路1条，长43千米。南岸各据点至北线各据点筑纵支路8条，共长30千米。在据点要口建筑大碉堡12座，小碉堡10座。大碉堡高6.8米，圆径5.8米，墙厚0.9米；小碉堡高2.8米，圆径4.5米，墙厚0.5米。
日伪军“清乡”全面封锁和控制庵东盐场，盐民被日伪军封锁在巨大的竹篱笆牢笼中，好比笼中之鸟，，深受其害。人们出入封锁线检问所，都要严格检查，遭受刁难，被欺凌或被敲诈勒索者甚多。有的为少走冤枉路而钻篱笆，被日伪军发现，就大祸临头，被当场打死者也不少，惨不忍睹。
针对日伪军“清乡”部署，中共盐区工委和姚海自卫大队，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反“清乡”斗争。
打入伪政权，获取“清乡”情报
根据日伪军“清乡”情况，派地下党员屠金顺、宣岳近等打入日伪政权，担任伪保长，从日伪军内部了解掌握“清乡”活动信息。对其他伪保长开展政治形势教育，启发他们抗日救国觉悟，要他们表面上应付日伪军，暗地里帮抗日军民，配合做好反“清乡”工作。如在编造户口册时，设法掩护工作人员和烈军属，有计划地把地下党员编入户口册，领取“良民证”，以便深入“清乡”区进行活动。同时，要他们以消极怠工办法，拖延清查户口和编报户口册时间，破坏日伪军“清乡”进度。当各乡保户口册编造接近完成时，姚海自卫大队派出武装小分队到处收缴户口册，并把它全部烧毁，使日伪军没法“清乡”查户口。
打击汉奸、镇压投敌者
对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侵略军的伪职人员，如福寿乡的事务员陆××派武装人员把他抓来，揭露其罪行，指出前途，要其改过自新，承认错误，决心悔改，，予以宽大释放；对阴谋投敌的周朝乡乡长陈××，充当日伪军别动队副官，予以镇压，从而震慑汉奸和投敌者。
破坏日伪军“清乡”设施
民国32年（1943）2月，姚海自卫大队配合三北游击司令部警卫中队，在坎墩三塘伏击从二灶江押运毛竹（竹排连绵达10余公里）到相公殿的伪军，把截获的毛竹交给群众撑入小河分散隐藏，或劈成两片沉入河底，一部分拉上岸烧毁。3月25日，姚东办事处在逍林许家浦，截获由10余名伪军押运的30余万斤毛竹，发动三管、择浦等乡自卫队队员和群众分散隐蔽，有的拖到海湾，让潮水冲走。大云乡发动群众，把日伪军准备砌碉堡的砖头扔到河里，使日伪军打不成篱笆和砌不成碉堡。同时，还袭击日伪军测量队，滞缓日伪军打篱笆进度。5月2日姚北军民配合主力部队，把余姚低塘至庵东10余千米电话线，全部割掉拆除，烧毁，电线杆200余根，破坏公路桥梁2座。
武装打击日伪军
民国32年（1943）3月24日姚海自卫大队获得一小分队伪军从余姚押运2船面粉往庵东，途经天元黄家祠堂吃，午饭休息的消息，立即组成13人突击队，由胡铁峰指挥，分成2组突然袭击黄家祠堂，将正在吃中饭的伪军全部俘获。此次战斗，不到半小时，不费一枪一弹，俘十师小队长张德标以下19人，缴获步枪18支、子弹630发。五月初一夜晚，五支队第一大队会同姚海自卫大队攻打下闸口日伪军据点，一大队3个中队分3路配合攻打蔡家、王家及大碉堡的伪军，战斗开始，王家伪军在西路部队猛烈攻击下，死伤很多，伪军丧失战斗力，残部突围逃跑。蔡家和大碉堡伪军，部分被打死打伤而溃逃。从而粉碎了日伪军扩展棉区“清乡”的部署。
策动伪军反正，动摇日伪军军心
民国32年（1943）6月23日经过中共三北地委策反，庵东驻周巷的伪中央税警团一支一大队一中队全体官兵，，在队长吴子忠、指导员赵慈祺率领下于当天午夜反正，被编为五支队特务中队。次年2月8日，驻下闸口伪中央税警团一营机枪连1个排反正。4月4日驻逍路头伪中央税警团通信连在周征祥率领下击毙排长后反正。4月28日，该部又，有1个班携机枪2挺、步枪6支反正。
掩护盐民挑运日伪军存盐
针对“清乡”区内因生活困难所迫的盐民卖私盐钻篱笆被日伪军惨遭杀害的状况，三北游击队派短小精悍的武装在夜间深入“清乡”区，佯攻小安街等偏僻的日伪据点，掩护盐（农）民将日伪军“华丰”公司大盐仓存盐挑到“清乡”封锁线外出售，从而改善部分困难盐（农）民生活。
重建盐场党组织
民国34年（1945）1月，中共三北地委指示城工委重新开展盐场工作，派沈一民回庵东盐场，建立盐区工委并任书记。沈到盐场后，依靠过去的工作基础，组织党员，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抗日斗争。他们收集情报，向日伪军开展政治攻势，协助海防大队截获日伪军盐船，动员盐民把食盐运往解放区。在党组织领导下，庵东盐场广大盐民对日伪军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清乡”斗争，直至抗战胜利。
附：日本侵略军罪行数例
民国31年（1942）5月，日本侵略军到东二区六灶扫荡，将盐民施金福的老婆杀害；将牛车夫张邦贵用钢丝穿手，牵到庵东街洋房基西头杀头后再沉入水牢。
民国31年（1942）7月，日本侵略军“扫荡”庵东盐场，50余艘海船被焚。
民国31年（1942）某月，庵东镇王潮纪被日本侵略军抓获，一刀刺死。
民国32年（1943）某月，西一区高王路一个老年妇女去海涂检泥螺而钻篱笆，被驻在碉堡内日伪军看到，2个日伪军冲出碉堡把她捉住，先一顿毒打，后砍下头挂在篱笆上示众；西二区陆丁路盐民袁连照一天下午在白地（盐田）上挑咸泥堆泥篷时，听见前面有枪声，一看日伪军从南往北过来，急忙往盐舍躲藏，不料没跑多远就被日伪军抓住押到庵东街日伪军驻地，说他是抗日分子，先拷打，后坐“老鹰飞”和“水没金山”等酷刑，关了3天，后经熟人担保获救，回家病了3个月；是年某日，一小队日伪军在西二区诸家路扫荡，见白地拖咸泥的3个妇女，就在光天化日的白地上，强奸数次后扬长而去，3个妇女被染上疾病后死亡；又如崇三乡晏清盐民陈宝明去地头割草籽充饥，在钻篱笆时，被日本侵略军发现，当场被射杀。
民国33年（1944）二三月间，东一区盐民王永高、大云乡大牌头丁泉水因生活所迫，挑着自晒盐去卖，被日本侵略军发现当场杀害；福寿乡傅家路盐民范惠敖因生活困难，去坎墩卖家具回家，正准备钻篱笆时，被日本侵略军巡逻队发现抓起来，4个日本侵略军分扛他的手脚，一起高举过头顶向地上猛掷，并丢入河中。范被冷水激醒后吃力地爬到河岸，日本侵略军又一次把他扛起掷在地上，接着又丢入河中，直到他奄奄一息。因钻篱笆而被日伪军抓住后打得死去活来的庵东盐民不计其数。
第三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斗争
日本投降后，庵东光复。在中共盐区工委领导下，民国34年（1945）8月20日庵东民主政权——庵东特区政府成立，，在接管日伪机构后，迅速开展访贫问苦，发动群众，进行剿匪、反霸和减租减息等工作，保卫盐场的安定。庵东特区政府奉命北撤后，留守的党组织采取隐蔽坚持，恢复游击战争，开展反“清剿”及策反斗争等，以壮大游击根据地，支持解放战争。同时，支持庵东人民开展反饥饿、反压迫斗争。
第一节 庵东特区政府
发动群众斗恶霸通过大量工作，初步弄清日伪军残余活动和盐（恶）霸对盐民压迫、剥削情况，安排各盐业区（乡）分别召开反霸斗争会。逮捕和镇压一批惯匪和盐霸。如傅家路公审枪决惯匪陆守木，福寿乡斗争伪乡公所事务员，大云乡斗争伪县参议员应得良等。还从盐霸高锦泰家搜出不少日伪军物资，没收后堆满庵东小学一大间教室（后供部队北撤之需）。9月中旬，特区政府召开全场公审大会，公审盐场大恶霸冯金标和“海底老虎”高锦泰次子高森遥，各区、乡数千盐农民有组织地举着旗帜，扛着大刀、标枪，从四面八方会集到高兴街西北的白地场。会场正中搭起公审台，台上挂着“公审恶霸地主冯金标”大字横幅。特区自卫大队战士和各乡民兵小分队队员，在会场四周放哨。大会由特区政府田井、杨明、沈一民主持，先由爱国进步人士平凡烈士的妻子上台，控诉冯金标在民国30年（1941）指使土匪暗杀平凡的罪行。接着，盐农民代表怀着深仇大恨，上台血泪控诉。台下“枪毙恶霸地主冯金标”“为平凡报仇”“为受害的穷人报仇”口号声响彻整个会场。特区政府区长田井历数恶霸地主冯金标的罪行，宣读抗日民主政府判处枪决冯金标的判决书。台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冯金标吓瘫在地。接着，又宣布勒令高森遥交付赎罪费2000万元（特区政府将该款全数发给平凡遗属作为抚恤金），交保释放。反霸斗争大长人民志气，盐农民表示拥护民主政权，建设好人民自己的盐场。
进行减租减息
盐场光复后，盐民不但要成为政治上的主人，还要成为经济上的主人。要求少缴租息，废除高利贷。特区政府根据抗日时期党的政策规定，实行“二五”减租，保证缴租办法，经群众评议，棉区减租由倒四六（即收获物交地主六成，农民留四成）或对半分租改为三七五、六二五分租（即收获物每百斤交地主37.5斤，农民留62.5斤），原来缴银租的减交25％。另外，在全区范围内实行分半减息，即按原来的借贷额，每月交月息1分5厘（过去的高利贷借1元，起码要还月息2角；借1斗粮食，每月要加1升归还）。经过减租减息，大大减轻盐民经济负担，同时又保证交租、还账，使板主、债主也有进益。另外，特区政府接管盐场后，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受到盐场各阶层人士欢迎和赞许。与此同时，特区政府还团结部分“篷长”、商行打开盐的销路；发放救济粮，解决盐农民生活困难；进行反内战动员，揭露敌、伪、顽反共的罪行等工作。
随着日本投降后全国形势急剧变化，中共中央作出浙东根据地解放区主动让出的决定。为此，根据中共浙东区党委和三北中心县委指示，庵东特区政府妥善安排了北撤及北撤后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发布《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后，于民国34年（1945）年10月6日，随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庵东特区政府历时建政48天。
第二节 维护合法权益
反欠资 争“千盐石米”
民国35年（1946）庵东盐场盐价仍未达到“千盐石米”（1000斤盐与150斤大米等价）标准，盐民曾数次，派代表赴京、杭等各处请愿，呼吁要求提高盐价，取消场署核价，组织产销合作社，自由议价。
民国36年（1947）1月，盐民发动大请愿，五乡（区）集聚游行示威，要求加价和补发欠资。2日上午，庵东、崇三、福寿、大云、义四乡千余盐民纷纷至场公署请愿，手持“要千盐石米”“快点补发盐资”“我们要组织合作社”“反对场商办事处”等旗帜。中午12时许，盐民们齐至万嵩庵集会，随即游行示威，队伍长达数里。后据场公署告知，两浙盐务局电复不准。由此，盐民们更加愤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牛车业、船员业等公会紧急召开会议，一致为盐民声援，如再无结果，将一致罢工，阻止放盐（时盐场尚有存盐数十万担）；盐资不发，盐不给出仓，以此举对付场署不公。但此次盐民请愿无果而终。3月17日，两浙盐务局局长赵武显来庵东盐场视察。盐民们因上次请愿无果，不但盐价未达“千盐石米”标准，而且盐政总局核浙局盐价应为每担8000元，而场公署故意隐瞒，竟以7500元低价收盐，这更激起盐民不满。盐民们于深夜鸣锣集合商议，拟18日上午向赵武显请愿解决。18日晨，部分请愿盐民早已聚集场公署门口。赵得悉后唯恐盐民滋事，于当日晨匆匆在盐警护送下乘专车驶离盐场返省。盐民向赵直接请愿扑空，心有不甘。仍按原计划，聚集各区盐民千余人到场公署，要求立即调整盐价，补发盐资，群情激昂。场署卫兵与盐民发生冲突，互不相让，情势颇为紧张。场长汪挺被迫撤除卫兵，与盐民代表谈判。盐民代表态度强硬，会谈几经周折，在群情压力下，汪挺被迫宣布自即起盐价调整为每担8000元，按照收盐数量，自当月11日起补发盐资，并允自4月起再行调整至“千盐石米”。请愿盐民始各散去，斗争取得胜利。六七月间，盐民因议订之盐价已接近“千盐石米”，故缴盐颇为踊跃。两月间，场署收盐达80万担之多。至8月间，场署又推翻前议，不顾盐民反对，仍恢复核价制度。当时，米价逐日升涨，盐价核定仅每担2.8万元，又拖欠盐资，屡经催讨，仍置之不理，盐民得悉后不肯多缴盐，各区缴盐稀少。有的区盐民拒缴，而盐务当局竟采取严厉措施，强迫盐民缴盐。西二场务所主任沈以志强迫将张家路、水路湾一带盐民家中存盐悉数封存盖印，并把马万荣、章钊海、陈张章等户盐板公然劈毁，以此高压手段强迫盐民缴盐，由此激起盐民公愤。9月19日，东三区盐民因盐款经久不发，缴盐之后又不能立即得款，乃停缴原盐。该区场务所主任钟福元竟派盐警雇用牛车，将余家水路盐民余长林、余长裕、陈阿毛、姚仁生等民仓存盐悉数强迫收入官仓，并将姚仁生拘捕，毒打成遍体鳞伤。附近盐民闻讯万分愤怒，一致认为盐民人身自由毫无保障，法之不允，聚集数百人到盐警队、场务所质问，要求释放姚仁生。至下午3时许，姚仁生尚未释放，激起东三区盐民极度愤慨，强烈抗议。盐民纷纷捐款接济姚仁生。此事引起全场关注。21日，东西两区（东三、西二）聚集千余人，齐向庵东进发，在庵东街上万嵩庵集合，群情激昂。后盐民们推派代表王渭钊、陈高炎等七八人到场公署说理请愿，向场长汪挺当面提出6点质问和要求：（1）释放被害人姚仁生；（2）撤惩凶手东三区场务所主任钟福元；（3）尊重盐民人身自由，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4）付清拖欠盐资，盐民缴盐之后应立即付清盐款；（5）履行“千盐石米”按月议价诺言；（6）10月份起付盐资不能打折扣。盐民代表认为场署各所强收民官仓，不付盐款，更以高压手段捕人刑打，实使盐民难以忍受，故提出严厉质问。盐务当局窘难作答，仅允调查真相后再行惩办，而敷衍了事。因时近傍晚，盐民无果而散。这次盐民请愿，再次警训场署对盐民的不规不公，警告盐潮（即盐民造反）和斗争还要继续。此后，盐潮陷入严重状态，盐民一致拒绝缴盐，并聚集数千盐民，连日向场公署交涉，要求自由议价，速发欠资，严惩拘捕盐民之凶手。但场署仍一无表示，并依然封锁盐板，顿时盐场秩序大乱。9月24日，中央盐政总局局长缪秋杰因盐潮局势严重，便与两浙盐务局副局长李冷等来调查真相，缪等到庵东后即召开紧急会议，听取各方报告和意见后表态承诺：盐民要求提增盐价、速发积欠盐资、惩办姚仁生案首犯等问题，待返京商议后即可解决。10月，两浙盐务局遵总局指示作出5项决定：（1）自是年12月份起改行民产、民运、民销“三民”政策，无论盐民及盐商如确有运销能力者均可组织公司卖盐，自由买卖议价（后此举于民国37年实施）；（2）盐价核定是月1日起由每担2.8万元调整为4万元（当时余姚米价为每石40余万元，则与“千盐石米”已趋相近）；（3）积欠盐资中秋节前汇入盐场结清（后于10月上旬由沪行汇庵东盐场20亿元，始付清所欠盐资）；（4）东三区场务所吊打盐民姚仁生，其执法手段则属不当，交余姚地方法院按法处理（后经盐入，余姚地方法院审结，税警班长邹根朴处拘役20天而了结）；（5）浙省盐民之产盐技术尚在原始形态，远逊东北、台湾等各盐区，拟将各盐区之生产方式作一彻底改良。
此次盐民反欠资、争“千盐石米”盐价历经近10个月，终于取得斗争胜利。
船员游行示威
民国36年（1947）5月，运商屠光岐向场公署承运乍浦食盐4000担，与船员签订合约装运，时船员提出运费要涨，屠不允，船员不肯装运，屠无法，后由其好友陈荣香向船员洽谈，以每担2.75万元运费装运4000担食盐至乍浦，船员见此运价仍坚持不允。于是，陈荣香向庵东警察所密报，诬指船员阮文敖等为匪徒，遂庵东警察所将阮等人拘捕，激起全场船员公愤。6日下午，船员百余人在庵东集镇上结队举行游行示威，声言打倒恶劣势力。并到场公署请愿，要求放人，保障海船船员的人身自由。事后经镇上有关人士调停，并将阮文敖等人保释，始告息事。
牛车工人罢工
民国37年（1948）10月，庵东盐场食盐均以牛车运输，牛车工人组织牛车会，下设小组，小组长俗称车头。因物价上涨，黑市买卖，粮价上升，牛车工人生活艰难，要求增加工资，提高牛车运费。16日西二场务所主任沈以志奉令要装运公盐2030担，迫不及待要牛车工人装运出场。而，此期间，车夫们曾一再呈请场公署要求调整运价，却迟迟未获答复，因此车夫们不答应将食盐装运出场，沈以志即派4名盐警将车头俞纪先逮捕扣押，并电告场署，将俞拘送司法机关法办。后等俞纪先答应明日全数赶运，方才释放。但工人们对此事不服。17日车夫们纷纷慰问俞纪先，并召开会议，指出沈以志非法逮捕扣押车头，妨碍人身自由，，决定即日起全场牛车工人罢工3天，以示抗议。场署随即派人与牛车会斡旋，答应近期调整运价。后牛车会见调价仍无动静，又作出无限期罢工决定，并以牛车会名义向社会各界呼吁，对俞纪先被迫害之事提状法院控诉。罢工轰动全场各界，余姚县政府得悉此事后，特派指导员毛子壮到庵东调处了事。
第三节 支持解放战争
护送浦东部队上四明山
民国37年（1948），国民党加强对上海浦东控制，使中共淞沪工委领导的浦东人民解放军总队和大团自卫队活动受到影响，中共上海局决定浦东部队南渡浙东。中共浙东临委先后派人去浦东联络。5月中旬，中共余上县工委书记余先秘密派相公殿的陈庭辉以盐贩身份为掩护，随张任伟和储贵彬的警卫员在庵东租用2艘海船，在地下党员钱珊实、奕五九、姚继毛3位船老大协助下去浦东接运部队。5月15日凌晨，储贵彬、张凡率浦东部队290余名战士从南汇县小洼港出发，当晚在余上县党组织接应下，在临山区上塘乡十六户海湾（今余姚市黄家埠镇）登陆。16日在余上县大队护送下，浦东部队顺利到达四明山。19日与四明山主力会合。当晚，浙东临委召开欢迎大会，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林枫，在会上宣布浦东部队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五支队，储贵彬任支队长，张凡任政委，奚德祥任副支队长，吴建功任政治处主任，从而加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
反“清剿”
民国37年（1948）10月中旬，为支援余上地区反“清剿”斗争，中共四明工委根据余上县办要求，由五支队抽调20余名有战斗经验的指战员，配备精良武器，组成1个临时小分队，由教导员何敏和中队附顾生顺率领在姚北活动。11月上旬，临时小分队2人在余上县武工队肖林等4人配合下奇袭庵东盐场。在东二区将小枪帮头子、盐警参谋、特务宋公炎击毙。
做好策反工作
民国38年（1949）随着国民党在浙东统治的迅速崩溃，浙东地区国民党军官兵思想发生动摇，纷纷开，始寻找后路。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浙东临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做好策反工作。三北地区党组织根据临委指示，在已开展对国民党军官兵策反工作基础上，加强此项工作力度。
抗日战争时期苏中军区的中共特别党员陈振，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到庵东任两浙税警第三区中校区长，统率庵东盐场税警部队。陈振在庵东任区部军官后，又与中共闽浙赣区党委江西工委上海联络站取得联系，以“合法”活动来反对国民党统治。此时，余上县飞虎队长肖林也布置有关人员与税警官兵广泛接触，伺机做好税警策反工作。为加速此项工作进程，民国38年（1949）3月2日晚，余上县工委书记余先率“勇猛”队、“飞虎”队部分武装包围驻小安街税警第三区第十五队队部，俘其1个排，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22支、枪榴弹筒2个。战斗中，排长张根怀牺牲，4名战士负伤。陈振的活动引起国民党财政部盐务总局警务处中将处长曾锡圭的注意，在3月下旬，把陈振强行开除。陈振离开庵东前，在区部建立王蔚筠、李自强、项复初3人组成的策反小组。4月上旬，曾锡圭到庵东盐场视察，过悦来市公路时，遭余上飞虎队袭击，其卫士戴立安在公路上被击伤，德国造手枪1支和自行车1辆被缴获，曾锡圭率部逃跑。两浙盐务局为防庵东第三区税警部队发生意外，于4月11日下令，撤销第三区税警部队，把第三区税警分编为2个独立中队，划归余姚税警指挥部管辖。在此情况下，策反小组即派项复初到上海，向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税警工作核心小组的陈振汇报庵东情况，要求立即起义。16日，中共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派员急到四明山，向中共四明工委组织部长薛驹通报浙东沿海税警策反工作情况，希望浙东党组织“早点解决该部”的起义问题。中共浙东临委26日指示中共四明工委，“沿海起义之事确系上海党关系，可即由你们组织起义”。于是，中共四明工委开始着手这项工作。5月初，国民党两淮（江苏淮南、淮北）税警大批逃到庵东盐场，两浙盐务局税警办事处为扩大自己实力，把逃到庵东的两淮税警和在庵东的两浙税警合编为税警总队，并决定把税警总队带到定海。面对此情，策反小组决定由总队参谋李自强等人立即与余上县工委书记余先取得联系。5月6日晚9时，李自强和独立中队长王干卿等人经过周密计划，即率两浙税警总队第二支队独立第三、第四两个中队近300人，散发《告盐场同仁书》，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在余上县武装接应下几经转移，于10日到达四明山，被整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李自强任大队长。5月24日在中共上海和浙东党组织积极工作下，驻庵东的两浙盐务税警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王，启森，率3个大队930余人宣布起义。
第四章 革命老区
庵东人民在革命斗争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为壮大革命力量，取得最后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较大贡献，有62位优秀儿女为新中国建立和巩固而血洒疆场。境域有4个乡和33个村先后被批准为革命老区乡村。党和人民政府对老区乡村和在农村的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共产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红色堡垒户）（以下简称“三老”人员）实施扶持和优待，境域不同时期均按照所属县（市）政策执行。
第一节 老区划定
1984年7月和1986年12月，省民政厅根据民政部、财政部通知，分别对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革命老区乡镇的划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1985年3月18日，境域内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为抗日战争时期革命老区乡有东二乡、东三乡、西二乡、西三乡。
1992年10月，省民政厅决定对原划定的革命老区乡镇进行重新认定。12月，经市人民政府上报，省民政厅批复，境域内重新认定的老区村有：下一灶、下二灶、下拖落、余家水路、浦东、下三灶、后一灶、马潭路、拖落浦、稳健村（时属新浦镇），中心、六北、社北、罗北、周羊、南周羊、海阳村（时属崇寿镇），涂汛潭、廿八叉、小陈家路、陈家路、大陈家路、断头湾村（时属小安乡）和九塘、下胡家路、下诸家路、水路湾、张家路、陆丁路、胡湾、诸湾、横湾、上陆丁路村等33个行政村。占全市587个老区村的5.6％。
1996年，市重点扶持的老区乡镇、村基本脱贫。翌年，老区扶持与全市的扶贫工作融合。此后，市人民政府对境内革命老区未作新的划定与调整。
第二节 “三老”人员优待
新中国成立初，区、乡（镇）召开重大会议时，特邀“三老”人员参加会议并上主席台就座，听取和征求他们意见。1960～1970年代，每逢建军节、国庆节、春节，区、人民公社领导随带礼品分头到“三老”人员家庭看望慰问，每年冬天，为“三老”人员送医送被，并对“三老”人员提出的要求、困难给予临时性经济补助。尤其在经济暂时困难期间，为“三老”人员提供平价、低价紧缺日常用品。
1983年，县委对“三老”人员进行定补试点。1984年起，全县乡镇对革命老区无固定工作和收入的“三老”人员普遍给予每人每年临时性补助，境域有“三老”人员6名，平均每人每年补助78元；1988年起，增加到100元；1993年起，每人每月分别为抗日战争以前入党的60元、抗日战争期间入党的50元、解放战争期间入党的40元、老游击队员和老交通员（红色堡垒户）20元；1999年起，每人每月分别提高到100元、80元、60元和40元。1999年下半年，市开展“爱心献功臣行动”“三老”人员在原标准基础上生活补助每人每月增加20元，医疗费补助每人每月增加，10元。2000年起，市民政局对农村享受“三老”人员定补政策前病故的老党员遗属给予每人每月105元的定期补助（包括医疗费补助），境域有老党员遗属1名。2002年起，市再次提高农村“三老”人员（包括老党员遗属）生活补助标准，抗日战争时期（包括抗日战争以前）入党的提高到210元、解放战争期间入党的提高到200元补助、老游击队员和老交通员（红色堡垒户）提高到170元（其中孤老对象提高到185元）、老党员遗属提高到175元，医疗经费年人均提高到360元。2005年，农村“三老”人员全部纳入新型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范围。“三老”人员医疗就诊，免交挂号、出诊、注射费，合作医疗报销比例高于其他村民。2008年，农村“三老”人员补助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510元、500元、440元。2011年，农村“三老”人员月人均补助605元（含“爱心献功臣”基金增发部分）。2015～2017年，境域农村健在“三老”人员只剩下1人，每年补助标准分别是每月908元、1002元、1116元。
第三节 老区扶贫
1985年，县老区办对庵东区辖4个老区乡内，人均年收入在200元以下的贫困户开展扶贫。在资金和技术上，对大棚蔬菜种植、家禽家畜养殖、草编及海涂渔业养殖等给予无偿支持，脱贫速度加快。1985年，4个老区乡，有贫困户228户、693人，经过一年努力，脱贫100户、381人，脱贫率分别为43.9％和55％。
1986～1987年，县老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与各有关部门对庵东区、西二乡老区，重点扶持榨菜种植基地和罗氏沼虾、青蟹养殖基地，投入专项资金和技术辅导，加快产业结构调整。1990年，市老区办专门划拨庵东区老区乡化肥标氨8200公斤。是年，市人民政府出台继续扶持贫困老区乡发展经济的意见，确定对庵东区辖东二、东三、西三乡和其他区6个乡进行重点扶持。主要扶持政策：到扶持乡新办联办企业，报经市财税部门批准，免缴、免征产品税、增值税、所得税2年；乡、村集体企业免征产品税、增值税1年，所得税3年；给予贷款优惠，安排一定额度的贴息贷款，当年贴息4.50万元；安排柴油、化肥、农药、水泥等物资支持扶持乡，优先帮助扶持乡改善交通、卫生、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
1990年与1989年相比，庵东3个老区乡的乡村企业，由97家增加到137家，增加41％；总产值由1914.98万元增长到2273.71万元，增长18.7％；工业销售收入由1355.66万元增长到1539.77万元，增长13.6％；企业利润由73.78万元增加到87.58万元，增长18.7％。
1992年，市确定83个老区村为重点扶持村。1993年，增加重点扶持村47个，市级83个部门与重点扶持村联系结对；下派干部到扶持村任职，市人民政府对市级机关扶贫帮困实行年终考核；建立老区扶贫开发（有偿）基金，安排财政贴息贷款33个村330万元，83个经济薄弱村的主要村干部报酬实行每月160元、140元、120元3档定期补贴。1994年，市财政各项补助630万元，1995年增加到1295万元。
1996年，全市90个村集体可用资金户均低于90元的老区经济薄弱村，确定为3年期限的帮扶对象。采取优惠政策有：减免村办企业的地方税和市留成部分的增值税，返还50％的土地有偿出让金（市、镇乡各返25％）免收75％村级变压器增容地方贴费；对帮扶村造桥铺路等生产、生活设施项目，由民，政、交通、邮电等部门给予优先安排和物资、资金补助。市级74个部门与列入帮扶的经济薄弱村实行部门结对联村制度。
1997～1998年，全市重点扶持的60个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村集体可用资金年人均低于30元），通过联村扶贫和优惠政策扶贫，开发项目106个，开发水产养殖5660亩，新办农、工、贸企业86家，返还村办企业到村税金300余万元；两年的村级集体收入（不包括扶持、捐助等款项）分别为480.5万元和548.6万元，年增长率分别为191％和141％。1998年末，重点扶持村的村集体可用资金年人均均超过70元，其中超百元的有27个村。两年中，通过村级筹资、群众集资、政府和有关单位配套补助等办法，共投入资金500余万元，60个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全部完成标准化电力整网和村办公室的电话安装，完成修造道路140条、桥梁41座，开通有线电视或广播29个村，新安装自来水9个村，新建改建村办公室兼活动室50个。
1999年，联村扶贫重点为村规模小、资源缺、经济发展缺少办法的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列入重点扶持村52个，享受3年市优惠政策等扶持项目；后老区扶贫职能逐步划归民政部门，工作重心逐步从扶持老区镇、村转向救济困难群众。
2002年，市老区办撤销，老区扶贫职能划归市民政局。2003～2008年，市民政部门在全市扶贫工作中根据老区镇、村的实际情况，发放老区扶持金50万元，延续对老区的扶持。
民国15年（1926），建立今慈溪市境域最早的中国共产党支部——中共坎镇支部。党领导牛车工人罢工、夜袭缉私营、到秤放局闹荒、建立盐民协会、公审盐霸、“吃大户”捉盐霸、反廒商割“洋尾巴”、斗“庵东商团”等斗争并取得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盐民进行抗日救亡，建立抗日团体和武装，反“清乡”、同日伪及盐霸进行一系列斗争。抗战胜利后，民国34年8月，建立今慈溪市境域第一个民主政权——庵东特区政府，组建特区自卫大队，领导盐民斗恶霸、实行减租减息等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开展反“清剿”和策反等斗争。
庵东人民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62位优秀儿女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而血洒疆场。1985年3月，东二乡、东三乡、西二乡、西三乡被宁波市人民政府认定为抗日战争时期革命老区。1992年12月，境域33个行政村被浙江省民政厅认定为革命老区村。
第一章 全面抗日战争前盐（农）民斗争
自清朝以来，盐民一直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封建势力几重压迫和残酷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因而，庵东盐民具有顽强反抗性和敢于斗争精神，对压迫和剥削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第一节 民众自发斗争
反“毁二留八”
清同治末至光绪初，盐板晒盐只有私晒。光绪六年（1880）余姚、岱山盐场私板充斥，两浙盐运使清查板数，余姚场计22.56万块。遂厘定计丁授，板之法，每丁给板6块，按户编额，减半留半，烙以官印，称为官板。全场实留18.11万块，官板之外禁止私增，并置篷长以钤约板户。称“毁二留八”从此盐政管理就由聚团公煎，改变为控制盐板、限定产额等法。一时盐场人心惶惶，，盐民把多余的盐板暂时藏匿起来。西二区盐民丁宝根因生活过不下，想多晒点盐度日把家藏的私板拿出来晒盐，结果被当局发现遭全部私板查封，丁母呼天抢地，号哭不，息，激起众多盐民同情，引起全场盐民对当局不满。场公署得悉后，认为“私板不毁，民心不死”。为杜绝后患，在全场设立十余个营篷，驻扎盐警挨户搜索，强迫盐民交出私板，并当场劈毁。盐民非常气愤，互相串连，聚众而起，捣毁营篷，驱逐盐警，但最后仍被清政府镇压。
大罢工
民国11年（1922）9月，庵东盐场2万盐工，为要求废除苛捐杂税，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
反饥饿
民国12年（1923）秋，姚北连遭大雨，大批棉田受淹，盐板被浸。百姓生活无着，政府官员却置若罔闻。庵东盐场盐商、富商非但不加体恤，反而依仗洋人欺压盐民。灾民忍无可忍，便结群向廒商、篷长要求救济，谁知官商不但不赈济灾民，反而唆使盐警向饥民开枪，由此激怒群众，引起械斗。事后，廒商又买通当局，诬指灾民劫夺盐警枪械，派兵到姚北大肆搜捕，勒索赔款。许多群众无力承受再三敲诈，皆露宿野外避之，有家不能归，生活更如雪上加霜。后在保德乡自治委员、余姚县议员费德昭支持和带领下，盐民奋起抗争，历时半月，最后当局慑于众怒，又恐造成不可收拾局面，不得不撤走盐警，释放被捕灾民。
“七二三”盐民暴动
民国13年（1924）初夏，庵东盐场盐务当局为杜绝私盐，决定废除盐商廒仓，建立“公仓”要盐民把原来定期五日或十日一次交盐办法改为每日送入公仓，不得留家过夜，违者，以贩私盐论处，没收并罚款。盐民对于交盐，本来意见很大，再加上秤放局官员、廒商、篷长及称手等刁难，往往卖盐要等半天，甚至有整天排队还交不进盐仓。现在改为每天交盐，影响生产时间，因此一致反对。盐民推选陈庆高（庵东集镇）、严美生（高王路）、沈成钊（新湾路）、钟孝运（四灶路）为七区代表，各区也纷纷选出代表，组成盐场领导斗争的组织，在庵东集镇万嵩庵举行代表会议，一致决议：①反对每日向公仓交盐苛政；②缴还晒牌；③农历六月二十二（公历7月23日）举行全场罢工，并游行示威。会后，各区都作了充分的宣传组织和其他准备工作。7月23日凌晨，各区分头鸣锣为号集队，盐民揭竿而起，以围裙为大旗，扛着晒牌、铁扎、铧锹，手执无数小旗，上写“反对设立公仓”“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秤放局”等标语，从四面八方进入庵东集镇。上午七八点钟，镇上集结了1.2万人，向盐场公署请愿，而场公署大门紧闭，场长黄庆澜避而不见。于是，盐民们气愤地拆去篱笆桩，砸破玻璃窗，并将晒牌统统掷在场公署门前。场公署依然鸦雀无声。此时，有人高喊：“打秤放局去！”于是，示威游行的人们涌向秤放总局（秤放总局设在庵东集镇宝兴弄的张如昌家），一见秤放局同样四门紧闭，人们跳上屋顶，揭瓦而入，打开大门，占领总局。盐民们怒不可遏，见物就砸，把办公用具全部捣毁，把秤放局官员的衣服、帐子全部掷进粪缸。此时，大队盐警突然从轿店弄堂冲出来，向手无寸铁的盐民开枪，当场打死冯惠钊、鲁正高、应阿表、洪卫照和阿丁妻等5名盐工，受伤者不计其数，血流满地，惨不忍睹。
这一惨案激起盐场各界人民公愤。全场盐民立即举行总罢工。教育界进步人士许深洋、蒋子光、徐寿卿、屠居秀等召开全场各小学校长紧急会议，誓做盐民后盾，支持盐民继续斗争。次日，发动1000余名师生上街示威游行，广贴标语，“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反对苛政虐民”“誓为死难盐民报仇”等口号声响彻庵东集镇每个角落。此时，余姚县知事陈国材欲平息事态，坐轿赶到盐场，但当盐民们把他围起来时，他见众怒难犯，就在一批士兵庇护下仓皇逃遁。游行结束，教育界联名电告北京盐务总署及稽核总所和浙江省政府、两浙盐运使署。盐民代表也分头向县参议会、各机关团体奔走呼吁，得到各界人士同情和支持。余姚、宁波新闻界也仗义执言，披露秤放总局镇压盐民事实真相，并发表评论，表示对盐民声援。北京《晨报》、上海《文汇报》也及时报道庵东盐场惨案。
庵东盐民反公仓反苛政斗争，轰动全县，震惊省城。在强大舆论谴责下，秤放总局上司——上海稽核分所、驻上海九廒总办不得不出面调处。为保障以后税收，盐政当局经联合调查，只得承认苛政害民，并由余姚盐场公署布告：①设公仓每日缴盐一案，暂行停办；②由政府发给死难者抚恤金每人500元，场公署再补助100元，合计600元；③革除秤放局局员出入坐轿、请饭的恶习；④撤销并惩办平时欺压盐民的秤放局局员；⑤以后如再发现秤放局局员向盐民刁难勒索等事情，准由盐民告发，按情论处。这才平了民愤。至此，在庵东爆发的万余盐民反公仓反苛政，暴打秤放总局并取得胜利的“盐民暴动”始告结束。由于发生在公历1924年7月23日，所以史称“七二三”暴动。
庵东盐民为感谢师生声援，以余姚盐场七区盐民团体名义，特铸铜质墨盒一批相赠，每个墨盒上都刻着“青云直上”4个字。
“七二三”盐民暴动标志着盐民从过去自发单一斗争发展成为有社会各界人士
共同参与的全民斗争，集中体现庵东盐民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精神。是当时浙江最大的一次罢工斗争，与发生在广州沙面英租界工人罢工遥相呼应。不仅是浙江工人运动复兴起点，也被当时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称为中国工人运动自“二七”大罢工以来由低潮复兴征兆之一，并由此而载入中国工人运动史册。
声援上海工人斗争
民国14年（1925）上海“五卅
”惨案发生后，庵东盐场成立沪案后援会，盐工开展抵制英、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并募捐银元，汇寄上海，声援“五卅”惨案后上海工人斗争。
赴县请愿
民国19年（1930）5月3日庵东盐场因久雨无法晒盐，米价飞涨，7个区的盐工百余人结队到余姚县县城向县政，府请愿，要求拨款救济。
坐索欠薪
民国19年（1930）7月，盐场23所学校教员，因盐场公署欠发工资，经4次口头催发、2次用函恳给，仍不发放，遂于17日集队到盐场公署坐索。
反勒索
民国23年（1934）余姚县清理和丈量沙田（指养淡后的盐碱地），附设办公处于财政局，并在天元市许，氏宗祠设第一办事处，由第六区区长蒋中强任主任，第一办事处又在浒山、庵东两处设立分处。各处成立后，即从事测丈沙田及发照、收费等工作。因催报员向群众勒索丈溢地和测绘费用以及舞弊等事情引起农民不满。是年6月7日上午，六塘等地农民500余人聚集庵东，以布褴（劳动时围在身前的蓝色土布）当旗号，手执锄耙等，结队至庵东陈同大沙田第一办事处第二分处，见催报员不在，将分处的木栅、水缸等物击毁，随即直奔包公殿，将民政厅小三角测量队所有门窗、器物及各表册和职员被褥、箱子、衣服等堆积一处纵火焚烧。后又至潭海乡潮神殿内沙田测绘队第二分队驻所，将驻所的器物、册籍亦烧毁殆尽。下午1时许，农民分三路奔向天元市许氏宗祠沙田第一办事处，也将器皿捣碎，图册等烧成灰烬，并绑架主任蒋中强、复丈员骆如帝、办事员陆仲高。余姚县当局闻讯后，即令军队镇压，抓捕农民王宗傲等14人，反勒索斗争被镇压。
反“六折收盐”
民国24年（1935）盐场丰产，廒商仅收3次额盐，借口盐产过剩，存盐积滞，拒不收盐，盐民积盐无销，，粮食难济。廒商向盐务当局提出“六折收盐”办法，盐场公署不顾盐民生计，出布告“六折收盐”。即按官板每块盐板照章收额盐300斤，其中60％按照官盐价、40％按照余盐价收购，余盐价比官盐价低一半，廒商以此法掠剥盐民。盐民闻讯，不承认“六折收盐”，同时多次电呈省盐政当局解决，却杳无音信。8月30日廒商宣布“六折收盐”盐民再次奋起抗争。他们先到县政府呼吁，县长无法解决。9月6，～7日五六千名盐民，集聚盐场，高竖布旗，声言“吃大户”。9月8日廒商开收，但仅收三天又，停止。盐民被迫于9月21日推出代表70余人上省请愿。省，盐运使派员与廒商会商，仍无结果。10月12日，盐民挑盐到场公署，要求发给小票，接着捣毁浙东廒，包围篷长，并再致电财政部要求收回“六折收盐”成命，但廒商仍不肯收盐。运盐工人即宣布罢工声援。10月20日盐民再次鸣锣聚众，把捆盐席包、盐舍焚毁，捣毁车具杂物，再度组织请愿团赴上海、，南京，呼吁各界人士支持。在群众力量与社会舆论重重压力下，国民政府唯恐酿成盐民暴动，下令十足收盐。此次反对“六折收盐”，盐民生活虽受到严重影响，而斗争取得胜利。
附：
（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函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函（公三〔函〕字第3754号）函称：案据余姚县商会等及屠居秀等先后电称，为余姚盐场因廒商破坏定章，六折收盐，影响十万盐民生计，伏乞立电两浙运使撤销六折，严饬廒商仍照向章十足收盐，以安地方，而弭危祸口等情，到会，安兹盐务，除分别批示外，相应抄同原电，函达，查照核办为荷。此致财政部
计抄发原件二件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行政院文件
国民政府行政院第4402号文称：代理院长谕“余姚县商会巧电，为肯电两浙运使，严饬廒商仍照向章十足收盐撤销六折一案，应交财政部”等因，相应抄同原电，函达查照。此致财政部
计抄送原电一件
行政院秘书长 诸民谊 印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节 中共领导的斗争
庵东盐场发生“七二三”暴动等盐民运动后，中共杭州支部已发现庵东盐场盐民生活在社会最低层，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封建势力压迫和剥削，有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有利于发展党组织。民国14年（1925）4月，中共杭州支部派党员岑鹿寿（又名岑仁明、岑民权、韩昌，湖州市人①党内身份为中共杭州支部庵东盐场通信员）到庵东盐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岑鹿，寿通过关系，以相公殿玉顺廒司事（即会计）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深入了解盐场情况，与盐民广交朋友，向盐民宣传革命道理，发掘和培养积极分子，为盐场建党做好准备。民国15年5月，培养和发展东二区盐民马家生、应德和两人入党，在相公殿成立中共坎镇支部（今慈溪市境域成立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也是宁波地区最早的两个农村党支部之一），岑鹿寿任书记，支部隶属于中共宁波地委领导。7月，支部划归中共上海区委领导。12月，重新划归中共宁波地领导，有党员8人，开展了一系列斗争。
牛车板户罢工
民国15年（1926）2月，岑鹿寿组织盐场400余名牛车板户（即运盐工人），向廒商要求增加工资，遭到廒商拒绝。于是，他就组织牛车板户工人举行罢工，迫使廒商提高工人工资。罢工胜利后，他又组织成立牛车板户公会。
夜袭缉私营
民国15年（1926）年12月，北伐军进入浙江，中共坎镇支部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动员在坎墩当教员的县参议员费德昭，消灭军阀政府在姚北的武装，策应北伐军。费德昭是坎墩费家弄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曾是光复会会员，因为从小习武，姚北米商为保卫海上米船运输安全成立姚北水巡队时，聘任费德昭为队长。中共坎镇支部建议正好符合他的心愿，因此，他积极响应。当时，军阀政府为了保护盐场安全，防止盐民走私食盐，在盐场驻扎缉私营，共200余人，分驻庵东、西二区、相公殿3个地方。根据缉私营分布情况，中共坎镇支部与费德昭商量后，决定发动盐民配合费德昭水巡队先消灭驻相公殿缉私营，然后伺机消灭驻庵东、西二区缉私营。
民国16年（1927）1月3日晚，百余盐民与费德昭率领的水巡队员突然袭击驻相公殿缉私营，击毙队长以下官兵五六人，其余入海溃逃。驻庵东、西二区缉私营闻风后纷纷携枪逃跑。攻打缉私营以后，水巡队得到迅速发展，队伍扩大到100余人。中共坎镇支部也根据这一有利条件，成立盐民纠察队，把缴获的一部分枪支武器发给纠察队员。进驻余姚五夫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一部闻讯后，为防止缉私营报复，也派2个连到庵东盐场，保护盐民安全。
到秤放局闹荒
民国16年（1927）1月，由于上年灾荒严重，加上沉重的苛捐杂税，盐民生活极为艰难。9日，中共坎镇支部利用北伐军进军浙江省的有利时机，组织300余盐民到秤放局闹荒，把局内的器具杂物捣毁，打伤来不及躲避的职员3人。吓得局长蓝田玙请求余姚县公署派警察前来镇压，并请求辞职（其上司没有同意）。
筹建盐民协会 公审盐霸
民国16年（1927）1月，秤放局闹荒后，中共坎镇支部先后在7个盐务区发动盐民，为建立盐民协会做好准备。1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在宁海战役中失利，宁波被军阀重新占领，盐场土豪劣绅高锦泰、袁功亭等建立庵东商民保卫团（以下简称“庵东商团”），由土匪黄春晓任队长，开始向盐民反扑。盐民协会筹建工作只得秘密进行。2月，北伐军占领浙江，全省工农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共宁波地委把庵东盐场作为宁绍地区盐民运动工作重点。中共宁波地委委员竺清旦、卓兰芳分别以浙江省宁绍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和国民党宁波市党部特派员身份到庵东盐场领导盐民运动，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党支部书记陈云和当时主持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工作的郭静唐亲临盐场指导，盐民协会筹备工作进程加快。岑鹿寿通过党员马家生和积极分子顾小轩、王福瑞、俞开夫等发动盐民筹组各区盐民协会分会，盐场7个区先后成立盐民协会分会。经发动，各区贫苦盐民纷纷参加党领导的盐民协会，至3月9日，报名入会者已达三四千人。
正当盐民协会筹备工作紧张进行之时，盐场土豪劣绅王庆祥为破坏盐民协会成立，召集各区柱头（名为盐民代表，实为篷长喉舌）开会，决定抢先成立“盐民协会”与中共坎镇支部领导的盐民协会抗争。针对王庆祥的企图，岑鹿寿于3月17日，在，庵东集镇陈同盛家召开盐民协会筹备会议，盐民积极分子王福瑞、应友记和教师顾小轩等20余人参加。卓兰芳、郭静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酝酿盐民协会组织名单和盐民协会宣言，确定盐民协会成立大会召开日期，并决定拘捕盐霸高锦泰、袁功亭，在盐民协会成立大会上批斗。3月22日，盐民协会在庵东集镇东北的白地场上举行成立大会，全场万余盐民参加。大会由主席岑鹿寿报告盐民协会筹备经过；卓兰芳历诉盐民受苦之深，号召盐民协会成立后要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郭静唐宣布盐民协会成立。大会公推岑鹿寿、张启才、顾小轩为盐民协会常务委员，岑鹿寿为主任，张启才、顾小轩为副主任。盐民协会下辖7个分会，各设常务委员1人：中区应友纪、东一区俞开夫、东二区马家生、东三区赵成炎、西一区韩春泉、西二区王福瑞、西三区林风敖。并建立盐民自卫军，由周扬明、周成孝任正副队长，有20余人、枪。大会通过《余姚盐民协会成立宣言》，提出“打倒秤放局”“打倒土豪劣绅”“盐民管理盐场”等口号。参加协会会员有2万余人。大会最后公审盐霸高锦泰（袁功亭闻风逃跑）。10余盐民代表上台控诉盐霸、篷长、廒商和秤放局的罪恶以及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台下高呼“打倒盐霸剥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秤放局”等口号。大会后，将高锦泰押送到余姚县公署监狱关押。后又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沿途高呼口号，散发盐民协会宣言，群情激昂沸腾，轰动全场并波及邻乡，壮大了革命声势。
附：余姚盐民协会成立宣言①
各界民众们：
我们盐民所受痛苦实在太多了，到现在我们觉得非自己起来求解放不可了，所以，我们要组织盐民协会，我们知道盐民协会是我们自救的武器。
可是，各界很少知道我们盐民的痛苦。我们在此自求解放之日，还须一述我们痛苦的状况，以求社会人士的同情与援助。
第一，秤放局之刁难敲诈，使我们备受耻辱与剥削；
第二，盐知事之假借名义勒索捐款，巧施剥削，使我们增加额外负担；
第三，盐廒之限制生产，高抬洋价（指光洋），任意延期收盐，使我们蒙受极大的损失；
第四，篷长之克扣盐斤，抬高米价，重利盘剥，大洋易小洋，使我们受种种无理剥削，无以为生。
我们在此重重压迫与剥削下，过尽了牛马生活。现在我们要起来了。我们要老实不客气地打倒一切剥削我们的人，解放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组织这个盐民协会的原因。
最后，我们要呼出我们的口号：打倒秤放局！反对盐廒、篷长的剥削！出产自由、买卖自由！组织盐民协会！盐民管理盐场！打倒土豪劣绅！拥护国民政府！十万盐民联合起来！盐民解放万岁！盐民协会万岁！
“吃大户”捉盐霸
民国16年（1927）3月，正当筹建盐民协会之际，盐场发生饥荒，粮食紧缺，盐民请愿要求政府赈济。此时，投机奸商却从稻区收购谷10余万斤，堆积在余姚蜀山渡口，企图偷运外地高价牟利。国民党余姚县党部闻讯后，即派费德昭率领县纠察队去蜀山，将来不及外运的粮食全部扣留，并将扣留粮食一部分赈济庵东盐民。
此时，盐场盐霸高锦泰、袁功亭、张万卿等人勾结米商，采取米店不卖米给参加盐民协会会员的恶劣手段破坏盐民运动。中共坎镇支部闻讯后，即组织盐民与盐霸开展斗争。3月15日党员马家生带领盐民举行示威游行，敦促廒商、篷长迅速发放盐款，米店开门营业，以，度饥荒。游行队伍涌向袁功亭、张万卿家，开仓分掉张万卿囤积在自家仓库的粮食。袁功亭闻讯后逃往杭州。东区盐民“吃大户”消息传开后，西区也发动起来，卓兰芳作出向高家“吃大户”、活捉高锦泰决定。18日，西二、西三、东一等区千余盐民，由盐民俞开夫擎着“要饭吃”旗帜，纷纷涌向高家，捉拿高锦泰。高锦泰的儿子持枪出来阻扰，盐民不惧威胁，当场把躲在砻糠间的高锦泰拖出来，连同其儿子一起拘押到盐民协会筹备处，听候公审。
反廒商 割“洋尾巴”
民国5年（1916）秤放局改变称盐制度时，廒商借端提出强加给盐民的一项额外剥削，即把廒商应付，给盐民盐款1元，本应折1000文，却毫无道理地改为折合1090文，这90文称为“洋尾巴”。估算全场每年被掠夺去10余万元，自民国5～16年，总计被廒商剥削去130余万元之巨（当时米价每石7元）。虽历经上控请求割除，但无效果，盐民决心依靠盐民协会力量，坚决割除这个毒瘤。但因其根深蒂固，已成为恶例，必须力争省盐运使同意，否则很难成功。民国16年，盐民协会成立后，特派员洪伟与场长赵源曾和廒商多次谈判交涉，廒商每至理屈词穷，就把责任推到盐运使身上。为此，盐民协会为割除不合理“洋尾巴”作了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预先做了许多纸旗，写好标语。3月24日，盐民协会请场长赵源召集13名廒商开会，提出以取消“洋尾巴”为核心的五项要求。即：取消“洋尾巴”，取消篷长制，取消非法赔税制度，按时收盐付款，斤两按实际计算等。此时，在场署外预先安排聚集的千余盐民，手执纸旗，把场公署围得水泄不通，并不断高呼“割除毒瘤‘洋尾巴’”“请求场长主持公道”“警告廒商幡然省悟，痛快下刀”等口号，同时派代表递交请愿书，要求场长回答，出示布告。正在开会的场长和廒商见状惊恐万分，场长要廒商临危共济，分担责任，廒商为自身脱险，只好勉强答应。盐民代表识破他们的脱险计，不听他们口头承诺，一定要场长、廒商签名，立据为凭。这样一直对峙到傍晚，而场署外面人群也一直至傍晚未散，最后由场长赵源出“手谕”给代表，“手谕”称：“..关于请愿割除‘洋尾巴’一案，今天虽征得廒商同意，但须待转呈运使核准后，再行饬遵..”经过有理有节的曲折谈判，廒商们慑于盐民协会革命力量，除“取消赔税制度”一项须秤放局报上级后才能答复，“取消篷长制”改为“篷长如有劣迹，盐民协会提出可以撤换”外，其余三项廒商们全部接受。
民国16年（1927）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岑鹿寿等8人遭浙江省政府通缉。廒商乘机反悔承诺，向省盐运使诬告盐民聚众胁迫，复斥场长赵源庸懦，不加派盐警弹压，站在盐民立场同意割除，不为廒商利益考虑，使得盐运使将盐场呈报搁下不批。盐民得知盐运使不批复后，怒斥廒商背信弃义，继续向南京盐务署、两浙盐运使控告，并于9月20日，由重新组织的盐民协会推选陈春茂等15人赴省政府请愿。盐运使迫于重重压力，又加上场长赵源的呈文，遂批复并指令场署出示布告，同意废除“洋尾巴”。至此，长达11年，累计掠夺盐资130余万元的“洋尾巴”被彻底割除，盐民无不拍手称快。这是盐民协会团结带领广大盐民，维护盐民利益的一次成功壮举。
“洋尾巴”虽被割除，但场长赵源，因遭到廒商诬告攻击，愤而辞去场长职务。民国19年（1930），庵东盐民为纪念赵源功绩，集资为其建造纪念塔1座，后人也称“庵东小宝塔”。
斗“庵东商团”
民国16年（1927）正当盐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宁台温防守司令王俊秉承蒋介石旨意，于3月20日到，达宁波后，逐渐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盐场反动势力也伺机反扑，潜逃在杭州的盐霸袁功亭，看出形势即将变化，在代理浙江省国民政府主席张静江支持下，派周觉潜入庵东盐场；被关押在余姚县城的盐霸高锦泰，通过各种关系，表示悔改，并作出出狱后不干坏事的保证后，由国民党余姚党部出面保释。周、高到盐场后，经与廒商密谋，收买“庵东商团”恶霸黄春晓和缉私营100余人。于3月26日上午，突然袭击驻万嵩庵的盐民协会办事处，搜查达3小时，缴去盐民自卫军枪械10余支，抓走盐民协会宣传员鲁梅臣，把办事处的物品洗劫一空，撕毁国旗、党旗、会旗及搜去盐民协会会员名册，盐民协会办事处被捣毁。事后，他们又以“庵东商团”名义筹饷，购买枪械，扩充兵力，并连日拘捕盐民协会会员家属，袭击盐场附近农民协会。岑鹿寿等被迫撤离庵东，避居国民党余姚县党部。3月30日，袁功亭潜回庵东后，自称省里已批准由他接办盐民协会，并召集篷长、区董，宣称要盐民加入他们的协会，如不入会不准晒盐、卖盐，并向盐民强征捐费，每块盐板1分，向商民征收特别捐5～10元不等。
盐民协会办事处被“庵东商团”捣毁后，在中共余姚支部的推动下，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费德昭率纠察队40余人连夜赶到庵东。“庵东商团”深知费德昭的厉害，闻风下海躲避。等费德昭率队返回余姚县城后，袁功亭又重新招兵，并用数万元现金向白沙湾等处购置枪械子弹，扩大“庵东商团”武装。4月1日，国民党余姚县党部派代表蔡肖鸿到宁波，会同宁绍台农民协会办事处指导员卓兰芳、浙江省党部特派员赵济猛到宁台温防守司令部面陈黄春晓捣毁余姚盐民协会、私购军火、拘捕盐民等不法行为，请求派兵围剿袁功亭、黄春晓。司令部以司令王俊外出，无人做主为由，不予理睬。与此同时，岑鹿寿等发动100余名盐民骨干联名向全国报馆、国民党各级党部、各团体发出通电，揭露袁功亭的罪行，希望各界一致声讨。4月2日宁绍台农民协会办事处，根据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和余姚盐民协会请求，决定攻打“庵东商团”发出第二、三号令，调集上虞县纠察队、慈溪县洪塘农民协会自卫军前来增援。4月，8日宁绍台农民协会办事处在时事公报发表援助余姚盐民协会宣言的要讯。4月11日，竺清旦亲自指挥高王农民自卫军、洪塘农民自卫军、上虞县纠察队、余姚县纠察队，以，高王农民自卫军为先锋，分三路向“庵东商团”发起进攻，在四塘至六塘与“庵东商团”进行战斗。经过4个小时激战，“庵东商团”溃逃，黄春晓也从海上逃脱。三县武装乘胜追击到黄家舍头，焚烧黄春晓住宅。以“庵东商团”为靠山的盐霸纷纷逃跑，斗争暂时取得胜利。
正当盐民运动曲折反复斗争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派杨虎、陈群到宁波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竺清旦、郭静唐等撤离余姚。4月底，远逃在外的袁功亭、黄春晓重返庵东，捣毁盐民协会，开始组织盐场七区盐民协会，恢复被废除的旧规章。6月21日被改组后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岑鹿寿、竺清旦、费德昭、卓兰芳等直接参与盐民，运动的领导人。岑鹿寿被迫撤离庵东，中共坎镇支部遭受破坏。黄春晓向盐民反攻倒算，7月15日黄春晓抓捕盐民协会职员韩春泉，中共党员马家生，盐民协会骨干王福瑞、张小龙、徐，荣兴、娄厚生、章安生等30余人，押到包公殿，逼其“赔偿”黄春晓家被农民自卫军焚毁的全部损失。后经人调停，这笔巨款除韩春泉负担1500元，王福瑞负担350元，娄厚生、章安生各负担100元，其他20余人各负担50元外，由袁功亭、高锦泰做主，在每块盐板上扣钱5分，由篷长代扣后转给黄春晓才平息。
第二章 抗日救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国26年（1937）7月，庵东盐场成立盐民工作委员会和余姚县第二青年抗日救亡宣传室，有盐工500余人参加，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和推动下，顺应抗日历史潮流，成立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当时，中共浙江省委按照中共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方针，充分利用这一合法形式，动员许多党员和进步青年支持和参加政工队，并尽可能争取领导权，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民国27年3月，由中共余姚地方组织培育和领导的余姚政工队成立。它利用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开展革命活动，推动全县抗日救亡运动。随后，余姚政工队一区队队长马青和二区队队长陈庭鲤（又名吕大千）率队员到庵东盐场（后两队合二为一，马青任区队长），建立7个青年盐民救亡宣传室（后改为“社会服务团”），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中共盐场党组织领导下，政工队组织盐民同不法乡长、保长、篷长、盐霸和廒商、场公署，开展一系列斗争。
第一节 政工队组织盐民斗争
反撤田夺地
民国26年（1937）盐霸高锦泰为获得更多地租，以“收回、自种、撤田”名义追加租额，把佃农辛苦八九，年由海涂地逐渐改良为可以耕作的海农地撤回，对不肯撤田的佃农，采用武装家丁到佃农租地抢夺农作物，搬走佃农家具，甚至把佃农关入土牢等手段进行迫害，受害佃农达100余户。
民国27年（1938）秋，中共余姚县工委书记陈小平和政工队鲍曙林亲自领导反撤田夺地斗争。首先通过报纸揭露事实真相，呼吁各界主持正义。接着，由区队发动佃农与高锦泰开展有理有利有节斗争。政工队邀请当地乡（镇）长、佃农代表、农会代表与高锦泰的代表进行协商，提出抗战时期政府为减轻人民负担，减租、减息，农民有永佃权，盐民也一样，不应收回租地和盐板，更不能增息。由于协商没有达成协议，政工队、盐民以农会名义向法院起诉，控告高锦泰。经法院3次开庭审理，迫使高锦泰提出庭外调解要求，承认农民永佃权，取得反撤田夺地斗争胜利。
敦促廒商收盐
民国27年（1938），由于全面抗战爆发，盐场食盐的不少销路中断，廒商借口食盐销不出，而长期不收盐，盐民生活十分困窘。盐民成群结队到场公署请愿，要求廒商收盐。场署副场长多次接待，表面同情，实则敷衍塞责，仍不解决。一次，盐民到场署请愿，妇女们气愤地把地里割来充饥的草头、野葱连泥块撒满了接见的副场长身上，他抱头又举手向盐民求饶，但还是不作答复。对此情况，政工队商量后，通过合法手段，向省政府发电反映，要求督促廒商收盐。同时，又向新闻媒体反映，呼吁社会各界支持。然后再通过余姚县长林泽向省政府告急收盐。8月，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到余姚巡视时，政工队向其汇报盐民情况，要求省政府请盐运使设法收盐解决盐民生活困难。通过上下呼应，廒商终于开始收盐，并直接支付盐款，避免篷长从中剥削。后鉴于河北塘沽盐场和江苏两淮盐场陷入敌手，只留下庵东盐场和四川井盐，国民政府考虑盐是军需民食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对庵东盐场存盐引起重视。是年开始，对廒商取消食盐专卖权，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与浙江省政府联合成立食盐运销处，实施抢收庵东盐场食盐，盐民生活开始稍有安定。通过这场斗争，促进盐场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又成立2个救亡室，会员发展到500余人。
制止篷长克扣盐斤
篷长剥削盐民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克扣盐斤（原盐重量）。盐民卖盐时有三方代表上账：一是廒商，二是秤放局，三是篷长。当廒商收盐时，盐民像赶集市，有的用盐箩一担担挑，有的用牛车拉，一担担一篷篷的盐都排列堆放在盐仓前，等候廒商的称手——篷长过秤。当盐民争先恐后卖盐混乱时，称手就开始玩弄花样，克扣盐斤，明明100斤一担盐，他就称为70斤，一牛车1000斤盐，他就判为700斤。这样，一般篷长收10万斤盐，就可多出3万斤，归篷长所有。篷长不晒盐，但要拿回多出的3万斤的盐资，就勾结秤放局人员，把多出的盐记在晒盐板多的大户（俗称大板户）头上（篷长事先给大板户联系好）。这叫“生蛋”，盐民称为“生蛋记插账”方法。有时克扣盐斤多，就多找几个大板户“生蛋”，这笔克扣盐民盐斤的盐款全归篷长所有。
政工队来到庵东盐场，在盐民中了解到篷长克扣盐斤的黑幕后，经研究，就提出监称、记对账的办法。先在政工队战社团中选出办事公正的两个人，一个跟称手监称，一个记对账。监称的事先把秤杆校对过，秤锤检验过，收盐时，做到“有一担称一担，有一斤算一斤”。这样监称后，称手就无法克扣斤两，那没卖盐的大板户也没法虚报给篷长“生蛋”监称就把克扣盐斤这个漏洞堵住了。另一个战社团人员同廒商、秤放局员、篷长一起，记对账，这就杜绝了虚报空码冒领盐资。这个办法先在大牌乡试点，后全场实施，盐民无不拍手称快。而篷长再也无法串通秤放局员克扣盐斤了，虽对政工队战社团恨之入骨，但亦无可奈何。由此，政工队为盐民利益公正办事的威望越来越高，区队长马青的名字也在全场传扬。
阻止奸商资敌
浙东素有山货、桐油、棉花等经济作物和废铜铁器，是日本侵略军迫切需要的战略物资。上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庵东盐场各个海口成了走私口岸。民国28年（1939）奸商勾结一些乡保长，把浙东地区桐油、棉花等物资通过盐场海口运往日本侵略军，占领区资敌，高价牟利，大发国难财，使浙东物资供应造成相对紧张。虽然盐场驻有国民政府中央税警团和县自卫大队，但只要奸商贿赂就无不放行。
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提出的三年施政纲领中，对走私资敌绝对禁止。政工队研究对策后，决定在盐场几个重点区域成立3个缉私队：一个设在东三乡，由沈国璋任队长；一个设在福寿乡，由苗纪良任队长；一个设在大牌乡，由张尧忠任队长。东三、福寿乡各有队员10余人，大牌乡有队员20余人。武器是大刀、梭镖，后来在郭静唐处借得枪械11支，东三、福寿各发2支，大牌发给7支。3个缉私队人数不多，但能量却很大，奸商闻知心惊胆战。缉私队得到各乡战社团的支持，发现走私情况，及时调兵遣将，密切配合，有力堵塞了奸商走私资敌。与此同时，政工队区队长马青还做好税警队的统战工作，搞好与总队长沈永芳的关系，一有走私情况，沈永芳下令，税警队员密切配合缉私队员的工作。只要缉私队和政工队告知税警队配合时，税警队不得不派人协助。还有县自卫大队各中队的指导员都有政工队派去的人员，如陈肃（陈子方）、沈标、秦鲤等都大力支持。自缉私队成立后这段时期，对一些乡保长和奸商的走私资敌行为予以狠狠的打击，确保浙东物资供应。
争提雇工工资
盐场雇工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生活最痛苦，受剥削更严重。东三乡是雇工最多的一个乡。民国28年（1939）政工队开始采取1个党员联系5个雇工，以结拜兄弟形式，进行教育启发，激发雇工斗，争信心，把他们团结起来成立雇工会，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利，有组织地向雇主提出增加工资要求，派代表与雇主谈判。对谈判不成，政工队就提出利用晒盐旺季进行罢工。开始雇主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有时则进行威胁。在政工队支持下，雇工们拖长罢工时间，雇主眼看盐业旺季失产很多，才不得不答应雇工合理要求，给予增加工资。通过斗争雇工们尝到甜头，提高工资收入，非常感谢政工队的支持和帮助。
撤换不法乡（保）长
政工队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推行的政治民主政策，通过各种渠道，对一些有贪污行为和不理政务及胡作非为、阻碍抗日的不法乡长，向县政府建议撤换，推荐政治民主乡长。当时的乡镇政权大都是地主和“士绅”的代表人物所控制，一部分还是欺压人民，经济上有贪污行为，被群众所痛恨。民国28年（1939），大牌乡率先发动群众撤换贪污舞弊的高锦泰代理人乡长吴纪生，推选思想进步、处事公正、支持抗日、受到群众拥护的平凡为乡长。东三乡告倒保长，吓得乡长自动离职。崇德乡撤换原乡长，推荐接近中共的陈庭辉担任乡长。义四乡告倒原乡长王连钊，由中间人士担任乡长，副乡长由中共党员赵永芳担任。由此打击封建顽固势力，大长群众志气。
恢复卤晶原价
卤晶是盐的副产品。庵东盐场年产卤晶十余万担，可做山田肥料。每年春节后，诸暨等地卤晶商前来庵东盐场购买，价格每担2元余至3元，到诸暨等地每担售卖5元余，利润可观。因此，成了诸暨等地有势力商人的专卖品，每年可发一笔大财。民国29年（1940）春，正值收获卤晶旺季，诸暨卤晶商到庵收购，原定每担3元价格付给盐民，后与场公署、秤放局勾结，大压收购价，只答应每担1元5角，盐民坚决不同意。场公署用高压手段出布告，要盐民以每担1元7角5分出售。盐民闻讯非常气愤，盐民战社团团员连夜到县城找正在召开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的政工队汇报情况。政工队先调一部分队员回庵东，并与中共盐区工委委员沈一民联系，派盐民代表到场公署交涉，坚决不同意每担1元7角5分的价格，并对场公署未得盐民同意擅出布告一事，提出抗议。几千盐民集中到场公署高呼，要场公署收回布告，而场公署不作答复，却暗地支持诸暨商人，把已收购卤晶强行起运，这使盐民怒火万丈。政工队支持盐民正当要求，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堵住卤晶出运。在诸暨商人强行起运卤晶时，先发动万余盐民到庵东，雇牛车拉回船上的卤晶，并把泊在江口及半路装运的卤晶派人看守起来。继而四面八方的盐民赶到场公署，把场公署围了个水泄不通。质问诸暨商人压价，质问场公署擅出公告。最后，各盐务区派2名代表和政工队一起到场公署谈判。谈了3天，场公署与诸暨商人毫无诚意，并推说是县长林泽“要盐民让些步，马马虎虎卖掉好了”。代表们不信，派人打电话讯问县长林泽。林泽听后，怒斥场公署副场长，支持盐民正当要求和意见，并要求场公署按原定每担3元价格收购。经过连续几天斗争，再加上政工队区队长马青在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最后迫使场公署和诸暨商同意按每担3元价格，恢复卤晶原来收购价。
第二节 抗日反顽斗争
民国30年（1941）5月，庵东盐场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日本侵略军在集镇和中区建立据点，控制整个盐场。中共领导的三北游击队在庵东盐场组织了一系列抗日军事斗争。
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
民国30年（1941）5月上旬，中共浦东工委先派姜文光率50余人到三北，用“宗德三大”番号侦察了解三北情况。6月16日上午，中共浦东工委派到三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淞沪游击队五支队第四大队在“宗德三大”秘密接应下，由教导员蔡群帆、大队附林有璋率领，在相公殿北面海湾登陆，共137人。
6月18日部队从逃难群众中获知，有一小股日本侵略军由庵东经过崇三乡三村前六塘，到相公，殿街抢劫掳掠。于是，立即决定在日本侵略军回庵东路上打一场伏击战。经侦察，发现相公殿街上有日本侵略军36人，翻译1个。日小队长和翻译各带1支短枪，共有33支步枪、1个掷弹筒。根据敌情和地形，部队作了伏击部署。伏击火力点布置在六塘南义冢地和塘北姚家、胡家、许家、向天庵一线，在胡家和许家各布置1挺机枪，指挥所设在胡家。6月18日下午，太阳西斜，日本侵略军从相公殿出来了。趴在许家屋前大树上瞭望哨看到：开头是几个尖兵，翻译走在前面，后面跟着6个士兵，其中一个掮着一面“太阳旗”。接着是两路纵队行进的30个士兵，最后面是强拉来的民夫，挑着香烟、黄酒、鸡鸭等物。日本侵略军头戴钢盔，脚踏皮靴，身着黄军装，从六塘上往西走来。林有璋一直观察着他们的行动，并不急于开枪。当大部分日军进入伏击圈时，他首先开枪，各个火力点机步枪齐鸣。埋伏在五支队第四大队东面的“宗德三大”小分队也用密集弹雨向日本侵略军倾泻而去。日本侵略军毫无防备，霎时乱成一团，纷纷滚下六塘，死命顽抗。林有璋一声令下，战士们冲向六塘。日本侵略军慌忙割去2具尸体的手脚，弃尸而逃。并沿途抢去几只农民的长篮（竹制长箩筐），装抬伤兵逃回庵东。抬回庵东14个伤兵中又死6人。此战毙伤日本侵略军16名，而自身无一
伤亡。
6月25日拂晓，驻庵东日伪军200余人再次反扑相公殿，遭游击队设伏打击。日本侵略军炮弹误中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驻地，该军顿时乱窜，并胡乱往相公殿开枪。日本侵略军以为遭遇大部队袭击，慌忙逃回庵东。后游击队择机转移至水云浦。
相公殿之战威震三北，打响了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
附：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
（纪念碑碑文）
一九四一年四月，宁绍沦陷。五月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之浦东抗日武装分批挺进三北敌后。六月十八日，五支四大在先行到达之宗德三大配合及当地民众支援下，于此伏击自庵东出扰相公殿之日本侵略军，敌死伤十六人后弃尸鼠窜。首战告捷，为开辟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揭开了序幕，振奋了浙东抗日之民心士气。值此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谨立斯碑，以昭后世。
反顽自卫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先后与国民党军和一些地方游杂部队主动联系，争取他们共同抗日。然而国民党军中的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组织顽军袭击抗日部队，捕杀抗日志士，破坏团结抗日。对此，抗日部队给予必要的还击。
庵东海面海战 民国30年（1941）12月，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陆安石部以中共领导的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以下简称“暂三纵”）围歼海匪冯钿宝部，有损其老头子张慧芳独霸海面的威风为由，集结力量，伺机报复。当“暂三纵”3艘战船在赴五洞闸途中航行到庵东附近海面时，早守候在那里的陆安石部9艘“卤蛋船”，先后起篷迎头拦阻，并用包围态势阻“暂三纵”战船东进，企图一举消灭“暂三纵”船队。“暂三纵”战船当即发出旗语迎战，在搜寻并发现驶在最前面正以旗语指挥各船的陆安石部指挥船后，“暂三纵”战船集中火力攻击陆安石部指挥船舵手，使该船无人驾驶，在海面不断打旋。为了狠揍顽军，“暂三纵”战船又选择紧随指挥船的其他战船，用同样方法猛打一阵，最后也使战船无人驾驶。随后，“暂三纵”战船撤出战斗，按预定目标东进。而陆安石部战船见头目被打，无人指挥，船队混乱，均不敢上前。此战，顽军死伤10余人，其中1名副连长被击毙，“暂三纵”无一伤亡。
打击顽匪张慧芳部 白龙港的帮会头子张慧芳（即张阿六），靠国民党特务戴笠系统的关系，扯起忠义救国军旗号，利用地方帮会势力，结拜兄弟，广收门徒，始则称霸长江口，继而南北发展，成为浦东海面一霸。浙东沦陷后，他派遣陆安石支队潜入浙东，既以忠义救国军名义活动于姚北，又密派一个大队投降日本侵略军，成为顽伪一体，霸占海面，控制浦东和浙东海上通道，破坏和干扰抗日。民国31年（1942）5月，“暂三纵”5艘战船停泊于庵东沿海六灶港外深水处，另一艘小“卤蛋船”则停泊于六灶港口，岸上留下一个班，监视陆上情况，配合海上行动。上午七八点钟，张慧芳部3艘“沙飞船”由北向南驶来，极为嚣张，不仅对“暂三纵”战船警告置之不理，反而直逼战船。“暂三纵”船队5艘战船当即启锚起篷，坚决迎战，采取迎头打、拦击战等近战手段，打击敌人。3艘敌船虽遇突如其来打击，但凭着装备优良和海霸气焰，不甘示弱，顶住“暂三纵”战船火力攻击，拒不下篷，边打边逃。“暂三纵”战船边打边追，直至将近汇角。日本侵略军海上部队发现后，从吴淞口方向派来3艘汽艇，直逼“暂三纵”船队。“暂三纵”战船即以浅水航行，阻敌前进，以寻机再战。但张慧芳部3艘匪船却向北飞驶，乘日本侵略军进攻“暂三纵”船队之机溜掉，“暂三纵”船队只得在汇角附近登陆。日本侵略军见“暂三纵”船队登陆，战船又停浅水，也向吴淞口方向开走。而张慧芳部3艘匪船出于要处理受伤人员，又急驶六灶港，这时“暂三纵”守备陆上的1个班，当即将其登陆的护送人员扣留。但停留在港湾里的匪船也发现了“暂三纵”装货的小“卤蛋船”并进行搜查。在货船上有“暂三纵”5名伤病员，其中十三四岁的金明宝虽然满身疥疮，，行动困难，但仍将皮包里文件藏进船底夹板，本人和其他伤病员却被海霸张慧芳抓去后关押。下午2时，张慧芳既因在战斗中失败，又因护送伤员的人被“暂三纵”扣留而失去了海霸的威风，满脸怒容，急令部下将金明宝叫到舱面，先打了两记耳光，后亲自审问。当得知是淞沪游击大队和大队长是张大鹏、何亦达时，张慧芳顿时气焰消失，无奈提出双方放人罢休。后来“暂三纵”沈民权副排长率领1艘战船，武装护送物资去浦东，也是在六灶港外海，遇到张惠芳部的6艘匪船包围，从早晨打到傍晚，从六灶港打到嵊泗列岛海面。匪船由于害怕“暂三纵”，只是围着打，不敢靠拢，最后“暂三纵”战船胜利突围。
打击顽匪陆安石部 民国31年（1942）8月，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陆安石部屡向姚北抗日部队武装挑衅，制造摩擦。从杭州湾北岸到庵东盐场，横行盐区，掠夺食盐民财，不断挑衅抗日军民，捕杀公出人员，破坏后勤机关，抢劫军需物资。三北游击司令部数次派员交涉无效。是月下旬，参谋长刘亨云率四支队与五支队一部，在相公殿东北将其歼灭，俘其官兵5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马枪20余支。
打击顽匪艾庆璋部 民国31年（1942）8月下旬，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密令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艾庆璋部，并纠集国民党金山、奉贤、平湖等县抗卫总队和土匪武装王八妹部共3000余兵力，先后南渡杭州湾，在临山和段头湾一带登陆，向三北根据地进犯，妄图消灭抗日武装。10月24日其先头部队金山县抗卫总队张立民捣毁驻逍路头抗日部队办事处和税收机关，捕捉，抗日志士，洗劫部队被服厂。11月23日三北游击司令部集中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1000余人于三北游源和樟树庙等地，进行，自卫还击。28日晚，在姚北毛家三塘头先歼张立民部一个排。29日，向周家路、登州街、小安街和草楼一线的顽军发起总攻。四、五支队夜袭草楼，歼金山县抗卫总队500人，缴枪400余支，总队长张立民逃脱；三支队和南进支队在登州街、小安街连战连胜。12月2日始，又战两天，歼顽军500余人。8日夜，分兵两路追击，再战于谢家塘，俘平湖县县长谢友生以下500余人，艾庆璋率残部遁入小越伪军据点。15日四支队追击至小越，艾庆璋率少数随从化装逃逸，其残部400余人被歼。是役，先后历，时18天，进行大小战斗29次，共歼顽军2000余人。
袭击日伪军、攻打伪中央税警团据点
民国32年（1943）春，庵东盐区周围抗日武装从外围袭击日本侵略军，支援盐区反“清乡”斗争。5月5日姚海自卫大队配合五支队，攻打伪中央税警团据点，接着又在胜山、岙口袭击日伪军，，毙伤46人，俘8人。
民国32年（1943）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姚海自卫大队配合五支队为扫除伪中央税警团在下闸口（新浦）的据点开展战斗。姚海自卫大队副兼二中队队长沈一民和侦察排长苗纪良等事先对据点进行侦察，发现该据点驻扎伪中央税警团一个排，借助过塘行（买卖海产品的营业点）南面石砌水泥炮台，占有防守上的火力优势。是日子夜2时，在队长沈一民带领下，五支队和自卫大队60余名战士接近据点，分东、西、北3路攻击。伪中央税警团慌乱中依据坚固的据点和房屋顽抗。战斗打了2个多小时，十分激烈。凌晨4时许，攻占据点外围房屋，击毙伪军20余人，但主炮台仍未攻下，沈一民恐天亮后撤离会遇到麻烦，与五支队参战领导商量后，主动撤出战斗。
反击日伪掠夺食盐、截获日伪盐船
民国33年（1944），日本侵略军在庵东设立盐务管理处，作为专门掠夺庵东盐场食盐的机构，并抢夺100余艘帆船作运盐工具。是年4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发现海面上几十艘重载食盐帆船队，由西向东驶去，大队领导立即下令截击。海防大队3艘战船设伏小黄山脚下，当日军运盐船出现，就鸣枪警告拦截，令其改向，驶进古窑浦港停靠。古窑浦办事处一面发动群众挑盐上岸或驳运内河疏散，一面联系商行出售，由商行与浙东三北行署财委结账，上缴金库。对拦截的船员发给猪肉、白酒、大洋，以资鼓励，收到良好效果。在第二、三次拦截时，只要海防大队战船上旗语一摇，盐船就驶入古窑浦港，将食盐全部上岸入库。这样前后共拦截10余次，截获盐船有时7、8艘，有时10余艘，最多时20余艘，不仅解决海防大队经费困难问题，更取得反击日伪掠夺盐业资源胜利。
民国34年（1945）1月，中共三北地委城工委派沈一民回到庵东盐场，组织群众将日伪军盐船型号、特征、大小和运输方向等调查清楚。按盐运方向及运出时间，及时通报给古窑浦和大丁丘办事处、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在盐场哨船，把日伪军运往杭州的军盐和汪伪公司的30余艘船截获，增加抗日根据地财源。
日伪军运盐船不断被海防大队截击，日军在庵东的盐务管理处主任小林气急败坏，请求驻镇海日伪海军派汽艇报复。民国34年（1945）4月，海防大队偷袭庵东盐场敌运盐船的第二天清晨，镇海方向驶来几艘日军的铁壳小汽艇，于七姐八妹山和海黄山之间，来回巡弋，随后径直向海黄山驶来。隐蔽在海黄山南侧的海防大队第二中队排长钱觉民发现敌情后，当即带1个机枪班，通过茂密的细竹丛，秘密运动到海黄山上，并选择有利地形设伏。3艘哨船泊于深水中，机动接应。下午4时20分，日军3艘汽艇驶近，1艘木质汽艇先行，接近海防大队设伏阵地。当相距四五十米时，钱觉民令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在日军船舱内爆炸，打得日军汽艇机舱冒烟，引擎熄火，一下失控，在海黄山脚下团团打转。当日军先行汽艇被打后，后续2艘汽艇立刻改变航向，避开海防大队的火力，其中一艘较大汽艇，用重机枪向山头疯狂射击，掩护另一艘汽艇，抛绳拉缆拖着受伤汽艇向北逃遁。此后，日军采用武装押运、汽艇护航等方式运盐。海防大队战船也改变战法，进行拦腰出击，后面运盐船队见海防大队战船出现，船老大就减速航行，继而跟随海防大队战船而去。小林无可奈何，被迫派代表谈判，结果，向海防大队一次交纳抗日捐300万元。此后，慑于海防大队军威，日伪军盐船改走西线钱塘江。海防大队发现后，又在西海域拦击。小林没有办法，只得又改道由乍浦经内河运上海，并让伪中央税警团武装押运护送。由于这条线路离浙东根据地太远，拦下来的运盐船搬运也有困难，海防大队暂停截击。
追歼庵东伪中央税警团
民国34年（1945）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为了坚决歼灭拒绝投降和顽抗的敌伪军，收复一切据点。8月18日三支队进抵周巷，对拒绝投降的伪中央税警团发起攻击。8月19日下午，三支队接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命令，由周巷出发，乘胜进攻庵东伪中央税警团指挥部。下午4时许，抵达庵东时，伪军已逃离，向宁波方向集中。三支队不顾疲劳连夜继续向东南方向追击，经过坎墩、逍路头、潭河沿，于20日上午10时许到达观海卫。而逃离庵东的伪中央税警团与浒山的伪中央税警团会合后已逃过观海卫，沿海边小路向宁波方向逃窜。三支队在一夜未眠情况下，向观海卫东门继续追击。逃过观海卫的伪中央税警团一个营，于20日中午正在五洞闸休息，他们满以为新四军不会来得这样快。此时，担任尖兵班任务的三支队二大五中一排二班，已从五洞闸南面冲进村去，伪军慌乱中一见新四军三支队，一枪未打，就乖乖投降。随后，三支队二大队后续部队也迅速冲进五洞闸村中，经过三支二大队猛烈冲杀及一、三大队的侧翼包抄，歼灭伪军大部，残余向海边溃逃的伪军在海滩上举白旗向三支队投降。战斗历时1个多小时，共歼灭伪中央税警团1个营，毙敌70余人，俘100余人，缴获曲射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8挺、步马枪150余支，还缴获大量弹药及军用品。
第三节 反“清乡”斗争
民国32年（1943）2月，日本侵略军为“清剿”镇压沿海地区抗日武装，从上海外围调来汪伪精锐部队“中央税警团”300余人，混合组成“清乡队”到庵东盐场实施“清乡”。由联队长山叩为镇海、慈溪、余姚、上虞4县“清乡”指挥官，，大队长田中为姚北“清乡”司令。把庵东盐场定为“清乡”区。成立庵东特区，以庵东盐区为中心，设置三道“清乡”封锁线：以新浦、相公殿、庵东、段头湾、小安为第一线。汪伪政府令伪浙东行政公署长官沈尔乔兼任“清乡”委员会浙东办事处主任，主管庵东盐场的“清乡”事务。3月1日，设伪余姚特区公署，为庵东特区“清乡”事务专门机构。5月底，撤销浙东办事处，“清乡”事务交由汪伪余姚县政府主管，并直接受伪省政府督率。汪伪余姚县长劳乃心任伪特区公署区长兼地区总团部总团长，并设专职团务主任1名，伪余姚特别区署成立封锁管理所，经劳乃心遴选伪特区公署秘书茅伟兼任第一股长、副所长，沈恩廉任第二股长。庵东、崇三、福寿、大云和曹娥等伪乡（镇）长兼任队长，自卫干部训练班结业人员任乡（镇）队附。94个伪保长兼任排长，副排长由各保挑选并经过训练的人员充任，每保抽选3班，各班11人，总数3000余人。同时，整理保甲户口，对区域内9362户，46860人进行登记，强迫盐民、居民拍照做“良民证”，查报户口异动，互相纠察监督，实行“联保连坐”。
“清乡”区域内驻有日本侵略军70～80人，还调配汪伪军警武力986人，其中中央税警团第一、二支队162人，陆军第一师第三十八团第一营500人，浙东保安处第二大队157人，浙东盐务管理局税警64人，“清乡”警察中队103人，后增至2000余人。
“清乡”区域筑南北两道篱笆封锁线。南线用毛竹劈片，筑成高2米的篱笆，东起新浦沿，西至英生街，全长43公里；北线用燕竹筑成高2米的米字形篱笆，全长32公里。在各集市要道，设笆门22处，在各笆门通行处设检问所。设巡官20人。9处大检问所地点：英生街、登州街、段头湾、庵东集镇、相公殿、新浦沿、傅家路湾、崔陈路湾、张家路湾；13处小检问所地点：陶家坵、小安街、垫桥路、大牌头、高兴街、庵东西首、庵东东首、马家路、傅家路、向天庵、罗家路、二灶路、水云浦。检问所共配备封锁人员132人。
民国32年（1943）4月中旬至5月底，日伪军筑东起新浦沿闸口，西至英生街，沿南封锁线塘堤的高0.5米、宽4米泥土公路1条，长43千米。南岸各据点至北线各据点筑纵支路8条，共长30千米。在据点要口建筑大碉堡12座，小碉堡10座。大碉堡高6.8米，圆径5.8米，墙厚0.9米；小碉堡高2.8米，圆径4.5米，墙厚0.5米。
日伪军“清乡”全面封锁和控制庵东盐场，盐民被日伪军封锁在巨大的竹篱笆牢笼中，好比笼中之鸟，，深受其害。人们出入封锁线检问所，都要严格检查，遭受刁难，被欺凌或被敲诈勒索者甚多。有的为少走冤枉路而钻篱笆，被日伪军发现，就大祸临头，被当场打死者也不少，惨不忍睹。
针对日伪军“清乡”部署，中共盐区工委和姚海自卫大队，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反“清乡”斗争。
打入伪政权，获取“清乡”情报
根据日伪军“清乡”情况，派地下党员屠金顺、宣岳近等打入日伪政权，担任伪保长，从日伪军内部了解掌握“清乡”活动信息。对其他伪保长开展政治形势教育，启发他们抗日救国觉悟，要他们表面上应付日伪军，暗地里帮抗日军民，配合做好反“清乡”工作。如在编造户口册时，设法掩护工作人员和烈军属，有计划地把地下党员编入户口册，领取“良民证”，以便深入“清乡”区进行活动。同时，要他们以消极怠工办法，拖延清查户口和编报户口册时间，破坏日伪军“清乡”进度。当各乡保户口册编造接近完成时，姚海自卫大队派出武装小分队到处收缴户口册，并把它全部烧毁，使日伪军没法“清乡”查户口。
打击汉奸、镇压投敌者
对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侵略军的伪职人员，如福寿乡的事务员陆××派武装人员把他抓来，揭露其罪行，指出前途，要其改过自新，承认错误，决心悔改，，予以宽大释放；对阴谋投敌的周朝乡乡长陈××，充当日伪军别动队副官，予以镇压，从而震慑汉奸和投敌者。
破坏日伪军“清乡”设施
民国32年（1943）2月，姚海自卫大队配合三北游击司令部警卫中队，在坎墩三塘伏击从二灶江押运毛竹（竹排连绵达10余公里）到相公殿的伪军，把截获的毛竹交给群众撑入小河分散隐藏，或劈成两片沉入河底，一部分拉上岸烧毁。3月25日，姚东办事处在逍林许家浦，截获由10余名伪军押运的30余万斤毛竹，发动三管、择浦等乡自卫队队员和群众分散隐蔽，有的拖到海湾，让潮水冲走。大云乡发动群众，把日伪军准备砌碉堡的砖头扔到河里，使日伪军打不成篱笆和砌不成碉堡。同时，还袭击日伪军测量队，滞缓日伪军打篱笆进度。5月2日姚北军民配合主力部队，把余姚低塘至庵东10余千米电话线，全部割掉拆除，烧毁，电线杆200余根，破坏公路桥梁2座。
武装打击日伪军
民国32年（1943）3月24日姚海自卫大队获得一小分队伪军从余姚押运2船面粉往庵东，途经天元黄家祠堂吃，午饭休息的消息，立即组成13人突击队，由胡铁峰指挥，分成2组突然袭击黄家祠堂，将正在吃中饭的伪军全部俘获。此次战斗，不到半小时，不费一枪一弹，俘十师小队长张德标以下19人，缴获步枪18支、子弹630发。五月初一夜晚，五支队第一大队会同姚海自卫大队攻打下闸口日伪军据点，一大队3个中队分3路配合攻打蔡家、王家及大碉堡的伪军，战斗开始，王家伪军在西路部队猛烈攻击下，死伤很多，伪军丧失战斗力，残部突围逃跑。蔡家和大碉堡伪军，部分被打死打伤而溃逃。从而粉碎了日伪军扩展棉区“清乡”的部署。
策动伪军反正，动摇日伪军军心
民国32年（1943）6月23日经过中共三北地委策反，庵东驻周巷的伪中央税警团一支一大队一中队全体官兵，，在队长吴子忠、指导员赵慈祺率领下于当天午夜反正，被编为五支队特务中队。次年2月8日，驻下闸口伪中央税警团一营机枪连1个排反正。4月4日驻逍路头伪中央税警团通信连在周征祥率领下击毙排长后反正。4月28日，该部又，有1个班携机枪2挺、步枪6支反正。
掩护盐民挑运日伪军存盐
针对“清乡”区内因生活困难所迫的盐民卖私盐钻篱笆被日伪军惨遭杀害的状况，三北游击队派短小精悍的武装在夜间深入“清乡”区，佯攻小安街等偏僻的日伪据点，掩护盐（农）民将日伪军“华丰”公司大盐仓存盐挑到“清乡”封锁线外出售，从而改善部分困难盐（农）民生活。
重建盐场党组织
民国34年（1945）1月，中共三北地委指示城工委重新开展盐场工作，派沈一民回庵东盐场，建立盐区工委并任书记。沈到盐场后，依靠过去的工作基础，组织党员，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抗日斗争。他们收集情报，向日伪军开展政治攻势，协助海防大队截获日伪军盐船，动员盐民把食盐运往解放区。在党组织领导下，庵东盐场广大盐民对日伪军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清乡”斗争，直至抗战胜利。
附：日本侵略军罪行数例
民国31年（1942）5月，日本侵略军到东二区六灶扫荡，将盐民施金福的老婆杀害；将牛车夫张邦贵用钢丝穿手，牵到庵东街洋房基西头杀头后再沉入水牢。
民国31年（1942）7月，日本侵略军“扫荡”庵东盐场，50余艘海船被焚。
民国31年（1942）某月，庵东镇王潮纪被日本侵略军抓获，一刀刺死。
民国32年（1943）某月，西一区高王路一个老年妇女去海涂检泥螺而钻篱笆，被驻在碉堡内日伪军看到，2个日伪军冲出碉堡把她捉住，先一顿毒打，后砍下头挂在篱笆上示众；西二区陆丁路盐民袁连照一天下午在白地（盐田）上挑咸泥堆泥篷时，听见前面有枪声，一看日伪军从南往北过来，急忙往盐舍躲藏，不料没跑多远就被日伪军抓住押到庵东街日伪军驻地，说他是抗日分子，先拷打，后坐“老鹰飞”和“水没金山”等酷刑，关了3天，后经熟人担保获救，回家病了3个月；是年某日，一小队日伪军在西二区诸家路扫荡，见白地拖咸泥的3个妇女，就在光天化日的白地上，强奸数次后扬长而去，3个妇女被染上疾病后死亡；又如崇三乡晏清盐民陈宝明去地头割草籽充饥，在钻篱笆时，被日本侵略军发现，当场被射杀。
民国33年（1944）二三月间，东一区盐民王永高、大云乡大牌头丁泉水因生活所迫，挑着自晒盐去卖，被日本侵略军发现当场杀害；福寿乡傅家路盐民范惠敖因生活困难，去坎墩卖家具回家，正准备钻篱笆时，被日本侵略军巡逻队发现抓起来，4个日本侵略军分扛他的手脚，一起高举过头顶向地上猛掷，并丢入河中。范被冷水激醒后吃力地爬到河岸，日本侵略军又一次把他扛起掷在地上，接着又丢入河中，直到他奄奄一息。因钻篱笆而被日伪军抓住后打得死去活来的庵东盐民不计其数。
第三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斗争
日本投降后，庵东光复。在中共盐区工委领导下，民国34年（1945）8月20日庵东民主政权——庵东特区政府成立，，在接管日伪机构后，迅速开展访贫问苦，发动群众，进行剿匪、反霸和减租减息等工作，保卫盐场的安定。庵东特区政府奉命北撤后，留守的党组织采取隐蔽坚持，恢复游击战争，开展反“清剿”及策反斗争等，以壮大游击根据地，支持解放战争。同时，支持庵东人民开展反饥饿、反压迫斗争。
第一节 庵东特区政府
发动群众斗恶霸通过大量工作，初步弄清日伪军残余活动和盐（恶）霸对盐民压迫、剥削情况，安排各盐业区（乡）分别召开反霸斗争会。逮捕和镇压一批惯匪和盐霸。如傅家路公审枪决惯匪陆守木，福寿乡斗争伪乡公所事务员，大云乡斗争伪县参议员应得良等。还从盐霸高锦泰家搜出不少日伪军物资，没收后堆满庵东小学一大间教室（后供部队北撤之需）。9月中旬，特区政府召开全场公审大会，公审盐场大恶霸冯金标和“海底老虎”高锦泰次子高森遥，各区、乡数千盐农民有组织地举着旗帜，扛着大刀、标枪，从四面八方会集到高兴街西北的白地场。会场正中搭起公审台，台上挂着“公审恶霸地主冯金标”大字横幅。特区自卫大队战士和各乡民兵小分队队员，在会场四周放哨。大会由特区政府田井、杨明、沈一民主持，先由爱国进步人士平凡烈士的妻子上台，控诉冯金标在民国30年（1941）指使土匪暗杀平凡的罪行。接着，盐农民代表怀着深仇大恨，上台血泪控诉。台下“枪毙恶霸地主冯金标”“为平凡报仇”“为受害的穷人报仇”口号声响彻整个会场。特区政府区长田井历数恶霸地主冯金标的罪行，宣读抗日民主政府判处枪决冯金标的判决书。台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冯金标吓瘫在地。接着，又宣布勒令高森遥交付赎罪费2000万元（特区政府将该款全数发给平凡遗属作为抚恤金），交保释放。反霸斗争大长人民志气，盐农民表示拥护民主政权，建设好人民自己的盐场。
进行减租减息
盐场光复后，盐民不但要成为政治上的主人，还要成为经济上的主人。要求少缴租息，废除高利贷。特区政府根据抗日时期党的政策规定，实行“二五”减租，保证缴租办法，经群众评议，棉区减租由倒四六（即收获物交地主六成，农民留四成）或对半分租改为三七五、六二五分租（即收获物每百斤交地主37.5斤，农民留62.5斤），原来缴银租的减交25％。另外，在全区范围内实行分半减息，即按原来的借贷额，每月交月息1分5厘（过去的高利贷借1元，起码要还月息2角；借1斗粮食，每月要加1升归还）。经过减租减息，大大减轻盐民经济负担，同时又保证交租、还账，使板主、债主也有进益。另外，特区政府接管盐场后，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受到盐场各阶层人士欢迎和赞许。与此同时，特区政府还团结部分“篷长”、商行打开盐的销路；发放救济粮，解决盐农民生活困难；进行反内战动员，揭露敌、伪、顽反共的罪行等工作。
随着日本投降后全国形势急剧变化，中共中央作出浙东根据地解放区主动让出的决定。为此，根据中共浙东区党委和三北中心县委指示，庵东特区政府妥善安排了北撤及北撤后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发布《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后，于民国34年（1945）年10月6日，随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庵东特区政府历时建政48天。
第二节 维护合法权益
反欠资 争“千盐石米”
民国35年（1946）庵东盐场盐价仍未达到“千盐石米”（1000斤盐与150斤大米等价）标准，盐民曾数次，派代表赴京、杭等各处请愿，呼吁要求提高盐价，取消场署核价，组织产销合作社，自由议价。
民国36年（1947）1月，盐民发动大请愿，五乡（区）集聚游行示威，要求加价和补发欠资。2日上午，庵东、崇三、福寿、大云、义四乡千余盐民纷纷至场公署请愿，手持“要千盐石米”“快点补发盐资”“我们要组织合作社”“反对场商办事处”等旗帜。中午12时许，盐民们齐至万嵩庵集会，随即游行示威，队伍长达数里。后据场公署告知，两浙盐务局电复不准。由此，盐民们更加愤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牛车业、船员业等公会紧急召开会议，一致为盐民声援，如再无结果，将一致罢工，阻止放盐（时盐场尚有存盐数十万担）；盐资不发，盐不给出仓，以此举对付场署不公。但此次盐民请愿无果而终。3月17日，两浙盐务局局长赵武显来庵东盐场视察。盐民们因上次请愿无果，不但盐价未达“千盐石米”标准，而且盐政总局核浙局盐价应为每担8000元，而场公署故意隐瞒，竟以7500元低价收盐，这更激起盐民不满。盐民们于深夜鸣锣集合商议，拟18日上午向赵武显请愿解决。18日晨，部分请愿盐民早已聚集场公署门口。赵得悉后唯恐盐民滋事，于当日晨匆匆在盐警护送下乘专车驶离盐场返省。盐民向赵直接请愿扑空，心有不甘。仍按原计划，聚集各区盐民千余人到场公署，要求立即调整盐价，补发盐资，群情激昂。场署卫兵与盐民发生冲突，互不相让，情势颇为紧张。场长汪挺被迫撤除卫兵，与盐民代表谈判。盐民代表态度强硬，会谈几经周折，在群情压力下，汪挺被迫宣布自即起盐价调整为每担8000元，按照收盐数量，自当月11日起补发盐资，并允自4月起再行调整至“千盐石米”。请愿盐民始各散去，斗争取得胜利。六七月间，盐民因议订之盐价已接近“千盐石米”，故缴盐颇为踊跃。两月间，场署收盐达80万担之多。至8月间，场署又推翻前议，不顾盐民反对，仍恢复核价制度。当时，米价逐日升涨，盐价核定仅每担2.8万元，又拖欠盐资，屡经催讨，仍置之不理，盐民得悉后不肯多缴盐，各区缴盐稀少。有的区盐民拒缴，而盐务当局竟采取严厉措施，强迫盐民缴盐。西二场务所主任沈以志强迫将张家路、水路湾一带盐民家中存盐悉数封存盖印，并把马万荣、章钊海、陈张章等户盐板公然劈毁，以此高压手段强迫盐民缴盐，由此激起盐民公愤。9月19日，东三区盐民因盐款经久不发，缴盐之后又不能立即得款，乃停缴原盐。该区场务所主任钟福元竟派盐警雇用牛车，将余家水路盐民余长林、余长裕、陈阿毛、姚仁生等民仓存盐悉数强迫收入官仓，并将姚仁生拘捕，毒打成遍体鳞伤。附近盐民闻讯万分愤怒，一致认为盐民人身自由毫无保障，法之不允，聚集数百人到盐警队、场务所质问，要求释放姚仁生。至下午3时许，姚仁生尚未释放，激起东三区盐民极度愤慨，强烈抗议。盐民纷纷捐款接济姚仁生。此事引起全场关注。21日，东西两区（东三、西二）聚集千余人，齐向庵东进发，在庵东街上万嵩庵集合，群情激昂。后盐民们推派代表王渭钊、陈高炎等七八人到场公署说理请愿，向场长汪挺当面提出6点质问和要求：（1）释放被害人姚仁生；（2）撤惩凶手东三区场务所主任钟福元；（3）尊重盐民人身自由，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4）付清拖欠盐资，盐民缴盐之后应立即付清盐款；（5）履行“千盐石米”按月议价诺言；（6）10月份起付盐资不能打折扣。盐民代表认为场署各所强收民官仓，不付盐款，更以高压手段捕人刑打，实使盐民难以忍受，故提出严厉质问。盐务当局窘难作答，仅允调查真相后再行惩办，而敷衍了事。因时近傍晚，盐民无果而散。这次盐民请愿，再次警训场署对盐民的不规不公，警告盐潮（即盐民造反）和斗争还要继续。此后，盐潮陷入严重状态，盐民一致拒绝缴盐，并聚集数千盐民，连日向场公署交涉，要求自由议价，速发欠资，严惩拘捕盐民之凶手。但场署仍一无表示，并依然封锁盐板，顿时盐场秩序大乱。9月24日，中央盐政总局局长缪秋杰因盐潮局势严重，便与两浙盐务局副局长李冷等来调查真相，缪等到庵东后即召开紧急会议，听取各方报告和意见后表态承诺：盐民要求提增盐价、速发积欠盐资、惩办姚仁生案首犯等问题，待返京商议后即可解决。10月，两浙盐务局遵总局指示作出5项决定：（1）自是年12月份起改行民产、民运、民销“三民”政策，无论盐民及盐商如确有运销能力者均可组织公司卖盐，自由买卖议价（后此举于民国37年实施）；（2）盐价核定是月1日起由每担2.8万元调整为4万元（当时余姚米价为每石40余万元，则与“千盐石米”已趋相近）；（3）积欠盐资中秋节前汇入盐场结清（后于10月上旬由沪行汇庵东盐场20亿元，始付清所欠盐资）；（4）东三区场务所吊打盐民姚仁生，其执法手段则属不当，交余姚地方法院按法处理（后经盐入，余姚地方法院审结，税警班长邹根朴处拘役20天而了结）；（5）浙省盐民之产盐技术尚在原始形态，远逊东北、台湾等各盐区，拟将各盐区之生产方式作一彻底改良。
此次盐民反欠资、争“千盐石米”盐价历经近10个月，终于取得斗争胜利。
船员游行示威
民国36年（1947）5月，运商屠光岐向场公署承运乍浦食盐4000担，与船员签订合约装运，时船员提出运费要涨，屠不允，船员不肯装运，屠无法，后由其好友陈荣香向船员洽谈，以每担2.75万元运费装运4000担食盐至乍浦，船员见此运价仍坚持不允。于是，陈荣香向庵东警察所密报，诬指船员阮文敖等为匪徒，遂庵东警察所将阮等人拘捕，激起全场船员公愤。6日下午，船员百余人在庵东集镇上结队举行游行示威，声言打倒恶劣势力。并到场公署请愿，要求放人，保障海船船员的人身自由。事后经镇上有关人士调停，并将阮文敖等人保释，始告息事。
牛车工人罢工
民国37年（1948）10月，庵东盐场食盐均以牛车运输，牛车工人组织牛车会，下设小组，小组长俗称车头。因物价上涨，黑市买卖，粮价上升，牛车工人生活艰难，要求增加工资，提高牛车运费。16日西二场务所主任沈以志奉令要装运公盐2030担，迫不及待要牛车工人装运出场。而，此期间，车夫们曾一再呈请场公署要求调整运价，却迟迟未获答复，因此车夫们不答应将食盐装运出场，沈以志即派4名盐警将车头俞纪先逮捕扣押，并电告场署，将俞拘送司法机关法办。后等俞纪先答应明日全数赶运，方才释放。但工人们对此事不服。17日车夫们纷纷慰问俞纪先，并召开会议，指出沈以志非法逮捕扣押车头，妨碍人身自由，，决定即日起全场牛车工人罢工3天，以示抗议。场署随即派人与牛车会斡旋，答应近期调整运价。后牛车会见调价仍无动静，又作出无限期罢工决定，并以牛车会名义向社会各界呼吁，对俞纪先被迫害之事提状法院控诉。罢工轰动全场各界，余姚县政府得悉此事后，特派指导员毛子壮到庵东调处了事。
第三节 支持解放战争
护送浦东部队上四明山
民国37年（1948），国民党加强对上海浦东控制，使中共淞沪工委领导的浦东人民解放军总队和大团自卫队活动受到影响，中共上海局决定浦东部队南渡浙东。中共浙东临委先后派人去浦东联络。5月中旬，中共余上县工委书记余先秘密派相公殿的陈庭辉以盐贩身份为掩护，随张任伟和储贵彬的警卫员在庵东租用2艘海船，在地下党员钱珊实、奕五九、姚继毛3位船老大协助下去浦东接运部队。5月15日凌晨，储贵彬、张凡率浦东部队290余名战士从南汇县小洼港出发，当晚在余上县党组织接应下，在临山区上塘乡十六户海湾（今余姚市黄家埠镇）登陆。16日在余上县大队护送下，浦东部队顺利到达四明山。19日与四明山主力会合。当晚，浙东临委召开欢迎大会，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林枫，在会上宣布浦东部队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五支队，储贵彬任支队长，张凡任政委，奚德祥任副支队长，吴建功任政治处主任，从而加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
反“清剿”
民国37年（1948）10月中旬，为支援余上地区反“清剿”斗争，中共四明工委根据余上县办要求，由五支队抽调20余名有战斗经验的指战员，配备精良武器，组成1个临时小分队，由教导员何敏和中队附顾生顺率领在姚北活动。11月上旬，临时小分队2人在余上县武工队肖林等4人配合下奇袭庵东盐场。在东二区将小枪帮头子、盐警参谋、特务宋公炎击毙。
做好策反工作
民国38年（1949）随着国民党在浙东统治的迅速崩溃，浙东地区国民党军官兵思想发生动摇，纷纷开，始寻找后路。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浙东临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做好策反工作。三北地区党组织根据临委指示，在已开展对国民党军官兵策反工作基础上，加强此项工作力度。
抗日战争时期苏中军区的中共特别党员陈振，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到庵东任两浙税警第三区中校区长，统率庵东盐场税警部队。陈振在庵东任区部军官后，又与中共闽浙赣区党委江西工委上海联络站取得联系，以“合法”活动来反对国民党统治。此时，余上县飞虎队长肖林也布置有关人员与税警官兵广泛接触，伺机做好税警策反工作。为加速此项工作进程，民国38年（1949）3月2日晚，余上县工委书记余先率“勇猛”队、“飞虎”队部分武装包围驻小安街税警第三区第十五队队部，俘其1个排，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22支、枪榴弹筒2个。战斗中，排长张根怀牺牲，4名战士负伤。陈振的活动引起国民党财政部盐务总局警务处中将处长曾锡圭的注意，在3月下旬，把陈振强行开除。陈振离开庵东前，在区部建立王蔚筠、李自强、项复初3人组成的策反小组。4月上旬，曾锡圭到庵东盐场视察，过悦来市公路时，遭余上飞虎队袭击，其卫士戴立安在公路上被击伤，德国造手枪1支和自行车1辆被缴获，曾锡圭率部逃跑。两浙盐务局为防庵东第三区税警部队发生意外，于4月11日下令，撤销第三区税警部队，把第三区税警分编为2个独立中队，划归余姚税警指挥部管辖。在此情况下，策反小组即派项复初到上海，向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税警工作核心小组的陈振汇报庵东情况，要求立即起义。16日，中共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派员急到四明山，向中共四明工委组织部长薛驹通报浙东沿海税警策反工作情况，希望浙东党组织“早点解决该部”的起义问题。中共浙东临委26日指示中共四明工委，“沿海起义之事确系上海党关系，可即由你们组织起义”。于是，中共四明工委开始着手这项工作。5月初，国民党两淮（江苏淮南、淮北）税警大批逃到庵东盐场，两浙盐务局税警办事处为扩大自己实力，把逃到庵东的两淮税警和在庵东的两浙税警合编为税警总队，并决定把税警总队带到定海。面对此情，策反小组决定由总队参谋李自强等人立即与余上县工委书记余先取得联系。5月6日晚9时，李自强和独立中队长王干卿等人经过周密计划，即率两浙税警总队第二支队独立第三、第四两个中队近300人，散发《告盐场同仁书》，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在余上县武装接应下几经转移，于10日到达四明山，被整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李自强任大队长。5月24日在中共上海和浙东党组织积极工作下，驻庵东的两浙盐务税警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王，启森，率3个大队930余人宣布起义。
第四章 革命老区
庵东人民在革命斗争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为壮大革命力量，取得最后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较大贡献，有62位优秀儿女为新中国建立和巩固而血洒疆场。境域有4个乡和33个村先后被批准为革命老区乡村。党和人民政府对老区乡村和在农村的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共产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红色堡垒户）（以下简称“三老”人员）实施扶持和优待，境域不同时期均按照所属县（市）政策执行。
第一节 老区划定
1984年7月和1986年12月，省民政厅根据民政部、财政部通知，分别对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革命老区乡镇的划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1985年3月18日，境域内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为抗日战争时期革命老区乡有东二乡、东三乡、西二乡、西三乡。
1992年10月，省民政厅决定对原划定的革命老区乡镇进行重新认定。12月，经市人民政府上报，省民政厅批复，境域内重新认定的老区村有：下一灶、下二灶、下拖落、余家水路、浦东、下三灶、后一灶、马潭路、拖落浦、稳健村（时属新浦镇），中心、六北、社北、罗北、周羊、南周羊、海阳村（时属崇寿镇），涂汛潭、廿八叉、小陈家路、陈家路、大陈家路、断头湾村（时属小安乡）和九塘、下胡家路、下诸家路、水路湾、张家路、陆丁路、胡湾、诸湾、横湾、上陆丁路村等33个行政村。占全市587个老区村的5.6％。
1996年，市重点扶持的老区乡镇、村基本脱贫。翌年，老区扶持与全市的扶贫工作融合。此后，市人民政府对境内革命老区未作新的划定与调整。
第二节 “三老”人员优待
新中国成立初，区、乡（镇）召开重大会议时，特邀“三老”人员参加会议并上主席台就座，听取和征求他们意见。1960～1970年代，每逢建军节、国庆节、春节，区、人民公社领导随带礼品分头到“三老”人员家庭看望慰问，每年冬天，为“三老”人员送医送被，并对“三老”人员提出的要求、困难给予临时性经济补助。尤其在经济暂时困难期间，为“三老”人员提供平价、低价紧缺日常用品。
1983年，县委对“三老”人员进行定补试点。1984年起，全县乡镇对革命老区无固定工作和收入的“三老”人员普遍给予每人每年临时性补助，境域有“三老”人员6名，平均每人每年补助78元；1988年起，增加到100元；1993年起，每人每月分别为抗日战争以前入党的60元、抗日战争期间入党的50元、解放战争期间入党的40元、老游击队员和老交通员（红色堡垒户）20元；1999年起，每人每月分别提高到100元、80元、60元和40元。1999年下半年，市开展“爱心献功臣行动”“三老”人员在原标准基础上生活补助每人每月增加20元，医疗费补助每人每月增加，10元。2000年起，市民政局对农村享受“三老”人员定补政策前病故的老党员遗属给予每人每月105元的定期补助（包括医疗费补助），境域有老党员遗属1名。2002年起，市再次提高农村“三老”人员（包括老党员遗属）生活补助标准，抗日战争时期（包括抗日战争以前）入党的提高到210元、解放战争期间入党的提高到200元补助、老游击队员和老交通员（红色堡垒户）提高到170元（其中孤老对象提高到185元）、老党员遗属提高到175元，医疗经费年人均提高到360元。2005年，农村“三老”人员全部纳入新型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范围。“三老”人员医疗就诊，免交挂号、出诊、注射费，合作医疗报销比例高于其他村民。2008年，农村“三老”人员补助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510元、500元、440元。2011年，农村“三老”人员月人均补助605元（含“爱心献功臣”基金增发部分）。2015～2017年，境域农村健在“三老”人员只剩下1人，每年补助标准分别是每月908元、1002元、1116元。
第三节 老区扶贫
1985年，县老区办对庵东区辖4个老区乡内，人均年收入在200元以下的贫困户开展扶贫。在资金和技术上，对大棚蔬菜种植、家禽家畜养殖、草编及海涂渔业养殖等给予无偿支持，脱贫速度加快。1985年，4个老区乡，有贫困户228户、693人，经过一年努力，脱贫100户、381人，脱贫率分别为43.9％和55％。
1986～1987年，县老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与各有关部门对庵东区、西二乡老区，重点扶持榨菜种植基地和罗氏沼虾、青蟹养殖基地，投入专项资金和技术辅导，加快产业结构调整。1990年，市老区办专门划拨庵东区老区乡化肥标氨8200公斤。是年，市人民政府出台继续扶持贫困老区乡发展经济的意见，确定对庵东区辖东二、东三、西三乡和其他区6个乡进行重点扶持。主要扶持政策：到扶持乡新办联办企业，报经市财税部门批准，免缴、免征产品税、增值税、所得税2年；乡、村集体企业免征产品税、增值税1年，所得税3年；给予贷款优惠，安排一定额度的贴息贷款，当年贴息4.50万元；安排柴油、化肥、农药、水泥等物资支持扶持乡，优先帮助扶持乡改善交通、卫生、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
1990年与1989年相比，庵东3个老区乡的乡村企业，由97家增加到137家，增加41％；总产值由1914.98万元增长到2273.71万元，增长18.7％；工业销售收入由1355.66万元增长到1539.77万元，增长13.6％；企业利润由73.78万元增加到87.58万元，增长18.7％。
1992年，市确定83个老区村为重点扶持村。1993年，增加重点扶持村47个，市级83个部门与重点扶持村联系结对；下派干部到扶持村任职，市人民政府对市级机关扶贫帮困实行年终考核；建立老区扶贫开发（有偿）基金，安排财政贴息贷款33个村330万元，83个经济薄弱村的主要村干部报酬实行每月160元、140元、120元3档定期补贴。1994年，市财政各项补助630万元，1995年增加到1295万元。
1996年，全市90个村集体可用资金户均低于90元的老区经济薄弱村，确定为3年期限的帮扶对象。采取优惠政策有：减免村办企业的地方税和市留成部分的增值税，返还50％的土地有偿出让金（市、镇乡各返25％）免收75％村级变压器增容地方贴费；对帮扶村造桥铺路等生产、生活设施项目，由民，政、交通、邮电等部门给予优先安排和物资、资金补助。市级74个部门与列入帮扶的经济薄弱村实行部门结对联村制度。
1997～1998年，全市重点扶持的60个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村集体可用资金年人均低于30元），通过联村扶贫和优惠政策扶贫，开发项目106个，开发水产养殖5660亩，新办农、工、贸企业86家，返还村办企业到村税金300余万元；两年的村级集体收入（不包括扶持、捐助等款项）分别为480.5万元和548.6万元，年增长率分别为191％和141％。1998年末，重点扶持村的村集体可用资金年人均均超过70元，其中超百元的有27个村。两年中，通过村级筹资、群众集资、政府和有关单位配套补助等办法，共投入资金500余万元，60个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全部完成标准化电力整网和村办公室的电话安装，完成修造道路140条、桥梁41座，开通有线电视或广播29个村，新安装自来水9个村，新建改建村办公室兼活动室50个。
1999年，联村扶贫重点为村规模小、资源缺、经济发展缺少办法的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列入重点扶持村52个，享受3年市优惠政策等扶持项目；后老区扶贫职能逐步划归民政部门，工作重心逐步从扶持老区镇、村转向救济困难群众。
2002年，市老区办撤销，老区扶贫职能划归市民政局。2003～2008年，市民政部门在全市扶贫工作中根据老区镇、村的实际情况，发放老区扶持金50万元，延续对老区的扶持。
附注
①《余姚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93页记载是桐乡人。
①原件存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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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东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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