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因为是小学同学又是童年近邻，双方父母同在上海打工，母亲同在日寇投降前夕逃难到乡下，平时交往频繁，所以笔者比较了解余秋雨及他亲属长辈们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余秋雨出生之日曾经面临三劫：一是新旧政府交替，国民党的飞机还在头顶掷炸弹：二是陈金木、王杏杏等土匪横行，残害百姓；三是霍乱瘟疫流行，村里不断死人。为了平安健康度过危难，祖母阿德婆婆和母亲朱秀娣婶婶依靠秋雨父亲余学文先生的几元养家费带着一家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过日子，养成了逆来顺受，办事与人为善，随时明哲保身的习惯。她们惟一的企盼是：教育好孩子，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余秋雨家土改时有祖传的五亩地，家庭主要劳力属于工人，按照当时条件，全家人如果长住农村，户口属非农户，既得不到居民户粮食保障供给、适当安排工作的机会，又得不到农业户按劳取酬的农活安置。是一种粮食向农民卖、数量无保障，又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戤社户”。幸亏，秋雨父亲把全家人的户口早年报入了上海城市，又省吃俭用挣得了一处并不太理想的住宅，才使秋雨1957年毕业后顺利进入初中学习。否则，1957年的农村户口要想迁入上海真比登天还难。
  危机感和紧迫感同时影响着余秋雨幼小的心灵，打工家族的孩子在农村又不能立户立业，前进的路只有一条：勤奋读书，长大后找一份好工作。
  小秋雨因为天资聪敏，只有四周岁就被当时的班主任老师杨首宜破格招生。他活泼好动，实际上是个小“吵客”学生，但是他思维敏捷，做作业，举手发言回答问题都很到位，每次测试和小考、大考成绩都很优秀。因此，老师和同学都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
  余秋雨母亲被当时村里人称为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无论在知识，礼貌，人缘，孝敬婆婆等方面都为人称道。笔者习惯叫婶婶，这位婶婶教育孩子的方法令人羡慕，不打、不骂不迫、不激、心平气和、顺理成章，和颜悦色用温柔的语言纠正孩子的过错，对谁家的孩子都一个样。余秋雨上学后，妈妈就是一个理想的家庭教师，每天晚饭后，妈妈除了教他读书，写字、画画、学打算盘等文化必修课外，还用谆谆诱导的言行教育小秋雨如何做人。从此，小秋雨的言行也得到了规范，人们开始称赞：“他的行情动步完全是个大人气量。”
  秋雨的好品德，村里年届八十的老簟匠余新康说：“我们在那个年代常在老宅堂前干活，小秋雨上学去，放学回，每次碰到年长的人都规规距距叫一声。报报到，告告别，小孩中有这样懂理的，我一生只碰到这么一个。”
  在老宅楼下后半间余秋雨的题词中有一个叫康海的，老人家的外甥是如今的养鹅专业户，外甥回忆老外公余康海临死时对余秋雨的思念：“多亏秋雨父母免租费给我种了五亩田让我养家糊口，小秋雨聪明懂事，礼貌足，心肠好，一定会‘出山’（即出人头地）的，有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让我去看看他！”
  老宅到桥头小学的路古老狭窄，那段两旁边是河的马山路面被两厢河水冲得碎石板东倒西歪。小秋雨每天两个步行来回硬是没有一次短少，冰天雪地，暴风骤雨天也一样。破旧的校舍；有一样、没一样的学习用品；难以下咽的麦碎饭、霉干菜终于让余秋雨度过了这“文化苦旅”的六年《东进序曲》。
  小秋雨这六年小学，同别的同学相比，确有不同之处，一是余秋雨除了小学本课成绩门门优秀外，学得的课外知识也使人望尘莫及，他不仅阅读了《水浒传》，《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家》、《春》、《秋》等规范性的课外书，还以《史记菁华录》、《芥子园画谱》等作参改资料，练了几年的画画和书法。
  二是，利用业余时间，代替母亲为村人们读信写信，代替母亲当那成人村育班，识字班的机动“小先生”。而且都是义务奉献，这三件事常年不断，又苦又累，十分烦人，笔者也有亲身经历和体会，因此，深深佩服秋雨的勤快和善良。难怪秋雨一家迁经上海后，人们有一种说不出的惋惜：“做好事的人走了！”
  因为秋雨的祖母……阿德婆婆同所有老人一样，百年后希望土葬，因此七十年代中期又回老宅定居，秋雨也得找机会回老宅看看。所以，有关他的信息屡有所闻：
  秋雨的读书一直优秀，初中的一篇作文在上海得了作文比赛的大奖，还登了上报纸。他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与巴金的女儿成了同班同学。“文革”时，他的父亲是“走资派”，被“造反派”关了起来；他的叔父被迫害死了；秋雨被下放参加了农村劳动。
  尽管这样，他依然拼命攻读，哪怕是紧张劳动之后的一点点空隙。
  听说“造反派”的高层头目要招募他，他得了急性肝炎，只好跑到某个小山村去避难。不想，“造反派”还不肯放过他。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上海造反派的二名头目专程来到桥头秋雨老宅，说是“调查走访”，其实“追捕”余秋雨，正好迎面碰到秋雨的堂伯——余桂新，老人家身强力壮，憨直骁勇，曾经当面拒绝土匪陈金木的招募，被推入冰河也宁死不从，是杀人魔王枪口下的惟一生还者，见此情状，自然是强力谴责，只吓得“追捕者”抱头鼠窜而去。
  在桥头老宅，秋雨从小尊重师长，循规蹈矩被村里的大人们所公认，教育自己孩子时，常以小秋雨作榜样，笔者小时侯也曾感到不是滋味。小秋雨让所有的孩子掉了“价”，特别是那些放学后，书包藏进路板洞里，只想贪玩的孩子，多挨了不少“五花糕”（巴掌）和“栗子爆”。
  桥头母校有一批年轻的教师们在称赞余秋雨成名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好品德，称赞他面对“是是非非”，能宽以待人，简化人际关系，舍生取义，顾全大局，坚定不移继续为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不懈努力的好精神。
  有关余秋雨成名后不忘师恩的故事，笔者从早年传闻中得到证实后主要有以下几件轶事：一是，母校启蒙老师杨守宜老师早年还同时戴着二顶“政治帽子”时，青年的余秋雨敢冒“流言蜚语”的风险，毅然上门探望和安慰，让老人家感动不已。1981年，已担任大学讲师的余秋雨回乡时再次探望杨老师，正逢杨老师政治刚平反，却遭受龙卷风刮坍校舍压断了腿骨，秋雨的拜访恰如一剂良药，十分受用。秋雨在大学的黑板上，向学生们介绍了“杨守宜”老师，说自己所得到扎实文化功底，基础来源于这位“启蒙老师”。
  二是：有一位秋雨的初中老师叫穆尼先生。某年岁末，秋雨被邀请参加的许多社会活动正忙得不可开交。这位老师忽然打电话给秋雨，秋雨听到这老师的声音和介绍，身不由己立了起来，苍老和颤抖的声音的意思是：“三十年前，余秋雨与同班一位画画的同学，曾自创了一张贺年卡送给了他，不幸在“文革”抄家时遗失了，要求是否补送一张？”秋雨自然是满口答应。放下电话，也放下了所有一切正在做的工作，他立即和已经成了著名画家的曹齐同学取得了联系，曹齐也立即动身，挑选了最好的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了画，秋雨用成名的书法在画幅上写上了三十年前后事情的经过，盖上印章精细裱装，二人为老人送上了一份赤诚的心。
  三是：一位学院的老教师退休以后要求报审教授职称的事。
  几十年前，余秋雨正担任上海高等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中文科组组长，与其他几位教授一起成天审阅着各大学申报的中文科正副教授的材料。在审阅的材料中他看到有一位申报人的论文是自己学院当讲师时的文章，细看其名：原来是当年的教育小组长——自己的老师和同事。
  这位老师为了在有限的名额中自己争取评上副教授职称，每学期让余秋雨少上一星期课，并在个人写的论文上以小组署名。因此一段时期内余秋雨被取消了评审资格。不料，余秋雨马上被破格晋升了正教授。
  面对老师的材料：材料不过硬，没有学术著作，也没有国内领先的地位。余秋雨内心充满的却是酸楚和对老师的无限同情，在报批的学院领导签字中，他也似乎感觉到了后辈学生们对师长的内心共鸣。
  终于，在小组讨论会上，他为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师作了实事求是的解释：“这位老师尽心尽职教育工作多年，他的事被历史耽误了，他已退休，职称已与经济无关，只不过对下代人有个交代而已！”
  余秋雨面对“是非”挑战，他的心态是“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危及生命，随他去！”面对盗版，面对“评论”和对立，他幽默地说：“我就是‘普渡众生’”。
  这就是才德兼备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