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戚天法，慈溪新浦镇人，1940年11月11日出生。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舟山部队历任战士、文书、电台台长。转业后相继任慈溪新浦中学教导主任、慈溪县文化馆副馆长、宁波市文化局副局长、宁波市文联副主席。1991年被编入《中国当代文艺群星辞典》、1995年编入《中国文艺家传集》、1996年编入《世界名人录》。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宁波市戏剧家协会主席。自学成才，在文学、戏剧、电视、电影诸领域均有建树，被誉为“三栖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四明传奇》、《东海传奇》、《山乡巨澜》（《修竹湖的故事》）；大型越剧《琥珀泪》、《桃花梦》、《孟姜女》、《洪涛奇情》；电视连续剧《修竹湖的故事》、《徐福东渡》、《虎口夺丁》和越剧戏曲电视剧《琥珀泪》、《桃花梦》、《花轿错》；电影《神秘失踪的船》（北影摄制）、《血祭》（长影摄制）等作品，深受观众与读者欢迎。其作品思想内涵丰富深刻、故事情节生动感人、人物性格形象鲜明，给人以身历其境之感，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并频频被改编移植为其他文艺形式。曾多次获奖，其中《琥珀泪》获全国一等奖。2001年出版《戚天法剧作选》。
  漫说文学、戏剧的创作要义
  戚天法
  我既非专业科班生，也无缘闻过书香气，更没领教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西特的编剧法则，只是在阅读中外小说名著的字里行间研习体味，在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大师们的剧本欣赏过程中细细琢磨，在关汉卿、曹禹、夏衍的传统戏曲里揣摩，才领略了点滴的编剧精义。现在仅从个人创作实践谈些粗浅感悟和认知。
  一、选题须谨慎，切忌匆忙定
  题材有大小之分、轻重之别，缓急之异。题材虽不能决定作品的成败，但却至关重要。
  对题材我恪守着一个不变的信条：挑选熟悉的，不拣陌生的；择有分量的，淘汰无足轻重的；注重时代需要的，不玩自我欣赏的；看重社会热点的，不屑无病呻吟的。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革命传统教育，我择取本地先烈们为革命流血牺牲的乡土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四明传奇》。书籍连印三版，发行量近50万册，誉为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被改编成大型现代京剧，9集电视连续剧、13夜苏州评弹、4册连环图画、20回长篇故事及28天报纸连载等各类文艺形式；再如我考察了宁海桑州镇的孟姜女庙、兰州古长城之后，便有了市小百花越剧团演出的越剧和电视戏曲片《孟姜女》；实地踏勘了鄞州的古水利工程它山堰和王元玮庙之后，便有了鄞州越剧团演出的《洪涛奇情》；参加慈溪达蓬山农村工作队，便有了长篇小说《徐福东渡》。当时手头题材尽管多多，但瞄准时代需求的本土题材，是每位作者的理性选择。
  二、立意须出新决不炒冷饭
  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于出新。“喜新厌旧”是人们的常态心理。文学艺术的创造更是如此。当题材确定之后，不必马上转入人物的设置和故事的构想，而是应当考虑主题该如何赋予新意。《孟姜女》是流传了两千余年的民间故事，人们在摇篮里就熟悉了孟姜女、范杞良、秦始皇。那么在戏剧里如何耳目一新呢？我想，万里长城对中原百姓的生命财产起着毋庸置疑的护卫作用，古代劳动人民是伟大的，秦始皇同样也是伟大的。我们在同情孟姜女的不幸时，不应该一味地诅咒秦始皇的暴政。为此，我提炼了从人生道德的评判角度来表现普通人对整体利益的心理状态和道德标准这个主题，藉以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反映出作为具体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应当具有的公民责任感这一大课题，展示出“长城是大家，爱情是小家”的全新立意。戏剧家史行、胡小孩说：“《孟》剧将三个主要人物放在防御外敌入侵这一大背景中，使各具个性的形象在舞台上立了起来”。由于立意的出新，形式上也随之演变成“诗意越剧”——“春怨”、“夏恨”、“秋思”、“冬悟”，以四幕大戏来演绎孟姜女的血泪控诉和幡然觉醒的过程。此剧被摄制成四集电视戏剧片，某城市认定为政治思想教育的好教材，并获省五个一工程奖。看来，“主题是作品之灵魂”，此话是不错的。
  三、故事须巧构打破旧酒瓶
  一部好作品，必须具备“三好”素质。除了主题和视角新颖外，关键还得有个好故事——即有“戏”可看。
  古装戏的编写有固定的模式，“一见钟情，欺贫爱富，小生落难，小姐忠贞，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掉了牙的套子。那么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又该如何巧构故事呢？我在《梁祝正传》后记里摊了底牌：..其一，新编的梁山伯人物还其历史原貌——大智若愚、品行端庄。梁在草桥初遇祝就让其识破对方是女子所扮，为助其完成三载学业，假装糊涂，悉心保护，以此来增加戏剧元素；其二，依据史料增添了家住宁波鄞西马廊头的马太守之子马文才，以及杭城老师养女王淑娟等人物，以加强戏剧冲突。其三，梁山伯抱病上任在马太守辖区内任鄮县县令（见晋《鄞县志》记载），遭到马文才陷害，以此加重剧情的危机感。其四，对不合理的部分给予合理化。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共床三载，竟不识英台雌雄，怎能令人置信？梁山伯家境贫寒，身边却有书童服侍，又怎能自圆其说？梁山伯果若“笨如牛，呆如鹅”，皇帝焉能封他为县令？当地百姓又怎会立庙祭祀？再如祝英台在梁山伯墓前凭吊恸哭，坟冢豁开，应了“死同窀穸，天合其姻”的預言，尽管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但却脱不了封建迷信色彩的嫌疑。《梁祝正传》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改编为238幅连环画，被电视剧制作单位买断版权，中央电视台与地方合拍的八集新版电视戏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采纳部分设想。长篇小说《徐福东渡》因为故事曲折生动，不但省电视制作中心拍了十八集电视连续剧，而且韩国首尔还出了韩文版，现正筹备制作动画片。我所遇见的戏剧、影视导演，他们要的是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不是空洞华丽的辞藻。
  四、悬念须浓烈，不喝白开水
  “悬念”一词，除诗歌和散文免谈外，对有情有节的文艺作品而言显得尤为迫切，甚至还视为作品“永生”与“速死”的试金石。
  近代文人喜欢花里胡哨，现炒现卖，潜心做“学问”的人不多。有的“婆婆妈妈”、“家长里短”的作品获“大奖”、“金杯”，但人们心里明白，猫腻奖、照顾奖、人情奖还少吗？曾有人说“戏剧不景气，小说已死去”。究其症结，就是因为作品的“悬念”太一般，消失了磁性。
  我对作品的“悬念”较为在意，因为这是人气指数的关键。如反映舟山群岛解放战争的长篇《东海传奇》，设置了患狐臭的县长千金在海岛戒严的氛围里回娘家遇到“郎中”作为悬念开头——即“俊妇与郎中”。小说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故事片《神秘失踪的船》，并列为解放战争45周年的献礼片，且报纸连载，电台连播，两次印刷；如反映九十年代浙东农村深化改革开放的长篇小说《山乡巨澜》，设置了村支书女儿结婚当天离奇出走作为小说开头，被摄制成23集电视连续剧《修竹湖的故事》，加之报纸连载、电台连播，又一次各类形式齐上阵，书籍亦一版再版。再如近期由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第五部故事片《天地良心》，我设置了女司机疏忽撞死由她救助的小姑娘为悬念开头，剖析身边冷漠的看客现象及人性、道德等社会问题，被广西自治区认定为近年难得的优秀影片。总之，作品悬念浓烈为佳，淡而无味遭人厌烦。
  五、人物须鲜活，讨厌老面孔
  文学是人学。名著、名剧中的故事情节，我们往往记不全了，但是作品塑造的鲜活人物却永远留在脑海里。
  在创作实践中，我试图刻画各类有血有肉的人物。如《琥珀泪》是司空见惯但又无人经历的离奇故事，由原鄞县越剧团在上海连演20余场，引起强烈反响，摄制成四集电视戏剧片，获全国第九届戏曲电视剧一等奖。时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余秋雨先生观看后对记者说：“这出戏以传奇方式表现封建宗法结构与正常世俗人情的冲突，在两种生态的强烈对比之中，表达了以平民意识为主导的以人情为本位的人生哲学。成功塑造了乞丐姑娘金粟兰的性格与形象。”上海资深剧评家傅骏称之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物的思想感情也激烈剧变”；越剧《桃花梦》以冰糖葫芦式的结构，反映了贪婪者走向没落的故事，鞭笞了社会“人精”们投机钻营的丑恶灵魂。《桃》剧由宁波越剧团首演后，出访新加坡、香港（当时尚未回归）等地，又被众多剧种移植，还破天荒三次摄制成越剧、黄梅戏舞台艺术片，至今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时见播出，认为是一出“可以传世的剧目”。剧作家周建尔著文说：“我有幸观看了宁波越剧团演出的《桃花梦》，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这是一出具有一定艺术生命力的好戏。剧中着力刻画的蒲步高，是一个外表俊美，举止儒雅，颇有文才，善于应变的秀才。在我们越剧舞台上，旨在塑造一个反面典型的作品是不多见的。有人说，蒲的致命伤在于——贪得无厌，最后皇帝封他为‘贪’官，似乎是点题之笔。但是蒲步高这一人物的意义并不是一个‘贪’字能概括得了的，至少在识人用人上给今人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可见作品塑造活龙活现的人物是何等的重要。
  六、修辞须定位嫌弃大杂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时也孕育出一方的文学和艺术。
  在经典戏剧、小说里，“到什么地方敲什么锣，上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是显而易见的。我虽望尘莫及，但也从没放弃研修。在反映山乡编帽姑娘美好心灵的越剧《花好月圆》里，尽情博纳民间语言特色，如“剪刀落地有布裁，公鸡打架稀客来。风不吹花花不动，妹不招手哥不敢”；“水面浮萍不着泥，哥哥恋妹是人妻。青藤缠树树挽藤，交七交八生是非”；“说起哥来妹愿死，死也死在想思河”等等充满乡土气息的词汇。该剧由鄞州越剧团赴北京、天津、南京等地演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戏剧评论家裴明海先生撰文道：这是“一台简约、清新、亮丽的好戏，具有山野醇味的唱词，使人物频添清新与质朴”；反映鄞江水灾的《洪涛奇情》，也尽力撷取与水相关的词汇。如“人家绣楼习女红，我闺阁《大禹》《水经》涛声隆”、“情天恨海浊浪猛，贪婪更比洪水凶”等等。该剧在省第七届戏剧节中曾获优秀剧本奖；再如在反映“工人伟大，劳动光荣”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的长篇小说《海虹》里，我想尽力让读者在字里行间闻到海湾两岸的一股浓浓的海腥味，努力把握住修辞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