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据1962年83岁的姚滩老艺人符森元说，在清光绪间已有10余个唱滩簧的戏班，其中有虞才华的“才华”班，虞才华是今慈溪匡堰人。据清光绪延熙等编《台规》卷25《康熙十年禁唱秧歌妇女》记载，滩簧起源于十八世纪初期，形成于十八世纪中叶，脱胎于当地雀冬冬、白话佬等民间说唱艺术和车子灯、旱船、采茶篮等民间歌舞，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
  这也就是说，在数百年前，在当时的余姚和慈溪中西部及上虞曹娥江以东地区，已经有专门以演唱滩簧的艺人，他们在《雀冬冬》、《白话佬》、《采茶篮》等民间说唱艺术和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形成了余姚滩簧这一独特的戏剧雏形（严格地说，应该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曲艺说唱形式），并以此为职业，四处演唱，以解决生计问题。据有关资料反映，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较有名的历代姚滩艺人共有146人之多。
  随着余姚滩簧传人说唱技艺的不断提高，形成了生调旦腔，角色行当也有了扩充，从起初的单身独人说唱，发展到了二人及几个人分角色演唱。乐队也从早先一块竹板，一把二胡，发展到吹、拉、弹、敲、打。经过近百年的打磨，余姚滩簧逐渐形成固定的调式腔体，并开始有男角女角之分，女的唱旦腔，男的唱生调，生、旦角色扮演剧中人物。姚滩艺人自动地组合起来，形成较为稳定的演出团体，形成了所谓的戏文班子（即剧团）。这也是姚剧（姚滩）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跨越。从此姚滩正式作为一种戏剧的模式登上了“戏剧舞台”。
  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余姚滩簧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横河艺人虞才华的“才华班”，当属现有史料中可查的最早的姚滩班社。当时，在整个余姚地区，形成了西路姚滩、北路姚滩、南路姚滩三大营盘。
  西路姚滩是指周巷、朗霞、回龙、临山一带，著名的艺人有杨丽生，周兰英、小山宝、劳秀春、符森元、何逢昌等。其特点是擅长草花戏，如小山宝的《卖小糖》、杨丽生的《看水碗》、陈其贵的《矮堂》、戚斜海的《卖冬菜》等剧目，唱做俱佳。西路班社去上海演出特别频繁，如回龙班、杨春风班等，都是年年春秋两季去沪挂牌演出。回龙班的琴师吕长友为纪念在金花茶楼的演出，特把儿子取名为“吕金花”。在沪演出期间，他们一方面吸收其他剧种的剧目，一方面自己搞创作，如《卖石榴》就是大施巷阿桂先生创作的，他还创作了《百鸟夜夜游》的长篇唱段。特别是回龙何逢昌创作的《卖馄饨》，当时还在上海的书局里出版了小唱本。
  北路姚滩是指浒山、坎墩、横河、历山一带。著名的艺人有符金友、孙宝声、孙春阳、房志元、符炳贵、胡家良等。其特点是擅长“九调十三腔”，以演唱小调剧目闻名，如孙春阳的《荡湖船》、《五起早》等。他们善于吸收别家所长，在上海演出期间，吸收了《卖红菱》、《拔兰花》等剧目。
  南路姚滩是指余姚城郊周围及马渚、方桥、郎霞、穴湖等地。著名的艺人有楼阿木、月月红、刘渭泉、蔡子五、刘阿兴等。其特点是重坟事，擅长演长衫戏。如《还披风》、《庵堂相会》、《前后落发》等。1920年南路姚滩艺人赴上海演出，将《前后落发》合编为20场故事剧，起名叫《双落发》，又叫《特别落发》，深受上海观众的青睐。
  余姚滩簧扎根本土，东进上海，西出绍兴，甚至北上京都。顾笃璜曾在《南词·滩簧考略》中写道：“滩簧是在农村中土生土长的戏剧，很早就流传到北京..”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第11册戏剧类5067页也有过以下记载：“孝钦后（慈禧太后）自光绪辛丑巡返跸，衰老倦勤，惟求旦夕之安，宠监李莲英探孝钦意，思所以娱之，于观剧外，辄传一切杂审进内搬演。慈意果大悦，尤喜秧歌，缠头之赏，辄费千金”。余姚酱园街施寒吾老先生回忆，他的舅父张通宝（余姚逊桥人）的师父及同辈艺人，曾晋京为慈禧太后演唱过余姚滩簧。
  清光绪初年前后，余姚滩簧的老艺人马楠本最早进入上海，与苏滩、沪滩等滩簧剧种互相影响，吸收消化外来剧种的部分剧目与乐曲，创建“鹦哥班”，后被称为“余姚滩簧”，又与“小歌班”（越剧前身）艺人合作演出于“华兴园”。姚滩艺人马楠本、周兰英等均挂牌演出于“永乐园”、“高升楼”、“如意楼”等演艺场所，在旅沪的宁绍帮观众中红极一时。艺人小山宝、大桂香演唱的姚滩《卖小糖》，还曾由高亭公司灌制过唱片。
  当时余姚赴沪的有近50个班社，其中著名的有十三个，他们是：周巷团圈里的“杨春风班”、郑巷陈蔡的“德胜春台”、马渚大成房的“久道班”、明伟苏楼的“楼阿木班”、城北丰山的“毛先生班”、临山回龙的“回龙班”、屯山后郑河堰的“尧全班”、方桥的“刘洪成班”、乌山的“宝坤班”、郑巷龙舌的“永才班”、双河穴湖的“七六班”、历山东街的“八勿拆班”、浒塘朗霞的“阿涨班”。还有马渚的赵家班、临山的纪棠班、天华杨家的阿狗班、周巷缪路的长生班、浒山孙家塘头的孙春阳班、双河的龙凤轩、水阁周的培生班等。他们先是在茶楼，后来到新开的游艺场演出。当时在上海上演过的茶楼、游艺场有：永乐园、华兴园、高升楼、如意楼、金花茶楼、蓬莱茶楼、新乐茶楼、老闸大戏院、老北门第一戏院以及大世界、小世界、新世界、永安、先施等等。1931年由陈孝德主演的《秋香送茶》还挂牌于上海大世界，引起轰动。可惜的是，演出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受到了上海滩同行的嫉恨。不久陈孝德喝了被人放有哑药的茶水，导致当年年仅26岁的著名姚滩演员喉咙终生嘶哑。
  此时，在姚北，姚滩也已经开始火起来。如前期以孙宝生先生命名的“宝生班”，到后来的小旦阿毛所在的“坎墩班”，赵士林所在的“浒历班”等等。这些班社每逢节庆庙会，活跃在十里长街坎墩和姚北、姚西等地。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接着，又是上海“八·一三”事变，日本人冲进闸北，飞机狂轰滥炸，在上海谋生的姚滩艺人纷纷逃回乡下，许多原来曾打算要去上海的姚滩班社，也取消了原定之行。那些在上海留下来的姚滩艺人，也大都转了行业，如艺名“大桂香”的小旦王阿堂，到花旗洋行当了司炉工。“久道班”的琴师胡渭云，改行后就在上海定居。以往在上海挂牌的部分名艺人，如陈其贵、小山宝、孙宝声，相继去世，更多的艺人则穷困潦倒，度日维艰。上海去不了，乡下也不安宁。自抗日战争爆发后，余姚、慈溪一带农村，小枪帮、“野鸡部队”、土匪横行。本来是姚滩演出的一块宝地，在当时成了灾难场所，老百姓已没有了太平之日，连三餐也不能保证，岂有心思再唱姚滩、看姚滩。再加上花鼓、串客、秧歌，滩簧等小戏，自清初以来就一直被统治者列为“鹦哥淫戏”屡遭禁演，到了民国，禁令更严，迫害更深。滩簧艺人的生活十分悲惨，“滩簧唱到老，不如路边草。”这是旧社会滩簧艺人命运的真实写照。从下面几个例子就可以窥见一斑。
  孙春阳是“春阳班”班主，“春阳班”也很受群众欢迎，却被当局以“滩簧野戏”、“伤风败俗”的罪名所追捕。一次他们在长河附近小村草台演出姚滩，演到半场，为他们望风的当地群众发现有警察进村，立马通知戏班转移，当时台上的孙春阳连卸妆都来不及，就跳下台钻入观众群中，在观众的掩护下，出村落荒而逃。黑暗中跌进冷水池塘，时值隆冬，险些送了性命。回家后生了一场大病，但警察仍不放过，继续向他敲诈勒索，并没收了他的全部“行头”。
  1941年春，“楼阿木班”在洪峡演灯戏，艺人们借宿在当地农民家里。第二天凌晨，冲进了一伙警察，原来他们将壮丁费落入了自己腰包，到处找替罪羊去充壮丁，听说洪蛱岙有滩簧班，正好借禁“淫戏”之名抓人充数。当时大部分艺人在村民的掩护下逃出了村，但还是抓去了霍文祥、张标两人。这场惊吓后不久，班主楼阿木一病去世，戏班也散了。霍、张两人被鞭抽、脚踢、枪柄打，押送到海北（杭州湾北岸）为部队抬炮筒、挑行李，吃不饱、穿不暖，患了疾病和疥疮。一个大雪之夜，他们才逃离部队，躲在野地草包棺材丛中两天两夜，一路行乞回到余姚。霍文祥生了一场伤寒，而张标却一病不起，又无钱求医，不久身亡。
  以撑宁渡航船为生的花脸叶小毛，外号大瓣子，其貌不扬，但嗓音特好。有一次因扮相不美而受到台下倒“轰”，他要求台下：“让我再唱两句”，一声“十件旗黄依小妹”唱完，赢得满场喝彩。然而这么难得的好演员，就因为唱余姚滩簧“淫戏”，被绝了撑船生路，生活无着，患病少医，又无家可归，饿死在横河上街头的凉亭里。
  正是在这样的重重压迫之下，余姚滩簧一度衰落，姚滩班子的日子很不好过，不少滩簧班社被逼解散，滩簧艺人另谋出路。到了解放前夕，余姚滩簧几乎是奄奄一息，所剩余姚滩簧班社寥寥无几。
  当然，除了时局的客观原因外，余姚滩簧艺术本身的停滞不前、固步自封，也是滩簧衰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苏滩、沪滩都积极探索，上演《啼笑因缘》、《秋海棠》、《姐妹花》、《空谷兰》等时装大戏，以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来适应形势和市民心态的变化，投观众所好，争取卖座。而姚滩却死抱着72本老传统剧目，虽也有新剧目吸收和移植，但也是拾人牙慧，嚼人家咬过的馍馍；有的姚滩老艺人不肯接纳新剧目，把它们排斥在外。另外，姚滩艺人大都是一些文化较低甚至是文盲的农民、手工匠，他们不愿意新人加入，动摇他们现有的位置。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姚滩艺人离开上海，大量返乡，退出了姚滩舞台，这是姚滩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倒退。
  在艺术表演上，坚持城市演出的剧种都大踏步地追求现代美，溶入了西方现代戏剧的诸多长处，舞台上出现模仿现实生活的布景道具，甚至利用机械和光电，发明了机关布景，吸引了观众。而此时姚滩的表演，还是小旦一块手绢“调四角”，台上一桌两椅空空如也。
  在语言运用上，姚滩也缺少发展，浓重的土音，大量的俗语，这在余姚本土确能引起一定的共鸣。但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面对的是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观众，浓重的乡音俗语就不“吃香”了。一旦待观众对姚滩地方语言的好奇感和新鲜感一过，就觉乏味。
  在这众多的原因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是姚滩演员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缺少人才的挖掘和培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老艺人老面孔。象霍文祥都一大把年纪了，尚在扮演《水作》中稚气很重的潘阿大。还有一些小旦脸上都起了皱纹，即使扎了包头也挽回不了“青春”的面貌和形象。当时其他剧种都在积极探索和倡导男女合演，但“秧歌妇女堕民婆”的鹦哥戏，反而以男旦为主，这就使姚滩失去了戏剧的魅力。如果说在清末民初时期姚滩尚有陈桐香、唐小怜演唱一些花鼓戏，有“童家班”、“阿狗班”的夫妻登台，还有刘芙蓉，马桂姐、宋阿爱等三姑娘同时学唱的姚滩，而此时却只剩下了刘芙蓉一名女旦，姚滩舞台竟成了孙春阳、黄立泉、毛维元、张长水、黄全福、胡忠良、徐张全、陈孝德等男旦的天下。这与崇尚女性适宜的演出行业的现代戏曲，是大相径庭的。男旦的一统天下的现象，阻碍了姚滩的发展和繁荣。
  即使是在这样的逆境下，仍有一批酷爱姚滩的艺人们在坚持苦演。当时仍有“自由舞台”、“紫兰阳春”、“姚北第一台”、“德胜顺舞台”等姚滩班，如“打游击”般地昼伏夜出。当然规模不再是“四花四旦”班社规模，而是小而又小，在后半夜关起门来演唱一些小节目，“德胜顺舞台”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德胜顺舞台”在1943年的称呼是“绍兴大班”，有40多名演职员，在当时算是规模很大的了。其公开的戏单有绍剧《打严嵩》、《挂玉带》、《潼关》、《高平关》、《龙斗虎》、《龙凤锁》、《游龙戏凤》、《三奏本》等，这些都是当局允许演出的剧目。但他们也演出姚滩，因为这副戏班子是由黄承炳为班主的姚滩班和章德忠、施根美夫妻俩率领的小歌班联合组成的，由黄承炳和章德忠两个人负责（“德”就是德忠，“顺”是承炳的“承”字的谐音）。他们前半夜演绍剧，后半夜演越剧和姚滩。抗战胜利后，是“德胜顺舞台”的兴旺时期，他们东到宁波、镇海、骆驼桥，西到上虞、五夫、黄家埠，南到汤家闸，北到相公殿、傅家路，所演之处，深受群众欢迎。它的基本行当是：黄承炳（小旦）、熊成炎（小生）、李祥照（小丑）、胡家良（老旦）、霍文祥（四花）、黄立泉（老旦）、鲁金木（小丑）、童忠宝（老生）、徐长兴（老外）、段富友（正旦）、刘荚蓉（小旦）、惠炎（彩旦）、熊阿然（老生）、鲁文生（大面）。另外还有戴维炎的鼓板，李礼泉的副吹、拉胡，罗永宝的唢呐、三弦，应正标的正吹、笛子，麻里阿正的大衣
  （司戏服）。“德胜顺舞台”一直坚持到1948年底才解体，他们在最艰难岁月中坚持姚滩演出，延续了姚滩的轨迹。
  一唱雄鸡天下白，艺人长夜盼天明。1949年10月，余姚解放，姚滩艺术终于盼来了“明朗的天”。不少姚滩艺人重操旧业，纷纷运用“姚滩”这一艺术形式，歌唱新社会，一下子涌现出了许多演出班子和一大批姚滩艺人。孙宝生先生是坎墩资格最老的一位姚滩艺人。解放前夕，他与他的徒弟赵士林、胡金毛、卢大茂、胡渭森、胡绍金、励杏焕等时而合，时而散，奔波于余姚、上虞、绍兴、宁波等地，并在演出中逐步发展新演员。如：胡家良（坎墩坎中村人，人称小棕棚）、胡银林（坎墩三灶人）、张长水（坎墩三灶人），他们三人后来都成为了组建余姚姚剧团的主要成员，张长水、胡银林两位还担任了首届余姚姚剧团副团长，胡家良成为余姚姚剧团的业务骨干。至此，坎墩的姚滩演员达150人之多，坎墩的姚滩进入了旺盛时期。1949年，解放后第一个业余滩簧剧团在坎东诞生——四灶桥后村滩簧班。演员和乐队都是坎东的农民，由胡银林、张长天负责，罗永宝是乐队负责人，他们为配合土改运动和宣传新婚姻法排演了许多姚滩节目。
  当时，浙江省群众艺术馆在杭州举办了浙江省首届民间戏曲、音乐、舞蹈学习班，招收了当时浙江省八个地方剧种的八十余名民间职业剧团演职员骨干进行培训。姚滩艺人胡家良、马彩仙（女）、赵升水三人也参加了这次培训。1953年2月，培训结束，胡家良便与黄承炳一起牵头组建了“余姚滩簧小组”。由黄承炳任组长，成员有：黄承炳、胡家良、孙春阳、霍文祥、诸如林、刘芙蓉（女）、张长水、罗永宝、黄立泉、陈孝顺、胡银林、徐叶生、邹龙泉、符炳贵、李祥照、毛维元、胡忠良等十七人。当时主要发起人胡银林、张长水、胡家良都是坎墩人。乐队有“七把椅子全坐转，吹拉弹唱样样会”的罗宝生（坎墩三灶人）和主胡陈孝仁（坎墩坎西村）。一把破二胡和一副夹罗担，组成新中国第一个姚滩专业演出团体。整理演出了《打窗楼》、《采石榴》、《拜三官》、《陆卖饼》、《大闹花灯》、《秋香送茶》、《卖石榴》、《卖草囤》、《还披风》、《水作》、《卖小糖》、《卖青炭》、《绣花包》、《双投河》、《扒垃圾》、《十不许》等一批姚滩传统剧目。又移植改编上演了一大批现代戏：《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志愿军未婚妻》、《夫妻选代表》、《桃花搭渡》、《新生》、《两兄弟》、《漳河湾》、《小芬妈》、《谁是亲人》、《重圆》、《卖小猪》、《卖布客》、《流动货担下乡》、《五起早》等剧目。
  滩簧小组还十分重视姚滩青年演员的培养工作。1953年底1954年初，陆续招收了叶庆苏（女）、费风鸣（女）、胡勇棣、谷鸿章、胡淑敏（女）、胡秀纹（女）等青年演员。其中的第一批四位演员胡勇棣（坎墩三群村）、费凤鸣（坎墩三群村）、胡秀文（坎墩三群村）、胡若男（坎墩三群人），全是坎墩人。这四位后起之秀，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余姚姚剧团的台柱子。胡勇棣在《杨立贝·打太庙》中演得出神入化，无论是唱词、动作、演技在当时无人可及；费凤鸣在《半把剪刀》中的辛酸唱段，湿透了多少观众的衣巾；胡秀文是老旦，她扮演的老太婆形象，令多少观众流连忘返。国家一级演员、现任余姚姚剧研究会秘书长的沈守良曾这样称赞她：“像胡秀文这样的老旦角色，到如今还没有人可与她相比”。这批青年姚剧演员后来大多成为余姚姚剧团的主要演职人员。
  1954年初，坎东四灶桥后的滩簧班也更名为坎东姚剧团，同年10月，慈溪县行政区域变动，坎东从原属余姚县治为慈溪县治，1956年9月，由黄承炳、胡家良等组建的“余姚滩簧小组”更名为“余姚姚剧团”，黄承炳为首任团长。从此姚剧的中心移向了余姚，慈溪县就没有了专业的姚剧团。
  余姚姚剧团成立后，演出了大量的姚剧传统剧目与现代文明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尤以1956年秋在慈城镇县党校草舍大会堂演出的由张菱溪导演的现代戏《漳河湾》影响最大。此剧由张菱溪根据山西梆子戏移植，是姚剧历史上第一次上演的大型现代戏，由黄承炳、刘芙蓉主演。后来在慈溪、余姚一带农村巡回演出，深受欢迎，《漳河湾》也成了姚剧的一个重要的保留剧目。
  1955年2月，由周似葵整理、浙江省文化局干部黄世钰导演、余姚姚剧团演出的《水作》参加了浙江省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获得演出奖。此剧继承发扬了姚剧艺术的传统风格，具有浓郁的余姚地方特色，在表演上继承了姚滩时期“鹦哥戏”载歌载舞的特点，舞姿优美，演唱多用姚滩小调，剧中小伙计潘阿大由老艺人霍文祥饰演，梅香由刘芙蓉饰演，秋香由费凤鸣饰演。
  余姚姚剧团在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风风雨雨，不断壮大，成为全国唯一的姚剧专业团体。在姚剧团的带动下，余姚、慈溪两地的群众姚剧活动成为浙东地区不可或缺的主要群众文化活动载体。尤其是在坎墩，群众性姚剧活动更是薪火不断。坎墩人看姚剧、学姚剧、唱姚剧、演姚剧。即便是在样板戏一统天下的文革期间，坎墩依然有二支姚剧队伍活跃在三北大地。一支是以胡家传为团长的簟匠阿家滩簧班，主要演员有胡家传、胡根传、芦月书、励幼琴、丁新良、楼家均、鲁小亚、孙小亚、丁沈良、王春云、孙尧纪、孙尧泗、陈玉仙、陈彩玉等。另一支是由罗永法、胡张成为正、副团长的坎东姚剧团，演员有陈林龙、陈林玉、费观珍、胡珠球、胡岳乾、费小龙、严国平、胡庆才、胡长家、胡杏钿、胡书珍等。曾先后排练了《半夜鸡叫》、《阿必大》、《五姑娘》等10余个现代节目。坎东姚剧团南到余姚陆埠、长亭，北到新浦、庵东，东到逍林、观海卫，西到泗门、临山演出，被人们称为“余姚第二姚剧团”。1984年，第四代姚滩传人周忠强担任了坎东姚剧团团长（2001年改名为坎墩姚剧团至今），一些传统戏重现舞台，大大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为弘扬民族文化，振兴姚北滩簧这一地方剧种，2002年10月起，坎墩街道举办了两年一届的戏曲艺术节，为群众姚剧活动搭建了发展的平台。期间，坎墩姚剧团演出的姚剧《杀狗劝夫》还荣获了宁波市第三届戏剧大奖。
  2008年10月，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发展中心和中国戏曲学会联合主办、坎墩街道承办的全国乡镇民间滩簧戏曲艺术节在坎墩开幕，来自“长三角”的9个民间业余班社共同登台献艺，展现了沪、锡、苏、甬、姚民间滩簧戏曲艺术的魅力。期间，还举行了滩簧学术研讨和滩簧艺术展览。新华社专题发布了消息，中央电视台十一频道进行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