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姚滩，属吴语系滩簧类地方剧种，又被称为“鹦哥戏”或“秧歌戏”。又多在灯节（元宵节）前后演出，故又称“灯班”、“灯戏”。
关于姚滩的起源，民间有许多说法。在坎墩流传较广的是清朝年间，有一年轻的苏州寡妇，不堪当地宗族势力的重压和乡里痞子的欺侮，乞讨流浪到慈溪坎墩，在西四灶三洞桥东首落脚定居。每当想起自己的不幸身世时，便啼哭不止。但她的哭声与众不同，带有一种特别的腔调，似哭非哭，似唱非唱。周围人们既同情她的不幸，也为她的哭调感到好奇。以后，竟有人效仿这种调，慢慢传开
来，并且吸引了邻村的一些人，隔三差五到寡妇住处听她的哭调。听哭调的人群中，就有今坎墩街道坎中村羊路头已故老人滩簧宝生（孙守仁的爷爷）、孙方村已故老人赵士林（赵长泰的父亲）、羊路头已故老人滩簧阿毛（真名胡洋海，胡云传的父亲）等。他们将坎墩当地的俚曲小调，如马灯调、杨柳青、雀冬冬等，与寡妇的哭调巧妙地糅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一种既不完全是寡妇的哭调，也不全是当地原味的小调俚曲，用来填配当地发生的奇闻趣事、新鲜事的唱词，形成新型的说唱曲调。因当时坎墩隶属余姚县治，并地处余姚北部，故这种调又称“姚北滩簧调”，简称为“姚滩”。
随着岁月流逝，姚滩传承人、民间老艺人相继去世。要了解姚滩的有关史实，颇为困难。如今能佐证“姚滩”起源于“苏州寡妇”一说的是：姚滩蓬头戏（又称露头戏，即无固定台本又无曲本的戏）中每当生、旦出场时，总有一句固定格式的台词：“苏州府出北门，对之北门一直冲”。为什么不说太原府、济南府、宁波府，而说苏州府呢？对此，坎墩姚剧团团长周忠强特地去苏州作过探解，听苏州的老人们讲，过去的苏州北门是一片坟茔地，穷人外出逃难讨饭的都走北门。极有可能，“苏州寡妇”就是出北门后来才来到坎墩的。由此推断，苏州寡妇是姚滩的鼻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传说只能是传说，缺少史载的确认。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秧歌，南北皆有之，一名鹦哥戏，词甚鄙俚，备极淫亵，一唱百和，无丝竹金鼓之节。”
这段记载特别指明了“秧歌，南北皆有之，一名鹦哥戏”，这指的是余姚滩簧。《清稗类钞》提到：“余姚灯班”艺人陈桐香曾到达苏州、无锡等地演出。清道光年间，新界朱仙桥人陈纪成也曾组织滩簧班子，在姚北一带聚演。清光绪初年，余姚滩簧的老艺人马楠木等进入上海，与苏滩、沪滩等滩簧剧种互相影响，吸收消化外来剧种的部分剧目与乐曲，“鹦哥班”终于成熟，形成其独特的乡土风味，因来自余姚，故被称为“余姚滩簧”。
追溯姚滩的起源，一直以来，坎墩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胡琴一拉喉咙痒，唱段姚滩开个场”。坎墩人都会哼几句姚滩，方圆数十里，只要有人一提起姚滩，就自然会联想到坎墩，而坎墩人也确实把姚滩作为自己地方文化的特产加以传承和保护。虽然关于坎墩是姚滩发源地的结论，也是众说纷纭，但坎墩与姚剧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是不容置疑的。除了上述苏州寡妇最早落户坎墩诞生姚滩的传说有一定的说服力外，坎墩羊路头陈炳乾老人（五、六十年代农村文艺活动骨干）说，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约1958年）与县文化馆干部（说是馆长，名字已记不起）一起对此作过专题调查，得出结论是：姚滩的发源地就在今坎墩直塘村（西四灶）。
从姚滩反映的故事内容和地方风格来看，与坎墩的风土人情比较相符。
姚滩与其它滩簧一样，以它独特的地域性、俚俗性，深受人民群众的喜欢和青睐。它以乡音划界，扎根本地，土生土长，不改本色，不变本性。它的创作者和接受者都是小老百姓。它说的不是官话，不是文话，而是地道的乡音土话，通俗易懂，诙谐风趣，充满人情味，贴近生活，贴近观众，十分亲切。它唱的不是宫闱廷曲，而是民歌小调。它所描述的内容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是街坊里弄、乡村山野间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它既非宫廷艺术，也非文人艺术，而是实实在在的民间草根艺术、典型的平民戏剧，即使是农村的文盲也听得懂。它所表现的俗声、俗言、俗人、俗事，更蕴含着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内容，闪烁着平常中见真灼的人性光辉。坎墩位于原余姚县的北部，背临海涂，离今慈溪城区浒山10余华里，并且区域较大，号称十里长街。商业繁华，来往商贸交流较多，与外界接触机会多。镇上居民多为农户、手工业者。与当时余姚其他乡镇相比，属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余姚滩簧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在坎墩传说有这样一对夫妻，男人怕老婆且喜欢看姚滩，凡是有姚滩演出他总是要看到散场，回家很晚，每次被老婆痛骂。有一次，演出结束了，场子里只留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有个老生演员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他说：看得太晚了，回家怕老婆骂。此时老生还没卸装，听后想了一个计策说：我送你回家，保证你老婆不再骂你！老生演员双手拿着两个道具用的铜锤，跟随着来到他家，他老婆开门刚要骂，跟随在身后的老生大声吼唱：“我是天上菩萨，捉拿骂老公的女客，若有女客骂男客，我用铜锤把伊敲煞”。他老婆吓得连连求饶，口口声声保证“以后再也不骂老公了”。老生返回后，丈夫把老生扮菩萨告诉了老婆，老婆不但没骂，反而称赞这个演员有水平。从此，夫妻俩都喜欢上了滩簧。后来，才有了形容爱听滩簧的“男人忘记落田畈，女人忘记烧夜饭”顺口溜。
当初坎墩有不少穷苦人为了生计，每逢年关临近，便肩背布袋（俗称燥麦袋），带一副竹板，远至鄞县、奉化、嵊县、绍兴、上虞，南到余姚山区，西至临山，东至海晏庙，挨家挨户以唱余姚滩簧乞讨为生。他们晚上蜷缩破庙凉亭、桥脚下，累了倒在街沿石阶歇歇。讨得满布袋年糕、糍块、麦碎等物，直到第二年三、四月份才回家。这似乎成了一种风俗。坎墩孙方村滩簧师爷赵士林（1916年生，今已亡故，人称滩簧阿林），60多岁时，每逢正月还外出去唱滩簧，把讨来的年糕平分给4个儿子，惹得儿媳们的火冒三丈。有一年，儿媳们把公公讨来的年糕全部扔到了河里。事后有人问他：“儿媳们介反对，你何必自讨苦吃呢！”他叹息着说：“啊呀！伊拉是勿晓得，这是上代祖宗留下来的风俗啊！”
从姚滩的唱唱词、道白的地域方言来说，也非坎墩莫属。余姚境内虽平时用的是同一方言，但山南及姚北在语音及语言运用习惯上有着较大的区别。即使是同为姚北地区的周巷、长河、坎墩、逍林、胜山、观海卫等乡镇之间的方言，也有差别：姚北西部几个乡镇含绍兴音，东部乡镇含宁波音。而传统姚滩对白中，常运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坎墩地方语音。
从姚滩传人来看，坎墩姚滩艺人较之姚北其他乡镇要多得多。清末民初，是余姚滩簧发展的鼎盛时期，坎墩出现了一大批著名姚滩艺人和临时班社。如：孙宝生（坎中村人，1880年生）、赵士林、小旦阿毛、胡绍金、胡宝森、卢大茂、胡渭生、陈孝德、陈孝顺、胡根传。当时的艺人名字前常要加上“滩簧”两字，如“滩簧阿宝”、“滩簧阿林”、“滩簧阿家”、“滩簧阿龙”等，坎墩人一口气可以叫出几代人和几十个滩簧老艺人。当时曾出现过以孙宝生的名字命名的“宝生班”，小旦阿毛所在的“坎墩班”，赵士林所在的“浒历班”等。这些班社每逢节庆庙会，活跃在十里长街和姚北、姚西。
2005年，坎墩人于鸣先生、陈炳乾老人绘制了《姚滩传人世系表》。这是至今唯一整理的比较完整的姚滩传人世系表。也是一份坎墩是姚滩发祥地的有力佐证资料。
附：《姚滩传人世系表》
姚滩传人世系表
关于姚滩的起源，民间有许多说法。在坎墩流传较广的是清朝年间，有一年轻的苏州寡妇，不堪当地宗族势力的重压和乡里痞子的欺侮，乞讨流浪到慈溪坎墩，在西四灶三洞桥东首落脚定居。每当想起自己的不幸身世时，便啼哭不止。但她的哭声与众不同，带有一种特别的腔调，似哭非哭，似唱非唱。周围人们既同情她的不幸，也为她的哭调感到好奇。以后，竟有人效仿这种调，慢慢传开
来，并且吸引了邻村的一些人，隔三差五到寡妇住处听她的哭调。听哭调的人群中，就有今坎墩街道坎中村羊路头已故老人滩簧宝生（孙守仁的爷爷）、孙方村已故老人赵士林（赵长泰的父亲）、羊路头已故老人滩簧阿毛（真名胡洋海，胡云传的父亲）等。他们将坎墩当地的俚曲小调，如马灯调、杨柳青、雀冬冬等，与寡妇的哭调巧妙地糅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一种既不完全是寡妇的哭调，也不全是当地原味的小调俚曲，用来填配当地发生的奇闻趣事、新鲜事的唱词，形成新型的说唱曲调。因当时坎墩隶属余姚县治，并地处余姚北部，故这种调又称“姚北滩簧调”，简称为“姚滩”。
随着岁月流逝，姚滩传承人、民间老艺人相继去世。要了解姚滩的有关史实，颇为困难。如今能佐证“姚滩”起源于“苏州寡妇”一说的是：姚滩蓬头戏（又称露头戏，即无固定台本又无曲本的戏）中每当生、旦出场时，总有一句固定格式的台词：“苏州府出北门，对之北门一直冲”。为什么不说太原府、济南府、宁波府，而说苏州府呢？对此，坎墩姚剧团团长周忠强特地去苏州作过探解，听苏州的老人们讲，过去的苏州北门是一片坟茔地，穷人外出逃难讨饭的都走北门。极有可能，“苏州寡妇”就是出北门后来才来到坎墩的。由此推断，苏州寡妇是姚滩的鼻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传说只能是传说，缺少史载的确认。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秧歌，南北皆有之，一名鹦哥戏，词甚鄙俚，备极淫亵，一唱百和，无丝竹金鼓之节。”
这段记载特别指明了“秧歌，南北皆有之，一名鹦哥戏”，这指的是余姚滩簧。《清稗类钞》提到：“余姚灯班”艺人陈桐香曾到达苏州、无锡等地演出。清道光年间，新界朱仙桥人陈纪成也曾组织滩簧班子，在姚北一带聚演。清光绪初年，余姚滩簧的老艺人马楠木等进入上海，与苏滩、沪滩等滩簧剧种互相影响，吸收消化外来剧种的部分剧目与乐曲，“鹦哥班”终于成熟，形成其独特的乡土风味，因来自余姚，故被称为“余姚滩簧”。
追溯姚滩的起源，一直以来，坎墩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胡琴一拉喉咙痒，唱段姚滩开个场”。坎墩人都会哼几句姚滩，方圆数十里，只要有人一提起姚滩，就自然会联想到坎墩，而坎墩人也确实把姚滩作为自己地方文化的特产加以传承和保护。虽然关于坎墩是姚滩发源地的结论，也是众说纷纭，但坎墩与姚剧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是不容置疑的。除了上述苏州寡妇最早落户坎墩诞生姚滩的传说有一定的说服力外，坎墩羊路头陈炳乾老人（五、六十年代农村文艺活动骨干）说，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约1958年）与县文化馆干部（说是馆长，名字已记不起）一起对此作过专题调查，得出结论是：姚滩的发源地就在今坎墩直塘村（西四灶）。
从姚滩反映的故事内容和地方风格来看，与坎墩的风土人情比较相符。
姚滩与其它滩簧一样，以它独特的地域性、俚俗性，深受人民群众的喜欢和青睐。它以乡音划界，扎根本地，土生土长，不改本色，不变本性。它的创作者和接受者都是小老百姓。它说的不是官话，不是文话，而是地道的乡音土话，通俗易懂，诙谐风趣，充满人情味，贴近生活，贴近观众，十分亲切。它唱的不是宫闱廷曲，而是民歌小调。它所描述的内容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是街坊里弄、乡村山野间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它既非宫廷艺术，也非文人艺术，而是实实在在的民间草根艺术、典型的平民戏剧，即使是农村的文盲也听得懂。它所表现的俗声、俗言、俗人、俗事，更蕴含着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内容，闪烁着平常中见真灼的人性光辉。坎墩位于原余姚县的北部，背临海涂，离今慈溪城区浒山10余华里，并且区域较大，号称十里长街。商业繁华，来往商贸交流较多，与外界接触机会多。镇上居民多为农户、手工业者。与当时余姚其他乡镇相比，属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余姚滩簧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在坎墩传说有这样一对夫妻，男人怕老婆且喜欢看姚滩，凡是有姚滩演出他总是要看到散场，回家很晚，每次被老婆痛骂。有一次，演出结束了，场子里只留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有个老生演员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他说：看得太晚了，回家怕老婆骂。此时老生还没卸装，听后想了一个计策说：我送你回家，保证你老婆不再骂你！老生演员双手拿着两个道具用的铜锤，跟随着来到他家，他老婆开门刚要骂，跟随在身后的老生大声吼唱：“我是天上菩萨，捉拿骂老公的女客，若有女客骂男客，我用铜锤把伊敲煞”。他老婆吓得连连求饶，口口声声保证“以后再也不骂老公了”。老生返回后，丈夫把老生扮菩萨告诉了老婆，老婆不但没骂，反而称赞这个演员有水平。从此，夫妻俩都喜欢上了滩簧。后来，才有了形容爱听滩簧的“男人忘记落田畈，女人忘记烧夜饭”顺口溜。
当初坎墩有不少穷苦人为了生计，每逢年关临近，便肩背布袋（俗称燥麦袋），带一副竹板，远至鄞县、奉化、嵊县、绍兴、上虞，南到余姚山区，西至临山，东至海晏庙，挨家挨户以唱余姚滩簧乞讨为生。他们晚上蜷缩破庙凉亭、桥脚下，累了倒在街沿石阶歇歇。讨得满布袋年糕、糍块、麦碎等物，直到第二年三、四月份才回家。这似乎成了一种风俗。坎墩孙方村滩簧师爷赵士林（1916年生，今已亡故，人称滩簧阿林），60多岁时，每逢正月还外出去唱滩簧，把讨来的年糕平分给4个儿子，惹得儿媳们的火冒三丈。有一年，儿媳们把公公讨来的年糕全部扔到了河里。事后有人问他：“儿媳们介反对，你何必自讨苦吃呢！”他叹息着说：“啊呀！伊拉是勿晓得，这是上代祖宗留下来的风俗啊！”
从姚滩的唱唱词、道白的地域方言来说，也非坎墩莫属。余姚境内虽平时用的是同一方言，但山南及姚北在语音及语言运用习惯上有着较大的区别。即使是同为姚北地区的周巷、长河、坎墩、逍林、胜山、观海卫等乡镇之间的方言，也有差别：姚北西部几个乡镇含绍兴音，东部乡镇含宁波音。而传统姚滩对白中，常运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坎墩地方语音。
从姚滩传人来看，坎墩姚滩艺人较之姚北其他乡镇要多得多。清末民初，是余姚滩簧发展的鼎盛时期，坎墩出现了一大批著名姚滩艺人和临时班社。如：孙宝生（坎中村人，1880年生）、赵士林、小旦阿毛、胡绍金、胡宝森、卢大茂、胡渭生、陈孝德、陈孝顺、胡根传。当时的艺人名字前常要加上“滩簧”两字，如“滩簧阿宝”、“滩簧阿林”、“滩簧阿家”、“滩簧阿龙”等，坎墩人一口气可以叫出几代人和几十个滩簧老艺人。当时曾出现过以孙宝生的名字命名的“宝生班”，小旦阿毛所在的“坎墩班”，赵士林所在的“浒历班”等。这些班社每逢节庆庙会，活跃在十里长街和姚北、姚西。
2005年，坎墩人于鸣先生、陈炳乾老人绘制了《姚滩传人世系表》。这是至今唯一整理的比较完整的姚滩传人世系表。也是一份坎墩是姚滩发祥地的有力佐证资料。
附：《姚滩传人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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