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先说说这本书的缘起。
  最初是因为读了袁可嘉先生对于苏格兰诗人彭斯故乡的文字。1986年先生六十六岁时，有幸到访彭斯的故乡。先生是性格平和的人，感情不太外露，但这一次走进苏格兰，他是激动的。他说，苏格兰人把彭斯出生地周围很广阔的地方称作“彭斯乡”（BurnsCountry），所到之处，无不有纪念诗人的碑铭、塑像和博物馆。当地一位家境并不宽裕的老人志愿为他导游，还把他接到家住。驱车至彭斯出生地阿罗卫村看“彭斯茅屋”，以草棚为顶的三间房子，陈列着彭斯当年做奶酪用的笨重工具，写字的小桌子，还有彭斯的一束头发和一枚石头图章。
  同样是诗人的故乡，我们却好像没做过什么。我心里隐隐有了要做点什么的想法——作为先生故乡后学晚辈，真的应该做些什么了！
  直接促动我做这件事情，是2013年10月，我们与《十月》杂志社联合举办“袁可嘉诗歌奖”活动。参加活动的学者、诗人，其中有先生的学生，有未见过面却受了先生恩泽的人。所有的人，对于先生的那份深情，感染了我。我于是确定了一个愿望：编一本纪念先生的文集，并将此书申报列入了市文艺创作重点项目。
  愿望成为可能，得益于袁可嘉先生的长女袁晓敏女士的帮助，得益于先生生前老友、同事、学生和研究者的支持。屠岸、谢冕、叶廷芳、杨匡汉等前辈审读了我们根据录音整理的文稿，并认真提出修改意见。谢冕先生对于我们的文字工作给了很高的评价。在文稿征集的那段日子里，我们不时会因为收到海内外名家们的来稿而兴奋不已，以至雀跃。某日，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邮箱里又发出了声响，打开看，是海峡对岸的余光中先生发来的邮件。在征稿期的最后几日里接到余先生的文章，静寂的楼道里现出欢呼声。争相传读一篇篇精心之作，心中充满感激，也更感觉到了自己所做工作的某种分量。
  袁可嘉先生辞世之后的几年里，诗坛、学界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先生的怀念，对先生人品、学品、诗品的景仰。2009年10月31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袁可嘉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2009年1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为袁可嘉先生举行了逝世一周年追思会；等等。这些重要的活动使得此次文稿征集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许多作者或修改，或重新撰写，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文稿。在通读全部文稿的过程中，我们时时为文中饱含的深情、别具深意的历史细节所感动，而那些富有哲思和理性的评价以及自然流露的对于文化传承的那份自觉，更时时撞击着我们的心。
  读稿时，我有一个“手记”，里面有我的一些感动和体悟：—读王—海龙文稿。行文流畅，时有新见。《盗火者和播火者袁可嘉》一文，似乎是在写袁可嘉，又不止于此。它似乎是怀念性质的，却又充满理性，逻辑严密，自成体系，饱满而有说服力。“盗火者和播火者”，用来说明可嘉先生的贡献，是那么恰切。—读袁—海婴《我知道的袁可嘉先生》。通篇记述一位慈父温暖的情怀。题目拟改为《慈父》。改正个别手误。书呆子加引号。一些关于袁先生的描写，细腻而到位。“初次见到的袁可嘉先生是一个体态偏胖，憨态可掬，高度近视，有些腼腆，对社交言辞似乎颇感为难的人。他说话带着柔软的南方口音，慢而清晰，让人感觉似在吟诵诗句。他脸上有着近乎谦卑的微笑，虽然话很少，却不会让人产生距离感。”“多年后，我女儿仍把袁先生和蔼、憨厚的形象与圣诞老人联想在一起，并说：‘只是头发太少了。’”——我还没搞清阿西的身份。但我记住了他的话：“但假如没有袁可嘉先生这样细腻的诗句，谁可以想象我们的汉语言今天应该是什么样子？至少80年代所谓的人文精神，是肯定要少一些必要的组成部分的——比如现代西方文学流派种种；比如那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语和概念，意识流，荒诞派，意象等。也不会有我们今天值得自豪的朦胧诗，这样一个星光灿烂的‘崛起的诗群’。”（阿西：《袁可嘉——世界诗歌的汉语身份》）本书在每篇文后附有作者简介，可是这位署名“阿西”的作者，我们多方打探，都未能联系上，是一个缺憾。对于“三编”的内容，通过交流和协商，我们与出版社达成了共识。怀念文章数量较多，共四十三篇，分为两编（根据文章侧重点不同做大致的分类）。第一编“盗火者和播火者”合十八篇，侧重于评述袁先生的贡献，较为理性，作者多为学者、诗评家；第二编“斯人可嘉”合二十五篇，更多个人视角，尤其女儿、子侄辈和学生（包括家乡后学）的怀念文字，亲切，有细节。第三编“探险的风旗”合十九篇，为理论文章，围绕袁先生诗歌创作、诗歌理论（主要是诗歌现代化理论）而作的学术论文。第三编的标题取自张同道先生的同名学术著作，用来评价袁先生“诗歌现代化”理论探索的贡献和勇气，是非常恰当的。
  在编稿中，我们定了一条原则：每人选取一篇。但有两人例外了，一位是蓝棣之先生，第一编收了他的一篇纪念文章，第三编有他一篇关于袁可嘉诗歌批评理论探源的文章，皆有代表性，难以割舍；一位是廖四平先生，第三编选用了他分别论述“袁可嘉诗歌创作”和“袁可嘉外国文学研究”的文章两篇（这两方面的研究文章是本文集所欠缺的），而廖氏关于袁可嘉诗论、翻译的几篇长文，只得割舍了。来稿中还有不少好文章，由于已经有了内容相近的文章，只好割爱。个别稿子未能逐一征得作者同意，恳请谅解，并借此机会对各位作者表示由衷的谢意。
  关于袁可嘉先生，现今中国的文学工作者心中都存着一份敬意。许多文章散见于报刊和专集中，但限于篇幅，这些文章未能收录本文集。这里引用一位小说家的几句话（给我印象太深了），我想用这个方式弥补某种缺憾。小说家刁斗在他的《向袁可嘉致敬》一文中写道：回望中国文学的包括我自己的这二十多年，我没法不承认，“袁可嘉”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流风余韵，作为一种艺术传统的源头活水，已“润物细无声”地渗入了中国文学的每一道思想缝隙，已“当春乃发生”地发酵和分蘖出了中国文学的真实叙事。我想，面对这样不容抹杀的实绩，感念“袁可嘉”，应该是每一个中国文学工作者应有的礼貌。（《向袁可嘉致敬》，刁斗著《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作家出版社，2012）
  浙江文艺出版社和责任编辑柳明晔女士，专业，细心，耐烦，我心中唯有感激。本书征稿、编辑过程中，我的同事们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许许多多为本书付出辛劳的人们，由衷地感谢你们！
  为了这本书，一年多来我与远在美国的袁晓敏女士保持着热线联系。今天，收到晓敏大姐的伊妹儿，她说“今天全家食素，今天是家父九十三岁的生日”。
  先生1921年9月18日出生于浙江慈溪一个叫崇寿的海边小镇。
  我们唯有编好这本书，以表达对于先生的怀念，以及对于诗歌的敬意。
  可嘉先生，我们想念您，您在那边都知道的。
  方向明谨记
  2014年9月18日于袁可嘉故乡浙江慈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