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袁可嘉（1921—2008），中国现当代文坛著名诗人、翻译家和文学批评家、理论家，也是中国新诗史日后定名的重要流派——“九叶诗派”中的“一叶”。
  在“九叶诗人”中，袁可嘉创作的诗歌数量甚少，即使在“九叶”诗友们创作活跃的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也主要以诗论家的形象出现在文坛。此外，他还是一名卓越的翻译家。
  截至2005年1月，包括访谈、专论、诗歌赏析等在内的袁可嘉研究性文章大致有二十多篇①，主要针对诗人的创作、翻译和诗论进行探讨。因此，本文就以这三方面为切入点，将袁可嘉研究划分为“创作”、“诗论”、“译介”三个部分，最末对研究现状做一小结。
  （一）创作自1941年7月在重庆《中央日报》刊登第一篇诗歌《死》②至今，袁可嘉诗作总量仅三十余首③。北塔曾言：“纯粹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说，袁先生可能是‘九叶’诗人中被关注得最少的一个，他是九人中惟一没有出过个人诗集的。”④1994年出版的《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一书基本将其所有诗作收录在内。诗人将自己长达半个世纪的诗歌创作按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分成两辑，前者二十一首，后者十首。
  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对袁可嘉诗歌创作做整体观照的研究专论为三篇，其余均为个案赏析，被辑入诸多新诗鉴赏类辞典，撷取的九篇诗歌分别为《沉钟》《岁暮》①；《冬夜》《母亲》②《旅店》③；《上海》《南京》《走近你》④和《出航》⑤。所选之作无一例外都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前，更确切地说，始发表于1946年至1948年的报纸纸杂志。
  游友基在《九叶诗派研究》中说“袁氏的诗儿乎没有对生命欢乐的体验，充溢他心中的是寂寞、苦痛、愤怒”⑥，一语道出袁可嘉新中国成立前作品的整体基调。
  但诗人并非靠直抒胸臆的方式来抒情，而是擅长运用形象、象征、隐喻、反讽、变形等各种现代诗艺手法来表达思想情感。审美趣味不同的评论者一般根据自身的阅读积累、体验对其诗作进行品析。有趣的是，关注点侧重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层面成为区别彼此的分水岭。
  因为袁氏的诗歌大都不长，陈敬容主编的《中外现代抒情名诗鉴赏辞典》收录的《冬夜》一诗，在选入辞典类的诗歌中属最长，三十六行，其他的都不超过二十行。因此，评论者往往采用新批评的方法对作品进行细读。
  以《沉钟》为例。原诗最初发表在1946年的《文艺复兴》第2卷第1期，全长十
  二行，分为三节，如下：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负驮三千载沉重，听窗外风雨匆匆；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
  尹在勤在此诗的鉴赏文中提到“思想知觉化”，即诗人的主体情绪与客观联系物交织渗透，物我合一。落实到诗句，“负驮三千载沉重，听窗外风雨匆匆”，“既是那被锈绿的洪钟形象的幻化，又是诗人情绪寄托于那幻化的形象的外溢”；①评论者看出沉钟在整首诗中属于诗人情绪的“对等物”，而对“把波澜掷给大海，把无垠还诸苍穹”诸句理解为“都不是沉钟实体的切实映现，而是对沉钟实体有意扭曲的表现”②。尹在勤的解析虽无独特之处，但契合诗歌精神，尺度适中。相较而言，游友基的解读就不免有拔高之嫌偏向于过度阐释：“因而这沉钟生命永远不灭！诗人在苦痛、死寂与超脱、宽广中寻求到平衡。对于历史沉钟与个体生命的体验融为一体，使诗取得更深层的含义——忍受痛苦、承受历史传统重压、沉默宽厚、超越一切乃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③平心而论，一首意味蕴藉的短诗恐怕难以承载那么宏大深厚的历史精神。
  而吴怀斌对《冬夜》《母亲》《旅店》三首诗的分析显然倾向于对思想内容做传统社会学的阐释：“诗人笔下北平的冬夜其实是中国冬夜的缩影。然冬夜者，寒冷黑暗的现实也”①（《冬夜》赏析）；“可以说，一篇《母亲》，包含着对五千年中华文化性格的批判与忧思”②（《母亲》赏析）；“诗人对‘旅店’的歌唱又是和对‘无情的现实’的揭露同时并行的”③（《旅店》赏析），等等。这些阐释毋庸置疑是有道理的：诗人的正义良心和对黑暗现实的揭露批判已成为诸多作品共同的特征。但这种貌似深刻实则笼统的政治文化解读在把袁氏诗歌抬到“中华”、“民族”高度的同时，也在大而化之中消解了诗作原有的鲜明的艺术个性。
  相对来说，其他包括袁可嘉本人在内的评论者的阐释要更注重诗歌的艺术表现方式、技巧借鉴等。譬如《冬夜》，诗人夫子自道提及此诗受西方现代派诗的影响：一、多处运用大跨度的比喻；二、突出机智和讽刺的笔法；三、运用强烈的对照，有时用正相反的词语来渲染气氛。诗人直言得英国玄学派诗人衣钵，“这是英国玄学派诗人创造的手法，后来为现代派诗人所承袭和发展。我在40年代的作品里有意识地做过类似的试验”④；诗人回忆《母亲》描写的是1946年从昆明西南联大回到阔别八年的故乡，见到年老的母亲的情景。诗人在真挚颂扬母爱的同时力避抒情的窠臼，“通过‘客观对应物’来表达主观的感情，这样就可以避免生硬地说教的毛病”⑤。
  “走近你，才发现比例尺的实际距离/旅行家的脚步从图面移回土地/如高塔升起，你控一传统寂寞/见了你，狭隘者始恍然于身前后的幽远辽阔。”这是《走近你》开头四句，1948年3月刊登在《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这首十六行诗在袁氏所有作品中地位特殊，不仅因其意象奇崛，丰富多义，更在于它是袁氏创作发表的唯一一首情诗。诗人及其学生傅浩均对此诗做过细致入微的评析，思维模式大致相同，即遵循诗歌的内在逻辑，将隐晦的诗句结合情感发展脉络逐步表达明晰。
  “诗人描写他青年时代感性生活中的一次强烈体验”⑥，隐没在玄妙意境中的个人经历幸得袁氏坦言，才让这首颇令人费解的诗不至于被完全误读。“这样的情诗，全首没有一个表达爱情的字”通篇设象，①，显出不落窠臼的现代气质。
  游友基在《九叶诗派研究》一书“第四章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躬行者”中分三部分，分别就袁氏诗歌的内容题材、表现手段、艺术借鉴逐一做了整体性研究。游氏将袁诗划分为偏向于内心思索和偏向于揭露现实的两大类，指出前者虽有浓重的玄思色彩，却始终根植于现实，是对现实的玄思；后者以现代都市诗写得最为精彩出色，对都市文明的批判是一贯的主题，包括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政治批判；在分析袁诗的艺术特征时，游氏提到“新诗戏剧化”，并与新月派、现代派所谓的戏剧化比较。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他们更多地将戏剧化表现为运用戏剧性独白、对白，袁氏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有所发展，大体可概括为两个要点：一是诗要表现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使之达到平衡、解决；二是要造成抒情的客观性、间接性，戏剧化的目的在于实现新诗现代化，即建立“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在论述过程中，游氏援引袁氏诗歌实例为证；关于诗人所受的影响，游氏借用袁可嘉在自传中的说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受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如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和徐志摩、卞之琳以及擅写十四行诗的冯至等人的影响；后期则逐渐转向西方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奥登、里尔克。此外，古典诗歌的传统熏陶也是根深蒂固的。
  北塔在《模仿的顺便与超越的艰难》中将诗人袁可嘉的创作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46年至1947年，第二时期为1947年至1948年，第三时期为1958年至1994年。
  北塔认为袁氏第一期的创作水准最高，其立意、布局、调子虽明显模仿戴望舒、穆木天、王独清、卞之琳等人，但思考深刻，意象颇有质感，所作多为上述游氏所谓的玄言诗；第二时期，北塔不同意诗人自诩的“1947年以后，我走上了自己的道路”，认为其时袁氏仍深受卞之琳的影响，除此之外，英国现代诗人奥登也给诗人很大的启发，创作视角开始转变和移动，“转向大众和社会，写起了政治抒情诗”②，“所写的沉思之作中已很少脱空的高蹈的玄思，而更多的是以现实为基座的有感而发。个体对命运的探索与对社会的思索结合起来了”也即新
  ①；第三时期，中国成立以后所写的为数不多的诗作，在游友基的研究中儿乎只字未提，北塔则客观批评在“文革”时期诗人不得不考虑时代因素而作的数首散文诗，其中的文学性儿乎为零。“文革”之后，在北塔看来，诗人仅有的几首短诗也乏善可陈，“数量提不上来不说，诗作本身的局面也太小，里面还夹杂着许多散文语句”②。北塔的评论有一种难得的率直与中肯，但其中将袁诗第一时期的作品定为最高似可商榷，毕竟袁氏在第二时期创作的《南京》《上海》《北平》等讽喻诗是公认的力作，与前作相比毫无逊色。此外，文中所言袁诗“正式发表的仅有六首，其余都是手稿”③为无稽之谈。收入诗人自选集《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里的诗歌有十多首都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正式报纸杂志上发表过。
  观袁氏诗作通透又评介含蓄的人应属张同道。在《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一书里，张专辟一节讲袁可嘉，称他为“手持法尺的诗人”④。张同样指认袁可嘉与卞之琳在创作实践中的亲缘关系，和诗人1947年的现代主义转型。幸运的是，张拥有诗人概括自己作品现代性的亲笔信：“我自己作品中的现代性表现为：（一）从大部分作品的思想内容看，我反映兵荒马乱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心情，写旧社会大都市的没落形态。（二）在艺术手法上，强调象征和联想，使用大跨度比喻，矛盾对比的语言（如《进城》一首把城市比作沙漠），有较强的知性因素，接受过意象派和奥登等人的影响（如《上海》《南京》）。”⑤诗人的自言无疑是确当的。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张在肯定它们的哲理甚而辩论色彩之后，明确表示“这些诗与现代主义无缘”⑥。
  （二）译介
  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时，是“不用外文字典的外语系高材生”①。作为最早将西方现代派文学、文论引荐到国内的学者之一，袁氏翻译生涯长达半个世纪，译著丰硕：截至1991年底，经其编译的单行本共计二十种、二十九册，英汉互译的零星篇章有五十多篇，②其中尤以对英美现代诗歌和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为重。
  然而有关袁氏翻译的研究寥寥无几，与其大量的译介成果形成鲜明的反差。
  1999年在与香港《诗网络》杂志主编王伟明先生的访谈中，诗人略微提及自己当年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工作期间，校改译文时坚持忠实于原文的原则，即“对比喻（不管隐喻或明喻或混合喻）和意象、成语一般尽量找相当的词语来译⋯⋯遇到没有相当词语时，则采用直译加注的办法使读者明了它的本意、典故所出或历史背景”③。
  彭予在《驶向拜占庭——袁可嘉和他的诗歌翻译》一文言及袁氏的翻译观：“译诗是一种艺术，不是一种技术。你对原作的总体（从内容到形式）有了透彻的理解，然后尽自己的本事用另一种文字将它还原为一个艺术整体，使它尽量接近本体。这里‘整体观念’非常重要，因为一首诗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靠整体产生效果。”④作为袁可嘉的弟子，彭予对恩师的言传身教铭刻于心，师生情谊充满整篇文章。“袁先生对英诗有着惊人的悟性，而且对翻译的尺度把握的也很好。”⑤彭予回忆袁氏有一次跟他讨论翻译中“神似”和“形似”的问题，老师认可的高明译法是“形神兼备”。如叶芝写的《茵纳斯弗利岛》里有一句“And Evening full of the，彭予译成“傍晚红雀l innet ’ s w ing s ” 成群，漫天飞翔”，被袁先生视为不太妥当，“ l innet ’ s wing s ”的意象直译为好，即改为“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由此可见，袁可嘉的翻译贴切灵动，在尽可能尊重原文意思的前提下竭力捕捉最恰当的中文表达，其中含有诗人对语言特有的敏锐与艺术直觉。
  此外，蒋洪新亦曾撰文《半个世纪的脚印——记袁可嘉先生翻译生涯》，大致梳理了袁氏的译介成就，其中转述了诗人在1986年接受香港《明报周刊》的记者采访时说的话：“这其中并没有特定的原则和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忠实地把原文的精神、风格、内容传达过来。首先要明白是艺术性的翻译，不是技术性的，所以不是逐字逐句地译过来就算。一切要看对象。”①再次表明袁氏翻译时“对症下药”的灵活态度。
  （三）诗论在“九叶诗人”里，唐湜和袁可嘉的诗学理论最为突出。在1947年至1948年两年间，袁可嘉在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和冯至等主编的报刊上发表了以“论新诗现代化”为总标题的一系列评论文字。这一时期的评论文字曾以《新批评》为名，收入朱光潜主编的一套诗论丛书。因战乱关系，稿件在投寄途中丢失，直到
  1988年才集为《论新诗现代化》一书，由北京三联书店印行。②关于袁可嘉诗论方面的研究论文十篇有余。其中很多篇在内容上大同小异，有的几乎完全照搬了袁氏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一系列诸如“新诗现代化”、“新诗戏剧化”等诗学理论。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诗人自身构建的诗学体系已臻完善，后人往往难以跳出袁氏的理论框架进行再评价；此外，只能归罪于众多学者的疏懒，把研究偷换成“变相转载”。
  但也并非绝无好文。其中，游友基、张同道、臧棣的文章堪称代表。
  游友基的专论基本上属于综合归纳性研究，诚如作者结尾承认的：“根据对袁可嘉诗论诗评的了解与把握，梳理出袁可嘉诗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与次序，大量地复述和引用了他的观点与原话，作了分门别类的阐述，而很少插入笔者的评价。
  因为笔者觉得，袁可嘉已经把问题说得相当清楚了。”与揪住袁氏某点诗论穷做文章的管中窥豹式研究不同，游友基条分缕析地将诗人诗论分成八个部分：（一）诗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人的文学”。（二）诗学体系的长远目标：新诗现代化。（三）实现新诗现代化的途径：新诗戏剧化及其他。
  （四）诗坛现状：纠偏与反拨。（五）理论依据：西方现代派诗学与社会学文学观。
  （六）参照系：欧美现代派诗人及英国30年代粉红色诗人群。（七）中国现代诗：现状与流向的考察与评介。（八）诗学批评：建立批评规范。巨细无遗，可谓一揽子扫尽袁氏诗论的方方面面。而每一部分的具体展开则无外乎都是诗人自家之言，如“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即现代诗追求的新形态。诗歌戏剧化的三个方向：一个是向内挖掘，将心灵与万物融合，审美形态为“沉潜的、深厚的、静止的雕像美”，以里尔克为代表；还有一个向外拓展，活泼机智，审美形态为“活泼的、广泛的、机动的流体美”，以奥登为代表；再有一个是写诗剧，这种形式可充分表现现代诗人的社会意识，从而得到“现实倾向的效果”。
  相较游氏的面面俱到，张同道对其诗论的研究可用“言简意赅”来概括。开头张就表示：“这里我不想串讲他的诗论，勾玄提要，那还不如读他的原作，只就他诗论的姿态、支点、价值与意义发表一点近乎无用的看法。”①张同道的自谦恰恰衬托出多数研究的平庸：无非在重复袁氏本已说过的话。
  张在审视袁可嘉诗论时倾注了鲜明的自我意识。“袁可嘉的诗论是心平气和的学术阐释，并非论战”②（《“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对于他深恶痛绝的感伤也绝不漫骂，而是指陈利害，说明感伤对文学本体的损害”③（《漫谈感伤》）等等。张氏点出袁可嘉持论的基础是民主。基于这种精神，袁氏与胡适、朱自清、李健吾、朱光潜等前辈批评家的文风一脉相承。“这种姿态是优雅的，尤其对于专制沉淀为集体无意识的中国文化。”④这就将袁氏批评放到一个更大的流派传统中加以考察，因而较游氏的研究视野宽广。
  此外，张同道说“袁可嘉的诗论是新批评式的科学论文”，界定精准。张氏引用了诗人《从分析到综合》里的第一节文字来凸现其诗论风格的光彩所在。选文以造型艺术比喻涌现在冷静观照中的现代诗歌，用一连串的意象隐喻现代诗歌的先锋特征。借此也可看出张本人注重诗论语言的研究趣向。
  有意识地将袁可嘉的诗论纳入20世纪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史这个大局中来透视的人是臧棣。
  臧棣开篇即指出当时中国自觉遵循现代主义诗学原则从事诗歌批评的人寥寥，同属于“九叶诗人”的袁可嘉和唐湜是其中凤毛麟角的代表人物。不同于唐湜着眼于细部解读的批评倾向，臧棣直承袁的批评“侧重于在当时迫切而又不容含糊的诗歌问题上展开旗帜鲜明的论述”①。臧棣把袁可嘉看成4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歌批评家，因为“他的批评在方法上显得更加系统，在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趋向的洞察上，还显示出一种总体性的历史眼光，虽然并不总是那么稳定”②。
  和张同道一样，臧棣也看到了袁氏推崇的诗歌批评是一种基于民主原则的对话，“袁可嘉对现代主义的修正，是想建立一种与现实主义诗学体系的对话基础，其理论意图旨在表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并不排斥现实主义所萦萦系怀的诗歌问题”早期奥登左翼色彩浓厚的现代主义诗歌为此提供了绝好的诗歌范本。袁可题③，嘉通过澄清现实主义对中国现代主义的狭窄的理论定位，表明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同样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臧棣罗列了在袁可嘉十余万字的批评文字中所提及或引申的西方文艺家之名，指出尽管旁征博引，但袁的批评观念的核心仍是以瑞恰慈、艾略特、肯尼斯·勃克这三人为基础形成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袁可嘉的批评是新批评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形式”①。其中，袁氏受瑞恰慈影响最深，提出所谓的“包含的诗”、“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诗的本质界说）”等观点无不带有瑞恰慈的深刻烙印。
  臧棣的高明在于不但看到袁氏的诗评诗论对当时诗坛的理论贡献，而且能够敏锐地发现诗人自身存在的疑虑并对其进行分析。袁氏的批评以尊重艺术个性为核心，但在“诗人的个性”问题上犹豫不定，即一方面赞同艾略特“逃避个性”的主张，另一方面又主张在现代主义倾向中“必须有独特的个性”。对此，臧棣的理解是诗人推崇的是像艾略特那样的“现代诗人的综合意识”，反复强调诗人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融合，从而避免了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对现代人的心理意识所做的狭窄的带有神秘色彩的解释。
  （四）小结
  活跃于20世纪40年代，沉寂于新中国成立后，再度浮出水面于80年代，这是“九叶诗人”的共同命运，袁可嘉概莫能外。而对诗人的研究、评价直至在文坛重新予以定位，则要到80年代末才开始。
  纵观十多年来并非很多的资料，能看出研究者逐渐从诗歌鉴赏转向诗论研究的学术取向。这固然与袁氏有限的诗作数量相关，但似乎也印证了张同道的话：“袁可嘉贡献于诗坛最大的莫过于他40年代的诗论。”②因而，诗论较诗歌更受学者青睐。可惜所谓的诗论研究绝大部分只是在撷取袁氏本人的观点，乏善可陈。
  当然，张同道的结论不免显得草率。袁可嘉的诗少而精，以质取胜，在中国新诗史上理应有一席之位；而且，袁氏的诗论时常和译介并举。他一生致力于对欧美现代诗歌理论、现代主义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堪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国接受史上的开路旗手一角儿，对整个中国文坛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遗憾的是，袁可嘉的译介贡献为多数学者所忽视，可谓研究的盲点。
  诗人、翻译家、批评家、理论家，集众多头衔于一身的袁可嘉确实显得有些气质驳杂，因此，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宜区分得过于纯粹。对此，张同道的把握态度较为明智：“袁可嘉善于思考理论问题，也善于以才华横溢的笔表达出来。当我们谈论他的诗论时，别忘记，他还是一位诗人；而当我们谈到他的诗时，更不能忽略，他是一位手持法尺的诗人。”①

①数据根据中国期刊网（1994—2006）及笔者搜集的资料等统计而成。 ②王伟明：《诗人诗事》，香港诗双月刊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③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附录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4—608页。 ④北塔：《模仿的顺便与超越的艰难——论袁可嘉的诗》，见《诗探索》，2001年第2辑，第146页。 ①北塔：《模仿的顺便与超越的艰难——论袁可嘉的诗》，见《诗探索》，2001年第2辑，第146页。 ②公木主编：《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收录《冬夜》《出航》《上海》《母亲》四首诗，第611—617页。 ③陈敬容主编：《中外现代抒情名诗鉴赏辞典》，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收录《冬夜》《母亲》《旅店》三首诗，第579—581页。 ④唐祈主编：《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3—449页。 ⑤辛笛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中国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收录《上海》《旅店》《出航》《走近你》四首诗，第522—529页。 ⑥游友基：《九叶诗派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①吴奔星主编：《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40页。 ②吴奔星主编：《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41页。 ③辛笛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中国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收录《上海》《旅店》《出航》《走近你》四首诗，第522—529页。 ①陈敬容主编：《中外现代抒情名诗鉴赏辞典》，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9页。 ②陈敬容主编：《中外现代抒情名诗鉴赏辞典》，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0页。 ③陈敬容主编：《中外现代抒情名诗鉴赏辞典》，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1页。 ④公木主编：《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 ⑤公木主编：《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617页。 ⑥唐祈主编：《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8页。 ①唐祈主编：《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8页。 ②北塔：《模仿的顺便与超越的艰难——论袁可嘉的诗》，见《诗探索》，2001年第2辑，第152页。 ①北塔：《模仿的顺便与超越的艰难——论袁可嘉的诗》，见《诗探索》，2001年第2辑，第154页。 ②北塔：《模仿的顺便与超越的艰难——论袁可嘉的诗》，见《诗探索》，2001年第2辑，第159页。 ③北塔：《模仿的顺便与超越的艰难——论袁可嘉的诗》，见《诗探索》，2001年第2辑，第146页。 ④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页。 ⑤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 ⑥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1页。 ①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②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附录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3—611页。 ③王伟明：《诗人诗事》，香港诗双月刊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141页。 ④彭予：《驶向拜占庭袁可嘉和他的诗歌翻译》，见《诗探索》，2001年第2辑，第183—184页。 ⑤彭予：《驶向拜占庭——袁可嘉和他的诗歌翻译》，见《诗探索》，2001年第2辑，第182页。 ①蒋洪新：《半个世纪的脚印——记袁可嘉先生翻译生涯》，见《中国翻译》，1995年第6期，第30页。 ②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附录一《袁可嘉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4—575页。 ①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1—392页。 ②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页。 ③同上。 ④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3页。 ①臧棣：《袁可嘉：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见《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第85页。 ②同上。 ③臧棣：《袁可嘉：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见《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第86页。 ①臧棣：《袁可嘉：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见《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第87页。 ②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1页。 ①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