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新诗“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是袁可嘉为“九叶”派乃至20世纪40年代诗坛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而新诗“戏剧化”理论作为此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在当中所处的地位及自身特点仍值得我们进一步地重视及探讨。本文将从新诗“戏剧化”之于新诗“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关系入手，对新诗“戏剧化”诗学思想的内涵与特色进行探讨。
  一、新诗“戏剧化”产生的直接动因
  袁可嘉在《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七点原则，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在诗与政治的关系上，应“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联系，但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在诗与人生现实的关系上，则“绝对肯定诗应包含，应解释，应反映的人生现实性，但同样地绝对肯定诗作为艺术时必须被尊重的诗底实质”；由于“人与社会、人与人、个体生命中诸种因子的相对相成，有机综合”，我们应持一种包容的态度和眼光关照艺术（尤其是诗歌）与社会及个人经验，“诗篇优劣的鉴别纯粹以它所能引致的经验价值的高度、深度、广度而定，而无所求于任何迹近虚构的外加意义，或一种投票＝畅销的形式”，对文字和节奏的把握也应与“日常”结合却不是“庸俗浮浅曲解原意的‘散文化’”，形成一种“极度容忍的文学观”。①总的说来，现代化倾向强调的是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一种暗示含蓄的表现以及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即“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
  有了原则性的指导，如何将上述传统贯彻到诗歌创作中则成了切实需要解决的问题，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文如其题，围绕此点展开技术分析。他谈到创作者的忠实问题，认为创作者应该遵循现实与个性结合的原则，忠实地反映自己的感想，“准确地刻划出作者亲身感受，而又想完整传达的感觉曲线”。他认为，“一个感性敏锐，内心生活丰富的作者在任何特定时空内的感觉发展必多曲折变易，而无取于一推到底的直线运动；因此要充分保持对于自己的忠实，此类表现手法也必全部依赖诗篇所控制的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所以作者感情的忠实体现必定是一种间接的“曲线”运动，并列举出基于忠实而产生的间接性所表现的几方面，即依据意象比喻的特殊原则下，以思想感觉相当的具体事物来代替貌似坦白而试图掩饰的直接说明，并通过文字的弹性与韧性，达到作者在“想象逻辑”的指导下对诗歌结构的“合力作用”的重视。读者的解读自由也得以被强调。①
  一个问题浮出水面：既然诗歌情绪的表现是“间接”的，那么从作者到读者，我们必然无法控制诗情的传播。既然读者有权利自由解读，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保证诗人的情绪能够完满地得到读者的接受并使之受到感染？一首诗的效果又该如何得以落实并检验？
  于是，袁可嘉把目光投射到英美新批评关于“戏剧化”的论述上，从奥登等人那里发现了良方。关于戏剧的本质，在戏剧发展史上出现过观众说，冲突说，激变说，情境说，实验室说等诸种说法，综合来看，关于戏剧的描述必定离不开接受与表现层面的问题。对于以“间接性”表现为基础的现代诗歌，借鉴更重于间接表现并自成一套系统的戏剧理论，以产生“戏剧效果”的经验作为“诗歌效果”的指导自然是一种聪明的选择。新批评中关于“戏剧化”的论述，必然获得袁可嘉，这个吸收现代西洋诗论观点从而以之作为推进新诗现代化的理论指导的理论研究者的关注及重视。
  “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诗底发展无疑是从抒情的进展到戏剧的。这却不是说现代诗人已不再需要抒情，而是说抒情的方式，因为文化演变的压力，已必须放弃原来的直线倾泻而采取曲线的戏剧的发展。造成这个变化的因素很多……最基本的理由之一是现代诗人重新发现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热情的宣泄。热情可以借惊叹号而表现得痛快淋漓，复杂的现代经验却决非捶胸顿足所能道其万一的。诗底必须戏剧化因此便成为现代诗人的课题。”①可见，“新诗戏剧化”并非无中生有，它是“新诗现代化”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阶段，是解决“新式现代化”在接受层面问题而提出的方式和手段。
  二、新诗“戏剧化”的理论内涵
  在“新诗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关于“现代化”与“西洋化”的认识不清的问题，这就使得“现代化”在操作层面产生种种问题：现代诗作者由于探索成分多于表现而出现的非必需的或过分的欧化情形及读者本身对此类诗作经验的缺乏共同构成了现代诗在接受层面的困难，而批评者学养不足亦造成现代新诗与传统的人为割裂。于是我们难以评判何为一首好诗，诗歌效果亦无从保证。“新诗戏剧化”的提出为解决这样的难题提供了新的眼光。
  袁可嘉在《新诗戏剧化》一文中从发生学的观点详细阐述了由“戏剧效果”而考虑“诗歌效果”的可能。他认为，“意志和表现情感都是人生中的大事，因此也就是诗的大事，完全是必需的而且是值得赞美的”。诗歌作为表现于语言形式的生活形式，自然无法脱离现实与人生，但表现意志与表现情感的诗歌却经常成为失败的作品，而诗歌“多数失败的原因——不在出发的起点，因为起点并无弊病，也不在终点，因为诗篇在最终总给我们极确定明白的印象，够强烈而有时不免太清楚，而在把意志或情感化作诗经验的过程”。②他认为，意志与情感作为诗歌的起点，自然是属于生活经验的，但“可能是但未必是诗经验”，从作者到读者必然经过一个消化与传递的过程，而如何把这些属于作者个人体验的生活经验转化为能够为读者所理解和消化并足以震动其心神的诗歌经验，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便是“新诗戏剧化”，“即是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得着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①作为一开始便是为了解决接受层面问题而提出的“新诗戏剧化”，具有匡正诗歌“转化过程”的意义，并具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内容：
  一、诗歌表现的客观性与间接性。袁可嘉由“戏剧效果的第一大原则”出发，强调叙述的客观化和表现的间接性，主张自我的呈现，“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通过戏剧中“意志经过挫折磨炼，它的表现必更加明确，情感历经起伏反复，更会获得不可比拟的强烈程度”来佐证诗歌通过客观性、间接性的表现手法后所获得的意志与情感的强化。②
  二、提出诗歌戏剧化的三个具体的方向：以里尔克为代表的“内向”型作者“努力探索自己的内心，而把思想感觉的波动借对于客观事物的精神的认识而得到表现”，以奥登为代表的“外向”型诗人“通过心理的了解把诗作的对象搬上纸面，利用诗人的机智，聪明及运用文字的特殊才能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③并通过语气和比喻表现作者赋予处理对象的感情色彩。这两种戏剧化的方向使得诗歌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前者是深度，后者是广度——“经验转化”的不同途径直接决定了诗的风貌，说明戏剧化并非僵硬的模式，而是具有弹性和适应性的。第三个方向则是写诗剧，强调诗歌与戏剧体裁的结合使得两者的优点得以结合，并强化了两者对于“间接性”及接受层面的“经验转化”问题的能力。
  三、强调要引起“诗的反应”，必须摈弃“诗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提出重视诗歌中的思想成分及作者“从事物的深处，本质中转化自己的经验”，④即是对新诗戏剧化“生活经验”到“诗歌经验”的转化过程的再强调。
  总之，“新诗戏剧化”作为解决诗歌接受层面问题的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它直接影响诗人的创作结果，对产生一首“现代化”了的诗而言其意义不可忽视。
  三、“新诗戏剧化”的理论补充
  作为直接指导解决诗歌经验转化问题的“新诗戏剧化”，就技术层面而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及现实意义，但作为“诗歌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却缺少了理论层面的系统性。从“戏剧主义”而来的“新诗戏剧化”要真正成为一个基于实际操作而具有全面指导意义的理论，必须从其根本，也就是“戏剧主义”出发，通过全面探讨其来源的正当性及科学性来真正给“戏剧化”对“诗歌现代化”的一个合理而完整的解释。于是继《新诗戏剧化》之后，袁可嘉写出了《谈戏剧主义》一文，它弥补了“新诗戏剧化”的合理性和全面性，体现着作者意图搭建新诗“现代化”理论体系所做出的进一步努力。
  袁可嘉从戏剧主义理论的来源说起，对其产生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说明。首先是现代心理学眼光的指导。“人生本身是戏剧的”，“人生价值的高低完全由它调协不同质量的冲动的能力而决定”，以瑞恰慈为代表的综合心理学派对于人生价值的看法及对于艺术或诗的创作所呈现的“最大量的意识状态”的观点直接把人生的戏剧性与调和各种不同冲动（解决矛盾）的程度相连，得出人生意义与价值取决于戏剧性的高低的结论。其次是以柯尔立奇的想象学说作为根据，认为“想象，特别是诗想象，有综合不同因素的能力”。在此，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再次得到重视，“诗中的情思对于作者原是私人的，特殊的，但一经表现为诗，便常为读者分担而享有普遍性，一般性”，由此可作为是对诗歌经验从“个人”到“普遍”的转化的又一次阐述。第三，则是从文字学研究入手，强调“诗的语言含有高度的象征性质”，其意义则随时接受其他不同因素产生的不同张力的修正补充，从而得出“整个诗创作的过程可以称为一种象征的行为”，并“包含立体的，戏剧的行动”。“诗所起用的素材是戏剧的，诗的动力是戏剧的，而诗的媒介又如此富有戏剧性，那么诗作形成后的模式岂能不是戏剧的吗？”①通过对诗歌中戏剧因素的挖掘与分析，“新诗戏剧化”合理性也得以落实。
  此外，袁可嘉又从系统性的角度分析了“戏剧主义”的特点和长处，他把戏剧主义“看作一个独立的批评系统”，在这个前提下指出其作用于诗歌领域时所具有的优越性，提出其批评标准的内在性和包容性，强调诗歌经验与表现、内容与形式的“血肉浑成”，高扬艾略特的“想象逻辑”对诗歌结构的指导以及强调批评体系是“有意识的，自觉的，分析的，”是追求学力与智性及分析技术等诸因素的。我们由他致力于将“戏剧主义”“系统化”并为其总结归纳出优点和长处的作为中，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对于“新诗戏剧化”的系统化方向的确定并且最终搭建起“新诗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尝试与努力。
  四、新诗“戏剧化”是中西现代诗学的融会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乃至“戏剧化”诗学思想有丰富的西学渊源。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客观对应物”、“想象逻辑”，瑞恰慈“最大量的意识状态”及作为其理论先驱的柯尔立奇的想象理论是袁可嘉诗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勃克等中后期新批评论者的代表性意见如“张力”、“反讽”等亦见诸笔端。现代诗人诗作中流露出的创作倾向亦被以分析阐发的方式融于具体的理论叙述中。从整体来看，袁可嘉对英国现代诗学的梳理基于其对文学史的深刻见解，但并非没有功用性考量，某些极具跳跃性的推论在今天看来亦有失偏颇。而往小处看，其援引的各理论观点本是存在分歧与矛盾之处的，但他却没有将此相斥的部分照搬，而多取其一致性并突出互补性。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生态与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亦为西学理论的“中国化”框定了必然的局限。
  袁可嘉曾在《从分析到综合——现代英诗的发展》一文中对现代英诗发展史的梳理入手进行总结，并将之与当前中国新诗发展态势相联系：20世纪初的英诗是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过渡阶段，这与40年代中国新诗所面临的情绪感伤处境有某种相似性。袁可嘉无疑是将此经验看作是中国新诗未来发展道路的指向。他在《新诗戏剧化》一文开端便界定过新诗“现代化”与新诗“西洋化”的区别，肯定新诗诞生之初的西学背景使其现代化诉求与西学研究密切相关，亦强调两者并不可等同；虽然“新诗之不必或不可能‘西洋化’正如这个空间不是也不可能变为那个空间，而新诗之可以或必须现代化正如一件有机生长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①。也就是说，现代英诗作为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影响，其发展史亦可看作是新诗“现代化”道路上的已获实践的“现代经验”，即认为虽然中国新诗在具体操作上无法“西洋化”，但总体发展趋势必是与现代英诗发展处于同一维度，中国新诗发展道路便由此被预设了。就此层面来看，袁可嘉的理论不得不说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机械性，但在操作层面却也的确就当时新诗境遇指出一条有极具可行性的新路。
  诗剧是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诗学思想的一个关键词，是其所提出的“戏剧化”三种形式之一。他对诗剧的重视首先来源于其对1935年左右英国现代诗剧的崛起意义的判定，认为其是现代诗新传统诞生的标杆。如此判定并非只基于单纯的考量。首先，《从分析到综合——现代英诗的发展》一文中提及体现现代诗剧崛起的四部代表作——艾略特的《大教堂谋杀案》，史本特的《维也纳》，路易士《诺亚与洪水》以及奥登与依修伍德合作的诗剧，可以说皆为各诗人此阶段的代表作，其影响力与开创性不言而喻。其次，袁可嘉从体裁选取方面入手，认为“诗剧的突趋活跃完全基于技术上的理由”。他指出1935年四部代表诗剧以此种形式体现综合，而除奥登一剧外的三部作品均借助历史故事，是“因为现代诗人的综合意识内涵强烈的社会意义，而诗剧形式给与作者在处理题材时空间，时间，深度，广度诸方面的自由与弹性都远比其他诗的体裁为多；以诗剧为媒介，现代诗人的社会意识才可得到充分发展，而争取现实主义倾向的效果；至于借用历史也同样具有技术作用，它使作者在面对现实时有透视与距离，不至粘于现实世界，而产生过度的现实写法而摧毁诗人预期的目的，两者实据彼此匡正扶植的好处②。可见社会意识
  ”的体现与现实主义倾向是其首要原因，亦是其一贯主张的“现实”传统的绝佳体现。而作为本身就饱含戏剧性的体裁而言，本身就具备间接性、曲折性及“有调和许多互相冲突的因素的能力”
  ——其本身便可看作是产生于矛盾因素的调和的戏剧。西方文学素有诗剧传统，袁可嘉对此的看重，亦是其诗学思想的亮点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袁可嘉在诗歌现实倾向问题上着墨甚多，甚至有将英国现代诗人作品的现实关注层面放大增强的倾向，上面关于诗剧的阐述便是一例。作为“九叶”中的“一叶，”如《我们呼唤》中流露的对生活、现实的强调是袁可嘉文学观的基础。而文论中对奥登的反法西斯背景与其反映中国抗战的十四行诗写作，则有将此背景对中国读者接受心理的积极影响间接作为其理论正当性支撑的倾向。
  虽然西学来源为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诗学思想的丰富性提供了广泛的理论基础，但新诗“戏剧化”仍有其所忽略的部分。“最显著的漏洞，即是至此为止我还不曾明确的指出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虽然我有时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一点。（例如正在译奥登的十四行诗时，特别是在战时中国所作的部分，我不止一次地意识到唐诗对他的影响。）”①此处所指的传统即为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这虽然指出了袁可嘉强调西学来源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缺乏关注，但也说明袁可嘉个人对此问题已有所自省。
  上述段落分析了“新诗戏剧化”由一种为解决具体问题而提出的操作性指导意见向更高的理论高度提升的过程。诚然，“新诗戏剧化”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无疑提出了一种新的眼光，这种充满弹性和合适性的观点为诗歌创作向现代化方向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推进作用；但其在向系统化努力的过程中，我们仍明显地看出拼凑的痕迹。“新诗戏剧化”的内容经历了丰富和补充，它的提出为“新诗现代化”提供了具体的手段，其系统性发展则为“新诗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难以避免实践意义上的局限。

①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7页。 ①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页。 ①袁可嘉：《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7页。 ②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4页。 ①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页。 ②同上。 ③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6页。 ④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8—29页 ①袁可嘉：《谈戏剧主义一四论 新诗现代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 1988年版,第31-34页。 ①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页。 ②袁可嘉：《从分析到综合——现代英诗的发展》，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5页。 ①袁可嘉：《谈戏剧主义——四论新诗现代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