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一、影响的可能
  袁可嘉先生《新诗戏剧化》的写作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1948年前后正处于解放战争的激烈时期，文学的社会功能得到极端强化。袁可嘉指出当时诗坛的作品不外乎两大类型：一类是说明自己强烈的意志或信仰，希望通过诗篇有效地影响别人的意志或信仰；另一类是表现自己某一种狂热的感情，同样希望通过诗作来感染别人。诗人们热衷于追求自己诗作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更有甚者竟“相信诗足以引起政变，改善人民生计”①。然而诗人们良好的愿望和创作动机并没有迎来创作上的丰收，相反，这种急功近利的创作目的最终只能导致诗美的枯萎，只能招致“诗的悲剧和他自己作为诗读者的悲剧”②。结果正如袁可嘉在文中所说：说明意志的最后都成为说教的，只沦为抽象的口号式呼喊“我们拥护……”“我们反对……”表现情感的则沦为感伤的，徒有激情的无阻拦冲动和自我宣泄。其原因在于“”正是由于这个转化过程的欠缺，
  把意志或情感化作诗经验的过程③，“”新诗感染了“说教”和“感伤”的时代通病。与当时主流的从社会历史层面展开剖析的评论文章不同，他把关注的目光由文学的外部因素转向了艺术的转化过程，正如艾略特所说：诗的价值不在情感的强度，而在于艺术过程的强度。正是在这一点上，袁可嘉的批评立场与视作品为独立自主的艺术本体，坚持以文本为研究中心的英美新批评取得同调。
  英美批评肇始于20世纪早期的英国。英国美学家休姆写于1915年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宣布了以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为指导的传统批评阵营的瓦解。其后英美诗人艾略特和英国语言学家瑞恰慈，分别从思想倾向和方法论两个向度上确立了新批评的本理论框架，30、40年代经过“南方集团—耶鲁集团”①的大力推动，在50年代到达其鼎盛时期。英美新批评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对“文学性”②的关注，贯彻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立场，把语义学研究引入文学研究领域，重视对作品中语言结构技巧分析。与其他西方现代文论派别相比，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新批评的重要成员大多既搞理论又涉足创作，因此他们的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密切相关，对英美现代诗歌创作有深刻影响。
  那么，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作为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的英美新批评又是如何进入袁可嘉的知识层面，成为其文学评论的理论武器之一的呢？袁可嘉先生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1946年冬至1948年底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担任助教。在此其间，他写作了包括《新诗戏剧化》在内的一系列诗论文章，后结集为《论新诗现代化》一书出版。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联合体，位于西南一隅的春城昆明。在这片战时相对宁静的狭小土地上一时群英荟萃，聚集了一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知名的文人学者们。他们不仅在课堂上讲授、学习以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等为代表的英美现代派诗歌，更是身体力行地通过自己的创作、翻译、编辑等行为试验、推广西方现代诗派的创作经验和诗学主张，形成了一种富有现代色彩的校园文化。正是在这种知识背景中，与西方现代诗派密切相关的英美新批评的诗学观念顺理成章地步入袁可嘉的认识领域。他曾说：“我所提出的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艺术转化论、诗的戏剧化论都明显地受到了瑞恰慈、艾略特和英美新批评的启发，而且是结合着中国新诗创作存在的实际问题。”③
  二、影响的剖析
  英美新批评对《新诗戏剧化》的影响首先在于整体批评观念的转换上。新批评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对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的关注。在他们看来，“文学性”就是文学形式和语言结构，因此文学研究重点必然从传统的以作者为中心转移到以作品为中心，相应的在文学创作中必然重视艺术的转化过程和语言技巧，忽视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社会现实背景等因素的作用，正如瑞恰慈所言“重要的不是诗所云，而是诗本身”①。
  如前所述，袁可嘉把新诗时代弊病产生的原因归结为艺术转化过程的缺失，“而诗的唯一的致命的重要处却正在过程！一个把材料化为成品的过程”②。
  在此，袁可嘉淡化了现实政治背景、社会历史条件等外部因素对新诗创作的影响，而是从诗歌创作本身着眼来分析新诗时代弊病产生的内在原因，在当时这样一个盛行文学工具论题材决定论的文化语境里，他依然注重文学自身的生产规律，关注诗之所以为诗的审美品格。综观袁可嘉当时写就的一系列评论文章，坚持以“”“”，正是他一以贯之的基本
  文学作品为中心③，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④立场。在《谈戏剧主义》一文中，他更是直接申明“批评的标准是内在的，而不依赖诗篇以外的任何因素”那种以为诗是性的升华，历史的注脚，社会学的使女或
  ⑤，“原子弹的替身。这些都是远离诗之本质的误解”⑥。由此可见，袁可嘉的批评立场正合于艾略特所言“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不是针对诗人，而是针对诗歌而做出的”⑦。正是围绕着诗歌本身这一轴心，他以开放的视野和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姿态，吸纳了以艾略特、瑞恰慈等为代表的英美新批评的诗学理念和方法，提出了纠正时弊的革新方案：“《新诗戏剧化》，即是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得着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①
  其次，袁可嘉在论述“新诗戏剧化”在诗歌创作上的具体要求时，对艾略特早期诗学思想的运用。艾略特不仅是英美现代诗派的巨擘，同时更是英美新批评诗学思想的奠基者。他早年写就的一些重要评论文章，例如《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译）、《哈姆雷特》、《玄学派诗人》等直接导源了英美新批评的思想倾向，激发了新批评文论的形成与发展。尽管1927年后艾略特越来越倾向于作宗教道德式批评，从而与新批评分道扬镳，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在英美新批评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袁可嘉指出“新诗戏剧化”的“第一大原则即是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客观性”在诗歌创作上的要求就是削弱作品的主体性，削弱主体意志情感对作品的侵染。他主张一是避免作品人物个性对文本的侵染，应该像戏剧中一样避免作品人物“冗长而带暴露性的独白”，让人物性格和作品意义在事件、矛盾冲突、戏剧的发展中自然展现，即在行动中见出人物性格和作品意义，而行动实际上就是思想情感的客观化过程；二是避免创作主体对文本的侵染，即创作主体应从文本中退场，袁可嘉认为在现代诗里，普遍倾向于采用第三人称代替第一人称，以克服创作主体借作品“徒然的自我宣传或自我描写”，作者认为这方面“尤以最富戏剧性的奥登”做的出色。从上述袁可嘉对“客观性”的阐释可见，他认为戏剧具有客观化的艺术效果，所以他认为“还有一类使诗戏剧化的方法是干脆写诗剧”。诗剧或者说戏剧都具有“使作者面对现实时有一不可或缺的透视或距离”，而只有“距离”才能使诗人面对创作对象时保持独立的审美观照，保持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独立姿态，“不至粘于现实世界，而产生过度的现实写法”②。其实对戏剧所具有的客观化功能，早已为新月诗人所注意，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就曾尝试在诗歌中通过加入戏剧情节、人物对话、独白等手段，来节制自《女神》以来诗歌中无处不在的个人主观意志和泛滥的直观的抒情方式，但在他们手里，“戏剧化”只是作为“理性节制情感”①的审美原则下的一个具体写作技巧，而在袁可嘉先生笔下，“戏剧化”则已上升为一个完整的诗歌创作理念。
  我们知道浪漫主义文学崇尚主体的情感表现，崇尚个性的张扬，但过度必然走向事物的对立面。艾略特高举自休姆以来的反浪漫主义旗帜，宣称“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②，“艺术的感情是非个人的”系统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非个人化”的诗学思想。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
  ③，“文中，艾略特从诗人与他之前诗歌传统之间的关系，从诗人与他自己作品的关系入手，否定了从社会历史、时代要求、心理道德等角度来接近诗歌的可能。他把诗人类比于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只是一个没有个性的工具，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把诗人从自我的思想情感的纠结中解脱出来，把注意力真正放到诗歌本身，放到艺术的创造过程，从而确立了作品在文学创作研究中的本体地位。
  袁可嘉显然认同艾略特的这种说法，认为“无论想从哪一个方向使诗戏剧化，以为诗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必须击破。没有一种理论危害诗比放任感情更为厉害”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诗歌不写情感，艾略特认为“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是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联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
  ⑤。这个客观对应物也就是诗人主观情感所投射到的客观物象，诗人借助这个物象使自己的意志情感得到客观的表现。这也就是袁可嘉在文中所说的“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与艾略特这种纯粹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诗学观不同，⑥。当然，作为一个生长于苦难中国的有良知的诗人，袁可嘉肯定“说明意志和表现情感都是人生中的大事，因此也就是诗的大事，”完全是必需的而且是值得赞美的⑦，只是“你必须融和思想的成分，本质中转化自己的经验⑧。由此可见，从事物的深处，”
  袁可嘉的艺术“转化过程”不仅包括形式的转化，同时也包括内容的转化。
  对于表现的“间接性”，袁可嘉早在之前发表的《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一文中就有详尽的阐述。他认为：一是用与“思想感觉相当的具体事物”代替“直接说明”；二是用“远取譬”的原则构造“意象比喻”；三是用“想象逻辑”结构全诗；四是增加文字的“弹性与韧性”。①除上述第一点可视为“客观对应物”的另一种说法，其余几点可见出作者受英美新批评对诗歌语言特征分析的影响。自瑞恰慈把语义学方法引入英美新批评，对诗歌语言特征和结构的深入分析与运用成为新批评最重要的课题，“新批评派不仅借用语义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诗歌语言，同时也以诗歌语言的语义学分析方法来分析整首诗的结构”②。他们改造、提出了一批极富批评力度且宜于实际操作的批评术语，例如悖论、反讽、复义、语境、张力等等，而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看，这些批评术语恰是诗人在创作中需具体运用的修辞技巧，因此英美新批评对诗歌语言技巧的探讨，对现代诗人的创作有着实际的指导意义。
  袁可嘉认为“戏剧化”的第二个发展方向便是借助语言技巧（运用文字的特殊才能），迂回地、间接地（从不坦然裸露）表现情感意志，但文中他并没有教条式地讨论语言技巧，而是把它们结合到新诗创作的具体问题中予以阐明。例如在《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中，他联系九叶诗人的诗作分析获得表现“间接性”的语言手段；在《诗与意义》中，他认为诗的意义来源于意义单位（字或词）、意象和比喻等层面所构置的最后效果里；还有在《诗与晦涩》《论诗境的扩展与结晶》《谈戏剧主义》等文中，他更是结合实例来分析诗歌语言的象征功能、隐喻、反讽、悖论等修辞技巧。相对于西方文论，对诗歌语言特征和结构技巧的语义学分析向来是中国文论的薄弱环节，所以，袁可嘉先生对英美新批评有关诗歌语言技巧的吸收，且把它视为“新诗戏剧化”的一种发展方向，实是一种富有艺术眼光的接受行为。

①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②袁可：《新诗戏剧化》，见《诗创造》第12期（1948年6月）。 ①袁可嘉：《谈戏剧主义》，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6月8日）。 ②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①袁可嘉：《对于诗的迷信》，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8页。 ②同上。 ③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4页。 ①赵毅衡：《“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②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74页。 ③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①赵毅衡：《新批评——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②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4页。 ③袁可嘉：《我的文学观》，见《论新诗戏剧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1页。 ④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见《论新诗戏剧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3页。 ⑤袁可嘉：《谈戏剧主义》，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6页。 ⑥袁可嘉：《谈戏剧主义》，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6页。 ⑦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①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页。 ②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28页。 ①钱理群、温儒敏、王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②赵毅衡：《“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③赵毅衡：《“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④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8页。 ⑤艾略特：《哈姆雷特》，见《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页。 ⑥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页。 ⑦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4页。 ⑧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9页。 ①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20页。 ②赵毅衡：《新批评——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