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一、新诗的本土性和现代想象
  因为具有发生学意义的西方影响，新诗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双重规定。一方面，它带有与传统诗歌完全不同的审美标准，基于古典诗词的格律而建立起来的趋向性审美模式完全被新诗的自由性颠覆，这一“革命性转换”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的整体趋势相一致，它反映的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的新美学。另一方面，异域诗歌的本土化过程在拓宽受众的审美趣味的同时，面临既有文化传统强有力的挑战，古典诗词美学自成体系，与此相关的知识谱系经过反复的调整和修改，已经被成功规范化。因此，新诗在发展过程中，传统诗词作为一面雪亮的镜子，可以轻易照出新事物在生长过程中的缺陷。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新诗的生成与发展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会渗入到文化领域，这种必然性的蔓延可能使得“现代性的追求”要走更长的路。事实上，新诗现代化、文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并非相互分隔的独立问题，它们属于“一揽子方案”同步运行，其中的此消彼长，对于文学的局部状态可能会形成相应影响，从而使其现代化呈现出多种复杂性。不过就整个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历史而言，新诗的现代化主脉在20世纪上半叶表现得相当清晰。
  马克斯·韦伯指出，文化的现代性通常表现为一种理性分化的特征：从宗教和形而上学之中分离出三个自律的范畴，即现代科学、自主的艺术与伦理和法律的理性主义。汪晖认为：“在韦伯的视野中，三重结构的现代意识与现代职业文化具有内在的联系，因为现代职业的分化既是现代意义结构的历史后果，也是信念伦理学的一种补充。文化价值的领域（认识的观念、规范的观念、审美的观念）与文化行动体系（科学活动、宗教活动、艺术活动）紧密关联。”①就新诗发展情况而言，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反复遭遇挫折，加剧了诗歌的单一化色彩，这一历史遭遇表明，在更为急迫的民族、时代命题面前，文化现代性的分化也可能表现出“融合”的特征。因此，现代性追求作为一种普遍趋势，其具体方案是存在差异的，可以说，正是因为主体之间的历史差异，决定了现代性目标不能通过简单的“横的移植”一劳永逸得到解决。
  中国新诗的发生虽然受到西方诗歌的示范，但它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中国现代化的本土想象。言文之间的分化，这一新文化运动中被视为首要解决任务的对象，正是脱离了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新诗的现代化课题实际上超出了新诗作为一种艺术类型的自足发展范畴。所以，将西方诗歌视为现代化的“完成式”，中国诗歌只是一个迟到的学生而已，②这种看法仍然是片面的。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开展的诗歌理论批评，在今天看来具有某种超越现代汉语诗学的思想意义，与其说是一种新诗批评的实践，倒不如说他试图提供一种现代化的解决方案。
  袁可嘉把新诗的现代化归纳为“新传统的寻求”。新传统意味着对旧传统的修改和再造，而这个旧传统，在袁可嘉看来主要针对“来自不同方向但同样属于限制艺术活动的企图”，它们以不同形式、不同名义对新诗做出不同的规定，所有这些，他认为都必须“立地粉碎”。③实际上，因为40年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民族、民生危机，新诗不得不继续承担唤醒民众、鼓舞人心的作用，中国新诗的艺术自足性因此受到时代语境压抑。换句话说，新诗的现代性追求混杂了诸种宣传话语，溢出了“启蒙”的边界而流于标语化和口号化。文学之于书写内容的强调，意味着从修辞角度来看它必须是“清楚易懂”的，从道德立场来看则必须是“态度分明”的。袁可嘉认为，此种价值取向决定了诗歌不能采取复杂的方式表达曲折的意图，由内容简单化对形式追求产生的挤压，使诗歌陷入脱离自身传统的困境。
  袁可嘉的诗歌理论中，不少文字用来清理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他说：“放眼看三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我们不难发现构成这个运动本体的，或隐或显的二支潮流：一方面是旗帜鲜明，步伐整齐的‘人民的文学’，一方面是低沉中见出深厚，零散中带着坚韧的‘人的文学’；就眼前的实际的活动情形判断，前者显然是控制着文学市场的主流，后者则是默默中思索探掘的潜流。”①这种二分法渗入了价值判断的成分，潜在地表明另一种“进步的观念”，即与“人民的文学”相对抗的“潜流”才是文学的正轨。时隔四十年之后，袁可嘉对这种认识进行了反思：“我当时的根本立场是超阶级的‘人的文学’的立场，对‘人民的文学’的理论和创作都缺乏全面的理解。我不认识‘人民的文学’的根本意义和重大成就，也不了解它的内部尚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在指陈流弊时，不少地方失之偏激。”②这种迟到的“反省”无疑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就当时而言，袁可嘉认为“人的文学”具有某种普泛性或超功利性，而“人民的文学”坚持其工具本位或宣传本位，两者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是，这种不同的文学趣味并非不可调和，只要放弃极端化理解文学的工具性作用，二者之间可以和谐共生、互动平衡。“因为，人包含‘人民’；文学服役人民，也就同时服役于人；而且客观地说，把创作对象扩大到一般人民的圈子里去，正是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所求之不得的，实现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大好机会。”“当艺术本位与工具本位相遭遇时，在理论上也还有互相协调的余地；因为即使承认文学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工具既隶属于艺术的范畴，自必通过艺术才能达到作为工具的目的，实际上也等于说‘工具本位’必先做到‘艺术本位’才有完成工具的使命的可能。”③这种论断实际上将“人的文学”演绎为“人民的文学”必经的阶段和起码的要求，毋庸讳言，它很明显带着一种个人理想主义的色彩，不过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在特定时代语境下为“艺术本位”争取生存空间的一种努力。
  二、现代化追求与历史现实的张力
  在现代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对现代秩序的重建，这意味着现代化冲动必然面临诸种矛盾。根据布尔迪厄的说法，现代社会本身即是一个巨大的权力场，重建秩序会受到多种文化资本持有者的阻力。实际上，阻力无处不在，“只要指向矛盾性的冲动左右着集群的和个体的行动，不宽容便必然产生——哪怕是羞羞答答地躲在宽容这一假面具之后”①。泥土文艺社于1947年4月出版的《泥土》，陆续刊发过几篇针对《大公报》《益世报》文学副刊的批评文章。《泥土》是一份由北京大学在校学生办的文学刊物，在第4辑中，编者以“初犊”为笔名激烈指责沈从文、袁可嘉、李瑛等人“所追求的是苍白的人生，是卑劣的没有灵魂的自我陶醉，是死的安慰”，“明目张胆地鼓吹死亡，用甜言蜜语鼓励人们走向颓废”，②据编者自己透露，这些“打算振作一下”的理论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无数的责难”。③作为回应，在《诗创造》第5期《编余小记》中用了两个页码，不仅反驳了那种“泼妇骂街似的”打击，而且重新强调了批评的原则，要克服那种“扮着一付尊严到近于狰狞的革命的进步的姿态”的非理性做法，同时还再次申明了该刊的艺术宽容态度：“不问他所挥摇的是什么样风格的旗帜，也不问他所使用的是什么样形式的武器（只要不怀带着伤蔑的暗箭），我们都愿意他们在这里集合。”④包容作为一种谋取自身合法性的态度，并不容易获得认可，由此来看《诗创造》后期的分裂，可以判断刊物内部对于艺术价值取向方面也存在根本分歧。
  袁可嘉在《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中提出建构“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不难看出，其真正目的是要设计出一条寻求现代“新传统”的有效途径，“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①。他将“现实”摆在首位，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新诗写实主义的巨大惯性，表明了诗歌与现实人生之间寻求契合点的意图，另一方面，显示出袁可嘉对二三十年代中国新诗的象征主义、现代派作品游离现实而最终衰落的警惕。有论者认为：“这一忠实于现实的传统，在诗歌承载精神的总体走向上，在诗人审美选择的内在心理上，与现实主义新诗潮流的精神追求，保持着一种深刻而自然的联系和艺术面对人生上应有的一致性。这种联系，这种一致性，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时代斗争的主潮，对于民族和人民生存命运的热切关注。也可以说，当时已为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和认同的‘人民本位’的思想，已经显在的或潜在的成为这个诗人群系生存与创作的精神源泉和支柱。关注民族和人民命运在不同程度上支配着他们的创作意识。”②指出新诗和传统诗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内在传承关系，对世界与人生的紧密把握既暗示了诗歌的现实来源，又表达了对概念化情感的拒绝。“在它们高大的身影下躲避了一个创造者所不能回避的思想与感觉的重担”，它们“被生吞活剥的接受，又被生吞活剥的表达，观念的壮丽被借作为作品的壮丽，观念的伟大被借作为创作者的伟大”。③袁可嘉将这种作品视为创造力贫乏的产物，他认为现实并非局限于物质的、实体的生活，它包括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时代发展影响现实的广度和深度：它“吸收一切复杂的因素，给它们适当的安排而求得平衡，而不在拒绝事物底复杂性，满足于简化的，单纯的统一”④。不难理解，袁可嘉用力打破人们长期以来对“现实”的狭隘认识，目的在于扩展新诗题材的范围。题材价值决定论对新诗评价标准的规定，除了严重制约诗歌艺术的提升，它还异化新诗的本体形态，最终使诗歌沦为政治的附庸，这一点正是袁可嘉建构诗歌批评的基石。
  诗歌之于现实有何作用？和题材一样，也是一个困扰现代文学的“宏大”话题。正是这个现代诗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使新诗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多重张力。袁可嘉认为，现代人对诗歌的功用已经过度信任，不恰当的倚重，造成了“对诗的迷信”。过度信任是作家、批评家、读者及其他人片面理解诗歌而造成的后果，当诗歌“超过诗本身所能负担的时候，我们见到的首先是诗被歪曲，被抹煞，诗人被误解，最后是诗被别的事物所代替，正确意义的诗不复在地面上存在”①。夸大诗歌作用的情况确有存在，比如《高射炮》的发刊诗《前奏曲》就反复咏唱“我们的歌声要高过/敌人射出的高射炮”，该刊《编后》概要地表明了诗歌的战斗作用：“诗歌工作应和了大时代的要求，也当立刻站起来，歌唱起来，以增强抗战的力量。”②创办于1938年8月以“救亡诗歌社”名义编辑的《战歌》“投稿规约”里提出“本刊为抗战诗歌刊物，”因此“谢绝与抗战无关的作品”。激进的选稿宗旨，说明诗歌被寄托了改造现实的迫切使命。萧三在延安版《新诗歌》创刊号上号召诗人“你现在不能丢炸弹，动刀枪，/你应该写些诗歌给他们唱：/诗人，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③
  将诗歌等同于行动，认为诗歌必然导致行动的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观念演变史中可以找到其来历，“兴观群怨”、“载道言志”，注重的正是诗歌的效果功能。袁可嘉对此持有异议：“从报章杂志上的诗作论文来看，似乎颇有不少人相信，一首表示反抗的诗即足以引致反抗的实际行动，一首歌颂民主的诗即足以促进民主政体的出现；从好的意义说，把行动解释为说服式的影响，而又从长时间，从深处来看，这话自然也不无道理，有这样迷信的人也许更别有苦衷；但如注释为直接的，诉之耳目的具体行为，则一方面是不当地夸大了诗的功能，从夸大诗而歪曲了诗；另一方面更隐隐想用别的事物来代替诗，取消诗的本质的意义；我们把理论搁在后面，只要反问自己任何一次成功的读诗经验，便会惊觉这类迷信除能配合若干政治作用以外，实在没有多少根据。”④他提出，“诗是行动”的说法如果可以成立的话，也只是象征的行动。根据是：“文字原是符号，当符号超过本身所代表的价值，而从整个结构中取得意义时——如文字在诗中作用的情形——这些符号即蜕变为象征体，容许联想的发掘和来自不同方向的扩展加深的修正影响；科学的语言与诗的语言的大分别即在前者是纯而又纯的符号（sign），A是A，B是B，后者则完完全全是包含人的动机的象征体（symbol），A未必是A，B未必是B，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生物教科书中所提到的‘玫瑰’与诗中的‘玫瑰’那末大异其趣。”①这些理论明显有瑞恰慈的影子。瑞恰慈的《科学与诗》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被曹葆华等人翻译成中文，其中若干曹译文章刊登于由曹主编的《北平晨报》的《诗与批评》和《北晨学园》。袁可嘉从科学语言与诗的语言这两个不同符号系统做出区分，强调诗歌仅是一门语言艺术，为从语言出发建构“新诗现代化”方案确立一个重要的基点。在他看来，“现实”不仅是诗歌的载体，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存在的具体化，因此表达“现实”，书写“现实”，属于诗歌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现代化方案中的抒情策略和批评标准
  还原诗歌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本来位置，剥离附加在新诗上的非诗因子，袁可嘉通过抒情策略的强调来显示新诗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自洽性。在《谈戏剧主义》一文中，他解释了诗的象征性，针对将诗的语言与散文的语言对立的看法，他认为：“这个区分的不甚可恃，只要我们想及‘散文诗’或‘诗体散文’的存在便可了然。本世纪的趋势则在将诗的语言与科学的语言对立。勃克（KennethBurke）称前者为‘诗的现实主义’，后者为‘科学的现实主义’。据他的分析，诗的语言是象征体，它的意义不止是它在辞书中的意义，而多半取决于全体的结构和当时上下文的次序。它是包含人的动机的而非客观地存在的。科学的语言则是纯而又纯的符号，是以量代质的简化物（如以光波长度来代替颜色），只能表示事物间相互的关系，而与事物的本质无缘。”②这样，诗的外部功能就被消解，诗人的个人本位和诗歌的艺术本位因而获得与诗歌本身一致的正当性。这正如当年鲁迅指责将文学等同于宣传的做法一样：“其实，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譬如文学与宣传，原不过说：凡有文学，都是宣传，因为其中总不免传布着什么，但后来却有人解为文学必须故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了。”①文学可以“传布”现实态度，也可以“传布”艺术精神。袁可嘉强调诗歌的象征性，其着眼点，在于诗歌的艺术本位建设的需要。
  也就是说，象征是表达个人情感的一种手段，它的根本目的是要放弃激情对于诗歌的粗暴占领，只有通过“融和思想的成分，从事物的深处，本质中转化自己的经验，否则纵然板起面孔或散发捶胸，都难以引起诗的反应”②。袁可嘉的理论文章中多次出现“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都可视为象征的多种表达方式。他始终认为诗歌的价值在于将诗人的复杂情绪传达出来：“象征手法的要点，在通过诗的媒剂的各种弹性（文字的音乐性，意象的扩展性，想象的联想性等）造成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不定状态（Indefiniteness），从不定产生饱满，弥漫，无穷与丰富；它从间接的启发着手，终止于诗境的无限伸展。”③在袁可嘉看来，唯有象征能使新诗提供“最大量的意识”，“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为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和赤裸裸的感伤宣泄所不能。
  “玄学”取之于T.S.艾略特《玄学派诗人》，但在中国语境中，容易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谈玄论道相混淆。关于这一点，袁可嘉在五十多年后做了修正，在标明“2001年8月4日改定于纽约”的《我与现代派》一文中，所有涉及“玄学”的地方换成了“玄思”，包括引述孙玉石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中对“新诗现代化”的美学突破的一段话，他特意说明：“我感谢孙玉石先生的鼓励，过去用‘玄学’一同容易引起误会，本文中改为‘玄思’。”④“玄学诗歌”长期以来是一个具有负面意义的指称，艾略特从另一角度阐述这类诗歌的独特性，以多恩（JohnDonne今译邓恩）、考黎（AbrahamCowley今译考利）为代表的玄学诗歌常常“扩展一个修辞格（与压缩正相对照）使它达到机智所能构想的最大的范围”，“在别的地方我们看到诗人并不仅仅解释一下一个比喻的内容，而是用敏捷的联想来发展这个比喻，这种联想要求读者也要具有很机灵的头脑”。⑤艾略特向人们证明，“玄学派诗人在最佳的情况下，承担着努力寻求足以表达心情和感觉在文字上的对应词的任务”。诗人面对的世界是如此的越来越复杂，因此诗人的心灵也必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隐晦，越来越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①。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浪漫主义倾向使诗歌语言呈现出简单化趋势，此种情形和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人面临的文学现实类似，玄学派诗人采用的技巧对中国新诗艺术水准的提高可资借鉴。袁可嘉对玄学的理解来源于艾略特的阐释，在《现代英诗的特质》一文中，他谈到第三个突出于现代英诗的特质“无疑是承继十七世纪玄学诗人而来的玄学性”。“玄学性一方面固然表现为形而上的沉思，如迭兰汤姆斯对生命，对神，对性，对爱情的玄而又玄的思索，一方面更普遍地反映于诗人感性中‘理’与‘情’的混凝，抽象思想与美丽肉体的结合。顿以后的玄学诗人习惯地以肉体从事思想，这在意象比喻的特殊构造上可以看得最明白亲切。顿以二脚规比譬一对情人是最足以说明这类诗特质的名例之一。”②“抽象思想与美丽肉体的结合”的说法，表明他更着眼于思想的深度和智性的洞察力，呼唤诗人站到哲学高度，揭示大至宇宙世界、小至个体内心的奥秘。
  确立以象征为基本策略的“现代化”途径之后，袁可嘉通过文本细读试验其批评实践。《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一文对杜运燮的《露营》和《月》做了精致的文本解剖，③他认为杜诗中的这两首最足以代表现代化倾向：《露营》前二节属于背景的布置，清新明丽中略有寒意；感觉曲线自第三节“叶片飘然飞下来，仿佛远方的面孔”起，便有一定的轨迹可寻：三节从视觉想象（叶片——面孔）变化到听觉想象（“杀”——“絮语的风”）清晰表示作者预感当时所处环境的不安和威胁；风“带着质朴的羞涩”因为它来自远村，东方农民的特殊气质，及更为独特的对付丑恶现实时的无辜而无法的姿态在这一行得到暗示，但“狗伤风了”，因为夜多不安，“人多仇恨”，“牛群相偎着颤栗”；前节的预感至此变为实感，恐怖及压制的痛苦都如阴影升起；幽默的黑鸟学人打鼾，“忽然又大笑一声，飞入朦胧的深山”不仅加重恐怖的气息，更有强烈讽刺的意味；次一节作者对热心而无知的小虫们的新曲，在啼笑皆非之中深寓悲悯，这二节中严肃轻松的相反相成，作者机智的流露使他们成为全诗中最丰富的诗行；一片阴险空虚中作者称赞“吉普”“枪”“衣裤”所有的“忠实”，此处的弦外之音无异对现实世界给了个总的批评；全诗思情历经迂回曲折，在最后一节得到结晶性的综合：夜深了，心沉得深，深处究竟比较冷，压力大，心觉得痛，想变做雄鸡大叫几声。值得玩味的是诗至此戛然而止，诗人终于没有大叫，也就完成感觉曲线的优美有致；否则，诗的效果便将不堪设想。①
  在以上诗歌阐释中，照顾到了“现实”、“象征”（暗示、弦外之音）、“玄学”（讽刺、机智的流露）所涉及的内容，这种到文本为止的分析，正是要打破个人化的印象批评模式，通过语义分析增加诗歌理论的科学色彩。袁可嘉的理论建立在瑞恰慈、艾略特和肯尼思·勃克的诗歌理论基础之上，因此是新批评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新批评当年之所以受人追捧，正因为从文本细读出发，其“科学面貌”给人们留下一种值得信任的印象。
  四、一个未完成的现代化方案
  从1946年到1948年，袁可嘉发表的诗歌理论文章计二十余篇，其中有十二篇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六篇发表于《文学杂志》，五篇发表于《益世报》《经世报》《华北日报》《民国日报》《新路周刊》（各一篇）。从发行量来说，这些报刊都不算少，但是翻检40年代的文学报刊可以发现，真正认同袁氏提出的现代化方案的理论对话却不多，倒是对袁可嘉及其袁所认为代表新诗现代化方向的诗人诗作进行过激烈的批评。除《泥土》之外，阿垅《人和诗》中的诸多篇什，胡风《略论战争以来的诗》，针对“现代化”理论和郑敏、杜运燮、穆旦、袁可嘉、卞之琳、冯至等“现代主义”诗人的创作提出斥责，认为他们背离了中国诗歌的革命传统。《新诗潮》连续三期推出系列批评文章，对《诗创造》《中国新诗》所表现出来的现代主义倾向进行清算。张羽《南北才子才女大会串》（1948年7月）和舒波《评〈中国新诗〉第3辑》（1948年8月）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集结于《中国新诗》周围的诗人诗作“已经走向了一极端恶劣的道路”，“是中国新诗的恶流”。不止于此，在《诗创造》“同人”内部，对“现代化”观念也存在不同声音，劳辛《诗底粗犷美短论》用袁可嘉刊载于《文艺复兴》第3卷第4期的《空》作为与田间、臧克家相对照的负面例子，认为“像这样的诗，无论其气质和表现的手法都是与今天的战国的时代精神不统一的”，“诗人感到沉寂和孤独于是发出心底悲鸣；这是他不敢面对现实的结果”。①由诗歌观念分歧导致刊物分裂，也就不难理解了。
  显然，因为长期持续的战争而形成的“战国时代精神”，已经完全影响到人的情绪表达和思维模式。实际上，在整个40年代的文学论争中，情绪化的攻击、政治话语的标签过度使用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过滤这些“时代因素”，可以发现论争中的话语霸权建立在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上，这种姿态本身并不错，只是因此而造成对话的困境，使问题无法被冷静关注和有效展开。可以说，批评和反批评始终没有脱离“现实”这一关键词，虽然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的主张同样建立在对现实的忠实反映上，但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巅峰时刻，“现实”与“艺术”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已经上升到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因而失去了讨论的语境，诗学意义上的对话也就无从产生。
  简言之，在“建国”这一终极命题的困扰下，其他领域的现代化“融合”显得困难重重。就像30年代初期由《申报月刊》发起的现代化大讨论一样，不少学者认为通过经济现代化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国家发达了，实现文化现代化、提升国民文化素养才成为可能。②但是胡适认为，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建立一个能自存于世界的国家：“近两年的国难，似乎应该可以提醒一般人的迷梦了。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①胡适的合理之处在于，他意识到了立国与强国之间存在不可颠倒的逻辑关系。40年代后期，虽然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面临的外患问题得到阶段性的解决，但是在国共两党和谈破裂之后，建国问题仍然是最基本的“现实”，由此来理解国家先务与现代化关系，诗歌的现代化思考显然不如诗歌的现实关注作用来得重要。
  时代难题挤占文学发展空间，是造成新诗现代化方案被冷落和中断的外部因素，但还不是全部原因。就新诗本体而言，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方案也存在自身的局限。首先，他的理论来源是西方诗歌理论的移植，对于此种纯粹诗学理论的探讨，它的知识谱系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学院色彩过于浓厚，因此无法进入公共领域进行平等探讨。其次，现代化思路并非单一的，比如法国象征主义对于诗歌技巧的关注，与英美诗歌之于玄学、象征综合传统的建立，很难说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可行性的区别，而袁可嘉的现代化思路则体现出对其他方案的排斥，因此在《新诗潮》、七月诗派对其批评时，其他创作现代主义诗歌的诗人如沈宝基、吴兴华、戴望舒、施蛰存、冯至等人保持集体沉默，本身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再次，新诗现代化理论与新诗创作实践之间存在距离，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的价值预设的理论，它是理想主义式的。表明进步观念的现代化方案需要作品来示范，当进入到确证的阶段（比如袁可嘉以杜运燮的《露营》为例来表明现代化），此种进步的观念并不容易得到完整表达。此外，新诗现代化中的西方因子如何与中国传统诗学相融合，可能是这份现代化方案面临的最大挑战。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新诗反映的是人的心灵世界，所感知的是时间中的地域和地域中的时间，与舶来的规则存在根本区别。并且，“完美的昔日时光”有时是和现代性相对抗的，虽然这种深植于时代、地域和种族的文化记忆与现代化属于不同的层面，甚至它们就是现代化理想所要“再造”的对象，但是它们会以多种方式驻扎在诗人和读者内心，成为“反现代性”的坚强力量。

①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283页。 ②类似描述见王德威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假设”：“假若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了解，仅止于迟到的、西方的翻版，那么所谓的‘现代’只能对中国人产生意义。因为对‘输出’现代的原产地作者读者，这一切都已是完成式了。”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2003年9月版，第8页。 ③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25期（1947年3月30日）。 ①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7月6日）。 ②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自序》，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页。 ③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7月6日）。 ①齐格蒙特·鲍曼著，邵迎生译：《现代性与矛盾性》，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页。 ②初犊：《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见《泥土》第4辑，第12—15页。 ③见《泥土》第5辑《编后记》，编者的执笔时间署为“四八、三、六”。 ④见《诗创造·编余小记》第5期（1947年11月），第30页。 ①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25期（1947年3月30日）。 ②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293页。 ③袁可嘉：《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见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12期（1946年10月27日）第3版。 ④袁可嘉：《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10月30日）。 ①袁可嘉：《对于诗的迷信——〈新批评〉第五章》，见《文学杂志》第2卷第11期，商务印书馆，1948年4月。 ②《高射炮·编后》，征军、王亚平、戴何勿主编（1937年8月25日）。 ③萧三：《出版〈新诗歌〉的儿句话》，见《新诗歌》（延安版）（1940年9月1日）。 ④袁可嘉：《对于诗的迷信—〈新批评）第五章》，见《文学杂志》第2卷第11期（1947年）。 ①袁可嘉：《对于诗的迷信—〈新批评〉第五章》，见《文学杂志》第2卷第11期（1947年）。 ②袁可嘉：《谈戏剧主义——四论新诗现代化》，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6月8日） ①鲁迅：《致蔡斐君》，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53页。 ②袁可：《新诗戏剧化》，见上海《诗创造》第12期（1948年6月）。 ③袁可嘉：《现代英诗的特质》，见上海《文学杂志》第2卷第12期（1948年5月），第60页。 ④袁可嘉：《我与现代派》，见《诗探索》，2001年第3—4期，第196页。 ⑤艾略特著，李赋宁译：《玄学派诗人》，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4页。 ①艾略特著，李赋宁译：《玄学派诗人》，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4、25页。 ②袁可嘉：《现代英诗的特质》，见上海《文学杂志》第2卷第12期（1948年5月），第62页。 ③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32期（1947年5月18日）。 ①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5月18日）。 ①劳辛：《诗底粗犷美短论》，见上海《诗创造》第4期（1947年10月）。 ②陈高傭：《怎样使中国文化现代化》，见《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 ①胡适：《建国问题引论》，见《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