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思想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但为学术界重新认识并为文学史家所广泛评述却是在四十余年之后的80年代。①在80年代足以淹没一切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浪潮纷至沓来的时刻，其实具有这样的文学意义的讨论并没有真正敞现出它的丰富意涵与独特价值。进入90年代以后，“现代性终结”的宣判让曾经理所当然的“现代化”的理想变得有点不尴不尬了，现代化与现代性一样被视作西方文化的固有理念，对它们的认同也就被看作是对西方文化殖民的顺从，而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一开头也的确表示：“要了解这一现代化倾向的实质与意义，我们必先对现代西洋诗的实质与意义有个轮廓认识。”②在这个时候，新诗与文学的“现代化”的理论意义更失去了从容讨论、深入剖析的可能。
  但袁可嘉这一重要诗学思想恰恰是不能混同在这些“时代潮流”中加以衡量的，它有着自己的理路、自己的历史根据。重新研读他的“新诗现代化”论述，不仅可以让我们再次审视中国新诗发展曾经有过的历史贡献，而且也有利于反过来观察我们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现代化曲折”，从而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厘清中国新诗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渊源，特别是它与我们津津乐道的民族性、中国性的关系。
  一
  “新诗现代化”涉及大方面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在当前都切中我们争议的核心。
  为什么提出“新诗现代化”问题？是否是为了追随西方诗歌与文学的动向？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的第一句话是：“四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现代化’的新诗，引起了读者的关注。”①然后才是前文我们引述的那句话：“要了解这一现代化倾向的实质与意义，我们必先对现代西洋诗的实质与意义有个轮廓认识。”单纯引用这后一句，自然会给人造成“西方文学指向”先行的印象，但是全面观之，我们就会清晰地知道，在袁可嘉这里，首先根本不是关注和追寻西方诗歌的新动向问题，引发他“现代化”讨论的恰恰是中国新诗自身发展的事实。这多少令我们想起当年胡适的“谈新诗”。《谈新诗》关注和解释的是“八年来一件大事”，因为“这两年来的成绩，国语的散文是已过了辩论的时期，到了多数人实行的时期了。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②。也就是说，与中国新诗的草创者一样，袁可嘉首先关注的不是“文化的引进与模仿”，而是如何对当下创作现象的理解和分析，是新的文学的现象激发起了理论家思考的兴趣和解释的冲动，而这里的理论冲动并不来自“译介学”，而只属于“解释学”。
  正因为袁可嘉的诗论在本质上是对中国诗歌创作现象的分析解释，而不是对外来诗学观念的“译介”，所以他引述西方新批评的诗学结论（如瑞恰慈“最大量意识状态”理论）。显然，立意并不在这些理论本身的完整性，而是目标明确地直接针对着中国新诗发展的最重要的现实：
  艺术作品的意义与作用全在它对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及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获致，而不在对舍此以外的任何虚幻的（如艺术为艺术的学说）或具体的（如以艺术为政争工具的说法）目的的服役。③
  在瑞恰慈（I.A.Richards）“最大量意识状态”论述中，能够实现“最大量”的“包含”的诗的特点在于“由平行发展而方向相同的几对冲动构成的”，“通过拓宽反应而获得稳定性和条理性的经验”
  ①。这是着眼于诗歌内部的若干因素的相互作用，着眼于文本中的语义关系，即所谓的“组织”与“形式”；②而袁可嘉则是将之联系到“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进而提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现实描写与宗教情绪的结合”等等“现实”问题，分明离开了新批评的“文本”世界与语义天地。“经验”一词虽说是瑞恰慈诗歌批评的关键词之一，③但将“人生”连接于“经验”之上，则完全是袁可嘉特殊命意，就像他的诗歌理想——现实、象征、玄学的结合——一样，以“现实”为第一用词同样可见袁可嘉诗学思想所具有的深厚的中国渊源。，”
  至于他对诗歌所追求的“虚幻目的”与“具体目的”的批判，更来自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事实，而与新批评的表述有异，甚至也有别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旨趣。无论是新批评对艺术自主性与自足性的标举，还是象征主义的“纯诗”理想，都是捍卫而不是怀疑诗歌的“为艺术”之路。只有在现代中国，自新月派开始，历经象征派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诗派，其“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仅仅是借用了西方象征主义“纯诗”的旗帜，而实际上是陷入脱离复杂现实的作茧自缚的窘境。“诗是生活（或生命）型式表现于语言型式，它的取材既来自广大深沉的生活经验的领域，而现代人生又与现代政治如此变态地密切相关，今日诗作者如果还有摆脱任何政治生活影响的意念，则他不仅自陷于池鱼离水的虚幻祈求，及遭到一旦实现后必随之而来的窒息的威胁，且实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减少生活的意义，降低生命的价值；因此这一自我限制的欲望不唯影响他作品的价值，而且更严重地损害个别生命的可贵意义。”④只有在现代中国，“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诗”之路越来越构成了艺术发展的阻力，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诗形僵死、诗思枯萎、未老先衰已经造成了相当的危机，以至有人发出了“要有野蛮、质朴、大胆、粗犷”的诗歌诉求。⑤
  当然，袁可嘉也提醒人们警惕“诗是政治的武器或宣传的工具”，这种对诗歌“具体目的”的批判容易让我们想到新批评对文学“纯度”的打造，不过，对于这些西方诗家而言，将“道德”、“社会”等内容从诗歌“本体”中划分出来首先还是一个努力返回“文本”的艺术世界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总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文学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文学本身的“意味”，相反，对于袁可嘉而言，虽然他以此维护了作为诗歌的独立性，但有意思的在于，他的诗学建设本来就不太着意引导我们陶然于艺术自足的天地里，而是以此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和变革。出于这个目的，袁可嘉显然是有自己的社会使命意识的。或者说，他是以推动诗歌完成“独立性”的方式真正寻找到现代新诗的历史性力量。袁可嘉的“诗歌独立”宣言不是带领我们从此走进了“文本”的封闭，恰恰相反，他最终是让诗歌走进了更广阔的历史过程，让关怀新诗命运的我们同时关怀着天下苍生和文学的运行。正如已经有学人指出的那样：“由于对诗歌社会功能的必然关注，新批评的一整套文本批评理论在袁可嘉那里很大程度上演化成了诗歌写作指导——袁可嘉以这套理论召唤在艺术品质上以艾略特、奥登为楷模而又对中国现实有所干预的现代诗。”“袁可嘉将矛头直接指向当时对政治运动简单服从的口号化、概念化的‘政治感伤性’写作大潮，背负沉重的问题意识探索救治之途。新批评家对既存文本的‘回首’由此逐一变而为袁可嘉对未来文本的‘前瞻’。”①
  二
  袁可嘉以“新诗现代化”为理想，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呢？
  这也是目前聚讼纷纭的一个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术界曾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知识考古”，其结论就是：“现代”是一个来自西方文化的概念，在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得以全面的呈现，后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全球性扩张而输入到了东方与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现代”理想其实是翻版着西方的形态，至少具有难以自辨的模仿的嫌疑。在中国新诗发展事实基础上探讨“现代化”的袁可嘉相当注意其中的分别，他特别指出，必须在这样一种阐释活动中辨析表现形式“来源”和实际的艺术成果。一方面，“现代诗的读者接触这类诗作的经验太少，像面对来历不明的敌人，一片慌乱中常常把它看作译过来的舶来品。其实许多欧化的表现形式早已是一般知识群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来自西方却已经不是西方的原来样本”。另外一方面，“现代诗的批评者由于学养的不够，只能就这一改革的来源加以分析说明，还无法明确地指出它与传统诗的关系，因此造成一个普遍的印象，以为现代化即是西洋化”。①
  袁可嘉承认了西方诗歌之于中国新诗现代化动向的“来源”意义，但是又特别指出了中国自身的现代化与西洋化的根本区别：中国的“现代”是针对中国的“传统”而言。“现代”是中国传统形态自我演变中的“现代”，而不是什么输入与移植的外来的“现代”。在《新诗戏剧化》一文中，他还有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
  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早应在一年以前辨正的，却由于笔者的疏忽，一直忘了提起，那即是，我所说的新诗“现代化”并不与新诗“西洋化”同义：新诗一开始就接受西洋诗的影响，使它现代化的要求更与我们研习现代西洋诗及现代西洋文学批评有密切关系，我们却绝无理由把“现代化”与“西洋化”混而为一。从最表面的意义说，“现代化”指时间上的成长，“西洋化”指空间上的变易；新诗之不必或不可能“西洋化”正如这个空间不是也不可能变为那个空间，而新诗之可以或必须现代化正如一件有机生长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②
  所以说，袁可嘉的诗学思想尽管与西方的新批评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但是支撑他探讨“现代”的基础却是中国诗歌自己发生的区别于传统形态的种种现象。《新诗现代化》一开篇就宣布：“四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现代化’的新诗。”“出现”是袁可嘉的关键词，而且是中国的“四十年代”，而非西洋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
  正是在这种时间流动、时代演变的意义上，袁可嘉先后使用了一系列的词汇：
  试验、改革、革命、崛起、新旧……作为对走出“传统”的“现代”的描述，他所理解和呼唤的“现代”就是对于我们已经有过的诗歌形态的调整和反动，需要调整的不仅有中国古代诗歌的形态，也有现代出现的在“中西沟通”的新鲜理念中复活古代传统的选择，所谓“努力舍弃一些古老陈腐，或看来新鲜而实质同样陈腐的思想和习惯”①，例如：
  他们的试验在一切涵义穷尽以后，有力代表改变旧有感性的革命号召；
  这一感性革命的萌芽原非始自今日，读过戴望舒、冯至、卞之琳、艾青等诗人作品的人们应该毫无困难地想起它的先例。②
  “它不仅代表新的感性的崛起，即说它将颇有分量地改变全面心神活动的方式，似亦不过。”③“读者如能以此与流行作品对比，便易把握这种间接手法的不可比拟的优异；但它与旧诗所说的‘含蓄’又略有广狭深浅之别。”④
  相反，“旧日才子型的文人最容易落于这个自制的圈套，有不少坏的词曲给我们做了证人。见落叶而叹身世就是标准的一型。这类感伤的特质是绝对的虚伪，近乎无耻的虚伪”⑤。
  在评述、比较现代诗人的种种选择之时，袁可嘉特别甄别了穆旦与“古典理想现代重构”的徐志摩：“徐诗底特质是分量轻，感情浓，意象华丽，节奏匀称，多主要情绪的重复，重抒情氛围的造成，换句话说，即是浪漫的好诗；穆旦底诗分量沉重，情理交缠而挣扎着想克服对方，意象突出，节奏突兀而多变，不重氛围而求强烈的集中，即是现代化了的诗。”⑥
  卞之琳是获得袁可嘉肯定的代表新诗“现代化”方向的诗人，不过因为他诗歌
  中尚存不少“过渡性”的特征而常常被一些批评者挖掘出属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气质，这样的理解在总体上又会掩盖和混淆其可贵的“现代”趋向。因此，论及卞之琳的诗歌，袁可嘉都颇为小心，他小心翼翼地挑出卞之琳诗歌中的某些古典情趣放在一边，而将重心放在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现代”特征上：“读过《十年诗草》的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如几位批评者所指出的（如闻家驷先生评语）卞氏是一位感觉的诗人；感觉极度精致灵敏，感情十分纤细柔弱；但我们对他的批评并不应到此为止；为了揭示卞诗的真正价值所在，及提起模仿者的警觉，必须进一步指明；卞诗确从感觉出发，却不止于感觉；他的感情的主调，虽极纤细柔弱，但常有辽瀚的宽度及幽冥的深度，而他的诗艺最成功处确不在零碎枝节的意象，文章，节奏的优美表现，而全在感情借感觉而淋漓渗透！”①袁可嘉特别将逃避“现代”的趋向概括为“原始”的追求。在他看来，那些追求纯朴、自然、乡野，更接近中国古典诗歌的都可以说是“原始”艺术的形态：“因为厌恶现代城市生活的不安和烦嚣，人们走向纯朴，自然；因为不满工业世界的不和谐不安定，人们回忆过去，怀念中古。”“因为资本主义文明底种种流弊使我们感性僵化，生趣一天比一天低落，人民便想到民间歌舞里面寻找新鲜的情致，有力的表现。”“但这里我们必须注意，这样的原始倾向虽然有消极矫正的意义，却不足以积极解决现代文化的难题。我相信，现代底无辜早已随着世纪的逝去而消失净尽。
  伊甸园显然已不再是我们的。纵然有不少才人志士想回到原始而使人类得救，是否可能实现，极可怀疑。”③“我们尽可以从民歌、民谣、民间舞蹈获取一些矫健的活力，必需的粗野，但我们显然不能停止于活力与粗野上面，文化进展的压力将逼迫我们放弃单纯的愿望，而大踏步走向现代。”③“现代诗接受了现代文化底复杂性，丰富性而表现了同样的复杂与丰富。”④在这一段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袁可嘉的“现代”追求的内涵，那就是面对当下的社会生活的实际形态，不粉饰、不回避，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正视复杂，呈现复杂，这才是艺术的“现代”之途。
  无论就中国诗歌需要变革的古典形态还是就现代诗歌中借“中西交融”之路重返古典诗境的现实而言，袁可嘉这里所理解和呼唤的“现代”都是十分深刻的。
  作为对中国意义的“现代”形态的概述，袁可嘉在中国新诗批评与新文学批评中第一次引人注目地使用了“新传统”一词，第一篇《新诗现代化》论文的副标题就是“新传统的寻求”，经过他的反复论述，我们知道就是这样一种非旧诗形态、非民间形态的与人们的“原始”情趣有别的诗歌艺术追求登上了历史的前台，它既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更不是古代文化的简单延续，但又是包含了异域启示与自身文化血脉的“有机的综合”，一种现代诗人的独立的创造，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在我们的20世纪具有开创意义的独立形态已经成型。而袁可嘉则是发现和总结这一现象的最早的理论家。
  三
  如果袁可嘉以上关于“现代”诗歌艺术的建构还都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大背景中展开的，其中国意义也是在古今中外艺术元素的比照甄别中呈现出来的，那么，他关于现代诗歌的“民主”内涵、“人民”价值的论述，则直接代表了诗家对中国“现代”问题的关注与回应。
  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所有重大的艺术选择都无法掩饰和代替我们现实人生中一系列更为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且往往这些社会政治的遭遇还会反过来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艺术趣味与艺术选择，如此激烈和严峻的社会政治环境显然是西方现代主义诗人与新批评学者都不曾经历过的，属于现代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因为社会政治与艺术相互渗透的现实而同时属于现代中国的艺术问题、诗歌问题。
  “近几年来，我们不时读到讨论诗与民主的关系的文章，不论作者们底观点如何歧异，大家似乎都已承认诗与民主之间确有一定的关系可寻。”①这是《诗与民主》的开篇，这样的开篇为我们描绘出了袁可嘉的诗学建设的语境：一个热烈的充满政治议题的时代，而且这样的议题并非外在于我们，它直接切入了我们的生存与生命。对此，袁可嘉的体会是相当深入的，他更愿意将“民主”理解为一种人的
  文化与意识，而不是外在的政治制度。民主作为“文化”的意义可以说是袁可嘉独特的社会发现，而他竟然又能从这一文化中读出与“现代化”诗歌的“直接的，显著的联系”①，则更是诗家的智慧了。同样，作为“三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两大不同的趋向，“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也能够在“现代”诗歌的“综合”思维中激荡相生：“我指出了两支潮流的相激相荡的真相，造成矛盾冲突的实际原因，及相容相成的可能途径；个人更诚恳相信，只有通过多方面真实了解所取得的全面和谐，及通过相对修正的真诚合作，才足以保证中国文学的辉煌前途。”②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这突破了所谓自由主义者的作茧自缚的封闭，自然也区别于那些政治家的文学训诫，同时也不是折中主义的讨巧之言，因为相互“综合”的方式获得了现代诗歌经验的有效支持。
  抽象观之，将诗歌艺术与政治民主相互联系，在诗歌的走向中探讨“人”与“人民”的不同含义，这在人类诗学思想史上都可谓是颇为特别的，甚至对一些西方学者而言，还多少有些费解，而且其中的某些论断也不乏牵强，③不过，如果将这样的思考置放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学艺术发展的独特语境中，我们就应当承认，这恰恰可能是诗家袁可嘉独特而敏锐的现实体验的结果，正是其中产生自中国现实的感受让他有可能在诗歌艺术的边界之外重新发现中国艺术价值的独特构成——一种文学与社会文化共生的基本事实：
  当我对新文学运动的过去与现在作了一个鸟瞰的观察以后，我觉得它有如此一个与别的文学绝不相同的特质，那即是它的“文化性”确切地超过了它的“文学性”；这就是说，新文学的出现，存在与发展，作为文化运动主环的意义与影响，远胜于它作为纯粹文学的价值。④
  而中国学界再次意识和在文学的意义上讨论这样的事实，已经是近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袁可嘉对诗歌问题的这一发现可以说是他对现代诗学批评的又一重要贡献，是一种最能显示着现代“中国特色”的诗学追问与思想建构。

①诗论结集《论新诗现代化》于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②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页。 ①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页。 ②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见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册，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③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页。 ①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26页。 ②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页。 ③瑞恰慈谈“经验”，侧重于人的“智力”和“情感”，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也定位于“艺术经验”，将现实“人生”作为“经验”的限定语则是袁可嘉的思想。 ④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5页。 ⑤柯可：《杂论新诗》，见《新诗》1937年1月第2卷第3、4期合刊。 ①姜飞：《新批评的中国化与中国诗论的现代化》，见《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 ①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2页。 ②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页。 ①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2页。 ②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页。 ③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页。 ④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页。 ⑤袁可嘉:《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3页。 ⑥袁可嘉:《诗与民主》，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8页。 ①袁可嘉：《诗与主题》，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0.71页。 ②袁可嘉：《诗与民主》，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9页。 ③袁可嘉：《诗与民主》，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0页。 ④同上。 ①袁可嘉：《诗与民主》，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0页。 ①袁可嘉：《诗与民主》，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1页。 ②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3页。 ③例如他认为：“写一首我所谓现代化的好诗不仅需植基于民主的习惯，民主的意识（否则他的诗必是非现代化的，如目前的许多政治感伤诗），而且本身创造了民主的价值。”（《诗与民主》，《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3页。） ④袁可嘉：《我们底难题》，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