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作为4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歌批评家，袁可嘉诗歌批评体系的核心是“新诗现代化”这一理论命题，这一结论在当前的袁可嘉研究中已经达成共识。通过对瑞恰慈、艾略特等诗歌理论有选择的借鉴，袁可嘉建立了“新诗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并且以“现实、象征与玄学”的“新综合传统”为新的审美规范，实现诗歌的“戏剧化”效果。袁可嘉在40年代后期共写了二十六篇诗论文章。也许因为袁可嘉先学写诗，后来转向了理论，因此他的诗歌批评是从谈创作开始的。他的第一篇诗论《论诗境的扩展与结晶》是谈怎样写诗，不过不是谈自己写诗的经验，而是一些学习诗歌文本过程中的“发现”。第二篇《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主要讨论了他对当时诗歌创作中的一个流行倾向“政治感伤性”的观察。接下来他谈到了诗歌的“主题”、“晦涩”、“道路”等当时诗坛上比较重要的问题。在谈过现代英诗“从分析到综合”演变历程之后，他开始进入“新诗现代化”这个话题。
  目前有关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探讨大多围绕着四篇文章展开，这四篇文章包括：
  《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1947年3月30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新诗现代化之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1947年5月18日，《大公报
  ·星期文艺》）《新诗戏剧化》（1948年6月，《诗创造》第12期）《谈戏剧主义——四论新诗现代化》（1948年6月8日，《大公报·星期文艺》）比较典型的，如蓝棣之先生，就曾在《九叶派诗歌批评理论探源》一文中明确
  提出袁可嘉对“新诗现代化”这个话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四篇文章里，并逐一分析各篇文章在其“新诗现代化”诗论体系中的位置。
  然而，袁可嘉对于“新诗现代化”诗论体系的构建显然并不止于上述四篇文章，1948年10月30日发表在《大公报·星期文艺》的诗论文章《诗与民主》就被明确地冠以“五论新诗现代化”之名。遗憾的是，在当前对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体系的阐述中，《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这篇文章的位置颇为尴尬：或被完全忽略，或在论述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诗论体系的客观原因和内在需求时，才会被提及。
  但是，正如蓝棣之为袁可嘉的《论新诗现代化》所作的序言里所指出的，袁可嘉的诗论有着明显的把批评作为科学的倾向，偏重于美学原理的探究，理论系统的建立。他的前四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将“新诗现代化”体系层层推进，表现出鲜明的理论建构的企图。对于这样一个有着自觉的理论体系构建意识的诗论家而言，明确地把《诗与民主》一文作为“新诗现代化”的第“五”论，当然不会是一时的兴会感发，研究者应当而且必须把它列入其理论体系中去。在我看来，在《诗与民主》一文中，袁可嘉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民主文化”。作为“新诗现代化”体系的一部分，“民主文化”的提出并不是为了说明“新诗现代化”体系得以形成的客观原因和内在需求，而直接指向了“新诗现代化”体系的终极目标。
  正如大多数研究者所注意到的，袁可嘉作为4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歌批评家的原因在于，他的批评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揭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40年代所遇到的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但是《诗与民主》的篇首，袁可嘉首先提出了辨析“民主”作为政治制度与作为文化模式两种认识之间的优劣，在篇末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民主的政治热到民主的文化热确实是我们当前必需的发展途径。”袁可嘉的这一论述显然已经超出了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范畴，而涉及现实社会政治。
  其实，考察袁可嘉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从最初的《死》，到后来的《号外三章》《冬夜》《进城》《上海》《南京》《诗三首》（香港、北平、时感）等，都可见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忧患之感。虽然袁可嘉从未投身于政治，更不曾置身于革命队伍，但是作为书斋中的学者，他仍然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原始语义上的爱国精神，对于现实人生也有着朴素的人道关怀。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的诗论家，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体系应当被放置到抗战胜利后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去。他的“新诗现代化”理论体系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展开的关涉民族国家建设问题的思考。“民主文化”是“新诗现代化”诗论体系的终极理想：所谓“新综合传统”、“新诗戏剧化”是“民主文化”在文学创作上的投影，构成了“民主文化”的文学形态；而“现代化的文学”与“民主政治”通过“民主文化”实现转化。在《诗与民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整理出这样一条线索：通过“新综合传统”、“新诗戏剧化”完成“现代化的文学”，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民主文化”的建设过程，通过内在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民主文化，”最终在政治体制层面实现一个“民主政治”。
  “新诗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关于“民主”与“诗歌”的关系的论述可以说是其在纯粹理论意义上的有关国家民族未来的构想，并成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社会政治环境中有关文化建国问题讨论的诸多声音中的一种。
  抗战的胜利使得人们对于国家的想象具有了一定的现实可能性，有关国家“建设”问题的讨论文章，开始大量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到文化、教育、道德的建设等等，不一而足。有关“文化建国”的讨论成为文化界关注的重点，“在学术文化上赶上世界水平”被视为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必经之路①。文化界呈现出一种众声喧哗的状态：复孔的讨论，学术独立的呼吁，对语体文的再思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对胡适的十年教育计划的争论，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在“文化建国”中的责任和义务，对美、英、法等国的国家建设中的文化建设讨论和借鉴等等，都显示出文化界对“文化建国”这一重任的关注和努力。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宣告解散。原属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师生纷纷踏上了平津之归途。而袁可嘉则回到了南方老家。这一年的10月，袁可嘉经袁家骅推荐被聘为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与他的师友沈从文、冯至和卞之琳等重聚。文化复员后的平津地区，原京派文人如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卞之琳、冯至等占据了平津文坛。他们在1945年以后的平津文坛掀起了一场建设新文化的热潮，对文化建国问题展开自己的思考。1946年10月，杨振声在复员后的《北大文艺》第1期上发表了《我们要打开一条生路》，这篇文章成为战后平津文学界建设新文化的第一声呼喊。“打开生路”的呼吁得到了颇多响应。沈从文、废名、陈衡哲、李广田、朱自清等一批原京派或近京派文人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尽管“打开生路”的要求虽然相同，寻求的道路却各样。但总体而言，大都不脱从思想革新出发进而到社会革新的思路。而其中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冯至诸人，更有意识地将思想革新与文学革新紧紧相连，希望把创造“新文艺”作为建设“新文化”的第一步。从“新文艺”到“新文化”再到“新国民”，最终实现国家的重建，这就是抗战结束后平津地区自由主义作家群设想的建国模式。①
  在从“新文艺”到“新文化”最后到“新国民”、“新国家”的建国模式中，“新文艺”是出发点也是工具，“新国民”、“新国家”是终点也是目标，而“新文化”的建设则是实现从“新文艺”到“新国家”转化的中间环节，“国家的重建”将以它为精神基础，“新文艺”的方向也将以它为目标。对于“新国家”的希望，他们谈得较少，而且往往只是一些类似“与世界上的现代国家在各方面并驾齐驱”的国家等等并不十分明确的语句。②尽管表达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对“民主国家”的认同却隐约可见。萧乾、沈从文的国家想象中，“民主”还是建国的关键。
  作为联大学生，袁可嘉与西南联大教师的沈从文、卞之琳、冯至、李广田、朱自清等人的关系密切，有目共睹。文化复员之后，袁可嘉在朱光潜任系主任的北京大学西语系担任青年讲师，还曾协助杨振声编辑了《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和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而他的这一系列诗论主要发表在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冯至等主编的刊物如《大公报·星期文艺》《大公报·文艺》《益世报·文艺周刊》《文学杂志》《华北日报·文学》《经世日报》文学副刊等。师长们对于文化建国的思考，对袁可嘉有多大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在他的“新诗现代化”诗论体系中，来自社会各方的有关“民主”问题的讨论确实引起了袁可嘉的关注。
  事实上，有关“民主”问题的讨论，在整个40年代都是一个热门话题。正如储安平所形容的，“人心所归，”
  民主是今世主流，无可抗阻③。自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将抗战与民主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成为人们思考国家形势的一个特点。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引发了抗战爆发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二次危机。3月，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学会以及一部分无党派人士联合组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同盟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的一种结合”①，强调实行民主是目前头等重要的任务。中国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强调只有彻底地改革政治，切实实现民主政治，方能消除现时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方能使人民“情愿”为国家牺牲一切，最后达到“战胜暴日”的目的。②
  即使是偏向于国民党的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同样承认“民主”的重要。青年党认为，“实为刻不容缓之事③，抗战建国之大业必须集合全国民主政治的完成，”亿万人民的心德才能完成，而只有以民主为基础建设国家才能使全国亿万人民的心德结为一体。国家社会党则痛斥那种认为中国民众知识能力低劣，不能够实行民主的论点，指出民主主义是一种根本原则，实行民主是“十二分重大的问题”④。
  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是坚定的“民主至上论”者。尽管从托克维尔到哈耶克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都指出过民主与自由存在着内在冲突，但是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念中，民主与自由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没有自由一定没有民主，但有了自由并不一定能得到民主。他们以“民主”为基本理念，认为“自由主义只是达到民主的工具”，民主则是“比自由主义更高的一种境界”。⑤
  中国共产党也对“民主”问题有深入思考。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著作，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要求战后“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⑥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稍后，中共又向国民党当局书面提出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共的这一系列活动在国统区引起爱国民主力量的强烈反响，民主建国运动形成一次高潮。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民主建设为目标的新的民主党派纷纷出现。1945年10月，由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负责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成立。12月，由黄炎培、施复亮、章乃器负责的中国民主建国会，马叙伦、周建人负责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先后成立。1946年5月，许德珩、黎锦熙等负责的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由邓演达等组织成立的政党经历了一系列的更名，从20年代的“中华国民党”、30年代初期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到抗战前夕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1947年2月又一次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这一系列的更名活动可以说正体现了时代关注中心的移转。社会各界人士也表达了对于“民主”的渴求。1945年2月22日由全国文化界著名人士三百余人签名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吁请国共两党实行民主、团结抗日。1945年9月起，出版界开始了争取新闻出版的民主自由权益的斗争。1945年11月，陶行知等教育界人士主办的《民主教育》杂志大力呼吁教育民主，恢复教育自由。甚至冯友兰也在思考哲学与民主的关系。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和民众为争取民主自由的罢课游行示威活动也在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可以说，抗战胜利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争取民主的高潮。
  尽管“民主”逐渐成为一个核心概念，但各方对于民主的认识却大相径庭。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是“联合一切民族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将“民主”从政治领域推到经济领域乃至精神领域，提出英美的“政治民主”和苏联的“经济民主”结合起来的“民主”才是现代中国应当争取的“民主”。而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在“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之外，提出了“生活方式”的民主。尽管他们对民主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正如储安平所言大家“所感觉兴趣的”还是“政治”。①因此，在实际的论述中，“政治”问题始终是“民主”讨论中的核心问题。
  对于这种将“民主”外延限定为政治制度的“民主”讨论热潮，袁可嘉称之为“民主的政治热”②。从文学家的身份和思维出发，袁可嘉对于“民主”也有自己的思考。
  在《诗与民主》中，袁可嘉回顾多年来国家政治和文化格局的变迁，深深地感觉到民主观念有进一步扩大和加深的必要。①在他看来，“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文化模式或内在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全面的、整体的文化形态。他认为，作为“文化形态”的“民主”应当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外观的文化模式，其二是内在的意识状态。“外观的文化模式”涉及社会生活层面，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伦理以及文艺政策等各方面，是“有形制度”，也是“民主”最现实、最具体、最基本，同时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的最紧密的一个环节。而“内在的意识状态”则属于精神生活层面，是“抽象观念”，是引导人们去实现“有形制度”的内在意识。②这两者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紧密相连。没有了后者，前者便失去了根基；没有了前者，后者也难以得到保证。在“外观的文化模式”和“内在的意识状态”中，袁可嘉更强调其作为“内在的意识状态”的价值。他倾向于把“民主”作为一种“抽象原则”，来考察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这一点一方面与他文学家的身份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基于40年代后期的“民主的政治热”这一现实状况提出的。在他看来，40年代后期有关民主的讨论普遍地将“民主”只看作是一种政治制度，这种狭隘的民主观最终使得“民主”走向了独裁、不民主。以文学为例，一旦“民主”被简化成为某种形式的政治制度，推进政治运动的也就成为追求“民主”的文学创作的唯一的目的。他认为这种狭隘的“民主观”正是当前文学界宗派倾轧的原因所在。③只有在内在意识的层面上接受了“民主”，才能在外在的社会生活层面上实现真正的“民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民主文化”的概念，以“民主文化”为“新文化”的内涵，通过勾连着外在的文化模式和内在意识状态的“民主文化”来实现从“新文艺”到“新国民”、“新国家”的转折。他希望通过提出“民主文化，”形成“民主的文化热，”纠正“民主的政治热”所造成的偏差。
  从“民主文化”出发，他对“民主”的内涵作出新的阐释。他指出，“民主”的本质是“从不同中求和谐”④。所谓“不同”，就是肯定事物具有多方面性和丰富性。所谓“和谐”，则是强调事物的相反相成，肯定事物内在的统一性。“不同”是“民主文化”的起点，“和谐”则是“民主文化”理想的完成，二者缺一不可。仅仅强调前者，丰富只能是混乱，民主就变成了无政府；仅仅着重后者，调和只能是简化，民主也就成了变相的独裁。“从不同中求和谐”就是要从矛盾中求调和，强调吸收一切复杂的因素，通过适当的选择、调整和安排而获得某种平衡。袁可嘉以“辩证的”、“包含的”、“戏剧的”、“复杂的”、“创造的”和“有机的”来概括“民主文化”的基本特性。所谓“包含的”、“复杂的”和“创造的”，强调的是“不同”的各部分因素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独立地位，承认各部分因素存在的现实性以及寻求自我发展的合理性。所谓“辩证的”、“戏剧的”和“有机的”则强调“不同”与“和谐”的关系：和谐从不同中产生，和谐的形成必定经历各部分因素间的矛盾冲突，同时和谐的结果并不影响各部分因素的存在价值和独立地位。
  在从“新文艺”到“新文化”最后到“新国民”、“新国家”的建国模式中，“民主文化”如同一座桥梁，架设在抽象的文学与具象的国家之间。从“民主文化”到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逻辑推理是这样完成的：首先，他将“民主文化”指称为一种“现代的文化”，强调是现代人生的丰富性和奇异性造就了“民主文化”。其次，他认为现代化国家与“民主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产业分工的日臻细密、专家化倾向的逐渐加重、自觉意识的不断提高等一系列现代化国家所特有的人类生存状态为“民主文化”的生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与此同时，“民主文化”也在一步步地引导着“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向。既然“民主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向，那么中国“如果想与世界上的现代国家在各方面并驾齐驱”，“民主文化”都是必须采取的途径。①
  袁可嘉认为，在“民主文化”引导下的“新文艺”是一种“现代化”的文学。②其“现代化”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由现代化国家所特有的人类生存状态推动而成的“民主文化”对文学的整体价值和表达方式提出全新的要求。这种“现代化”的文学，一方面，它是“民主文化”的一个部分，以实现“民主文化”为目标；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必然要分担“民主文化”的基本特质。换句话说，“现代化”的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民主”的完成。把“民主”与“文学”紧密联系起来，这在40年代后期有关“文学”与“民主”关系的讨论中并不少见。左翼文学家也在积极讨论“文学”与“民主”的关系。郭沫若提出“文艺本身便是民主精神的表现”①，杨晦也曾简洁地表示“文艺的本质是民主”②。这种认知与自由主义作家对于民主文化与现代化文学间的关系的理解在表达上颇为相似，内涵上却有天壤之别。“必须在民主政治下，艺术天才方能产生，文艺方能健康发展；而文艺又可以促进民主，是极有利极有效的斗争武器”，杨晦对于“文学”与“民主”如何相互影响的阐释表明，他们始终是从“政治”角度入手看待“民主”的。在他们的眼中，“文学”和“民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在袁可嘉眼中，“文学”与“民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文学”是“民主文化”的文化诸部门之一，同时文学本身也是“”“民主文
  有机地创造民主价值的行为③。化”深入到“现代化的文学”的骨髓，在文学活动的各方面都有所体现。
  就作者而言，现代化的文学必须植根于“民主意识”。一方面，作者应当以“辩证的”、“包含的”、“戏剧的”、“复杂的”、“创造的”和“有机的”眼光看待社会生活。他必须充分认识到构成我们整个社会的不同职业、不同志趣、不同阶层的人们都具有独立的地位，构成整个文化的如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伦理等不同因素各有其存在价值；另一方面，他也应当以“辩证的”、“包含的”、“戏剧的”、“复杂的”、“创造的”和“有机的”眼光反思自己，努力使自己的精神、物质、情绪、想象的生活得到更均匀的发展。袁可嘉认为，只有如此，作者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拥抱全面的人生经验，对于人生与现实的认识也才能更深入；同时也才不至于陷入狭隘的政治热，同时也避免单调的艺术技巧热。
  就作品而言，现代化的文学本身即创造了“民主价值”。现代化的文学在写作的过程和表达方式上都渗透了“从不同求和谐”的民主精神。每一刹那的人生经验都包含着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因素，必须通过字词、语调、节奏等各种手段加以调节和综合，以曲折、暗示和迂回的表达方式，在作品中建造出一个立体的结构，才能使这些矛盾复杂的因素获得最丰富的表达效果。
  此外，文学批评也应当是“民主”的。批评与民主的关系格外密切。一方面，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活动，集中体现了“允许各个人有表达不同意见而彼此争论、辩驳、解释、说服别人的自由”这一民主之真谛。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批评的进行与作为“民主”外在文化模式之一的民主政治制度关系密切。“谈批评必先谈民主，因为在没有民主的空间里我们一定也见不到真正的批评；谈民主也必先谈批评，因为不批评的民主一定只是假民主”，袁可嘉对文学批评的民主本质的强调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40年代后期，随着文学一元化进程的推进，从阶级斗争出发的政治批判逐渐压倒了从文学创作出发的文学批评，政治定性成为文学批评的排头兵。对于批评家对写作的横加侵犯，平津地区的持文学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给予了积极的驳斥。冯至也曾根据德文杂志上MaxBense的短文《批评与论战》著文，强调批评与论战的严格区别。①他特意从字源上考察批评（Kritik）和论战（Polemik）的区别，提出前者是客观地判别是非真伪，后者多半是主观地否定所攻击的对象；前者估量作品的价值，发现它的优点或弱点，后者只是单纯地拥护或反对某一种思想。他们提出应当在文学批评领域建立一个“民主”的空间，对于那种“有些批评家对与自己脾胃不合的作品，不就文论文来指摘作品缺点，而动辄以富有毒素和反动落伍的罪名来抨击摧残”的“不民主”的批评和只准一种作品存在的“独裁”观念必须革除。②“民主文化”勾连着外在的社会生活和人们内在的意识状态，正是这种特性使它能够在抽象的文学和具象的国家之间、在文学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之间建立一座桥梁，“文学救国”的思路也因为它的提出而臻于完美。然而归根结底，这些也不过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探讨，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现实政治斗争的洪流。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袁可嘉对“民主文化”的“辩证性、包含性、戏剧性、复杂性、创造性、有机性、现代性”的概括与他对“新综合传统”之所谓“综合”的认识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在《综合与混合》中，袁可嘉详细阐述了他对于“综合”的理解。他认为“综合是有机的统一”。它强调诸种因素之间的融合无间、有机配合，“分得清而分不开”。多种因素各自都需扩大加深、有效发展，然而又都遵守着“整体制约部分”的原则。“整体制约部分”的原则可以防止某一种因素独占价值、放逐整体，从而保证了整体意义“得有高度表现”。①“综合”可以说最根本地体现了“民主文化”的价值内涵，因而也具有了原则意义。与此同时，如前文所言，他将“民主文化”的特质理解为“从不同中求和谐，”“不同”是“民主文化”必需的起点，“和谐”则是“民主文化”理想的完成。这种理解中同时包含着人们对“民主文化”实现过程的认识。而“综合”原则中体现出的实践性又使它成为实现“民主文化”，完成从“不同”到“和谐”的基本手段。“新综合传统”可以说是“民主文化”在文学创作上的投影，是“民主文化”的文学形态，也是新的文学创作倾向的集中体现。

①专论，《文化建国的基础工作》，《平明日报·社评》，1947年2月27日。 ①段美乔：《论1946—1948平津文坛“新写作”的形成，见《中国现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 ②袁可嘉：《诗与民主》，见《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10月30日。 ③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见《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 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招待外国记者会上的谈话》，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②《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见《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中国青年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见《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中国青年党》。 ④《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见《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 ⑤邹文海：《民主政治与自由》，见《观察》，第1卷第13期，1946年11月23日。 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 ①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见《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 ②袁可嘉：《诗与民主》，见《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10月30日。 ①袁可嘉：《诗与民主》，见《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10月30日。 ②沈从文：《一种新的文学观》，见《文潮》，1卷5期，1946年9月1日。 ③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见天津《大公报》，1947年5月5日。 ④袁可嘉：《批评与民主》，见《民国日报·文艺》，1948年5月17日。 ①袁可嘉：《诗与民主》，见《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10月30日。 ②同上。 ①郭沫若：《文艺与民主》，见《青年文艺》，新1卷第6期，1945年2月。 ②杨晦：《文艺与民主》，见《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袁可嘉：《诗与民主》，见《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10月30日。 ①冯至： 《批评与论战》，见《中国作家》，第1卷第3期，1948年。 ②杜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见《大公报》1947年5月5日。 ①袁可嘉：《综合与混合》，见《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