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袁可嘉（1921—2008），浙江慈溪人，1946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期间，他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中国新诗》等刊物上发表新诗。新中国成立后至去世前，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外文出版社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和诗歌翻译工作。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我国研究英美现代文艺思潮和流派的著名学者。他的主要诗作是合集《九叶集》和《八叶集》。著作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论新诗现代化》《现代派论·英美诗论》等，他的译诗集主要有：《彭斯诗钞》《米列诗选》《英国宪章派诗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主编）等。
  袁可嘉是“九叶派”的诗论家。与唐湜主要评论九叶诗人不同，袁可嘉诗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新诗的现代化。由于受英美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袁可嘉主张新诗必须实现自身价值，克服自身的缺点和弊病，必须现代化以与世界诗歌接轨；同时他还从理论上探索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为“九叶派”的形成，以及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杭约赫曾称赞袁可嘉“对现代诗与现代文学批评有过深湛的研究”。二是新诗的戏剧化。戏剧化的思想显然源于艾略特。艾略特认为：“哪一种伟大的诗不是戏剧的？……谁又比荷马和但丁更富戏剧性？我们是人，①袁可嘉则进一步指还有什么比人的行为和人的态度能使我们更感兴趣呢？”出：“人生经验的本身是戏剧的（即是充满从矛盾求统一的辩证性的），诗动力的想象也有综合矛盾因素的能力，而诗的语言又有象征性、行动性，那么所谓诗岂不是彻头彻尾的戏剧行为吗？”①按照袁可嘉的说法，“从现代心理学的眼光看，人生本身是戏剧的”，而“戏剧化”的根本要义在于其“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②这正符合戏剧的间离效果。这种间离效果，恰恰暗合了现代主义者那种既不回避现实人生，又持相对客观立场的心态。诗人既是人生戏剧的个中人，更是冷静审视、客观思考的评判者。由于新诗戏剧化这种观点，避免了新诗过于写实和过于虚夸的弊病。诗人只有通过“戏剧化”的表现性和间接性原则，使自己“不至粘于现实世界，而产生过度的现实写法”③。“过度的现实写法”，容易流于平铺直叙和散文化，缺乏想象力；“表现上的客观性”避免了新诗过于张扬个性，一味表现一己悲欢，脱离现实、缺乏理性的思考。基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各自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袁可嘉提出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主张，这也正是“九叶派”诗人身体力行的美学追求。
  袁可嘉又是一位“九叶派”的诗人。他的诗早期曾受到徐志摩、冯至、卞之琳的影响，多是沉思型的。如《沉钟》：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
  从形式的诗句整饬、凝练看，很像“新月派”的新格律诗；然而从内容看，那沉思、思辨、沉寂、寂寞、静谧又与冯至的诗非常相似，而袁可嘉自己则说与卞之琳极为相似，儿可乱真。我以为他的《空》在空灵方面更像卞之琳的诗：
  水包我用一片柔，
  湿淋淋浑身浸透，
  垂枝吻我风来楼，
  我的船呢，旗呢，我的手？
  我的手能掌握多少潮涌，
  学小贝壳水磨得玲珑？
  晨潮晚汐穿一犀灵空，
  好收容海啸山崩？
  小贝壳取形于波纹，
  铸空灵为透明，
  我乃自溺在无色的深沉，
  夜惊于尘世自己的足音。
  这首《空》与卞之琳的《白螺壳》颇为相似。从意象到意境都很相近。如此诗首二句：“水包我用一片柔，/湿淋淋浑身浸透。”《白螺壳》：“请看这一湖烟雨/水一样把我浸透。”《空》：“我的手能掌握多少潮涌，/学小贝壳水磨得玲珑？”《白螺壳》：“掌心里波涛汹涌，/我感叹你的神工。”《空》：“小贝壳取形于波纹，/铸空灵为透明。”《白螺壳》：“空灵的白螺壳，你，/孔眼里不留纤尘。”据诗人自己说，他倒并非刻意去模仿老师的作品，只是因为当时他如痴如醉地喜欢卞诗，耽读卞诗，再加上当时自己由于感情的失落而产生的落寞心情，于是在写诗时，不知不觉间就自然形成了老师的风格。袁可嘉的《岁暮》一诗，写得很精致优美，且有古典诗歌的韵味，倘要归类，则无疑可归入“新月派”的新格律诗：
  庭院中秃枝点黑于暮鸦，
  （一点黑，一分重量）
  秃枝颤颤垂下；
  墙里外遍地枯叶逐风沙，
  （掠过去，沙沙作响）
  挂不住，又落下；
  暮霭里盏盏灯火唤归家，
  （山外青山海外海）
  鸟有巢，人有家；
  多少张脸庞贴窗问路人：
  （车破岭呢船破水？）
  等远客？等雪花？
  再看这首《墓碑》：
  愿这诗是我的墓碑，
  当生命熟透为尘埃；
  当名字收拾起全存在，
  独自看墓上花落花开；
  说这人自远处走来，
  这儿他只来过一回；
  刚才卷一包山水，
  去死的窗口望海！
  这首诗的内容很现代，诗人以诗为墓碑，作为墓碑的主人，却“独自看墓上花落花开”，并且又以当事者转化为旁观者，由“我”转变为“他”：“说这人自远处走来，/这儿他只来过一回”，“去死的窗口望海”。由自我转化为他者，再来反观审视自我，正是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其孤独寂寞的情调，以及这种表达方式，也是与现代主义相吻合的。然而，在诗的形式上，却表现为对传统的认同。每节四行，第一节二、三、四句押韵，第二节一、四句押韵，二、三句押韵，读来朗朗上口。类似的诗还有《无题》：
  我的心竟这般寂静，
  如冰霜融于黄昏；
  幽冥里睁大了眼睛，
  看树影儿移远移近。
  倒真是自溺于古井，
  想漂白三千载风尘；
  我虽爱狂风暴雨，
  尤爱风暴后海蓝天青。
  同样表现了孤独寂寞的心情，内容和表达方式是现代的，而四句一节，一韵到底的形式却是传统的。
  这类诗表现了袁可嘉诗的一种婉约的风格，他的诗的风格还有另一面，那就是豪放和冷峻。这是由时代和现实所决定的。随着时代和现实的变迁，袁可嘉诗的内容和风格也随之变化，其内容变得非常关注现实，风格则由优美和抒情一变为豪放、冷峻和讥刺，语言也由含蓄凝练变为平易幽默。他写于“七七事变”七周年的《我歌唱，在黎明金色的边缘上》就是一首气势雄壮的政治抒情诗。且看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吸引读者的前三节：
  听，我们的马蹄
  ——我们新中国轻骑兵的马蹄
  清脆地敲响着黎明金色的边缘。
  我们——新中国的轻骑兵
  沉重地驮载着世纪的灾难
  曾久久抑郁在霉烂的叹息里
  在惨白的默默里
  罪恶的黑手，骄纵地
  为我们增订一页页痛楚的记忆
  多少年，我们躁急地等待第一声出击。
  终于有一天
  （那在历史上嵌稳了不朽的日子）
  一支复仇的火令闪过北国七月的蓝空
  我们狂笑中噙着眼泪
  向风暴，催动我们骁勇的桃花骑
  这首诗与上述的诗大异其趣，豪放雄浑，是政治抒情诗的本色。但与一般政治抒情诗不同的是，运用了现代诗的写法。“新中国轻骑兵的马蹄/清脆地敲响着黎明金色的边缘”，这里采取虚实结合的手法，“马蹄”是实的，而“黎明金色的边缘”则是虚的，用“敲响”加以联结，收到了奇妙的艺术效果。“霉烂的叹息”、“惨白的默默”都是运用通感的艺术手法。叹息属于听觉的范围，霉烂则是视觉所及，同样，惨白是视觉，而默默是听觉，听觉和视觉的替代错位，造成了变抽象为形象的生动艺术效果。
  还有的诗则表现了冷峻、讥讽的风格。如《上海》：
  不问多少人预言它的陆沉，
  说它每年都要下陷几寸，
  新的建筑仍如魔掌般上伸，
  攫取属于地面的阳光、水分
  而撒落魔影。贪婪在高空进行，
  一场绝望的战争扯响了电话铃，
  陈列窗的数字如一串错乱的神经，
  散布地面的是饥馑真空的眼睛。
  到处是不平。日子可过得轻盈，
  从办公房到酒吧间铺一条单轨线，
  人们花十小时赚钱，花十小时荒淫。
  绅士们捧着大肚子走进写字间，
  迎面是打字小姐红色的哈欠，
  拿张报，遮住脸：等待南京的谣言。
  此诗作于1948年，诗人以极其精练、形象的笔触，对处于新中国建立前夕十里洋场上海滩的畸形的社会世态，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此诗的风格与诗人前期作品的风格相比，几乎判若两人。由于为诗的题材所决定，所以，此诗语言的特点是机智、幽默、辛辣，写意和工笔结合，讽刺与直斥并重，对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揭露得入木三分。如果说《上海》一诗主要是揭露讽刺上海滩的畸形社会，虚假繁荣，那么在《南京》一诗中，诗人则将批判讽刺的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
  一梦三十年，醒来到处是敌视的眼睛，
  手忙脚乱里忘了自己是真正的仇敌；
  满天飞舞是大潮前红色的蜻蜓，
  怪来怪去怪别人：第三期的自卑结。
  总以为手中握着一支高压线，
  一己的喜怒便足以控制人间，
  讨你喜欢，四面八方都负责欺骗，
  不骗你的便被你当作反动、叛变。
  官员满街走，开会领薪俸，
  乱在自己，戡向人家，手持德律风，
  向叛逆的四方发出训令：四大皆空。
  糊涂虫看着你觉得心疼，
  精神病学家断定你发了疯，
  华盛顿摸摸钱袋：好个无底洞！
  这是一首十四行体诗。然而，与传统的十四行体诗的风格已大相径庭。传统的十四行体诗的风格是深邃沉思型的，而这首十四行体诗却是冷嘲热讽，嬉笑怒骂。以十四行体来写讽刺诗，这是一个突破。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诗人将讽刺的矛头直指蒋介石，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类似的诗还有《旅店》《难民》等。在《旅店》一诗中，诗人写道：“不安像警铃响彻四方的天空，/无情的现实迫我们匆匆来去，/留下的不过是一串又一串噩梦。”一个极其普通的旅店，本来是风尘仆仆、饱受羁旅奔波之苦的旅客借以憩息的温馨之所，然而，在战乱中，这里所面对的是“远方的慌乱，黑夜的徬徨”，“和投奔而来的同一种痛苦”，“留下的不过是一串又一串噩梦”，渲染了多么阴森恐怖的氛围。《难民》是一首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的诗：
  要拯救你们必先毁灭你们，
  这是实际政治的传统秘密；
  死也好，活也好，都只是为了别的，
  逃难却成了你们的世代专业；
  太多的信任把你们拖到城市，
  向贪婪者求乞原是一种讽刺；
  饥饿的疯狂掩不住本质的诚恳，
  慧黠者却轻轻把诚恳变作资本；
  像脚下的土地，你们是必需的多余，
  重重的存在只为轻轻的死去；
  深恨现实，你们缺乏必需的语言，
  到死也说不明白这被人捉弄的苦难。
  这首诗运用了强烈对比的手法，令读者震撼。“要拯救你们必先毁灭你们，/这是实际政治的传统秘密”，看起来殊不可解，实际上，这是揭露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以救济难民为名，中饱私囊的罪恶。“像脚下的土地，你们是必需的多余，/重重的存在只为轻轻的死去”，“必需”和“多余”，“重重的存在”和“轻轻的死去”都是相对的反义词。诗人通过这些反义词的组接对比，深刻地揭露了在反动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和不公。这些难民多半来自农民，原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所必需的，但是，在反动统治下，他们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自然是多余的了。“重重的存在只为轻轻的死去”，真个是轻重倒置。难民是民，民为邦本，应该是“重重的存在”，却“轻轻的死去”，令人叹惋。然而，更可叹的是这些难民虽然“深恨现实”，却缺乏觉悟，“必需的语言”是有了觉悟后，才能说出来的。所以可悲的是他们“到死也说不明白这被人捉弄的苦难”。诗人一方面对反动统治强烈的愤怒，加以讽刺和鞭挞，另一方面对不觉悟的难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冬夜》是袁可嘉的又一力作。在人民解放军兵围北平的重大历史时刻，诗人用冷峻幽默的笔触，状写了城内各色人等不同的心态百相。非常的时局，引起人们种种不安的猜测，于是谣言就应运而生。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谣言的传播，十分精彩：
  谣言从四面八方赶来，
  像乡下大姑娘进城赶庙会，
  大红大绿披一身色彩，
  招招摇摇也不问你爱不爱。
  把谣言比喻为“进城赶庙会”的、身穿“大红大绿”的“乡下大姑娘”，真是奇特有趣。这种远取譬的比喻，非常生动，令人过目不忘。用同样的手法，写人的忧伤沮丧：“人就若痴若呆地张望，/活像开在三层楼上的玻璃窗。”用玻璃窗比喻痴呆张望的眼睛，可谓神来之笔。还有他写人们的紧张不安，急于求助的心情：“阿狗阿毛都像临危者抓空气，/东一把，西一把，却越抓越稀。”寥寥两句就把类似一个溺水者抓稻草的急迫心情生动地表现出来。甚至东西两座城门都给了诗人天才的灵感，他把它们想象为一个括弧：“东西两座圆城门伏地如括弧”。这是从圆形城门的外形引发的联想。而从“括弧”的“括”字，他又忽发奇想：“括尽无耻，荒唐与欺骗。”诗中又写到“不曾测准自己的命运”的“测字摊”、招揽生意的“商店伙计”、“沉得住气”的“读书人”等。一首不算很长的诗，成为一幅围城百相图，我不得不佩服诗人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与这首诗风格迥然不同的，同样写北平的诗，还有一首《北平》。这首诗采取拟人化的手法，把北平写成“我”可以倾诉的对象。因为是倾吐心声，所以写得真情流露，较为平易澄明：
  有人说你是活着的死人，我替你不平，
  试打开任何一个角落，别处哪有这份美景？
  公园的黄昏，北海的午夜，景山的早晨，
  生命不强，哪里消受得了那么多美的浸淫？
  但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你是新文化的中心，
  思想的新浪潮都打从你的摇篮起身，
  踉踉跄跄地大步前去，穿透紧裹的夜心，
  突然飞出一脚将大小沉睡的灵魂踢醒。
  不过你一旦沉醉，酣睡深深，也着实让人担心，
  一向是理性的旗手，如今也自困于反民主的迷信，
  我来自南方，爱你像爱我失去而复得的爱人，
  总愿你突破一时的眩惑，返求朴质的真身，
  至勇者都须自我搏求，像你在“五四”之春
  所发出的追求科学民主的宏大呼声！
  这又是一首十四行诗，写得思想深邃，情感深沉，写出了诗人对曾经高扬科学民主精神的北平那种既爱又忧的心情。值得注意的是，惯于用现代手法写诗的袁可嘉，在这首诗中，恰恰没有用现代手法。也许诗人觉得这种直抒胸臆的写法，更能表达他当时的心情，更能激发读者的情感，引起他们的共鸣。也许在袁可嘉的诗中这首诗是特例。总的说来，他的诗现代手法是较为突出的。
  袁可嘉的诗歌主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体现。他的诗在内容上切近社会现实，真实反映了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以及民众的悲惨生活；在艺术上，则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象征、通感等手法，追求多层次的含义，其诗的语言机智、冷峻、幽默。由于知性这一“九叶派”诗人共同的特点，使袁可嘉的诗蕴含深邃的思想，使他能更加深刻地揭露当时社会的反动本质。
  袁可嘉虽然诗歌作品不多，但是这些作品都堪称上乘之作。他在新诗理论上的建树，特别是有关新诗现代化的论述，以及精湛的创作实践，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作于2009年10月18日
  北京芳城园寓所

①艾略特：《伊丽莎白时代四位剧作家》，见李赋宁译注《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版。 ①袁可嘉：《谈戏剧主义——四论新诗现代化》，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6月8日。 ②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诗创造》第12期，1948年6月。 ③袁可嘉：《谈戏剧主义——四论新诗现代化》，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