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一
  从中国新诗的发展史来看，袁可嘉先生的诗歌无疑是占有很重要的席之地
  的。总的来看，袁先生的诗歌主要涵盖了如下内容：
  其一，战争与苦难。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多数人都在炮火与硝烟中奔波，忘却了“饥渴，疲惫，生命，爱情”①，饱受战争之苦，身心均可谓创巨痛深。袁先生的不少诗歌都歌咏了这一内容，如《冬夜》《南京》《上海》《难民》《旅店》等。其中，《冬夜》这样写道：
  冬夜的城市空虚得失去重心，
  街道伸展如爪牙勉力捺定城门；
  为远距离打标点，炮声砰砰，
  急剧跳动如犯罪的良心。
  该诗形象地描绘出了城市在战争中的“冬夜”境况：“失去重心”——倾斜、破烂，像“远距离打标点”似的砰砰炮声让人们心惊胆战，街道不再是平常人们交谈说笑或办事的地方，而是像可恶的爪牙“捺定城门”，把可怜的市民囚禁在灾难的囹圄里……
  二
  《难民》这样写道：
  要拯救你们必先毁灭你们，
  这是实际政治的传统秘密；
  死也好，活也好，都只是为了别的，
  逃难却成了你们的世代专业；
  太多的信任把你们拖到城市，
  向贪婪者求乞原是一种讽刺；
  饥饿的疯狂掩不住本质的诚恳，
  慧黠者却轻轻把诚恳变作资本；
  像脚下的土地，你们是必需的多余，
  重重的存在只为轻轻的死去；
  深恨现实，你们缺乏必需的语言，
  到死也说不明白这被人捉弄的苦难。
  该诗揭示了难民在战争和反动统治者的统治之下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与尊严，他们“重重”地活着，“轻轻的死去”，抽干了生命中最鲜活的血液，在身体与精神两个方面备受苦难……其二，情爱。在袁先生看来，在战争与炮火充斥着的时代里，人们虽然忘却了“饥渴，疲惫，生命，爱情”，但“忘却”并不等于泯灭，亲情、爱情仍然潜滋暗长着。因此，他也用诗歌歌咏了这一内容——《母亲》这样写道：
  面对你我觉得下坠的空虚，
  像狂士在佛前失去自信；
  书名人名如残叶掠空而去，
  见了你才恍然于根本的根本。
  ——在这里，亲情的表达溢于言表。
  《发酵的夜》这样写道：
  在大月亮惊奇的凝视下
  在它洋溢的倾泻下
  一纸沉思的绿翠
  枝丫以辛酸的忍耐
  谛听远处的风
  蓦然，一条鱼
  像剑光闪过眼帘
  扯碎水面的星座
  摇晃我的心像露
  当风梳过荒草
  空间与时间挣扎
  我思想的混乱
  在另一个神秘地
  摇曳着的人心上开花
  该诗以战争笼罩下夜的“辛酸”、“忍耐”开头，然后以“蓦然，一条鱼”引出爱情——鱼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历来是爱情的象征，而爱情又是神秘而神圣的，能够给人的心灵带来希望，所以“我思想的混乱/在另一个神秘地/摇曳着的人心上开花”。《走近你》这样写道：
  走近你，才发现比例尺的实际距离，
  旅行家的脚步从图面移回土地；
  如高塔升起，你控一传统寂寞，
  见了你，狭隘者始恍然身前后的幽远辽阔；
  原始林的丰实，热带夜的蒸郁，
  今夜我已无所舍弃，存在是一切；
  火辣，坚定，如应付尊重次序的仇敌，
  你进入方位比星座更确定，明晰；
  划清相对位置便创造了真实，
  星与星间一片无垠，透明而有力；
  我想一绫山脉涌上来对抗明净空间，
  降伏于蓝色，再度接受训练；
  你站起如祷辞：无所接受亦无所拒绝，
  一个圆润的独立整体，“我即是现实”；
  凝视远方恰如凝视悲剧——
  浪漫得美丽，你决心献身奇迹。
  该诗所描写的是一出爱情悲剧——在诗中，男主人公的自尊实是变相的自卑，他不仅没有主动逾越或拉近与心上人的距离，反而对心上人“如应付尊重次序的仇敌”，甚至认为“划清相对位置便创造了真实”，所以感到对方“凝视远方恰如凝视悲剧——浪漫得美丽，你决心献身奇迹”。“走近你，才发现比例尺的实际距离”，接着又说“你控一传统寂寞”，这表明男女主人公心与心之间距离的遥远——虽然她是美丽的，但她也是独立的；虽然双方有情，但终成了“尊重次序的仇敌”。
  其三，哲思。
  袁先生的诗歌注重以哲思入诗，如《断章》这样写道：
  一
  我是哭着来的，
  我将笑着归去。
  我是糊里糊涂地来的，
  我将明明白白地归去。
  二
  灯塔的光是为远方的船照亮的，
  灯塔下的海岸只能永远是黑暗的。
  该诗用“哭—笑”、“糊里糊涂—明明白白”、“远方的船—灯塔下的海岸”三组语义对立的词句表现了诗人对生命与生活的哲思。《街头小演奏家》这样写道：
  观众对他充满好奇心，
  却不知他心底起伏的波澜，
  倒是我这异国来的诗人，
  深深地为他的寂寞感叹。
  该诗借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恰普尔山市一个街头卖艺儿童的歌咏，揭示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与隔阂以及由此造成的个体生命的孤寂与悲哀——“观众对他充满好奇心，/却不知道他心底起伏的波澜。/倒是我这异国来的诗人，/深深为他的寂寞感叹”，所传达的情感正是一种“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凄凉。
  《茫茫》以“雨也茫茫，/海也茫茫，/天地玄黄，/我将何往”开头，以“何处我来，/何处我往，/青山绿水，/皆我故乡”终结，表达了诗人对生命的哲思——人仅仅是地球上的一种动物，以他这种族群的特殊方式生活着，来去都是自然的演绎，何不洒脱地穿越，做到“青山绿水，皆我故乡”。
  《难民》则用“拯救—毁灭”、“重重—轻轻”、“存在—死去”等语义对立的词句表现了诗人对难民凄苦的生活状态、时代的悲剧的哲思，它以“深恨现实，你们缺乏必要的语言，/到死也说不明白这被人捉弄的苦难”结束，引发人们对社会、对政治动乱中的生活与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苦难是多么深重，生命是多么轻微，以至于死亡对人已不再具有任何震撼力！
  从以上这些内容来看，袁先生的诗歌具有浓郁的“人的文学”的色彩。
  “‘人的文学’的基本精神，简略地说，包含两个本位的认识：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或功用说，它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的活动形式对照着说，它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①袁先生始终坚持“人的文学”观，认为不能用“人民”来否定“人”，不能以“政治”来否定生命，也就是不要错误理解“人民的文学”，用它来否定“人的文学”；其诗歌对战争、苦难、情爱和哲思的歌咏便是“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的具体化，也就是“人的文学”的其体化。
  二
  实事求是地说，袁先生诗歌在内容上并没有太多的“独特”之处——它们在古今中外的许多诗歌中出现过，但在表现这些内容时的“独特”之处则可谓多多——“前人”已谈之处虽也可谓多多，但并非“备矣”、“详矣，”其中还需“另赞一辞”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宋诗化”。
  著名学者李怡在论及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时指出，“有时候，古今的联系是相当隐蔽的，间接的”，“我们甚至已不能断言九叶诗派实际成就的取得包含着宋诗的多少功劳，我们只能说九叶诗派的作品与宋诗有某些远距离的契合，这一点可以说是‘被改造的特征’”。②作为九叶诗派的重要“一叶”，袁先生的诗歌与宋诗有着较为明显的“远距离的契合”，这种“契合”除了都有尚“议论”的特点外，还有都较为自觉地“散文化”，如《母亲》《走近你》《难民》《冬夜》等既尚“议论”，又“散文化”。
  第二，“十四行”体。
  “十四行”体即闻一多所说的“商籁体”。袁先生在其自传中明确地说：“也就是在1942年，我先后读到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和冯至的《十四行集》，很受震动，惊喜地发现诗是可以有另外不同的写法的。”③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创作了就其诗歌总数来说“比重”不小的“十四行”体，如《南京》《上海》《出航》《孕妇》《北平》等诗都采用了十四行体。不过，袁先生所创作的“十四行”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十四行”，即“以前八行为一段，后六行为一段；八行中又以每四行为一小段，六行中或以每三行为一小段，或以前四行为一小段，末二行为一小段。总计全篇的四小段，第一段起，第二承，第三转，第四合”①。同时，他的有些诗虽然不只“十四行”，但又采用了“十四行”的写法，如《走近你》总共十六句，但明显地采用十四行诗起承转合的方式，很自然妥帖地表达诗人“爱”的“徘徊”和对女性的态度——第一个四句以“比例尺的实际距离”引“起”“一传统寂寞”，第二个四句则“承”上更进一步地说明有情人成为互相“尊重次序的仇敌”，接着再用“划清相对位置便创造了真实”来“转”向实际的现实，最后以“她”的独立，用悲剧的浪漫“合”着结束全诗。
  第三，语言雅俗共赏。
  总的来看，袁先生的诗歌语言具有雅俗共赏、灵活机变等特点，其具体表现一是简洁明了而又意蕴深沉。在袁先生看来，“诗是感情的语言”②，但并非“把感情全盘托出即足以成诗”，“一首诗在胚胎期的情绪模式与它最终的表现可能有极大的差异；最普遍的情形是，它从简单走向复杂，从直觉到立体的结构，从浮泛朦胧的情思的晃动到鲜明准确的刻画，从单纯的热情呼唤，历经心智的批评，选择，综合，安排而发展为表面光滑实质深厚的有机组织”，③与此相伴的便是凝练而又准确的语言。袁先生的诗歌语言大多是经过浓缩、修饰或曰深度加工提纯的语言，简洁明了而又意蕴深沉，如《空中的表》，前两节写两岁半的孩子高兴地看“我”的表，然后听见北京站的钟声响起来了，最后以“那是什么”、“天上的表”一问一答作结，语言评为简洁明了，但意蕴又颇为深沉——含蓄凝练地表达了诗人的人世沧桑之感。
  二是诙谐机智。袁先生认同“人生本身是戏剧的”④的观点，因而提倡通过“戏剧化”来实现新诗现代化，即达到使“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
  ①。新诗戏剧化在语言上的具体表现便是用诙谐、机智的语调以造成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模棱状态，巧妙地表达作者的意图或作品的主题，如《冬夜》这样的语段：
  谣言从四面八方赶来，
  像乡下大姑娘进城赶庙会，
  大红大绿披一身色彩，
  招招摇摇也不问你爱不爱；
  说忧伤也真忧伤，
  狗多噩梦，人多沮丧，
  想多了，人就若痴若呆地张望，
  活像开在三层楼上的玻璃窗。
  在这里，诗人将谣言比作乡下进城赶庙会的大姑娘——“大红大绿披一身色彩”，期望得到众人青睐的大姑娘，但最终因自己的“招招摇摇”而被世人唾弃。这便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戏剧冲突，表达了作者对谣言的厌恶。而“说忧伤也真忧伤”，狗与人并列，当人“想多了”时就变成“开在三层楼上的玻璃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冷幽默，这种幽默里带着深层次的哀伤，是极度痛苦之后对忧伤的冷却与凝结。该诗中还有这样的语段：
  测字摊要为我定终身，
  十字架决定于方向夹时辰；
  老先生，我真感动于你的天真，
  测人者怎不曾测准自己的命运？
  商店伙计的手势拥一海距离，
  “我只是看看”，读书人沉得住气；
  十分自谦里倒也真觉得希奇，
  走过半条街，这几文钱简直用不出去。
  在这里，诗人运用机智的笔触，写出命运的真实——在那种战乱的年代里，谁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测来测去仍然还是在动乱中奔波，不知道明天到底会怎样。物价飞涨，以至于老百姓“这儿文钱简直用不出去——这儿文
  走过半条街，”钱已失去了钱的价值，买不到任何东西！诗人这种自嘲又自娱的反语手法，将当时北平的动乱时局写得十分真切，同时也是对其辛辣的嘲讽与怒斥。
  三是语言口语化。袁先生认为：“民间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好处都在他们储藏丰富，弹性大，变化多，与生活密切相关而产生的生动，戏剧意味浓。”①因此，他在其诗歌创作中，有意识地语言口语化，适当地保留一些原生态的东西以原汁原味地再现生活。如《冬夜》中有这样的语段：
  身边天边确都无以安慰，
  这阵子人见面都叹见鬼；
  阿狗阿毛都像临危者抓空气，
  东一把，西一把，却越抓越稀。
  在这里，“见鬼”，“阿狗阿毛”，“东一把，西一把”等就是一些生动活泼的口语，它们表现了当时的人们在苦难面前的无奈与惶恐。又如《号外二章》中这样写道：
  你知道，他知道，我们也知道；
  有一些东西要掉，要掉，要掉，
  掉的不会是雪花——只是一二把烂稻草！
  在这里，诗人将日常生活中的口语进行重复表达，展现了当时人们面对战争与毁灭时忐忑而绝望的心情，这种心灵深处的痛苦通过这种原生态的语言表达出来，显得更有分量，更具震撼力。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袁先生虽然常常有意识地以口语入诗，但又并不是一味地以口语入诗，也不主张这么做——在他看来，“民间语言往往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如果毫无保留地采用各地的民间语言来写作，我们所得的怕不会是全国性的文学作品而是割据性的地方文学”。①所以他诗作中的口语又并非纯原生态的口语，而是经过选择提炼之后的口语。
  第四，“中西合璧”。袁先生的诗歌一方面具有西方现代派诗歌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可谓“中西合璧”。
  其具体表现一是意象与象征并用，间接传“情”。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认为：“诗不单是感情，而是经验，但不是生活和事物的经验本身，而是对经验的提纯和升华。”②袁先生也基本上持同样的观点——他在《诗与主题》中指出：诗不宜过分依赖主题，不能低估读者的智慧，把“诗材料即充诗创作”③，也就是诗不宜太直白，因此，他主张在诗歌中注重通过意象来表达主题——他的诗歌创作也做到了通过意象以表达主题，而且诗歌中的意象“多呈密集状态”④，也十分丰富生动，如《母亲》营构了一系列意象——首先是游子归来，母亲探问旅途，出现了游子与母亲的这对意象；接着用“全人类的母亲”的意象来补充叙述母亲的伟大，将母亲的形象进一步丰满；最后是狂士在佛前失去自信的意象，诗歌将“我”比作狂士，将母亲比作佛，进而彰显母亲的高尚与神圣。袁先生像《母亲》这样“密集”型地运用了意象的诗歌还有《出航》《孕妇》等。正因为“密集”型地运用了意象，所以“他实际创作的诗并不晦涩”⑤。
  同时，袁先生也主张在诗歌中要注重运用象征的手法——他在《对于诗的迷信》一文中指出：“诗是象征的行动；文字是符号，当符号超过本身所代表的价值，而从整个结构中取得意义时——如文字在诗中作用的情形——这些符号即蜕变为象征体，容许联想的发掘和来自不同方向的扩展加深的修正影响。”①他的诗歌也注重用一个象征体来将自己内心的感受客观化以“借物言志”，如《旅店》便通过“旅店”这一象征体表达了逃难的人们对安全感和心灵安慰的寻求，同时，那像“深夜里一星灯光”的旅店实际上也是弱者某种力量或人生信念的象征。
  意象与象征的运用，扩展了诗歌的意蕴空间，便于读者自由地思考与联想，这比直白裸露的表述要高妙得多。
  二是以玄学入诗。袁先生认为，“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其中玄学“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②因此，他在创作诗歌时注重“以玄学入诗”，如《难民》中的“要拯救你们必先毁灭你们，/这是实际政治的传统秘密”，“重重的存在只为轻轻的死去，/深恨现实，你们缺乏必需的语言，/到死也说不明白这被人捉弄的苦难”等便是一些渗透着“玄学”的诗句，它们表达了诗人对时局、苦难和生命的思考，同时，也正因为渗透着“玄学”，它们才像一杯味道“深厚”的香茗，即使品过之后，还余味飘香，回味无穷。
  三是风格温柔敦厚。袁可嘉虽然深受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影响，但在骨子里又受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浸润，因而，所创作的诗歌也颇具中国古典诗歌温柔敦厚的风格。如《冬夜》从其内容上来看，实是一首很“泼辣”的诗，但其风格却颇为“温柔敦厚”——诗歌以“冬夜的城市空虚得失去重心”来奠定悲凉的基调；接着通过“街道伸展如爪牙勉力捺定城门；/为远距离打标点，炮声砰砰，/急剧跳动如犯罪的良心”勾勒出冬夜的混乱与恐慌；而“东西两座圆城门伏地如括弧，/括尽无耻，荒唐与欺骗”实际上是在用文明的句子骂人，颇为内刚而外柔……整首诗歌也因此而“温柔敦厚”。
  三
  总的来看，袁先生实际上是集诗人、学者、翻译家于一身，其诗歌特点的形成除了与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独特个性和创作性的行为直接相关外，还与他作为学者、翻译家的“职业行为”直接相关——作为一个学者，他除了自觉不自觉地研习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还自觉地研究了西方文学作品特别是西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并著有《论新诗现代化》《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现代派论·英美诗论》等论著，编辑了《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主编，与董衡巽、郑克鲁合作）、《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主编，与绿原合作）、《外国名诗选》（主编）、《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主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主编，与叶廷芳等合作）等。他作为学者、翻译家的这些“职业行为”无疑使他获得了广收博取的便利，并对其诗歌特点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对比他的诗歌与他的研究和翻译，可以看出，其诗歌特点的形成明显地受到了其研究和翻译对象的影响。具体地说，明显地受到了以下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英美新批评理论
  英美新批评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30年代传到美国，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瑞恰慈、艾略特、燕卜荪和兰色姆等。其中，瑞恰慈、燕卜荪曾在清华、燕京、西南联大等校任教。“燕卜荪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在其讲课中向学生灌输了艾略特的诗论（‘非个性化’，‘客观对应物’，对十七世纪玄学诗的重新评价）、瑞恰慈的诗论（关注文本，‘包含的诗’，即‘包含冲突和矛盾，像戏剧一样止于更高的调和’）以及他个人的诗论（语义分析批评、朦胧）等等，致使西南联大的年轻的诗人们冷落了浪漫主义而独钟于西方现代派诗”①，袁先生便是当时“冷落了浪漫主义而独钟于西方现代派诗”的“西南联大的年轻的诗人们”中的一个代表——他不仅聆听了燕卜荪的授课，研习过“新批评理论”，而且还对其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袁先生诗论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便是中国化的“新批评理论”，如他的“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即“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理论，便是瑞恰慈和艾略特理论的中国化。袁先生有意识地以玄学入诗，不少诗歌诙谐机智，充溢着“哲思”，正如游友基所说，是一种“体验的诗，静观的诗，沉思的诗，哲理的诗”①，这基本上是其诗论的“实践化”.亦即中国化的“新批评理论”的“实践化”。
  （二）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
  袁可嘉一方面对西方浪漫主义诗歌颇为钟情——他在西南联大上大学时，常常诵读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等人的诗作，并对深受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影响的徐志摩的诗歌也非常喜爱，因而，在创作诗歌时便在无形之中受到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和语言口语化便是其明证。另一方面，除对西方现代主义诗论倍加青睐外，他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也倍加青睐——对叶芝、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人的诗歌尤其如此。因此，他的诗歌也明显地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他有意识地以玄学入诗，不少诗歌诙谐机智，充溢着哲思”。这除了与英美新批评理论的影响有关外，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也有关，而他的诗歌注重对象征、意象的运用，注重刻画“深度”、刻画人的内心世界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尤其是叶芝、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人诗歌的影响有关——他曾明言道：“我在奥登《在战时中国》的启迪下，用并不严格的十四行体，描绘上海、南京和北平儿个大都市的外貌和实质，力求用形象突出它们各自的特点。”①他的有些诗与某些西方现代主义诗歌颇有神似之处，如他的《走近你》与叶芝的《当你老了》即如此——《当你老了》是叶芝在二十九岁时写给爱尔兰民族自治活动的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女演员茅德·冈的爱情诗。叶芝早年对她一见钟情，并忠贞不渝，但又一直为之拒绝；后来，她嫁给了与她并肩战斗的少校麦克布莱德。二十三年后，麦克布莱德在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叶芝再次向她求婚，但仍为之拒绝。在叶芝的眼中，茅德·冈是美丽而独立的，因而，他虽然没有被她接受，但仍然执着地爱着她。袁先生的《走近你》中以距离来表现男主人公在不自信的背后隐藏的对女主人公的尊敬，并以“一个圆润的独立整体，我即是现实；/凝视远方恰如凝视悲剧——/浪漫得美丽，你决心献身奇迹”来表达自己对女性的态度。在这两首诗中，女性实际上都是一个献身革命的圣者，两首诗也因此而“神似”。
  此外，他的有些诗表面上来看是受到了其前辈诗人如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等的影响，如他在1947年至1948年间创作的“政治抒情诗”，虽然如有些学者所云——有着明显的模仿其老师卞之琳诗作的痕迹②，但归根结底是受到了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因为卞之琳的诗本是深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的。
  （三）中国古典诗歌
  袁先生虽然没有像研究西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那样研究过中国古典诗歌，但是，由于他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中国诗人，因而不可避免地接触过中国古代诗歌并受其濡染，他的诗歌也因此不可避免受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他的诗歌“宋诗化”的特点实际上是这种影响的结果，只不过这种影响是“相当隐蔽的、间接的”罢了③。
  四
  从1941年发表第一首诗《死》④开始，到1994年创作的《我歌唱在黎明金色的边缘上》，袁先生的诗歌创作历程长达半个多世纪；虽然从数量上来看，袁先生的诗歌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并不夺目耀眼，但从“质量”来看却非常夺目耀眼：
  其一，它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如上所述，袁先生的诗歌咏及了战争、苦难、亲情、爱情、玄思、哲理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具有多方面的艺术特色，正如游友基所说，是“社会性与个人性的统一，感性与智性的融合”①，因而，既能给人以智性启迪，又能给人以感性愉悦。在精练地诠释时代、陈述事实时，他不忘诗歌的雅致，竭力用机智娴熟的笔法带给读者美的享受，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其二，它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新诗现代化”是20世纪诗坛上的一个主题，也是袁先生自己诗歌的一个主题——他曾坦陈自己五十多年的写作生涯是以诗现代化为中心目标的②。他的诗作灌注着“人的文学”的基本理念，熔铸了中外诗歌的艺术优长，“使我国的现代诗在与世界的现代诗接轨的同时仍然保持我们民族和时代的特色”因而，“”“”又
  ③，既是新诗现代化的实践者，是“新诗现代化”过程重要的一环，在新诗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其三，它为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中国当代尤其是新时期开始后，西方诗歌尤其是西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九叶诗人”的诗也在中国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当代诗人尤其是新时期开始后的“朦胧诗人”、“后朦胧诗人”虽然在创作诗歌时有意识地取法于西方诗歌尤其是西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歌，但也不能排除他们也取法于“九叶诗人”的诗，他们——如舒婷、顾城、北岛、食指等——在诗歌中注重运用象征、意象来抒写内心情怀，既注重抒情，又注重抒写哲思，这虽然未必是有意识地学习借鉴了袁先生的诗歌，但是在实际上又与袁先生的诗歌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因而，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们学习借鉴了袁先生的诗歌；而且就诗歌的“本性”而言，袁先生的诗歌势必仍会是中国时下或今后的诗人创作诗歌的一个有益的参照。

①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①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②李怡：《现代：繁复的中国旋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③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4页。 ①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68页。 ②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 ③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 ④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①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①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 ①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 ②孙玉石：《中国主义潮现代诗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 ③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④游友基《九叶诗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 ⑤游友基：《九叶派诗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266页。 ①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页。 ②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 ①吴学先：《燕卜荪早期诗学与新批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①游友基：《九叶诗派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①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②谢冕，杨匡汉，吴思敬主编：《诗探索》，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③李怡：《现代：繁复的中国旋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④《中央日报》，1941年7月20日。 ①游友基：《九叶诗派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页。 ②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作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2页。 ③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