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四十多年来，我们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觉得父亲是一个温和、宽厚、对事业有追求也有所成就的读书人。他对祖国、家乡、亲人和师友们真挚的爱，对事业的执着和克己为人的品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试图从女儿的角度略说一二。
  一、对亲人，对家乡，对集体的爱
  父亲的宽厚，母亲的温柔，使我们有一个温暖无比的家。我们常对别人说，我俩是在蜜罐里长大的。记得小时候，我俩住宿在幼儿园，爸妈担心我们衣被薄厚不适，常常悄悄到幼儿园来看我们。困难时期，爸爸把每月仅有的肉票藏起来，等着我们周末回家用，一个苹果四人分。每逢周六，爸妈就到餐馆排队买点好菜给我们打牙祭，周日则安排我们出去玩。爸爸还要我们讲礼貌，不要和小朋友吵架打闹。这些是他的言传身教。他从来不对我们大声叫骂，遇事总是先和我们商量，以理服人。有一次不记得因为什么事，反被晓敏倒打一耙，他一面回击，一面哈哈大笑。晓敏从小喜爱文艺，“文革”中扮演阿庆嫂，每天天不亮要去山坡下河边吊嗓子。爸爸出于安全考虑，总是一早起来带着她去，不问晴雨，从不间断。后来晓敏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发配到郊区农村接受“再教育”，几个月才能回家一天。晓敏每次回来都希望在家多住一晚。为了成全她的心愿，赶上第二天农活，爸爸凌晨四点，天不亮就骑车带着她，迎着西北风赶路，来回就是几个小时，十分辛苦。爸爸不但在生活上关心我们，并且在学习上鼓励我们奋发向上，尤其在他监督改造期间，心情极不愉快的情况下，还坚持每晚给我们补课，开书单要我们阅读，鼓励我们走自学成才的道路。那年初中程度的晓敏报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时，爸爸鼓励她说：“过去学校大门向你们关着，成绩再好也进不去。现在学校的大门敞开了，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去争去考。考得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那种敢于拼搏的精神。”爸爸给我们讲起他当年冒着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考大学的经历。那是1941年夏天，爸爸在重庆考大学，每天早晨四时进入考场，考卷刚发下，警报就响了，赶紧疏散钻进附近的防空洞，考卷作废。第二天又得重考，这样三番五次的折腾，弄得疲惫不堪，在防空洞昏暗灯光下，还得抓紧复习。有一次在浙江去赴考的火车上，爸爸埋头读书，一点也没有察觉遇袭，当他被震到地板上时才发现车厢里人都跑光了，于是木然地向车外一条浅沟跳下去，不久听到轰然一声巨响，那节车厢被炸，他旁边的人腿上受伤，爸爸却侥幸逃过劫难。爸爸还谈到他在昆明求学时穷得没钱买早点，有时实在饿得慌时，就到学校后山去叫去喊。爸爸那一代人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发愤求学的。在爸爸的榜样鼓励下，晓敏真的如愿以偿，考上了二外，全家人欢乐不已！
  爸爸对妈妈也是关爱备至。他常对我们说，妈妈是他认识的人中最大公无私的一位，“无论对内对外，总是先人后己”。确实如此。妈妈出身于书香世家，本是大家闺秀，不曾做过任何家务。本来就身体瘦弱的她，婚后，为了支持爸爸的事业，为了照顾好两个年龄相近的多病的女儿，她放弃了她所热爱的专业（俄文翻译），承担了生活中的一切家务。爸爸常说，妈妈为我们这个家牺牲太多了，她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他取得成绩，一半要归功于她。妈妈三十年如一日为一百多户人家义务算水电费，为大伙排忧解难，乐此不疲。邻居们称她是“活雷锋”。每逢妈妈生日，爸爸总要给她送一张贺卡，写上情意深切的话语。他在2000年的贺卡上写道：“这四十五年来的风风雨雨证明我们的情谊天长地久，固若金汤。为此，我要感谢你的全力支持：你深刻理解我的志趣，在各种艰苦关头，都以你娇弱的身躯挺身护卫。我度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七年的下乡改造、四年的劳改生涯，如今又漂洋过海，开辟新天地。你是人小心大的杰出女性。我们成家以来，你放弃自己的工作，抚养女儿，操持家务，使我专心从文，无后顾之忧，此中辛苦，我铭刻于心。你也看到我的缺点和错误，但总是从爱心出发予以谅解和提醒。”爸爸说妈妈是贤妻良母的典范，常以妈妈的为人来教育我们，希望我们像她那样做人。
  爸爸不但关爱着我们这个“小家”，对那个“大家”和故乡也特有感情。爸爸出生在一个大家族，祖父以下有五六十人（可组成两个球队比赛球艺）。他说：“祖父给我取了个夸张得吓人的名字，见面时却认不出我是谁。”父亲和亲友们极为友好，尤其是对胞兄可尚的帮助，感激不尽。大伯可尚是爸爸的启蒙老师，他二十儿岁时就在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爸爸从小受他的影响，十岁时跟他学英语、数学。抗战时读书全靠他的资助和帮助。1994年大伯因病去世，爸爸在悲痛中献上“恩如考妣，情同良师”的挽联。爸爸是家中的孝子，他刚开始工作时，每月工资四十元，但他会寄一半给母亲和病中的哥哥，直到他们逝去。逢年过节或婚丧大事，爸爸也总不忘给困难的亲戚们寄些钱去。
  爸爸关心家乡慈溪的文化事业，支持故乡文联和作协的活动，给家乡的文艺家赠书、主持座谈，为《浙东》文艺季刊撰稿，推荐家乡的年轻诗人，做的都是实际具体的事。爸爸一生，不论身在学校或工作单位，他对那个小集体也总是努力维护单位的声誉，尽力完成担负的任务，在同事之间，尊老爱幼，从不做不利团结的事。
  二、尊师重友，克己为人
  爸爸有幸在西南联大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结识了一批有才华、有成就的老师和文友。他对当年联大的老师们，如闻一多、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等都很敬佩尊重。他不但觉得他们博学多才，成就卓越，而且为人正直热诚、平易近人，又热心培养学子，提携后进。为了表达师生情谊，也为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爸爸常在适当时机，即使人在海外，也尽力为一些最接近的老师撰写纪念文字或评论文章，或推动组织有关的纪念集会、文集，如《四十年代的沈从文》《卞之琳与诗艺》《一部动人的四重奏》《卓越成就珍贵奉献》《卞之琳老师永垂不朽》。1990年、2000年为卞之琳先生举办的祝寿和研讨会，爸爸也是发起人之一。2000年12月，爸爸已七十九岁，他拖着年迈多病的身体，不顾家人的反对（他说，就是我一个人，我也要去），在寒冷的冬天，从纽约飞到北京，参加为卞之琳先生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充分体现了爸爸对多年追随的老师的深情厚爱。为唤起读者对卞先生散文成就的注意，他在国外资料不全的情况下，研读四部有关的集子，撰写了《一位诗人、哲人的散文》。爸爸说，对一位老师作家，最好的纪念是认真读他的书。
  爸爸经常为别人忙碌，作序写文章，有时通宵达旦，而把自己的事放在最后，他心中装的是大家，是整体。有时我们不理解，怪他太多精力“为他人作嫁衣裳”，他却认为这是为发扬前辈和朋友们的卓越贡献，促进我国文学发展所应该做的分内事。
  爸爸在文教界有不少谈得来的朋友，都是各有所长。来往多的自然是“九叶”同仁们。他们之间的谈话或通信，都是讨论自己的工作和对诗界的观感，充满互相鼓励和坦诚相见的气氛。有不同意见时就各抒己见，求同存异。爸爸在“九叶”中年纪最小，以小弟自居，对过早去世的四位长者（穆旦、陈敬容、唐祈、曹辛之）和健在的另外四位都写过专文评介。爸爸对朋友们总是称道多，认为他们有许多值得他学习的地方，但也有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他说，重视友情，更要重视原则。
  爸爸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特别是那些没有机会进高校学习的业余诗歌爱好者，他总是有求必应，有信必回，有问必答。有时常常达到忘我的程度。1999年七八月间，爸爸在纽约突然收到一位家乡青年诗人寄来的快件，说他的诗集即将出版，希望爸爸赶时间为他写序。当时爸爸正因糖尿病缠身，中风摔倒三次，精力衰弱，已有两个多月不能提笔，有时看会儿报就睡着了（脑缺氧），外出忘记归路。当时我们劝他：身体要紧，不能再接任何事情，等病好后再说。他坚决不肯。他说，“我年轻时也是靠沈从文、冯至等前辈提携才出道的。这位青年诗写得不错，是个有潜力、有前途的青年，我要扶他一把！”就这样，他带病读完了这位青年诗集中的每一首小诗（一百一十首），但经常只读了十多分钟，就又昏睡过去，手中的集子掉在地上。每次看到他歪倒在椅子上沉睡的样子，我们心里是既害怕又心疼。他毕竟是快八十的老人了，真怕他这是最后一次提笔了！但他终于写完了一篇近五千字的评论《诗贵升华》。他这种急人所急、热心扶植年轻人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们。
  爸爸曾对我们说，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文人，要注意做人第一，做文第二。他常教导我们要淡泊名利，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养成乐于助人的好习惯。爸爸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1957年他从外文出版社调到外文所时，工资是翻译六级。本可升为副研。但那时比他先进所的同事还是七级，为了不特殊，他自愿降一级，拿七级工资。过了两年，所里要给他提升，他了解到，这次若给他一人调，其他两位同事就不能调（因增资总额有限），他跟领导说：“那就先调他们，我就不必动了。”再次把机会让给了别人。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平静地说：“所里那两位同事经济情况比我们还差，他们更需要钱用。”（其实我们一家四口，都靠他一人的工资，生活并不宽裕。）他并教育我们，凡事要考虑整体，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就这样，从1946年担任助教到1979年提升副研，爸爸当了三十三年的助教、助研，真是个“老童生”了，但他毫无怨言，只说这是“时代的悲剧”。像他这样一心为别人不顾自己得失，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爸爸妈妈为人善良，周围的朋友们都喜欢他们，加上妈妈做得一手好菜，我家周末常常是宾客满座。特别是那些刚毕业新到所的，或家在外地的年轻人，逢年过节，爸爸总要把他们请到家来吃个团圆饭，热闹一番。
  爸爸这样待人宽厚，与世无争，最后却仍未能幸免“文革”的冲击。有人说他搞外国文学，崇洋媚外，宣传“封资修”的烂货，本身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十七岁时，抗日战争爆发，他不顾慈母反对，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投笔从戎，在抗日前线做宣传工作，历尽艰辛，饱尝轰炸之苦，幸免于难，这件事却被记作父亲的“历史问题”；中美建交后，与三十年后第一次回国观光的老同学、著名学者（著有《周恩来传》）、爱国华侨相聚，被说成是“特嫌”，“有间谍活动”；爸爸为他引见了儿位作家和师友（北大的朱光潜、李赋宁、袁家骅等等），也被认为是“阴谋”，“非法活动”；就连爸爸赠送他的东北革命群众组织编印的《毛主席书法选》，也被说成是“泄露了国家机密，”有“为美国间谍提供情报的反革命动机，”要我们上交所有“罪证”。有一天傍晚看到爸爸沉着个脸，严肃地坐在书案前，妈妈在忙着给他打行李，说是有人要来抓他。我们围着沉默不语的爸爸，小琳问：“爸爸，你怕不怕？”爸爸说：“不怕，他们来，我自己走，我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就这样，爸爸戴着“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天天写交代，被批挨整，接受长期审查，监改劳动多年（逢年过节不能外出，不断写检查，加倍受管制）。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家家忙着搭防震棚。而我们家唯一的男劳动力爸爸，还在接受监督改造，顾不上病中的我们，奉命在烈日下蹬着板车挨家挨户给别人送木料，搭棚子。“文革”中爸爸吃了不少苦，前后写了十五年的检讨，长期寝食不安，身心受到摧残，直到1979年下半年才得到平反。对这种种错案，他能正确对待，从无怨言，只是叹惜时间一去不返，实在可惜。他总是安慰我们说，我吃的苦比别人少得多，还要我们原谅“文革”中整过他的人，说很多人做错事都是不得已，要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
  父亲对人宽容厚道，对自己却是严格要求的，特别对自己喜爱的诗歌翻译和研究工作，强调认真研究，力求立论正确，表达简练准确，有时为了一句诗，一个词，他要沉思很久，反复推敲，在饭桌上对我们的问话都毫无反应。有时把手稿放在一边，冷冻一段时间，不忙着发表。有时发表以后，还要反复修改。他1958年编译的《彭斯诗钞》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正赶上“大跃进”年代，爸爸因“右派”言论下放到河北建屏农村劳动锻炼，每天天不亮就出工，到晚间十一点才收工，回来后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工作，没有桌子就拿被褥枕头代替，还冒被批评之险，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迫下，夜以继日地工作才得以完成。这个译本，四十年来，经不断修改，再版，目前已成为一百三十首较为完整的本子。
  父亲做学问一丝不苟，可在生活细节上非常马虎。他生活俭朴，吃穿极为随便，甚至常闹笑话。我们经常笑他把衣服穿反了，鞋子穿错了，有时在外做客竟把主人的鞋穿走了，两只袜子不成双，种种趣事，无奇不有。
  三、对祖国，对事业的爱
  爸爸在这段漫长的人生道路中，走得很累，很辛苦，却很执着：“文革”中他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遭冷落而动摇信念。在逆境中，仍不放慢脚步。他始终热爱着他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外国文学事业。
  记得有年夏天爸爸每天要在烈日下翻石灰，石灰在强烈的阳光反射下十分刺眼。对常年患有高血压，高度近视，且一只眼因眼底黄斑而完全失明的爸爸来说，十分辛苦。一天干下来，腰酸腿疼，头晕眼花。晚上回来，还要伏案工作。有时妈妈看到他那疲惫不堪的样子，心疼地说：“今晚你就别干了吧，早点休息。”爸爸从不听劝，他似乎要把被剥夺的时间补回来：“时间已经浪费掉很多了，我再不抓紧怎么行！”就是在这样动荡不安、出书无望、子女受株连（升学的不能升学，入党的不能入党）的艰苦日子里，爸爸白天劳动改造（翻沙子、烧锅炉、扫厕所），晚上夜战，搞翻译，做研究。《美国歌谣选》那本书就是那时译出来的，直到1985年（十二年之后）才得以出版。
  终于盼到了1979年的平反解放，爸爸“如鱼得水”，他发奋地读书，争分夺秒地写作（他说：“能为后人多留下点资料才是我最大的心愿。”），并为社科院外文所培养英美文学人才而勤奋地工作着。在1979年至1997年的十七年中，他写了十五种书，儿乎是每一两年一本，同时也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研究生、博士生。这是他思想最活跃、创作最多的十七年。后来家人都定居在美国，只有他老人家还在北京坚守岗位。早在1990年我们在办妈妈来美手续时就问他是否可一同来美，他坚决地说：“我手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研究生要带。我的读者、学生、事业都在中国，我怎能弃而不顾呢？”又过了几年，当又一批学生毕了业，我们又催他，现在总可以走了吧？想不到他说：“我带的学生是毕业了，可他们出国的出国，远走高飞，外文所在这方面还是没有接班人。”因为想到家人都已来美，年迈多病的他无人相伴左右，随时都有发病的危险，可父亲硬要一意孤行，我们是又气又心疼。我们激他说，难道世上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爸爸停了一下，很严肃地说：“‘文革’十年，耽误的岂只是一代人，现在青黄不接，我着急呀……”爸爸为国家外国文学方面人才不足而急，那种愿为国家培养人才尽心竭力的责任感，是我们后来才体会到的。直到1997年后半年，最后一批博士生结业后，他才同意来美团聚。那时他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老人，已不能一人独自在北京生活了。
  爸爸对事业的执着，对工作的兢兢业业，来自对国家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来自对祖国深沉的爱，而这种爱是具有深长的文化意蕴的，他爱的不仅是锦绣河山，而且是悠久昌盛的中华文化和改革开放的新成就。
  爸爸来美后，更加关心国内大事。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报，了解当前国内外形势。每月还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查找文学信息。每每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新成就，中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表现出的优异成绩，中国加入世贸，国足踢进了世界杯……他是那么激动。尤其是看到北京申奥成功，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大喜日子。上午10:18从电视上看到北京申奥成功的喜讯，心中十分兴奋。七十一年前我国只有一人出席奥运，失败而归，而今则获得主办2008年奥运的壮举，真乃翻天覆地慨而慷的大事啊！晚上饮酒祝贺。”爸爸曾说：“我年轻时在北京做美国梦，一心想来美国进修；如今老了却在纽约做中国梦，夜夜梦着北京。时间相隔五十年，目的却只是一个：提高自己，为社会尽责。”爸爸还一再鼓励我们学好文化，掌握一技之长。特别是在海外生活，不要丢掉中华民族的可贵传统，不论走到哪里，都要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四、敬业精神：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爸爸一生表现出一种埋头工作的敬业精神。青少年时，专注读书，立志“学业不成誓不还”；成年以后更是勤奋工作，即使到了八十高龄，念念不忘的还是读书，写作。他相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古训。他说：“人生不过百年，活一天就要学一天，干一天；要活出意义来，为后人留下点东西，才算不虚此生。”他为自己提出一个十年计划的三字诀：一是“补”，补读中西名著，因此近来添置了不少新书，并从旧日藏书中挑选了一些运来备用；二曰“改”，把自己已发表的二十六种著译认真加以修改，补充新资料，输入新观点，五年内完成一部四卷《文集》；三曰“创，”爸爸还要写一部有关中国新诗的专著，希望能有助于新诗运动的发展。他认为，这三字诀是互相联系的，只有“补”得好，“改”得好，才能“创”得好。他说他不奢望活一百岁，但愿再有十年时间完成这项工作。作为女儿，我们对爸爸的雄心壮志极为感佩，决心为保证他的健康和良好生活工作条件尽心竭力。祝愿他老人家成功！
  每当我们想起与父亲共度的日日夜夜，不管是欢乐的还是辛酸的，我们都为自己能有这个温暖无比的家，能有这样可亲可敬的父母而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爸爸不仅是我们的家长、良师，更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知心朋友、好榜样。我们决不辜负父亲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不忘他老人家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像他那样踏踏实实地做人、做事、做学问，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001年11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