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纽约留学，认识了袁可嘉先生的女儿袁晓敏（Mimi）。晓敏是个热心人，在我困难时帮了不少忙。我们曾经是室友，后来又做了同事，加上我们又都姓袁，所以便熟上加熟了。那时袁可嘉先生还没有去美国，但是从与晓敏的交谈中，我每每听得出她对父亲深厚的感情和敬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晓敏似乎就是为了孝敬父母而生的。为此，她牺牲了很多个人生活，而她非但没有丝毫悔意，反而甘之如饴。在见到袁可嘉先生之前，由于我的孤陋寡闻，对他的文学造诣所知并不多，只是对他的名字有些耳熟；而晓敏虽然深爱父亲这个“屋”，却遗憾地并未及文学这个袁先生钟爱了一生的“乌”，加上她不事张扬，所以我也并未从她那里知道袁先生在中国文学界享有的知名度。1997年，袁先生和夫人来到美国，和晓敏住在一起；不久，我们成了邻居。初次见到的袁可嘉先生是一个体态偏胖，憨态可掬，高度近视，有些腼腆，对社交言辞似乎颇感为难的人。他说话带着柔软的南方口音，慢而清晰，让人感觉似在吟诵诗句。他脸上有着近乎谦卑的微笑，虽然话很少，却不会让人产生距离感。那时我一有困难就经常打扰他们，而他们一家人总是热情地伸出援手。有一次我年幼的女儿生病发烧不退，而我又必须去上班，就把孩子放在他们家代为照看。晓敏和袁先生夫妇一直对我女儿呵护备至，悉心照料，让我特别放心。多年后，我女儿仍把袁先生和蔼、憨厚的形象与圣诞老人联想在一起，并说：“只是头发太少了。”
  在外文所的追思会上，有人在发言中提到袁可嘉先生晚年选择了去美国，但是只要所里有较大的活动，但凡身体许可，他都会不远万里赶回来参加。听得出，袁先生生前深受自己同事的尊重和爱戴，人品也受到一致的肯定和赞赏。不过，关于袁先生晚年去美国生活，可能有人会存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袁先生这位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的优秀诗人、翻译家和学者，却在晚年离开他熟悉的故土，去了纽约这样一个地方？他内心真的认为美国比中国更适合他吗？他真的像年轻人一样，出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或其他什么在中国得不到的东西吗？现在袁先生已经去世了，我作为一个与袁先生和他的家人有过几年接触的人，想在这里谈一点我知道的关于袁先生去美国的原因和他在美国生活的点滴。
  袁先生是个非常爱家的人。当年晓敏作为大女儿先去了美国，后来小女儿一家也去美国发展，那就只能让袁先生也去美国。袁先生是为了自己孩子的前途，为了家人的团聚才去的美国；而他为此牺牲了很多，包括他在国内所热爱和熟悉的一切，理想的搞研究和做学问的环境以及文学界同行们对他的尊敬——而这些对他的晚年生活是至关重要的。我相信，没有人会同意，像袁先生这样一个典型的学者，一个只以看书、思考、写作为最高享受，除此之外几乎就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在晚年决定去美国会是为了物质享受或其他什么原因。实际上，在纽约这个人情疏离而繁杂的大城市里，袁先生作为一个资深的中国本土文人，十多年的生活里一直缺少与熟人和同行直接的交流机会，虽然有家人的陪伴和精心照料，但是作为一个为文学而生而活着的老学者，他内心必定有过很多寂寞和惆怅的时刻，这对他事业上的损失无疑也是很大的。而这些，他都为了家人的需要而默默地隐忍了，从不抱怨，从不表露。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每次从美国赶回国内参加会议或其他纪念活动时，都会特别激动的原因。他回到外文所就好像回到了第二个家，看见老同事如遇久违的亲人。如果有人对袁先生在晚年去美国生活有什么不解，那他们现在应该对他的为人有了更多的了解。袁先生一生宽厚待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淡泊名利，严于克己，在单位和在家里都是如此。
  2000年，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随后他本人来到纽约曼哈顿的某书店签名售书。出于好奇，我前去买了一本他的获奖作品《灵山》，并破例追了一回星，排队让高行健签了名。去晓敏家谈到此事，袁先生回忆说，高行健80年代曾尝试先锋实验话剧的创作，吸收了不少西方现代派的戏剧手法，为此曾亲自登门请教过他，而袁先生当时给了高行健很大的支持和肯定。记得谈到这些往事，袁先生显出少有的兴奋表情。一天下午，袁先生自行散步到我家来借《灵山》，顺便又借了几本书。那次他借了书并未马上回家，而是忽然向我谈起了他对女儿晓敏长期以来感到的愧疚。他说晓敏一直推迟考虑个人的事，是因为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照顾他们二老身上；而她每次谈朋友时，都会把她必须照顾父母作为先决条件，这样一来，很多潜在的人选就都被吓跑了。袁先生缓缓道来，虽竭力保持着不变的笑容，却没能掩饰住内心的阵阵伤感。他们父女都为对方所做出的心甘情愿的牺牲，既心怀感激又充满歉疚，却又从来不向对方表露。那一次，我真实地感到袁先生是一个外表和内心反差很大的人。作为一个看上去少言寡语，甚至有些木讷的老人，他其实是一个对女儿疼爱有加、内心承载着万千心事、易感而重情的慈父。
  后来我终于了解到，作为一个优秀的老一代诗人和学者，袁先生早年曾创作过精美隽永的诗句，并高质量地翻译过叶芝、彭斯和布莱克等西方著名诗人的诗歌。我读了他翻译的叶芝的《当你老了》，发现袁先生的文字充满了直撞心扉的生动而质朴的力量，虽然其他人的译文也许选词更华丽，更精巧，却因为缺乏直接作用于感官和灵魂的冲击力而显得贫血和累赘。我也知道了，袁先生在80年代曾大胆地率先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翻译和介绍，所编著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和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丛书影响了为数众多的中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思路和视野，技巧和勇气。敬佩之余，我也看到，袁先生那腼腆而不善言辞的外表，其实掩盖着他浪漫诗人的情怀，对唯美和温馨境界的追求，以及他对西方现代派这样一颇难理解和定义的艺术和思想流派的深刻洞察和无畏的探索精神。在现实生活和与人的交往中，他也许会感到拘谨和局促，但是在诗歌和文字世界里，他却是个如鱼得水的精灵、充满智慧的勇士。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袁可嘉先生的夫人程其耘女士，因为她是袁先生一生里最重要的伴侣。程阿姨和晓敏一样，似乎天生也是为照顾袁先生而降临人世的。程阿姨出身世家，本是大家闺秀，人生得纤巧玲珑，端庄典雅，内心却有着非凡的气宇，瘦小的身躯里潜藏着男人都望尘莫及的勇气和对人对事的博大胸怀。她和袁先生一样，也是个外表和内心反差很大的统一体。每次看到程阿姨，我都会被她内心那看似不可能的能量和脸上孩童般的天真表情所折服。生活里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能泰然自若，秉着大将般的风度平静以对。所以袁先生曾赞扬程阿姨是个“人小心大的杰出女性”。听晓敏说，每到程阿姨的生日或情人节，袁先生都不忘作诗相送。记忆中她父母从没有为了什么事争吵过，他们互相欣赏，互相体谅，一生相亲至爱，令她特别羡慕。他们性格中的谦卑、大度和感恩在当下的现实里似乎已属古董般稀有了。
  晓敏说，袁先生在最后儿年得病期间，最爱听的歌是李叔同作词的《送别》。有一次，程阿姨在客厅的钢琴上为袁先生弹起了这首歌，躺在卧室床上的袁先生听到就随声唱了起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唱完，袁先生动情地说：“这是李叔同写的词，写得好哇！”这首歌里唱出的完全是袁先生晚年寂寞的心境和他对那些已经逝去、或远在大洋彼岸的老朋友们的眷眷不舍之情。
  晓敏告诉我，有一次，袁先生独自坐在轮椅上，望着窗外出神。忽然，他伸出手对着外面频频挥动起来，嘴里不停地说：“谢谢，谢谢你们来看我！”晓敏见状，忙说：“爸，窗外没有人，你在跟谁说话呀？”被女儿如此点醒后，袁先生脸上出现的是深深的沮丧和失落。袁先生常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北京了，很久没有见到国内文艺界的老朋友了！”他太渴望能再次见到他们了。
  据晓敏说，袁先生晚年很想有事做，当有出版社请他翻译美国现代诗人威廉斯的全集时，他异常高兴，说：“人老了，还有工作做，生活就是美丽的！”我知道袁先生晚年一直很想再编写儿本大部头的书，但是因为他身在美国，搜集材料不便，加上他后来眼睛儿乎失明，身体日渐衰弱，心有余力不足，终未能实现这一心愿。他曾在不能看书也不能写字的情况下，捧着自己写的一本书不断地抚摸，久久未能放下。文学、探索、写作始终是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事。
  追思会上有人回忆说，袁先生生前的诗作虽不算多，但都是精品。我想，文如其人，像袁先生这样才情横溢、人品上乘的人也不多，亦属人中精品。
  我与袁先生的接触虽然有限，但是他作为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文人对人类美好的精神世界的不懈追求与探索，对现实生活的恬淡和超脱，我是深有感受的，认识袁先生于我也是幸运的。
  在袁可嘉先生的追思会上，当大家讲述着对他的由衷怀念和他对一代人思想产生的影响时，我想起了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的一句小诗：
  死亡的喷泉，
  激活了生命的死水一潭。
  在回家的路上，我又想起了他的另一首诗：
  云把河流的杯盏斟满，
  自己却远远地藏在山中。
  袁先生在他写的一首诗里，将自己比喻为千年古寺中的一口锈绿洪钟，负载着悠悠历史的沉重，于沉默中看世间风雨的来去匆匆。古寺洪钟于袁可嘉先生，真可谓形似，神更似。有无尽沧桑，更有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