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自认识袁可嘉先生的第一天起，我就称他为“袁伯伯”直到他辞世。没能成为他的研究生是我的终身遗憾。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结束六年插队生活回到北京，在恩师陈次园先生的指导下学习英文。1977年，我考上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两年后，陈次园伯伯看我对英美文学颇感兴趣，就建议我毕业后考袁可嘉先生的研究生。他告诉我，他在毛选编译室和外文出版社工作期间和袁先生是同事。我当时颇感震惊。陈伯伯的专业是法律，因无用武之地，搞搞翻译也就罢了。像袁伯伯这样的著名诗人和外国文学学者竟然也多年从事非文学性的翻译工作，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当时我还不知道袁伯伯在“文革”期间还曾被打成反革命，多年干着扫厕所一类的体力活儿。
  记得第一次陈伯伯带我去袁伯伯家，一进门我就感到很惊讶，这位大学者的住所竟然只有小小的两个房间供全家四口居住。狭窄的屋子里到处是书，连双人床底下都堆满书。据袁伯母说，袁伯伯写书时经常要爬到床底下去找资料。其后的几年里，他的居住条件一直未得到改善。我有一次去他家时，看到他正跪在地上找书。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仍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就。
  我认识袁伯伯时，他刚得到平反。中国的学术界也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袁伯伯身兼数职，搞研究，写书，编书，带研究生，忙得不可开交。可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这样一个和他没有任何亲戚或利益关系的普通学生的请求。因为那时我所在的师范英语系的目标只是培养中学英语教师，课程很少涉及英美文学，袁伯伯在百忙之中，每周末抽出儿小时指导我研读英美文学作品。记得他指导我写的第一篇研究文章是关于《简·爱》这部小说的。后来我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还派上了用场。
  袁伯伯慈祥温和，袁伯母和蔼可亲。我每次去他们家都能感受到浓浓的关爱和温馨。很快，我和他们就变成像亲朋好友一样的关系了。听说我在上大学期间还生了一个孩子，他们都特别希望我带孩子去他们家玩儿。记得带小儿去他们家时，二老都异常高兴，盛情接待。
  可惜，一年后袁伯伯就应邀出国讲学和搞研究去了。等他回国，我已毕业，分配在一所中学教书。那时刮起一股“下海”风，我的大学同学中不少都到外企工作，我也由同学牵线到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驻华办事处做代表助理。办公地点在国际俱乐部，离袁伯伯家很近，所以我有空时就去看他。当时很多人羡慕我的优厚待遇和常出入高级场所的工作环境。可是袁伯伯却流露出对于我放弃文学研究的惋惜。他非常关心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有一次他谈起当时某些文艺政策，感到不满，觉得“婆婆”太多。他认为有的文学争论是扯皮。有些文艺批评家特别爱打棍子、戴帽子。出来一个新作家，刚写成功一本书，就捧得高高的，从此再写不出好作品了。他很感叹国内批判了一批青年诗人，使这批诗人再也不能发表东西。“这是一代人，”他说，“这一代人过去，也不知还要多久才出来下一代诗人。”谈到新诗的方向，他认为中国应当出一个彭斯那样的大诗人，热情奔放，有乡土气，又雅俗共赏。
  在和袁伯伯的接触中，我也感到自己对文学比对金融之类更感兴趣，也更倾向于做一位学者而不是生意场上的人。在袁伯伯的鼓励下，我开始申请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袁伯伯还给我写了很长的英文推荐信。后来他得知我被美国的宾州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录取，特别高兴。我临走前去看他时，他特地把他大女儿袁晓敏在美国的地址和电话告诉我，还说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去找她。后来我果然得到晓敏的无私帮助。从晓敏身上，我确实感受到“有其父母必有其女”。她父母的善良、厚道、无私和浓郁的人情味，她都得到了真传。
  袁伯伯晚年移居美国纽约，得以和他的两个女儿团聚。我那时在宾州的一所大学教书。有一次到纽约开会，抽空去拜访了袁伯伯。记得当时给他带去我刚出版的学术著作。他看了喜形于色，也赠我一本他翻译的最新版本《叶芝诗选》。后来我再没机会见到袁伯伯，但每次我和晓敏通电话，袁伯伯都要和我聊一会儿，总是问我是否又有新书出版，给我不少鼓励。
  袁伯伯学贯中西，才华横溢，更兼品格高尚、胸襟豁达，虽屡受挫折而始终不渝，让人可敬可佩。袁伯伯有大量作品传世，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将获益匪浅。而袁伯伯做人的品格和精神更是我等后辈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