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初识袁可嘉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我还很小。他与夫人程其耘是我母亲的朋友。记得一天袁可嘉夫妇带着两个宝贝女儿到我家做客，母亲让我对一个身着灰色中山装、一副学者风度的中年人叫“袁伯伯”，这个“袁伯伯”就是袁可嘉。母亲仅告诉我他是位翻译家。后来，我才知道袁可嘉还是个诗人。
  从40年代中期起，袁可嘉就开始了研究并翻译英美文学。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翻译界受到当时“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影响，一味推崇苏俄文学，英美文学研究工作倍受冷落。这导致从事这方面翻译研究的人不仅稀缺还大幅减员，能出版的译著就更少了。就连大作家萧乾也只出版少数几部英美文学译著。60年代出版朱海观翻译的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的目的，不是让读者去了解欣赏这位美国文学大家的“硬汉”风采，而是为国人提供学习批判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材料。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十年袁可嘉出版的译著不甚丰厚。《彭斯诗钞》也只是为了配合纪念这位伟大的苏格兰农民诗人诞辰二百周年活动才获准出版的。那时的袁可嘉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可是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阻碍了他才华的正常发挥，面对这样的气候，作为学者袁可嘉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
  吴视是袁可嘉在40年代相识的朋友。当袁在西南联大读书，与其他儿位志同道合的诗人还沉浸在现代派诗歌创作时，吴已是活跃在重庆诗坛小有建树的诗人，所不同的是，他与沙鸥、晏明、柳倩和王亚平等人，从事的是激进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新中国成立后，吴视谈起当年从事的新诗活动不无感慨，幽默地称“我与袁可嘉是同宗不同派”。50年代初，吴视因与时任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王亚平的关系，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后又因受到诗人臧克家赏识，调到新组建的《诗刊》编辑部当编辑。那时的吴视春风得意，风度翩翩，一身笔挺漂亮的西装，一双锃亮的尖头皮鞋，一派英国绅士风度。这身打扮不要说在那个年代十分刺眼，就是在今天的文化单位里也是光彩耀人。他的着装与袁可嘉的一身中式布衣形成鲜明反差。版画家荒烟说，吴视和袁可嘉，一个是现实主义诗人，一个是现代主义诗人，不仅诗歌创作风格迥异，就是着装也是大相径庭，他俩应互换艺术门庭。用现在的话说，吴更具“洋范儿”。吴视劝袁要适应新时代，不要再烧冷香，搞什么英美诗歌翻译，应当搞些苏联诗歌，这样才会有前途。吴建议他从英译本中选些苏俄诗歌译，因为很多人都这么做，萧乾就是从英译本转译捷克作家著的《好兵帅克》。而袁只是笑了笑，并未作答。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前，许多俄国经典作家的著作就被翻译成中文，而且译者儿乎都是著名作家，不过不少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仅以屠格涅夫的作品为例，《父与子》《处女地》《散文诗》都是巴金的英文本翻译。50年代，巴金又将《父与子》重新翻译，不同的是根据了俄文版和几个不同英文版反复比较翻译的。《屠格涅夫戏剧集》四集是李健吾从法文转译的。最有意思的是丽尼。一位文学前辈告诉我，为什么丽尼译的《贵族之家》那么好，是因为他与小说中男主人公拉甫列茨基有着极为相似的生活经历。
  苏俄文学在中国有着众多的读者和广泛的影响，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职业革命家。像张闻天早年留学苏联熟读托尔斯泰的多部经典小说，王稼样晚年仍能用俄语流畅地背诵普希金的诗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谈到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并给予很高评价。法捷耶夫后来升任苏联文化部长，曾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随团有《日日夜夜》的作者西蒙诺夫、斯大林文学奖获奖作家费定等一大批苏联著名作家和大牌记者。新中国成立初，苏联文学与新中国文学交流是当时的对外文化主流。特别是自50年代起中国翻译出版苏俄文学译著数量之多、作家之广泛前所未有。不仅许多苏俄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被我国各路文学家、翻译家一译再译，甚至一些不甚出名的作家的一些不甚重要的作品也是一版再版。
  面对这种形势和朋友的劝说，袁可嘉却选择了沉默。在袁可嘉看来，翻译一定要从原著入手，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准确地把握原著的内涵，任何转译都可能失真。袁就是这样固执，这样执着。吴视感叹：“可嘉，可嘉，精神可嘉。”
  袁可嘉认为高水平的翻译家不仅要把原作所描述的事物搞明白才可落笔，还要用最准确最文学化的语言把自己的感受传递给读者。文学作品一定要译出韵味来，这对诗歌尤为重要。他主张看原著，不仅要看作者的一部作品，还要看其他作品，这样才能更多地了解作者的语言风格和行文特点。对搞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多查多看，不要猜，小聪明出不了大智慧。他有时对一首诗要看十儿遍才下笔翻译。反复看，反复译，每看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耐心和毅力才是智慧的源泉。他最欣赏毛泽东那句经典语录的前半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他认为这才是做文化的根本。
  好稿靠打磨，好诗凭锤炼。在中国现代诗人中，袁可嘉的诗作虽不多，但其中不乏精品。他的很多诗都值得细品，并且非常耐读，令人回味。
  袁可嘉认为文学翻译就是文学再创作，不能像明星赶场子，赶时髦。只要赶，就会粗；只要粗，就留不住。他不认为文学翻译者是苦行僧，相反，品味孤独体验寂寞是件非常快乐的事。“只要你译进去了，你就会得到无穷的享受。”这就是袁可嘉的治学理念。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在五六十年代会坚守英美文学研究的孤岛而不动摇，在八九十年代取得如此骄人成就的原因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另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房龙《人类的艺术》的译者衣成信先生。他在中译本序言中写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艺术创造需要充分的时间，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下，产生不了伟大的艺术。”虽然这是二十年前写的，但是对当下文坛仍有现实意义，令人警醒。为什么袁可嘉的许多诗篇和译著广受读者喜爱，多年来被多家出版单位不断出版？因为它们是精品。只有精品才能存活，只有精品才能永驻，只有精品才能薪火相传。读者渴望精品，时代呼唤精品。
  袁伯伯已经走了五年，去得是那么匆忙。他去了遥远的地方，与中外老友在天国相聚。我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幅动人的景象：他与艾略特、威廉斯、彭斯、叶芝、布莱克等英美文化名人相见，告慰这些文化先驱，自己已将他们的优美动人的诗篇留给中国读者，让他们分享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仿佛听到他与叶芝一同吟诵《当你老了》：“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袁伯伯是“九叶派”诗人第八片凋零的绿叶。他与其他七位“同宗同派”的诗友在天国相会，他们回首半个多世纪共同走过的路，一起吟唱撒向人间都是爱。袁伯伯与那些“同宗不同派”的诗人相遇了，他们又可以继续探讨中国新诗发展的路径，因为他们都是推动中国新诗前行的精英。我耳边仿佛又响起诗人吴视对袁伯伯中肯而真诚的评价：“可嘉，可嘉，精神可嘉。”
  愿袁伯伯在天堂上能接受我这迟来的追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