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999年10月的一天，我在慈溪日报社的二楼办公室里收到一封厚厚的航空信，里面是长达十一页的文稿，题为“诗贵升华：卷前絮语”，用蓝色圆珠笔工工整整地誊抄在方格纸内，朴实而娟秀的字迹，密密匝匝连成一片，约五千余字。当时作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第一本诗集《食指和拇指》，这是移居美国女儿家的袁可嘉先生应约为我写的序，同时还附有一张短函，是10月6日写给我的：
  俞强，由于身体关系，许多时间被治病占去了，到今天才写成五千字短文，不敢称序，就算是我的读后感吧。我觉得你这本诗集是卓有成就的，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较高的水平，希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出更有分量的，更能反映时代特色和人民心声的大作品！
  信末并嘱：此文可在确定出书后先交你有联系的报刊发表。
  信纸是红线方格稿纸，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的。当我拆开这份沉甸甸的邮件后，感动得不知所措。袁老先生年事已高，退休后在女儿家养病，多么不容易啊，还为我出诗集赶写了这篇序文。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信笺背后，隐隐约约地还有一段文字，翻过来细看却是他女儿袁晓敏专给我写的一段话，读后震动，感奋，感激，泪眼模糊，欲歌欲泣……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又及：我父亲自6月起，身体很差，仅有一只眼能看东西，又因患严重的白内障不能看书太久，最近因患糖尿病、帕金森，血压不稳，已有两个多月不能提笔，最近刚好转，又忙于把这篇稿子搞完，常常写了几句，又因脑缺氧，手中的笔掉在地上，坐在桌前昏睡过去。我们一再劝他，等身体好些再写，但他想你在等，而且说你是位很有潜力有前途的年轻诗人……他带病读了你书中每一首诗，写下了很多笔记。我父亲是位十分坚强有志气又十分爱才的人。
  他不愿对外人讲他患病情况，但作为他的女儿，我深知他心中的苦，做事之难。只想在这里补充几句。请你在回信时不要提我给你写信一事。
  袁晓敏
  读了这段话，我的意识如被巨弦击打，沉淀在心灵深处的情感辐射开来，如被音乐提升，抖落世间的尘埃，灵魂获得了巨大的洗礼与升华。袁老先生洋洋洒洒又朴素结实的五千字左右的序文，这几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在与疾病斗争的夹缝里为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的呀！面对袁老先生的殷切期望与默默深情，蓦然之间，我怎能不感动，感叹，唏嘘？怎能不把诗歌当作生命中的馈赠与信仰？怎能不相信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崇高情愫——怎能不相信这世上有伟大的心灵与超越世俗庸常的缘分与深情厚谊？
  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认识袁可嘉先生的。当时我还在慈溪第二棉纺织厂工作，和同样爱好文学的同事方若波一起策划创办“月亮船诗社”，那是青年工人自发的文学社团组织。为了提高自己的诗歌写作水平，我通过写信与北京中国社科院工作的袁可嘉教授联系上了。他是我国著名“九叶派”诗人，著名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慈溪崇寿大袁家村人。想不到这么一联系，使我的人生谱写了传奇的一页，我很快得到他热情回信以及他对我诗作的点评。他认为我有写诗的天赋，希望我好好地写下去。就这样，我这个来自工厂基层的文学青年，无意中慢慢地成为袁可嘉教授所垂青与培植的青年诗人，虽然没有正式进入过高等学府的大门（后来通过自学考试完成了高等教育学业），但另一方面多年来我却一直享受着袁可嘉教授专门给我一人授课的“小灶”待遇。熟悉我诗歌作品的读者，都知道我来自工厂基层，是靠自学走上文学道路的，却不知道我最初写诗的十余年是在袁可嘉教授亲笔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我的恩师通过书信的方式为我这位编外的学生在诗歌创作与人生上了最生动的一课。从1986年前后到2001年的五十多封信，与1994年11月15日在慈溪唯一的一次见面，成为我与袁可嘉先生难得的人间情缘。每次当我重温文字背后温暖的时光，袁可嘉先生的音容笑貌，像巨钟发出的声音一样凝固在空气中，给我以穿透浮世与尘埃的精神力量。1988年9月8日，他从北京写信给我，指导我的诗歌写作：
  我从青岛休假回京，才看到你七月二十八日来信，迟复了，请见谅。寄来的大作也拜读了，很高兴。我觉得你的一部分作品（如《人生车站》《江南的石桥》等）写得有真情实感，文字也亲切自然，有现代味，对于一个年青作者来说，是个难得的、很好的起点。另一部分作品（如《少女们的季节》）似欠精练。有一个情况希望你注意。你有几首诗（如《中秋月》）可能受港台诗风的影响，较多地运用历史典故和旧诗词语言。这个手法运用得好，是可以增强意象，丰富诗情的，但弄得不好，也能成为徒然的装饰，无助于诗意的传达，在诗歌语言上还会造成不纯、杂凑的印象。总之，要审慎地做。
  他不仅对我个人的诗歌写作悉心指导，而且还很关心月亮船诗社、七叶诗社其他青年作者乃至整个慈溪的诗坛。1989年1月17日他写信给我：
  读了《宁波工人文艺》发表的慈溪诗歌专版，很高兴。你的《越窑遗址》《下雨的时候》，方启华的《红高粱》，周学斌的《雨夜抒情曲》，陈萍的《甜蜜的梦》等都写得有意趣，语言自然，没有那种故作高深的“伪现代派”味道。我觉得慈溪的青年诗界前景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写得更有深度，更有力量，怎样从比较浅的感觉、诗境走向深刻、厚实，走向时代的深处人性的深处。这恐怕不是艺术修养的问题，而涉及人生体验的深化问题了。文学艺术说来说去无非是一要有深刻的生活体验，二要有好的表达艺术，前者要作者深入生活，处处留心，后者要作者多读好书，推陈出新。这两者都不是简单的事，也不是谁能教会谁的。希望你们做“有心人”，多读“人生”和“佳作”两部大书，加上勤学苦练，持之以恒，自会有成绩的。
  1990年10月，我从慈二棉借调到市工人俱乐部。我写信告诉他俱乐部将成立职工诗歌创作中心，由我负责。1990年10月16日，他当即回信：
  10月4日来信收悉，很高兴。你寄来的《诗刊》我收到了，大作也已拜读，觉得很好。三首诗有思想意义，写得也有现代味，比过去你的作品有进步。我在8月15日给你复信，并挂号寄去我新编的《卞之琳与诗艺术》一册，但地址误为“慈溪第一棉纺厂”，请你有空去一厂传达室查询一下，可能搁在那里了。你们要办“职工诗歌创作中心”，这很好，我是支持的，请我当顾问，在我是支持乡梓事业，义不容辞，情不可却，至于要我题辞，不知是做什么用，请来函告知，以便考虑写些什么。宁绍是人文荟萃之地，出过许多诗人作家，希望“月亮船”同志们积极努力，一方面吸收民族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另一方面善于学习外国现代诗的技巧，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我目前正在忙于编译《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明年出书。飞白主编的《世界名诗鉴赏辞典》和两卷本《诗海》（广西漓江出版社）都值得一读。我不常去研究所，以后来信请寄家址：北京（100022）建外永安南里10楼302号。
  11月6日他写信给我：
  今晚我接到你11月1日来信和诗稿。诗歌创作中心即将开成立大会，我的题词无论如何是赶不上了，现在以短信代题词，如来得及，请你向大会宣读，表示我的衷心祝贺。诗稿等我阅过后再谈。《星星》诗刊已收到，你发的两首都不错。这阵子，我极忙碌，要发一部稿子，以后再谈。
  他收到我12月19日的信，即于24日回信：
  知悉市职工诗歌创作中心已成立，甚为高兴，希望今后扎扎实实做出成绩来。《卞之琳与诗艺术》一书，我目前已无余本，出版社只给了我10本，等以后搞到时再寄。
  1993年7月中旬，我应邀去河北承德参加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的诗歌笔会，在会议结束后途经北京时作了短暂的逗留，与四川诗人邱正伦等诗友游历了圆明园遗址，心中期待见到袁可嘉先生，可惜未能如愿。1994年5月2日，他写信给我：
  4月28日来信读悉，很高兴。我是今年一月七日回到北京的，知道你去年来过北京，碰巧我不在，错过了面谈的机会，甚感可惜。我读你最近的几首诗，感到你大有进步，除原有的自然、真诚外，又多了些深度和凝炼，如《赞美雪松》一首可以看到雪松对你精神的升华。这种情况令我喜悦，希望你继续努力。去年四川的《银河系》发了你的三首诗，不知你见到没有？如没有，可向杨山同志（630015，重庆市中山三路重庆村30号）函索。我今年将有三部书问世。专著《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已出书，但除一个样本外，尚未运来；《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已交人民文学出版社，七八月间可出版；《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丛书之一的《袁可嘉自选集》将由工人出版社于年内印行。这三本书都有总结50年来三方面工作的意思，自当寄奉求教。
  1994年7月2日，他回信给我：
  收到你6月20日寄来诗复印件已有几天了，天热事忙，现在复你。我喜欢《如果痛苦像黑夜一样降临》和《大钟礼赞》，气势较开阔，涵义也较深，有一些哲理味供人细嚼。我以为，你走的路子是对头的：现实感下面开掘一些人生的感悟、体验，使诗作不黏于实事，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写诗往往易犯两种通病：太实或太虚，太实了，读者无从发挥想象力，起不了参与作用；太虚了，读者抓不住要领，一样不能产生共鸣。这里的道理有点像中国的写意画，贵在虚实相间，把形似和神似结合起来。这是我读后的一点感想，不知对否？今年十一月间，我有可能来慈溪访问。中国译协将在十一月上旬在杭州召开全国第二次文学翻译会议，我拟与会，会后来慈溪探亲访友。如能成行，希望能见到你和其他文朋诗友。你上次来京，我在国外，未能迎迓，颇以为憾，今秋或能见面谈。到达时间，我会通知童银舫的。
  1994年11月15日，袁可嘉先生来故乡慈溪探亲。在童银舫家里，我终于和用书信给我“授课”七八年之久的恩师相见了。我们在银舫家里一起吃了一顿晚饭，并在书房里合影留念。袁老先生坐在藤椅上，我靠在他的身后肃然而立。和袁老先生一起到银舫家做客的还有著名上海版画家余白墅先生。在回乡的日子里，袁老先生在市文联举行了座谈会。参加的青年作者有童银舫、牧野、孙群豪、徐姚姚、陈雅娣等人。那时我因生活不顺心，情绪陷于低谷，袁老先生的到来给我黯淡的心灵挤开了一抹亮色。12月1日，他回京后给我来信：
  11月18日来信和诗稿收悉，当时我还在上海探亲，23日回京后又去北京大学参加全国第三次英语诗歌翻译会议，一个月来南北奔波，极为忙碌。此次回慈溪，行期匆匆，能会见文联朋友，极感欢快，承大家款待，十分感谢。请转告宣传部和文联领导以及银舫、小军、军如、群豪诸友，代我致谢。群豪同志深夜为我赶刻印章，尤为铭感。你这次寄来诗稿，我已拜读。你近来的诗作倾向于哲理思考，手法上是现代派的。比从前的要深沉一些……这几首诗调子都较低沉，看来你情绪上颇多压抑。向现代派学习是可取的，但希注意不要为他们的沉郁气氛所压到，注意理性的深度不要违背常识或情理，不要故作“妙论”而使读者纳闷。
  有一段时间，他觉得我给他的信少了，以为是对我寄去的儿首诗歌批评得太过了。1996年3月9日，他写信来安慰我：
  我上次重访慈溪回京后，曾收到你的信和诗，在回信中讲了些批评你诗的意见，可能说重了点，希望你不要介意，对别人的话，有则听之，无则不予理会，就行了。关于诗的意见，往往见仁见智，各有所偏，更不必过分认真。你写诗是很有潜力的，希望继续前进。我近来忙于译叶芝的诗和办理研究生毕业的有关事项，工作还是忙的。
  我于1994年底接替牧野任慈溪市作家协会秘书长，过了将近一年，作协的活动多起来，我常陷于日常性的工作事务中，除了举办诗歌沙龙、笔会等活动之外，那时我还忙于工作调动上的事，通过《浙江日报》的应聘考试与面试，1995年10月，浙江日报社已经录取了我，但报到的日期久久推迟。我有些焦急，其他的事情都搁在一边了。收到袁可嘉教授的信不久，我给他去了一封信。1996年4月14日，他写信给我：
  3月25日来信收到，同时接到你寄来的《绿风》和《文学港》。知悉你近年创作丰收，极为高兴。写作之余还担任慈溪市作协秘书长，为家乡文学事业操劳，这都是很好的事情。我近来很忙，一是要为三个博士生审读论文，组织答辩，二是应上海文学基金会之约，为《冯至诗文选》撰序。至于请我担任市作协顾问一事，我是不会推辞的，这是为家乡文化事业服点务，是应该的，就怕挂个虚名，做不了什么实事，辜负了大家的希望。
  1996年下半年，袁老先生应女儿再三请求去了美国纽约。11月29日，他从大洋彼岸给我寄来了迎接圣诞节与新年的贺年卡，对我的诗歌创作又作了谆谆教导。信末他说：故乡情况，时在念中，希来信告知为盼。这时候，正好我从慈二棉调到浙江日报社工作，被分配到浙报驻慈记者站为记者、站长。因为建站之初，千头万绪，不仅要适应新的工作岗位，而且还想做出成绩来，所以诗歌写作也得暂时放一放了。各种采访，发行，培训，去杭州开会等事情忙得不可开交，随后两年就是结婚、育女等人间琐事，就很少与袁老先生联系了。
  三年后（1999年过4月），县市记者站撤销，我调到了慈溪日报社工作，和大洋彼岸的袁老先生又恢复了联系。有三封信，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最为深刻。当时主编文学副刊《上林湖》，开辟了一个名家的栏目。我立即给袁老先生写信，向他约回忆家乡的稿子。不久，他从纽约随信寄来一篇文章，题目是“故乡忆，风景旧曾谙”。文内写到了慈溪和余姚，写到他少年儿童时代对出生地崇寿海地的记忆与中学求学生涯。我为了突出他对家乡的热爱，把题目改成“故乡亲，最亲是慈溪”，现在想来我当初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般作家都非常在乎自己文章题目的，何况是著作等身、学贯中西、在现代文学史上声名卓著的袁可嘉教授。现在想来反而有点惴惴不安，没有想到的是文章发表后，袁老先生从美国写信来，不仅赞扬题目改得好，而且勉励我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工作，为慈溪的文学事业努力，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宽厚心胸与对我的爱护珍惜之情。
  另一封信就是本文开头时提到的装在航空信里的一篇序文与两则短函，因为信背后的内容，确实感人至深，这里我再补充儿句：1999年10月，当时我向他约序他已身患重病，女儿于心不忍劝他身体恢复时再写。但他对女儿说：“我年轻时也是靠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等前辈提携才出道的。俞强是一位很有潜力、有前途的青年诗人，我要扶他一把。”他带病写了这篇五千多字的序文，这也是一篇见地独特、很有深度的诗论。同年11月23日，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理论与批评”专版特加编者按以头条的位置刊登了全文。网上有篇题为“叶归海地”的纪念文章称：“袁可嘉的谆谆教诲使俞强成了一位有‘现代意识’的诗人，袁可嘉严谨学风和对家乡青年诗人的扶植与关怀感动了慈溪，也感动了中国文艺界。”
  2000年12月2日，袁可嘉先生返京参加卞之琳老师九十华诞和追思会。卞老不幸仙逝，他发了四篇文字表示沉痛追悼。空隙间他清理信件，才知道我已成家。立即寄来贺年卡表示祝贺，祝福我和妻子幸福健康，他于12月29日返回纽约。
  现在，每当我重读《诗贵升华》序文的手迹与他写给我的短信，总是感慨万千，信后他女儿晓敏的一段文字，真实、浓缩地记录了他写这篇序文时的状况，我想象着袁老先生一边与疾病作斗争，一边拿着放大镜在纸上艰难地书写的情景……这封信后蕴藏的故事、场景与细节，到现在想起来，仍然让我感动，仍然让我难过，仍然有让我要流泪的感觉……由于他年事已高以及身体状况，从此我很少给他写信寄诗了。
  这些信件深藏在我的书柜中，当我一个人坐下取出来，慢慢地读，这些流逝岁月里留下的永不消失的风景，令我的内心感到恬静与幸福，是我一生最美好的珍藏。在信中，袁老先生教我如何读好“人生”与“佳作”两部大书，他的作风的朴实，他的胸怀的宽厚，他的人格高尚而富于魅力，他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深邃，他的饱经磨难又乐观豁达、不断超越的人生，连同这些信函，这些温暖、润泽、开阔、深情的文字就是我人生与诗歌的最好的教材——在人生道路上，他教我怎样做人与写诗！在他逝世五周年的纪念日子里，重读这些信件，我感到那些逐渐远去的真切在温暖中复活，这些不可多得不可再得的文字引领着我的思绪在无限少数人的时空隧道里穿行。
  尽管一生只见过一面，而他的心灵通过文字与我在洁白的纸上的无数次相晤，越过漫漶的时光，他的面容是如此的清晰，如此的慈祥与亲切！他的形象是如此的高尚与朴实，他的人生是如此的厚重、丰硕，他的精神遗产就像天空下的海岸线那样绵亘与永恒！
  急就于2013年12月30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