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早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学到过FANS（粉丝）这个英文单词，不过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粉丝”这个外来词，而今不懂外语的老太太们也知道它的含义。其实我很早就是袁可嘉先生的“粉丝”。戴望舒、卞之琳、冯至、钱锺书、穆旦、袁可嘉等都是我心目中的一流学者、翻译家、诗人，那时我还不知道袁可嘉先生是我的同乡，我读过他翻译或编译的作品集，如他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美国歌谣选》等，大多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因为喜欢欧美现代诗，也试着翻译过欧美的现代诗，又因为“九叶诗派”使我读到了袁可嘉作品，开始知道袁可嘉先生是我的乡贤，从而更加崇拜袁可嘉，成了袁可嘉的“粉丝”。
  袁可嘉先生第二次返乡至今已时隔整整二十年，离世也六年矣！
  有幸见到袁可嘉先生是我的福气。在20世纪90年代初，袁可嘉先生返乡探亲。老朋友银舫兄来电告知袁可嘉先生在慈溪，而且正在他家里做客，我骑上自行车前往“临田斋”，拜会心仪已久的袁可嘉先生。记得那天著名版画家余白墅先生也正在“临田斋”做客，可谓高朋满座。袁先生有点胖乎乎的，戴着眼镜，呢绒帽子很洋派，很儒雅。余白墅老先生高度近视，看上去瘦精精，戴鸭舌帽子，海派风范。中午就和袁可嘉、余白墅两位老先生以及其他文友一起在“临田斋”吃饭，坐得满满一席，袁可嘉好像香烟老酒都不会，余白墅先生香烟抽得很凶，喝一点黄酒。
  当时袁可嘉先生就住在他浒山城北的一个亲戚外甥家里，我带去《红红的玫瑰》几首英译中的诗歌，请袁可嘉先生指点。袁先生先是表扬后是给我讲翻译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话题，当然大多是围绕欧美文学方面的内容，他建议我可以“搞欧美文学”，往“比较文学”方向发展、研究。我虽喜欢，也算作是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可惜对老先生指点的方向努力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坚持下去。不是没有毅力，而是实在太难了，再说得功利一点，其他的爱好“诱惑”也太多了，在乡下工作“欧美文学”也派不上用场。狂热了一阵子，便再没用功下去，不成气候，实在有负老先生之愿望。
  那天他亲戚家里去了不少家乡的文友，围着老先生边拍照片边请他签名留念，老先生不亦乐乎，不觉得疲倦，很是开心。他想不到故乡有那么多人爱好文艺，带来的儿本著作，一下子送完了。送给我的那本《论新诗现代化》，后来还是银舫兄去信让袁可嘉先生签了名从北京寄来的。
  “袁可嘉藏书”印是我那天晚上回家之后的急就章，挑了一枚上好的石材，以汉白文为之，直到深夜才刻完，第二天早上就送给了袁可嘉先生。“故乡文友孙群豪同志惠存袁可嘉1994年11月重访慈溪期间”，这是袁可嘉先生在《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上的题签。老先生把最后一本书给了我，算是对我的奖励和鼓励。后来我把“袁可嘉藏书”印收录到了《兰藤印存》之中，留作纪念，而老先生把这件刻印的事情写入了他的那篇《重访故乡杂记》的文章。前年我又把收录“袁可嘉藏书”印的《兰藤印存》送给了老先生的女儿。这也算是我与袁老缘分的记录。1999年我与银舫兄编印出版《乡魂》，收录了袁可嘉先生的两篇文章《故乡亲，最亲是慈溪》《重访故乡杂记》，冯骥才先生专门为《乡魂》题写书名。
  新世纪开端的那年，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参加崇寿镇相公殿工作组。我知道“浙东抗日第一枪”就在相公殿打响，更是知道袁可嘉先生的老家就在崇寿镇，还去看了袁可嘉先生的老房子，当时没有整修过，旁边的老百姓只说这曾经是袁家的老屋，说不出或者说也不知道就在这老房子里出现了在海内外有影响的“人物”。农村工作组结束时，我写过一则要求重视袁可嘉旧居和研究的信息，好像内部有反馈意见，但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好在政府已经看到袁可嘉在国内外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和宣传袁可嘉的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去年老先生家乡崇寿镇成立了袁可嘉纪念馆，得到海内外学者和专家的关注，《十月》杂志和慈溪市人民政府还设立了永久的“袁可嘉诗歌奖”，以此来纪念袁可嘉先生。
  2014年2月于梧岭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