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2009年1月8日晚十一点多，袁可嘉先生的女儿晓敏从纽约打来电话。这是袁先生去世后，我们第一次那么长时间的畅聊。之前，即2008年11月8日袁可嘉先生的去世，晓敏已及时地通知了我的父亲王平凡。当时，我们一家还没完全摆脱妈妈刚刚离去的痛苦，晓敏也就没多说什么。大家只能相互安慰着。
  这次，晓敏在电话中详细地描述了袁可嘉先生晚年的身体状况及最后在美国医院的抢救情况。
  晓敏告诉我，在近一两年中，袁先生常常在梦中与人交谈。一天夜里，晓敏听见袁先生一直在说话，晓敏轻声叫着：爸爸，你在跟谁说话？袁可嘉先生答道：我在和卞之琳谈诗歌翻译……晓敏说：爸爸，卞之琳伯伯已经不在了。袁先生猛醒，愣了一下问道：什么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有没有写文章？晓敏轻声答道：爸爸，你已经写了，你还参加了追悼会！袁先生眼泪一下就淌了出来。晓敏说，爸爸为此泪流满面，几个小时都不能入睡。以后又梦中与冯至、钱锺书交谈（其实，这两位令他敬重的师长，早在袁先生离京去美国前就已去世了）；有一次他又好像是在会上发言，讲新诗的发展，条理之清晰……晓敏说，真可惜当时没有录下来。
  大概70年代末，我家搬到与袁可嘉先生家为邻。内向的袁先生不太爱讲话，倒是他夫人程阿姨经常用柔和的语气与我们打着招呼。记得晓敏出国以后，1991年程阿姨也去了美国。当时，我就纳闷为什么年迈的袁先生一个人住在这儿不肯去呢。晓敏告诉我：“早在1990年我们在办理妈妈来美手续时就问爸爸是否可一同来美，他坚决地说，我手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研究生要带。我的读者、学生、事业都在中国。我怎能弃而不顾呢？过了儿年当又一批学生毕业了，我们又催他，想不到他说：我带的学生是毕业了，可他们出国的出国，远走高飞，外文所在这方面还是没有接班人……看到年迈多病的爸爸无人相伴，我们是又气又心疼，故意激他，难道世上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爸爸停了一下，很严肃地说，‘文革’十年，耽误的岂止是一代人，现在青黄不接，我着急呀……”直到1997年后半年，最后一批博士生结业后，小女儿小琳一家也去了美国，袁先生才同意去美团聚。那时他已是七十七岁高龄，已不能一人独自在北京生活了。
  谁承想就是这样一个热爱祖国、热爱自己事业的学者，当年可是被冠以“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呀。
  晓敏回忆道：1973年3月底，爸爸得到外文所人事科通知，说有他原来西南联大老同学（中美建交以后，第一批来京访问的）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许芥昱要求见他。在按照组织上的安排见许后，他们有过多次来往。许先生来华除探亲外，还为了修改他所撰写的《周恩来传》和《二十世纪中国诗选》并收集当代中国作家的情况。这是得到外交部的支持的。许回答父亲关于见人问题时说，“接待部门一再讲，你认识的你自己去找，你不认识的我们帮你找”。为了帮助许，父亲赠送他两本书，并应他的要求（经北大西语系同意），陪他到北大访问了朱光潜、袁家骅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爸爸在1973年7月10日日记中写道：“许居然出了问题，今天公安局说许是个有来路的人，是个派遣特务。要我交待……”不久，许被驱逐出境，全所开批判大会，爸爸被定为犯有“为美国间谍提供情报的反革命罪行”，没收了他和许之间互送的书籍等物品，同时举行罪行展览会，不许工作，监督劳动（在所里打扫厕所，宿舍院里翻沙子，烧锅炉），接受长期审查，达六年之久。
  就这事，我曾认真问过我的父亲——当时任外文所副所长、党总支书记。父亲回忆道：1973年，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刚从干校返回北京，也就是我国对外政策稍稍解冻但还未全部放开之时，著名美籍学者许芥昱先生回国观光，提出要见袁可嘉先生，当时院部的“工军宣队”找到了父亲，让他保证袁可嘉不能出事，父亲是在“工军宣队”面前打了包票的。可是后来，公安局以掌握了“大量确凿证据”为由，责成有关部门找到了学部“工军宣队”，最后判了袁可嘉先生“里通外国”罪，这个宣判是由我的父亲在全所大会上宣读的。父亲至今为此事深感内疚。
  电话中晓敏告诉我，那儿年他们家人一直抬不起头。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家家忙着搭地震棚。而袁家唯一的劳动力，作为被管制的对象，不但不能给自家搭棚，不能照顾病中的孩子们，还要奉命在烈日下蹬着板车挨家挨户地给别人送木料，搭棚子。不但袁先生长期寝食不安，身心受到摧残，晓敏——作为“现行反革命”的子女，也被剥夺了升学的机会（被迫去农村插队，与“黑五类”一起干活）、入党的机会，及工作的机会（连卖冰棍的单位都不敢雇用她）。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晓敏连续两年都因爸爸的问题不能报考，眼看1979年高考来临，为了自己的命运，晓敏只有最后一搏，三番五次地找到公安局及有关方面，最终有一天公安局来入到外文所，出示为袁先生平反的决定，大意谓他在1973年与许的来往是由许提出的，经组织批准的，所透露的情况不足以构成“为美国间谍提供情报的反革命罪行”，决定宣布平反，并退回所没收的东西。袁先生感慨万千，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至此我的政历问题（共7个）已全部改正。从此，是个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人，可以安心工作了！”当天下午，袁先生就接受了带研究生的任务；这一年，晓敏也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录取。全家那个欢呼雀跃呀……
  我知道，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白天接受改造的袁先生，晚上仍是夜战，搞翻译，做研究。《美国歌谣选》那本书就是那时译出来的，直到1985年（十二年之后）才得以出版。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由袁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不仅为渴望走向世界的文学青年打开了一个第一次眺望现代西方窗口，同时也为那个年代的一切文学创新提供了来自西方的高端范本”。
  2008年，这套书在第九届“深圳读书月”中被评选为反映改革开放历程的三十本书之一。
  夜半了，晓敏柔声细语地讲着，我静静地听着，慢慢回想着起多年前在我家门口常遇的袁可嘉先生，我从没见过他脸上挂着埋怨、忧愤的表情，他永远是那么祥和、谦逊，常常低头不语，背着手独自漫步在庭院之中。“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负驮三千载沉重/听窗外风雨匆匆/把波澜掷给大海/把无垠还诸苍穹/我是沉寂的洪钟……”（袁可嘉《沉钟》，1946）以前读这首诗没太有感觉，此时突想起这首诗，我竟不禁双眼充满了泪水。
  70年代末始，我们家和袁可嘉先生一家同住永安南里社科院宿舍的同一栋楼、同一单元、同一层楼，互为对门。说起我的父亲与袁可嘉先生共事相识也有五十多年了。直到1997年袁先生离开北京到美国纽约女儿处定居，他们仍电话、信件往来不断。
  记得父亲在给晓敏的回信中提到和袁可嘉先生相识的时间：“我回忆确切的时间是，他1957年8月从外文出版社调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我当时在办公室工作（我于1955年调到文学所）。1955年文学所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我俩一同转入学部。1964年9月，我俩又一起转到外国文学所，不久我们俩到安徽‘四清’。1970年，我们又一起下放到河南学部“五七”干校。1972年12月返回北京……‘文革’后，我虽然调到外单位（文学所、少数民族文学所），但我们还是邻居。”
  我真正了解袁可嘉先生还是他出国以后的这些年。因为，他经常与我的父亲保持联系，他让父亲随时传递国内信息，并积极关注着国内一些学术情况及所里的情况。
  记得最清楚的是，2000年初，他多次写信给父亲，给外文所领导，给卞之琳先生，积极倡导举办庆祝卞之琳先生从文七十周年作品暨九十华诞活动，信中提出：“追求两种成效，一是引起国内社会对人文科学的重视，二是有助于国家统一改革的大业。”他在信中提出成立筹备小组，联系有关单位，筹集资金方案，邀请国际友人等非常具体的建议，并提议会议名称为“《卞之琳文集》首发暨学术研讨会”。信中还告知卞老：“我近来身体尚好，尽力争取回京一次，共襄盛举……”然而，2000年12月2日下午，风尘仆仆地从美国赶回的袁可嘉先生，得到的却是卞之琳先生上午刚刚离去……
  又如2005年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去年文学所和外文所曾举行建所纪念活动，我很愿了解一切情况。可否挑选一些有关的报道或文章，复制寄我一阅……”“明年接受出版社的约请，要译一部美国现代诗人卡洛斯·威廉斯的诗歌全译本，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人活着，有工作做，是美丽的……我目前最大的心愿是编出一部自己的文集（创作一卷，评论二卷，翻译三卷），在九十岁前出齐，也算是对关爱我的读者的一个交代和个人的工作小结。”
  2004年圣诞前袁先生给父亲信中写道：“二个月前，我们回京叙旧，促膝谈心，至感愉快……人日以老，心见其衰，但愿大家珍惜今日，乐观未来，活好每一天，实现每一天的价值。时不我待，勉哉！勉哉！”
  这些年，父亲与袁可嘉先生通信，很多是经我手发出，有打印好的，有扫描手迹通过E-mail发给晓敏的……一直令我感动的是，袁可嘉先生仍是那么信任我的父亲，每每了解国内情况，了解社科院，了解外文所，了解一些熟知的老学者等等，大多是通过我的父亲。一次，父亲给袁可嘉先生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在谈到袁先生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作的贡献时说，“可嘉，……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自己的事业。作风正派朴实。是个勤奋好学、治学严谨的学者。1973年你受到错误批判，使身心受到摧残。在厄运期间，你仍以坚强意志继续著书立说，表现出一个学者的崇高思想境界和品格……”收到信后，晓敏很快打来电话告知，袁可嘉先生为此感到欣慰，并代表爸爸表达衷心的感谢。
  晓敏说：“爸爸一直想回中国想回北京，想叶落归根……”后来的每次回国，袁先生一进北京的家门，衣帽未脱，就忙着给朋友们打电话，兴奋地说：“我是袁可嘉，我又回来啦！”
  袁先生最后一次回京时，晓敏准备找人把北京家里的房子重新装修一番。动工前，袁先生坐在桌前，打开抽屉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当时的表情深深地印在晓敏脑海中，至今挥之不去。看着表情沉重的袁先生，晓敏拿着摄像机说：“爸爸，你说两句吧。”在这用了近半个世纪的写字台前，袁先生非常动情地说：“多么盼望回到这个家，继续从事多年的著译工作呀！”
  悲伤的晓敏一直在自责：“可能我们太自私了，硬把爸爸拉来美国，耽搁了他的研究事业……所以，在美国的这些年，我们尽可能地照顾好爸爸。爸爸手边没资料，我们分批从北京海运过来上千册书籍。每到假期我们尽可能带爸爸妈妈去旅游，去欧洲九个国家——爸爸研究彭斯，却没到过欧洲。”
  在美国，袁先生一直辛勤耕耘，文章不断。直到2005年不能提笔，日记中断……
  站在我家后院阳台上，望着那早已是人去屋空、自然不可能有人再去精心打理的袁家后院，心中淡淡酸楚：庭院中秃枝点黑于暮鸦，/（一点黑，一分重量）/秃枝颤颤垂下；/墙里外遍地枯叶逐风沙，/（掠过去，沙沙作响）//挂不住，又落下//暮霭里盏盏灯火唤归家，/（山外青山海外海）/鸟有巢，人有家；/多少张脸庞贴窗问路人：/（车破岭呢船破水？）/等远客？等雪花？（袁可嘉《岁暮》，1946）
  “九叶”诗人一叶一叶地飘落了，我真心祝愿这沉默的一叶永远永远地飘落在热爱他的读者心里。
  2009年2月17日于牡丹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