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第一次采访是为了约稿，时间是1987年2月25日。我和同事先到冯至家，也是为了约稿。在冯至家停留的时间不长，谈了稿件的事情就离开了。然后，就到了同在永安里社科院宿舍的袁可嘉家。
  这是我第一次见袁可嘉。当时家里只有袁可嘉一个人，显得有些冷清和孤寂。同事和袁可嘉比较熟，主要是他们在交谈，印象中袁可嘉话并不多。我在一旁为袁可嘉拍照。
  第二次采访是1995年8月9日，是和《中华读书报》记者红娟一起去的。虽然还是在永安里宿舍，但袁可嘉换了房子，到了一楼，光线不是很好。这次是红娟采访，她提问，袁可嘉回答。我的角色是摄影记者。
  采访的结果是红娟为《中华读书报》写了袁可嘉的人物故事《跑好最后一圈》，发表于1995年8月23日，同时配有我拍摄的照片。考虑到这篇文字并不好找，不妨照录如下：
  韶光易逝，岁月不居。自1941年发表第一首新诗至年前出版的《半个世纪的脚印》一书，袁可嘉的笔耕生涯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他说，最初只写些青春期感伤诗，空灵飘忽，或是内省的体验，或是对生命的沉思，但日益逼人的民族苦难最终迫使他写了一些暴露现实的诗，反映着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知识分子无奈的心境。
  “三四十年代也正是我国新诗潮与西方新诗潮相交融的年代。西方，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奥登的影响所向披靡；中国，戴望舒、卞之琳、冯至和后来所谓‘九叶’诗人也推动着新诗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走向中国式现代主义。”
  “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现代主义呢？”
  “其一，力求个人感受与大众心志相沟通，以此有别于西方现代派与旧式现代派；其二，在诗艺上，追求知性与感性相互融合，幻想与现实交织渗透，强调继承与创新、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的结合，极力摆脱机械模仿西方现代派的弊病。数十年来，我们虽对西方现代诗论多有介绍，然而对其作家作品的介绍还有待于进一步渗入。”
  为此，袁可嘉虽近古稀之年，仍沉伏于案执迷于笔耕生涯：计划着选十位英美大诗人，评论他们的作品；撰写一本反映中国新诗发展历程及作家作品的专著也列在了日程之内。引用萧乾老人的一句名言：“我要跑好最后一圈。”他说。
  第三次采访袁可嘉是2000年12月。他12月2日从纽约回到北京，准备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行的卞之琳学术研讨会。没想到晚上到京，卞之琳先生已于上午驾鹤西去，他竟然未能见上老师最后一面。
  我参加了7日外国文学研究所举行的卞之琳先生追思会，袁可嘉在会上有饱含深情的发言。同时，经袁可嘉的女儿袁晓敏的联络，到永安里宿舍采访了袁可嘉。此次采访，袁可嘉一改以前留给我的沉默寡言的印象，不仅话多，而且打开心扉。我想，这可能是他从美国回到中国的原因，另外也可能是因为我是第三次采访他，已经很熟悉了。袁可嘉先拿自己的头发开玩笑，说回到北京去理发，问多少钱。店员回答，儿十块。袁可嘉说，你看看我还有多少根头发。我说，可能你去的是美发厅，不是理发店。袁可嘉谈到了在美国的生活，说美国人的素质比较高。他说，夫人在北京没
  有社会保障，只能去美国，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女儿，在美国发展得不错。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袁可嘉说：“年轻时我做梦都想去美国，现在我做梦都想回中国。”这其中包含着多少无奈和深情！其实，我内心是希望袁可嘉能够在美国和家人在一起，安享晚年，不必把工作看得那么重要。因为，第一次采访我看到了孤独的袁可嘉。第二次采访正好他的外孙女在家，又是弹钢琴，又是过来合影，天伦之乐不仅让袁可嘉精神矍铄，而且穿着颇为时尚。根据那天的采访，我给河北省作协的《文论报》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袁可嘉：现在早已是后现代派的后后后现代派文学了》，同时配有照片，发表于2001年1月1日。由于《文论报》已经停刊，还是把报道的主要内容照录如下：
  自从去美国定居，将近两年后袁可嘉才回来，而且此次停留时间不到一个月，又要返回。我问袁可嘉在美国的情况，他说每天上午一般都是看看书、报纸、杂志，下午写作，一天大约工作5个小时。作为80岁的人，袁可嘉说只能每天工作的时间短一些，希望连续加起来的工作时间多一些。
  袁可嘉先生长期从事现代派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我请他谈谈现在对现代派文学的看法。他说，“我基本上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即现代派文学有正确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我们要发扬好的，批判消极的。但现代派文学是西方50年代的文学现象，已经过时，早就是后现代派了。我对后现代派文学主张多看，多研究，少做论断，根据需要做一些选择，但我的看法有保留，因为其质量不是很高，对社会现象缺乏批判，商业化的倾向也很严重，基本上是通俗化的文学。其实现在美国后现代派已经成为过去时，是后现代派的后后后现代派，流行的是网络文学，电视文化。对此，我们也需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