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去年的这个时候，袁可嘉先生在与病魔苦苦搏斗了多年后，终究在纽约离开了我们。我没有打听他的家人在美国是怎样安置他的遗骨的，在那里，一般都有公墓。想必他的家人会按常规，在墓石上简单地刻上他的名字以及生卒年月日。其实早在1946年，可嘉就为自己写好了墓碑。他在一首题目就叫《墓碑》的诗里，告诉世人：
  愿这诗是我的墓碑，
  当生命熟透为尘埃，
  当名字收拾起全存在，
  独自看墓上花落花开；
  说这人自远处走来，
  这儿他只来过一回；
  刚才卷一包山水，
  去死的窗口望海！
  诗人其实并没有真的死灭，他的作品与磊落的一生都活在人们的心中。而他自己呢，仅仅是在凭窗眺望海景。这一回，作为肉身的可嘉，这片一次次在多次运动中被打翻又泛起的绿叶，这九叶诗派中的一叶，终于沉落到海底，去与美丽的明珠、珊瑚和满载宝藏的沉船，为伍做伴了。他可以安息了。我总觉得他的一生有点像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一片绿叶。潮起潮落，浪奔浪涌，一次次地将他打翻，甚至儿乎要把他撕碎。但他总是一次次地翻过身来，为太阳和月亮反照出自己的那一片光芒，哪怕是有些暗淡、不无诡异的光芒。
  因《译文》而结缘
  算起来，我与袁可嘉先生相识已超过半个世纪了。最初，是在1952年，我在北京西单大磨盘院的一个训练班里学习。院门正对面的那个院子里就包含有中宣部的“毛选”英译室。从北大英语系调去的袁先生当时便和钱锺书先生一起，在那里工作。我们是交谈过的，但是由于我比他小了将近十岁，学识阅历都浅，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所以只是算是认识，谈不上有什么交情。我曾在上海书店柜台上摆放的薄薄的、小小的《诗创造》与《中国新诗》里，见到过他的名字，但是以我当时的水平，只能欣赏《发票贴在印花上》那样的“马凡陀山歌”，并没有细读过他诗歌创作最旺盛时期的诗作。后来我进了《译文》编辑部，袁先生也调到了外文出版社从事中译英的工作，我们便开始有了些接触。我选材时读到澳大利亚作家亨利·劳森的中篇小说《把帽子传一传》，觉得不错，便在领导同意下约他译出，登在《译文》上。这可能是澳大利亚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的第一篇，至少是亨利·劳森这位大洋洲杰出的工人作家被介绍过来的第一篇。此文后来加上施咸荣译的另几篇，合在一起，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套袖珍版小丛书，印数是不会少的。那一个阶段，我们编辑部常会收到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转来的外国“左派”作家作品，包括一位名叫玛莎·米列的美国黑人女诗人的诗歌。我曾请袁先生从中选译了一些，发表在刊物上。以后他与米列有多次书信来往，收到她更多的作品，遂编译了一本《米列诗选》，给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些都是与我有点关系的、袁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早出版的译作，姑且在这里记上一笔。记得我还曾按领导指示，约他写过一篇批判赛珍珠《北京来信》的文章。但不知为什么没有通过，可能是觉得他的批判还不够“有力”吧。后来又约了名气更大、地位更高的刘思慕先生另外写了一篇，在刊物上发表了。我们当时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当然是不可能把这位女士当作朋友的。现在看来，恐怕也确实是过于严峻了一些。
  《译文》与《世界文学》上发表过的可嘉的译著必定不止这些，好像还有布莱克与彭斯的诗歌，以及以老舍名义发表的纪念马克·吐温的文章。（可嘉后来还为被剥夺署名权而愤愤不平。我本人还曾为冰心先生捉刀写过纪念欧·亨利的发言稿呢。不过我只觉得那样做对于我，完全是apleasue，alsoanhonour。）作品的篇名，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这期间我当然会与可嘉有些往来。记得曾应冯亦代先生之邀上羊市大街他家里去吃过一次饭，袁先生是冯先生请来的唯一陪客。正好碰上冯夫人安娜出国工作，所以那天吃的基本上都是买来的冷菜。我是小人物，什么事都不知道，他们的谈话我插不上嘴，只有听的份。但觉得他们这样做，主要是看在《译文》的分上，对我这个小编辑确实是给足了面子。不久后“反右”开始，冯先生“落网”，可嘉则因有“右派言论”，下放劳动。但我并未与他们“划清界线”，仍然约他们译稿，也还有些来往。
  想不到未过几年，文坛再度风云突变，作家协会大乱。可能是打算给手忙脚乱的作协领导减轻一些负担吧，与创作关系不大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又划归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文学研究所。而可嘉也终于如他所愿，进入文学所做他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了。（他曾对我说，他是“拍了桌子闹了一场才得以调出来的”。真是书生傲气不改呀！）于是，我们便成了同事，一起搞运动、下放，后来又回京逐步恢复工作。我的感觉是：平时也好，“文革”中也好，尽管他非常想成为群众中的一员，也真诚地要改造自己，但似乎总是不得其门而入。老处在一个受不到充分信任、不上不下的位置里，那时对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真是“左”海无涯呀。中美恢复往来后，他又因与入了美籍要写中国现代诗史的北大老同学许芥昱来往而受到牵连，被“乱判葫芦案”，最终得到“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待遇，有四年被剥夺了做业务工作的权利，只能干打扫厕所这一类的粗活，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
  “用事实证明，我是‘圆’的”
  可嘉在这段时间私下里写过一首叫《扁与圆》的诗，后来才收入文集。诗只有这样四句：“有人把我看扁了。/好的，/我将用事实证明：/我是圆的。”平反以后，国家的整个大环境也有了变化，可嘉总算能真正发挥所长，在中国诗坛与外国文学工作上焕发出异彩了。可惜这段时间与被耗掉的时间相比，实在是太短了。
  他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进北大当助教，却直到三十三年后的1979年，才升为副研究员（相当于副教授）。不少造诣不如他，年纪也更轻的人都当上了政协委员与学部委员，但他好像在晚年才当上博士生导师，任何别的高一些级别的衔头都未能得到。有一次，他和我与另一位女同事一起去南方讲学。看得出对方更看重的是那位女同事，尽管她辈分上几乎只能算是可嘉的学生。但当时她是能决定哪个单位可以设立博士点的某个委员会的委员。在她演讲时，会场就从可嘉与我讲课时用的教室转移到了大礼堂，被动员来听的学生也是人头攒动。我想袁先生对这样过于昭彰的行事方式不会没有想法。但对这种小事他丝毫也不计较。他相信自己的实力，眼里有更高的目标，不屑于去争取待遇，也不愿削尖脑袋去走门路。
  从与可嘉的交往中，我自己也是深受裨益的。最先是从他写于60年代发表在《文学评论》上那几篇批判西方现代派的文章中。在“文革”前的那几年里，对西方现代派文学除了批判，又还能采取什么别的方式呢？但是即使是写批判文章，可嘉在那里面也并没有像别的一些人那样，把批判对象痛骂一顿了事。他还是摆出了对方的不少事实，引述了彼方的不少论点，使包括我在内的读者增加了不少知识。他有一篇叫《英美意识流小说述评》的文章，里面较详细地介绍了乔依斯、吴尔芙与福克纳的情况。看得出他是认真读过他们那些很难啃动的书的。福克纳这个名字我还是知道的，中国人里，赵家璧最先在所著的《新传统》（1936）里专门写了一章介绍他。我自己也对他新发表的长篇三部曲写过报道，并曾选了他的两篇小说，约赵萝蕤等前辈译出，发表在1958年4月号的《译文》上。但是可嘉的文章让我较详尽地理解了福克纳那本代表作《喧哗与骚动》的内容与写法，使我后来在译此书时能够心中有数。果不其然，到了1979年，可嘉与人合作编辑《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可嘉约我译此书的第二章时，我真的感到与作者能做到“心心相印”，译来并未费太多的功夫。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可嘉的批判文章了。《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一书出版后，影响很大，福克纳也一度成为热门，不少刊物与出版社都向我约稿。我逐步译成了《喧哗与骚动》全书，以及《熊》《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福克纳随笔》与《大森林》，还写了他的评传。俨然成了中国的“theFaulknerman”。可以说，我之所以能“浪得虚名”，泰半要归功于可嘉兄的提携哩。
  可嘉后来还写了几本关于现代派的理论专著，出版时他可能不在国内，未蒙一一赐赠，亦未曾细读，不敢妄评。他对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分析评论恐怕也是国内最有深度的。至于他写的诗歌，我在读过艾略特与奥登的诗之后，便很能体味出可嘉作品中的那种历史沧桑感，那种冷讽与机智了。例如那首著名的《沉钟》，便很有我国殷商青铜器的那种宏大气度与历史凝重感。让我们一起再欣赏一下：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
  可嘉，在那边，你是不是仍然负驮着沉重，在听风雨匆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