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晓敏从纽约挂来长途电话，说她父亲已经去世了。这原不在意料之外，但消息传来，仍使我震惊——诗人、翻译家、学者袁可嘉离我们而去了，禁不住惘然若失。
  最早认识袁可嘉先生是通过他的诗文。我们一班朋友60年代后期在香港编《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在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惊喜地发现了40年代一群闪亮的星辰。这些新锐的诗人，既着眼于社会现实，又同样注重诗的艺术性，能够把个人的情志接上大众的情志，把握到时代的脉搏。我们满怀欣慰地选辑了他们的作品，并加以充分的肯定。当中袁可嘉除了写出深刻而富创新的诗作之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的诗论，分析新诗的现代化问题，提出新诗的戏剧化，把意志与情感转化为诗的经验，而避免说教和感伤的毛病，对当代影响颇大。他倡导新诗走“现实、象征和玄学（指幽默机智）相综合的道路”。这条道路肇始于30年代现代派的戴望舒、卞之琳，袁可嘉和他一班诗友（后称“九叶诗派”的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穆旦）继承而发扬光大，开拓了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道路。
  袁可嘉先生对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卞之琳不仅非常敬佩，而且为宣扬他的诗艺、译艺不遗余力。我是因着卞之琳先生的关系，跟可嘉先生有了进一步的接触。1990年，为了纪念卞之琳从事创作活动六十周年和八秩华诞，可嘉先生联同杜运燮和巫宁坤两位先生编辑出版了《卞之琳与诗艺术》。在编辑过程中，在约稿和交稿之间有了更多往还。到了2000年，筹备庆祝卞之琳先生九十华诞和《卞之琳文集》首发式的卞之琳学术研讨会事宜，可嘉先生是主催，并在研讨会（不料竟成为追思会）上宣读了长篇论文。从可嘉先生的尊师重道，足见他对传承的认真不苟。
  其实在这之前，可嘉先生自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到外地做学术交流，1986、1987年先后访港，因此有缘相叙。亲炙之下，感受到诗人和蔼厚道的一面：平易近人，不拘小节；对朋友诚恳谦虚，对学生循循善诱，对妻子和儿孙浓情挚意。记得那时他的小外孙女快要诞生，他兴冲冲地要为小宝宝买婴儿车，我就带同一个当年研究40年代诗歌的学生陪他到百货公司选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永远是诗人欢乐的泉源、精神的支柱。
  在学术方面，可嘉先生著译甚丰。1980年与诗友合编《九叶集》并作序，在文学史上确立了一个诗派。他致力研究和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和作品，发表评论和编选译品，在沟通梳理中西文学方面作出了贡献。众所周知，可嘉先生还是个杰出的翻译家，以汉译英美诗歌称著，尤其擅长移译美国歌谣以及彭斯和叶芝的诗。
  可嘉先生一生孜孜为学，著译不辍，从没有忘记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他随女儿在美国居住之后，我每年春节总收到他的短简，但儿年前却只得一句话：“可嘉老矣。”字迹也有点颤抖。之后就再没有收到他只字片纸了，只知道他身体不好。人生无常，生老病死，在所难免。可嘉先生在有生之年竭尽所能，起承先启后之功，应无憾矣。
  最后，我想引可嘉先生译叶芝的《本·布尔本山下》（UnderBenBulben）一诗。本·布尔本山在叶芝故乡，附近有他的墓地，碑上按照他遗愿，刻有此诗最后三行：
  冷眼看待
  生与死
  骑士们，前进！
  叶芝对于英国诗歌与袁可嘉对于中国诗歌的祝愿，是异代同心的。由于袁可嘉和他一辈人的努力，中国新诗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让后人可以踏着先行者的脚印前进。这儿行诗，用在可嘉先生的场合，也是再恰当不过的。
  2008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