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袁可嘉先生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外文所纪念和追思的，因为他是外文所老一辈学者开创的优良学术传统的继承人。从学术传承上说，他的学术成就、学术精神，都值得我们传承下去。我在60年代来到外文所时，还是一个无知的小青年。那时的老前辈是冯至先生、卞之琳先生、杨绛先生、李健吾先生和罗大冈先生等，袁先生还算是中年一代，是少壮派。他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一批才子之一，自然会与外文所老一辈的学术传统完全一致：作家、诗人、翻译家和学者兼于一身。上面提到的几位老前辈都是这样的。因此，袁可嘉先生是我们外文所优良学术传统的一个很好的代表，也是我们外文所实力派的代表人物。我到外文所后，对老一辈学者连同袁先生在内，都是很尊敬的。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读过袁先生翻译的《彭斯诗钞》，爱不释手，我知道他是诗人，因为诗人翻译诗歌和一般译者不一样，诗的味道全都能译出来。
  袁可嘉先生是中年一代，在“文革”前期也有好处，不算“走资派”，也不算“反动学术权威”之类，还可以做群众，也就没有受到冲击。但在“文革”后期，不料由于他与美籍华人朋友的正常交往，却为此蒙冤受屈，受到了冲击。面对人生中的这种不测遭遇，袁先生镇定自若，直至最后获得平反昭雪。在那些日子里，他并没有消沉下去，而依然默默地从事他心爱的诗歌翻译和研究，因为诗歌艺术是他的生命寄托和人生快乐的重要源泉。
  对于袁可嘉先生的逝世，我们都很悲痛。刚才放了在美国举行的袁先生追悼会的录像，看了很受感动，好像我们也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因为他在美国逝世，我们也无法赶去。他在美国晚年的一些生活情景，我们也在录像中看到了。确实是这样，他一生对我们祖国，对我们外文所，都怀有深厚感情。他晚年身体很不好，那年外文所四十周年大庆，他一心一意要回来参加，家里人虽然很不放心，但还是依从他的心愿，陪他回来了。因为他是诗人和学者，离开了像我们外文所这样一个学术环境，确实是会很怀念的。因为他不但在我们外文所备受尊重，在国内的诗歌创作领域和外国文学领域，都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确是这样，是凭他的学术功力和文学才华赢得尊敬的。
  “文革”后，改革开放，国内文学界需要开阔视野，拓展创作思路。因为袁先生对英美现代诗歌有深入的研究，他那时编的那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在当时非常受欢迎，成了畅销书，影响非常大。他后来写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一书，也是扎扎实实的，学术分量厚重，不是那种或左或右，没做过深入研究的人写的。袁先生的论著是有学问根底的，有自己的翻译和研究基础，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当时大家读了这部论著，都觉得材料扎实，论述精辟，比较可靠，比较可信。
  袁可嘉先生无论在诗歌创作领域，还是翻译领域、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都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我们外文所老一代学者完成历史使命，或逝世，或退休，所里都是新人，青年一代。我觉得今天开袁可嘉先生的追思会很好，对所里新的一代了解外文所的学术传承，继承老一辈的优良学术传统会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