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2004年纪念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的那个集会上最难忘的是袁可嘉先生的身影。他在女儿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步入会场，他是不顾亲友的劝阻，远涉重洋而来的。我想他一定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外文所看望想念已久的同事，和他工作了半个世纪的地方。他不肯错失这个机会。果真，四年之后袁先生就与世长辞。
  冯至先生是1993年2月22日去世的。1994年3月，袁可嘉先生在《译事漫议》里写下了这一段温馨记忆：
  1941年秋天，我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外语系……有一天，冯至先生对我说，“听说你写诗，能不能把你的诗给我看看？”我不好意思地把一束幼稚的习作交给了他。过了几天，他把诗稿还给了我，说：“我想挑一篇去用。”那就是他拿去登在《生活周报》副刊上的诗《我歌唱，在金色黎明的边缘上》……
  我是个念旧的人，自然也就喜欢念旧的人，于是我喜欢袁可嘉先生。
  袁先生最直接的恩师是卞之琳先生。上大学二年级，他选修过卞先生的翻译课。此后他推介卞先生的诗作不遗余力。在他20世纪40年代后期撰写的后来以《论新诗现代化》结集出版的系列诗论中，他对卞诗的艺术特征的分析真可谓鞭辟入里：
  为了揭示卞诗的真正价值所在，及提起模仿者的警觉，必须进一步指明；卞诗确从感觉出发，却不止于感觉；他的感情的主调，虽极纤细柔弱，但常有辽瀚的宽度及幽冥的深度，而他的诗艺最成功处确不在零碎枝节的意象，文字，节奏的优美表现，而全在感情借感觉而得淋漓渗透！
  袁先生不仅是个优秀的诗人，也是一个优秀诗评家。不仅是个优秀的诗人、诗评家，也是一个忠实的文学领地的守护人。我相信他在20世纪40年代标举“人的文学”这一口号时，未必知道高尔基也有“文学即人学”的提法。
  我曾经在外文所一次追思袁可嘉先生的会上作过即席发言。袁先生的女儿袁晓敏说她听了很感动。那是因为我从她口中得知袁先生晚年的乡愁以及对外文所的异乎寻常的眷恋，这深深打动了我。甚至可以说，震撼了我。
  为什么？因为外文所是做过很对不起袁先生的事的。1973年一条“为美国间谍提供情报”的莫须有罪名竟扣到了袁先生头上。当然，祸起于公安部门的错误定性，当然，那时还是工宣队在掌权，因为我可以确信：如果是冯至先生、王平凡同志当政，这样公开羞辱袁先生的粗暴行为是不会发生的。后来王平凡同志给袁先生写的那封高度评价其一生的信札让他感动不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与袁先生接触不多，但他的睿智、他的幽默是我一向佩服的。他说：“一种文体，一种节奏，要想有意义，必须同时包含一种有意义的心智活动。”我觉得袁先生是一位“有意义的心智活动”极其活跃的学者与诗人。
  袁先生也是一个极有文人修养的学者。这个修养就是孔夫子说的“矜而不争”。袁先生谦和之极，我从没有见过他和什么人脸红耳赤地争执过。这位内省型学人一定服膺他在一篇文章中引证的叶芝名言：“和别人争论产生雄辩，和自己争论产生诗。”
  袁先生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2013年12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