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诗人袁可嘉是我的同侪同乡：他生于1921年，比我早了一年；他出生于慈溪，算是我这个在宁波出生的大同乡。我们年龄相若，出生地不远，在文学上兴趣相同，我如今遗憾的是到了晚年才有机会与他相遇，而成知友。这后来几年的友情我非常珍惜，他竟先我而逝，今日有机会写此文留纪念，亦令我欣慰，谢谢可嘉女儿晓敏帮我与慈溪市文联取得联系，能在他们即将出版的《斯人可嘉——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中占一席之地。
  说到慈溪以及我与可嘉的友情，先得从我少年时代对文学写作的兴趣谈起。当时我十四岁，尚在宁波斐迪初中上学，作文老师鼓励我向宁波当地《时事公报》副刊投稿，初次发表，非常高兴。今日忘了副刊主编之名，倒还记得一位慈溪女作家（笔名溪谷），曾与她通过信，她比我年长。
  除溪谷之外，可嘉是我唯一相识的慈溪文友。我于少年开始对文学有兴趣。后来作为海派（上海）作家，对京派（北京）作家特别神往，我所心爱者是“汉园三诗人”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卞之琳（偕冯亦代）于20世纪80年代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期间，我们经常相会，可惜那时没有认识袁可嘉，一部分原因是因我对新诗太不熟悉。可是我读过他写的几本讨论欧美文学的著作，觉得他的《彭斯诗钞》对英文诗的翻译精妙之极。他于1981年与其他八位诗人合作出版的《九叶集》也是诗集中最有成就的。我记不得是谁介绍我认识可嘉的，可能是舍弟乐山，因为他们曾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任职，也可能是他退休后到美国安居时，经夏志清或巫宁坤介绍认识。我们首次相会，是我应邀到可嘉在哥大附近的住所聚餐，我还清楚记得袁夫人其耘是烹饪高手。由于纽约城市大，住处相距遥远，我与可嘉生前相处时间不多，偶然也在哥大附近餐馆中与诸位文友共餐交谈。惺惺相惜，这是我们几位文友最愉快的时间。可嘉曾送我一本他于1994年出版
  的《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是我最珍视的一本文集。
  我记得他曾于早年提出“新诗现代化”的口号，对当时诗坛的通病政治感伤、说教倾向、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特别痛心。我与许多作家朋友们深有同感。“汉园三诗人”的时代，乃是诗坛追求创作之美的黄金时代，后来的新诗受到政治影响（蔑视美学，重视口号，新诗变为歌颂某些人物的宣传标语），此时期的中国文坛也是最令我伤感的（虽然已身处国外）。因此可嘉提出的“新诗现代化”口号，犹如一阵清风，就连我的美国文友也表示赞同。
  由于新诗销路不大，所以不能如畅销小说作家挣获大笔稿酬。当时美国新诗人掀起反商业化运动，这与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不谋而合。我特别记得金斯堡（Al
  enGinsberg）的《嚎叫》（Howl）一诗。尽管这些美国诗人反对的是商业化，不是“政治化”，但“新诗现代化”显然反对对新诗艺术性的腐蚀。金斯堡的出现较袁可嘉晚了至少十年，此可证明可嘉之先见之明。
  可嘉在中国学术界也有极大影响。除了教书写诗之外，他在文学方面的翻译成就，也令我们兄弟俩（鼎山、乐山）深感敬佩。他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是我见到的第一部对“资产阶级文学”的指引。在此之前，我从没有看到“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的论说，他的指引令我这个今日年过九旬的老翁深感自己仍是一个学生，我的老师是故友袁可嘉。能在这里作文纪念，是我的荣幸。
  2013年12月29日发表于美国纽约《侨报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