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纪念同侪同乡诗人袁可嘉
  董鼎山
  诗人袁可嘉是我的同侪同乡：他生于1921年，比我早了一年；他出生于慈溪，算是我这个在宁波出生的大同乡。我们年龄相若，出生地不远，在文学上兴趣相同，我如今遗憾的是到了晚年才有机会与他相遇，而成知友。这后来几年的友情我非常珍惜，他竟先我而逝，今日有机会写此文留纪念，亦令我欣慰，谢谢可嘉女儿晓敏帮我与慈溪市文联取得联系，能在他们即将出版的《斯人可嘉——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中占一席之地。
  说到慈溪以及我与可嘉的友情，先得从我少年时代对文学写作的兴趣谈起。当时我十四岁，尚在宁波斐迪初中上学，作文老师鼓励我向宁波当地《时事公报》副刊投稿，初次发表，非常高兴。今日忘了副刊主编之名，倒还记得一位慈溪女作家（笔名溪谷），曾与她通过信，她比我年长。
  除溪谷之外，可嘉是我唯一相识的慈溪文友。我于少年开始对文学有兴趣。后来作为海派（上海）作家，对京派（北京）作家特别神往，我所心爱者是“汉园三诗人”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卞之琳（偕冯亦代）于20世纪80年代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期间，我们经常相会，可惜那时没有认识袁可嘉，一部分原因是因我对新诗太不熟悉。可是我读过他写的几本讨论欧美文学的著作，觉得他的《彭斯诗钞》对英文诗的翻译精妙之极。他于1981年与其他八位诗人合作出版的《九叶集》也是诗集中最有成就的。我记不得是谁介绍我认识可嘉的，可能是舍弟乐山，因为他们曾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任职，也可能是他退休后到美国安居时，经夏志清或巫宁坤介绍认识。我们首次相会，是我应邀到可嘉在哥大附近的住所聚餐，我还清楚记得袁夫人其耘是烹饪高手。由于纽约城市大，住处相距遥远，我与可嘉生前相处时间不多，偶然也在哥大附近餐馆中与诸位文友共餐交谈。惺惺相惜，这是我们几位文友最愉快的时间。可嘉曾送我一本他于1994年出版的《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是我最珍视的一本文集。
  我记得他曾于早年提出“新诗现代化”的口号，对当时诗坛的通病政治感伤、说教倾向、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特别痛心。我与许多作家朋友们深有同感。“汉园三诗人”的时代，乃是诗坛追求创作之美的黄金时代，后来的新诗受到政治影响（蔑视美学，重视口号，新诗变为歌颂某些人物的宣传标语），此时期的中国文坛也是最令我伤感的（虽然已身处国外）。因此可嘉提出的“新诗现代化”口号，犹如一阵清风，就连我的美国文友也表示赞同。
  由于新诗销路不大，所以不能如畅销小说作家挣获大笔稿酬。当时美国新诗人掀起反商业化运动，这与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不谋而合。我特别记得金斯堡（Al
  enGinsberg）的《嚎叫》（Howl）一诗。尽管这些美国诗人反对的是商业化，不是“政治化”，但“新诗现代化”显然反对对新诗艺术性的腐蚀。金斯堡的出现较袁可嘉晚了至少十年，此可证明可嘉之先见之明。
  可嘉在中国学术界也有极大影响。除了教书写诗之外，他在文学方面的翻译成就，也令我们兄弟俩（鼎山、乐山）深感敬佩。他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是我见到的第一部对“资产阶级文学”的指引。在此之前，我从没有看到“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的论说，他的指引令我这个今日年过九旬的老翁深感自己仍是一个学生，我的老师是故友袁可嘉。能在这里作文纪念，是我的荣幸。
  2013年12月29日发表于美国纽约《侨报周末》
  我所了解的袁可嘉
  王平凡
  袁可嘉同志去年11月8日在纽约逝世，至今已一周年了。今天我们在他长期从事科研工作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行追思会，具有重要意义。我因病不能出席，委托我的女儿王素蓉代我表示悼念！请家属和同志们谅解。
  近儿年来，袁可嘉同志一直重病缠身，我也常和病魔搏斗。我预感我俩促膝谈心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于是，2008年3月，我以祝贺他从文七十周年暨八十七岁华诞这种方式，给他写了封信，对他作了赞扬和评价。我俩心灵是相通的。他深知我用心良苦和信中的含义。我没有料到他走得这样快，现在这封信竟成了祭文。
  可嘉同志：你好！今年元旦我俩电话互拜，感到欣慰！不知近来身体怎样？甚念！今年是你从文七十周年，又是八十七华诞（你1921年9月18日生，比我小四个月），我向你表示衷心祝贺！
  1957年8月，你从外文出版社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我俩相识。1964年9月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我俩一同调到该所；“文革”后，我虽调到外单位，但我们还是邻居，直到2000年你旅居纽约前，我们还是朝夕相处，可谓知己。在你双喜的日子里，我想谈谈你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片断印象，表示我对你敬佩之情。
  你是我国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你对新中国文化建设贡献，我归纳为四个方面：
  首先，你1946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至1950年。因教学成绩优异，得到领导重视。1951年至1953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语室任翻译。你很好地完成了这一神圣而光荣的任务。这段历史值得骄傲。
  你是个有才华的诗人。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开始发表诗作。你们九人诗作，40年代后期形成了一个追求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诗歌流派，受到社会极大的重视。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印发了《九叶集》，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热烈的欢迎。《九叶集》问世后，你们九位作者被称为“九叶诗人”。你也成为“九叶诗人”被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你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曾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中国新诗》、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等处发表新诗。同时，还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结合中国诗界的现状，运用科学观点分析总结，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理论，1988年辑为《新诗现代化》著作，这对丰富和发展我国新诗是很有意义的。
  1954年以后，你先后在外文出版社、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长期从事美英文学研究和诗歌翻译工作，是目前我国研究美英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和诗歌的一位著名专家。你在诗歌翻译和研究方面论著多，内容丰富。我只谈两点感受。第一，你在介绍和研究工作中，密切结合我国文艺发展的实际，发扬了“五四”以来的优良传统。例如，1957年出版的《布莱克诗选》（与查良铮合译）是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为纪念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布莱克诞生二百周年而出版的。同时，撰写了《布莱克的诗——威廉·布莱克诞生二百周年纪念》论文，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争取世界和平，这在当前来说，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又如：1959年，我国文艺界热烈讨论新诗与民歌的关系。你撰写的《彭斯与民间文学——罗伯特·彭斯诞生二百周年纪念》论文，以彭斯作品为例具体论述作家文学（抒情诗）与民间文学（歌谣）互相学习，共同发展等问题，对这场讨论起了积极启发作用，受到何其芳、卞之琳等专家的赞赏。第二，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在新时期，你撰写的《欧美现代流派文学概论》，历时五年终于出版，并被列为“六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之一。现代文学流派，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这本书是在丰富资料基础上，运用马列主义科学观点，大胆探索，对各个流派的发生、发展、流变过程、特点，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科学总结，对不同流派性质、异同等问题，都作了细致深入阐述。在充分肯定现代派文学主要成就的同时，还从批判的角度指出其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局限性和弊病。这是你多年来心血的结晶，是一部科学性、学术性较高的著作，对我国文学事业发展，对外学术交流都将起积极的作用。
  你为弘扬卞之琳先生治学精神，倾注了全部心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卞之琳是我国著名诗人、莎士比亚作品翻译家、外国文学评论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以来，我国没有人对他的诗作和翻译作认真研究。在五六十年代，还常受到不公正的批评，甚至批判。为了总结卞先生从文六七十年的成就和宝贵经验，你是倡议并积极组织两次学术研讨会主要人之一。1990年是卞先生从事创作活动六十年，适逢他八十华诞。他作为诗人和翻译家，会议重点放在对他的艺术探讨上，并出版了《卞之琳与诗艺术》论文集。2000年你已旅居美国，1月20日来信和我商谈召开卞之琳先生学术研讨会暨祝贺九十华诞。同时，与国内外及港台有关专家学者联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为了会议落到实处，你8月22日给所领导提的建议，具体周到，令我十分敬佩。你从美国乘飞机于12月2日晚到京，准备和老师“共襄盛举”，不料卞先生于当天上午逝世，令人终生遗憾！会议按原定12月7日召开，会议以弘扬卞之琳先生人文精神、探讨学术成就为中心。你和许多专家学者作了高水平的发言，编辑出版了《卞之琳纪念集》。可以说，这两次会是“抢救文化遗产”会。两次会我都参加了，会议的论文我认真地读过了，受到了深刻教育。通过阅读许多专家的文章，特别是你用泪水写成的《文如其人》的祭文及《略论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使我对卞先生了解得更全面、更深刻了。我还深深感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美德，在卞先生的学生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这些很值得学习和发扬。
  可嘉：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自已的事业。作风正派朴实。是个勤奋好学、治学严谨的学者。1972年你受到错误批判，使身心受到摧残。在厄运期间，你仍以坚强意志继续著书立说，表现出一个学者的崇高思想境界和品格。这是战胜困难的宝贵经验。我比你参加工作时间早，遇到的问题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十多年来，我又患心肌梗塞，脑中风三次，未留下后遗症。我的体会是：“荣辱不惊，生死无惧！”我们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对任何问题都要想得开，用你分析现代文学流派的方法，可以化解为健康资本。你以为如何？你现在重病在身，要积极、耐心治疗，更要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保持乐观情绪，这样就一定会早日康复的。
  你2004年12月1日来信说，目前最大的愿望是编一部自已的文集（创作一卷、评论二卷、翻译三卷），在九十岁前出齐，也算对关爱你的读者的交代和个人工作的小结。对你的想法我感到高兴！我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顺利完成预期计划。
  祝健康长寿！平凡
  2008.3.28
  我这封信，对袁可嘉同志从文和为人的一生，只作了些粗浅的概括。这是我病中断断续续写出，由王素蓉整理并发给袁晓敏的。今天看来，可能很多提法不一定准确，尤其是他广阔丰富的精神世界，没能全面表达出来，对此深表遗憾！
  袁可嘉同志知识渊博，诗学兼备，是我国外国文学界著名的专家。他为学的一生，不图虚名，艰苦奋斗，著书立说，学术成绩辉煌，令人敬佩！袁可嘉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踏踏实实为文的学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独立思考、不断创新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2009年11月8日
  为可嘉兄画像
  高莽
  袁可嘉速写像高莽作
  袁可嘉先生比我年长五岁，是我的同事又是同行。他的形象非常可爱，中等身材，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走路不慌不忙，光头上蓄着几缕稀疏的发丝，似乎脑子里总是若有所思。我一直想给他画张像。
  1957年，可嘉兄先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工作，后在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职。我是1963年随《世界文学》杂志的全体人员一起从中国作家协会转入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我们虽然同在一个单位，但接触并不多，各有各的岗位和职务。
  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每周上班两天，即星期二与星期四，一般都是召开某种会议。我们编辑部则不同，一周上六天班连轴转，只有约稿子时，才和研究人员打交道。
  我和可嘉兄交往较多的时候是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文革”肃杀之后，一切开始复苏，长期被禁锢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也凭有志者的努力，逐渐呈现出新的局面。那时，可嘉兄才真正显示了自己的真知和才华。他又开始研究欧美现代派文学了。
  诗歌是可嘉的老本行。早在1941年他就开始发表汉语新诗，在继承我国民族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借鉴欧美现代派诗歌，在20世纪40年代已是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发扬者和外国现代派诗歌的介绍者。后来，因其他工作，他不得不一度放弃心爱的诗歌创作。
  改革开放以来，凭借熟练的英文和对诗歌的爱好，他成了介绍外国各种新流派诗歌的主要架桥者之一。
  他策划研究新项目时，曾邀我介绍一些俄罗斯的历代新流派作品。那时，我们交谈得比较多。从他的言谈中深深感受到他学识的渊博和对诗歌尤其是对现代派诗歌的迷恋。读到他当时翻译的作品和研究文章，我这个长期拘泥于现实主义文学的人大开眼界。诵读可嘉兄译的米列、布莱克、彭斯，以及英国宪章派、美国歌谣派等人的诗作时，别有一番滋味。
  这期间他编纂了一部又一部非常有价值的现代派诗歌论文集，对新的一代诗歌爱好者起了启迪作用。如《现代派论·英美诗论》《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论新诗现代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
  接触多了，我有机会为他画过几幅速写像，满足了自己长期的心愿。
  1983年在《诗刊》杂志举行的一次外国诗歌讨论会上，我为他画了一幅。他在画像上用英文签了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1984年12月20日在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我又画了一幅。1992年2月21日，他在我为他画的速写像上题了一句话：“高兄此作形神兼
  备，可谓知我者也。”1997年，可嘉兄迁居美国，与全家团聚。1998年5月曾一度回国，我根据自己的速写又为他画了一幅水墨漫画像。他在画像上题了一句：“好一个脑袋。”
  2004年10月初，他再次回国参加外文所建所四十周年活动。那次他坐在轮椅上由女儿晓敏推扶。可嘉兄显然年老了，但他女儿说：他在美国仍然不停地工作，从不闲着，泡图书馆，阅读和写作。我是多么想再为他画一幅“轮椅上的老学者”。可惜那天大家包围着他，抢着向他嘘寒问暖，我只好把机会留给下一次。遗憾的是我们再没能见面。
  2008年，可嘉兄在遥远的美国永远离开了我们。只有他的作品让我常常想起这位可尊可敬的兄长，还有我为他画的那儿幅漫画像让我想起和他相处的美好日子！
  2013年12月
  永远的老袁——回忆我的忘年交
  吴元迈
  往事悠悠。亲爱的老袁，离我们而去已五年整，作为他的忘年交，他在生活和学术上给予我种种帮助、支持与教海，至今历历在目，我永远不会忘怀。
  1960年7月，我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回国，正经历我国三年经济困难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时期，教育部为了使我们刚归国的留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组织我们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集中学习了好几个月，直到11月初才分配我们工作。同年11月7日，我们十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同学，相约一起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办理报到手续，我被分配在苏联文学研究组。
  与老袁的相识
  常言说：隔行如隔山。很长时间，我同老袁虽在一个单位，只是见面点头，并无实际性交往。老袁大我十三四岁，他在西方文学研究组，虽然没有卞之琳、罗大冈和李健吾等西方文学研究组的成员著名，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已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学者。60年代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我常常读到老袁的大作。当时全国学术刊物屈指可数，可是老袁在学术刊物上，特别是在《文学评论》上一再发表文章。我刚刚走上科研岗位，还没有入门，但在学术上也不甘寂寞，不时写些东西投稿，大多数稿件都被编辑部退回，要不就是石沉大海，后来听到一个当编辑的人说：当编辑的主要时间和工作就是处理“退稿”。这一下子使我意识到，发表文章并非易事。
  我同老袁的老师和领导（西方文学研究组组长）——卞先生相识，要比老袁早许多。那时无论是在文学研究所还是在后来新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主要时间并不是搞科研，而是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对于我们年轻人，还有一项必修课，即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劳动锻炼。1964年，我是在安徽寿县那次“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四清运动”中，同卞先生相遇的。在寿县工作了将近一年，常常在会议期间或休息日，和卞先生这些“烟民”聚在一起“吞云吐雾”和聊天。卞先生是二级研究员，有牡丹牌这样的高级香烟供应，不时也给我们年轻人一支分享。有一次，卞先生说：你们不知道，我常常收到来信或来电，称我老卡同志或卡之琳先生。我听后说：好啊，老卡比老卞好听。现在想起来，在进行“阶级斗争”的紧张日子里，还能在抽香烟的片刻，不分老少，不分级别，漫无边际地聊天和开玩笑，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老袁不抽烟，没有机会在这种场合相遇。今天回忆起这一幕，不禁感慨系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生活了数十年，对包括老袁在内的一批驰名海内外的老专家老学者及其历史贡献，当年并不真正知道，而是日后逐渐地认识和了解到的。
  同老袁的相识，与卞先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的那种相识，则完全不同。1970年5月7日，外国文学所响应中央号召，在军宣队的领导下，奔赴河南息县学部“五七干校”。我们的干校，和全国其他干校有所不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是它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在1971年3月，干校转移到河南明港一个部队旧军营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便成为它唯一任务。我那时就是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被审查的。
  1970年的一个晚上，息县干校广场放电影，我和老袁刚好挨着坐在一起，正片开始放映前，加放新闻片。当时老袁突然情不自禁地对我说：“你看，那个给埃塞俄比亚皇帝献花的女孩是我的大女儿。”我说：“她好漂亮好聪明啊！在哪个学校学习？”老袁答：“北京一一九中学。”我接着说：“老袁，你真是好福气！”这是我和老袁平生第一次近距离的对话和交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万万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的一天，老袁一家三口从美国回北京办事，并到外国文学研究所来，也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老袁大女儿晓敏一走进门便叫吴叔叔，我激动地对她说：“我很早就见过你了，只不过是在二十年前的银幕上。”下一次和老袁一家相逢，则是在美国纽约了。1998年11月，我们夫妇去美国芝加哥探亲，同年12月前往纽约访问一周，住在外文所理论室过去的同事王齐建家，他当时在纽约大学当教授。我多次到距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的老袁家做客。老袁一家每次都是热情接待，他已经请我们吃过一次中餐，后来老袁两个可爱的女儿又以自己名义做东，请我们在纽约中心公园对面一家西餐馆共进晚餐。对于姐妹俩出自内心的款待，我们盛情难却。
  在纽约五光十色的夜晚，我们一边走一边聊。晓敏谈起她那非同寻常的赴美求学之路，如何艰难地离别北京某学院，又如何艰难地进入美国大学……她所碰到的问题、挑战和困难，是我难以想象的。我听后对她说：“你年纪轻轻，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经历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艰辛，真是命运多舛，幸好都挺过来了，很不简单。你说的像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多层次多情节的长篇小说，如果有机会不妨写出来。”
  在干校同老袁的第二次交流，是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所里一些年纪大的老同志开始回北京探亲，老袁也在其中。记得老袁探亲回明港的那一天，吃过晚饭后，春光无限好，大家三三两两地到山上林间散步去了，我们十几个人住的部队大宿舍，只留下我和老袁两个还没有走。老袁说：“这次从北京带来一些点心，你好久没有吃到北京点心了，多吃点。”我吃了几块，道了声谢谢，彼此都没有说别的话。那是我的困难时刻，一切尽在不言中。1972年7月31日，我们告别明港，结束河南干校生活，返回北京。
  “时间会治理一切”。1974年，我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案”得到平反。此后，我同老袁的对话交流主要在学术方面。
  与老袁的学术交流
  在外国文学研究所老中青三代学者中，有不少人既写诗又译诗、评诗，而且每个方面均做得十分出色，例如老一辈中的冯至、卞之琳、罗大冈等，而袁可嘉则是那时中年一辈的佼佼者，仿佛是外国文学所的学术传统和接力棒之一。
  老袁在诗歌领域占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殊地位，他既是我国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家和翻译家，也是我国现代派文学的创作者和欧美现代派文论的专门研究家。
  我直接评论老袁文学研究的文字很少，唯一的一次是我执笔撰写的《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五十年》（《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第534—56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文集的缘起是，1998年7月，为了迎接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五十年，我院成立了以党组书记、副院长王忍之为主编的课题组，并规定每个一级学科均须有五十年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关文章。之后，我在所里如法炮制，成立了由我担任组长的课题组，来完成这一任务。由于规定的字数有限，文章不可能很长，因此没有把编辑翻译工作包括在其中。这同各研究所的十五篇文章的体例一致。
  外国文学研究课题组的文章共二十一页，涉及十几个外国文学二级学科半个世纪的研究状况和历程。我在1949年至1965年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里，把英美文学研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肯定”的，文章写道：“如范存忠的《论拜伦与雪莱的创作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袁可嘉的《谈雪莱的〈西风颂〉》等，他们一致赞扬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诗人雪莱，特别是他作为‘天才的预言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又说，英国宪章派文学，特别是它的诗歌日益引起重视，如袁可嘉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曲战歌》。同时，对袁可嘉关于英国诗人彭斯的评论，则肯定了他注重诗人的政治性，同时指出其不足之处在于“较少触及和研究诗中的宗教思想和象征主义内容”（《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第5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我们在文章的第二类“否定”中，主要是谈论老袁在60年代对待现代派文学的否定态度。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下面叙述。此外，课题组在“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期（1977—1999）”中写道：“这一时期对外国文学史、文学理论、思潮和流派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并且在很多方面有了新的开拓，出现了一大批著述。”其中就列举到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一书。
  在老袁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同现代主义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可是，众所周知，现代主义文学或现代派文学，在20世纪我国的遭遇和命运，十分复杂，跌宕起伏，两头较热，而中期阶段被批判，走了一个“之”字，即从二三十年代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我国持续翻译传播，并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现代主义创作，例如李金发和施蛰存等的作品，老袁也于40年代发表现代主义诗歌创作诸如《沉钟》等，并成为著名的“九叶派”诗人之一。但从这个阶段我国文学发展的总体状况看，现代派文学并非主要流派。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我国文艺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及其文论，持一种完全格格不入的批判态度，往往把现代主义文学同颓废派相提并论，似乎两者是同义词。这不仅在中国和苏联是如此，而且在西方的左翼文学中也是如此。事情的转变发生在1963年。这一年，法国共产党文论家加罗第的著名代表作《论无边现实主义》发表，它明确反对把现代文艺大师卡夫卡和毕加索的创作列入颓废派，认为它们同西方现实息息相关。这引起了全球文艺界的巨大反响，而其“无边现实主义”的定义却受到苏联学者的质疑。但不管怎么样，双方均认为文论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和发展的。这是世界文学领域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正是在60年代中期前这种国际的大气候和我国的大环境的影响下，老袁发表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作家出版社，1961）等著述，在今天看来，不可能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地评论现代派文学，相反，他认为英美“新批评”是反动的文化；艾略特是美帝国主义御用文人等。显然，这在当时是不难理解和难以避免的。斗转星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随着世界文论的变化和发展，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派再次成为我国20世纪一次真正的热潮。在这种新形势下，老袁轻车熟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40年代初期就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了……新时期以来又重理旧业。”此时，老袁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很有见地和分量的著述，诸如《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和《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以及他和外国文学研究所四位同事共同编选的两卷本《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他和外国文学研究所两位同事编选的四卷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985）。正是这些著作和编选奠定了老袁改革开放文学新时期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之所以做出现代派文学在中国三个阶段的考察，乃是因为老袁均以自己的著述参与了其中。现在就让我们返回90年代初期历史之“现场”。老袁在发表了一系列现代主义文学的新著之后，在一些座谈会和研讨会上，我听到一些同事和朋友的意见，特别是文学研究所一位老袁很熟悉的老同志说的话：如果老袁在现代派文学问题上不作反思，他不买他的新书。这种意见的合理性，无可厚非。但老袁并不是一个文过饰非的人，否则与他一贯的人品和学品相悖。其实，他在自己的书中，已做了反思和自我批评，只是这些同志和朋友未能看到。1994年，我有幸参加国家图书出版评审委员会外国文学评审会议，会议于一天上午举行，我因为有事，是下午去参加的。我翻了很多书籍，怎么也找不到老袁的那本现代派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有人说，上午大家已经把它摆到另一类去了。我心里明白个中原因。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把老袁的这本书翻到第九十七页，给与会者读了他那段反思文字：“进入60年代，由于反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的需要，在大批判的旗号下，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派进行了抨击。我在60年代初发表的《托·史·艾略特——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略论英美现代派诗歌》《新批评派述评》和《英美意识流小说述评》，从政治上否定现代派，严厉批判其思想意识，进而抹煞其艺术成就，显然是做得过分了……这在当时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应引为前车之鉴。”又说：“卞之琳的《布莱希特的印象记》是这时期介绍现代派的少数可读的文字之一。”我认为，这无异于说，老袁自己那时关于现代派的文章是不可读的。我在读完老袁这段话后，接着发表意见说：既然袁先生做了公开的自我反思和批评，认识到了过去的不对，表示这是前车之鉴。对于老袁的这种态度，不仅应该欢迎和支持，而且应加以鼓励。为了倡导学术研究上有过能改的好学风，我建议给他的书评奖。经过大家的认真讨论，这本书最后被评为1994年国家图书奖外国文学一等奖。我以为自己仅仅做了应该做的。
  这的确是一部实事求是评价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好书，我们知道当时在我国的现代派文学的讨论中，几乎它的每一点都引起争论和不同意见，在国外也不例外。现代派文学是一个众说纷纭、十分复杂的问题。老袁在书中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就和局限，从四个方面做了全面深入系统的阐述，而且是那样的实事求是和条分缕析，在国内是我第一次见到，它也的确在学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至于老袁对20世纪所谓的科学主义理论即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的评论“深刻的片面性和片面的深刻性”更是言简意赅，入木三分，既十分到位又十分精到。其理论思维和理论分析之准确，令我十分佩服，并常常运用他的这一至理名言。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1993年底或1994年初，文学研究所的钱中文和我准备召开“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成立会议”，我们两人商量聘请儿个学会顾问，最后决定四个学者为顾问，即季羡林、汝信、蒋孔阳、袁可嘉。几年后，不知是在北京还是在纽约，老袁的大女儿同我聊天，并开玩笑地说：你给我爸的官最大。一时间，我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想了想，大概是我们学会聘请老袁担任顾问之事。她一笑了之。我说，你爸的理论成就，特别是西方文论方面的成就很大，当之无愧，值得我和大家好好学习。其实，1991年或1992年春节，我担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不久，便去老袁家拜年，并请他谈谈在目前的全球形势下，外国文学所应该如何搞科研，近期应做哪些项目等等。老袁热情地发表了很多精辟意见。
  同老袁一起参加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不少，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次去天津外国语学院参加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的国际研讨会，那时中国刚刚出版中文译本。我一般不参加俄文作品以外的其他国家具体作品的研讨会。这次邀请我去，可能是我在《译林》上发表了《〈尤利西斯〉在苏联的历史命运》一文。研讨会上，一位美国学者在发言中没有按传统意见说这部作品是意识流小说，却认为它是“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作品”，这是我闻所未闻的新观点。当我感到困惑时，老袁在发言中认为，小说中虽然有很多细节描述，甚至还有自然主义的东西，但从总体上看，它属于意识流作品。我觉得老袁说得有道理。在老袁发言后，我进一步向他请教：随着时代和艺术的变化，据我所知，今天的西方有人反而认为它是现实主义小说。老袁接着表示：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理解，才需要人们开会讨论，如果看法和见解一致，就不需要开这样的会了。看得出来，老袁在学术探讨上持一种开放、学习借鉴、讨论争鸣的态度，而且一贯如此，这正如他在40年代的诗中所云：“收容八方的野风。”
  总之，老袁于我，是永远的，永远的。
  纪念袁可嘉先生
  童道明
  2004年纪念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的那个集会上最难忘的是袁可嘉先生的身影。他在女儿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步入会场，他是不顾亲友的劝阻，远涉重洋而来的。我想他一定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外文所看望想念已久的同事，和他工作了半个世纪的地方。他不肯错失这个机会。果真，四年之后袁先生就与世长辞。
  冯至先生是1993年2月22日去世的。1994年3月，袁可嘉先生在《译事漫议》里写下了这一段温馨记忆：
  1941年秋天，我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外语系……有一天，冯至先生对我说，“听说你写诗，能不能把你的诗给我看看？”我不好意思地把一束幼稚的习作交给了他。过了几天，他把诗稿还给了我，说：“我想挑一篇去用。”那就是他拿去登在《生活周报》副刊上的诗《我歌唱，在金色黎明的边缘上》……
  我是个念旧的人，自然也就喜欢念旧的人，于是我喜欢袁可嘉先生。
  袁先生最直接的恩师是卞之琳先生。上大学二年级，他选修过卞先生的翻译课。此后他推介卞先生的诗作不遗余力。在他20世纪40年代后期撰写的后来以《论新诗现代化》结集出版的系列诗论中，他对卞诗的艺术特征的分析真可谓鞭辟入里：
  为了揭示卞诗的真正价值所在，及提起模仿者的警觉，必须进一步指明；卞诗确从感觉出发，却不止于感觉；他的感情的主调，虽极纤细柔弱，但常有辽瀚的宽度及幽冥的深度，而他的诗艺最成功处确不在零碎枝节的意象，文字，节奏的优美表现，而全在感情借感觉而得淋漓渗透！
  袁先生不仅是个优秀的诗人，也是一个优秀诗评家。不仅是个优秀的诗人、诗评家，也是一个忠实的文学领地的守护人。我相信他在20世纪40年代标举“人的文学”这一口号时，未必知道高尔基也有“文学即人学”的提法。
  我曾经在外文所一次追思袁可嘉先生的会上作过即席发言。袁先生的女儿袁晓敏说她听了很感动。那是因为我从她口中得知袁先生晚年的乡愁以及对外文所的异乎寻常的眷恋，这深深打动了我。甚至可以说，震撼了我。
  为什么？因为外文所是做过很对不起袁先生的事的。1973年一条“为美国间谍提供情报”的莫须有罪名竟扣到了袁先生头上。当然，祸起于公安部门的错误定性，当然，那时还是工宣队在掌权，因为我可以确信：如果是冯至先生、王平凡同志当政，这样公开羞辱袁先生的粗暴行为是不会发生的。后来王平凡同志给袁先生写的那封高度评价其一生的信札让他感动不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与袁先生接触不多，但他的睿智、他的幽默是我一向佩服的。他说：“一种文体，一种节奏，要想有意义，必须同时包含一种有意义的心智活动。”我觉得袁先生是一位“有意义的心智活动”极其活跃的学者与诗人。
  袁先生也是一个极有文人修养的学者。这个修养就是孔夫子说的“矜而不争”。袁先生谦和之极，我从没有见过他和什么人脸红耳赤地争执过。这位内省型学人一定服膺他在一篇文章中引证的叶芝名言：“和别人争论产生雄辩，和自己争论产生诗。”
  袁先生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2013年12月15日于北京
  外文所优良学术传统的继承人
  黄宝生
  袁可嘉先生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外文所纪念和追思的，因为他是外文所老一辈学者开创的优良学术传统的继承人。从学术传承上说，他的学术成就、学术精神，都值得我们传承下去。我在60年代来到外文所时，还是一个无知的小青年。那时的老前辈是冯至先生、卞之琳先生、杨绛先生、李健吾先生和罗大冈先生等，袁先生还算是中年一代，是少壮派。他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一批才子之一，自然会与外文所老一辈的学术传统完全一致：作家、诗人、翻译家和学者兼于一身。上面提到的几位老前辈都是这样的。因此，袁可嘉先生是我们外文所优良学术传统的一个很好的代表，也是我们外文所实力派的代表人物。我到外文所后，对老一辈学者连同袁先生在内，都是很尊敬的。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读过袁先生翻译的《彭斯诗钞》，爱不释手，我知道他是诗人，因为诗人翻译诗歌和一般译者不一样，诗的味道全都能译出来。
  袁可嘉先生是中年一代，在“文革”前期也有好处，不算“走资派”，也不算“反动学术权威”之类，还可以做群众，也就没有受到冲击。但在“文革”后期，不料由于他与美籍华人朋友的正常交往，却为此蒙冤受屈，受到了冲击。面对人生中的这种不测遭遇，袁先生镇定自若，直至最后获得平反昭雪。在那些日子里，他并没有消沉下去，而依然默默地从事他心爱的诗歌翻译和研究，因为诗歌艺术是他的生命寄托和人生快乐的重要源泉。
  对于袁可嘉先生的逝世，我们都很悲痛。刚才放了在美国举行的袁先生追悼会的录像，看了很受感动，好像我们也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因为他在美国逝世，我们也无法赶去。他在美国晚年的一些生活情景，我们也在录像中看到了。确实是这样，他一生对我们祖国，对我们外文所，都怀有深厚感情。他晚年身体很不好，那年外文所四十周年大庆，他一心一意要回来参加，家里人虽然很不放心，但还是依从他的心愿，陪他回来了。因为他是诗人和学者，离开了像我们外文所这样一个学术环境，确实是会很怀念的。因为他不但在我们外文所备受尊重，在国内的诗歌创作领域和外国文学领域，都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确是这样，是凭他的学术功力和文学才华赢得尊敬的。
  “文革”后，改革开放，国内文学界需要开阔视野，拓展创作思路。因为袁先生对英美现代诗歌有深入的研究，他那时编的那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在当时非常受欢迎，成了畅销书，影响非常大。他后来写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一书，也是扎扎实实的，学术分量厚重，不是那种或左或右，没做过深入研究的人写的。袁先生的论著是有学问根底的，有自己的翻译和研究基础，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当时大家读了这部论著，都觉得材料扎实，论述精辟，比较可靠，比较可信。
  袁可嘉先生无论在诗歌创作领域，还是翻译领域、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都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我们外文所老一代学者完成历史使命，或逝世，或退休，所里都是新人，青年一代。我觉得今天开袁可嘉先生的追思会很好，对所里新的一代了解外文所的学术传承，继承老一辈的优良学术传统会有很大的帮助。
  忆可嘉
  巫宁坤
  我和可嘉在西南联合大学先后同学，我1939年入学，他比我晚两年。本来会有同窗之谊的。天意莫测，他入学时，我已响应号召，自愿中断在联大的学习，去为来华支援我国抗日战争的美国空军大队担任翻译，因此和他失之交臂。
  1951年8月，我应燕京大学电聘，从美国回到北京，见到了联大同窗好友赵全章和他的好友可嘉，从此开始了我和可嘉长达六十年的友谊。在此期间，虽然我因言祸被错划为“右派”二十多年，入了另册，但是可嘉并没有和我“划清界限”。
  1980年，我平反后回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恢复了和亲友的正常交往。我曾约他和朱树题、杜运燮、赵全章等联大老同学到我家餐叙。可嘉也曾请我们到他府上餐叙。
  当时，可嘉在社科院外文所任职，在工作上也和我有联系。他曾聘我参与他的博士研究生的学位答辩。我曾应他的要求翻译了英国诗人DylanThomas的五首诗，纳入他编写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1986年初，我应英国剑桥大学英文教授理事会主席邀请到剑桥驻访。当年5月，苏格兰举办纪念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Burns）的活动，可嘉是我国翻译和研究彭斯的专家，应邀前来参加。5月24日，他从北京飞抵伦敦后，本可转机飞往苏格兰，他却搭乘一辆计程车，来到剑桥，探望我和怡楷，我俩诚然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在我们的留言簿上用清秀工整的笔法写道：“It’sagreatpleasuretomeetoldfriendsinanalienland。”
  90年代，我们两家都来美国定居，他在纽约，我在维州。他全家曾来探望我们，我去纽约时也曾去他女儿家探望他们一家。我俩也常通电话。他比我小一岁，不料竟一病不起。
  可嘉多才多艺。他不仅是诗人、作家、翻译家、文艺评论家，著作等身，而且为推广现代派文学做了大量的编写和研究工作，是西语界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2014年元旦于美国家中
  斯人可嘉
  北塔
  一、双重愧悔：途经纽约没去探望他
  2008年9月下旬和10月上旬，我在美国参加诗学会议、交游览胜，主要在新英格兰地区，其间曾从华盛顿到波士顿，又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两度经过正好位于这两个中等城市之间的大都会纽约。我当然知道袁可嘉先生就在纽约当寓公，也带着他的名片（上面有他在纽约的住址），也曾动过去探望老先生的念头，但由于我在纽约停留的时间太短而终究没有去成。没承想，在我离开美国正好一个月之后（11月8日），他竟溘然羽化。这些年，听一些去过纽约的朋友回来说，他年迈体弱、健康欠佳；但我一直想，他心态平和，美国的医疗条件好，又有贤妻和孝女的精心照拂，还不至于出意外。得知噩耗，我还是觉得突然。意外还是出了，而且，据说还是医疗事故，家人送他去医院时，他的病情还不是太严重，医生给他扎了一针，他再也没有缓过来。记得他曾亲口对我赞美美国的医疗：生病了，只要打个电话或按一下床前的紧急按钮，救护车就会前来接你去医院，就诊后还会送你回家，不收取任何费用。但最终他恰恰亡殁于所谓的先进的美国医疗。先生去后没多少日子，他的女儿晓敏就曾从纽约给我打电话，但我的手机恰巧在长沙火宫殿吃饭时被偷，因此没有接到；她肯定特别着急，又打电话给我的领导，我才知道。如果有机会见到晓敏，我一定要当面致歉。
  我在纽约时，之所以没去探望袁老，还有一个比较隐秘的原因：我有点怕见他。2001年，吴思敬老师说他主编的《诗探索》杂志打算做“袁可嘉研究”专辑，命我分工研究袁可嘉的诗。据我了解，在那之前，关于袁诗的评论文字散见于很多人的很多文章，但专文从未曾有过。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读他几乎所有发表了的诗作，联系跟他有关的中外其他诗人的作品，还联系他自己的诗歌理论和诗歌翻译。我那时年轻气盛，不懂人情世故。在高度赞誉袁先生在翻译、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在肯定他的诗才尤其早期诗歌的优质的同时，对他的总体诗歌创作成就评价并不高，因为他写得少，而且原创性不足，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写的，更是散淡而平庸。当然，我更多地分析了他未能诗尽其才的原因，而且更多地归咎于外在的尤其是社会历史的因素。这篇题为“模仿的顺便与超越的艰难——论袁可嘉的诗”的论文发表于2001年12月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诗探索》杂志。袁先生当然是看到了的，听说他颇为不悦。尽管此文得到了一些业内人士的好评，如香港《诗网络》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关于袁诗研究的综述文章，有相当大的篇幅是介绍我的那篇“愣头青”论文，并给予了相当赞许的评价，说我对袁诗的价值判断客观、公允而直率。但我还是为自己当时的直率感到内疚。正如钱锺书《吴宓日记·序言》所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挽，真当焚笔砚矣！”“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希望袁老能在某种程度上原谅我一时的鲁莽灭裂。在纽约时，我应该抽出哪怕十分钟的时间，鼓起勇气去向老人家表达愧悔。而我终于没有去，心中的愧悔加倍了。
  其实，当我听说袁老为我的文章而耿耿于怀时，曾经公开但委婉地表达过悔意——不是以歉意的方式，而是以敬意的方式。那就是我发表在2005年7月13日《中华读书报》上的随笔《高擎现代派文学之大旗》。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不知道我突然之间写作并发表（而且是发表在读书界影响最大的报纸上）这篇短文的用意。我不知道袁老在美国是否能看到，应该能看到的吧，因为“读书报”上的文章都是即时挂到互联网上的。我当然希望他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我写的全部都是正面的词语：“袁可嘉不仅在新诗领域卓有成就，在改革开放初期，更是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热心开拓者。”“袁先生思维的开放和敏感是一以贯之的。他不仅写作现代诗，而且重视研究诗论。如果说唐提是‘九叶’评论家，那么，袁先生就是‘九叶’理论家。”关于最后这句话，我想在此补充一句，他之作为“九叶诗派”的理论家，正如闻一多之作为“新月诗派”的理论家、胡风之作为“七月诗派”的理论家。
  二、“九叶文库”：他的倡议我执行
  袁先生是卞之琳在西南联大时的及门弟子，师生情谊至深。2000年12月，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原计划为庆祝卞之琳九十华诞而举行专题研讨会，在全家人都反对的情形下，八十高龄、明显老迈的袁先生执意抱病从纽约赶回来，为的是要跟六十年的老师见个面。他下飞机的当日，听到的却是卞老仙逝的噩耗，使他极为悲痛。庆生会变成了追思会。袁先生作为卞之琳的“老学生”头一个发言，他儿度哽咽得不能出声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当天晚上，我陪师兄江弱水去他位于永安南里的住处看望他。他在客厅里接见我们。由于长久没有人住，房子显得异常空落萧瑟。客厅极小，中间支着一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餐桌。他念叨着他在1941年跟卞老第一次见面时的尴尬情景：“我初次见到他，冒昧地称他‘卡’先生，他纠正我说，‘我姓卞，不姓卡’；弄得我很不好意思。”袁先生的情绪平复了许多，但看着还是很累。我们怕打搅他休息，没有聊多久，就告退了。他送给我们他新出的书，其中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
  第二天，我们去八宝山送别卞老之后，我邀请袁先生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我因为在文学馆只是个小兵，无权要车接袁老；再则，他不是革命文学的大员，跟中国作家协会又素无关系，所以也不可能受到隆重的接待。我还记得，我和他的大女儿晓敏、江弱水和我的另一位师兄王毅一路陪护着他，他拖着病痛的躯体和哀痛的心灵，从八宝山出发，先乘地铁再打车，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文学馆。我赶紧找来轮椅，推着他去食堂，吃了点快餐，然后，我推着他去看展览，边走边作讲解。我当时跟沈从文一样，是挂牌的讲解员。我讲到了“卞之琳文库”的情况，虽然还没有真正建立，但由于我那段时间的努力协调，时任馆长舒乙先生已经同意。在文学馆展厅二层举足轻重的“20世纪文学成就展”中，“九叶诗派”占着偌大的版面；袁先生既细看诗友的展品，也看着自己的照片、书影与诗作，感到十分欣慰，这时他甚至变得兴奋起来。随后，我又推着他到舒乙的办公室。袁先生先就“卞之琳文库”的建成向文学馆表达了真挚的谢意；说到自己，他谦逊坦言：以个人的文学创作成就，恐怕没有资格建文库，但问能否以“九叶诗派”集体名义建。舒乙当即拍板：“当然，没问题。”这就是文学馆中唯一一个多人文库的由来。在送走袁老他们之后，我又找到舒乙先生，提议：搞一个“‘九叶文库’建库仪式暨‘九叶诗派’学术研讨会”，由我负责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力量。舒乙又当场答应，但提了两条：一、不叫“建库”，叫“开库”；二、文学馆经费紧张（当时我们的工资都曾被拖欠过），只提供场地，不提供任何费用，这意味着我得去化缘。
  第三天晚上，杜运燮先生做东，在袁先生附近的一家粤菜馆，二老请我吃饭，作陪的还有他俩的儿位家人。就在饭桌上，他们各自交给了我一批书，作为“九叶文库”的第一批资料。我郑重承诺，一定全力搞好开库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关于费用问题，杜老给我支招：可以找找时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思敬老师，他们那儿的诗歌研究中心有一些经费。
  为了把这件有历史意义的不大不小的事做成，我在一个炎热的傍晚找到了吴老师的府上，他爽快地答应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愿意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支持。2001年8月7日，经过我几个月的奔走，在文学馆多功能厅举行了非常像样的开库仪式和学术研讨会。袁先生远在纽约，因行动不便没能与会，但他认真地写了发言稿，由他的女公子晓敏代为宣读。我则代他朗诵了他早年的诗作《沉钟》。袁先生始终关心着“九叶文库”的建设。后来，他还曾从纽约托人带来了《关于新诗与晦涩，新诗的传统》和《茵纳斯弗利岛》等著译手稿十二件，捐赠给文学馆。
  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我以诗坛译界晚辈的身份邀请袁先生到文学馆参观，并介绍了文库尤其是“卞之琳文库”，他才倡议建立“九叶文库”。我为自己能帮他实现这个愿望而感到高兴。其实，这个文库的建立为文学馆在“非主流”诗歌界提高了声誉、扩大了影响，意义也不可小觑。可惜，我现在的同事（包括领导）中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和内在价值。
  三、回报心理：几乎所有经历写作现代化的作家都感谢他
  当然，我这么做也是出于某种回报心理。因为从诗歌因承和代际来说，朦胧诗人是我的“诗父”，“九叶”诗人是我的“诗祖”。我记得，我刚上大学不久，就读了《九叶集》，是从图书馆借的，连借了两次；后来，我有幸结识了时任西北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的唐祈先生，与“九叶”诗人算是有了切身的接触。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写诗所遵循的一直是袁先生在《九叶集·序》中所概括的“九叶”所走的道路——现实、象征与玄思的结合。我向辛笛、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等学的是写诗，向穆旦、郑敏学的是写诗和译诗，向唐湜学的是写诗和评诗，而向袁可嘉学的是所有这三个方面。曾经有挚友戏说：我的理想是要成为袁先生那样的诗坛三栖人物。我不讳言自己有那样的野心。还是在大学期间，我读完了袁先生几乎所有关于现代派诗歌的著译，如《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论新诗现代化》等等。《论新诗现代化》收录的是他发表于1946年至1948年期间的诗论文章，共二十六篇。他那时的文笔还不怎么老到，有欧化之嫌，有些地方概念混乱，逻辑不清，词语芜杂，甚至有拗口重复的毛病。但观点新锐，与西方最先进的诗学同步，而且，从谋篇布局到措辞修辞，都有非常具体的设计。他在六十年前就不遗余力地鼓吹现代主义诗歌，而我们扫视当今的诗坛，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现代派？不是袁先生不想教，也不是后来的诗人们不想学，而是被切断了、阻隔了。他的这些文章本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结集了，计划收入朱光潜主编的一套丛书，但是，由于战乱、内乱，直到1988年，才由北京三联书店印行，才重新发挥现代主义启蒙的作用，而那时受教的已经是我这个年龄的人了。
  我买书买得最多的是外国诗歌的汉语译本，袁先生的译诗集我几乎全都买了，包括今天一般读者不会再看的《英国宪章派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重印的繁体字版）。这些译本我不仅读学，还研究。我本科时的专业是英语文学。我喜欢读老师一般在课堂上不教的英语诗歌，有看不懂的，读一下译文可能就明白了。我也同时练习着翻译诗歌，碰到翻来覆去还是词不达意的时候，读一下译文会有所启发。当然，我买的一般都是比较好的译本。但我喜欢比较不同的译本，看好翻译到底好在哪里；这样的比较研究对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大有裨益。上诗歌专业的研究生课时，导师邹绛先生是知名翻译家（朱光潜的嫡传）。他最重要的教学法就是这个。由于同级的师兄弟们英语不太灵光，邹先生一般都让我读原文，而且通过对比原文，谈谈不同译本的善与不善。邹先生推崇袁可嘉的翻译，只要有袁译的，他都要找来，让我们琢磨学习。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比较叶芝名作《茵纳斯弗利岛》的不同译本，经过逐字逐句的比较阅读之后，我得出结论：袁先生的是最棒的。比如劈头第一行“我就要起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简洁有力，干净利落，充分展现或者说还原了原作斩钉截铁的决心和毅力（除了专有名词“茵纳斯弗利岛”，叶芝用的几乎全部都是嘎嘣脆的单音节单词）。他的翻译正如他的学生彭予所概括的：“既忠实于原文，又不完全拘泥于原文，有非常好的整体效果。”
  以上说的都是袁先生自己的著译，其实他影响中国知识界最大的是他和董衡巽、郑克鲁联合主编的一套大书《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卷八册，选入十九个国家和地区十一个流派九十九位作家的一百九十四篇作品或作品片段），这套书总共有三百万字，历时五年才完成。关于此书的价值和意义，袁先生作为主其事者，是极为得意和自信的。他自己曾说：“由于此书是我国20世纪中惟一一部较完整的选本，选题严谨，译文优良，指导思想明确，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外国现代派作家作品，我都是通过这套书才开始接触的，然后，再去找完整的或更多的相关作品。它是窗口、道路、舟楫和指南，而它本身就那么宏富、多样而精当。这套书不仅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影响甚巨，20世纪80年代的读者，尤其是中青年文史读者，不管是诗歌界的、小说界的还是戏剧界的，没有看过这部书的人恐怕很少。因此，我在《模仿的顺便与超越的艰难——论袁可嘉的诗》一文中，曾经说，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袁先生最劳苦功高的就是这套书。但这句话后来被《诗探索》的编辑给删掉了，也许那位编辑认为编书不能算什么大成就。但我不这么看。据《深圳商报》2008年12月5日报道，“深圳读书月”组委会、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广电集团等联合举办了“三十年三十本书”文史类读物评选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公众自由推荐、一个月的网络票选及手机短信投票，从三十年来三十万余本出版物中筛选出了一百本候选书目，最终呈交给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专家组成的终审评委团与来自全国十六家知名媒体读书版编辑组成的复审评委团进行评选。在这个显示读物最高影响力的榜单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赫然在焉。
  敬悼袁可嘉先生
  张曼仪
  晓敏从纽约挂来长途电话，说她父亲已经去世了。这原不在意料之外，但消息传来，仍使我震惊——诗人、翻译家、学者袁可嘉离我们而去了，禁不住惘然若失。
  最早认识袁可嘉先生是通过他的诗文。我们一班朋友60年代后期在香港编《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在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惊喜地发现了40年代一群闪亮的星辰。这些新锐的诗人，既着眼于社会现实，又同样注重诗的艺术性，能够把个人的情志接上大众的情志，把握到时代的脉搏。我们满怀欣慰地选辑了他们的作品，并加以充分的肯定。当中袁可嘉除了写出深刻而富创新的诗作之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的诗论，分析新诗的现代化问题，提出新诗的戏剧化，把意志与情感转化为诗的经验，而避免说教和感伤的毛病，对当代影响颇大。他倡导新诗走“现实、象征和玄学（指幽默机智）相综合的道路”。这条道路肇始于30年代现代派的戴望舒、卞之琳，袁可嘉和他一班诗友（后称“九叶诗派”的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穆旦）继承而发扬光大，开拓了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道路。
  袁可嘉先生对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卞之琳不仅非常敬佩，而且为宣扬他的诗艺、译艺不遗余力。我是因着卞之琳先生的关系，跟可嘉先生有了进一步的接触。1990年，为了纪念卞之琳从事创作活动六十周年和八秩华诞，可嘉先生联同杜运燮和巫宁坤两位先生编辑出版了《卞之琳与诗艺术》。在编辑过程中，在约稿和交稿之间有了更多往还。到了2000年，筹备庆祝卞之琳先生九十华诞和《卞之琳文集》首发式的卞之琳学术研讨会事宜，可嘉先生是主催，并在研讨会（不料竟成为追思会）上宣读了长篇论文。从可嘉先生的尊师重道，足见他对传承的认真不苟。
  其实在这之前，可嘉先生自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到外地做学术交流，1986、1987年先后访港，因此有缘相叙。亲炙之下，感受到诗人和蔼厚道的一面：平易近人，不拘小节；对朋友诚恳谦虚，对学生循循善诱，对妻子和儿孙浓情挚意。记得那时他的小外孙女快要诞生，他兴冲冲地要为小宝宝买婴儿车，我就带同一个当年研究40年代诗歌的学生陪他到百货公司选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永远是诗人欢乐的泉源、精神的支柱。
  在学术方面，可嘉先生著译甚丰。1980年与诗友合编《九叶集》并作序，在文学史上确立了一个诗派。他致力研究和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和作品，发表评论和编选译品，在沟通梳理中西文学方面作出了贡献。众所周知，可嘉先生还是个杰出的翻译家，以汉译英美诗歌称著，尤其擅长移译美国歌谣以及彭斯和叶芝的诗。
  可嘉先生一生孜孜为学，著译不辍，从没有忘记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他随女儿在美国居住之后，我每年春节总收到他的短简，但儿年前却只得一句话：“可嘉老矣。”字迹也有点颤抖。之后就再没有收到他只字片纸了，只知道他身体不好。人生无常，生老病死，在所难免。可嘉先生在有生之年竭尽所能，起承先启后之功，应无憾矣。
  最后，我想引可嘉先生译叶芝的《本·布尔本山下》（UnderBenBulben）一诗。本·布尔本山在叶芝故乡，附近有他的墓地，碑上按照他遗愿，刻有此诗最后三行：
  冷眼看待
  生与死
  骑士们，前进！
  叶芝对于英国诗歌与袁可嘉对于中国诗歌的祝愿，是异代同心的。由于袁可嘉和他一辈人的努力，中国新诗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让后人可以踏着先行者的脚印前进。这儿行诗，用在可嘉先生的场合，也是再恰当不过的。
  2008年12月10日
  沉寂的洪钟
  陈安
  诗人、翻译家袁可嘉最近在纽约病逝。笔者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朗诵了他自己写的诗《洪钟》和他所译叶芝的诗《当你老了》。
  袁先生曾来我图书馆借书，我曾见过他儿面。前几年他与夫人的金婚派对，我也应邀而去，还为他们唱了我自己写的歌，其中一首是《大提琴之歌》：“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用低沉的嗓音肃穆的口吻，大提琴啊，在倾诉钟情。”我觉得袁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他一辈子都在用诗歌——他自己的和别人的诗歌来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那天的家宴，夏志清教授也去了，他俩同龄，而且是北大时期的同事。追悼会，夏教授也冒严寒出席，并致辞悼念。
  袁先生文静谦和，加上深度近视，其学者气质似乎更浓于诗人气质。事实上，他翻译、编著的外国诗歌和诗歌理论作品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他本人的诗作。他一生出版的二十六种著译中包括布莱克、彭斯、叶芝和英国宪章派的诗歌作品，还有多种对国内诗歌创作具有重大影响的介绍欧美现代派诗歌的论著。据他女儿说，晚年他还很想翻译惠特曼的《草叶集》，觉得自己可以译好，尽管中文版已经不止一种。他来美国多年后也有遗憾，比如发现自己把不少时间花在了阅报上，以至影响了自己的著译，近几年患了老年病，更使他心中不安。他觉得还有许多东西要写，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最后的愿望是能出版自己的文集，并且已经编写了大纲。
  我之所以选择《洪钟》来朗诵，因为觉得作者写出了自己的性格和抱负。他确实是一口可以发出洪亮声音的大钟，可在20世纪40年代，甚至后来到了60年代，在那些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他只能是一口“沉寂的洪钟”，一口“锈绿的洪钟”，一口任凭苦痛煎熬的洪钟。但他还是有向往，有渴望，那就是像洪钟一样“收容八方的野风”。好一个“八方的野风”！那些外国现代派的吟唱，那些欧美诗人的歌声，不就是远方的野风吗？令人欣慰的是，在那些平安无事的日子里，袁可嘉终究把那些野风收容了过来，让众多汉语读者也听到了他们别有风味的自由歌唱。
  当年为天津《大公报》副刊写新诗的九名诗人，也即后来所谓的“九叶派”，在袁可嘉这一叶飘零后，就剩下郑敏这最后一叶了。岁月不饶人，也不饶诗人，但诗人们留下的歌声，依然会飘荡在空中，不会随着他们身影的消失而消失。
  告慰袁可嘉
  李景端
  刚参加完第九届“深圳读书月”组委会主办的“三十年三十本书”的评选，就听说了老友袁可嘉在美国仙逝的消息。因为可嘉主编的四卷《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这次被选为反映改革开放历程的三十本书之一，我正想把这喜讯告诉他，没想到他却永远地离开我们了。阴阳两界不通邮路，我只好写这篇短文，一是哀悼可嘉，二是告慰可嘉。
  从年龄和学历算，可嘉都应该是我的老师，但实际生活中，我们可是许多见解相通的好朋友。我是在1979年烟台首届美国文学研究会年会上认识可嘉的。那时他的许多同辈人，都有了教授或研究员的职衔，可他什么都不是。后来我才从别人那里略微知道一点他遭受过的不公正待遇，深为他感到不平，但他自己对此一点都不在意。那年，我正受命创办《译林》，自然要向他请教如何介绍外国文学，他毫不犹豫地叮嘱我，要多介绍外国当代读者关注和欢迎的新作品。他接连举了好多个西方文学新流派，我都觉得很新鲜。那时对西方现代派还不敢大宣传，我就先约他为《译林》写几条现代派的“名词解释”，他一口答应了。
  以后，可嘉为介绍西方现代派文艺，写文章，搞翻译，编文集，做讲座，可谓不遗余力。在“心有余悸”的年代，这样做无疑要担风险的。在成都一次会议上，我就听见一位外国文学界的权威在我面前讲过：“袁可嘉现在到处卖现代派的狗皮膏药。”可嘉并不因这些压力而却步，经他策划、组稿、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终于问世了，而且一连出了四本。这套书，较全面地揭开了曾被鄙视为“颓废”、“没落”的西方现代派文艺的面纱，使封闭多年的许多中国读者，第一次接触到“意识流”、“黑色幽默”、“荒诞派”等等西方文学流派。不单文学界，包括戏剧、美术、工艺等相关文艺界，可以说都深受其影响。人们也许还记得，四川魏明伦当年改编的《潘金莲》，完全颠覆了传统潘金莲的形象，看似“另类”，其实多少也是受了“荒诞派”的影响。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采用或类似“意识流”、“黑色幽默”等写法的现象也多起来了。在高校和一些年轻人当中，更一度出现了热衷研究存在主义的“萨特热”。尽管也出现过批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声音，袁可嘉又一次面对受到指责的压力，但时代毕竟在前进，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容止步，可嘉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次短暂的风暴。历经磨炼，可嘉的观念更成熟了，其文学造诣也更深沉了。这一点，有两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
  为了怀念穆旦的文学贡献，1988年《译林》在北京举办“穆旦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一本怀念穆旦的文集。讨论书名时，穆旦的许多朋友认为，穆旦是诗人，书名应该含蓄富有诗意；而可嘉却认为，穆旦首先是位爱国者，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国家患难时期创作的，书名首先应该体现诗人的品格。为此，可嘉确定选用穆旦的一句诗句“一个民族站起来了”作为书名。有人说可嘉太“政治化”了，不过我倒觉得可嘉这种视角把穆旦升华了，同意采用。
  我最后一次与可嘉见面，是1995年5月我请他出席北京“尤利西斯与乔伊斯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为事前我曾就翻译出版《尤利西斯》一事多次请教过他，他对能请到萧乾夫妇来译非常赞许，只叮嘱我千万不要删节。在会上，我告诉他实现了一字不删，他连连点头表示高兴，还说，一字不删，才显示中国学者评判学术的眼光，才能体现中国真正坚持对外开放。可嘉拥护和推动对外开放的热情，于此再次可见。
  可嘉走了，他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入选了“三十年三十本”，这虽是小事，但也堪可告慰可嘉：人们会铭记你。
  不沉的绿叶——追思袁可嘉先生
  李文俊
  去年的这个时候，袁可嘉先生在与病魔苦苦搏斗了多年后，终究在纽约离开了我们。我没有打听他的家人在美国是怎样安置他的遗骨的，在那里，一般都有公墓。想必他的家人会按常规，在墓石上简单地刻上他的名字以及生卒年月日。其实早在1946年，可嘉就为自己写好了墓碑。他在一首题目就叫《墓碑》的诗里，告诉世人：
  愿这诗是我的墓碑，
  当生命熟透为尘埃，
  当名字收拾起全存在，
  独自看墓上花落花开；
  说这人自远处走来，
  这儿他只来过一回；
  刚才卷一包山水，
  去死的窗口望海！
  诗人其实并没有真的死灭，他的作品与磊落的一生都活在人们的心中。而他自己呢，仅仅是在凭窗眺望海景。这一回，作为肉身的可嘉，这片一次次在多次运动中被打翻又泛起的绿叶，这九叶诗派中的一叶，终于沉落到海底，去与美丽的明珠、珊瑚和满载宝藏的沉船，为伍做伴了。他可以安息了。我总觉得他的一生有点像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一片绿叶。潮起潮落，浪奔浪涌，一次次地将他打翻，甚至儿乎要把他撕碎。但他总是一次次地翻过身来，为太阳和月亮反照出自己的那一片光芒，哪怕是有些暗淡、不无诡异的光芒。
  因《译文》而结缘
  算起来，我与袁可嘉先生相识已超过半个世纪了。最初，是在1952年，我在北京西单大磨盘院的一个训练班里学习。院门正对面的那个院子里就包含有中宣部的“毛选”英译室。从北大英语系调去的袁先生当时便和钱锺书先生一起，在那里工作。我们是交谈过的，但是由于我比他小了将近十岁，学识阅历都浅，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所以只是算是认识，谈不上有什么交情。我曾在上海书店柜台上摆放的薄薄的、小小的《诗创造》与《中国新诗》里，见到过他的名字，但是以我当时的水平，只能欣赏《发票贴在印花上》那样的“马凡陀山歌”，并没有细读过他诗歌创作最旺盛时期的诗作。后来我进了《译文》编辑部，袁先生也调到了外文出版社从事中译英的工作，我们便开始有了些接触。我选材时读到澳大利亚作家亨利·劳森的中篇小说《把帽子传一传》，觉得不错，便在领导同意下约他译出，登在《译文》上。这可能是澳大利亚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的第一篇，至少是亨利·劳森这位大洋洲杰出的工人作家被介绍过来的第一篇。此文后来加上施咸荣译的另几篇，合在一起，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套袖珍版小丛书，印数是不会少的。那一个阶段，我们编辑部常会收到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转来的外国“左派”作家作品，包括一位名叫玛莎·米列的美国黑人女诗人的诗歌。我曾请袁先生从中选译了一些，发表在刊物上。以后他与米列有多次书信来往，收到她更多的作品，遂编译了一本《米列诗选》，给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些都是与我有点关系的、袁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早出版的译作，姑且在这里记上一笔。记得我还曾按领导指示，约他写过一篇批判赛珍珠《北京来信》的文章。但不知为什么没有通过，可能是觉得他的批判还不够“有力”吧。后来又约了名气更大、地位更高的刘思慕先生另外写了一篇，在刊物上发表了。我们当时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当然是不可能把这位女士当作朋友的。现在看来，恐怕也确实是过于严峻了一些。
  《译文》与《世界文学》上发表过的可嘉的译著必定不止这些，好像还有布莱克与彭斯的诗歌，以及以老舍名义发表的纪念马克·吐温的文章。（可嘉后来还为被剥夺署名权而愤愤不平。我本人还曾为冰心先生捉刀写过纪念欧·亨利的发言稿呢。不过我只觉得那样做对于我，完全是apleasue，alsoanhonour。）作品的篇名，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这期间我当然会与可嘉有些往来。记得曾应冯亦代先生之邀上羊市大街他家里去吃过一次饭，袁先生是冯先生请来的唯一陪客。正好碰上冯夫人安娜出国工作，所以那天吃的基本上都是买来的冷菜。我是小人物，什么事都不知道，他们的谈话我插不上嘴，只有听的份。但觉得他们这样做，主要是看在《译文》的分上，对我这个小编辑确实是给足了面子。不久后“反右”开始，冯先生“落网”，可嘉则因有“右派言论”，下放劳动。但我并未与他们“划清界线”，仍然约他们译稿，也还有些来往。
  想不到未过几年，文坛再度风云突变，作家协会大乱。可能是打算给手忙脚乱的作协领导减轻一些负担吧，与创作关系不大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又划归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文学研究所。而可嘉也终于如他所愿，进入文学所做他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了。（他曾对我说，他是“拍了桌子闹了一场才得以调出来的”。真是书生傲气不改呀！）于是，我们便成了同事，一起搞运动、下放，后来又回京逐步恢复工作。我的感觉是：平时也好，“文革”中也好，尽管他非常想成为群众中的一员，也真诚地要改造自己，但似乎总是不得其门而入。老处在一个受不到充分信任、不上不下的位置里，那时对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真是“左”海无涯呀。中美恢复往来后，他又因与入了美籍要写中国现代诗史的北大老同学许芥昱来往而受到牵连，被“乱判葫芦案”，最终得到“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待遇，有四年被剥夺了做业务工作的权利，只能干打扫厕所这一类的粗活，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
  “用事实证明，我是‘圆’的”
  可嘉在这段时间私下里写过一首叫《扁与圆》的诗，后来才收入文集。诗只有这样四句：“有人把我看扁了。/好的，/我将用事实证明：/我是圆的。”平反以后，国家的整个大环境也有了变化，可嘉总算能真正发挥所长，在中国诗坛与外国文学工作上焕发出异彩了。可惜这段时间与被耗掉的时间相比，实在是太短了。
  他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进北大当助教，却直到三十三年后的1979年，才升为副研究员（相当于副教授）。不少造诣不如他，年纪也更轻的人都当上了政协委员与学部委员，但他好像在晚年才当上博士生导师，任何别的高一些级别的衔头都未能得到。有一次，他和我与另一位女同事一起去南方讲学。看得出对方更看重的是那位女同事，尽管她辈分上几乎只能算是可嘉的学生。但当时她是能决定哪个单位可以设立博士点的某个委员会的委员。在她演讲时，会场就从可嘉与我讲课时用的教室转移到了大礼堂，被动员来听的学生也是人头攒动。我想袁先生对这样过于昭彰的行事方式不会没有想法。但对这种小事他丝毫也不计较。他相信自己的实力，眼里有更高的目标，不屑于去争取待遇，也不愿削尖脑袋去走门路。
  从与可嘉的交往中，我自己也是深受裨益的。最先是从他写于60年代发表在《文学评论》上那几篇批判西方现代派的文章中。在“文革”前的那几年里，对西方现代派文学除了批判，又还能采取什么别的方式呢？但是即使是写批判文章，可嘉在那里面也并没有像别的一些人那样，把批判对象痛骂一顿了事。他还是摆出了对方的不少事实，引述了彼方的不少论点，使包括我在内的读者增加了不少知识。他有一篇叫《英美意识流小说述评》的文章，里面较详细地介绍了乔依斯、吴尔芙与福克纳的情况。看得出他是认真读过他们那些很难啃动的书的。福克纳这个名字我还是知道的，中国人里，赵家璧最先在所著的《新传统》（1936）里专门写了一章介绍他。我自己也对他新发表的长篇三部曲写过报道，并曾选了他的两篇小说，约赵萝蕤等前辈译出，发表在1958年4月号的《译文》上。但是可嘉的文章让我较详尽地理解了福克纳那本代表作《喧哗与骚动》的内容与写法，使我后来在译此书时能够心中有数。果不其然，到了1979年，可嘉与人合作编辑《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可嘉约我译此书的第二章时，我真的感到与作者能做到“心心相印”，译来并未费太多的功夫。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可嘉的批判文章了。《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一书出版后，影响很大，福克纳也一度成为热门，不少刊物与出版社都向我约稿。我逐步译成了《喧哗与骚动》全书，以及《熊》《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福克纳随笔》与《大森林》，还写了他的评传。俨然成了中国的“theFaulknerman”。可以说，我之所以能“浪得虚名”，泰半要归功于可嘉兄的提携哩。
  可嘉后来还写了几本关于现代派的理论专著，出版时他可能不在国内，未蒙一一赐赠，亦未曾细读，不敢妄评。他对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分析评论恐怕也是国内最有深度的。至于他写的诗歌，我在读过艾略特与奥登的诗之后，便很能体味出可嘉作品中的那种历史沧桑感，那种冷讽与机智了。例如那首著名的《沉钟》，便很有我国殷商青铜器的那种宏大气度与历史凝重感。让我们一起再欣赏一下：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
  可嘉，在那边，你是不是仍然负驮着沉重，在听风雨匆匆呀！
  三次采访袁可嘉
  宫苏艺
  第一次采访是为了约稿，时间是1987年2月25日。我和同事先到冯至家，也是为了约稿。在冯至家停留的时间不长，谈了稿件的事情就离开了。然后，就到了同在永安里社科院宿舍的袁可嘉家。
  这是我第一次见袁可嘉。当时家里只有袁可嘉一个人，显得有些冷清和孤寂。同事和袁可嘉比较熟，主要是他们在交谈，印象中袁可嘉话并不多。我在一旁为袁可嘉拍照。
  第二次采访是1995年8月9日，是和《中华读书报》记者红娟一起去的。虽然还是在永安里宿舍，但袁可嘉换了房子，到了一楼，光线不是很好。这次是红娟采访，她提问，袁可嘉回答。我的角色是摄影记者。
  采访的结果是红娟为《中华读书报》写了袁可嘉的人物故事《跑好最后一圈》，发表于1995年8月23日，同时配有我拍摄的照片。考虑到这篇文字并不好找，不妨照录如下：
  韶光易逝，岁月不居。自1941年发表第一首新诗至年前出版的《半个世纪的脚印》一书，袁可嘉的笔耕生涯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他说，最初只写些青春期感伤诗，空灵飘忽，或是内省的体验，或是对生命的沉思，但日益逼人的民族苦难最终迫使他写了一些暴露现实的诗，反映着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知识分子无奈的心境。
  “三四十年代也正是我国新诗潮与西方新诗潮相交融的年代。西方，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奥登的影响所向披靡；中国，戴望舒、卞之琳、冯至和后来所谓‘九叶’诗人也推动着新诗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走向中国式现代主义。”
  “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现代主义呢？”
  “其一，力求个人感受与大众心志相沟通，以此有别于西方现代派与旧式现代派；其二，在诗艺上，追求知性与感性相互融合，幻想与现实交织渗透，强调继承与创新、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的结合，极力摆脱机械模仿西方现代派的弊病。数十年来，我们虽对西方现代诗论多有介绍，然而对其作家作品的介绍还有待于进一步渗入。”
  为此，袁可嘉虽近古稀之年，仍沉伏于案执迷于笔耕生涯：计划着选十位英美大诗人，评论他们的作品；撰写一本反映中国新诗发展历程及作家作品的专著也列在了日程之内。引用萧乾老人的一句名言：“我要跑好最后一圈。”他说。
  第三次采访袁可嘉是2000年12月。他12月2日从纽约回到北京，准备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行的卞之琳学术研讨会。没想到晚上到京，卞之琳先生已于上午驾鹤西去，他竟然未能见上老师最后一面。
  我参加了7日外国文学研究所举行的卞之琳先生追思会，袁可嘉在会上有饱含深情的发言。同时，经袁可嘉的女儿袁晓敏的联络，到永安里宿舍采访了袁可嘉。此次采访，袁可嘉一改以前留给我的沉默寡言的印象，不仅话多，而且打开心扉。我想，这可能是他从美国回到中国的原因，另外也可能是因为我是第三次采访他，已经很熟悉了。袁可嘉先拿自己的头发开玩笑，说回到北京去理发，问多少钱。店员回答，儿十块。袁可嘉说，你看看我还有多少根头发。我说，可能你去的是美发厅，不是理发店。袁可嘉谈到了在美国的生活，说美国人的素质比较高。他说，夫人在北京没
  有社会保障，只能去美国，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女儿，在美国发展得不错。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袁可嘉说：“年轻时我做梦都想去美国，现在我做梦都想回中国。”这其中包含着多少无奈和深情！其实，我内心是希望袁可嘉能够在美国和家人在一起，安享晚年，不必把工作看得那么重要。因为，第一次采访我看到了孤独的袁可嘉。第二次采访正好他的外孙女在家，又是弹钢琴，又是过来合影，天伦之乐不仅让袁可嘉精神矍铄，而且穿着颇为时尚。根据那天的采访，我给河北省作协的《文论报》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袁可嘉：现在早已是后现代派的后后后现代派文学了》，同时配有照片，发表于2001年1月1日。由于《文论报》已经停刊，还是把报道的主要内容照录如下：
  自从去美国定居，将近两年后袁可嘉才回来，而且此次停留时间不到一个月，又要返回。我问袁可嘉在美国的情况，他说每天上午一般都是看看书、报纸、杂志，下午写作，一天大约工作5个小时。作为80岁的人，袁可嘉说只能每天工作的时间短一些，希望连续加起来的工作时间多一些。
  袁可嘉先生长期从事现代派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我请他谈谈现在对现代派文学的看法。他说，“我基本上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即现代派文学有正确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我们要发扬好的，批判消极的。但现代派文学是西方50年代的文学现象，已经过时，早就是后现代派了。我对后现代派文学主张多看，多研究，少做论断，根据需要做一些选择，但我的看法有保留，因为其质量不是很高，对社会现象缺乏批判，商业化的倾向也很严重，基本上是通俗化的文学。其实现在美国后现代派已经成为过去时，是后现代派的后后后现代派，流行的是网络文学，电视文化。对此，我们也需要研究。”
  暮霭里盏盏灯火唤归家
  王素蓉
  2009年1月8日晚十一点多，袁可嘉先生的女儿晓敏从纽约打来电话。这是袁先生去世后，我们第一次那么长时间的畅聊。之前，即2008年11月8日袁可嘉先生的去世，晓敏已及时地通知了我的父亲王平凡。当时，我们一家还没完全摆脱妈妈刚刚离去的痛苦，晓敏也就没多说什么。大家只能相互安慰着。
  这次，晓敏在电话中详细地描述了袁可嘉先生晚年的身体状况及最后在美国医院的抢救情况。
  晓敏告诉我，在近一两年中，袁先生常常在梦中与人交谈。一天夜里，晓敏听见袁先生一直在说话，晓敏轻声叫着：爸爸，你在跟谁说话？袁可嘉先生答道：我在和卞之琳谈诗歌翻译……晓敏说：爸爸，卞之琳伯伯已经不在了。袁先生猛醒，愣了一下问道：什么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有没有写文章？晓敏轻声答道：爸爸，你已经写了，你还参加了追悼会！袁先生眼泪一下就淌了出来。晓敏说，爸爸为此泪流满面，几个小时都不能入睡。以后又梦中与冯至、钱锺书交谈（其实，这两位令他敬重的师长，早在袁先生离京去美国前就已去世了）；有一次他又好像是在会上发言，讲新诗的发展，条理之清晰……晓敏说，真可惜当时没有录下来。
  大概70年代末，我家搬到与袁可嘉先生家为邻。内向的袁先生不太爱讲话，倒是他夫人程阿姨经常用柔和的语气与我们打着招呼。记得晓敏出国以后，1991年程阿姨也去了美国。当时，我就纳闷为什么年迈的袁先生一个人住在这儿不肯去呢。晓敏告诉我：“早在1990年我们在办理妈妈来美手续时就问爸爸是否可一同来美，他坚决地说，我手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研究生要带。我的读者、学生、事业都在中国。我怎能弃而不顾呢？过了儿年当又一批学生毕业了，我们又催他，想不到他说：我带的学生是毕业了，可他们出国的出国，远走高飞，外文所在这方面还是没有接班人……看到年迈多病的爸爸无人相伴，我们是又气又心疼，故意激他，难道世上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爸爸停了一下，很严肃地说，‘文革’十年，耽误的岂止是一代人，现在青黄不接，我着急呀……”直到1997年后半年，最后一批博士生结业后，小女儿小琳一家也去了美国，袁先生才同意去美团聚。那时他已是七十七岁高龄，已不能一人独自在北京生活了。
  谁承想就是这样一个热爱祖国、热爱自己事业的学者，当年可是被冠以“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呀。
  晓敏回忆道：1973年3月底，爸爸得到外文所人事科通知，说有他原来西南联大老同学（中美建交以后，第一批来京访问的）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许芥昱要求见他。在按照组织上的安排见许后，他们有过多次来往。许先生来华除探亲外，还为了修改他所撰写的《周恩来传》和《二十世纪中国诗选》并收集当代中国作家的情况。这是得到外交部的支持的。许回答父亲关于见人问题时说，“接待部门一再讲，你认识的你自己去找，你不认识的我们帮你找”。为了帮助许，父亲赠送他两本书，并应他的要求（经北大西语系同意），陪他到北大访问了朱光潜、袁家骅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爸爸在1973年7月10日日记中写道：“许居然出了问题，今天公安局说许是个有来路的人，是个派遣特务。要我交待……”不久，许被驱逐出境，全所开批判大会，爸爸被定为犯有“为美国间谍提供情报的反革命罪行”，没收了他和许之间互送的书籍等物品，同时举行罪行展览会，不许工作，监督劳动（在所里打扫厕所，宿舍院里翻沙子，烧锅炉），接受长期审查，达六年之久。
  就这事，我曾认真问过我的父亲——当时任外文所副所长、党总支书记。父亲回忆道：1973年，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刚从干校返回北京，也就是我国对外政策稍稍解冻但还未全部放开之时，著名美籍学者许芥昱先生回国观光，提出要见袁可嘉先生，当时院部的“工军宣队”找到了父亲，让他保证袁可嘉不能出事，父亲是在“工军宣队”面前打了包票的。可是后来，公安局以掌握了“大量确凿证据”为由，责成有关部门找到了学部“工军宣队”，最后判了袁可嘉先生“里通外国”罪，这个宣判是由我的父亲在全所大会上宣读的。父亲至今为此事深感内疚。
  电话中晓敏告诉我，那儿年他们家人一直抬不起头。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家家忙着搭地震棚。而袁家唯一的劳动力，作为被管制的对象，不但不能给自家搭棚，不能照顾病中的孩子们，还要奉命在烈日下蹬着板车挨家挨户地给别人送木料，搭棚子。不但袁先生长期寝食不安，身心受到摧残，晓敏——作为“现行反革命”的子女，也被剥夺了升学的机会（被迫去农村插队，与“黑五类”一起干活）、入党的机会，及工作的机会（连卖冰棍的单位都不敢雇用她）。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晓敏连续两年都因爸爸的问题不能报考，眼看1979年高考来临，为了自己的命运，晓敏只有最后一搏，三番五次地找到公安局及有关方面，最终有一天公安局来入到外文所，出示为袁先生平反的决定，大意谓他在1973年与许的来往是由许提出的，经组织批准的，所透露的情况不足以构成“为美国间谍提供情报的反革命罪行”，决定宣布平反，并退回所没收的东西。袁先生感慨万千，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至此我的政历问题（共7个）已全部改正。从此，是个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人，可以安心工作了！”当天下午，袁先生就接受了带研究生的任务；这一年，晓敏也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录取。全家那个欢呼雀跃呀……
  我知道，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白天接受改造的袁先生，晚上仍是夜战，搞翻译，做研究。《美国歌谣选》那本书就是那时译出来的，直到1985年（十二年之后）才得以出版。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由袁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不仅为渴望走向世界的文学青年打开了一个第一次眺望现代西方窗口，同时也为那个年代的一切文学创新提供了来自西方的高端范本”。
  2008年，这套书在第九届“深圳读书月”中被评选为反映改革开放历程的三十本书之一。
  夜半了，晓敏柔声细语地讲着，我静静地听着，慢慢回想着起多年前在我家门口常遇的袁可嘉先生，我从没见过他脸上挂着埋怨、忧愤的表情，他永远是那么祥和、谦逊，常常低头不语，背着手独自漫步在庭院之中。“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负驮三千载沉重/听窗外风雨匆匆/把波澜掷给大海/把无垠还诸苍穹/我是沉寂的洪钟……”（袁可嘉《沉钟》，1946）以前读这首诗没太有感觉，此时突想起这首诗，我竟不禁双眼充满了泪水。
  70年代末始，我们家和袁可嘉先生一家同住永安南里社科院宿舍的同一栋楼、同一单元、同一层楼，互为对门。说起我的父亲与袁可嘉先生共事相识也有五十多年了。直到1997年袁先生离开北京到美国纽约女儿处定居，他们仍电话、信件往来不断。
  记得父亲在给晓敏的回信中提到和袁可嘉先生相识的时间：“我回忆确切的时间是，他1957年8月从外文出版社调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我当时在办公室工作（我于1955年调到文学所）。1955年文学所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我俩一同转入学部。1964年9月，我俩又一起转到外国文学所，不久我们俩到安徽‘四清’。1970年，我们又一起下放到河南学部“五七”干校。1972年12月返回北京……‘文革’后，我虽然调到外单位（文学所、少数民族文学所），但我们还是邻居。”
  我真正了解袁可嘉先生还是他出国以后的这些年。因为，他经常与我的父亲保持联系，他让父亲随时传递国内信息，并积极关注着国内一些学术情况及所里的情况。
  记得最清楚的是，2000年初，他多次写信给父亲，给外文所领导，给卞之琳先生，积极倡导举办庆祝卞之琳先生从文七十周年作品暨九十华诞活动，信中提出：“追求两种成效，一是引起国内社会对人文科学的重视，二是有助于国家统一改革的大业。”他在信中提出成立筹备小组，联系有关单位，筹集资金方案，邀请国际友人等非常具体的建议，并提议会议名称为“《卞之琳文集》首发暨学术研讨会”。信中还告知卞老：“我近来身体尚好，尽力争取回京一次，共襄盛举……”然而，2000年12月2日下午，风尘仆仆地从美国赶回的袁可嘉先生，得到的却是卞之琳先生上午刚刚离去……
  又如2005年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去年文学所和外文所曾举行建所纪念活动，我很愿了解一切情况。可否挑选一些有关的报道或文章，复制寄我一阅……”“明年接受出版社的约请，要译一部美国现代诗人卡洛斯·威廉斯的诗歌全译本，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人活着，有工作做，是美丽的……我目前最大的心愿是编出一部自己的文集（创作一卷，评论二卷，翻译三卷），在九十岁前出齐，也算是对关爱我的读者的一个交代和个人的工作小结。”
  2004年圣诞前袁先生给父亲信中写道：“二个月前，我们回京叙旧，促膝谈心，至感愉快……人日以老，心见其衰，但愿大家珍惜今日，乐观未来，活好每一天，实现每一天的价值。时不我待，勉哉！勉哉！”
  这些年，父亲与袁可嘉先生通信，很多是经我手发出，有打印好的，有扫描手迹通过E-mail发给晓敏的……一直令我感动的是，袁可嘉先生仍是那么信任我的父亲，每每了解国内情况，了解社科院，了解外文所，了解一些熟知的老学者等等，大多是通过我的父亲。一次，父亲给袁可嘉先生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在谈到袁先生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作的贡献时说，“可嘉，……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自己的事业。作风正派朴实。是个勤奋好学、治学严谨的学者。1973年你受到错误批判，使身心受到摧残。在厄运期间，你仍以坚强意志继续著书立说，表现出一个学者的崇高思想境界和品格……”收到信后，晓敏很快打来电话告知，袁可嘉先生为此感到欣慰，并代表爸爸表达衷心的感谢。
  晓敏说：“爸爸一直想回中国想回北京，想叶落归根……”后来的每次回国，袁先生一进北京的家门，衣帽未脱，就忙着给朋友们打电话，兴奋地说：“我是袁可嘉，我又回来啦！”
  袁先生最后一次回京时，晓敏准备找人把北京家里的房子重新装修一番。动工前，袁先生坐在桌前，打开抽屉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当时的表情深深地印在晓敏脑海中，至今挥之不去。看着表情沉重的袁先生，晓敏拿着摄像机说：“爸爸，你说两句吧。”在这用了近半个世纪的写字台前，袁先生非常动情地说：“多么盼望回到这个家，继续从事多年的著译工作呀！”
  悲伤的晓敏一直在自责：“可能我们太自私了，硬把爸爸拉来美国，耽搁了他的研究事业……所以，在美国的这些年，我们尽可能地照顾好爸爸。爸爸手边没资料，我们分批从北京海运过来上千册书籍。每到假期我们尽可能带爸爸妈妈去旅游，去欧洲九个国家——爸爸研究彭斯，却没到过欧洲。”
  在美国，袁先生一直辛勤耕耘，文章不断。直到2005年不能提笔，日记中断……
  站在我家后院阳台上，望着那早已是人去屋空、自然不可能有人再去精心打理的袁家后院，心中淡淡酸楚：庭院中秃枝点黑于暮鸦，/（一点黑，一分重量）/秃枝颤颤垂下；/墙里外遍地枯叶逐风沙，/（掠过去，沙沙作响）//挂不住，又落下//暮霭里盏盏灯火唤归家，/（山外青山海外海）/鸟有巢，人有家；/多少张脸庞贴窗问路人：/（车破岭呢船破水？）/等远客？等雪花？（袁可嘉《岁暮》，1946）
  “九叶”诗人一叶一叶地飘落了，我真心祝愿这沉默的一叶永远永远地飘落在热爱他的读者心里。
  2009年2月17日于牡丹园
  悼念恩师袁可嘉先生
  王齐建
  从1978年我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英美文学专业起，袁先生就是我的老师。
  在研究生院三年，朱光潜先生，杨周翰先生，还有哈佛大学美国文明系系主任艾伦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而主要负责导师是卞之琳。
  先生们都是名宿巨擘，他们讲课各有风格。袁先生的特点是：文稿一叠，近视镜一副，有备而来，讲现代派的源流、影响和贡献，鞭辟入里，把现代派“深刻的片面，片面的深刻”，柔声柔气，不疾不徐，娓娓道来。
  如今的世界，是个功利的世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唯有老师对学生，如父母对孩子，纯粹付出，不求回报，无功利心，所以恩情似海，所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今天，站在袁可嘉老师的灵前，我看见了四个擘窠大字——“深恩未报”。这是袁先生的女儿晓敏和晓琳敬挽过世的父亲的。这四个字，正好写出了我此时此刻的心境。我对于袁可嘉先生，正有“深恩未报”的感慨。
  袁可嘉先生的一生，对中国贡献良多。在中国杏坛，袁先生是良师，教出了一大批新俊。在中国诗坛，袁先生是开辟者，拓长了闻一多、冯至、卞之琳艰难铺设的新诗格律的路子。在中国翻译界，袁先生是佼佼者，跟钱锺书先生一起用英美隽才也佩服的英语译出了脍炙人口的雄文。在中国文坛，袁可嘉先生的功勋更是不可磨灭。
  早在20世纪40年代，袁先生就对西方现代派有过深入的研究，提出“新诗现代化”理论。到80年代，袁先生针砭时弊，再次将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和作品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西方现代派的精光灵气定向地、大量地、集束地投射到一个特定的地域，造成震撼性、爆炸性的影响。袁可嘉先生那句名句“深刻的片面、片面的深刻”刺破了当时流行于中国文坛的“肤浅的全面，全面的肤浅”，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在这场中国文化变革的历史时刻，袁可嘉先生的功绩不容小觑。他是洪钟大吕。全国每个角落都接收得到他发出的讯号。正如袁先生在诗中自喻的，“我是锈绿的洪钟，收容八方的野风”。他收容了八方的野风。他撞响了洪钟。他让我们儿代人感受到新风的吹袭，新血的注入，让我们在追求时获得新的灵感，新的力量。
  直至今日，我们即便站在远离中国的曼哈顿，也还遥遥听得见袁可嘉先生六十多年前敲响的钟声。我想，千秋万代之后，只要我们的后人翻开中国文学史，他们一定也还能接收到这座洪钟发出的永不沉寂的讯号。
  2008年12月7日
  一叶飘零在纽约
  ——
  悼诗人、翻译家、诗论家袁可嘉
  陈舰平
  惊悉袁先生在纽约辞世，心中空了一块。80年代他的诗论与诗作、译作对我写诗产生很大影响。我现在一闭上眼，还清楚地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派论·英美诗论》那封面上竖排的黑体字字样与褐紫的底色。“九叶派”诗人我虽然接触浙江唐先生在前，论影响还是袁先生与郑敏先生为最著。谨写小文寄托哀思。
  获悉袁可嘉先生在纽约辞世。他是纽约时间11月8日走的。他是到美国去看女儿，这两年长住在女儿那里的，不想竟然就在那里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
  袁先生是“九叶派”的诗人。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诗史发展上出现两条发展线索，一个是解放区的诗人们的创作，一个是在国统区的诗人的创作。而对诗歌艺术性具有重要贡献的是以《中国新诗》刊物为中心的“九叶派”诗人：陈敬容、王辛笛、穆旦（查良铮，查良镛即金庸的堂兄）、杭约赫、杜运燮、郑敏、唐祈、唐湜（音shí，我曾一度想当然地读成“堤”音）、袁可嘉。其中以穆旦诗歌成就最高，他也最先离开世界，是在1977年2月份辞世的。杭约赫多才多艺，他另一个名字曹辛之则更出名，因为曹先生是美术家，书籍装帧艺术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诗集，书的装帧设计，就是曹先生躬亲为之的。陈敬容与郑敏是两位女诗人，都在高校做教授。这里面，论对西方现代派研究最透彻、理论功底最好的，则是袁可嘉先生，他长于分析诗作的艺术特点与诗人的总体风格，《九叶集》出版的《序》就出自袁先生的手笔。
  我注意到袁可嘉先生，是因为三件事，一是读到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集》，二是读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社的这本选集，领衔主编的就是袁先生，还有两位主编是美国文学专家董衡巽先生与法国文学研究专家郑克鲁先生，当时这套书是分卷出的，我只购到其中的一二三卷，后来入伍当兵，这套书没配齐，心中一直悬挂不已。再接着是读到袁先生写的《现代派论·英美诗论》，对我从事诗歌创作与研究，有良多启迪。这本书我看得最长，有一段时间是朝夕伴之，摩挲得书面都发毛了。现在一闭上眼还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三十二开本书褐紫色或叫酱红色底上的靠右侧竖排的黑体字书名，一切清晰得俨如昨天。在80年代，袁先生给我的诗歌营养，令我受用至今。
  袁先生是诗人，也是大翻译家。他译诗是非常妥当的，既保持了原意，又符合中国人的行文习惯，文字雅驯平服。如译叶芝的写给情人茅德·冈的名诗《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袁先生走了。1946年他写过一首《墓碑》：
  愿这诗是我的墓碑，/当生命熟透为尘埃；/当名字收拾起全存在，/独自看墓上花落花开；//说这人自远处走来，/这儿他只来过一回；/刚才卷一包山水，/去死的窗口望海！
  在另一首诗《沉钟》中，他写道：
  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我是沉寂的洪钟，/沉寂如蓝色凝冻……
  现在他止留下他的作品为他的墓碑了，他真的如一口沉默的洪钟，进入了永远的沉默。然而他是那样活在受过他教育、获过他教益的人心中！
  我虽不像裘小龙一样直接受惠于袁先生的教育，但在我心底，在我写诗的路上，我认袁先生为我的良师之一。袁师走了，学生之悲，犹如心丧。筑室墓边三年是无法做到了，他远在美国，但在我心中，永远记着这位良师的恩惠的。
  袁先生，一个你不认识的学生在此为你哀痛伤悼，你知道吗？袁先生，愿你天国之灵，获得永远宁静的安息！
  袁可嘉的“粉丝”
  孙群豪
  早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学到过FANS（粉丝）这个英文单词，不过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粉丝”这个外来词，而今不懂外语的老太太们也知道它的含义。其实我很早就是袁可嘉先生的“粉丝”。戴望舒、卞之琳、冯至、钱锺书、穆旦、袁可嘉等都是我心目中的一流学者、翻译家、诗人，那时我还不知道袁可嘉先生是我的同乡，我读过他翻译或编译的作品集，如他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美国歌谣选》等，大多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因为喜欢欧美现代诗，也试着翻译过欧美的现代诗，又因为“九叶诗派”使我读到了袁可嘉作品，开始知道袁可嘉先生是我的乡贤，从而更加崇拜袁可嘉，成了袁可嘉的“粉丝”。
  袁可嘉先生第二次返乡至今已时隔整整二十年，离世也六年矣！
  有幸见到袁可嘉先生是我的福气。在20世纪90年代初，袁可嘉先生返乡探亲。老朋友银舫兄来电告知袁可嘉先生在慈溪，而且正在他家里做客，我骑上自行车前往“临田斋”，拜会心仪已久的袁可嘉先生。记得那天著名版画家余白墅先生也正在“临田斋”做客，可谓高朋满座。袁先生有点胖乎乎的，戴着眼镜，呢绒帽子很洋派，很儒雅。余白墅老先生高度近视，看上去瘦精精，戴鸭舌帽子，海派风范。中午就和袁可嘉、余白墅两位老先生以及其他文友一起在“临田斋”吃饭，坐得满满一席，袁可嘉好像香烟老酒都不会，余白墅先生香烟抽得很凶，喝一点黄酒。
  当时袁可嘉先生就住在他浒山城北的一个亲戚外甥家里，我带去《红红的玫瑰》几首英译中的诗歌，请袁可嘉先生指点。袁先生先是表扬后是给我讲翻译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话题，当然大多是围绕欧美文学方面的内容，他建议我可以“搞欧美文学”，往“比较文学”方向发展、研究。我虽喜欢，也算作是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可惜对老先生指点的方向努力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坚持下去。不是没有毅力，而是实在太难了，再说得功利一点，其他的爱好“诱惑”也太多了，在乡下工作“欧美文学”也派不上用场。狂热了一阵子，便再没用功下去，不成气候，实在有负老先生之愿望。
  那天他亲戚家里去了不少家乡的文友，围着老先生边拍照片边请他签名留念，老先生不亦乐乎，不觉得疲倦，很是开心。他想不到故乡有那么多人爱好文艺，带来的儿本著作，一下子送完了。送给我的那本《论新诗现代化》，后来还是银舫兄去信让袁可嘉先生签了名从北京寄来的。
  “袁可嘉藏书”印是我那天晚上回家之后的急就章，挑了一枚上好的石材，以汉白文为之，直到深夜才刻完，第二天早上就送给了袁可嘉先生。“故乡文友孙群豪同志惠存袁可嘉1994年11月重访慈溪期间”，这是袁可嘉先生在《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上的题签。老先生把最后一本书给了我，算是对我的奖励和鼓励。后来我把“袁可嘉藏书”印收录到了《兰藤印存》之中，留作纪念，而老先生把这件刻印的事情写入了他的那篇《重访故乡杂记》的文章。前年我又把收录“袁可嘉藏书”印的《兰藤印存》送给了老先生的女儿。这也算是我与袁老缘分的记录。1999年我与银舫兄编印出版《乡魂》，收录了袁可嘉先生的两篇文章《故乡亲，最亲是慈溪》《重访故乡杂记》，冯骥才先生专门为《乡魂》题写书名。
  新世纪开端的那年，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参加崇寿镇相公殿工作组。我知道“浙东抗日第一枪”就在相公殿打响，更是知道袁可嘉先生的老家就在崇寿镇，还去看了袁可嘉先生的老房子，当时没有整修过，旁边的老百姓只说这曾经是袁家的老屋，说不出或者说也不知道就在这老房子里出现了在海内外有影响的“人物”。农村工作组结束时，我写过一则要求重视袁可嘉旧居和研究的信息，好像内部有反馈意见，但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好在政府已经看到袁可嘉在国内外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和宣传袁可嘉的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去年老先生家乡崇寿镇成立了袁可嘉纪念馆，得到海内外学者和专家的关注，《十月》杂志和慈溪市人民政府还设立了永久的“袁可嘉诗歌奖”，以此来纪念袁可嘉先生。
  2014年2月于梧岭山房
  “让我沉默于时空”
  ——忆袁可嘉先生
  童银舫
  这个月的9日，我在书房里整理案头，做一些去东北三省休养前的准备，把新买的几本书插入书架。不知怎的，“啪”的一声，一本放在书架里的书自己掉了下来，拾起一看，是一本袁可嘉先生签赠的《九叶集》。一个星期后，我休养回来，快速地浏览已经积累了厚厚一沓的报刊，当翻到《文汇读书周报》第二版时，突然，一行字体并不大的标题钻入我的眼帘：
  “九叶诗人、翻译家袁可嘉辞世”我一下子怔住了。报道说，美国当地时间11月8日晚，袁可嘉先生在纽约去世，享年八十七岁。
  这几天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他的形象：朴素的衣着，矮小的身材，光秃的脑门，厚厚的眼镜片，低沉的嗓音，微笑的脸。我怀念他二十五年来对我们的关怀和帮助，特别是他对家乡文学创作的引导和文学新人的扶植。他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位可敬可爱的学者、诗人和导师。
  一
  我高中毕业后学习写作，当知道赫赫有名的“九叶”诗人、英美文学研究专家袁可嘉先生是我们慈溪人时，喜不自禁，也不顾天高地厚冒昧地向他求教。1983年9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他从北京寄来的回信，鼓励我努力写作，并表示“我与家乡文艺界没有什么联系，以后盼继续来信”。于是，我们请他写了篇回忆家乡的文章，连同我写的《袁可嘉小传》一同发表在《慈溪文艺》10月号上。当时他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了。
  1985年10月，我与慈溪儿个文学青年发起成立了一个诗社，从袁可嘉先生的《九叶集》中得到灵感，取名为“七叶诗社”，同时创办《七叶诗刊》，聘请袁可嘉先生为名誉社长，诗人路工先生和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华宇清先生为顾问。袁先生对诗社十分支持，立即写信表示祝贺并寄予厚望：“我热烈祝贺诗社的成立，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祝愿诗社兴旺发达，把慈溪和浙东的诗歌创作大大推进一步。”他还多次来信对七叶诗社社员的作品进行点评，说我的《少年的白发》“颇有新意”，陈雅娣的《我愿意是绿叶》“也清新可读”。在收到《七叶诗刊》第四期后，他来信说：
  这期诗刊中，陈洲银的《轻轻的风儿向我诉说》和陈雅娣的《假如》，我比较喜欢，因其笔法自然，且有情趣。姚慈华的《叶子赞》意思不错，表达上也干净顺当。这样努力下去，将来可望有好成绩。
  在七叶诗社成立一周年之际，他又给全体诗友写来一封信，说：“七叶诗社成立一周年，坚持出刊物，这是大家艰苦奋斗的结果，我向大家表示祝贺。刊物是有进步的，还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刊物内容除诗作外，也可登些小评论或国外诗坛消息，这样会丰富活泼一点。”
  他在给我的信中，对七叶诗社作品中存在的创作理念及手法上的缺点也提出了婉转的批评。如1986年7月25日信中就专门提到两点：
  我很关心你们的进修问题。你们要多读一点现代的外国诗，不一定是现代派的。现代派的诗有助于解放思想，也对表现方法有益处，但注意不要学偏了，只学他们的皮毛，一切都要通过自己消化，才有用。
  我不赞成新诗人学旧词的调子，旧词是要学的，也可以写旧词，但不可在新诗中夹杂旧词的格调。港台诗人中颇有人喜欢用旧词格调写新诗的，我以为不可取。
  他对我的诗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多数作品还嫌平淡，缺乏新意”，“光学民歌是不够的”。1994年，我将十年间写的所谓诗歌编印成一本集子自费出版，寄给了袁可嘉先生。当时他正将赴欧洲访问，手头有许多研究工作须赶时间完成，但他却先把我的那本极其幼稚拙劣的诗集读完，并写了一封较长的信。此信全文发表在《浙东》1994年冬季号上，现摘录如下：
  喜读《童心诗选》，十年辛苦不寻常，你是有收获的。
  我觉得你诗的长处是个“实”字，它现实（来自实际生活）、真实（感情真挚）和平实（表现手法流畅平实）。无论写城乡生活、爱情遭遇和生活上的苦乐，你写得都实实在在，没有矫情虚词，这都反映你为人质朴求实，不尚虚饰，是很值得称道的。生活经验要转化为诗，需要一个艺术转化的过程，赤裸裸地把经验端出来是不够的。你有的诗如《陀螺》《少年的白发》《我是一朵云》《那一种刻骨铭心》都较好地显示了这个转化，读起来就有诗味；有的就显得过于平实，没为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读者无由参与对诗的审美活动，诗味也就淡了。因此，一首成功之作，必须有实有虚，太实了，引不起共鸣；太虚了，让人抓不住要领。要尽量避开直白的叙述，多用联想和暗示，但又不可像某些“先锋派”诗人那样随意写作，弄得读者摸不着头脑。
  一首诗是一个整体，你有些作品显得零碎片断，节与节之间虽有佳句，但没有指向一个中心，全诗形不成一种意境，这不单是艺术技艺的方法问题，而是思想感情上深化不够。如何在现实感受中深入开掘出独特的东西，这是个谁都要感到为难的事。还是里尔克说得好，要耐心领悟，耐心等待。他等了十年，才写成《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集》，真不简单啊。
  你是注意比喻和意象的，这很好。有的是新颖动人的，如《那一种刻骨铭心》中前三节都是佳作，但最后的三行，我以为是多余的表白，反而有害全诗，不如删去。《你是……》一首中前二节的比喻比较一般，第三节的“雕塑家”却有新意，因为青年学子正处于可塑期，赞教师为“雕塑家”是恰切可喜的。要尽量不用滥熟的一般的比譬。
  捧读这样的大家写来这样的真挚、坦率又热情如火、指点迷津的文字，怎不叫我这个刚满三十岁的农村青年感激涕零，彻夜难眠。我连忙给远在纽约的袁可嘉先生写信致谢。不出一个月，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今天接到你8月27日来信，十分欣慰。因为它是从故乡飞越浩瀚无涯的太平洋而来的，洋溢着家乡的朋友们对我的关怀和厚爱的。我对你诗的简评是坦率的，原先怕你接受不了，因好话不多，意见却提了不少。从你来信可见你和家乡诗友们的气度和见识超过了我的预期，这实在令我高兴。我在文坛混了近半个世纪，深感文坛乃是非之地，文人相轻的痼疾儿乎随处可见，看到家乡新一代作者有求实风气，不忌讳批评，那是很可贵的。”
  二
  我曾于1991年10月11日去北京永安南里袁可嘉先生的寓所拜访过他。那年他刚过七十周岁。我在专访记《相聚在永安里》中专门描写了他的书房：
  这是一套二居室的房间，我们走进他的书斋，室内没有什么装饰，墙上、平顶都是那洁白的涂料，地坪上也是光光的水泥汀。由于拥挤，一套组合沙发被分成几把椅子和凳子，散布在室内。四壁皆书，书橱依墙而立，排成一片，书橱似乎没上油漆。我第一次见到私人有这么多的外国文学原版书，装帧极漂亮。其中有一只书橱，专放他自己创作、编译的各种著作和有关杂志。
  那天是老诗人路工先生陪我去的，都是慈溪人，他们两位又是七叶诗社的名誉社长和顾问，谈了不少家乡的话题，也谈了些文学创作，袁先生还签赠了他的新著。他还答应了有机会回家乡与七叶诗社的社员和其他作者聚谈。
  1994年11月中旬，袁可嘉先生在杭州参加全国第二次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后，回家乡探亲。事先他写信给我，逐日安排了在慈溪的日程。他在信中说：“这次是私访，最好不要惊动市府领导，也不用派车迎送。与文友们相聚，也只宜采取座谈会形式，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不必由我主讲什么。当然，我也准备讲一点，讲什么，请你事先了解一下，要适合大家的兴趣和要求。招待之类，一律免去，大家搞个聚餐会，每人出个份子（不要超过三十元），不是很好吗？我看外国人招待客人都很简便实惠，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次千万不要动用公款搞宴请，切记切记。我对家乡，无甚贡献，决不可那样做。否则，我会于心不安的。”
  11月15日下午，袁可嘉先生在慈溪市文联作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谈了些诗歌创作的动态及理论。会场按照袁先生的要求，一切从简，没有会标，没有记者，甚至没有主持仪式，大家都随兴发言，简短而不失热烈，随意而不无虔诚。
  座谈会结束后，文联的牧野、孙群豪，诗友俞强、陆军如、徐姚姚，还有七叶诗社的陈雅娣，一同陪袁先生来我的“临田斋”。当时正好上海的版画家余白墅先生也来我家做客，书法家黄岳洲主动帮我照顾客人和拍照，“临田斋”里真的是高朋满座，好不热闹。我妻早就准备了一大桌家常菜，大伙一会儿夸奖她长得漂亮，一会儿说她菜做得好吃，连不苟言笑的袁先生也说我好福气，慌得她一直猫在厨房里不敢出来。
  袁先生回京后给我来信说：“此次返乡探望亲友，极感愉快。你和其他文朋诗友殷勤招待，使我感到乡情的温暖，难以忘怀。”
  三
  我自知不是写诗的料子，所以在《童心诗集》出版后，兴趣转到慈溪文史的写作上。袁可嘉先生每见我有一点点成绩，总会写信给予鼓励，激发我脚踏实地，勇往直前。如1985年，他收到我编写的《慈溪书话》油印本后说：“这本资料书使我了解家乡学者作家的一些情况，很有用，希望进一步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使它更充分，更完整。”又如1986年，他在1月16日的《文学报》上读到关于我的报道后说：“你自学成才并在文史资料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十分可喜，切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有更多的建树。”1992年，《慈溪县志》出版后，他专门致函说：“接到你们惠赠的《慈溪县志》，深为感谢。此书精心编撰，图文并茂，是对我国地方志编纂工作的一大贡献，我作为慈溪人，谨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我浏览了部分章节，觉得行文简洁，详略适当，增加了我对故乡的认识，也加深了我对家乡的感情，县志对我们后人确实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又如1997年，他收到《挥不去的乡愁》后说：“读到了你的新著《挥不去的乡愁》，丰富了我对故乡文化人的认识，非常高兴。你在宣扬慈溪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值得称道的。”
  袁可嘉先生知道我喜欢收藏慈溪人的著作，所以每有新书出版，总是及时赠寄给我。我收藏的他的著作有二十余本，大多是他赠送的，并都签了名。这些书中，有他的诗文合集《半个世纪的脚印》以及著名的《九叶集》，他的专著《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论新诗现代化》《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译作《英国宪章派诗选》《美国歌谣选》《彭斯诗钞》《彭斯抒情诗选》《叶芝抒情诗选》，他主编的《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以及具有巨大影响的八卷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四
  袁可嘉先生晚年体弱多病，在20世纪末就住在美国纽约的女儿家，但他仍不忘学术研究和写作。2000年，他在信中说：“我今年还算有点收成。除为北京文化界举行的纪念《九叶集》出版二十周年撰文三则外，还为台湾格林公司修订旧译《彭斯诗钞》和《叶芝抒情诗选》，明年出繁体字版。近日又在修订旧作《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明年出修订版。”
  他对学术研究精益求精，从不满足已有的成就，不断地修订着，完善着，恪守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待学问的操守。
  去年12月27日中午，我接到袁可嘉先生的长女袁晓敏从纽约打来的越洋电话，她告诉我，袁先生患病多年，现在已无法看报写字了，连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但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自己的文集出版。原来她已协助老父编辑整理了六卷本的《袁可嘉文集》，正在谋求出版，可是目前国内对纯学术的著作出版已经今非昔比，困难重重，她希望家乡的有识之士能助一臂之力。她在电话中说了有将近半个小时，最后还将话筒递给她父亲与我通话。我只听得袁先生在喘气，语音有些含糊，有点焦急，喃喃地说：“我的文集要出版，要出版；大家要帮忙，要帮忙。”我建议袁晓敏将这套文集的出版方案及具体事项用传真或邮寄过来，然后向市有关部门或分管领导汇报。袁晓敏说尽快将方案给我，但直到今日，不知为何，我始终没有收到。
  袁可嘉先生终于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我为此感到万分的惆怅和无奈。他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文学事业，年轻时代的诗歌创作，中年时期的英语翻译，改革开放以后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和推介，成为声名卓著的诗人、翻译家和学者。读他的书，曾经作为当代大学生的重要标志。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曾影响过一个时代审美情感的老人，也没能满足最后小小的愿望，带着遗憾走了。我想起了他二十五岁时写的名诗《沉钟》：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
  2008年11月22日于慈溪梦田书屋
  重温大师信函
  俞强
  1999年10月的一天，我在慈溪日报社的二楼办公室里收到一封厚厚的航空信，里面是长达十一页的文稿，题为“诗贵升华：卷前絮语”，用蓝色圆珠笔工工整整地誊抄在方格纸内，朴实而娟秀的字迹，密密匝匝连成一片，约五千余字。当时作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第一本诗集《食指和拇指》，这是移居美国女儿家的袁可嘉先生应约为我写的序，同时还附有一张短函，是10月6日写给我的：
  俞强，由于身体关系，许多时间被治病占去了，到今天才写成五千字短文，不敢称序，就算是我的读后感吧。我觉得你这本诗集是卓有成就的，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较高的水平，希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出更有分量的，更能反映时代特色和人民心声的大作品！
  信末并嘱：此文可在确定出书后先交你有联系的报刊发表。
  信纸是红线方格稿纸，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的。当我拆开这份沉甸甸的邮件后，感动得不知所措。袁老先生年事已高，退休后在女儿家养病，多么不容易啊，还为我出诗集赶写了这篇序文。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信笺背后，隐隐约约地还有一段文字，翻过来细看却是他女儿袁晓敏专给我写的一段话，读后震动，感奋，感激，泪眼模糊，欲歌欲泣……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又及：我父亲自6月起，身体很差，仅有一只眼能看东西，又因患严重的白内障不能看书太久，最近因患糖尿病、帕金森，血压不稳，已有两个多月不能提笔，最近刚好转，又忙于把这篇稿子搞完，常常写了几句，又因脑缺氧，手中的笔掉在地上，坐在桌前昏睡过去。我们一再劝他，等身体好些再写，但他想你在等，而且说你是位很有潜力有前途的年轻诗人……他带病读了你书中每一首诗，写下了很多笔记。我父亲是位十分坚强有志气又十分爱才的人。
  他不愿对外人讲他患病情况，但作为他的女儿，我深知他心中的苦，做事之难。只想在这里补充几句。请你在回信时不要提我给你写信一事。
  袁晓敏
  读了这段话，我的意识如被巨弦击打，沉淀在心灵深处的情感辐射开来，如被音乐提升，抖落世间的尘埃，灵魂获得了巨大的洗礼与升华。袁老先生洋洋洒洒又朴素结实的五千字左右的序文，这几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在与疾病斗争的夹缝里为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的呀！面对袁老先生的殷切期望与默默深情，蓦然之间，我怎能不感动，感叹，唏嘘？怎能不把诗歌当作生命中的馈赠与信仰？怎能不相信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崇高情愫——怎能不相信这世上有伟大的心灵与超越世俗庸常的缘分与深情厚谊？
  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认识袁可嘉先生的。当时我还在慈溪第二棉纺织厂工作，和同样爱好文学的同事方若波一起策划创办“月亮船诗社”，那是青年工人自发的文学社团组织。为了提高自己的诗歌写作水平，我通过写信与北京中国社科院工作的袁可嘉教授联系上了。他是我国著名“九叶派”诗人，著名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慈溪崇寿大袁家村人。想不到这么一联系，使我的人生谱写了传奇的一页，我很快得到他热情回信以及他对我诗作的点评。他认为我有写诗的天赋，希望我好好地写下去。就这样，我这个来自工厂基层的文学青年，无意中慢慢地成为袁可嘉教授所垂青与培植的青年诗人，虽然没有正式进入过高等学府的大门（后来通过自学考试完成了高等教育学业），但另一方面多年来我却一直享受着袁可嘉教授专门给我一人授课的“小灶”待遇。熟悉我诗歌作品的读者，都知道我来自工厂基层，是靠自学走上文学道路的，却不知道我最初写诗的十余年是在袁可嘉教授亲笔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我的恩师通过书信的方式为我这位编外的学生在诗歌创作与人生上了最生动的一课。从1986年前后到2001年的五十多封信，与1994年11月15日在慈溪唯一的一次见面，成为我与袁可嘉先生难得的人间情缘。每次当我重温文字背后温暖的时光，袁可嘉先生的音容笑貌，像巨钟发出的声音一样凝固在空气中，给我以穿透浮世与尘埃的精神力量。1988年9月8日，他从北京写信给我，指导我的诗歌写作：
  我从青岛休假回京，才看到你七月二十八日来信，迟复了，请见谅。寄来的大作也拜读了，很高兴。我觉得你的一部分作品（如《人生车站》《江南的石桥》等）写得有真情实感，文字也亲切自然，有现代味，对于一个年青作者来说，是个难得的、很好的起点。另一部分作品（如《少女们的季节》）似欠精练。有一个情况希望你注意。你有几首诗（如《中秋月》）可能受港台诗风的影响，较多地运用历史典故和旧诗词语言。这个手法运用得好，是可以增强意象，丰富诗情的，但弄得不好，也能成为徒然的装饰，无助于诗意的传达，在诗歌语言上还会造成不纯、杂凑的印象。总之，要审慎地做。
  他不仅对我个人的诗歌写作悉心指导，而且还很关心月亮船诗社、七叶诗社其他青年作者乃至整个慈溪的诗坛。1989年1月17日他写信给我：
  读了《宁波工人文艺》发表的慈溪诗歌专版，很高兴。你的《越窑遗址》《下雨的时候》，方启华的《红高粱》，周学斌的《雨夜抒情曲》，陈萍的《甜蜜的梦》等都写得有意趣，语言自然，没有那种故作高深的“伪现代派”味道。我觉得慈溪的青年诗界前景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写得更有深度，更有力量，怎样从比较浅的感觉、诗境走向深刻、厚实，走向时代的深处人性的深处。这恐怕不是艺术修养的问题，而涉及人生体验的深化问题了。文学艺术说来说去无非是一要有深刻的生活体验，二要有好的表达艺术，前者要作者深入生活，处处留心，后者要作者多读好书，推陈出新。这两者都不是简单的事，也不是谁能教会谁的。希望你们做“有心人”，多读“人生”和“佳作”两部大书，加上勤学苦练，持之以恒，自会有成绩的。
  1990年10月，我从慈二棉借调到市工人俱乐部。我写信告诉他俱乐部将成立职工诗歌创作中心，由我负责。1990年10月16日，他当即回信：
  10月4日来信收悉，很高兴。你寄来的《诗刊》我收到了，大作也已拜读，觉得很好。三首诗有思想意义，写得也有现代味，比过去你的作品有进步。我在8月15日给你复信，并挂号寄去我新编的《卞之琳与诗艺术》一册，但地址误为“慈溪第一棉纺厂”，请你有空去一厂传达室查询一下，可能搁在那里了。你们要办“职工诗歌创作中心”，这很好，我是支持的，请我当顾问，在我是支持乡梓事业，义不容辞，情不可却，至于要我题辞，不知是做什么用，请来函告知，以便考虑写些什么。宁绍是人文荟萃之地，出过许多诗人作家，希望“月亮船”同志们积极努力，一方面吸收民族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另一方面善于学习外国现代诗的技巧，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我目前正在忙于编译《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明年出书。飞白主编的《世界名诗鉴赏辞典》和两卷本《诗海》（广西漓江出版社）都值得一读。我不常去研究所，以后来信请寄家址：北京（100022）建外永安南里10楼302号。
  11月6日他写信给我：
  今晚我接到你11月1日来信和诗稿。诗歌创作中心即将开成立大会，我的题词无论如何是赶不上了，现在以短信代题词，如来得及，请你向大会宣读，表示我的衷心祝贺。诗稿等我阅过后再谈。《星星》诗刊已收到，你发的两首都不错。这阵子，我极忙碌，要发一部稿子，以后再谈。
  他收到我12月19日的信，即于24日回信：
  知悉市职工诗歌创作中心已成立，甚为高兴，希望今后扎扎实实做出成绩来。《卞之琳与诗艺术》一书，我目前已无余本，出版社只给了我10本，等以后搞到时再寄。
  1993年7月中旬，我应邀去河北承德参加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的诗歌笔会，在会议结束后途经北京时作了短暂的逗留，与四川诗人邱正伦等诗友游历了圆明园遗址，心中期待见到袁可嘉先生，可惜未能如愿。1994年5月2日，他写信给我：
  4月28日来信读悉，很高兴。我是今年一月七日回到北京的，知道你去年来过北京，碰巧我不在，错过了面谈的机会，甚感可惜。我读你最近的几首诗，感到你大有进步，除原有的自然、真诚外，又多了些深度和凝炼，如《赞美雪松》一首可以看到雪松对你精神的升华。这种情况令我喜悦，希望你继续努力。去年四川的《银河系》发了你的三首诗，不知你见到没有？如没有，可向杨山同志（630015，重庆市中山三路重庆村30号）函索。我今年将有三部书问世。专著《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已出书，但除一个样本外，尚未运来；《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已交人民文学出版社，七八月间可出版；《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丛书之一的《袁可嘉自选集》将由工人出版社于年内印行。这三本书都有总结50年来三方面工作的意思，自当寄奉求教。
  1994年7月2日，他回信给我：
  收到你6月20日寄来诗复印件已有几天了，天热事忙，现在复你。我喜欢《如果痛苦像黑夜一样降临》和《大钟礼赞》，气势较开阔，涵义也较深，有一些哲理味供人细嚼。我以为，你走的路子是对头的：现实感下面开掘一些人生的感悟、体验，使诗作不黏于实事，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写诗往往易犯两种通病：太实或太虚，太实了，读者无从发挥想象力，起不了参与作用；太虚了，读者抓不住要领，一样不能产生共鸣。这里的道理有点像中国的写意画，贵在虚实相间，把形似和神似结合起来。这是我读后的一点感想，不知对否？今年十一月间，我有可能来慈溪访问。中国译协将在十一月上旬在杭州召开全国第二次文学翻译会议，我拟与会，会后来慈溪探亲访友。如能成行，希望能见到你和其他文朋诗友。你上次来京，我在国外，未能迎迓，颇以为憾，今秋或能见面谈。到达时间，我会通知童银舫的。
  1994年11月15日，袁可嘉先生来故乡慈溪探亲。在童银舫家里，我终于和用书信给我“授课”七八年之久的恩师相见了。我们在银舫家里一起吃了一顿晚饭，并在书房里合影留念。袁老先生坐在藤椅上，我靠在他的身后肃然而立。和袁老先生一起到银舫家做客的还有著名上海版画家余白墅先生。在回乡的日子里，袁老先生在市文联举行了座谈会。参加的青年作者有童银舫、牧野、孙群豪、徐姚姚、陈雅娣等人。那时我因生活不顺心，情绪陷于低谷，袁老先生的到来给我黯淡的心灵挤开了一抹亮色。12月1日，他回京后给我来信：
  11月18日来信和诗稿收悉，当时我还在上海探亲，23日回京后又去北京大学参加全国第三次英语诗歌翻译会议，一个月来南北奔波，极为忙碌。此次回慈溪，行期匆匆，能会见文联朋友，极感欢快，承大家款待，十分感谢。请转告宣传部和文联领导以及银舫、小军、军如、群豪诸友，代我致谢。群豪同志深夜为我赶刻印章，尤为铭感。你这次寄来诗稿，我已拜读。你近来的诗作倾向于哲理思考，手法上是现代派的。比从前的要深沉一些……这几首诗调子都较低沉，看来你情绪上颇多压抑。向现代派学习是可取的，但希注意不要为他们的沉郁气氛所压到，注意理性的深度不要违背常识或情理，不要故作“妙论”而使读者纳闷。
  有一段时间，他觉得我给他的信少了，以为是对我寄去的儿首诗歌批评得太过了。1996年3月9日，他写信来安慰我：
  我上次重访慈溪回京后，曾收到你的信和诗，在回信中讲了些批评你诗的意见，可能说重了点，希望你不要介意，对别人的话，有则听之，无则不予理会，就行了。关于诗的意见，往往见仁见智，各有所偏，更不必过分认真。你写诗是很有潜力的，希望继续前进。我近来忙于译叶芝的诗和办理研究生毕业的有关事项，工作还是忙的。
  我于1994年底接替牧野任慈溪市作家协会秘书长，过了将近一年，作协的活动多起来，我常陷于日常性的工作事务中，除了举办诗歌沙龙、笔会等活动之外，那时我还忙于工作调动上的事，通过《浙江日报》的应聘考试与面试，1995年10月，浙江日报社已经录取了我，但报到的日期久久推迟。我有些焦急，其他的事情都搁在一边了。收到袁可嘉教授的信不久，我给他去了一封信。1996年4月14日，他写信给我：
  3月25日来信收到，同时接到你寄来的《绿风》和《文学港》。知悉你近年创作丰收，极为高兴。写作之余还担任慈溪市作协秘书长，为家乡文学事业操劳，这都是很好的事情。我近来很忙，一是要为三个博士生审读论文，组织答辩，二是应上海文学基金会之约，为《冯至诗文选》撰序。至于请我担任市作协顾问一事，我是不会推辞的，这是为家乡文化事业服点务，是应该的，就怕挂个虚名，做不了什么实事，辜负了大家的希望。
  1996年下半年，袁老先生应女儿再三请求去了美国纽约。11月29日，他从大洋彼岸给我寄来了迎接圣诞节与新年的贺年卡，对我的诗歌创作又作了谆谆教导。信末他说：故乡情况，时在念中，希来信告知为盼。这时候，正好我从慈二棉调到浙江日报社工作，被分配到浙报驻慈记者站为记者、站长。因为建站之初，千头万绪，不仅要适应新的工作岗位，而且还想做出成绩来，所以诗歌写作也得暂时放一放了。各种采访，发行，培训，去杭州开会等事情忙得不可开交，随后两年就是结婚、育女等人间琐事，就很少与袁老先生联系了。
  三年后（1999年过4月），县市记者站撤销，我调到了慈溪日报社工作，和大洋彼岸的袁老先生又恢复了联系。有三封信，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最为深刻。当时主编文学副刊《上林湖》，开辟了一个名家的栏目。我立即给袁老先生写信，向他约回忆家乡的稿子。不久，他从纽约随信寄来一篇文章，题目是“故乡忆，风景旧曾谙”。文内写到了慈溪和余姚，写到他少年儿童时代对出生地崇寿海地的记忆与中学求学生涯。我为了突出他对家乡的热爱，把题目改成“故乡亲，最亲是慈溪”，现在想来我当初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般作家都非常在乎自己文章题目的，何况是著作等身、学贯中西、在现代文学史上声名卓著的袁可嘉教授。现在想来反而有点惴惴不安，没有想到的是文章发表后，袁老先生从美国写信来，不仅赞扬题目改得好，而且勉励我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工作，为慈溪的文学事业努力，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宽厚心胸与对我的爱护珍惜之情。
  另一封信就是本文开头时提到的装在航空信里的一篇序文与两则短函，因为信背后的内容，确实感人至深，这里我再补充儿句：1999年10月，当时我向他约序他已身患重病，女儿于心不忍劝他身体恢复时再写。但他对女儿说：“我年轻时也是靠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等前辈提携才出道的。俞强是一位很有潜力、有前途的青年诗人，我要扶他一把。”他带病写了这篇五千多字的序文，这也是一篇见地独特、很有深度的诗论。同年11月23日，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理论与批评”专版特加编者按以头条的位置刊登了全文。网上有篇题为“叶归海地”的纪念文章称：“袁可嘉的谆谆教诲使俞强成了一位有‘现代意识’的诗人，袁可嘉严谨学风和对家乡青年诗人的扶植与关怀感动了慈溪，也感动了中国文艺界。”
  2000年12月2日，袁可嘉先生返京参加卞之琳老师九十华诞和追思会。卞老不幸仙逝，他发了四篇文字表示沉痛追悼。空隙间他清理信件，才知道我已成家。立即寄来贺年卡表示祝贺，祝福我和妻子幸福健康，他于12月29日返回纽约。
  现在，每当我重读《诗贵升华》序文的手迹与他写给我的短信，总是感慨万千，信后他女儿晓敏的一段文字，真实、浓缩地记录了他写这篇序文时的状况，我想象着袁老先生一边与疾病作斗争，一边拿着放大镜在纸上艰难地书写的情景……这封信后蕴藏的故事、场景与细节，到现在想起来，仍然让我感动，仍然让我难过，仍然有让我要流泪的感觉……由于他年事已高以及身体状况，从此我很少给他写信寄诗了。
  这些信件深藏在我的书柜中，当我一个人坐下取出来，慢慢地读，这些流逝岁月里留下的永不消失的风景，令我的内心感到恬静与幸福，是我一生最美好的珍藏。在信中，袁老先生教我如何读好“人生”与“佳作”两部大书，他的作风的朴实，他的胸怀的宽厚，他的人格高尚而富于魅力，他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深邃，他的饱经磨难又乐观豁达、不断超越的人生，连同这些信函，这些温暖、润泽、开阔、深情的文字就是我人生与诗歌的最好的教材——在人生道路上，他教我怎样做人与写诗！在他逝世五周年的纪念日子里，重读这些信件，我感到那些逐渐远去的真切在温暖中复活，这些不可多得不可再得的文字引领着我的思绪在无限少数人的时空隧道里穿行。
  尽管一生只见过一面，而他的心灵通过文字与我在洁白的纸上的无数次相晤，越过漫漶的时光，他的面容是如此的清晰，如此的慈祥与亲切！他的形象是如此的高尚与朴实，他的人生是如此的厚重、丰硕，他的精神遗产就像天空下的海岸线那样绵亘与永恒！
  急就于2013年12月30日上午
  我见到的袁可嘉伯伯
  卢峰
  昨天先后接到邵明瑞叔叔及嘉宁的电话，告知袁可嘉伯伯逝世的消息。其实在二位电告前，我已在报纸上看到了袁伯伯去世的消息。
  我家与袁伯伯从1970年起就做了邻居，同住建外永安南里社科院宿舍。那时我才上小学一年级，在我的记忆中，袁伯伯是在日常生活中不苟言笑的一位老学究。但是，我在无意间看到的一件小事，彻底地改变了我对袁伯伯的印象。
  那是70年代初“文革”中的一个夏天，暑假中的我很晚才回家，在进家门时，我从半掩的门中，看到袁伯伯家正准备吃晚饭，饭桌上摆着一瓶开了盖的中国红葡萄酒，几碟小菜，最显眼的是，居然还有两只高脚玻璃杯。依稀听见袁伯伯用浓重的浙江口音对袁大妈说：“耘耘，来干了这杯吧！”随即就是一声清脆的碰杯。那时的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觉得袁伯伯可真有意思，都那么大岁数了，怎么说话还那么稚嫩呢？
  儿年后我长大才知道，那时的袁伯伯还身背着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的罪名，在所里劳动改造。袁伯伯在当时是多么的不容易，在那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里，只能在自己家中与夫人高举高脚杯，小酌中国红。这不失为一种浪漫，但多少带有一种凄凉与无奈。后来我想，那清脆的碰杯声，应是对“文革”的鞭挞；那清脆的碰杯声，也是对我们后人的一种警醒；那清脆的碰杯声，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的一种诠释。总之，它承载着许多许多……
  最后一次见袁伯伯，是在2000年12月2日晚。袁伯伯为了参加卞之琳先生九十寿辰的祝寿会暨学术研讨会，特地在家人陪同下，从纽约刚刚飞回北京。没想到的是，袁伯伯傍晚到达，卞之琳先生却在当日上午突然辞世。没有见到卞老最后一面对袁伯伯的打击很大。晚上袁伯伯的女儿晓敏姐来我家说，袁伯伯的心情很差，加上时差的原因，睡不着觉。她向我借近期的报纸杂志，让袁伯伯晚上睡不着觉时看看。晓敏姐告诉我，袁伯伯在美国时，想方块字都快想疯了。与晓敏姐一起，把家中近期的报刊送下楼，见到袁伯伯满脸憔悴，已是深夜，我只是匆匆和袁伯伯打了声招呼。回到家，我思绪久久不能平静，想到袁伯伯命运多舛的一生。曾是40年代著名的浪漫派诗人，“九叶集”中的一员，曾经把方块字砌成美丽浪漫诗篇的袁伯伯，对方块字是那么的眷恋，那是对中外文学的一种执着。那些用方块字砌成的浪漫诗篇里，无不体现出袁伯伯内心世界的自由意境和浪漫情怀。
  袁伯伯走了，走得是那么的安详平静，就像一片叶子，轻轻地飘落，归于大地。
  袁伯伯走了，天堂里不缺方块字，您不会寂寞的！
  2008年11月12日
  诗人可嘉 精神可嘉
  游棣
  初识袁可嘉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我还很小。他与夫人程其耘是我母亲的朋友。记得一天袁可嘉夫妇带着两个宝贝女儿到我家做客，母亲让我对一个身着灰色中山装、一副学者风度的中年人叫“袁伯伯”，这个“袁伯伯”就是袁可嘉。母亲仅告诉我他是位翻译家。后来，我才知道袁可嘉还是个诗人。
  从40年代中期起，袁可嘉就开始了研究并翻译英美文学。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翻译界受到当时“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影响，一味推崇苏俄文学，英美文学研究工作倍受冷落。这导致从事这方面翻译研究的人不仅稀缺还大幅减员，能出版的译著就更少了。就连大作家萧乾也只出版少数几部英美文学译著。60年代出版朱海观翻译的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的目的，不是让读者去了解欣赏这位美国文学大家的“硬汉”风采，而是为国人提供学习批判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材料。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十年袁可嘉出版的译著不甚丰厚。《彭斯诗钞》也只是为了配合纪念这位伟大的苏格兰农民诗人诞辰二百周年活动才获准出版的。那时的袁可嘉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可是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阻碍了他才华的正常发挥，面对这样的气候，作为学者袁可嘉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
  吴视是袁可嘉在40年代相识的朋友。当袁在西南联大读书，与其他儿位志同道合的诗人还沉浸在现代派诗歌创作时，吴已是活跃在重庆诗坛小有建树的诗人，所不同的是，他与沙鸥、晏明、柳倩和王亚平等人，从事的是激进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新中国成立后，吴视谈起当年从事的新诗活动不无感慨，幽默地称“我与袁可嘉是同宗不同派”。50年代初，吴视因与时任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王亚平的关系，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后又因受到诗人臧克家赏识，调到新组建的《诗刊》编辑部当编辑。那时的吴视春风得意，风度翩翩，一身笔挺漂亮的西装，一双锃亮的尖头皮鞋，一派英国绅士风度。这身打扮不要说在那个年代十分刺眼，就是在今天的文化单位里也是光彩耀人。他的着装与袁可嘉的一身中式布衣形成鲜明反差。版画家荒烟说，吴视和袁可嘉，一个是现实主义诗人，一个是现代主义诗人，不仅诗歌创作风格迥异，就是着装也是大相径庭，他俩应互换艺术门庭。用现在的话说，吴更具“洋范儿”。吴视劝袁要适应新时代，不要再烧冷香，搞什么英美诗歌翻译，应当搞些苏联诗歌，这样才会有前途。吴建议他从英译本中选些苏俄诗歌译，因为很多人都这么做，萧乾就是从英译本转译捷克作家著的《好兵帅克》。而袁只是笑了笑，并未作答。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前，许多俄国经典作家的著作就被翻译成中文，而且译者儿乎都是著名作家，不过不少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仅以屠格涅夫的作品为例，《父与子》《处女地》《散文诗》都是巴金的英文本翻译。50年代，巴金又将《父与子》重新翻译，不同的是根据了俄文版和几个不同英文版反复比较翻译的。《屠格涅夫戏剧集》四集是李健吾从法文转译的。最有意思的是丽尼。一位文学前辈告诉我，为什么丽尼译的《贵族之家》那么好，是因为他与小说中男主人公拉甫列茨基有着极为相似的生活经历。
  苏俄文学在中国有着众多的读者和广泛的影响，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职业革命家。像张闻天早年留学苏联熟读托尔斯泰的多部经典小说，王稼样晚年仍能用俄语流畅地背诵普希金的诗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谈到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并给予很高评价。法捷耶夫后来升任苏联文化部长，曾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随团有《日日夜夜》的作者西蒙诺夫、斯大林文学奖获奖作家费定等一大批苏联著名作家和大牌记者。新中国成立初，苏联文学与新中国文学交流是当时的对外文化主流。特别是自50年代起中国翻译出版苏俄文学译著数量之多、作家之广泛前所未有。不仅许多苏俄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被我国各路文学家、翻译家一译再译，甚至一些不甚出名的作家的一些不甚重要的作品也是一版再版。
  面对这种形势和朋友的劝说，袁可嘉却选择了沉默。在袁可嘉看来，翻译一定要从原著入手，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准确地把握原著的内涵，任何转译都可能失真。袁就是这样固执，这样执着。吴视感叹：“可嘉，可嘉，精神可嘉。”
  袁可嘉认为高水平的翻译家不仅要把原作所描述的事物搞明白才可落笔，还要用最准确最文学化的语言把自己的感受传递给读者。文学作品一定要译出韵味来，这对诗歌尤为重要。他主张看原著，不仅要看作者的一部作品，还要看其他作品，这样才能更多地了解作者的语言风格和行文特点。对搞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多查多看，不要猜，小聪明出不了大智慧。他有时对一首诗要看十儿遍才下笔翻译。反复看，反复译，每看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耐心和毅力才是智慧的源泉。他最欣赏毛泽东那句经典语录的前半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他认为这才是做文化的根本。
  好稿靠打磨，好诗凭锤炼。在中国现代诗人中，袁可嘉的诗作虽不多，但其中不乏精品。他的很多诗都值得细品，并且非常耐读，令人回味。
  袁可嘉认为文学翻译就是文学再创作，不能像明星赶场子，赶时髦。只要赶，就会粗；只要粗，就留不住。他不认为文学翻译者是苦行僧，相反，品味孤独体验寂寞是件非常快乐的事。“只要你译进去了，你就会得到无穷的享受。”这就是袁可嘉的治学理念。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在五六十年代会坚守英美文学研究的孤岛而不动摇，在八九十年代取得如此骄人成就的原因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另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房龙《人类的艺术》的译者衣成信先生。他在中译本序言中写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艺术创造需要充分的时间，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下，产生不了伟大的艺术。”虽然这是二十年前写的，但是对当下文坛仍有现实意义，令人警醒。为什么袁可嘉的许多诗篇和译著广受读者喜爱，多年来被多家出版单位不断出版？因为它们是精品。只有精品才能存活，只有精品才能永驻，只有精品才能薪火相传。读者渴望精品，时代呼唤精品。
  袁伯伯已经走了五年，去得是那么匆忙。他去了遥远的地方，与中外老友在天国相聚。我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幅动人的景象：他与艾略特、威廉斯、彭斯、叶芝、布莱克等英美文化名人相见，告慰这些文化先驱，自己已将他们的优美动人的诗篇留给中国读者，让他们分享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仿佛听到他与叶芝一同吟诵《当你老了》：“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袁伯伯是“九叶派”诗人第八片凋零的绿叶。他与其他七位“同宗同派”的诗友在天国相会，他们回首半个多世纪共同走过的路，一起吟唱撒向人间都是爱。袁伯伯与那些“同宗不同派”的诗人相遇了，他们又可以继续探讨中国新诗发展的路径，因为他们都是推动中国新诗前行的精英。我耳边仿佛又响起诗人吴视对袁伯伯中肯而真诚的评价：“可嘉，可嘉，精神可嘉。”
  愿袁伯伯在天堂上能接受我这迟来的追念。
  柔和的眼神
  ——记忆中的袁可嘉先生
  章立凡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渐渐步入老年，难免回首往事。每当吟诵这首英国诗人叶芝的《当你老了》，脑海中总浮现出译者袁可嘉先生那柔和的眼神。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有好几位引路人，袁先生是其中之一。
  十年“文革”结束，我于1978年底解脱缧绁平反回家，认识了借住在家中的胡兰畦女士。这位大革命时代的著名女性，此刻正为自己的平反奔走申告。她的处境，比当今的上访户略好一些：有我母亲这样的好友收留她，体制内也有不少老同志愿意帮她，我家成了她翻身的一个临时支点。她无儿无女，但交游广泛，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来看望她，她也喜欢带着我去探访老友，每每向他们介绍“这是乃器的儿子”，并赞扬我的聪明好学。由此，我认识了不少文化界的名人，其中不少还是我的父执辈。
  我那时既无学历也无工作，但很需要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当时我拿得出来的本事，就是自学学会的一点英文，外加对历史的偏爱和一些绘画的天分，没想到其中的两项，先后派上了用场。先是翻译家符家钦先生来看望胡兰畦，胡伯伯（她喜欢我这样称呼她）托他帮我。符先生很快将我介绍到刚刚成立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进入他负责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简编）》翻译组打工。
  出版社人才济济，社领导是姜椿芳、阎明复先生，还有很多翻译界、出版界的先进，如曾彦修、周有光、徐慰曾、王福时、梁从诫诸先生，有的是刚刚恢复工作的老革命，还有不少是等待落实政策的老“右派”。或许是因为父辈的关系，劫后余生的老知识分子们，对我这样一位后生颇多关爱，情谊在师友之间。新成立的出版社人际关系简单，像是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又像是一座学校，同事中还有不少好学的年轻朋友，我们在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和经验，友谊一直维系至今。
  工作半年左右之后，我开始得陇望蜀，想进入一家机构去研究历史。我也曾考虑过重拾画笔，但后来没有选择做画家，是因为更想探究刚结束的那场浩劫的历史成因。我把这想法告诉了胡兰畦，她又开始热心帮我推介。这时出现了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一家人），再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定位，这就是袁可嘉先生一家。
  袁夫人程其耘女士曾到我家来看望过胡兰畦，隔了很多年之后，她还记得我当时正在篆刻一枚印章。后来她还带女儿袁晓敏来过，我惊奇地发现，晓敏是我在大百科的同事。我也曾到永安南里社科院宿舍拜访过袁先生一家，这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有不少硬皮外文图书，整个环境被袁夫人布置得雅致温馨。从各种饰物、陈设的细节上看得出，她是个很懂得生活的知识女性。袁可嘉先生圆颅谢顶，一副睿智敦厚的学者风范，柔和的眼神透过厚厚的镜片，静谧地注视着来客；他问起我的学业和爱好，一口吴侬软语，听起来很是舒服亲切。
  在袁先生家，我认识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潘汝暄先生，他曾是范文澜先生的秘书，与袁先生是邻居。当时社科院百废待兴，人才青黄不接，袁先生向潘先生推荐了我。不久，经过严格的专业及外语考试，我进入近代史所工作，成了潘先生的新同事。在我踏入学术殿堂的过程中，还得到了孙思白、周天度、王晶尧等诸前辈的提携。那个时代学界的风气依然质朴，尚未染上当今的功利和铜臭……
  此后我与袁先生一家仍有往还。印象中袁先生言语不多，倒是娇小玲珑的袁夫人比较健谈。她曾儿次谈到大姐程远女士的冤案，胡兰畦也常向我提起此事。程远是民国时代的一代名媛，与胡兰畦等皆为留德“海归”。1949年以后，程远一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执教，“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后来她获得平反，北京大学举行追悼会，我陪母亲出席了。此后我一直留意程远的轶事，曾有两篇文章谈及。
  袁可嘉先生也曾在北大西语系工作过，嗣后进入中宣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任翻译，与钱锺书先生同事；然后又到外文出版社任翻译，与程其耘女士在此相识并成就姻缘；最后因老师卞之琳先生引荐，进入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
  袁先生在诗歌和翻译方面的成就，已有很多专家论及，我自问没有资格评价。认识他一家的时候，《九叶集》尚未出版，我只知道他是位翻译家，年轻时是西南联大的才子，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诗坛的代表人物；1949年鼎革后，诗人成了一口长年沉寂的洪钟，“文革”中又因奉命接待美籍同学，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
  十年浩劫结束，朦胧诗派崛起，成为一代青年的时尚。1981年，前辈诗人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共同出版了《九叶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旗鼓由此重振，至今余音袅袅，薪火不绝。这些前辈中，我仅有缘见过曹辛之、袁可嘉两位先生。
  身为一名诗歌爱好者，我常有旧体诗习作，一时灵动也会写点新诗，却历来羞于示人。其后虽定位于治史，仍不免见猎心喜。读罢《九叶集》如醍醐灌顶，心生窃慕，又拜读了袁先生译介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彭斯诗钞》《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论新诗现代化》等作品；亦曾搜罗一些英美诗人的原作品味赏析。深感先
  生之译诗，信、达、雅，境界至臻完美。多年前在B
  S上讨论诗歌，有网友认为我只
  懂旧体诗，贴出一首英文诗考问出处，我马上回帖说是艾略特的《荒原》。此类文学上的修养，亦得益于袁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袁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赴美定居，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中断了联系。若干年前有友人辗转来电联络，希望帮袁先生在大陆联系出版著作事宜。再后来又没有消息了，直到遗憾地得知老先生于2008年在美与世长辞。我永远失去了回报他的机会。
  人间万事，世间万物，皆因有缘而互动。袁先生与我，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偶然交汇，他无意中推送我走入一座殿堂，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袁可嘉先生，你与我学不同行，我却与你心有同好。我们今世有缘，或许来生还有，那时，我要向你请教诗歌……
  2014年2月6日北京风雨读书楼
  回忆袁伯伯
  曹左雅
  自认识袁可嘉先生的第一天起，我就称他为“袁伯伯”直到他辞世。没能成为他的研究生是我的终身遗憾。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结束六年插队生活回到北京，在恩师陈次园先生的指导下学习英文。1977年，我考上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两年后，陈次园伯伯看我对英美文学颇感兴趣，就建议我毕业后考袁可嘉先生的研究生。他告诉我，他在毛选编译室和外文出版社工作期间和袁先生是同事。我当时颇感震惊。陈伯伯的专业是法律，因无用武之地，搞搞翻译也就罢了。像袁伯伯这样的著名诗人和外国文学学者竟然也多年从事非文学性的翻译工作，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当时我还不知道袁伯伯在“文革”期间还曾被打成反革命，多年干着扫厕所一类的体力活儿。
  记得第一次陈伯伯带我去袁伯伯家，一进门我就感到很惊讶，这位大学者的住所竟然只有小小的两个房间供全家四口居住。狭窄的屋子里到处是书，连双人床底下都堆满书。据袁伯母说，袁伯伯写书时经常要爬到床底下去找资料。其后的几年里，他的居住条件一直未得到改善。我有一次去他家时，看到他正跪在地上找书。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仍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就。
  我认识袁伯伯时，他刚得到平反。中国的学术界也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袁伯伯身兼数职，搞研究，写书，编书，带研究生，忙得不可开交。可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这样一个和他没有任何亲戚或利益关系的普通学生的请求。因为那时我所在的师范英语系的目标只是培养中学英语教师，课程很少涉及英美文学，袁伯伯在百忙之中，每周末抽出儿小时指导我研读英美文学作品。记得他指导我写的第一篇研究文章是关于《简·爱》这部小说的。后来我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还派上了用场。
  袁伯伯慈祥温和，袁伯母和蔼可亲。我每次去他们家都能感受到浓浓的关爱和温馨。很快，我和他们就变成像亲朋好友一样的关系了。听说我在上大学期间还生了一个孩子，他们都特别希望我带孩子去他们家玩儿。记得带小儿去他们家时，二老都异常高兴，盛情接待。
  可惜，一年后袁伯伯就应邀出国讲学和搞研究去了。等他回国，我已毕业，分配在一所中学教书。那时刮起一股“下海”风，我的大学同学中不少都到外企工作，我也由同学牵线到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驻华办事处做代表助理。办公地点在国际俱乐部，离袁伯伯家很近，所以我有空时就去看他。当时很多人羡慕我的优厚待遇和常出入高级场所的工作环境。可是袁伯伯却流露出对于我放弃文学研究的惋惜。他非常关心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有一次他谈起当时某些文艺政策，感到不满，觉得“婆婆”太多。他认为有的文学争论是扯皮。有些文艺批评家特别爱打棍子、戴帽子。出来一个新作家，刚写成功一本书，就捧得高高的，从此再写不出好作品了。他很感叹国内批判了一批青年诗人，使这批诗人再也不能发表东西。“这是一代人，”他说，“这一代人过去，也不知还要多久才出来下一代诗人。”谈到新诗的方向，他认为中国应当出一个彭斯那样的大诗人，热情奔放，有乡土气，又雅俗共赏。
  在和袁伯伯的接触中，我也感到自己对文学比对金融之类更感兴趣，也更倾向于做一位学者而不是生意场上的人。在袁伯伯的鼓励下，我开始申请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袁伯伯还给我写了很长的英文推荐信。后来他得知我被美国的宾州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录取，特别高兴。我临走前去看他时，他特地把他大女儿袁晓敏在美国的地址和电话告诉我，还说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去找她。后来我果然得到晓敏的无私帮助。从晓敏身上，我确实感受到“有其父母必有其女”。她父母的善良、厚道、无私和浓郁的人情味，她都得到了真传。
  袁伯伯晚年移居美国纽约，得以和他的两个女儿团聚。我那时在宾州的一所大学教书。有一次到纽约开会，抽空去拜访了袁伯伯。记得当时给他带去我刚出版的学术著作。他看了喜形于色，也赠我一本他翻译的最新版本《叶芝诗选》。后来我再没机会见到袁伯伯，但每次我和晓敏通电话，袁伯伯都要和我聊一会儿，总是问我是否又有新书出版，给我不少鼓励。
  袁伯伯学贯中西，才华横溢，更兼品格高尚、胸襟豁达，虽屡受挫折而始终不渝，让人可敬可佩。袁伯伯有大量作品传世，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将获益匪浅。而袁伯伯做人的品格和精神更是我等后辈的楷模。
  慈父
  袁海婴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纽约留学，认识了袁可嘉先生的女儿袁晓敏（Mimi）。晓敏是个热心人，在我困难时帮了不少忙。我们曾经是室友，后来又做了同事，加上我们又都姓袁，所以便熟上加熟了。那时袁可嘉先生还没有去美国，但是从与晓敏的交谈中，我每每听得出她对父亲深厚的感情和敬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晓敏似乎就是为了孝敬父母而生的。为此，她牺牲了很多个人生活，而她非但没有丝毫悔意，反而甘之如饴。在见到袁可嘉先生之前，由于我的孤陋寡闻，对他的文学造诣所知并不多，只是对他的名字有些耳熟；而晓敏虽然深爱父亲这个“屋”，却遗憾地并未及文学这个袁先生钟爱了一生的“乌”，加上她不事张扬，所以我也并未从她那里知道袁先生在中国文学界享有的知名度。1997年，袁先生和夫人来到美国，和晓敏住在一起；不久，我们成了邻居。初次见到的袁可嘉先生是一个体态偏胖，憨态可掬，高度近视，有些腼腆，对社交言辞似乎颇感为难的人。他说话带着柔软的南方口音，慢而清晰，让人感觉似在吟诵诗句。他脸上有着近乎谦卑的微笑，虽然话很少，却不会让人产生距离感。那时我一有困难就经常打扰他们，而他们一家人总是热情地伸出援手。有一次我年幼的女儿生病发烧不退，而我又必须去上班，就把孩子放在他们家代为照看。晓敏和袁先生夫妇一直对我女儿呵护备至，悉心照料，让我特别放心。多年后，我女儿仍把袁先生和蔼、憨厚的形象与圣诞老人联想在一起，并说：“只是头发太少了。”
  在外文所的追思会上，有人在发言中提到袁可嘉先生晚年选择了去美国，但是只要所里有较大的活动，但凡身体许可，他都会不远万里赶回来参加。听得出，袁先生生前深受自己同事的尊重和爱戴，人品也受到一致的肯定和赞赏。不过，关于袁先生晚年去美国生活，可能有人会存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袁先生这位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的优秀诗人、翻译家和学者，却在晚年离开他熟悉的故土，去了纽约这样一个地方？他内心真的认为美国比中国更适合他吗？他真的像年轻人一样，出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或其他什么在中国得不到的东西吗？现在袁先生已经去世了，我作为一个与袁先生和他的家人有过几年接触的人，想在这里谈一点我知道的关于袁先生去美国的原因和他在美国生活的点滴。
  袁先生是个非常爱家的人。当年晓敏作为大女儿先去了美国，后来小女儿一家也去美国发展，那就只能让袁先生也去美国。袁先生是为了自己孩子的前途，为了家人的团聚才去的美国；而他为此牺牲了很多，包括他在国内所热爱和熟悉的一切，理想的搞研究和做学问的环境以及文学界同行们对他的尊敬——而这些对他的晚年生活是至关重要的。我相信，没有人会同意，像袁先生这样一个典型的学者，一个只以看书、思考、写作为最高享受，除此之外几乎就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在晚年决定去美国会是为了物质享受或其他什么原因。实际上，在纽约这个人情疏离而繁杂的大城市里，袁先生作为一个资深的中国本土文人，十多年的生活里一直缺少与熟人和同行直接的交流机会，虽然有家人的陪伴和精心照料，但是作为一个为文学而生而活着的老学者，他内心必定有过很多寂寞和惆怅的时刻，这对他事业上的损失无疑也是很大的。而这些，他都为了家人的需要而默默地隐忍了，从不抱怨，从不表露。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每次从美国赶回国内参加会议或其他纪念活动时，都会特别激动的原因。他回到外文所就好像回到了第二个家，看见老同事如遇久违的亲人。如果有人对袁先生在晚年去美国生活有什么不解，那他们现在应该对他的为人有了更多的了解。袁先生一生宽厚待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淡泊名利，严于克己，在单位和在家里都是如此。
  2000年，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随后他本人来到纽约曼哈顿的某书店签名售书。出于好奇，我前去买了一本他的获奖作品《灵山》，并破例追了一回星，排队让高行健签了名。去晓敏家谈到此事，袁先生回忆说，高行健80年代曾尝试先锋实验话剧的创作，吸收了不少西方现代派的戏剧手法，为此曾亲自登门请教过他，而袁先生当时给了高行健很大的支持和肯定。记得谈到这些往事，袁先生显出少有的兴奋表情。一天下午，袁先生自行散步到我家来借《灵山》，顺便又借了几本书。那次他借了书并未马上回家，而是忽然向我谈起了他对女儿晓敏长期以来感到的愧疚。他说晓敏一直推迟考虑个人的事，是因为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照顾他们二老身上；而她每次谈朋友时，都会把她必须照顾父母作为先决条件，这样一来，很多潜在的人选就都被吓跑了。袁先生缓缓道来，虽竭力保持着不变的笑容，却没能掩饰住内心的阵阵伤感。他们父女都为对方所做出的心甘情愿的牺牲，既心怀感激又充满歉疚，却又从来不向对方表露。那一次，我真实地感到袁先生是一个外表和内心反差很大的人。作为一个看上去少言寡语，甚至有些木讷的老人，他其实是一个对女儿疼爱有加、内心承载着万千心事、易感而重情的慈父。
  后来我终于了解到，作为一个优秀的老一代诗人和学者，袁先生早年曾创作过精美隽永的诗句，并高质量地翻译过叶芝、彭斯和布莱克等西方著名诗人的诗歌。我读了他翻译的叶芝的《当你老了》，发现袁先生的文字充满了直撞心扉的生动而质朴的力量，虽然其他人的译文也许选词更华丽，更精巧，却因为缺乏直接作用于感官和灵魂的冲击力而显得贫血和累赘。我也知道了，袁先生在80年代曾大胆地率先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翻译和介绍，所编著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和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丛书影响了为数众多的中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思路和视野，技巧和勇气。敬佩之余，我也看到，袁先生那腼腆而不善言辞的外表，其实掩盖着他浪漫诗人的情怀，对唯美和温馨境界的追求，以及他对西方现代派这样一颇难理解和定义的艺术和思想流派的深刻洞察和无畏的探索精神。在现实生活和与人的交往中，他也许会感到拘谨和局促，但是在诗歌和文字世界里，他却是个如鱼得水的精灵、充满智慧的勇士。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袁可嘉先生的夫人程其耘女士，因为她是袁先生一生里最重要的伴侣。程阿姨和晓敏一样，似乎天生也是为照顾袁先生而降临人世的。程阿姨出身世家，本是大家闺秀，人生得纤巧玲珑，端庄典雅，内心却有着非凡的气宇，瘦小的身躯里潜藏着男人都望尘莫及的勇气和对人对事的博大胸怀。她和袁先生一样，也是个外表和内心反差很大的统一体。每次看到程阿姨，我都会被她内心那看似不可能的能量和脸上孩童般的天真表情所折服。生活里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能泰然自若，秉着大将般的风度平静以对。所以袁先生曾赞扬程阿姨是个“人小心大的杰出女性”。听晓敏说，每到程阿姨的生日或情人节，袁先生都不忘作诗相送。记忆中她父母从没有为了什么事争吵过，他们互相欣赏，互相体谅，一生相亲至爱，令她特别羡慕。他们性格中的谦卑、大度和感恩在当下的现实里似乎已属古董般稀有了。
  晓敏说，袁先生在最后儿年得病期间，最爱听的歌是李叔同作词的《送别》。有一次，程阿姨在客厅的钢琴上为袁先生弹起了这首歌，躺在卧室床上的袁先生听到就随声唱了起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唱完，袁先生动情地说：“这是李叔同写的词，写得好哇！”这首歌里唱出的完全是袁先生晚年寂寞的心境和他对那些已经逝去、或远在大洋彼岸的老朋友们的眷眷不舍之情。
  晓敏告诉我，有一次，袁先生独自坐在轮椅上，望着窗外出神。忽然，他伸出手对着外面频频挥动起来，嘴里不停地说：“谢谢，谢谢你们来看我！”晓敏见状，忙说：“爸，窗外没有人，你在跟谁说话呀？”被女儿如此点醒后，袁先生脸上出现的是深深的沮丧和失落。袁先生常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北京了，很久没有见到国内文艺界的老朋友了！”他太渴望能再次见到他们了。
  据晓敏说，袁先生晚年很想有事做，当有出版社请他翻译美国现代诗人威廉斯的全集时，他异常高兴，说：“人老了，还有工作做，生活就是美丽的！”我知道袁先生晚年一直很想再编写儿本大部头的书，但是因为他身在美国，搜集材料不便，加上他后来眼睛儿乎失明，身体日渐衰弱，心有余力不足，终未能实现这一心愿。他曾在不能看书也不能写字的情况下，捧着自己写的一本书不断地抚摸，久久未能放下。文学、探索、写作始终是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事。
  追思会上有人回忆说，袁先生生前的诗作虽不算多，但都是精品。我想，文如其人，像袁先生这样才情横溢、人品上乘的人也不多，亦属人中精品。
  我与袁先生的接触虽然有限，但是他作为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文人对人类美好的精神世界的不懈追求与探索，对现实生活的恬淡和超脱，我是深有感受的，认识袁先生于我也是幸运的。
  在袁可嘉先生的追思会上，当大家讲述着对他的由衷怀念和他对一代人思想产生的影响时，我想起了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的一句小诗：
  死亡的喷泉，
  激活了生命的死水一潭。
  在回家的路上，我又想起了他的另一首诗：
  云把河流的杯盏斟满，
  自己却远远地藏在山中。
  袁先生在他写的一首诗里，将自己比喻为千年古寺中的一口锈绿洪钟，负载着悠悠历史的沉重，于沉默中看世间风雨的来去匆匆。古寺洪钟于袁可嘉先生，真可谓形似，神更似。有无尽沧桑，更有永恒。
  三言两语话父亲
  袁晓敏袁琳
  四十多年来，我们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觉得父亲是一个温和、宽厚、对事业有追求也有所成就的读书人。他对祖国、家乡、亲人和师友们真挚的爱，对事业的执着和克己为人的品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试图从女儿的角度略说一二。
  一、对亲人，对家乡，对集体的爱
  父亲的宽厚，母亲的温柔，使我们有一个温暖无比的家。我们常对别人说，我俩是在蜜罐里长大的。记得小时候，我俩住宿在幼儿园，爸妈担心我们衣被薄厚不适，常常悄悄到幼儿园来看我们。困难时期，爸爸把每月仅有的肉票藏起来，等着我们周末回家用，一个苹果四人分。每逢周六，爸妈就到餐馆排队买点好菜给我们打牙祭，周日则安排我们出去玩。爸爸还要我们讲礼貌，不要和小朋友吵架打闹。这些是他的言传身教。他从来不对我们大声叫骂，遇事总是先和我们商量，以理服人。有一次不记得因为什么事，反被晓敏倒打一耙，他一面回击，一面哈哈大笑。晓敏从小喜爱文艺，“文革”中扮演阿庆嫂，每天天不亮要去山坡下河边吊嗓子。爸爸出于安全考虑，总是一早起来带着她去，不问晴雨，从不间断。后来晓敏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发配到郊区农村接受“再教育”，几个月才能回家一天。晓敏每次回来都希望在家多住一晚。为了成全她的心愿，赶上第二天农活，爸爸凌晨四点，天不亮就骑车带着她，迎着西北风赶路，来回就是几个小时，十分辛苦。爸爸不但在生活上关心我们，并且在学习上鼓励我们奋发向上，尤其在他监督改造期间，心情极不愉快的情况下，还坚持每晚给我们补课，开书单要我们阅读，鼓励我们走自学成才的道路。那年初中程度的晓敏报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时，爸爸鼓励她说：“过去学校大门向你们关着，成绩再好也进不去。现在学校的大门敞开了，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去争去考。考得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那种敢于拼搏的精神。”爸爸给我们讲起他当年冒着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考大学的经历。那是1941年夏天，爸爸在重庆考大学，每天早晨四时进入考场，考卷刚发下，警报就响了，赶紧疏散钻进附近的防空洞，考卷作废。第二天又得重考，这样三番五次的折腾，弄得疲惫不堪，在防空洞昏暗灯光下，还得抓紧复习。有一次在浙江去赴考的火车上，爸爸埋头读书，一点也没有察觉遇袭，当他被震到地板上时才发现车厢里人都跑光了，于是木然地向车外一条浅沟跳下去，不久听到轰然一声巨响，那节车厢被炸，他旁边的人腿上受伤，爸爸却侥幸逃过劫难。爸爸还谈到他在昆明求学时穷得没钱买早点，有时实在饿得慌时，就到学校后山去叫去喊。爸爸那一代人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发愤求学的。在爸爸的榜样鼓励下，晓敏真的如愿以偿，考上了二外，全家人欢乐不已！
  爸爸对妈妈也是关爱备至。他常对我们说，妈妈是他认识的人中最大公无私的一位，“无论对内对外，总是先人后己”。确实如此。妈妈出身于书香世家，本是大家闺秀，不曾做过任何家务。本来就身体瘦弱的她，婚后，为了支持爸爸的事业，为了照顾好两个年龄相近的多病的女儿，她放弃了她所热爱的专业（俄文翻译），承担了生活中的一切家务。爸爸常说，妈妈为我们这个家牺牲太多了，她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他取得成绩，一半要归功于她。妈妈三十年如一日为一百多户人家义务算水电费，为大伙排忧解难，乐此不疲。邻居们称她是“活雷锋”。每逢妈妈生日，爸爸总要给她送一张贺卡，写上情意深切的话语。他在2000年的贺卡上写道：“这四十五年来的风风雨雨证明我们的情谊天长地久，固若金汤。为此，我要感谢你的全力支持：你深刻理解我的志趣，在各种艰苦关头，都以你娇弱的身躯挺身护卫。我度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七年的下乡改造、四年的劳改生涯，如今又漂洋过海，开辟新天地。你是人小心大的杰出女性。我们成家以来，你放弃自己的工作，抚养女儿，操持家务，使我专心从文，无后顾之忧，此中辛苦，我铭刻于心。你也看到我的缺点和错误，但总是从爱心出发予以谅解和提醒。”爸爸说妈妈是贤妻良母的典范，常以妈妈的为人来教育我们，希望我们像她那样做人。
  爸爸不但关爱着我们这个“小家”，对那个“大家”和故乡也特有感情。爸爸出生在一个大家族，祖父以下有五六十人（可组成两个球队比赛球艺）。他说：“祖父给我取了个夸张得吓人的名字，见面时却认不出我是谁。”父亲和亲友们极为友好，尤其是对胞兄可尚的帮助，感激不尽。大伯可尚是爸爸的启蒙老师，他二十儿岁时就在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爸爸从小受他的影响，十岁时跟他学英语、数学。抗战时读书全靠他的资助和帮助。1994年大伯因病去世，爸爸在悲痛中献上“恩如考妣，情同良师”的挽联。爸爸是家中的孝子，他刚开始工作时，每月工资四十元，但他会寄一半给母亲和病中的哥哥，直到他们逝去。逢年过节或婚丧大事，爸爸也总不忘给困难的亲戚们寄些钱去。
  爸爸关心家乡慈溪的文化事业，支持故乡文联和作协的活动，给家乡的文艺家赠书、主持座谈，为《浙东》文艺季刊撰稿，推荐家乡的年轻诗人，做的都是实际具体的事。爸爸一生，不论身在学校或工作单位，他对那个小集体也总是努力维护单位的声誉，尽力完成担负的任务，在同事之间，尊老爱幼，从不做不利团结的事。
  二、尊师重友，克己为人
  爸爸有幸在西南联大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结识了一批有才华、有成就的老师和文友。他对当年联大的老师们，如闻一多、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等都很敬佩尊重。他不但觉得他们博学多才，成就卓越，而且为人正直热诚、平易近人，又热心培养学子，提携后进。为了表达师生情谊，也为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爸爸常在适当时机，即使人在海外，也尽力为一些最接近的老师撰写纪念文字或评论文章，或推动组织有关的纪念集会、文集，如《四十年代的沈从文》《卞之琳与诗艺》《一部动人的四重奏》《卓越成就珍贵奉献》《卞之琳老师永垂不朽》。1990年、2000年为卞之琳先生举办的祝寿和研讨会，爸爸也是发起人之一。2000年12月，爸爸已七十九岁，他拖着年迈多病的身体，不顾家人的反对（他说，就是我一个人，我也要去），在寒冷的冬天，从纽约飞到北京，参加为卞之琳先生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充分体现了爸爸对多年追随的老师的深情厚爱。为唤起读者对卞先生散文成就的注意，他在国外资料不全的情况下，研读四部有关的集子，撰写了《一位诗人、哲人的散文》。爸爸说，对一位老师作家，最好的纪念是认真读他的书。
  爸爸经常为别人忙碌，作序写文章，有时通宵达旦，而把自己的事放在最后，他心中装的是大家，是整体。有时我们不理解，怪他太多精力“为他人作嫁衣裳”，他却认为这是为发扬前辈和朋友们的卓越贡献，促进我国文学发展所应该做的分内事。
  爸爸在文教界有不少谈得来的朋友，都是各有所长。来往多的自然是“九叶”同仁们。他们之间的谈话或通信，都是讨论自己的工作和对诗界的观感，充满互相鼓励和坦诚相见的气氛。有不同意见时就各抒己见，求同存异。爸爸在“九叶”中年纪最小，以小弟自居，对过早去世的四位长者（穆旦、陈敬容、唐祈、曹辛之）和健在的另外四位都写过专文评介。爸爸对朋友们总是称道多，认为他们有许多值得他学习的地方，但也有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他说，重视友情，更要重视原则。
  爸爸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特别是那些没有机会进高校学习的业余诗歌爱好者，他总是有求必应，有信必回，有问必答。有时常常达到忘我的程度。1999年七八月间，爸爸在纽约突然收到一位家乡青年诗人寄来的快件，说他的诗集即将出版，希望爸爸赶时间为他写序。当时爸爸正因糖尿病缠身，中风摔倒三次，精力衰弱，已有两个多月不能提笔，有时看会儿报就睡着了（脑缺氧），外出忘记归路。当时我们劝他：身体要紧，不能再接任何事情，等病好后再说。他坚决不肯。他说，“我年轻时也是靠沈从文、冯至等前辈提携才出道的。这位青年诗写得不错，是个有潜力、有前途的青年，我要扶他一把！”就这样，他带病读完了这位青年诗集中的每一首小诗（一百一十首），但经常只读了十多分钟，就又昏睡过去，手中的集子掉在地上。每次看到他歪倒在椅子上沉睡的样子，我们心里是既害怕又心疼。他毕竟是快八十的老人了，真怕他这是最后一次提笔了！但他终于写完了一篇近五千字的评论《诗贵升华》。他这种急人所急、热心扶植年轻人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们。
  爸爸曾对我们说，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文人，要注意做人第一，做文第二。他常教导我们要淡泊名利，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养成乐于助人的好习惯。爸爸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1957年他从外文出版社调到外文所时，工资是翻译六级。本可升为副研。但那时比他先进所的同事还是七级，为了不特殊，他自愿降一级，拿七级工资。过了两年，所里要给他提升，他了解到，这次若给他一人调，其他两位同事就不能调（因增资总额有限），他跟领导说：“那就先调他们，我就不必动了。”再次把机会让给了别人。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平静地说：“所里那两位同事经济情况比我们还差，他们更需要钱用。”（其实我们一家四口，都靠他一人的工资，生活并不宽裕。）他并教育我们，凡事要考虑整体，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就这样，从1946年担任助教到1979年提升副研，爸爸当了三十三年的助教、助研，真是个“老童生”了，但他毫无怨言，只说这是“时代的悲剧”。像他这样一心为别人不顾自己得失，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爸爸妈妈为人善良，周围的朋友们都喜欢他们，加上妈妈做得一手好菜，我家周末常常是宾客满座。特别是那些刚毕业新到所的，或家在外地的年轻人，逢年过节，爸爸总要把他们请到家来吃个团圆饭，热闹一番。
  爸爸这样待人宽厚，与世无争，最后却仍未能幸免“文革”的冲击。有人说他搞外国文学，崇洋媚外，宣传“封资修”的烂货，本身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十七岁时，抗日战争爆发，他不顾慈母反对，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投笔从戎，在抗日前线做宣传工作，历尽艰辛，饱尝轰炸之苦，幸免于难，这件事却被记作父亲的“历史问题”；中美建交后，与三十年后第一次回国观光的老同学、著名学者（著有《周恩来传》）、爱国华侨相聚，被说成是“特嫌”，“有间谍活动”；爸爸为他引见了儿位作家和师友（北大的朱光潜、李赋宁、袁家骅等等），也被认为是“阴谋”，“非法活动”；就连爸爸赠送他的东北革命群众组织编印的《毛主席书法选》，也被说成是“泄露了国家机密，”有“为美国间谍提供情报的反革命动机，”要我们上交所有“罪证”。有一天傍晚看到爸爸沉着个脸，严肃地坐在书案前，妈妈在忙着给他打行李，说是有人要来抓他。我们围着沉默不语的爸爸，小琳问：“爸爸，你怕不怕？”爸爸说：“不怕，他们来，我自己走，我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就这样，爸爸戴着“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天天写交代，被批挨整，接受长期审查，监改劳动多年（逢年过节不能外出，不断写检查，加倍受管制）。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家家忙着搭防震棚。而我们家唯一的男劳动力爸爸，还在接受监督改造，顾不上病中的我们，奉命在烈日下蹬着板车挨家挨户给别人送木料，搭棚子。“文革”中爸爸吃了不少苦，前后写了十五年的检讨，长期寝食不安，身心受到摧残，直到1979年下半年才得到平反。对这种种错案，他能正确对待，从无怨言，只是叹惜时间一去不返，实在可惜。他总是安慰我们说，我吃的苦比别人少得多，还要我们原谅“文革”中整过他的人，说很多人做错事都是不得已，要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
  父亲对人宽容厚道，对自己却是严格要求的，特别对自己喜爱的诗歌翻译和研究工作，强调认真研究，力求立论正确，表达简练准确，有时为了一句诗，一个词，他要沉思很久，反复推敲，在饭桌上对我们的问话都毫无反应。有时把手稿放在一边，冷冻一段时间，不忙着发表。有时发表以后，还要反复修改。他1958年编译的《彭斯诗钞》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正赶上“大跃进”年代，爸爸因“右派”言论下放到河北建屏农村劳动锻炼，每天天不亮就出工，到晚间十一点才收工，回来后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工作，没有桌子就拿被褥枕头代替，还冒被批评之险，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迫下，夜以继日地工作才得以完成。这个译本，四十年来，经不断修改，再版，目前已成为一百三十首较为完整的本子。
  父亲做学问一丝不苟，可在生活细节上非常马虎。他生活俭朴，吃穿极为随便，甚至常闹笑话。我们经常笑他把衣服穿反了，鞋子穿错了，有时在外做客竟把主人的鞋穿走了，两只袜子不成双，种种趣事，无奇不有。
  三、对祖国，对事业的爱
  爸爸在这段漫长的人生道路中，走得很累，很辛苦，却很执着：“文革”中他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遭冷落而动摇信念。在逆境中，仍不放慢脚步。他始终热爱着他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外国文学事业。
  记得有年夏天爸爸每天要在烈日下翻石灰，石灰在强烈的阳光反射下十分刺眼。对常年患有高血压，高度近视，且一只眼因眼底黄斑而完全失明的爸爸来说，十分辛苦。一天干下来，腰酸腿疼，头晕眼花。晚上回来，还要伏案工作。有时妈妈看到他那疲惫不堪的样子，心疼地说：“今晚你就别干了吧，早点休息。”爸爸从不听劝，他似乎要把被剥夺的时间补回来：“时间已经浪费掉很多了，我再不抓紧怎么行！”就是在这样动荡不安、出书无望、子女受株连（升学的不能升学，入党的不能入党）的艰苦日子里，爸爸白天劳动改造（翻沙子、烧锅炉、扫厕所），晚上夜战，搞翻译，做研究。《美国歌谣选》那本书就是那时译出来的，直到1985年（十二年之后）才得以出版。
  终于盼到了1979年的平反解放，爸爸“如鱼得水”，他发奋地读书，争分夺秒地写作（他说：“能为后人多留下点资料才是我最大的心愿。”），并为社科院外文所培养英美文学人才而勤奋地工作着。在1979年至1997年的十七年中，他写了十五种书，儿乎是每一两年一本，同时也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研究生、博士生。这是他思想最活跃、创作最多的十七年。后来家人都定居在美国，只有他老人家还在北京坚守岗位。早在1990年我们在办妈妈来美手续时就问他是否可一同来美，他坚决地说：“我手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研究生要带。我的读者、学生、事业都在中国，我怎能弃而不顾呢？”又过了几年，当又一批学生毕了业，我们又催他，现在总可以走了吧？想不到他说：“我带的学生是毕业了，可他们出国的出国，远走高飞，外文所在这方面还是没有接班人。”因为想到家人都已来美，年迈多病的他无人相伴左右，随时都有发病的危险，可父亲硬要一意孤行，我们是又气又心疼。我们激他说，难道世上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爸爸停了一下，很严肃地说：“‘文革’十年，耽误的岂只是一代人，现在青黄不接，我着急呀……”爸爸为国家外国文学方面人才不足而急，那种愿为国家培养人才尽心竭力的责任感，是我们后来才体会到的。直到1997年后半年，最后一批博士生结业后，他才同意来美团聚。那时他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老人，已不能一人独自在北京生活了。
  爸爸对事业的执着，对工作的兢兢业业，来自对国家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来自对祖国深沉的爱，而这种爱是具有深长的文化意蕴的，他爱的不仅是锦绣河山，而且是悠久昌盛的中华文化和改革开放的新成就。
  爸爸来美后，更加关心国内大事。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报，了解当前国内外形势。每月还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查找文学信息。每每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新成就，中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表现出的优异成绩，中国加入世贸，国足踢进了世界杯……他是那么激动。尤其是看到北京申奥成功，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大喜日子。上午10:18从电视上看到北京申奥成功的喜讯，心中十分兴奋。七十一年前我国只有一人出席奥运，失败而归，而今则获得主办2008年奥运的壮举，真乃翻天覆地慨而慷的大事啊！晚上饮酒祝贺。”爸爸曾说：“我年轻时在北京做美国梦，一心想来美国进修；如今老了却在纽约做中国梦，夜夜梦着北京。时间相隔五十年，目的却只是一个：提高自己，为社会尽责。”爸爸还一再鼓励我们学好文化，掌握一技之长。特别是在海外生活，不要丢掉中华民族的可贵传统，不论走到哪里，都要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四、敬业精神：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爸爸一生表现出一种埋头工作的敬业精神。青少年时，专注读书，立志“学业不成誓不还”；成年以后更是勤奋工作，即使到了八十高龄，念念不忘的还是读书，写作。他相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古训。他说：“人生不过百年，活一天就要学一天，干一天；要活出意义来，为后人留下点东西，才算不虚此生。”他为自己提出一个十年计划的三字诀：一是“补”，补读中西名著，因此近来添置了不少新书，并从旧日藏书中挑选了一些运来备用；二曰“改”，把自己已发表的二十六种著译认真加以修改，补充新资料，输入新观点，五年内完成一部四卷《文集》；三曰“创，”爸爸还要写一部有关中国新诗的专著，希望能有助于新诗运动的发展。他认为，这三字诀是互相联系的，只有“补”得好，“改”得好，才能“创”得好。他说他不奢望活一百岁，但愿再有十年时间完成这项工作。作为女儿，我们对爸爸的雄心壮志极为感佩，决心为保证他的健康和良好生活工作条件尽心竭力。祝愿他老人家成功！
  每当我们想起与父亲共度的日日夜夜，不管是欢乐的还是辛酸的，我们都为自己能有这个温暖无比的家，能有这样可亲可敬的父母而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爸爸不仅是我们的家长、良师，更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知心朋友、好榜样。我们决不辜负父亲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不忘他老人家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像他那样踏踏实实地做人、做事、做学问，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001年11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