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2008年11月中旬，巴塞罗那已是深秋，刺骨的寒风自门隙中透进来，着实有点冷。清晨六时许，移动电话突然响起，把浓浓睡意骤然捣散——那么早来的电话多半是坏消息吧。猜得一点也没错，是晓敏自纽约挂来的：她告知可嘉已于8日乘鹤西去。这虽是意料中事，也不禁怅然。晓敏力邀我30日到北京出席其父的追思会，无奈我那时应仍身处慕尼黑，赶不及了，只得致歉谢过。
  这些年来，我不断接到可嘉健康欠佳的消息。他原应允为我的第四本访谈录《诗前诗后》写序言，岂知多年来他深为痼疾所苦，更遑论执笔。序言一再推延，未能完篇，终成憾事。我与可嘉相交，全因陈敬容牵线。80年代初，内子与我首访京华，敬容邀约在京诸叶到她家一聚。曹辛之、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诸前辈老远赶来，着实让我受宠若惊。如今九叶只剩下郑敏一叶，今年亦已八十九岁了，庆幸还挺利索。
  可嘉曾陪内子与我一道游圆明园。那时园址一片荒芜，杂草丛生，西洋楼附近还残存些旧瓦片，却比那些什么兽首来得自然可亲。当时看到可嘉的背影，饶有趣的：他就像一个圆球放在一块正方形的积木上，总让我想起雪姑七友的小矮人来。一路上可嘉和我有说有笑，畅所欲言，毫无忌讳，看来真有点一反常态，与他惯常的木讷迥然不同。他曾被人诬告，心有余悸；一旦说到关节处，便急得满头冒汗。或许有人认为他胆小懦弱，但个中原委，又有谁知晓呢？
  1973年3月，西南联大外语系旧同窗许介昱访华，特地向接待单位提出欲与老同学可嘉一聚。可嘉获悉后向当局申请汇报，经核准后始能圆梦。会面时许介昱要求可嘉为其新书搜集当代中国作家情况，可嘉亦一一应允。许介昱还一厢情愿地要为周恩来作传；他根本不谙中国国情，不晓得此乃不合时宜甚而犯禁的做法，结果以“特嫌”身份被驱逐出境。可嘉亦因而受到株连，被定为犯有“为美国间谍提供情报的反革命罪行”，公开批判后在外文所接受监督劳动达六年之久，负责打扫单位厕所。
  唐山大地震时，家家户户忙着搭地震棚暂栖，唯独可嘉仍要奉命四出帮忙，蹬着板车挨家挨户给别人送木料搭棚子，家中老少的安危也顾不上。“反革命罪行”的冤案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这桩冤案不仅中断了可嘉的研究，甚至直接影响到晓敏无论升学还是后来的出国留学，一度让他耿耿于怀；更要命的是遭人排斥，教他既不敢怒复不敢言，只能积压心头。
  可嘉所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一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那时门禁初开，年轻一辈大幅度向西方膜拜，不管什么流派，只要是与西方沾上边的，便一致叫好。可嘉看在眼里，直感不是味儿。他的诗评，在九叶诸友中堪与唐湜相互辉映，可嘉为文却多了些外国理论为依据。对于欧美文学思潮，他知之甚详，不会因循固袭，往往另辟蹊径，梳理得井井有条，丝毫没有生吞活剥的感觉。唯一令他不忿不甘的，乃《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一书，曾先后四卷刊行，只是各卷印数不一，令不少读者无法购藏整套参考，枉煞作为编者的他那一番苦心。
  傅浩在外文所曾随可嘉修读英美文学，只是关系不算太融洽。事缘傅浩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卞之琳所倡议的格律诗；可嘉看后认为暂缓刊发为佳，原因是例证欠缺理据。傅浩当然不服气，径自把文章拿给卞之琳看；卞老阅后，竟建议傅浩直接寄给我，看看能否在香港刊发。当时我任诗刊主编，采“百花齐放”方针，只要文章言之成理，便不管来头大小，照登如仪。作为编者，我认为用不着单凭主观好恶来判定对错，一切交由读者论断好了。文章刊发后，外销内转，倒惹来不少争论；而可嘉自始至终没有向我施压，不赞同刊发该文。
  2000年12月，卞之琳学术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同时假中国社科院举行。可嘉、晓敏自美国赶来出席，张曼仪与我则从香港北上赴会，其余与会者皆来自全国各地。岂料卞老竟于会议前数天溘然离世，祝寿会顿成追思会，能不怅然！卞老遗体告别后翌日，李方设宴款待可嘉、晓敏、运燮伉俪与我；张同道与内子作陪。下午三时许，可嘉、运燮与我叙旧，东拉西扯，谈个不亦乐乎。当天可嘉的兴致奇高，主动提议九叶诸诗友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献著作和手稿，成立“九叶文库”。运燮与我实时表示赞同，细节则由可嘉与馆方自行磋商。翌年8月，文学馆举行开库仪式与学术研讨会。
  有论者认为可嘉的诗模仿及套用外国体式者多，这方面我并不认同。可嘉的诗，数量本已不多，加上他熟读欧美诗作，潜意识里自会不时浮现相关意象，甚至用典用韵，以至对话手法等，也偶尔不自觉地套用，却绝非刻意仿用。可嘉那副不与人争的德行，难免让人感到他可欺。我也喜欢跟他和郑敏不时抬抬杠，说些歪理和他们斗嘴逗笑。郑敏素知我装蒜闹着玩，多顾左右而言他；可嘉倒认真极了，有时冒汗也跟我争个不休，尤其一旦涉及欧美诗歌的解读，他更丝毫不肯退让。他那股自信常常教我暗自吃惊，较量起来，我倒过足瘾。
  谈到翻译，可嘉说过：“译诗无准则，一切看对象。”准则以对象为准，相对地紧贴原作的面目和精神；译诗是一种不完善的传达方式而已。《彭斯诗钞》大部分是1958年可嘉在河北接受劳动锻炼时译的，翌年由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刊印；该书先后印了四次，累计印数达三万多册，其中《彭斯与民间歌谣》一文探讨民间歌谣与文人创作相互影响的关系，与当时文艺界讨论民歌与新诗有莫大关联。此外，他在评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方面的贡献，亦不容忽视。1987年重刊的《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与2003年重刊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不但梳理了欧美现代派的发展脉络（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艺术特征以至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等方面），更评论其优劣，充分反映可嘉的识见。
  青乔也好，姚平、姚明也好，圣思也好，洛中也好，晓敏也好，她们似乎对父亲的片言只字都十分爱惜；那份执着与坚持，难道又是同样的不忿不甘？
  2009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