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叶芝《当你老了》
  以前，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流下眼泪，因为这首诗描写了一种真挚而又刻骨铭心的爱情。今天当我再次读到这首诗，我会感到更加难过，因为将这首经典诗歌翻译成中文的那个老人已经驾鹤西去了。
  我所说的那个老人就是袁可嘉先生。在当下文坛，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记起“袁可嘉”这个名字？大家熟知的文坛大腕是贾平凹、莫言等，他们每写出一篇小说，必定有评论家跟着叫好。尤其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公布之后，许多报纸、杂志在显要的位置刊登贾平凹等人的相片和获奖感言，而对于袁可嘉先生的去世，则报道不多，有的报刊即使报道了，也只是寥寥数语。我并不是对茅盾文学奖有意见，我只是觉得这种反差太大了。因为袁可嘉先生作为一位前辈，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轻易将他遗忘掉，只能说明我们的无知和愚昧。
  首先，袁可嘉先生是一位诗人。人们常将袁可嘉先生视作“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但遗憾的是，很少有评论家专门研究他的诗作，甚至连他本人也很少谈自已的诗歌。只有在研究“九叶诗派”的时候，他才作为穆旦等人的陪衬被提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价值被穆旦遮蔽了。也许是因为他的诗太少了，但数量少不代表质量就低，他的许多诗写得非常出色，如《出航》的第一节：
  航行者离开陆地而怀念陆地，
  送行的视线如纤线在后追踪，
  人们恐怕从来都不曾想起，
  一个多奇妙的时刻：分散又集中。
  以上是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2007级硕士研究生韩永恒一篇文章的开头
  部分，写得很好，也表达了我的心声，所以我一字不差地照本宣科了，唯一要改动的只是“首先，袁可嘉先生是一位诗人”。如果，这个“诗人”，是指只会分行写作而不论写了些什么的那种人。难道他不是？当然不是！
  接下去，韩先生还提到袁先生1946年写的：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但是，如果没有写过这两首诗，没有写过这一类的诗，他就不是诗人？不，译出了《当你老了》的译者，是真正的诗人！译出了《当你老了》的译者，是一位大诗人，Amajorpoet！如果只写出了类似于后面这样两首诗的诗，不论多少，写得再好，也只能是个
  小诗人，Aminorpoet！因为这一类的诗，可能精巧，但是格局太小。
  小诗人，Aminorpoet！这是卞之琳先生先生对自己谦虚而又清醒的评价，这是从历史的高度和长远，作出的评价。不是每一个分行写作的作者全都配称的小诗人！
  其次，袁可嘉先生还是一位现代主义文学领域的批评家。袁可嘉先生对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一方面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另一方面他所取得的成绩至今仍少有人企及。
  说得不错，但是，在积极贡献的另一面，也应该看到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善于使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思考的人所必然会产生的影响。
  袁可嘉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们，人类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不都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不都沿着欧美人走过和正在走着的道路前进，并不是人家有的我们一定要有，错过了的一定要补！我们，不能老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紧追、紧赶！
  韩先生说，20世纪40年代，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局面，在诗歌领域存在着过度强调诗歌的现实斗争性，忽略其艺术价值的倾向。而袁可嘉先生独树一帜，率先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理论，他“从1946年冬到1948年底在北京大学当助教，其间，曾先后在天津和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三十篇左右、约十万字的诗论，较为详细、系统地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引自廖四平《“新诗现代化”：袁可嘉的诗论》）。袁可嘉先生的这一理论对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探索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这是缺乏正常历史观的论者言过其实，因为贡献要落实成为成果。而且，也不应该把一个思想尚不成熟的青年在某种读物影响下形成的冲动，视为适时的真知灼见。
  在主要是抗日战争那一历史时期的“九叶派”，如果真有那么一个流派，也注定成不了气候，只能退居边缘。那个时代，在诗歌领域，是艾青和田间的时代，这个民族需要他们，这个国家的历史需要鼓舞斗志的号角与战鼓：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真诚。谁能不是呢？那时，这片土地被敌人的炮弹、炸弹糟蹋得满目疮痍，即使是在后方，所有活着的，也都是“炸弹炸剩下来的”！
  不是“过度强调诗歌的现实斗争性，忽略其艺术价值的倾向”，既非“过度”，亦非“忽略”，当政治以炸弹和刺刀的形式直指你的心脏威胁着你的生存和生命，追求脱离政治的艺术，就未免过于奢侈了。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探索的文章真正发挥作用，是在新时期的诗歌评论家们评出了一个诗歌流派而重新发掘出来以后。
  韩先生的文章接下去说：“再次，袁可嘉先生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我要把“再次”改为“首先”，因为，他自己写的诗，无论写得有多好，不要三百年，一百年，甚至是五十年以后就不会有人记得，但是，再过三百年，人们还会读袁可嘉译的《当你老了》。
  “九叶”而成派，是在《九叶集》出版以后，这一派在40年代从不曾以派的面貌出现过，我最初读到的穆旦诗，是在西南联大校园围墙墙壁的壁报上，只要看到有着许多O的诗，就一定是他写的。
  “九叶派”作为一个流派而被后人记住的，将会是这个派内几位翻译家的译作，首先是袁可嘉的诗歌译作。他是“九叶”几位翻译家中最优秀的一位。其次是陈敬容，她给我们留下了《绞刑架下的报告》；而查良铮，则是被南开大学一篇博士论文出卖了的不十分高明的翻译工作者，这篇论文试图论证查良铮“越是大胆越是忠实”之说，这就等于是要论证“越黑就越白”，结果，充分证明了“大胆”，却当然，无论怎样诡辩也证明不了“忠实”。
  我在GOOGLE上点击“袁可嘉”时，跳出来的居然是“袁可嘉当你老了”，这篇文章，就是在点击“袁可嘉”时读到的。我说了，三百年也不会改变，如果我们的汉语汉字不被那些语言文字改革家改革到人们连“说都不会话”了，至少，还能流传五百年。
  最后，然而却是最重要的，是“首先”之前的“首先”：袁可嘉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
  在我的心目中，正直、善良，是人类至善至美的品质，袁可嘉先生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品质的真实的人，尽管作为真实的人，正直不得不因政治环境而打折扣这种印象，当然是在接触中逐渐积累形成的。
  实例甚多，我的所见所感，当然极其有限，但是，印象深刻。我能够感同身受的，主要涉及他的尊师爱友。他对卞之琳先生，执弟子礼堪称楷模，弟子对师长最大的恭敬莫过于发扬光大其学术成就，由袁可嘉先生一手组织出版的论文集《卞之琳的诗艺术》，就是这样一种表现。而且非常及时，实现在卞先生的有生之年。
  由于袁先生的邀约，我认真研读了卞先生关于诗歌翻译的言论，我把卞先生的主张概括为“亦步亦趋、刻意求似、以似致信”，并且，曾经卞先生过目而得到他的首肯。同时，也成了我自己关心理论、逐步形成“文学翻译，形似而后神似”这一观念的契机和起点。
  就我个人而论，感受更深。袁可嘉先生看到我的初版《雪莱诗选》，并没有称赞我的译笔，只是对我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原计划是要我译雪莱的，现在有了你这个译本，我就不译了，再充实一点，就可以成为我们国家的雪莱定译本。
  是译过了彭斯和布莱克，而且能把叶芝译得这么出色的袁可嘉译不了雪莱？当然不是！做出这样的决定是谁都能够轻易做到的？当然更不是！
  此说必须有例，有一位已经是书销中外几十本的翻译家A先生，就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某出版社出版一套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诗经》的译者已经签约邀请另一位也很有成就或更有成就的翻译家B先生，但是那，位A先生就能找到出版社，硬是要求出版社毁弃原约，改用他的译文，而且请来了有点地位的人士施压。A和B并不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哦，但是，为了一点小名小利，就能够撕破脸皮。
  除了袁可嘉，还有谁，会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约，让给一个非亲非故，亦非同门，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基本陌生的外人？而人文社和我签约时却有苛求，一定要我把他们出的查良铮译文收入我的新译本，我当然不同意，然而这是一个“条件”。我不同意，是因为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我那位责任编辑处，我看到过被他用来对照审读的查良铮译《雪莱抒情诗选》，隔不儿页的页面上就有红笔批写的“大错特错”、“nonsense”之类批语——这个译本已经被我要来留作纪念。
  同一位袁可嘉，出席某一届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建议表扬几名翻译家，我又成了他关怀他人、博爱胸怀的受惠者。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一桩！有些人，连惠而不费的口头赞许也是舍不得说的，等而下之，还有嫉妒心重的宵小之辈干些为人不齿的下流勾当。
  此说，也不可无例，又是那位A先生：在我获得“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以后，居然写秘密报告给作家协会，说江枫不够格，是冯亦代私相授受。作协当然知道，这是十三个评委，一名弃权，十二名评委对三名入围人选投票，投出了7∶3∶2的结果，而且，七票中没有一票是冯亦代的。
  相形之下，袁先生的行为和行为准则，在A先生心目中很可能“不可思议”。
  第一次到美国就想去看袁先生，回来后，甚以过纽约而未能一见为憾；第二次，访问狄金森故乡艾默斯特，艾默斯特学院是我的东道主，离开以前，我当天来回，专程前往纽约去看他。但是不曾料到他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弥留期，等他从昏睡中清醒过来，说话已经十分吃力，但是，我们还是进行了简单的交谈。
  所谓交谈，也就只是对于我就某种情况的设问简单回答：是，不是；对，不对。如：
  我问：翻译可以不求忠实吗？
  他答：不！
  我说：文学翻译，应该有中国学派的理论。
  他说：对！
  对如此厚待于我的袁先生，我能怎样回报？
  也就只能是弥留期的探视，引得他一脸微笑。
  当然，我只是袁可嘉先生正直善良、胸怀博大的受惠者和见证人之一。
  愿，此刻正从某个遥远的高处，或许，正在一群灿烂的星星中间，还像在纽约那样含着笑看着我的袁先生，安宁。
  用雪莱的话来祝祷：Peace！
  2009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