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袁可嘉先生的长女袁晓敏刚才在电话里告诉我袁先生逝世的消息，我现在才来写一点儿对于袁可嘉先生的追思文字，而这时离袁先生的病逝已经两个月了。
  我是受袁先生关怀很多的人。举例来说，他的《论新诗现代化》是他很重要一本论文集，1988年在三联书店出版后，对于诗坛学界，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这样重要的著作，他写信请我给他写个“序言”，作为学生的我，只能把这看成是一种关怀，一种信任。此书出版后还在赠书时写了很长一段话，称赞我对于此书出版所作出的“贡献”。第二个例子是1988年他主编被许多人认为是20世纪第一诗人的穆旦的研究文集《一个民族站起来了》时，让我写全面、完整论述穆旦的长篇论文，并把我这篇论文放在论文集第一组文章中，其实那时我研究生毕业也才几个年头。第三个例子是，2001年他又主编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之父的卞之琳的研究文集《卞之琳与诗的艺术》时，又要求我写出长篇论文，并且同样又放在第一组文章之中。他严格要求，在论文稿上多有批改，我记得在我论卞之琳“无题”诗那部分，他批道：“不要上纲这么高嘛。”并把我的稿子送卞之琳先生定夺。卞之琳先生花了一个晚上用铅笔逐段逐句加以修改。我记得他把“无题”诗的七八页稿子通通勾掉，并在旁边批道：这些话等我死了以后再说。第四个例子是90年代初，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九叶派诗选》（1992年出版）时，曾把三万字的“前言”送请所有健在的九叶诗人审阅，其中自然包括九叶理论家袁可嘉先生，可他表示的却是完全的信任，他关心最多的是他认为我有条件并且可谓是义不容辞的《中国现代诗流派思潮史》的写作进展。我记得，袁先生常常提起，在40年代后期，当他刚刚步入文坛时，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和冯至等前辈是如何提携他的。在我的学术写作生涯中，袁可嘉先生就相当于沈从文或朱光潜了，可他却从来也没有这种感觉，每次都像是他给我分配了一件任务就是了。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先生在前一段袁先生刚去世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袁先生曾经说是深刻的片面性，片面的深刻性，他说他对袁先生的印象，以此话为深。这使我想起1988年我与袁先生一起去出席在天津召开的中国作协文艺理论信息交流研讨会时，他在发言之前，把他带去的一篇论文《关于西方后结构主义》让我先看看。我看到他在其中说，这个后结构思潮可谓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小聪明”。当时我感到很吃惊，并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固然是小聪明，不过，我认为是一些大聪明的头脑才有可能发明的。我记得他好像是很认同似的，我认为他可能已经在发言中改正了。所以，当我看见他好像是说“片面的深刻”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总特征时，同样相当吃惊。但同时又觉得如果考虑到它的修辞性，也就可以理解了。我记得80年代那个时候，大家都常常说起这个话，好像是恩格斯讲过的。“片面的深刻”作为80年代的学术口头禅，其含义是：深刻的难免片面，只有不挑剔片面，才能达到深刻。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所以“片面的深刻”是鼓励创新、开拓思维的哲学。这就是袁可嘉先生用这个话来讲西方现代派的“语境”。所以他是肯定现代主义思潮的，他的肯定是很多的，但他又知道要一分为二看事物，他的专著《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就是尽可能这样做的。我认为袁可嘉先生的意思是说，西方现代派文学虽然难免片面性，但却是非常深刻的。这才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总特征。这见解与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专家，曾被斯大林考虑为接班人的日丹诺夫的意见完全是南辕北辙。
  但是我又认为，袁可嘉先生是一位难得的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经过党多年的教育和多次运动的洗礼，他基本上树立起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基本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有一个“事件”可以证明。袁先生的九叶诗友、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郑敏先生，有一次请袁可嘉先生担任她一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这篇论文是研究“解构主义”的。袁先生在评审意见中认为这篇论文写得还不错，但有些地方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缺点。我记得最后郑敏先生好像是放弃了对于袁先生的约请。这件事甚至影响到二人之间长久以来的友谊。我相信袁先生坚持自己的看法不是要“作秀”，而是发自内心地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任。因为他这个看法与他此前所说“后结构主义”是西方知识分子所玩弄的“小聪明”，二者一脉相承。当然，我认为在他心里，他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看法，整体上可能评价高一些，而对于西方后现代哲学观念、后结构、解构主义这些思潮，看法相对来说又较为有保留。因为文学作品毕竟是审美的，形象大于思想，意味深长。正因为这样，他才在西方现代派作品方面下了很深的研究功夫。
  袁可嘉先生的社会身份不妨这样来界定：诗人，诗歌批评家，翻译家，学者和教授。这几种身份都聚焦在一个亮点上：西方现代派文学以及汉语文学、诗歌、理论对它的借鉴。从40年代开始，袁先生的目标就很明确：为了借鉴而研究、翻译、编选，以及翻译、创作、研究三者同时进行。他的研究性论文著作都思路清晰、立论有据，论证时逻辑性很强。他的论著里每一句话，都是他从对象中概括出来的，都是他千虑之一得，准确，鲜明，可靠，深得要领。他有很好的中文根底，他的评论常常使用传统的文论词汇。他的翻译文本是艺术品而不是技术性的工匠制品。他写诗不多，但可谓每首都出自心灵肺腑，千锤百炼之作。写诗也好，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也好，他都清楚地指明他的西方渊源，以及如何对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借鉴。如果有谁要提出苛求，说只有不受别人影响，也不学习大师作品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或学者，并以此来污辱和贬低那些无言的当事人，那我想请他去读歌德一首叫作《致独创者》的诗，歌德称这样的“独创者”其实不过是“我是我自己所创造的傻瓜”。基于这些认识，并从最终的成就及其影响来看，我认为袁可嘉先生的智慧是大学者才具有的，他的才、学、识是罕见的，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
  但是，他却没有大学者的脾气和个性。他实在谦和得令人失望。连保护自己的能力也没有。我从未见他发过火，发过牢骚与怨言，在家里也未见他发过脾气。有时候会觉得他真是“修养”到家了。1980年我选修他的诗歌流派课时，听人说他前不久都还在扫街、扫厕所。至于他在40年代后期的一些文字因而受到连累，无端地被卷入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的“批评事件”当中，我翻阅过北京大学50年代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有关论述，实在是在小题大做，捕风捉影，和吹毛求疵之至。我为袁先生《论新诗现代化》一书所写的序言，所针对的就是这类“学术批评”论著。
  然而，所有这些遭遇、奇案（对于其中更为重要的一桩奇案奇遇，只要稍稍了解政坛、文坛内情的人，想必都比我更清楚，我就不在此赘述了），都在袁可嘉先生生前得到平反。从1979年起到2008年11月8日，这三十年时光正是袁先生从五十八岁到八十八岁的辉煌晚年，也是改革开放、时代巨变的三十周年。他主编的八卷本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对于中国文学艺术在当代的转型和发展，对于当下的学术研究，其影响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全局性的和整体性的。根据李景端先生提供的近况，在刚刚结束的在深圳举行的“三十年三十本书”的评选中，《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被选为反映改革开放历程的三十本书之一，实在是太公允了，是苍天有眼。正是这个，带给了本文结尾时的一些亮色。
  2009年2月17日写于洛城，6月1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