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959年秋，我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那时运动连年，不断要开全所大会，或听领导传达上级报告，或接二连三地听领导检讨，检讨思想严重右倾，没有绷紧阶级斗争的弦，等等。一开这种会，全所人员都要来，挤在二楼会议室接受教育。当时文学研究所汇集了国内许多文学研究名家，阵容空前。古代文学组、现代文学组、文艺理论组、东方文学组与苏东文学组的老专家们就不说了，而西方文学组的老专家就像古代文学组的老专家一样多，有卞之琳、李健吾、杨绛、罗念生、潘家洵、罗大冈、缪朗山等。说老专家，其实他们中间不少人也不过五十来岁，借着一起开会的机会，我就逐渐认识了各个文学组的专家们。
  至于袁可嘉先生，那时四十出头，放在老专家行列不老，列入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中间不年轻，同他年龄相仿的人，有女诗人郑敏、杨耀民、夏森，再往下排就是朱虹、徐育新、董衡巽等人了。文学所的老专家、中年专家中间，有不少是作家、诗人与翻译家，他们的经历让我们年轻人感到好奇与崇敬，但与他们接触、交往不多，关系一般。当年曾经听朱寨先生说过，作协有的人刻薄地认为，一些作家创作不下去了，才改行去做文学研究的，文学研究搞不下去了，才去当行政领导和翻译。但是我知道“五四”后有个普遍现象，不少作家常常一身多任：既是作家、诗人，又是评论家，或是翻译家，甚至是画家与教育家。
  听说袁可嘉先生是诗人，写过诗。但是那时人们在“左倾”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文学、诗歌，都是小资文学，不值一提，所以觉得50年代前的老作家、老诗人的作品已经“过时”。我自己是深受这种时尚的影响，刚到文学所，正值“反右倾”运动高潮，老先生们和袁可嘉先生的诗作自然也未留意过。1962年，在袁可嘉先生主持下编选翻译出版的两册《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让我初步认识了袁先生。这部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大概由于当时作家出版社在不断批判“毒草”声中已无书可印，所以外国文艺理论的翻译书籍也可以出版了。由于那时文化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界限分明，文学理论非“无”即“资，”所以这段时期的美英文学理论，统统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它们所表述的观点，都是要被批判的。既是“资产阶级”的理论，估计印数不多，但文学研究所的人员可以自由订购，我研究文学理论，自然需要。打开这部书一看目录，发现书中所选编的文章和我们那时热衷于大批判的文学理论观念完全是两回事。这里收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1960年为止的欧美各个流派的文学理论代表作：有新批评派、心理分析学派、神话仪式学派、民族文化派、新人道主义学派、角度学派、“左倾”批评、历史学派、类型批评等流派。这是我初次接触美英文学理论知识，只觉得新奇、特别，不仅与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观点大异其趣，而且感到无论在知识方面还是实践方面，离我国文学现状太远，所以那时未能深入阅读。倒是袁可嘉先生的长篇《后记》，我读过几遍，得知外国文学理论有那么多的“花样”，并初步了解了它们的来龙去脉，长了见识。自然，袁可嘉先生的《后记》里的“批判”痕迹也随处可见，这也是时代使然，不可苛求。这样，我对袁先生有了几分印象。随后不久，文学研究所各个外国文艺组与原属作协的《世界文学》杂志合并，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搬了地方，我则继续留在文学研究所，与外国文学所朋友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文革”结束后，对于被封锁了几十年的现当代外国文学，人们急需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少外国文学研究者全力投入翻译介绍的工作，各种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纷纷出版，读者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随后很快就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上。袁可嘉先生在介绍、评论现代派文学方面，态度平和，胸有成竹，既显示了一种勇敢的进取精神，又表现了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的自信。我的这篇回忆，主要谈谈袁可嘉先生在介绍、研究欧美现代派文学方面的贡献。
  在对待现代派文学问题上所引起的争论大体有三类观点：一类是完全肯定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其中有的人认为现代派文学是当今外国文学发展的高峰，而现实主义文学不过是对现实的僵死的反映，已经完全过时、没落，早为现代派文学所取代，现代派文学意蕴高妙，技巧高超多样，所以比之现实主义文学要高出万万。其实这类观点，都是西方现代派作家创作时发表的一些宣言、理论的回声。现代派中作家的观点，有的是与他们的创作相呼应的，有的则是宣言归宣言，创作归创作，宣言、观点与创作不完全是一回事。爱因斯坦曾经批评说，现代派表现出了一种“势利俗气”，我想这不是针对现代派的作品而言，而主要是针对某些现代派作家心浮气躁、不可一世的毛病而言的。在1978年之后关于现代派文学的介绍中，有的翻译工作者饥不择食，就像盲人摸象，抓住什么就翻译什么，说这就是现代派文学，且随声附和。所以或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或是介绍者似懂非懂，自己倒是被现代派文学作品介绍了。同时也有人出于对我国长期政治文学统治的反感，认为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应该成为我国文学的主流，或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派文学。持第二类观点的人士沿用旧说，他们对于现代西方文学十分隔膜，并未读过多少现代派的作品，只是套用过去的阶级划分的观念说事，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不过是欧美的资产阶级文学，颓废派文学，而颓废派是没落阶级的文学，是与我们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学格格不入的，所以他们继续采取批判、排斥态度。在这方面，苏联学者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简单化的评价在我国影响甚大，他们早就把现代派文学当作资产阶级颓废文学；而且评论者还以个别领导人的艺术趣味的好恶为标准，来批判现代派。50年代末，茅盾先生在其《夜读偶记》里，完全否定了欧美现代派文学。现在看来，茅盾先生的观点无疑十分偏颇。照我们看来，茅盾先生作为一个大作家，有着深厚的理论修养，似乎不应作出这种简单化的评价，但是几十年的“左倾”文艺思潮，影响茅盾先生竟是如此之深。这样，争论一开始就带有相当浓厚的概念化倾向。
  袁可嘉先生关于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论述则持第三类观点。他对欧美国家的现代派文学早有研究，早年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就受过现代派诗风的影响。如前所说，50至60年代他对现代派之前的欧美文艺理论就相当熟悉。从1980年至1985年间，由他主要参与编选的四册、每册各分上下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出版，并冠有他的长篇“引言”。在我看来，袁先生是以八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和他对现代派文学的介绍、研究、评介、鉴别、吸收而介入了这场争论的，这八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虽然只是欧美现代派文学作品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们提供了现代派文学的代表性文本，让读者看到现代派文学的真实面貌，从中就现代派文学获得了一个全景性的、整体性的概念，使我国读者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认识为之一变，使我国在介绍、研究欧美现代派文学方面，走上了卓有成效的道路，进而改变了人们关于西方文学的知识结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袁先生认为，现代派文学是西方现代文学中“富有时代特征、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矛盾和人们心理的一个重要流派”。它虽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但却萌芽于19世纪中叶的唯美主义。唯美主义倾向“反自然、反说教的主张，对形式美和暗示性、音乐性的强调，为后来的象征派诗人开了先声”。象征派主张“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启发微妙的内心世界，打破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者直抒胸臆、白描景物的老方法。这种导向内心和主观世界的倾向和反陈述、重联想和暗示的方法后来就发展成为象征派和整个现代派文学的基本倾向和特征”。之后，唯美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又接受了自然主义的某些病态描写与细节影响，“融合成为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部分因素”；诗人们企图探索内心的“最高真实”，并赋予概念以形式。“他们的作品中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主要却是抒写直觉和幻想；他们既重视艺术想象和艺术形式，也有唯美的形式主义、神秘主义的倾向。”袁先生指出，20世纪20年代，劳资冲突加剧，社会矛盾深化，也是现代派获得重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新的流派，如意识流、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等，“他们的共同倾向是对资本主义的怀疑与否定，对内心世界和无意识领域的开掘，在艺术手法上进行了广泛的实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30年代的复杂政治斗争，使得现代派分化为左中右几派，这使典型的现代派处于相对的停顿时期。袁先生说：“这是现代作家向左转、向外转的时期，与二十年代现代派作家的向右转、向内转很不相同；现代派技巧的影响扩散了，但作为一种倾向却受到了进步文艺界的抵制和批判。这种批判有合理的成分，也有教条主义的极左表现，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袁先生继续说道，30年代后期，“由于苏联清党扩大化以及欧美各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和分裂……革命文学运动出现了深刻的分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现代派文学的新品种逐渐抬起头来，最后在战后的悲观气氛中占领了文学舞台的中心地位。荒诞文学、新小说、垮掉的一代和黑色幽默虽然各有特点，却无不带有存在主义的烙印”。这些流派的作家“反映了当代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类的存在意义的深刻怀疑，对中产阶级传统价值观念的全面否定，也描绘了西方社会的种种现实矛盾，具有很大的认识价值，虽然同时散布了种种错误的思想，常常采用荒诞不经的手法。他们可以看作现代派文学的又一个高潮”。
  我在这里转述了袁先生对现代派文学的主要评价与对它的发展过程的简要的描述，他的这些文字现在看来似乎十分平常，几十年来不少评论现代派文学的著作其实都是这么说的。但是要知道，袁先生的这些观点写于1979年12月，发表于1980年10月，稍后三四年间他还写过类似的文章。那时我国刚刚提出改革开放的口号，文艺界正在开始拨乱反正，外国文学界对19世纪和以前的外国作品大力进行介绍，而对于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现代派的作品，则意见分歧，莫衷一是，争论激烈。袁先生对外国现代派文学的评论，观点鲜明，评价中肯，绝无浮躁习气，也富有历史感。初读袁先生的文章，好些文艺工作者可能并不十分理解，主要是他们那时的思想尚未获得解放，还处在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之下。长期的社会动乱，使得他们已不了解欧美社会现状，也不了解外国人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多维发展，而我国当时只容许存在一种思想，明明变成了谬论，也不许你进行思想评论，脑子完全僵化了，从而也失去了思维的主体性，这是一。二，过去只提倡现实主义文学，因而读惯了中外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各种书写形式，已经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观念。欧美现代派文学是长达半个多世纪里的文化产物，国别不同，派别众多；它们广泛地受到各自时代哲学、社会思潮的影响，确立了新的创新原则，描述与表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普遍的生存状态，他们的艰辛与挣扎，抗争与失望，想望与绝望，与现实主义文学的主题大异其趣。
  就我自己来说，觉得现代派文学标新立异，形式多样，是一种新事物，但由于旧思想的束缚，阅读它们，一时总觉得不很适应，感受上觉得怪怪的，在感情上有一定距离。而从理性方面讲，我很同意袁先生对现代派文学的分析与评价，反对那种盲目颂扬与简单否定的态度，所以我大体上是附和袁先生的观点的。我对现代派文学所持态度的根本变化，则是在80年代初经历了一场自我批判之后发生的，是重新认识了自我和在精神上获得了重生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在开始评论现代主义文艺思想时极力采取历史的分析、审美的评价的态度，但还是不自觉地偏向现实主义一边。而后当我再次阅读那些现代派文学的代表作，特别是80年代初一次学术出差到巴黎，专门观看了一些荒诞派的戏剧之后，看到它们以非理性的手段极其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扭曲与所受到的摧残，使我体会到了欧美现代派文学更为深刻的震撼力量。我后来写道，那些优秀的欧美现代派作品，倾情于人的生存的艰辛与伤痛的开掘，有如一首首悲怆交响曲，令人回味无穷！一次在钱锺书先生家里，谈起西方文学，又回顾曾经经历过的生活时，我说，我们都是穿越了卡夫卡的“城堡”与“审判”过来的，活得不容易啊！他听后和我相视一笑，他说他不太喜欢萨特，而喜欢卡夫卡，卡夫卡可以深入研究。当然，这只是先生个人的艺术趣味的表达。
  袁先生考察了欧美社会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变动，各种社会、哲学思潮的流变与影响，同时吸取了欧美学者研究的成果，介绍与描述了现代派文学所描绘的特有的“世界图景”。他说：“现代派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在四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这四种关系的全面异化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腐蚀作用所造成的，它们是在巨大压力下被扭曲的。现代派文学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也正在于此。”袁先生对人的四种关系和它们的异化的描述与概括是十分深刻的，其中在“文革”之后明确提出“异化”的概念当属首次，它们增加了我们对于社会的人的复杂关系的认识。过去研究作品的人物，主要用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作为指导，主要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社会关系又往往是指阶级关系。由于把一切社会关系简单化了，所以理论往往难以去说明人性的复杂性。其实，人的关系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更不只是阶级关系，还有诸如伦理道德关系、亲情关系，甚至宗教关系等等。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有时可以是社会关系，有时就不一定是社会关系。文学对于人的关系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比如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涉及个人与社会，即使有的作品重点在于描写人与人的关系，但也往往倾向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当才华出众、魄力强大的个性受到社会势力、权力的压抑，他最后只好走向自然，去自然寻找慰藉，而形成对社会的抗议，如浪漫主义文学。或是人的个性受到另一类人思想、权力的摧残，使其变为非人，借此来控诉、批判社会，如现实主义文学。如果以这些标准来研究现代派文学，就不易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来。
  袁先生指出，就创作的整体来说，现代派作家主要在四个方面描写了人的关系。在我看来，这确实充实了文学的内涵。现代派作家借助于现代心理学、哲学思潮，而深入人的内心，像女作家如伍尔夫提出了描写的“向内转”，转向意识的变幻，直觉与无意识，在总体上确是如此。在人与个人方面，现代派作家分解自我，强调直觉、无意识与本能，显示自我意识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同时“对自我的稳定性、可靠性和意义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他们的人物不断“寻找自我”，并在自我的三棵树中迷失，以致无法确认自我，最终连自我的身份也丧失不见了。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过去文学常常描写他们的对立，权力、专制与压迫。但现代派作家提出人与人不可沟通，天然敌对，冷漠与残酷，皆为人性使然，甚至发展到亲人之间也剩下阴险与狠毒，把人与人的对立关系普遍地人性化，就走向了极端的片面与谬误。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现代派作家不仅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不义与压迫，同时他们又批判、否定一切传统观念，一切社会组织形式，而显示了强烈的反社会倾向。在人与自然方面，原有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已经不见，自然被当成丑与恶，它们不过是人的意识的外化，所以认为艺术家的首要任务“是向自然抗议”；随后是物代替了人，排挤了人，有强烈抗议的一面，也有贬抑、丑化人与自然的一面。袁先生所介绍、概括的这四种关系，对于我们认识人的本身的复杂性很有帮助，对于我们分析文学作品特别是现代派文学作品同样很有帮助。
  袁先生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艺术特征的研究，是深入细致的，有说服力的。他将现代派的艺术方法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指出现代派奉行“心理现实主义”，通过梦幻和无意识，人的本能意识，表现人的内心、主观性与内向性，即人的心理真实，形成“向内转”倾向，指出“重主观表现、重艺术想象、重形式创新”等观点，成为现代派艺术方法的主要特征。它们具体表现为“思想的知觉化”，即把思想还原为知觉，广泛使用“自由联想”，这自然会影响到作品的“语言形式、叙述方法、结构安排、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和作品寓意”，因此常常看到现代派作品的“故事情节的似有若无，人物形象的扑朔迷离以及作品意义的抽象性、象征性”。广泛使用内心独白、多层次结构、现实与幻想的结合等，成为通常的表现形式。袁先生更将现代派的艺术方法与现代哲学思潮联系起来，特别是现代心理哲学、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等，它们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说：“总是先有非理性的社会生活和思潮，才会有非理性的艺术方法和表现；总是先有非人化的社会现象，才会产生非人化的艺术形象。”我在上面指出，袁先生的上述观点提出于1979年，那时在我国文学理论界讨论人的阶级性、社会性、人性等问题，还刚刚起步，异化问题还未被提出，直到1982年后才明白一些，但是不久之后，这场讨论又被人为地停止了。
  80年代初，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我国文学界出现了新一轮（较之新中国成立前）的现代派作品的创作。出现这类作品，一方面是对社会巨大的灾难、变动的生活强烈反思使然，另一方面，《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和不断翻译过来的现代派作品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看到，中国式的意识流、内心独白、荒诞、情节飘忽、故事淡化、叙事变化的作品在不断涌现，从而开创了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新气象。不少青年学者在评论中外现代派文学中，也无疑在袁先生的文章里汲取了教益。
  1985年，袁先生出版了《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该书的前半部分是他1979年至1983年间而且主要是1979年写就的多篇有关现代派文学论述的结集。1993年又出版了《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这是袁先生探讨欧美现代派文学的一部系统性的论著，更见其研究的功力。90年代初，我和袁先生建立了良好的同事关系，相互赠送各自的著作，在一些会议中交流思想。1994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成立，我们邀请一些著名学者当学会的学术顾问，其中有季羡林、钟敬文、蒋孔阳先生，还有袁可嘉先生。袁先生后来幽默地说，几十年里，他从未当过什么“官”，连个小组长都不是，这次当了个顾问，可是个“大官”了！
  自然科学理论与人文科学理论都是有准绳可以遵循的，前者通过量化统计、科学实验的绝对性而获得，后者则在历史比较、相互阐述、实践体验的相对性中显现，在历史的长远时间中得到逐渐确认。距袁先生有关欧美现代派文学的最早论述的提出，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是这些观点今天读来仍然新鲜，具有理论的感染力，使人感到它们体现了理论的深刻性与先锋性。
  袁先生的那些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有关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论述和他所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无疑启迪了我国新时期文学的转型与理论的更新。
  注：本文所引袁可嘉先生的论点，均见于他的“引言”一文，载《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2014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