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很难确切地想起与袁可嘉先生相识的具体时间与地点，只大约记得那是文学劫后复苏的80年代初期。
  那个时候，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做文学编辑工作，常打交道的单位和作者，就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学者。那个时期，整个文学领域正由批判和清算“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及其流毒，逐步向一些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讨与论争转折，并促动着新的创作取向与文学思潮的不断涌动。当代文学的创作，以“伤痕文学”小说为先导，带动散文、诗歌与戏剧创作的蓬勃发展；理论批评方面，以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为中心，拓展到文学的现实主义、人性人道主义的探讨与争论。由于国内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在承继中需要借鉴的现实急需，也由于文化领域逐步开放和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成效的切实显现，外国的文学、文化以及哲学、人文科学的著述、思潮与观点等，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翻译、介绍与研究的热潮。外文人才济济、各路专家云集的外文所，这个时候自然成为学界关注的中心，也成为国内出版机构踏访与组稿的主要对象。
  我那时在社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辑的稿子，大多是外国文学方面的。我担任责编的第一部书稿，是《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后来又编《外国名作家传》等。这些书稿都是外文所研究人员多年来的集体编著成果，参加译稿、撰稿的译者与作者，各个研究室的都有。因为编辑工作的需要，我也常跑当时位于老社科院后楼的外文所，跟许多研究人员渐渐熟络起来。袁可嘉先生，应该就是在那一时期认识的。
  与袁可嘉先生熟识之后，自然就关注起他的研究成果。他当时引起我的注意与兴味的，主要是他有关现代派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当时，他和董衡巽、郑克鲁编选的四册八卷《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从1980年陆续推出之后，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因是系统译介现代派作品的选本，又出自权威的专家之手，还是当时唯一的此类作品长编，无论是从事文学创作的，还是从事理论批评的，这一套书都必读、必备。在多卷本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袁可嘉先生除去翻译了不少现代派诗人的诗作之外，还为选本撰写了“引言”，从宏观层面对现代派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它的思想特征与艺术特征，其形成的社会背景、思想根源、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及我们应予采取的态度等，作了概要的阐述与精到的论评。在我看来，这篇提纲挈领式的“引言”，就是一篇如何阅读和解读现代派文学的精彩“导读”，而这样的视野宏阔、见解深湛的“引言”，也只有如袁可嘉先生这样兼有诗人、翻译家和学者的多重身份与多种素养的人，才有可能写得出来，写得这样精彩。
  到80年代中期，有关现代派文学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界逐渐引起反响。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的文章，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都先后引起有关现代派的热烈讨论与争论。到1985年前后，因文学中小说、诗歌与戏剧等新的创作都借鉴了现代派手法呈现出一定的现代主义倾向，在理论批评界引起的争论更为激烈。这些争论虽然都由当时的文学创作而引发，但更深的原因和更大的背景，还是外国现代派文学不断影响造成的回响。怎样正确认识和客观看待现代派文学，仍是需要加以重视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向袁可嘉先生建议，把他有关评介现代派文学的文字结集出版，以为人们提供来自资深研究者的意见。袁可嘉先生认同我的建议，但在翻检和整理文稿时发现，他有关现代派的评述文章，包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引言》在内，不足十万字，出一本书稍显单薄，另有一些是谈论英美诗人与诗歌的文章，但两个方面的内容编在一起，如何选取书名，又是一个难题。经过反复斟酌和商量，我提出就用“现代派论·英美诗论”做书名，这样既标示出书的两重内容，看起来也较为清晰和响亮。先生欣然同意。于是，这本《现代派论·英美诗论》，就于1985年正式出版。当时，有关外国文学学者专论现代派的著述并不多见，而作为研究现代派的代表性人物的袁可嘉先生的这本书甫一面世，便受到学界和读者的广泛欢迎。我印象中，从1985年到1987年，三年先后印过三次，印数应在五万册左右。这在当时的学术类著作中，算是中上等的畅销图书了。
  后来，我所在的社科出版社文学室，又与袁可嘉先生有过一次合作。那是当时的外文所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部，委托袁可嘉先生编选一套专门选收国外研究现代派重要论文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专辑。袁可嘉先生领衔，张英伦、叶廷芳、陈光孚等参与，于1987年完成五辑六十多万字的专辑编选。此书分上下两册，在1989年正式出版。当时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有几十种之多，但《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属于关注度更高、销售量较好的为数不多的几种之一。
  在跟袁可嘉先生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事多是去他位于建国门外永安里南里的家里。袁先生住在一层，屋里靠墙都是书柜，到处是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书桌旁边有一个类似医院护士常用的手推车那种带轱辘的小橱柜，装的满是外文原版书，或正在翻译的原作与译稿。跟他说着说着，他会拉过手推车来，拿起一本书或一叠文稿，兴致勃勃地介绍相关情况。那个时候，袁可嘉先生身体不是太好，但译书、著书、编书，他从不间断，毫不懈怠。每次去找他，他都在伏案工作。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个时候只顾工作，没有太顾别的，像收集文稿、编辑书稿等事情，常有时间限定，给袁先生说个时间下限，他总会按时完成。
  袁可嘉先生的一生，是充实的；他的文学活动，也充满了创造性。他的前半生，更为突出的是作为“九叶派”诗人的诗歌创作；他的后半生，更为彰显的是作为诗歌翻译家的英美诗歌译介，作为现代派研究专家的现代派文学译介。就我接触到的有关袁先生的现代派文学译介这一部分来看，我以为尚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应该给予高度的估量。
  中国当代文学在整个80年代，既完成了对极左文艺思潮的清算，恢复了被中断的文学传统，又实现了自身的多元发展以及与世界文学的对接，人们通常把这看作是中国当代作家与理论批评家的突破、超越与贡献，常常忽略了如袁可嘉先生这样的以译介外国文学思潮与流派的方式，介入文学的演变与发展进程之中，并发挥了独特作用的外国文学学者。这是极其不客观、不公正的。实际上，他们的工作既无可替代，又不可或缺，正是由于有袁可嘉先生这样的既有造诣又有担当的学者译介和阐述现代派文学，才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有力的推动，并使中国当代文学日渐有了丰富的参照、汲取的对象，乃至以比较的眼光、世界的视野，在知己知彼的环境与广采博纳的氛围下，不断地吐故纳新，清醒地与时俱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记住并感谢袁可嘉先生，他以自己有声有色的译介工作，间接地促动了当代文学的演变，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心力，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深深地感谢他，永远铭记他！
  2014年4月20日于北京朝内